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纠纷与东亚格局的变化——从黎塞留外交的角度

1.黎塞留外交——现代外交的起点


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uc de Richelieu, 1585-1642）, 枢机主教，法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首相（1624-1642）。黎塞留被后人称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具谋略、也最无情的政治家。在总结其一生的政治活动的著作《政治遗嘱》中，黎塞留宣告：“我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国王崇高”，就是削平贵族，加强专制王权。“我的第二个目的是使王国荣耀”，就是提高法国在欧洲各国中的地位。这集中地反映了黎塞留的外交思想。

首先，国家利益至上的思想。“国家利益”（raison d’etat），过去翻译成“公益”的概念和思想的出现，是与欧洲民族国家体制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和法国的布丹等人已经涉及到了国家利益问题，但是他们并未明确提出国家利益的概念。严格说来，黎塞留应是较早提出国家利益概念并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国家”高于一切，国家是一种价值，为了它，一切手段都是好的。这一点在震动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期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作为天主教徒和罗马教皇加封的红衣主教，黎塞留抛弃了前人的宗教意识形态隔阂，把“法兰西王国宰相”这一身份放在了第一位。他是作为法国利益的代表人，而不是天主教徒利益的代表人，参与三十年战争。为了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称霸欧洲的野心，他支持北德意志天主教诸侯，瑞典人，丹麦人，成功的破坏了德意志的统一，将德国摧毁成了一片废墟。当德国真正实现统一的时候，国际格局已经极为不利于这个新兴的国家了。黎塞留外交的直接也是最重要的成果便是《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它削弱了哈布斯堡王朝，确立了法国在欧洲的优势地位，葬送了神圣罗马帝国。同时，该和约还确定了欧洲各国的国界，标志着欧洲民族国家体制的正式形成。可以说，正是黎塞留在国际舞台上的表演，使得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正式走入了现实。

其次，追求法国天然疆界的思想。在《政治遗书》中，黎塞留则明确表示：“我秉政之目的在于：为高卢收回大自然为它指定的疆界，为高卢人找回高卢人国王，将法国置于高卢的位置上，在原属古代高卢的一切地方建立新的高卢。” 实际上，这也是现代国际地缘政治学所研究的重要内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历史疆界的存在。由于民族，语言，文化，地理地貌，经济体系等原因，国家的统一和疆界的拓展总是存在一定的界限。如同中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那样，黄河，长江水系，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约束了农业民族的生存空间，但是工业体系和现代国家政治建立后的中国，其活动空间的拓展是必然的。亚丁湾只是一个开始，第二个，第三个“亚丁湾”在不久的将来将会进入人们的视野。

第三，外交谋略思想。黎塞留指出：“就国事而言，[b]有权力便有权利，弱者仅能勉力顺应强者之意见。” 同时，黎塞留又十分重视谈判的功能和作用。他写道：““深思熟虑的谈判可使一些国家在同另一些国家的日常谈判中得到许多好处。不深信这一点的人，未必能意识到它。由于深信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所以我坚决主张，为了国家利益必须坚持进行谈判，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而且要普遍地进行，甚至在谈判不能马上带来好处和多半无法预料未来的结果时也要进行。” 强力与谈判，如同善与恶的两面，统一于国家利益的旗帜之下。同时，黎塞留还是法兰西学院和《新闻报》的创始人，在舆论战上，开启了欧洲之先河。在某种意义上讲，黎塞留也是最早懂得通过操纵舆论和民意来为自己的外交谋略服务的政治家。

基辛格在其《大外交》中曾对黎塞留给予高度评价，认为：“黎塞留是现代国家之父。他提倡国家至上的观念，并为法国的利益义无反顾地付诸实施。在他的倡导下，这个观念取代中世纪的世界道德观成为法国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

2.南海渔业纠纷的解析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阵营的国际格局划上了一个休止符。巨大的权力真空和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搅动着世界体系的再塑造。在东亚，日本试图担负起亚洲领导者的角色，然而八十年代的一系列经济和外交失败，断送了日本构建自己的战略格局的能力。在21世纪的今天，崛起中的中国，却真正有可能主导东亚格局的改变。

现代的东亚格局依旧是雅尔塔体系的余脉，美军在日韩的基地群提供了美国西太平洋战略格局的军事基础。但是，在中国不断发展的军事能力面前，美国正在逐步的撤出和调整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这意味着东亚的权力真空正在慢慢形成。尤其是2008年进入金融危机时代以来，美国，欧洲陷入了巨大的麻烦之中。为了 摆脱危机，美国必须通过庞大的QE来淹没其他新兴经济体。然而，日本东海大地震和福岛核危机，迫使日本进入了“无核时代”，这种能源结构的大调整意味着日本必须寻找新的生路。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再提中日韩自由贸易的原因。虽然”天安号事件“曾经一度打断了这一进程，但日韩也必须为自己国家的未来寻找出路。

从某种意义上讲，南海渔业纠纷的频繁发生虽然有其历史渊源，但近来我国突然在南海用强，其实也是为了防止”中国版天安号“事件的发生。通过近期在南海的充分布局和舆论上的调动，使得美国已经无法通过”天安号“那样的突发事件来打乱中国在”朝核“，”伊核“的双杠杆策略。并且，通过提前在南海布局，我国实际上是准备在中东局势有变的情况下，直接掌控南海的主动权，从而为”经济内循环“打下基础。

3.中朝渔业纠纷的可能意义

虽然目前还无法掌握未来的走向，但中朝之间的渔业问题并非突然起事。实际上，中国试图界定“中朝关系”是“正常的、性质在于协调利益、而不是其它的双边友好关系”，而在此之前，中国也一直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平台上劝说朝鲜，反对核武扩散，核试验等等。其实，自从苏联解体后，我国外交方针的调整已经非常明显了。国家利益才是一国外交的最高原则。当前，朝鲜经历了领导人的变更，正是新一代领导人领导风格和处事原则的形成时期。通过渔业纠纷事件，形成”中朝双边海上纠纷协调机制“，减少不确定的因素，对中国也是有利的。同时，也是向外界宣布，朝鲜并不是中国的牵线木偶，在适当的时候，中国也无法”劝阻“朝鲜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对于南海国家来说，中国近些年来罕见的多步骤控制南海海域，也是发出了一个明显的信号：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多边安全协调模式，与美国的”重返亚太“这两条道路之间，大家要谨慎选择。 一旦中东局势和朝核局势有变，日韩的态度将会导致西太平洋格局的剧烈变化。在南海被中国提前布局的前提下，日本的”八八舰队“难道真的能确保1000海里海上交通线？如果不能，那么陷入”伊朗战争“的美国真的会投入重兵来履行”重返亚太“的承诺？如果回答不了这两个问题，东亚的诸多玩家们，确实该考虑一下自己的下一张牌该往哪个方向出了。
1.黎塞留外交——现代外交的起点


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 Duc de Richelieu, 1585-1642）, 枢机主教，法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首相（1624-1642）。黎塞留被后人称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具谋略、也最无情的政治家。在总结其一生的政治活动的著作《政治遗嘱》中，黎塞留宣告：“我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国王崇高”，就是削平贵族，加强专制王权。“我的第二个目的是使王国荣耀”，就是提高法国在欧洲各国中的地位。这集中地反映了黎塞留的外交思想。

首先，国家利益至上的思想。“国家利益”（raison d’etat），过去翻译成“公益”的概念和思想的出现，是与欧洲民族国家体制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和法国的布丹等人已经涉及到了国家利益问题，但是他们并未明确提出国家利益的概念。严格说来，黎塞留应是较早提出国家利益概念并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国家”高于一切，国家是一种价值，为了它，一切手段都是好的。这一点在震动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期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作为天主教徒和罗马教皇加封的红衣主教，黎塞留抛弃了前人的宗教意识形态隔阂，把“法兰西王国宰相”这一身份放在了第一位。他是作为法国利益的代表人，而不是天主教徒利益的代表人，参与三十年战争。为了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称霸欧洲的野心，他支持北德意志天主教诸侯，瑞典人，丹麦人，成功的破坏了德意志的统一，将德国摧毁成了一片废墟。当德国真正实现统一的时候，国际格局已经极为不利于这个新兴的国家了。黎塞留外交的直接也是最重要的成果便是《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它削弱了哈布斯堡王朝，确立了法国在欧洲的优势地位，葬送了神圣罗马帝国。同时，该和约还确定了欧洲各国的国界，标志着欧洲民族国家体制的正式形成。可以说，正是黎塞留在国际舞台上的表演，使得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正式走入了现实。

其次，追求法国天然疆界的思想。在《政治遗书》中，黎塞留则明确表示：“我秉政之目的在于：为高卢收回大自然为它指定的疆界，为高卢人找回高卢人国王，将法国置于高卢的位置上，在原属古代高卢的一切地方建立新的高卢。” 实际上，这也是现代国际地缘政治学所研究的重要内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历史疆界的存在。由于民族，语言，文化，地理地貌，经济体系等原因，国家的统一和疆界的拓展总是存在一定的界限。如同中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那样，黄河，长江水系，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约束了农业民族的生存空间，但是工业体系和现代国家政治建立后的中国，其活动空间的拓展是必然的。亚丁湾只是一个开始，第二个，第三个“亚丁湾”在不久的将来将会进入人们的视野。

第三，外交谋略思想。黎塞留指出：“就国事而言，[b]有权力便有权利，弱者仅能勉力顺应强者之意见。” 同时，黎塞留又十分重视谈判的功能和作用。他写道：““深思熟虑的谈判可使一些国家在同另一些国家的日常谈判中得到许多好处。不深信这一点的人，未必能意识到它。由于深信这种说法的正确性，所以我坚决主张，为了国家利益必须坚持进行谈判，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而且要普遍地进行，甚至在谈判不能马上带来好处和多半无法预料未来的结果时也要进行。” 强力与谈判，如同善与恶的两面，统一于国家利益的旗帜之下。同时，黎塞留还是法兰西学院和《新闻报》的创始人，在舆论战上，开启了欧洲之先河。在某种意义上讲，黎塞留也是最早懂得通过操纵舆论和民意来为自己的外交谋略服务的政治家。

基辛格在其《大外交》中曾对黎塞留给予高度评价，认为：“黎塞留是现代国家之父。他提倡国家至上的观念，并为法国的利益义无反顾地付诸实施。在他的倡导下，这个观念取代中世纪的世界道德观成为法国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

2.南海渔业纠纷的解析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阵营的国际格局划上了一个休止符。巨大的权力真空和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搅动着世界体系的再塑造。在东亚，日本试图担负起亚洲领导者的角色，然而八十年代的一系列经济和外交失败，断送了日本构建自己的战略格局的能力。在21世纪的今天，崛起中的中国，却真正有可能主导东亚格局的改变。

现代的东亚格局依旧是雅尔塔体系的余脉，美军在日韩的基地群提供了美国西太平洋战略格局的军事基础。但是，在中国不断发展的军事能力面前，美国正在逐步的撤出和调整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这意味着东亚的权力真空正在慢慢形成。尤其是2008年进入金融危机时代以来，美国，欧洲陷入了巨大的麻烦之中。为了 摆脱危机，美国必须通过庞大的QE来淹没其他新兴经济体。然而，日本东海大地震和福岛核危机，迫使日本进入了“无核时代”，这种能源结构的大调整意味着日本必须寻找新的生路。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再提中日韩自由贸易的原因。虽然”天安号事件“曾经一度打断了这一进程，但日韩也必须为自己国家的未来寻找出路。

从某种意义上讲，南海渔业纠纷的频繁发生虽然有其历史渊源，但近来我国突然在南海用强，其实也是为了防止”中国版天安号“事件的发生。通过近期在南海的充分布局和舆论上的调动，使得美国已经无法通过”天安号“那样的突发事件来打乱中国在”朝核“，”伊核“的双杠杆策略。并且，通过提前在南海布局，我国实际上是准备在中东局势有变的情况下，直接掌控南海的主动权，从而为”经济内循环“打下基础。

3.中朝渔业纠纷的可能意义

虽然目前还无法掌握未来的走向，但中朝之间的渔业问题并非突然起事。实际上，中国试图界定“中朝关系”是“正常的、性质在于协调利益、而不是其它的双边友好关系”，而在此之前，中国也一直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平台上劝说朝鲜，反对核武扩散，核试验等等。其实，自从苏联解体后，我国外交方针的调整已经非常明显了。国家利益才是一国外交的最高原则。当前，朝鲜经历了领导人的变更，正是新一代领导人领导风格和处事原则的形成时期。通过渔业纠纷事件，形成”中朝双边海上纠纷协调机制“，减少不确定的因素，对中国也是有利的。同时，也是向外界宣布，朝鲜并不是中国的牵线木偶，在适当的时候，中国也无法”劝阻“朝鲜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对于南海国家来说，中国近些年来罕见的多步骤控制南海海域，也是发出了一个明显的信号：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多边安全协调模式，与美国的”重返亚太“这两条道路之间，大家要谨慎选择。 一旦中东局势和朝核局势有变，日韩的态度将会导致西太平洋格局的剧烈变化。在南海被中国提前布局的前提下，日本的”八八舰队“难道真的能确保1000海里海上交通线？如果不能，那么陷入”伊朗战争“的美国真的会投入重兵来履行”重返亚太“的承诺？如果回答不了这两个问题，东亚的诸多玩家们，确实该考虑一下自己的下一张牌该往哪个方向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