超级军网毛时代人的言论自由比资本主义言论自由真实[转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16: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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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在香港的观察，我认为毛泽东时代人民的言论自由比资本主义社会的言论自由真实100倍
几天前看到一篇文章谈到“文革”时期的禁忌，其中属于语言方面的禁忌很多，例如作者甚至说“‘和平’一词在当时也是禁忌”，其实我想，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包括言论秩序是社会每个成员的义务，就和在街头吐痰不文明一样，你在香港街头吐痰，现在要罚款1500港币，而人生来就是要吐痰的，你能说香港警察侵犯了人的神圣不可剥夺的吐痰权吗？关键是场合，你在公共场合的行为，包括言论，直接威胁到社会公共秩序，自己当然要负责。
换句话说，即使如右派所说当时被整，这至少说明一点，社会把你当人看，当然是当敌人看，但是社会依然认为你是人，因此你的言论能够被传播出去影响社会，进一步威胁社会秩序，因此需要管制你，管制的是你作为“人”的言论内容，但是香港不是这样。
我去年去香港工作过一段时间，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以前看香港电视里的内容很大一部分是在撒谎，比如香港很多工人住的铁皮屋，很多人和别人合租床位，居住十分拥挤才导致今年春天SARS大流行，这是港英政府配合地产商的杰作，但是这些哪怕你成天看香港电视，你绝对看不出香港很多人的生活环境如此糟糕，而他们还不是失业者，在香港的天桥、隧道里，乞丐也不比深圳少到哪里去，有些人谈起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流民眉飞色舞，其实当时少数农民由于碰上歉收年份而出来乞讨是临时性的，到了生产季节他们还会回到原来生产队，而香港的乞丐不是，如果不是哪天中彩票大奖，他们几乎注定终生都是乞丐。而这种现象不是哪个年份里才有的，是香港开埠以来与香港繁荣并步的“繁荣”。
是香港低层人民不能说话吗？不是，他们甚至可以张嘴说任何话，但是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把这些人当人，也不把他们说的话当人话，社会已经彻底遗忘他们，把他们当作牲畜看待了，而牲畜的语言只有动物学家懂，在知识分子认为言论充分自由的香港，你每天可以在媒体上看到大量两辆私家车对面檫破车皮的鸡毛蒜皮的新闻，却未必有贫民窟里的自杀、饿死人的新闻，社会早就遗忘他们，偶尔有记者去关心一下甚至旅游式的体验一下，可是低层人民自己却不能在媒体上呼吁，他们的声音社会也根本没有人听，他们也不看报纸，不关心政治，事实上也不懂政治，包括选举，象大陆这样穷家庭也看新闻联播的现象更是不可能。
资本主义社会的奇妙之处在于，它时时刻刻制造出财富的同时，也时时刻刻不停地制造出大量原来属于“人”的牲畜，甚至比牲畜还不如，宠物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比穷人高得多，社会是原则上不限制任何人的任何言论，但是问题在于这个社会并不是把所有人都当作“人”，相当部分成员被另一部分成员当作牲畜，牲畜的话人类世界是不应该去关心的，他们叫竞争的失败者，是从人类中剥离的不可回收的垃圾，因此，社会根本不用限制低层人民的言论，因为媒体都在大小资产阶级的控制下，游戏规则完全由大小资产阶级制订，穷人的话根本不用担心流传出去影响社会，因为根本不可能，他们更加没有参与制订游戏规则的权利，这样，不用象社会主义社会那样关心人的发言内容，直接把有可能威胁社会秩序的人作为人类的资格剥夺掉，省事多了——可笑的是，这个社会同时也把少数人制造为上帝。
社会主义社会是把人当作人，不是上帝，但也不是牲畜，所以人都有参与社会的权利，但也要遵守社会的秩序，包括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秩序，否则你也只会变成敌人，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一部分人是上帝——甚至比上帝还高级，上帝的话还经常被教徒遗忘，而资产阶级的任何旨意政府从来不敢有差池，另一部分人则被资本主义社会当作牲畜——比牲畜不如，宠物在资本主义社会被虐待很快会招惹动物协会人士的爱心起诉，而低层人民的生活处境社会早就不闻不问了，大家都知道这是几百年来的常态，是纯粹自然现象，穷人的话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人听。
事实上，即使在知识分子诅咒的时代，中国不是还有时紧时松的意识形态气氛吗？不是还有60年代初的右派基本摘帽吗？这说明毛泽东确实是把右派当作人——敌人，人的一种——来看待、来关心的，而一些控诉在文革时期怎样进牛棚的知识分子后来被人揭露在牛棚的日子里月薪200多！换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根本不认为他们需要关注和理解。因此，我认为毛泽东时代人民的言论自由是真真实实的，是对所有人都有的，不论你是同志、朋友还是敌人，你至少有作为人的一种的言论自由，敌人有敌人的言论范围，但是你的言论肯定会被当作人的言论看待而不是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根本不认为是社会同类的语言这是肯定的。
说到毛泽东时代发动人民关心政治，例如农村家家户户通广播，生产队有事——即使批斗人——也要求社员参加，这些被知识分子诅咒为“个人崇拜”的事物，我看没什么不对的，我近些年接触过很多农民，一个奇怪之处在于，他们对政治的了解还是文革中毛泽东讲给他们的那些，无论是言语还是思维方式，都是文革时期，改革时代的思想他们根本不关心，而一些年轻农民则完全不懂政治，我不能不奇怪，后来明白了，只有在毛泽东时代，他们才有关心政治的权利，有参与思考、讨论社会游戏规则的权利，而近些年，政治已经逐渐远离中国民众，成为精英们的专利！因此，我不能不为毛泽东唤醒人民关心自己的发言权、关心谁来制订游戏规则这一社会最根本的问题的伟大努力而敬佩不已特别提示： 本帖只代表 国际战士 的个人观点，不代表人民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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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在香港的观察，我认为毛泽东时代人民的言论自由比资本主义社会的言论自由真实100倍
几天前看到一篇文章谈到“文革”时期的禁忌，其中属于语言方面的禁忌很多，例如作者甚至说“‘和平’一词在当时也是禁忌”，其实我想，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包括言论秩序是社会每个成员的义务，就和在街头吐痰不文明一样，你在香港街头吐痰，现在要罚款1500港币，而人生来就是要吐痰的，你能说香港警察侵犯了人的神圣不可剥夺的吐痰权吗？关键是场合，你在公共场合的行为，包括言论，直接威胁到社会公共秩序，自己当然要负责。
换句话说，即使如右派所说当时被整，这至少说明一点，社会把你当人看，当然是当敌人看，但是社会依然认为你是人，因此你的言论能够被传播出去影响社会，进一步威胁社会秩序，因此需要管制你，管制的是你作为“人”的言论内容，但是香港不是这样。
我去年去香港工作过一段时间，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以前看香港电视里的内容很大一部分是在撒谎，比如香港很多工人住的铁皮屋，很多人和别人合租床位，居住十分拥挤才导致今年春天SARS大流行，这是港英政府配合地产商的杰作，但是这些哪怕你成天看香港电视，你绝对看不出香港很多人的生活环境如此糟糕，而他们还不是失业者，在香港的天桥、隧道里，乞丐也不比深圳少到哪里去，有些人谈起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流民眉飞色舞，其实当时少数农民由于碰上歉收年份而出来乞讨是临时性的，到了生产季节他们还会回到原来生产队，而香港的乞丐不是，如果不是哪天中彩票大奖，他们几乎注定终生都是乞丐。而这种现象不是哪个年份里才有的，是香港开埠以来与香港繁荣并步的“繁荣”。
是香港低层人民不能说话吗？不是，他们甚至可以张嘴说任何话，但是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把这些人当人，也不把他们说的话当人话，社会已经彻底遗忘他们，把他们当作牲畜看待了，而牲畜的语言只有动物学家懂，在知识分子认为言论充分自由的香港，你每天可以在媒体上看到大量两辆私家车对面檫破车皮的鸡毛蒜皮的新闻，却未必有贫民窟里的自杀、饿死人的新闻，社会早就遗忘他们，偶尔有记者去关心一下甚至旅游式的体验一下，可是低层人民自己却不能在媒体上呼吁，他们的声音社会也根本没有人听，他们也不看报纸，不关心政治，事实上也不懂政治，包括选举，象大陆这样穷家庭也看新闻联播的现象更是不可能。
资本主义社会的奇妙之处在于，它时时刻刻制造出财富的同时，也时时刻刻不停地制造出大量原来属于“人”的牲畜，甚至比牲畜还不如，宠物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比穷人高得多，社会是原则上不限制任何人的任何言论，但是问题在于这个社会并不是把所有人都当作“人”，相当部分成员被另一部分成员当作牲畜，牲畜的话人类世界是不应该去关心的，他们叫竞争的失败者，是从人类中剥离的不可回收的垃圾，因此，社会根本不用限制低层人民的言论，因为媒体都在大小资产阶级的控制下，游戏规则完全由大小资产阶级制订，穷人的话根本不用担心流传出去影响社会，因为根本不可能，他们更加没有参与制订游戏规则的权利，这样，不用象社会主义社会那样关心人的发言内容，直接把有可能威胁社会秩序的人作为人类的资格剥夺掉，省事多了——可笑的是，这个社会同时也把少数人制造为上帝。
社会主义社会是把人当作人，不是上帝，但也不是牲畜，所以人都有参与社会的权利，但也要遵守社会的秩序，包括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秩序，否则你也只会变成敌人，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一部分人是上帝——甚至比上帝还高级，上帝的话还经常被教徒遗忘，而资产阶级的任何旨意政府从来不敢有差池，另一部分人则被资本主义社会当作牲畜——比牲畜不如，宠物在资本主义社会被虐待很快会招惹动物协会人士的爱心起诉，而低层人民的生活处境社会早就不闻不问了，大家都知道这是几百年来的常态，是纯粹自然现象，穷人的话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人听。
事实上，即使在知识分子诅咒的时代，中国不是还有时紧时松的意识形态气氛吗？不是还有60年代初的右派基本摘帽吗？这说明毛泽东确实是把右派当作人——敌人，人的一种——来看待、来关心的，而一些控诉在文革时期怎样进牛棚的知识分子后来被人揭露在牛棚的日子里月薪200多！换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根本不认为他们需要关注和理解。因此，我认为毛泽东时代人民的言论自由是真真实实的，是对所有人都有的，不论你是同志、朋友还是敌人，你至少有作为人的一种的言论自由，敌人有敌人的言论范围，但是你的言论肯定会被当作人的言论看待而不是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根本不认为是社会同类的语言这是肯定的。
说到毛泽东时代发动人民关心政治，例如农村家家户户通广播，生产队有事——即使批斗人——也要求社员参加，这些被知识分子诅咒为“个人崇拜”的事物，我看没什么不对的，我近些年接触过很多农民，一个奇怪之处在于，他们对政治的了解还是文革中毛泽东讲给他们的那些，无论是言语还是思维方式，都是文革时期，改革时代的思想他们根本不关心，而一些年轻农民则完全不懂政治，我不能不奇怪，后来明白了，只有在毛泽东时代，他们才有关心政治的权利，有参与思考、讨论社会游戏规则的权利，而近些年，政治已经逐渐远离中国民众，成为精英们的专利！因此，我不能不为毛泽东唤醒人民关心自己的发言权、关心谁来制订游戏规则这一社会最根本的问题的伟大努力而敬佩不已
如将本文用于其他媒体出版, 请与作者本人或 强国社区 联系。
根据我在香港的观察，我认为毛泽东时代人民的言论自由比资本主义社会的言论自由真实100倍
几天前看到一篇文章谈到“文革”时期的禁忌，其中属于语言方面的禁忌很多，例如作者甚至说“‘和平’一词在当时也是禁忌”，其实我想，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包括言论秩序是社会每个成员的义务，就和在街头吐痰不文明一样，你在香港街头吐痰，现在要罚款1500港币，而人生来就是要吐痰的，你能说香港警察侵犯了人的神圣不可剥夺的吐痰权吗？关键是场合，你在公共场合的行为，包括言论，直接威胁到社会公共秩序，自己当然要负责。
换句话说，即使如右派所说当时被整，这至少说明一点，社会把你当人看，当然是当敌人看，但是社会依然认为你是人，因此你的言论能够被传播出去影响社会，进一步威胁社会秩序，因此需要管制你，管制的是你作为“人”的言论内容，但是香港不是这样。
我去年去香港工作过一段时间，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以前看香港电视里的内容很大一部分是在撒谎，比如香港很多工人住的铁皮屋，很多人和别人合租床位，居住十分拥挤才导致今年春天SARS大流行，这是港英政府配合地产商的杰作，但是这些哪怕你成天看香港电视，你绝对看不出香港很多人的生活环境如此糟糕，而他们还不是失业者，在香港的天桥、隧道里，乞丐也不比深圳少到哪里去，有些人谈起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流民眉飞色舞，其实当时少数农民由于碰上歉收年份而出来乞讨是临时性的，到了生产季节他们还会回到原来生产队，而香港的乞丐不是，如果不是哪天中彩票大奖，他们几乎注定终生都是乞丐。而这种现象不是哪个年份里才有的，是香港开埠以来与香港繁荣并步的“繁荣”。
是香港低层人民不能说话吗？不是，他们甚至可以张嘴说任何话，但是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把这些人当人，也不把他们说的话当人话，社会已经彻底遗忘他们，把他们当作牲畜看待了，而牲畜的语言只有动物学家懂，在知识分子认为言论充分自由的香港，你每天可以在媒体上看到大量两辆私家车对面檫破车皮的鸡毛蒜皮的新闻，却未必有贫民窟里的自杀、饿死人的新闻，社会早就遗忘他们，偶尔有记者去关心一下甚至旅游式的体验一下，可是低层人民自己却不能在媒体上呼吁，他们的声音社会也根本没有人听，他们也不看报纸，不关心政治，事实上也不懂政治，包括选举，象大陆这样穷家庭也看新闻联播的现象更是不可能。
资本主义社会的奇妙之处在于，它时时刻刻制造出财富的同时，也时时刻刻不停地制造出大量原来属于“人”的牲畜，甚至比牲畜还不如，宠物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比穷人高得多，社会是原则上不限制任何人的任何言论，但是问题在于这个社会并不是把所有人都当作“人”，相当部分成员被另一部分成员当作牲畜，牲畜的话人类世界是不应该去关心的，他们叫竞争的失败者，是从人类中剥离的不可回收的垃圾，因此，社会根本不用限制低层人民的言论，因为媒体都在大小资产阶级的控制下，游戏规则完全由大小资产阶级制订，穷人的话根本不用担心流传出去影响社会，因为根本不可能，他们更加没有参与制订游戏规则的权利，这样，不用象社会主义社会那样关心人的发言内容，直接把有可能威胁社会秩序的人作为人类的资格剥夺掉，省事多了——可笑的是，这个社会同时也把少数人制造为上帝。
社会主义社会是把人当作人，不是上帝，但也不是牲畜，所以人都有参与社会的权利，但也要遵守社会的秩序，包括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秩序，否则你也只会变成敌人，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一部分人是上帝——甚至比上帝还高级，上帝的话还经常被教徒遗忘，而资产阶级的任何旨意政府从来不敢有差池，另一部分人则被资本主义社会当作牲畜——比牲畜不如，宠物在资本主义社会被虐待很快会招惹动物协会人士的爱心起诉，而低层人民的生活处境社会早就不闻不问了，大家都知道这是几百年来的常态，是纯粹自然现象，穷人的话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人听。
事实上，即使在知识分子诅咒的时代，中国不是还有时紧时松的意识形态气氛吗？不是还有60年代初的右派基本摘帽吗？这说明毛泽东确实是把右派当作人——敌人，人的一种——来看待、来关心的，而一些控诉在文革时期怎样进牛棚的知识分子后来被人揭露在牛棚的日子里月薪200多！换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根本不认为他们需要关注和理解。因此，我认为毛泽东时代人民的言论自由是真真实实的，是对所有人都有的，不论你是同志、朋友还是敌人，你至少有作为人的一种的言论自由，敌人有敌人的言论范围，但是你的言论肯定会被当作人的言论看待而不是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根本不认为是社会同类的语言这是肯定的。
说到毛泽东时代发动人民关心政治，例如农村家家户户通广播，生产队有事——即使批斗人——也要求社员参加，这些被知识分子诅咒为“个人崇拜”的事物，我看没什么不对的，我近些年接触过很多农民，一个奇怪之处在于，他们对政治的了解还是文革中毛泽东讲给他们的那些，无论是言语还是思维方式，都是文革时期，改革时代的思想他们根本不关心，而一些年轻农民则完全不懂政治，我不能不奇怪，后来明白了，只有在毛泽东时代，他们才有关心政治的权利，有参与思考、讨论社会游戏规则的权利，而近些年，政治已经逐渐远离中国民众，成为精英们的专利！因此，我不能不为毛泽东唤醒人民关心自己的发言权、关心谁来制订游戏规则这一社会最根本的问题的伟大努力而敬佩不已特别提示： 本帖只代表 国际战士 的个人观点，不代表人民网观点。
如将本文用于其他媒体出版, 请与作者本人或 强国社区 联系。
根据我在香港的观察，我认为毛泽东时代人民的言论自由比资本主义社会的言论自由真实100倍
几天前看到一篇文章谈到“文革”时期的禁忌，其中属于语言方面的禁忌很多，例如作者甚至说“‘和平’一词在当时也是禁忌”，其实我想，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包括言论秩序是社会每个成员的义务，就和在街头吐痰不文明一样，你在香港街头吐痰，现在要罚款1500港币，而人生来就是要吐痰的，你能说香港警察侵犯了人的神圣不可剥夺的吐痰权吗？关键是场合，你在公共场合的行为，包括言论，直接威胁到社会公共秩序，自己当然要负责。
换句话说，即使如右派所说当时被整，这至少说明一点，社会把你当人看，当然是当敌人看，但是社会依然认为你是人，因此你的言论能够被传播出去影响社会，进一步威胁社会秩序，因此需要管制你，管制的是你作为“人”的言论内容，但是香港不是这样。
我去年去香港工作过一段时间，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以前看香港电视里的内容很大一部分是在撒谎，比如香港很多工人住的铁皮屋，很多人和别人合租床位，居住十分拥挤才导致今年春天SARS大流行，这是港英政府配合地产商的杰作，但是这些哪怕你成天看香港电视，你绝对看不出香港很多人的生活环境如此糟糕，而他们还不是失业者，在香港的天桥、隧道里，乞丐也不比深圳少到哪里去，有些人谈起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流民眉飞色舞，其实当时少数农民由于碰上歉收年份而出来乞讨是临时性的，到了生产季节他们还会回到原来生产队，而香港的乞丐不是，如果不是哪天中彩票大奖，他们几乎注定终生都是乞丐。而这种现象不是哪个年份里才有的，是香港开埠以来与香港繁荣并步的“繁荣”。
是香港低层人民不能说话吗？不是，他们甚至可以张嘴说任何话，但是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把这些人当人，也不把他们说的话当人话，社会已经彻底遗忘他们，把他们当作牲畜看待了，而牲畜的语言只有动物学家懂，在知识分子认为言论充分自由的香港，你每天可以在媒体上看到大量两辆私家车对面檫破车皮的鸡毛蒜皮的新闻，却未必有贫民窟里的自杀、饿死人的新闻，社会早就遗忘他们，偶尔有记者去关心一下甚至旅游式的体验一下，可是低层人民自己却不能在媒体上呼吁，他们的声音社会也根本没有人听，他们也不看报纸，不关心政治，事实上也不懂政治，包括选举，象大陆这样穷家庭也看新闻联播的现象更是不可能。
资本主义社会的奇妙之处在于，它时时刻刻制造出财富的同时，也时时刻刻不停地制造出大量原来属于“人”的牲畜，甚至比牲畜还不如，宠物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比穷人高得多，社会是原则上不限制任何人的任何言论，但是问题在于这个社会并不是把所有人都当作“人”，相当部分成员被另一部分成员当作牲畜，牲畜的话人类世界是不应该去关心的，他们叫竞争的失败者，是从人类中剥离的不可回收的垃圾，因此，社会根本不用限制低层人民的言论，因为媒体都在大小资产阶级的控制下，游戏规则完全由大小资产阶级制订，穷人的话根本不用担心流传出去影响社会，因为根本不可能，他们更加没有参与制订游戏规则的权利，这样，不用象社会主义社会那样关心人的发言内容，直接把有可能威胁社会秩序的人作为人类的资格剥夺掉，省事多了——可笑的是，这个社会同时也把少数人制造为上帝。
社会主义社会是把人当作人，不是上帝，但也不是牲畜，所以人都有参与社会的权利，但也要遵守社会的秩序，包括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秩序，否则你也只会变成敌人，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一部分人是上帝——甚至比上帝还高级，上帝的话还经常被教徒遗忘，而资产阶级的任何旨意政府从来不敢有差池，另一部分人则被资本主义社会当作牲畜——比牲畜不如，宠物在资本主义社会被虐待很快会招惹动物协会人士的爱心起诉，而低层人民的生活处境社会早就不闻不问了，大家都知道这是几百年来的常态，是纯粹自然现象，穷人的话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人听。
事实上，即使在知识分子诅咒的时代，中国不是还有时紧时松的意识形态气氛吗？不是还有60年代初的右派基本摘帽吗？这说明毛泽东确实是把右派当作人——敌人，人的一种——来看待、来关心的，而一些控诉在文革时期怎样进牛棚的知识分子后来被人揭露在牛棚的日子里月薪200多！换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根本不认为他们需要关注和理解。因此，我认为毛泽东时代人民的言论自由是真真实实的，是对所有人都有的，不论你是同志、朋友还是敌人，你至少有作为人的一种的言论自由，敌人有敌人的言论范围，但是你的言论肯定会被当作人的言论看待而不是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根本不认为是社会同类的语言这是肯定的。
说到毛泽东时代发动人民关心政治，例如农村家家户户通广播，生产队有事——即使批斗人——也要求社员参加，这些被知识分子诅咒为“个人崇拜”的事物，我看没什么不对的，我近些年接触过很多农民，一个奇怪之处在于，他们对政治的了解还是文革中毛泽东讲给他们的那些，无论是言语还是思维方式，都是文革时期，改革时代的思想他们根本不关心，而一些年轻农民则完全不懂政治，我不能不奇怪，后来明白了，只有在毛泽东时代，他们才有关心政治的权利，有参与思考、讨论社会游戏规则的权利，而近些年，政治已经逐渐远离中国民众，成为精英们的专利！因此，我不能不为毛泽东唤醒人民关心自己的发言权、关心谁来制订游戏规则这一社会最根本的问题的伟大努力而敬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