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想过中国迁都？亚太格局的变化与中国的迁都选择

.zaobao.com/forum/pages4/forum_us110713.shtml[/url]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崛起的势头日趋明显。伴随这一趋势，中国国内的主流媒体也变得愈发飘飘然起来。虽然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仍然较低，国内问题成堆，甚至连日理万机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要亲自上阵接待上访群众，以示重视。但很多人，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生长出的年轻一代，由于在相对较为优越的环境和条件下成长起来，以及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很容易妄自尊大，也越来越不把日本、欧盟和美国放在眼里。恍惚间，中国仿佛一跃摇身一变，成为了“天朝上国”。

　　但是，仅仅看到中国的崛起，视野还是狭隘的。实际上，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全球范围内的几个潜在大国都在同时崛起。且不说很有实力的近邻印度，在中国身后紧紧跟随，而且在某些方面（比如私人自由企业制度）还领先于中国。在较远的南美地区，巴西也在强势崛起，越来越表现出在南美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同时，南共体也在形成，巴西无疑有潜质成为南共体的核心。在亚太地区，地处南半球毗邻东南亚岛链的澳大利亚，也将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此外，夹在中澳之间的全世界最大的MSL国家印度尼西亚，随着其地缘优势和经济的发展整合，也将在东南亚乃至全球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而且，无论印度、巴西还是澳大利亚甚至印尼，都具有比较强的软实力和制度优势。

　　再看亚太地区，随着中国崛起和世界格局的演变，亚太地区的形势也变得日趋复杂。笔者以为，透过纷纷扰扰的利益纠葛，在该区域的几个传统强国之间（俄、美、日），以及几个新兴国家之间（中、印、澳、印尼等）的关系演变趋势，可以归纳为下述几个大致准确的预测结论。

　　（1）美国重返亚洲已成定局。不同于以往，亚洲，尤其是东亚，已经成为美国新一轮的全球战略重心。从全球形势的最近变化趋势来看，欧洲和俄罗斯已不再是美国最关注的全球战略焦点。美俄关系已经越来越走向缓和。中东地区，以伊朗为代表，成为美国近期所关注重心之一。此外，以朝鲜为代表，东亚地区也逐渐成为美国所关注的另一个战略重心。

　　（2）韩朝统一无法阻挡。从目前朝鲜和韩国的实力对比来看，朝鲜日益走向衰败，而韩国向上的势头显然将会持久延续。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可预见的未来，作为历史上统一的朝鲜半岛，也同当初两德的状况类似，韩朝的统一将是无法避免的。尽管朝鲜的军事实力和核武器威胁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延缓来自韩国的统一的压力，但无论依靠经济实力的竞争，还是武力冲突的方式（尽管发生的概率较小），韩国的实力都遥遥领先。朝鲜的前途不容乐观。

　　（3）日本将重拾海权大国的地位。在二战后，日本的政治架构和法律体系进行了重构，“和平宪法”和反战意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日本自卫队的军力发展。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日本的很多传统做法已经不能适应于新的形势。日本国内也早已有修宪的呼声（以政界元老中曾根康弘为代表）。鉴于日本本身的地缘特征和亚太格局的变化趋向，以及作为日本安全伙伴的美国限于自身局限而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向盟友提出更多的合作要求，日本早晚都将会顺应这一大的趋势，逐渐加大它的海军军力的发展，最终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拾起它因为二战而丢失的全世界范围内作为海权大国的地位。

　　（4）中国和俄罗斯的盟友关系将走弱。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崛起，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不断向外移民，中国和俄罗斯的盟友关系很难进一步加深。相对于巨大的地理版图，俄罗斯人口本来就较稀少，然而俄大量人口集中于欧洲部分，在远东地区除海参崴等少数地区外，人口有向欧洲部分不断迁移的趋势。这就在远东西伯利亚地区造成了大量人口真空。这为俄在远东地区的地缘安全造成了一定的不稳定因素。此外，俄罗斯虽然和中国同为上合组织成员国，但在上合组织由谁来进行主导的问题上，中俄却难以避免“双核心”的苦恼。这个矛盾很难协调，因为现如今中国同俄罗斯在制度、价值观和历史传统这三个重要维度中，都已缺乏足够有效的合作基础。

　　而且，由于近年来俄罗斯经济的不断复苏和好转，以普京为代表的“威权主义”回潮开始褪去，以梅德韦杰夫为代表，俄罗斯更开明和灵活的一代领导开始具备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接下来“普京主义”能否在俄罗斯延续，是个很大的疑问。俄罗斯很可能将会越来越靠近欧洲。同时，由于美俄关系的缓解，以及中国本身的崛起，俄罗斯对远东地区的考虑将会越来越复杂。因此，俄罗斯无论在地缘合作方面，还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同中国能够进行的合作空间将会越来越趋向于有限和狭小。但是，仅仅局限于经济上的联结，并不足以维持一种强有力的盟友关系。近年来，俄罗斯同印度、越南的合作也越来越多。在整体上，中国和俄罗斯尽管不走向敌对，但盟友关系将会走弱。

　　根据这些判断和结论，中国显然将会面临持久的竞争压力。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应当考虑迁都的时刻。随着亚太局势的变化，综合各方面因素，中国政府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应当是将政治中心从北京迁出，向西部地区迁入。目前能看到的较佳选择，是将首都迁入西安一带的位置。

　　迁都本身不是个新话题。据说，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首都的选址就具有一定的争议，北京涉险赢得首都的地位。此后，随着人口不断膨胀，资源的压力凸显，外加沙尘暴等环境因素，中国国内要求迁都的呼声一直不断。但本文主张迁都，依据主要不是这些因素，而是由亚太形势乃至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来得出应当迁都的结论。

　　早在几年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叶自成教授，就曾在“中国的和平发展：陆权的回归与发展”和“中国海权从属于陆权应缓建航母”等一系列文章中指出：中国的地缘位置及其国家特性，决定了它的海权必须从属于陆权。叶教授还特别撰文以晚清为例，表明忽视内在制度建设，刻意打造具有扩张性的海军，最终可能会招致失败。尽管在他的文章中，或多或少有些语焉不详，且有所保留，但叶教授的观点还是相当深刻的。但与所预期的相反，很多人（包括叶教授）对于海军造航母的反对，认为应当缓建航母的建议，最后都没起什么作用。中国海军的发展速度，大大超出了大多数人的判断。

　　这其中，可能有些部门利益的牵制。比如，常识告诉我们：只有做大的项目，而且项目越大越多，才越能得到大量的经费支持。但无论如何，事物发展是有一定客观规律的。尤其在亚太地区，存在着众多难以突破的刚性约束条件。因此，笔者以为：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目前这种大力发展海军的战略，不太可能具有持续性，最终一定将会“收缩”回来。

　　在这种情况下，就又回到叶教授表述过的“陆权优先”的问题。既然中国的地缘位置及其国家特性，决定了它的海权必须从属于陆权。如果真的是基于一种“陆权优先“的战略考量，那么随着亚太形势的变化，即使不考虑资源和生态的压力，北京的首都位置很可能已经逐渐变得不合适了。以下就从几个主要的方面来阐述下这其中的理由。

　　第一，北京的位置偏东，离海太近，容易造成海权优先的错觉。但从中国整个国家的地缘特点考虑，海权不能优先于陆权。

　　第二，北京的位置并不位于全国的中心地带。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首都集中了最多的资源，那么当这个首都并不位于全国的中心地带，它的辐射作用就会减弱，这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是不利于整个国家的均衡发展的。尤其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均衡，东部发达西部落后，首都放在东部只会加大这种落差。根据最近公布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2011年初的统计数字），近10年间中国人口明显地具有自西向东迁移的趋势。抛开自然地理因素不谈，这种自西向东迁移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不完全是自然环境的产物，而是由于中国国内政策所建构出的特定趋向。相较于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东西部地区发展的巨大不平衡和资源、财富的分配，才是导致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若追究这种发展不平衡的原因，首都的选址起了很大的作用。北京的位置紧靠东南沿海，这种选址在客观上加剧了中国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在这方面，虽然迁都的代价非常高昂，但巴西由沿海向内陆成功迁都的案例值得借鉴。迁都后，新首都巴西利亚的位置深入内陆中心，一方面有效引导了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消除了地缘安全隐患。

　　第三，北京的位置不够安全，间接影响国民心态。虽然从世界形势来看，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从防患于未然的角度，这仍然是个缺陷。尤其在朝鲜的核武问题不能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北京的位置缺陷表现得更加明显。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首都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国民心态的塑造。在历史上，北京曾多次轻易遭到外敌入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国民心态，造成易于在自卑与自大之间摇摆不定的脆弱心理。选择一个偏向西部，周围具备更好安全环境的首都，会有利于良好国民心态的塑造。

　　第四，北京的位置距离新疆、西藏等地太远，不利于巩固少数民族的认同。要知道，西藏毗邻文化强国印度，新疆则毗邻地缘因素复杂的中亚地区。在文化和价值观方面，西藏也好，新疆也好，都同这些邻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这些地区将会长期存在不安定的因素，绝非短期之内就可以加以消除。如果首都距离这些地区太远，文化上存在较大隔阂，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吸引少数民族群体，构建持久稳固的国家认同。

　　第五，北京不仅是政治中心，还是科技中心，文化中心。这种模式太集权太大一统。应当把政治中心从北京迁出，在中国的特定国情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教分离”的象征。同时，向西部迁入政治中心，也有利于西部地区在文化教育资源方面享有更加平等和合理的分配。

　　如果从这几点来看，向西部迁度，以古都西安为代表，显然是作为首都的更好选择。此外，迁都西部还有个更明显的优势，那就是迁都行为背后体现出的多元文化软实力。大家都知道，西安是世界最著名的古都之一，而且是大唐盛世的故都。在国外，中国人聚居的地方都被称为唐人街。甚至在日本，唐代文化和遗风仍然得到保留。日本人一直对盛唐文明推崇备至。种种迹象表明，唐朝时代几乎是中国文明最具魅力的象征。在中国历史上，唐朝的文化繁荣程度和包容力也是最突出的。大诗人李白杜甫，几乎无人能及。而在安史之乱之前，几大节度使都是由胡人将领来担任，从中可见唐代空前的民族包容力。

　　从世界格局看，几个潜在大国的崛起，再加上美国、欧盟这样的老牌发达地区，全球已经逐渐描绘出不同于以往民族国家的“后民族”认同模式。无论是印度，还是巴西，或者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甚至印尼等国，在未来可以看到的认同模式，很可能只能是一种基于多元文化融合以及由全社会广泛参与所建构出的重叠共识的“后民族”模式，虽然他们的模式会同美国和欧盟存在某些差异。

　　那么，在这样一种无疑会很持久的文明竞争过程中，中国如果想在崛起过程中以陆权为核心，与此同时能够建构出一种具备多元文化和包容力的开放心态和国家认同，那么就必须能够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中吸收真正有价值的内涵。中国要真正实现崛起，并不能停留于经济总量和物质层面，而必须建构出具备自身特色的、富于吸引力的国家认同和社会共识。而且，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亚太格局的变化过程中，中国不能固步自封只局限于内部的狭隘视角，而应当以亚洲为核心，以此基础来放眼全球。

　　若不能放眼全球而仅局限于自身，中国的国家理念和自我认知将是狭隘的。但若脱离了亚洲的基础，中国的全球理念也只能是空洞盲目和不切实际的。因此，中国应当不断有效建构自己的软实力，在亚洲范围内尽量寻求其它国家的认同和支持。中国不应在一个狭小视野中局限于对台湾问题的纠缠，而应在整个亚洲的范围内来理解中国的地位，以此来在一个更大范围内消化台湾问题。中国尤其还应当认识到：中国的崛起不可能脱离近邻日本的支持。中国向西部的迁都行为，应服务于这种“亚洲中心”的战略考虑，服务于相应的软实力的构建。

　　迁都走近大唐盛世的故都，不再囿于部门利益，或者局限于特定意识形态的纠缠，同时超越狭隘的党派政见之争，这无疑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正确选择。

　　作者简介：王键，毕业于北京大学，在上海从事科研工作。

《联合早报网》.zaobao.com/forum/pages4/forum_us110713.shtml[/url]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崛起的势头日趋明显。伴随这一趋势，中国国内的主流媒体也变得愈发飘飘然起来。虽然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仍然较低，国内问题成堆，甚至连日理万机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要亲自上阵接待上访群众，以示重视。但很多人，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生长出的年轻一代，由于在相对较为优越的环境和条件下成长起来，以及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很容易妄自尊大，也越来越不把日本、欧盟和美国放在眼里。恍惚间，中国仿佛一跃摇身一变，成为了“天朝上国”。

　　但是，仅仅看到中国的崛起，视野还是狭隘的。实际上，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全球范围内的几个潜在大国都在同时崛起。且不说很有实力的近邻印度，在中国身后紧紧跟随，而且在某些方面（比如私人自由企业制度）还领先于中国。在较远的南美地区，巴西也在强势崛起，越来越表现出在南美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同时，南共体也在形成，巴西无疑有潜质成为南共体的核心。在亚太地区，地处南半球毗邻东南亚岛链的澳大利亚，也将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此外，夹在中澳之间的全世界最大的MSL国家印度尼西亚，随着其地缘优势和经济的发展整合，也将在东南亚乃至全球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而且，无论印度、巴西还是澳大利亚甚至印尼，都具有比较强的软实力和制度优势。

　　再看亚太地区，随着中国崛起和世界格局的演变，亚太地区的形势也变得日趋复杂。笔者以为，透过纷纷扰扰的利益纠葛，在该区域的几个传统强国之间（俄、美、日），以及几个新兴国家之间（中、印、澳、印尼等）的关系演变趋势，可以归纳为下述几个大致准确的预测结论。

　　（1）美国重返亚洲已成定局。不同于以往，亚洲，尤其是东亚，已经成为美国新一轮的全球战略重心。从全球形势的最近变化趋势来看，欧洲和俄罗斯已不再是美国最关注的全球战略焦点。美俄关系已经越来越走向缓和。中东地区，以伊朗为代表，成为美国近期所关注重心之一。此外，以朝鲜为代表，东亚地区也逐渐成为美国所关注的另一个战略重心。

　　（2）韩朝统一无法阻挡。从目前朝鲜和韩国的实力对比来看，朝鲜日益走向衰败，而韩国向上的势头显然将会持久延续。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在可预见的未来，作为历史上统一的朝鲜半岛，也同当初两德的状况类似，韩朝的统一将是无法避免的。尽管朝鲜的军事实力和核武器威胁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延缓来自韩国的统一的压力，但无论依靠经济实力的竞争，还是武力冲突的方式（尽管发生的概率较小），韩国的实力都遥遥领先。朝鲜的前途不容乐观。

　　（3）日本将重拾海权大国的地位。在二战后，日本的政治架构和法律体系进行了重构，“和平宪法”和反战意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日本自卫队的军力发展。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日本的很多传统做法已经不能适应于新的形势。日本国内也早已有修宪的呼声（以政界元老中曾根康弘为代表）。鉴于日本本身的地缘特征和亚太格局的变化趋向，以及作为日本安全伙伴的美国限于自身局限而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向盟友提出更多的合作要求，日本早晚都将会顺应这一大的趋势，逐渐加大它的海军军力的发展，最终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拾起它因为二战而丢失的全世界范围内作为海权大国的地位。

　　（4）中国和俄罗斯的盟友关系将走弱。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崛起，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不断向外移民，中国和俄罗斯的盟友关系很难进一步加深。相对于巨大的地理版图，俄罗斯人口本来就较稀少，然而俄大量人口集中于欧洲部分，在远东地区除海参崴等少数地区外，人口有向欧洲部分不断迁移的趋势。这就在远东西伯利亚地区造成了大量人口真空。这为俄在远东地区的地缘安全造成了一定的不稳定因素。此外，俄罗斯虽然和中国同为上合组织成员国，但在上合组织由谁来进行主导的问题上，中俄却难以避免“双核心”的苦恼。这个矛盾很难协调，因为现如今中国同俄罗斯在制度、价值观和历史传统这三个重要维度中，都已缺乏足够有效的合作基础。

　　而且，由于近年来俄罗斯经济的不断复苏和好转，以普京为代表的“威权主义”回潮开始褪去，以梅德韦杰夫为代表，俄罗斯更开明和灵活的一代领导开始具备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接下来“普京主义”能否在俄罗斯延续，是个很大的疑问。俄罗斯很可能将会越来越靠近欧洲。同时，由于美俄关系的缓解，以及中国本身的崛起，俄罗斯对远东地区的考虑将会越来越复杂。因此，俄罗斯无论在地缘合作方面，还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同中国能够进行的合作空间将会越来越趋向于有限和狭小。但是，仅仅局限于经济上的联结，并不足以维持一种强有力的盟友关系。近年来，俄罗斯同印度、越南的合作也越来越多。在整体上，中国和俄罗斯尽管不走向敌对，但盟友关系将会走弱。

　　根据这些判断和结论，中国显然将会面临持久的竞争压力。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应当考虑迁都的时刻。随着亚太局势的变化，综合各方面因素，中国政府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应当是将政治中心从北京迁出，向西部地区迁入。目前能看到的较佳选择，是将首都迁入西安一带的位置。

　　迁都本身不是个新话题。据说，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首都的选址就具有一定的争议，北京涉险赢得首都的地位。此后，随着人口不断膨胀，资源的压力凸显，外加沙尘暴等环境因素，中国国内要求迁都的呼声一直不断。但本文主张迁都，依据主要不是这些因素，而是由亚太形势乃至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来得出应当迁都的结论。

　　早在几年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叶自成教授，就曾在“中国的和平发展：陆权的回归与发展”和“中国海权从属于陆权应缓建航母”等一系列文章中指出：中国的地缘位置及其国家特性，决定了它的海权必须从属于陆权。叶教授还特别撰文以晚清为例，表明忽视内在制度建设，刻意打造具有扩张性的海军，最终可能会招致失败。尽管在他的文章中，或多或少有些语焉不详，且有所保留，但叶教授的观点还是相当深刻的。但与所预期的相反，很多人（包括叶教授）对于海军造航母的反对，认为应当缓建航母的建议，最后都没起什么作用。中国海军的发展速度，大大超出了大多数人的判断。

　　这其中，可能有些部门利益的牵制。比如，常识告诉我们：只有做大的项目，而且项目越大越多，才越能得到大量的经费支持。但无论如何，事物发展是有一定客观规律的。尤其在亚太地区，存在着众多难以突破的刚性约束条件。因此，笔者以为：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目前这种大力发展海军的战略，不太可能具有持续性，最终一定将会“收缩”回来。

　　在这种情况下，就又回到叶教授表述过的“陆权优先”的问题。既然中国的地缘位置及其国家特性，决定了它的海权必须从属于陆权。如果真的是基于一种“陆权优先“的战略考量，那么随着亚太形势的变化，即使不考虑资源和生态的压力，北京的首都位置很可能已经逐渐变得不合适了。以下就从几个主要的方面来阐述下这其中的理由。

　　第一，北京的位置偏东，离海太近，容易造成海权优先的错觉。但从中国整个国家的地缘特点考虑，海权不能优先于陆权。

　　第二，北京的位置并不位于全国的中心地带。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首都集中了最多的资源，那么当这个首都并不位于全国的中心地带，它的辐射作用就会减弱，这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是不利于整个国家的均衡发展的。尤其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均衡，东部发达西部落后，首都放在东部只会加大这种落差。根据最近公布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2011年初的统计数字），近10年间中国人口明显地具有自西向东迁移的趋势。抛开自然地理因素不谈，这种自西向东迁移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不完全是自然环境的产物，而是由于中国国内政策所建构出的特定趋向。相较于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东西部地区发展的巨大不平衡和资源、财富的分配，才是导致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若追究这种发展不平衡的原因，首都的选址起了很大的作用。北京的位置紧靠东南沿海，这种选址在客观上加剧了中国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在这方面，虽然迁都的代价非常高昂，但巴西由沿海向内陆成功迁都的案例值得借鉴。迁都后，新首都巴西利亚的位置深入内陆中心，一方面有效引导了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消除了地缘安全隐患。

　　第三，北京的位置不够安全，间接影响国民心态。虽然从世界形势来看，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从防患于未然的角度，这仍然是个缺陷。尤其在朝鲜的核武问题不能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北京的位置缺陷表现得更加明显。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首都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国民心态的塑造。在历史上，北京曾多次轻易遭到外敌入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国民心态，造成易于在自卑与自大之间摇摆不定的脆弱心理。选择一个偏向西部，周围具备更好安全环境的首都，会有利于良好国民心态的塑造。

　　第四，北京的位置距离新疆、西藏等地太远，不利于巩固少数民族的认同。要知道，西藏毗邻文化强国印度，新疆则毗邻地缘因素复杂的中亚地区。在文化和价值观方面，西藏也好，新疆也好，都同这些邻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这些地区将会长期存在不安定的因素，绝非短期之内就可以加以消除。如果首都距离这些地区太远，文化上存在较大隔阂，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吸引少数民族群体，构建持久稳固的国家认同。

　　第五，北京不仅是政治中心，还是科技中心，文化中心。这种模式太集权太大一统。应当把政治中心从北京迁出，在中国的特定国情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教分离”的象征。同时，向西部迁入政治中心，也有利于西部地区在文化教育资源方面享有更加平等和合理的分配。

　　如果从这几点来看，向西部迁度，以古都西安为代表，显然是作为首都的更好选择。此外，迁都西部还有个更明显的优势，那就是迁都行为背后体现出的多元文化软实力。大家都知道，西安是世界最著名的古都之一，而且是大唐盛世的故都。在国外，中国人聚居的地方都被称为唐人街。甚至在日本，唐代文化和遗风仍然得到保留。日本人一直对盛唐文明推崇备至。种种迹象表明，唐朝时代几乎是中国文明最具魅力的象征。在中国历史上，唐朝的文化繁荣程度和包容力也是最突出的。大诗人李白杜甫，几乎无人能及。而在安史之乱之前，几大节度使都是由胡人将领来担任，从中可见唐代空前的民族包容力。

　　从世界格局看，几个潜在大国的崛起，再加上美国、欧盟这样的老牌发达地区，全球已经逐渐描绘出不同于以往民族国家的“后民族”认同模式。无论是印度，还是巴西，或者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甚至印尼等国，在未来可以看到的认同模式，很可能只能是一种基于多元文化融合以及由全社会广泛参与所建构出的重叠共识的“后民族”模式，虽然他们的模式会同美国和欧盟存在某些差异。

　　那么，在这样一种无疑会很持久的文明竞争过程中，中国如果想在崛起过程中以陆权为核心，与此同时能够建构出一种具备多元文化和包容力的开放心态和国家认同，那么就必须能够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中吸收真正有价值的内涵。中国要真正实现崛起，并不能停留于经济总量和物质层面，而必须建构出具备自身特色的、富于吸引力的国家认同和社会共识。而且，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亚太格局的变化过程中，中国不能固步自封只局限于内部的狭隘视角，而应当以亚洲为核心，以此基础来放眼全球。

　　若不能放眼全球而仅局限于自身，中国的国家理念和自我认知将是狭隘的。但若脱离了亚洲的基础，中国的全球理念也只能是空洞盲目和不切实际的。因此，中国应当不断有效建构自己的软实力，在亚洲范围内尽量寻求其它国家的认同和支持。中国不应在一个狭小视野中局限于对台湾问题的纠缠，而应在整个亚洲的范围内来理解中国的地位，以此来在一个更大范围内消化台湾问题。中国尤其还应当认识到：中国的崛起不可能脱离近邻日本的支持。中国向西部的迁都行为，应服务于这种“亚洲中心”的战略考虑，服务于相应的软实力的构建。

　　迁都走近大唐盛世的故都，不再囿于部门利益，或者局限于特定意识形态的纠缠，同时超越狭隘的党派政见之争，这无疑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正确选择。

　　作者简介：王键，毕业于北京大学，在上海从事科研工作。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