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皖南事变后毛泽东为何克制：军事上均无把握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8:06:54
核心提示：仅仅是因为苏联方面不赞成，自己军事上又缺少准备，注意到军事反攻暂时“均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毛泽东才转而强调：“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唯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备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打到甘川去”。
本文摘自：《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作者：杨奎松，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在对抗中求缓和
皖南事变是国共之间的矛盾冲突达到白热化的集中表现，它的酝酿和爆发，标志着国共两党关系已经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实际上，即使皖南新四军不走错路线，国共两党之间的这场冲突也未必就不会发生。十分明显，这个时候在国民党内军事高层和许多地方军事将领，早就已经无法忍受共产党的不断壮大和扩张了。各战区以及军令部的“剿灭”计划已经是一送再送，反而是蒋介石头脑比较冷静些，一压再压。直到最后压不住了，也只批准了一个《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而未批准其他一并送到蒋办公桌上的、更大范围的军事行动计划。军令部同时上报的还有《华北作战计划》和胡宗南所报的《陕北作战计划》等。但即使是蒋，在三令五申，并且几度限期又延期之后，也不能不在1941年1月6日以“朱叶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黄河以北移动”为由，命令黄河以南各国民党部队以武力“强制执行”，“迫其就范”。《蒋中正致李长官电》，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资料选》，同前引，第121页。此令一下，冲突自难避免。
蒋介石必欲以强力扬威立腕的心态，在皖南新四军主力被歼灭表现得更加明显。1月17日，经过再三讨论和磋商，蒋最终下决心以新四军“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为由，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新四军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1941年1月17日，《中央日报》，1941年1月18日。这一举动，无疑进一步给已濒临破裂的国共关系又撕了个口子。
国民党方面态度如此，共产党方面的态度也不难想象。还在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对蒋介石国民党极端不信任了，但对蒋介石的国内政策，在思想上还多少存在一些幻想。虽然不断有国民党准备“剿共”的消息传出，中共领导人也多次做过最坏的打算，其整个估计反反复复多次。尤其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做准备破裂的态度持反对态度。因此，中共中央最后还是相信国民党绝不敢破裂，原因就是，他们相信：“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但越是相信国民党不敢打，一旦发生皖南事变这样的惨剧，对毛泽东等人的刺激也就越强烈。
刚得知皖南事变的消息，毛泽东就强硬地发出指示称：“我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苏中问题”。仅仅是因为苏联方面不赞成，自己军事上又缺少准备，注意到军事反攻暂时“均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毛泽东才转而强调：“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唯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备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打到甘川去”。
但是，无论如何，蒋介石取缔新四军的做法，使毛泽东相信，必须要做破裂的准备。他明确得出结论说：“现在已经不是打退反共高潮问题，而是根本破裂问题，已不是增兵威胁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因为蒋介石已把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了”，“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革命没有任何利益”，“我们须准备对付全面破裂”。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月29日专门就此通过了决议，态度上虽稍有缓和，也肯定了日蒋尚未公开妥协，国共关系目前未完全破裂，但决议的主旨已经为破裂埋下了伏笔。它明确告诫全党：我们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过去那种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两面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了。
皖南剿共顺利得手，并一举歼灭新四军军部，实出蒋介石之意外。观察蒋6日令，他对所谓“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不仅没有十分把握，而且担心各部队会像前此历次冲突一样，反为中共所乘。故蒋令当时还再三叮咛负责将领，要“以游击战要领避难就易避实就虚”地进行作战，万勿因指挥失误而影响大局。新四军军部被歼，新四军军长被捉，何应钦、白崇禧等军事领导人力主乘机取消新四军番号，再加上一月前美英两国刚刚宣布向中国提供大笔援助贷款，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1月30日正式宣布向华贷款1亿美元，英国政府随后也于12月10日宣布对华贷款5000万英镑。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22－125、285页。，苏联也刚派来军事总顾问并陆续提供大批飞机，因此，他这时对各方反应也颇为自信，估计除苏联可能反应强烈些外，“此事对内、对外与对敌国皆可发生有效而良好之反响也”。
发动剿灭黄河以南中共军队的计划，主要是国民党内军事领导人鼓动和坚持的结果，国民党内多数高层干部甚至始终被蒙在鼓中。因此，事变发生之后，事变期间一直紧张地在蒋介石与周恩来之间担任联络的张冲，当着周恩来的面唉声叹气，表示“没有脸见人”。宋庆龄等联名上书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痛切陈词。冯玉祥转告中共代表，暗示同情，并断言此定为何应钦之阴谋。孙科得知消息后，虽对人表示他对此不能有所作为，但也深表忧虑与愤慨。在1月16日讨论处置新四军问题的党政各机关专门会议上，文职官员与军事领导人明显地发生意见分歧。直至准备发布取消新四军命令的当天上午，王世杰还赶赴蒋介石的寓所，恳切说明如此公开处置，不仅有促成大规模内战之危险，而且对有关援助国之观感及沦陷区人心均不免有重要的负面影响。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2/14483252_1.shtml核心提示：仅仅是因为苏联方面不赞成，自己军事上又缺少准备，注意到军事反攻暂时“均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毛泽东才转而强调：“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唯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备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打到甘川去”。
本文摘自：《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作者：杨奎松，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在对抗中求缓和
皖南事变是国共之间的矛盾冲突达到白热化的集中表现，它的酝酿和爆发，标志着国共两党关系已经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实际上，即使皖南新四军不走错路线，国共两党之间的这场冲突也未必就不会发生。十分明显，这个时候在国民党内军事高层和许多地方军事将领，早就已经无法忍受共产党的不断壮大和扩张了。各战区以及军令部的“剿灭”计划已经是一送再送，反而是蒋介石头脑比较冷静些，一压再压。直到最后压不住了，也只批准了一个《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而未批准其他一并送到蒋办公桌上的、更大范围的军事行动计划。军令部同时上报的还有《华北作战计划》和胡宗南所报的《陕北作战计划》等。但即使是蒋，在三令五申，并且几度限期又延期之后，也不能不在1941年1月6日以“朱叶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黄河以北移动”为由，命令黄河以南各国民党部队以武力“强制执行”，“迫其就范”。《蒋中正致李长官电》，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资料选》，同前引，第121页。此令一下，冲突自难避免。
蒋介石必欲以强力扬威立腕的心态，在皖南新四军主力被歼灭表现得更加明显。1月17日，经过再三讨论和磋商，蒋最终下决心以新四军“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为由，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新四军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1941年1月17日，《中央日报》，1941年1月18日。这一举动，无疑进一步给已濒临破裂的国共关系又撕了个口子。
国民党方面态度如此，共产党方面的态度也不难想象。还在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对蒋介石国民党极端不信任了，但对蒋介石的国内政策，在思想上还多少存在一些幻想。虽然不断有国民党准备“剿共”的消息传出，中共领导人也多次做过最坏的打算，其整个估计反反复复多次。尤其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做准备破裂的态度持反对态度。因此，中共中央最后还是相信国民党绝不敢破裂，原因就是，他们相信：“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但越是相信国民党不敢打，一旦发生皖南事变这样的惨剧，对毛泽东等人的刺激也就越强烈。
刚得知皖南事变的消息，毛泽东就强硬地发出指示称：“我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苏中问题”。仅仅是因为苏联方面不赞成，自己军事上又缺少准备，注意到军事反攻暂时“均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毛泽东才转而强调：“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唯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备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打到甘川去”。
但是，无论如何，蒋介石取缔新四军的做法，使毛泽东相信，必须要做破裂的准备。他明确得出结论说：“现在已经不是打退反共高潮问题，而是根本破裂问题，已不是增兵威胁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因为蒋介石已把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了”，“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革命没有任何利益”，“我们须准备对付全面破裂”。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月29日专门就此通过了决议，态度上虽稍有缓和，也肯定了日蒋尚未公开妥协，国共关系目前未完全破裂，但决议的主旨已经为破裂埋下了伏笔。它明确告诫全党：我们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过去那种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两面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了。
皖南剿共顺利得手，并一举歼灭新四军军部，实出蒋介石之意外。观察蒋6日令，他对所谓“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不仅没有十分把握，而且担心各部队会像前此历次冲突一样，反为中共所乘。故蒋令当时还再三叮咛负责将领，要“以游击战要领避难就易避实就虚”地进行作战，万勿因指挥失误而影响大局。新四军军部被歼，新四军军长被捉，何应钦、白崇禧等军事领导人力主乘机取消新四军番号，再加上一月前美英两国刚刚宣布向中国提供大笔援助贷款，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1月30日正式宣布向华贷款1亿美元，英国政府随后也于12月10日宣布对华贷款5000万英镑。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22－125、285页。，苏联也刚派来军事总顾问并陆续提供大批飞机，因此，他这时对各方反应也颇为自信，估计除苏联可能反应强烈些外，“此事对内、对外与对敌国皆可发生有效而良好之反响也”。
发动剿灭黄河以南中共军队的计划，主要是国民党内军事领导人鼓动和坚持的结果，国民党内多数高层干部甚至始终被蒙在鼓中。因此，事变发生之后，事变期间一直紧张地在蒋介石与周恩来之间担任联络的张冲，当着周恩来的面唉声叹气，表示“没有脸见人”。宋庆龄等联名上书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痛切陈词。冯玉祥转告中共代表，暗示同情，并断言此定为何应钦之阴谋。孙科得知消息后，虽对人表示他对此不能有所作为，但也深表忧虑与愤慨。在1月16日讨论处置新四军问题的党政各机关专门会议上，文职官员与军事领导人明显地发生意见分歧。直至准备发布取消新四军命令的当天上午，王世杰还赶赴蒋介石的寓所，恳切说明如此公开处置，不仅有促成大规模内战之危险，而且对有关援助国之观感及沦陷区人心均不免有重要的负面影响。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2/14483252_1.shtml
本文摘自：《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作者：杨奎松，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在对抗中求缓和
皖南事变是国共之间的矛盾冲突达到白热化的集中表现，它的酝酿和爆发，标志着国共两党关系已经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实际上，即使皖南新四军不走错路线，国共两党之间的这场冲突也未必就不会发生。十分明显，这个时候在国民党内军事高层和许多地方军事将领，早就已经无法忍受共产党的不断壮大和扩张了。各战区以及军令部的“剿灭”计划已经是一送再送，反而是蒋介石头脑比较冷静些，一压再压。直到最后压不住了，也只批准了一个《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而未批准其他一并送到蒋办公桌上的、更大范围的军事行动计划。军令部同时上报的还有《华北作战计划》和胡宗南所报的《陕北作战计划》等。但即使是蒋，在三令五申，并且几度限期又延期之后，也不能不在1941年1月6日以“朱叶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黄河以北移动”为由，命令黄河以南各国民党部队以武力“强制执行”，“迫其就范”。《蒋中正致李长官电》，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资料选》，同前引，第121页。此令一下，冲突自难避免。
蒋介石必欲以强力扬威立腕的心态，在皖南新四军主力被歼灭表现得更加明显。1月17日，经过再三讨论和磋商，蒋最终下决心以新四军“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为由，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新四军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1941年1月17日，《中央日报》，1941年1月18日。这一举动，无疑进一步给已濒临破裂的国共关系又撕了个口子。
国民党方面态度如此，共产党方面的态度也不难想象。还在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对蒋介石国民党极端不信任了，但对蒋介石的国内政策，在思想上还多少存在一些幻想。虽然不断有国民党准备“剿共”的消息传出，中共领导人也多次做过最坏的打算，其整个估计反反复复多次。尤其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做准备破裂的态度持反对态度。因此，中共中央最后还是相信国民党绝不敢破裂，原因就是，他们相信：“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但越是相信国民党不敢打，一旦发生皖南事变这样的惨剧，对毛泽东等人的刺激也就越强烈。
刚得知皖南事变的消息，毛泽东就强硬地发出指示称：“我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苏中问题”。仅仅是因为苏联方面不赞成，自己军事上又缺少准备，注意到军事反攻暂时“均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毛泽东才转而强调：“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唯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备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打到甘川去”。
但是，无论如何，蒋介石取缔新四军的做法，使毛泽东相信，必须要做破裂的准备。他明确得出结论说：“现在已经不是打退反共高潮问题，而是根本破裂问题，已不是增兵威胁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因为蒋介石已把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了”，“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革命没有任何利益”，“我们须准备对付全面破裂”。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月29日专门就此通过了决议，态度上虽稍有缓和，也肯定了日蒋尚未公开妥协，国共关系目前未完全破裂，但决议的主旨已经为破裂埋下了伏笔。它明确告诫全党：我们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过去那种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两面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了。
皖南剿共顺利得手，并一举歼灭新四军军部，实出蒋介石之意外。观察蒋6日令，他对所谓“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不仅没有十分把握，而且担心各部队会像前此历次冲突一样，反为中共所乘。故蒋令当时还再三叮咛负责将领，要“以游击战要领避难就易避实就虚”地进行作战，万勿因指挥失误而影响大局。新四军军部被歼，新四军军长被捉，何应钦、白崇禧等军事领导人力主乘机取消新四军番号，再加上一月前美英两国刚刚宣布向中国提供大笔援助贷款，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1月30日正式宣布向华贷款1亿美元，英国政府随后也于12月10日宣布对华贷款5000万英镑。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22－125、285页。，苏联也刚派来军事总顾问并陆续提供大批飞机，因此，他这时对各方反应也颇为自信，估计除苏联可能反应强烈些外，“此事对内、对外与对敌国皆可发生有效而良好之反响也”。
发动剿灭黄河以南中共军队的计划，主要是国民党内军事领导人鼓动和坚持的结果，国民党内多数高层干部甚至始终被蒙在鼓中。因此，事变发生之后，事变期间一直紧张地在蒋介石与周恩来之间担任联络的张冲，当着周恩来的面唉声叹气，表示“没有脸见人”。宋庆龄等联名上书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痛切陈词。冯玉祥转告中共代表，暗示同情，并断言此定为何应钦之阴谋。孙科得知消息后，虽对人表示他对此不能有所作为，但也深表忧虑与愤慨。在1月16日讨论处置新四军问题的党政各机关专门会议上，文职官员与军事领导人明显地发生意见分歧。直至准备发布取消新四军命令的当天上午，王世杰还赶赴蒋介石的寓所，恳切说明如此公开处置，不仅有促成大规模内战之危险，而且对有关援助国之观感及沦陷区人心均不免有重要的负面影响。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2/14483252_1.shtml核心提示：仅仅是因为苏联方面不赞成，自己军事上又缺少准备，注意到军事反攻暂时“均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毛泽东才转而强调：“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唯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备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打到甘川去”。
本文摘自：《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作者：杨奎松，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在对抗中求缓和
皖南事变是国共之间的矛盾冲突达到白热化的集中表现，它的酝酿和爆发，标志着国共两党关系已经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实际上，即使皖南新四军不走错路线，国共两党之间的这场冲突也未必就不会发生。十分明显，这个时候在国民党内军事高层和许多地方军事将领，早就已经无法忍受共产党的不断壮大和扩张了。各战区以及军令部的“剿灭”计划已经是一送再送，反而是蒋介石头脑比较冷静些，一压再压。直到最后压不住了，也只批准了一个《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而未批准其他一并送到蒋办公桌上的、更大范围的军事行动计划。军令部同时上报的还有《华北作战计划》和胡宗南所报的《陕北作战计划》等。但即使是蒋，在三令五申，并且几度限期又延期之后，也不能不在1941年1月6日以“朱叶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黄河以北移动”为由，命令黄河以南各国民党部队以武力“强制执行”，“迫其就范”。《蒋中正致李长官电》，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资料选》，同前引，第121页。此令一下，冲突自难避免。
蒋介石必欲以强力扬威立腕的心态，在皖南新四军主力被歼灭表现得更加明显。1月17日，经过再三讨论和磋商，蒋最终下决心以新四军“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队，实行叛变”为由，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新四军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1941年1月17日，《中央日报》，1941年1月18日。这一举动，无疑进一步给已濒临破裂的国共关系又撕了个口子。
国民党方面态度如此，共产党方面的态度也不难想象。还在皖南事变前，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对蒋介石国民党极端不信任了，但对蒋介石的国内政策，在思想上还多少存在一些幻想。虽然不断有国民党准备“剿共”的消息传出，中共领导人也多次做过最坏的打算，其整个估计反反复复多次。尤其是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做准备破裂的态度持反对态度。因此，中共中央最后还是相信国民党绝不敢破裂，原因就是，他们相信：“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但越是相信国民党不敢打，一旦发生皖南事变这样的惨剧，对毛泽东等人的刺激也就越强烈。
刚得知皖南事变的消息，毛泽东就强硬地发出指示称：“我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苏中问题”。仅仅是因为苏联方面不赞成，自己军事上又缺少准备，注意到军事反攻暂时“均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毛泽东才转而强调：“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唯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备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打到甘川去”。
但是，无论如何，蒋介石取缔新四军的做法，使毛泽东相信，必须要做破裂的准备。他明确得出结论说：“现在已经不是打退反共高潮问题，而是根本破裂问题，已不是增兵威胁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蒋介石统治问题，因为蒋介石已把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了”，“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革命没有任何利益”，“我们须准备对付全面破裂”。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月29日专门就此通过了决议，态度上虽稍有缓和，也肯定了日蒋尚未公开妥协，国共关系目前未完全破裂，但决议的主旨已经为破裂埋下了伏笔。它明确告诫全党：我们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过去那种一面斗争一面联合的两面政策，现在已经不适用了，“对于他们，我们现在已不得不放弃联合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了。
皖南剿共顺利得手，并一举歼灭新四军军部，实出蒋介石之意外。观察蒋6日令，他对所谓“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不仅没有十分把握，而且担心各部队会像前此历次冲突一样，反为中共所乘。故蒋令当时还再三叮咛负责将领，要“以游击战要领避难就易避实就虚”地进行作战，万勿因指挥失误而影响大局。新四军军部被歼，新四军军长被捉，何应钦、白崇禧等军事领导人力主乘机取消新四军番号，再加上一月前美英两国刚刚宣布向中国提供大笔援助贷款，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1月30日正式宣布向华贷款1亿美元，英国政府随后也于12月10日宣布对华贷款5000万英镑。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22－125、285页。，苏联也刚派来军事总顾问并陆续提供大批飞机，因此，他这时对各方反应也颇为自信，估计除苏联可能反应强烈些外，“此事对内、对外与对敌国皆可发生有效而良好之反响也”。
发动剿灭黄河以南中共军队的计划，主要是国民党内军事领导人鼓动和坚持的结果，国民党内多数高层干部甚至始终被蒙在鼓中。因此，事变发生之后，事变期间一直紧张地在蒋介石与周恩来之间担任联络的张冲，当着周恩来的面唉声叹气，表示“没有脸见人”。宋庆龄等联名上书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痛切陈词。冯玉祥转告中共代表，暗示同情，并断言此定为何应钦之阴谋。孙科得知消息后，虽对人表示他对此不能有所作为，但也深表忧虑与愤慨。在1月16日讨论处置新四军问题的党政各机关专门会议上，文职官员与军事领导人明显地发生意见分歧。直至准备发布取消新四军命令的当天上午，王世杰还赶赴蒋介石的寓所，恳切说明如此公开处置，不仅有促成大规模内战之危险，而且对有关援助国之观感及沦陷区人心均不免有重要的负面影响。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2/14483252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