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西北根据地的特货贸易问题

“陕甘宁边区是否种植鸦片”问题一直众说纷纭，但辩论双方往往只从只言片语或“常识”之类出发，得出对自己有利的结论，真正下力气研究陕甘宁边区的人却很少。为了彻底搞清“陕甘宁鸦片问题“我花费一段时间对边区的资料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希望能通过我的提供的证据终结这一长期以来的争议话题。
我所提供的资料出处主要是大陆出版的史料汇编、相关人员的回忆录，部分数字出自CNKI数据库中的论文，个别资料来自台湾方面的文件但仅作参考。以上书籍、论文均可从网络下载，相关的引用也会注明页码，每一句话都有出处，便于查证。
一、 特产是什么？
讨论陕甘宁边区特产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特产。连这个基础问题都弄不清楚是无法进行下一步的展开的。其实，“特产”是什么，这在边区资料中已经记录的清清楚楚，无需再辩：
在下面这则材料中则明确指出特产为“黑色”的物品：



在下面两份文件也明确指出边区语境中的“特产”到底是什么，“特产”绝非正常贸易物品：



综上特产、特货是什么已经无需争议，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边区特产贸易的起因、发展、规模、影响等情况，而这其实是个相当有趣的话题。
二、特产问题的缘起
皖南事变前边区禁烟颇严，这一点可以从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中看出。亦可从后文的《南泥湾调查》中



看出。红军早期人数有限，负担不重。37年抗战后至皖南事变前边区主要依靠外援维持，外援包括国民政府拨发的军费及“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合计占边区财政收入约 50%到 85 %



（注：原文如此，前面的收入和后面的捐赠总额对不上。我认为是因为“国民政府拨款”及“捐款”并非全部拨给边区财政，部分收入还要拿出来分配给其他部队。如1939年吕梁山脉及晋西北所控制部队每月获边区拨款15万）
总的来说在国民政府提供拨款的背景下，虽然边区财政谈不上富裕，但也能略有结余。如 1938年余 10.3万元，1939年余 8.4万元。在此背景下边区执行了休养生息，减轻民众负担的仁政方针：


但在1941年 ，边区财政突然出现 了严峻的形势，这一年边区财政亏空 567.2万余元。起因是“皖南事变”爆发了。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为敦促延安方面尽早执行撤离计划，国民政府于11月暂停发放对延安的拨款。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极具恶化。国民政府也就再也不给延安拨款了。这样一来延安每年收入骤减500万元，经济一下捉襟见肘，陷入困境。
于是公粮的征收在 一九四一年激增至二十万石。《李维汉回忆与研究》P501
这才有了“打雷咋不劈死毛泽东”的段子
同时随着抗战的发展以及出于增加边区兵力防止国民政府进攻的考虑，边区的党政军、学校、机关人口不断膨胀：



由于国民政府停发军费转而封锁，兼之边区吃财政饭的人口激增 ，从1941年起边区财政陷入巨大困境，从1940年12月到1941年2月短短三个月内，延安物价指数从716.7飞涨至1373。最高领导干脆提出了饿死、解散与生产自给三条道路。边区开始考虑要采用何种方法来解决金融危机。

一开始边区考虑的还是“开源节流”这类正常的解决方案：
1）机关部队自主经营解决经费困难（这是“部队经商“的鼻祖，后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2）大量出口边盐，计划41年出口60万驮以解决财政问题（一开始甚至计划每年出口200万驮边盐，但直到抗战结束，边区外销边盐最多的一年也才出口33万驮）
3）加强税收
4）发行公债680万
5）征收公粮20万石
6）停止法币流通，发行边币（这是为了启动印钞机做准备）
即便如此，想尽一切办法到年底财政还差568万元的亏空（占岁入22%）填补不上，边区只好印钞，这就导致了进一步的通胀……
以上内容参看《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六篇 财政》P16

边区金融体系摇摇欲坠，一切正常手段都难以填补亏空，边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禁忌之物——特产。

三、“上瘾者”陕甘宁边区特产贸易的开始：
边区最早是从1941年的夏末开始插手特产生意的：



也就是说在三个月的时间内，边区出口了将近15万两特产。
边区从禁止种贩特产转为靠特产牟利，这种剧烈变化必然引起内部的激烈争论。按《南汉宸传》中的描述，当时主抓财政的南汉宸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这才在有了1941年冬南汉宸与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一次重要谈话（注：下文为《南汉宸传》原文，仅供参考）：


在最高领导人的支持和鼓励下，边区开始实践一条不同以往的财政获取方式。1942年边区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自种特产，一方面允许老百姓种植然后收购：

首先是在南泥湾试种特产：
南泥湾地区本来人口稠密富饶，但因光绪年间西北回变，导致人口灭绝，70年后已经成为了一片茂密的森林。一九四0年六月乐天宇考察边区森林资源时再次“发现”了这一地区。边区政府拟定此处作为“新中国大农场经营地区”。
1941年开始有部队机关进行少量耕种。1942年起边区部队开始在此试种特产。按照西北局的说法是，各部队“皆曾种地，但中心在种特产。”


随后附有的《一九四二年各单位种地面积调查表》将种植收获明确的分为三块——粮地、特产地、菜地。在“特产地”条目下，也分为三栏分别为，亩数、收烟数、每亩产量。

总的来说1942年的这次试种是失败的，因为部队没有特产种植经验下种太早又贪多，也不熟悉割烟和施肥的方法以致产量太少。如炮兵团（延安仅有的炮兵部队，团长是拥有传奇经历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武亭将军）种植600亩仅80亩发芽，收烟几十两。警卫营收烟较多也只有800两。359旅718团种植1000亩仅收获300两特产。种特产竟然种亏了！
（注：网上有所谓辟谣文章指鹿为马，竟然说此表格中的“收烟数”指的是烟草，根本就是不了解边区烟草事业的发展信口胡诌。事实上烟草历年都是边区的进口物资，从未大量出口。边区烟草业的“大发展”是在43年，起因是43年一度解除外烟进口禁令，导致外烟大量涌入边区，造成3.4亿元的逆差。为了减少贸易赤字，边区出台法律严禁外烟进口，同时加大缉私力度严查外烟。同时倾尽全力发展自身的烟草产业试图对抗外烟。正是靠着边区的地方保护政策，陕甘宁烟草才在内部有了一些市场，但这种烟草几乎没法出口。因为边烟价格高质量一般，根本没法和区外质优价廉的烟草抗衡。边区卷烟一条耗费1.5至2斤烟叶，成品售价约为63斤小米。而一条外烟价格便宜者仅售10.8斤小米。英美烟草公司品质较高的杜鲁门也才25.8斤小米一条，小号哈德门算是最贵的，45斤小米一条。内外价格相差如此之大下走私烟自然难以禁绝。边区烟草业没发展多久，至1945年6月就已凋敝。由于外烟走私实在难以阻止，1946年边区索性放开进口外烟，试图化暗为明，收取税费。结果边烟草被彻底打垮，再无翻身希望。
另外从1943年起边区的“特产”来源就转为晋绥，这和边区自产的烟草发没发展毫无关系。边区烟草唯一的一点出口是卖给晋绥边区，而不是销往国统区。这和“特产”的贸易流向完全相反。更何况边区烟草亩产在200-350斤之间，如果每亩 “烟”产量仅数两的话，那可是弱智种的了。详情参照：陕西省烟草志陕西地情网）
1942年边区特产的另一个来源是允许老百姓种植然后收购，我们可以参考下面这个钓鱼执法的例子。因为内容实在太过有趣，请原谅我一字不改大段引用原文：




此外边区还收购商人的特产转手贩卖，盖因当时对特产贸易尚未形成组织化，特产贸易政策辄有反复。种植问题在抓紧，但边区缺少存货，只好从商贩处收购，再行转手。边区真正靠特产赚钱，要等到42年自种的特产上市后才行：



萧军当时定居延安，他在日记中是是这样记载的：


边区虽然属于迫不得已，但由于特产来钱容易，又可换到各种物资，便不知不觉深陷其中了。在特产的带动下1942年度边区财政收支盈余10873万元，边区财政靠此扭亏为盈。
按边区的话说


但陕甘宁边区特产种植的短暂开禁很快就要走到尽头，边区特产贸易结构马上就将迎来一场重大变革。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边区出现特产种植的这事快就被人发现，并被传扬出去，引发轩然大波。让人惊讶的是，边区特产问题最早竟是被日本人捅出去的。


当时的《西安晚报》更是讥讽说：


受此影响，新华日报不得不紧急“辟谣”


根据台湾方面的说法国民政府内政部，还真就组织了一个“陕豫甘宁绥区禁毒检查团”于1943年4月准备赴边区考察禁毒事宜（陕西特产收割季节在7月中旬，下种的时候大约是在4月），结果吃了个闭门羹。“希望大家去参观”的陕甘宁边区拒绝调查团进入。
来往电文如下：


虽然由于拒绝检查国府并没抓住切实的把柄，边区还是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特产贸易在民国虽然普遍，但无论如何都是极不光彩的事情，按照当时的法律也的确属于违法犯罪。退一万步说种贩特产也与边区民族旗帜的形象大不相符，但如若放弃特产种贩，边区财政又极难维持。权衡再三，边区再次改变了特产的经营方式，这一次晋绥根据地的特产开始登场。
四、晋绥与烟罚
晋绥边区位于陕甘宁边区东侧，与陕甘宁边区隔黄河相望。早期有军政人员8万左右，后期低谷时期军政人员也基本维持在5万以上。而晋绥边区开始特产贸易的时间其实比陕甘宁边区还早。
受“晋西事变”（这事的爆发原因得问薄一波）和日伪扫荡加蚕食的影响（晋绥在一九四零年遭到了春、夏、秋、冬四次“扫荡”），1940年1-8月，晋绥边区经济形势一片混乱。财政收入要通过四项动员（献金、献粮、扩兵、军鞋）筹措。但因为执行的方式过“左”，导致富户逃亡、怠工，反而进一步影响了晋绥边区的生产发展，以致晋绥边区在1940年经济萧条，财政也日趋困窘。
当时晋绥困难到什么程度呢？


在这一混乱时期“烟捐”即已出现，不过所占财收份额相当小
晋绥边区1940年1-8月财收情况

1940年9月晋绥开始认识到这方面的错误，试图改正，结果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上去了。
1940年9月至1941年2月财收情况

可以看出这几个月中晋绥收入几乎全靠银行借款解决（即开动印钞机）。结果引发物价暴涨，短短三个月内西北农币（晋绥边区发行的货币）和白洋的比价就从6:1跌到32:1，晋绥边区首府所在地的兴县因为部队机关集中，持有的农币颇多，导致其通胀比其他地区还要严重的多。这一时期烟苗罚款所占财收的比例依然很低，仅有1.07%，从绝对值上看甚至有所下降。但从1941年3月-8月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晋西北在第一次高干会议后制订了新的财政方针，主要内容是


从这时开始烟苗罚款的财政占比急剧上升，晋绥边区也由此开始参与指特产贸易。按晋绥对内宣传的说法是：


这个说法看起来比较光明正大，毕竟是敌人让种的烟苗，我们只是去罚款罢了。不过纠其本质，和民国时期的“寓禁于征”已无区别。最后一句“此项捐款不能过多，致使种植者恐慌逃跑”，更是露了底，这哪里是“寓禁于征”呢，完全就是准备长期割羊毛嘛。同时晋绥边区根据文水的经验（文水所在的八分区于1940年就曾征收烟罚），制定了收取烟罚的程序：


可见，晋绥边区为了收到烟捐，还是动了不少心思。和陕甘宁边区一样，晋绥边区的这种做法也在内部引起了争议。例如四区之所以征收不力，就是对征收烟罚持有异议，四区同志如此顽固，简直要把边区领导气哭。就差直接挑明——边区经济形势这么差不征也得征啊！



此外41年晋绥还有部分特产来自大青山。


至于收取烟罚的方式则是不拘一格，据后来的包头市市委书记成枫涛回忆：


因为1941年烟苗罚款征收比较成功，在1942年度的晋绥的财政预算中烟苗收入继续被列为第一大财政来源，预计征收烟罚为银元39万5500元占收入比例的21%。田赋和公粮变价则分别占预算的19.7%和14.1%，同时要求部队机关的自力更生主要要向农工业发展，绝对禁止金融投机，停止政府机关部队经营商业。
最终结果却并不理想，烟苗罚款仅完成42%，征收到16万8000元（白洋）；田赋仅征收到65%；公粮变价仅收到77%。其他财收中大青山收入、银行借款也都少于预期。
尽管烟苗罚款大大不如预期，但也达到了极限。根据文水县方园村的调查：

晋绥边区一季之中抓了5次，征收的税款是敌伪的一倍有余，搞的烟农受不了。文水烟苗罚款报告中说:



因为当年晋绥边区收入大大减少，开支也只得压缩，应急的法子是：津贴不发、伙食（油盐炭菜）减半，春衣减半，经费削减1/4。但依然入不敷出，亏空95万4359.59元（银元）。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年晋绥边区开始试种“药材”


时任晋绥边区贸易局长兼银行行长，建国后担任江西省财委副主任兼财政厅长、江西省副主席的牛荫冠在《吕梁党史资料第八辑》P4《晋西北贸易工作和土地改革》中写道：


其实即便没有最高领导人的这封亲笔信，晋绥也还是会延续42年的政策，尝试进行特货种植的。但这封信也不是毫无用处，至少它让晋绥边区“更有底了”
既然最高领导也提出了这种要求，晋绥边区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从1943年起晋绥特产贸易规模开始狂飙突进：



为了隐晦起见，晋绥边区开始不时把特产称为药材。“烟罚”有时也被含蓄的称为“药品变价”（可见后文详解）。陕甘宁边区方面的说法是：



晋绥边区逐渐和陕甘宁边区形成了分工分作，晋绥负责供货，陕甘宁负责外销特产，同时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提成。从交货地点、禁止外销、收取20%手续费、新货要在7月上市、分为几成净货、去除皮重仅算净重这几点来看，晋陕要换的到底是什么货已经不言自明。当然从后来的实际情况来看，双方均没有严格执行协议内容。晋绥边区的特产并未全走陕甘宁渠道，陕甘宁的部队、机关也经常越过贸易部门去晋绥直接拿货。
其实在最高领导人写信之前，两地就曾就特货统销问题予以讨论。只不过当时晋绥方面觉得特货统销困难较大，没有实行。
时任晋绥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建国后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甘泗淇将军是这样说的：


1943年起晋绥提供的特产有力的支持了边区的财政并延续到抗战结束后。正是由于“晋绥大量特产” ，解决了边区的货源问题 ，边区才能在43年下发《延属地委关于禁种特产规定的秘密通知》， 再次禁止界内特产种植。至此
陕甘宁边区从禁种——试种——转为代销晋绥特货（界内重申法规再度禁种）
晋绥边区则从禁种——收取烟罚——试种——正式种植出口陕甘宁

从此以后双方特产贸易格局终于固定下来，特产贸易的收入也开始进入新的高峰：


根据另一篇文章

前面说“药品变价=烟税=烟罚”证据之一就是同一份材料里，占财收相同比例的大额收入在前文说是“药品变价”，在后文则被称为“烟税、烟罚”了。
由以上材料也可以看出，晋绥特货收入（烟罚）从1941年占财收的32%增长到1944年的80%，45、46两年所占财收比例也超过了50%；金额则从40年的4.14万白洋，猛增为1941年26万，1942年36万，1943年特产收入虽然不少，但几乎全部解送中央陕边（以甘泗淇的报价推测大约值白洋280万元），1944年534万，1945年515万，1946年580万白洋。
随着晋绥出口量的猛增，作为晋绥边区主要承销渠道的陕甘宁边区出口的特产也开始同步剧增，1943年边区进出口中特产占了大头：
《1943年的对外贸易》中是这么总结的


解释一下以上内容：在1943年特产出口挑了大梁，出口金额是食盐的数倍。但除了晋绥特产，边区最重要的出口是边盐（边盐利润菲薄远不能和特产相比，这个咱们放在后面说），边区政府自己“统销”的特产是合法的，而部队机关、普通商人销售的特产则属“走私货”则属于边区缉私机关严查的范畴（当然部队机关搞走私，缉私队是奈何不得的。延安缉私队曾经不长眼，去搜查359旅供销社，结果从队长到队员四个人都被做掉了，关于部队、机关和特产的纠葛，部队“代销”与边区“统销”的变迁，咱们也留在后面说）。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无论是部队机关还是“走私”特产的来源都是晋西北（河东）。特产的利润则是一本二利，也就是说卖出一两特产可以赚取两倍的利润。网上还有人“辟谣”说民国烟土泛滥，特产根本赚不到钱……
需要说明的是上表不是很全，没有算入部队机关“合法”销售的特产以及盐业公司出口的边盐数量。

根据《历年出入口状况》1943年至1945年边区的进出口情况如下：

根据以上统计可以看出，在“正常的“进出口情况统计中并没有算入特产。
1943年边区进口额64.7亿元，出口额25.2亿元（边币）
1944年边区进口额159.6亿元，出口额91.7亿元（边币）
1945年边区进口额20.3亿元，出口额10.7亿元（券币）（注：券币是边区后来发行的货币，因为边币通胀过快，名声不好后来用流通券以20：1的比例全部收购，所以1943年进口额大约是406亿边币，出口额214亿边币）
这样一看问题来了，边区逆差问题太严重了。边区出口的食盐金额太少远远不能弥补进口布棉带来的逆差。只有一样东西可以轻松抹平逆差，那就是——特产，而特产数目庞大，是要单独拿出来谈的。由上图可以看出：
1943年特产出口20.7亿元(边币)
1944年特产出口224亿元（边币）
1945年特产出口39.9亿元（券币）（注：折合798亿元边币）
按照边区的总结为：



可以说从44年起边区特产的出口额就远远超过正常出口商品的总额了。如果将特产算入出口总额，则边区历年出口总额中特产所占比例为：
1943年为45%
1944年为70.9%
1945年为78.9%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口径统计的特产出口量不大一致，比如按《1943年的对外贸易》中所写即便不算1943年部分军队销售的5613斤（9万两）特产，1943边区的特产出口额就已达到36.8亿，而在及出口材料中特产出口额仅有20.7亿，估计是统计口径不同，1943-1945可能只统计了贸易机关的外销数额。
陕甘宁边区贸易人员也对边区特产出口做过粗略的估计：


前半段话是根据1943年上半年的贸易统计得出的，据统计1943年上半年出口物资中特产占53%，食盐占28%，故而贸易局会说“食盐与特产的出口值，约占出口总值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后面半段话是以食盐和特产的出口额反推总出口额。根据贸易局的估算，边区出口的特产价值约为116亿元，边盐出口额约为30亿元。两者之和除以0.8可估算总出口为185亿元。这两个数字为什么和前表中1943年出口额不符呢？是因为1943年出口额是个累计值，是一笔笔加出来的进出口金额。但1943年边区经历了严重的通胀。贸易局是用1944年通胀后的物价直接相乘计算的进出口额。1943年秋冬后特产价格已经变为2500元法币一两，按1944年法币对边币1:8的汇率计算大约折合边币20000元一两，正是32万元一斤。而边盐价格则是1万元一驮（边区一驮为150斤）。特产价格是边盐的4800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边区出口数千斤边盐，出口额却仅是出口3、4万斤特产的几分之一（关于特产的价格问题我们会在后面进一步分析）


根据这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出1943年一年边区出口的特产大约是60万两。这个数字也可以从其他文章中获得印证：

关于特产的出口数量还有第三个数字：


【略】

“陕甘宁边区是否种植鸦片”问题一直众说纷纭，但辩论双方往往只从只言片语或“常识”之类出发，得出对自己有利的结论，真正下力气研究陕甘宁边区的人却很少。为了彻底搞清“陕甘宁鸦片问题“我花费一段时间对边区的资料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希望能通过我的提供的证据终结这一长期以来的争议话题。
我所提供的资料出处主要是大陆出版的史料汇编、相关人员的回忆录，部分数字出自CNKI数据库中的论文，个别资料来自台湾方面的文件但仅作参考。以上书籍、论文均可从网络下载，相关的引用也会注明页码，每一句话都有出处，便于查证。
一、 特产是什么？
讨论陕甘宁边区特产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特产。连这个基础问题都弄不清楚是无法进行下一步的展开的。其实，“特产”是什么，这在边区资料中已经记录的清清楚楚，无需再辩：
在下面这则材料中则明确指出特产为“黑色”的物品：

事实上几年来我们解决问题所依靠的物质力量，按其重要程度排列次序是黑(特产)、黄(公粮)、绿(纸币)、白(食盐)……据我所知这两年的实际工作与黄松龄同志的看法是有出入的，边区对外贸易的管理占一般出口百分之九十的食盐和特殊出口的特产由贸易公司掌握比较是严格的。
苏子仁《讨论金融总结的发言底稿》1946年3月2日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篇金融》P353

在下面两份文件也明确指出边区语境中的“特产”到底是什么，“特产”绝非正常贸易物品：

《延属地委关于禁种特产规定的秘密通知》(1943年8月1日)
禁种特产的决定，各县党政都能认真执行，但有少数下层干部及一部分群众对禁种了解不够。以致在偏僻地区严令铲除后，尚留有烟苗。据调杳所知，此项遗留烟苗，均已收割集总（中）起来，为数为少，兹为贯彻禁令，并使公众得有收益起见，特规定如下办法，希各级党政负责同志切实认真执行：
（一） 立即深入的调查留有烟苗之人家、亩数、收获量，以便有计划的进行没收，最低限度公家要没收到全收入的80%
（二） 在没收时，烟户最多只能留到20%
（三） 凡（确）已吸用或变卖出去的烟户者，可以按市价没收，如出卖在临近者可以追回没收各县现存之特货，无论旧存或新收均立即送交专署，统一出售，不得拖延，不得隐瞒，也不得在下边出卖。续收到的，应随时送来论价出卖。
此项变价得来之款，原则上仍归各县，但分区财委会认为必要时，可酌情做极少数的调整，以上办法，只做执行之准则，不许宣布，并须严格切实执行，对群众仍称没收处罚
（一） 署名：张邦英（时任陕甘宁边区延属地方委员会书记、延安卫戍区政治委员）
王震（时任三五九旅长、中共延安地委书记、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卫戍区司令员）
曹力如（时任延属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
《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P137
《志丹县政府关于特产种植及处理情形的呈报》 1949年7月5日
曹、李、崔主任：
我县群众偷种大烟问题，自春耕布置后，随几次命令及指示并在区长联席会议当面布置，但至今仍很严重的存在着。
《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P196
《关于鄜县及关中分区鸦片委员会走私与强迫收账等问题的调查报告》（1944年8月）
目录
（一）鄜县境内的走私调查
（二）关中分区种植鸦片及其查毁调查
（三）关中分区特货走私之调查
（四）关于收特货帐的问题
（三）关中分区特货走私之调查
走私的一般概况今年一二月提议代销之时，公司区和*所都参加了，这的确解决了部分的经济困难，但实际也促进了以后走私的发展。四月十五日传达了禁止走私的命令，当时情形良好，没人走私，五月中旬走私开始。
许多经济干部思想上没有彻底转变，以为只有大烟才能解决大的问题。因此，轻视其他生产。由于货物多以法币交换，而且不易求得，因此，特货就成为对外贸易中最合算的东西，有了它，什么都可以买到，这种客观情形也形成走私的便利条件。
职 刘向三 呈
《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P268-274

综上特产、特货是什么已经无需争议，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边区特产贸易的起因、发展、规模、影响等情况，而这其实是个相当有趣的话题。
二、特产问题的缘起
皖南事变前边区禁烟颇严，这一点可以从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中看出。亦可从后文的《南泥湾调查》中

“老百姓存的多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种子。”

看出。红军早期人数有限，负担不重。37年抗战后至皖南事变前边区主要依靠外援维持，外援包括国民政府拨发的军费及“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合计占边区财政收入约 50%到 85 %

1937年 至 1940外援金额及占当年财政收入比率为：
1937年 ，45.6万元 ，占年 财政 收入86.71%
1938年 ，46.8万余元 ，占年财政收入 51.69%
1939年 ，566.4万余元 ，占年财 政收入 85.55%
1940年 ，755万 余元 ，占年财政 收入 77.43％
西北财经办事 处《抗 战以来陕 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 2月18日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六篇 财政》P427
其中国民政府拨发的经费（法币） 国内外进步人士捐款（法币）
1937年7-12月为192.8万 1937年7-12月为3.6万
1938年 448万 1938年 197.4万
1939年 500万 1940年550.6万
1940年499.7万 1941年77.9万

（注：原文如此，前面的收入和后面的捐赠总额对不上。我认为是因为“国民政府拨款”及“捐款”并非全部拨给边区财政，部分收入还要拿出来分配给其他部队。如1939年吕梁山脉及晋西北所控制部队每月获边区拨款15万）
总的来说在国民政府提供拨款的背景下，虽然边区财政谈不上富裕，但也能略有结余。如 1938年余 10.3万元，1939年余 8.4万元。在此背景下边区执行了休养生息，减轻民众负担的仁政方针：

一九三七年征收公粮一万四千石(一石为三百斤)，占边区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一点二八，每人平均负担仅一升，是很轻的。以后逐年增加，一九三八年一万五千石，一九三九年六万石，一九四O年十万石。《李维汉回忆与研究》P500-501

但在1941年 ，边区财政突然出现 了严峻的形势，这一年边区财政亏空 567.2万余元。起因是“皖南事变”爆发了。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为敦促延安方面尽早执行撤离计划，国民政府于11月暂停发放对延安的拨款。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极具恶化。国民政府也就再也不给延安拨款了。这样一来延安每年收入骤减500万元，经济一下捉襟见肘，陷入困境。
于是公粮的征收在 一九四一年激增至二十万石。《李维汉回忆与研究》P501
这才有了“打雷咋不劈死毛泽东”的段子
同时随着抗战的发展以及出于增加边区兵力防止国民政府进攻的考虑，边区的党政军、学校、机关人口不断膨胀：

一九三七年陕甘宁边区成立时，党政军脱产人员仅一万四千人，一九三八年亦仅一万六千人。一九三九年后，主要是一九四O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发动两次反共磨擦，用重兵包围边区，并伺机大举进攻。我们被迫从前线陆续调回军队，保卫边区。边区脱产人员(主要是军队)即从一九三九年起直线上升，计:一九三九年四万九千人，一九四O年六万一千人，一九四一年七万三千人。《李维汉回忆与研究》P500-501

由于国民政府停发军费转而封锁，兼之边区吃财政饭的人口激增 ，从1941年起边区财政陷入巨大困境，从1940年12月到1941年2月短短三个月内，延安物价指数从716.7飞涨至1373。最高领导干脆提出了饿死、解散与生产自给三条道路。边区开始考虑要采用何种方法来解决金融危机。

一开始边区考虑的还是“开源节流”这类正常的解决方案：
1）机关部队自主经营解决经费困难（这是“部队经商“的鼻祖，后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
2）大量出口边盐，计划41年出口60万驮以解决财政问题（一开始甚至计划每年出口200万驮边盐，但直到抗战结束，边区外销边盐最多的一年也才出口33万驮）
3）加强税收
4）发行公债680万
5）征收公粮20万石
6）停止法币流通，发行边币（这是为了启动印钞机做准备）
即便如此，想尽一切办法到年底财政还差568万元的亏空（占岁入22%）填补不上，边区只好印钞，这就导致了进一步的通胀……
以上内容参看《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六篇 财政》P16

边区金融体系摇摇欲坠，一切正常手段都难以填补亏空，边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禁忌之物——特产。

三、“上瘾者”陕甘宁边区特产贸易的开始：
边区最早是从1941年的夏末开始插手特产生意的：

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五——十一月三十日全边区特产推销情形:
资本1212.8斤
代销2850.7斤
各部队免税出口4099.1斤
公司自营1010.9斤
财厅没收87斤
合计9260.5斤
以平均价格16000元计，合计l48，172，490元。最初每斤8000元逐渐提高，现已到24000元，其中吸收法币60%，换回物资40%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四编 商业贸易》P94-95

也就是说在三个月的时间内，边区出口了将近15万两特产。
边区从禁止种贩特产转为靠特产牟利，这种剧烈变化必然引起内部的激烈争论。按《南汉宸传》中的描述，当时主抓财政的南汉宸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这才在有了1941年冬南汉宸与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一次重要谈话（注：下文为《南汉宸传》原文，仅供参考）：

一天, 南汉宸刚从军需处回来,副厅长霍维德神情严肃地走了进来,拧着眉毛说:“4点钟,
边区政府那边打来电话通知你下午4点钟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经营土特产的问题。”
“怎么,出了什么事了?” 南汉宸已猜出原因的大半,但他还是想听听自己副手的看法。
“我们有几位老同志,对于经营土特产都提出了意见。有人还专为此事给毛主席写了两封
长信,历数经营土特产的弊端!”霍维德说。“噢,还写了两封长信!”南汉震有些紧张起来,他记起边区政府里,近几个月来一直存在的激烈争论,许多人都反对经营土特产这种生意。
尽管他一再申述必办理由,但始终未能得到理解。
“此外,还有西北局的一些领导,包括高岗司令员在内都是一个意见!”霍维德说,“宁肯饿
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他们说，陕北根据地坚持这么多年，条件比这还困难也没有做过这个买卖!”
“我们没做,不等于民间没做呀!请问,米脂、绥德的义合、宋家川、螅蛎峪等几个小镇子,
当年人贫地瘠而这些年来怎么会发展成有几万人的繁华集镇呢?还不是靠从宁夏、绥远来的
土特产经过他们那里倒手,才发展起来的吗?闭着眼睛不看现实不行!”。
“问题是我们的一些同志,还是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提到的那样:革命的道路要笔直又笔直,革命的力量要纯粹又纯粹!”
……几句闲话讲过,话题自然转到土特产的事上来,毛泽东缓缓地说:“关于经营土特产的事,许多同志都来反映意见,而且是相当的尖锐,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看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为好!办呢,还是不办?”
南汉宸见主席这样虚怀若谷,心气便也平和下来,于是便将所面临的窘境和能采取的唯一对策,一五一十地对毛主席汇报后说:“我们眼下是栈道已毁,只剩下暗渡陈仓一条小路了。不走陈仓小路,我们就得憋死、困死、饿死,除此之外,不会有第二种结果。”
“噢,这么严重了?难道我们不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吗?”毛泽东诙谐地间道。“是啊,我们也正是这么做的。是呀,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汉宸,我看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三条道:第一条,是想法子弄钱,弄粮,弄到我们所必需的物资;第二条,大家散伙;第三条,饿死。第二条和第三条路都不好,我想我们大家都不愿意走。那么,就只有走第一条道。当然,我们要向人民说清楚,要向全体干部说清楚,使大家都了解,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抗日和革命。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牺牲一切。因为没有抗战,不打走鬼子,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要向群众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说服动员,发动大家一起来讨论……” 毛主席深人地剖析事情的成败得失和二者相权取其轻的道理
不知不觉，太阳已经落山了，屋子里的光线逐渐暗淡下来.也不如刚才那样温和了，但是来的人心里却感到更为温暖，更为明亮，换句话说，更有底了。
说一千道一万，路只能走第一条，想法子弄到粮、弄到钱、弄到我们所必需的物资，在明修栈道的同时，也要想法子暗渡陈仓小道。否则，只有困死、饿死或者解散。以革命的名义，我们只能要前者，走第一条道;而不能要后者，走第二条、第三条道。
《南汉宸传》邓家荣 韩小蕙著 1993版P254-258

在最高领导人的支持和鼓励下，边区开始实践一条不同以往的财政获取方式。1942年边区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自种特产，一方面允许老百姓种植然后收购：

首先是在南泥湾试种特产：
南泥湾地区本来人口稠密富饶，但因光绪年间西北回变，导致人口灭绝，70年后已经成为了一片茂密的森林。一九四0年六月乐天宇考察边区森林资源时再次“发现”了这一地区。边区政府拟定此处作为“新中国大农场经营地区”。
1941年开始有部队机关进行少量耕种。1942年起边区部队开始在此试种特产。按照西北局的说法是，各部队“皆曾种地，但中心在种特产。”

《南泥湾调查》①初考作者为西北局办公厅边区研究室。
（一九四三年二月）
一九四二年，成立农场管理处、以军委农场李世俊同志为主任。三月，特务团开来住马坊;六月，九团开来驻九龙川;八月，四支队来驻南泥湾皆曾种地，但中心在种特产。
三、部队屯田事业
……土地问题较易解决，土地无主，各团大抵先行测地插标，就近开荒，只是种特产向老百姓调剂了几千亩川地。调剂系经过管理处，条件未详。
据许多同志谈，去年吃亏处在把农业生产中心放在特产上，而种特产的缺点，第一，贪多;第二，缺乏经验，未好好的采访老百姓的意见，如炮兵团下种时，老百姓说太早，种了不出来，我们不听，结果六00亩只出八O亩。其他施肥割烟皆不熟悉;第三，种子不好也有关系，老百姓存的多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种子。
出处：《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 一九四三年（一）》P272

随后附有的《一九四二年各单位种地面积调查表》将种植收获明确的分为三块——粮地、特产地、菜地。在“特产地”条目下，也分为三栏分别为，亩数、收烟数、每亩产量。

总的来说1942年的这次试种是失败的，因为部队没有特产种植经验下种太早又贪多，也不熟悉割烟和施肥的方法以致产量太少。如炮兵团（延安仅有的炮兵部队，团长是拥有传奇经历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武亭将军）种植600亩仅80亩发芽，收烟几十两。警卫营收烟较多也只有800两。359旅718团种植1000亩仅收获300两特产。种特产竟然种亏了！
（注：网上有所谓辟谣文章指鹿为马，竟然说此表格中的“收烟数”指的是烟草，根本就是不了解边区烟草事业的发展信口胡诌。事实上烟草历年都是边区的进口物资，从未大量出口。边区烟草业的“大发展”是在43年，起因是43年一度解除外烟进口禁令，导致外烟大量涌入边区，造成3.4亿元的逆差。为了减少贸易赤字，边区出台法律严禁外烟进口，同时加大缉私力度严查外烟。同时倾尽全力发展自身的烟草产业试图对抗外烟。正是靠着边区的地方保护政策，陕甘宁烟草才在内部有了一些市场，但这种烟草几乎没法出口。因为边烟价格高质量一般，根本没法和区外质优价廉的烟草抗衡。边区卷烟一条耗费1.5至2斤烟叶，成品售价约为63斤小米。而一条外烟价格便宜者仅售10.8斤小米。英美烟草公司品质较高的杜鲁门也才25.8斤小米一条，小号哈德门算是最贵的，45斤小米一条。内外价格相差如此之大下走私烟自然难以禁绝。边区烟草业没发展多久，至1945年6月就已凋敝。由于外烟走私实在难以阻止，1946年边区索性放开进口外烟，试图化暗为明，收取税费。结果边烟草被彻底打垮，再无翻身希望。
另外从1943年起边区的“特产”来源就转为晋绥，这和边区自产的烟草发没发展毫无关系。边区烟草唯一的一点出口是卖给晋绥边区，而不是销往国统区。这和“特产”的贸易流向完全相反。更何况边区烟草亩产在200-350斤之间，如果每亩 “烟”产量仅数两的话，那可是弱智种的了。详情参照：陕西省烟草志陕西地情网）
1942年边区特产的另一个来源是允许老百姓种植然后收购，我们可以参考下面这个钓鱼执法的例子。因为内容实在太过有趣，请原谅我一字不改大段引用原文：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对郭洪绪等十五人向边府呈状的批复》
〔战字第872号〕(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
袁专员、杨副专员并转米脂马县长。
顷按米脂桃镇区人民郭洪绪、任俊文等十五人为绥德保安分处收没烟土不予发价事呈来本府一状，内称:
“去年阴历五月下旬，被绥德保安外派来刘志勤、申平周二人，在米脂东区一带，利用起周富贞、艾克洪，该二人又利用起周纯喜、周佩青，他们几人来在米脂桃镇二乡蔺家寺任俊文家中和桃镇一乡白家沟杨会堂家中，申称他们是公家商人买大烟土，当时包袱内假包表纸，说是他们的货币。民等因公家商人从前在各处有收买烟土先例事实，遽信为真，并且相信人民给私人卖烟，不保犯法充公，给公家卖烟正是很妥当的事。因此，就在蔺家寺村称了任怀善、任怀文、任怀中的十八两，张光禄二十五两二钱，任礼义六两五钱，刘中好七两三钱，郭洪绪十八两一钱，郭子勒、郭怀亮十一两二钱八分，任礼光三两二钱，杨会堂在井家河称了艾绳裕、艾绳华，艾克芳二十二两五钱，吴玉祖六两，桃镇民生栈六十七两。以上除民生栈外，共计烟土一百一十八两零八分。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三十一年上自种割的，并不是贩卖的人。再者，这些东西是在我们家中称去的。当时将烟土集中，随即拿出手枪说:同志们，对不起，都要没收。我们自己在三十一年种割的，除交公家而外，每家都长余下几两，叫他们全部拿去。当时称去这东西，如保安处所利用的周纯喜，丁了膏子十六两，给保安处赔了边币四十八万元，周佩青丁了膏子五两，给保安处赔了十五万元，周富贞丁了膏子四两，给保安处赔了十万元，申平周丁了膏子九两五钱，绘保安处赔了二十九万元，刘志勤丁了膏子九两五钱，原洽保安处赔了九两五钱，艾克洪丁了膏子三两，不清楚怎样结束。
民生栈是米脂县政府的营业机关，他们的六十七两，由保安处全数退回，光老百姓的尽数没收了。我们都是受苦的老百姓，我们不懂得人情交际，因此上了这些人的拐套。三十一年上种洋烟，公家是为了解决人民困苦的，我们出了许多烟款，结果闹得几两，还教公家没收了，这真使人哭笑不得！公家是处处为老百姓的，是想办法的，私人的没收，公家的退回，我们相信政府的法令决不是这样的，恐其中一定有些误会。尤其我们这些穷老百姓，每天起来就在土疙瘩里流血流汗，不是没吃就是没烧，政府虽则困难，不在此区区之小资。故呈明原委，恳请恩准发价，以解民困”等情。研究此案真实情形如何，希即切实查明，一并提出处理意见，呈报本府。特此令仰遨照办理。
此令！
主席： 林伯渠 副主席:李鼎铭
《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P248

从边区这份1945年的状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基本事实：
1、“公家”之前曾在绥德各地收买烟土
2、1942年（即民国三十一年）“公家”曾允许老百姓种植洋烟，然后征收了绝大部分（但是案子中这几户人家留下了几两）
3、1945年米脂政府的营业机关仍然拥有特产，老百姓销售特产会被罚，县政府的营业机关则没人动。
这桩钓鱼执法引发的案件无意中透露了边区早期获取特产的另一种方式，允许老百姓种植，然后进行收购。
此文件并非孤例，还有一份材料也可提供证明：

《子洲县政府为转知七一五团华兴商店赔偿款烟的呈文》
林主席、李副主席:
据本县周复区这次召开民主大会，有商号万盛厚同德兴商民师维新等提出: 三十二年政府法令烟土系禁物，民等即将积存烟上(三十一年收获的)寄放本镇七一五团华兴商店，今该带走烟土五十两，另该团运输队买二十两，每两八百二十五元法币，分文未付。……上述各等情，本府既不知其底蕴，自然不能冒然主持解决，兹将原呈沙上，清转知该团，或赔偿或有理答复
此致敬礼
县长谢怀德十二月十三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9》P109

此外边区还收购商人的特产转手贩卖，盖因当时对特产贸易尚未形成组织化，特产贸易政策辄有反复。种植问题在抓紧，但边区缺少存货，只好从商贩处收购，再行转手。边区真正靠特产赚钱，要等到42年自种的特产上市后才行：

（1942年）特产收入在上半年因贩卖商人的货，只能作财政周转而盈利不多，八月以后收到新货，直到第四季度(主要在十一、十二月)新货出售才有收入。
边区财政厅:《二年来财政收支工作总结》1943年10月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六篇 财政》P59-61

按谢觉哉日记的话说：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度不过难关)——缺乏仁政观点的人，则认为这是直截有利的办法，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
《谢觉哉日记》1945.1.15P734

萧军当时定居延安，他在日记中是是这样记载的：

1942.2.6听了财政厅长（注：时任财政厅长应为南汉宸）报告边区经济状况，甚至制作鸦片烟膏，我听了很难过“为了钱，除开我个人没有去抢人去以外，几乎什么方法全做过了！平常我们不乐意说到穷……”他说。
《萧军全集》第十八卷.日记P562

边区虽然属于迫不得已，但由于特产来钱容易，又可换到各种物资，便不知不觉深陷其中了。在特产的带动下1942年度边区财政收支盈余10873万元，边区财政靠此扭亏为盈。
按边区的话说

① 取之于民的三项，税收、盐税、公盐只占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卅五
②特产收入占百分之四十。特产不但解决了一九四二年财政收入，而结余下的还支持了四三年春季财政。
边区财政厅:《二年来财政收支工作总结》1943年10月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六篇 财政》P59-61

但陕甘宁边区特产种植的短暂开禁很快就要走到尽头，边区特产贸易结构马上就将迎来一场重大变革。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边区出现特产种植的这事快就被人发现，并被传扬出去，引发轩然大波。让人惊讶的是，边区特产问题最早竟是被日本人捅出去的。

1942 年日本驻汉口总领事田中彦藏向外务大臣东乡茂德报告称:“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强迫老百姓种植鸦片。陕西西安各大报纸杂志纷纷报道，并且联合致电毛泽东: 顷据报载，陕北各地遍种罂粟，不胜惊骇。禁烟一政历年来我政府竭力以赴，虽在抗战期中未尝稍弛。……而陕北各地遍放罂花，是不啻欲置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敌伪沦陷区所施之技，先生亦为之，不亦为仇者所快乎?务请改过从速，除恶务尽。
《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P289

当时的《西安晚报》更是讥讽说：

目前正值鸦片结实时期，谚所谓“心中非冷病，怕吃西瓜”其果能允许后方同胞派人前往视察，而视察结果又无鸦片栽种事迹，则本社自愿赔偿其名誉损失，受国家法律制裁，惟全国同胞共鉴之。
民国三十一年七月九、十日。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5编 中共活动真相 3》P271

受此影响，新华日报不得不紧急“辟谣”

陕甘宁边区与华北敌后根据地，对禁烟，雷厉风行，至今为止，禁种已完全做到，虽在敌人恶势力毒化政策包围下，禁吸禁售，成绩昭著，事实俱在，不愧称为禁烟模范区，今日有人故意造谣，此辈技术拙劣，不值再驳，揆其用心，甚可遗憾。
我们希望大家去边区实地参观，以证明一切造谣诬蔑之无稽我们的态度光明磊落，造谣者，既不愿去参观，考究事实，而仍鼓如簧之舌，肆意造谣中伤，这只是证明彼辈没有正视真理的勇气，造谣终要破产的。《新华日报》1942年6月3日
《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 P284

根据台湾方面的说法国民政府内政部，还真就组织了一个“陕豫甘宁绥区禁毒检查团”于1943年4月准备赴边区考察禁毒事宜（陕西特产收割季节在7月中旬，下种的时候大约是在4月），结果吃了个闭门羹。“希望大家去参观”的陕甘宁边区拒绝调查团进入。
来往电文如下：

《延安致陕西省政府电》
省政府公鉴：密。佳电敬悉。查边区烟毒早经禁绝。去岁有一时，由临区借运鸦片过境，边区政府为严密防堵起见，特于本年二月成立禁烟督察处，颁布办法，厉行查禁。贵处实无派人前来之必要。近据报临近边区各省罂粟遍地，影响民耕，谨请贵府多派员查禁为荷！特覆。
《陕西省政府覆延安十八集团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电》
肤施第十八集团军留守处萧劲光主任勋鉴：密，倾接肤施发来未署名密电一件，敬悉一是。查内政部陕豫甘宁绥区禁毒检查团并非由本府组织，乃中央派来西北各省普遍检查，并非专查贵军驻在地方。
仍请尊重中央命令办理，俟该团第二组人员到达时饬属协助保护，以利工作。至来电谓临近边区各县罂粟遍地影响民耕一节。查本省所属各县禁种早告完成。现仅春烟出土时期，又已订定办法，通饰各县普遍勘察。陕北之府谷。神木。耀县、宜君等县，本府并
以遴派妥员前往督导查禁，迄未发现偷种烟苗情事，未审所指系在何地？请先电达内政部陕豫甘宁绥区禁毒检查团。
《第十八集团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致陕豫甘宁绥区禁毒检查团电》
内政部陕豫甘宁绥区禁毒检查团公鉴：查边区烟毒，早经杜绝。去岁曾有由临区运烟过境者。边府严格取缔计特于本年二月成立禁烟督察处，颁法查禁，严予执行。贵团拟派员检查，劲光当表欢迎。惟边区境内检查之责，应有边区自责，贵团如派大员。恐系徒劳。抗战人力，自宜用简，是否之处，尚祈见谅。第十八集团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叩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5编 中共活动真相 3》P263

虽然由于拒绝检查国府并没抓住切实的把柄，边区还是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特产贸易在民国虽然普遍，但无论如何都是极不光彩的事情，按照当时的法律也的确属于违法犯罪。退一万步说种贩特产也与边区民族旗帜的形象大不相符，但如若放弃特产种贩，边区财政又极难维持。权衡再三，边区再次改变了特产的经营方式，这一次晋绥根据地的特产开始登场。
四、晋绥与烟罚
晋绥边区位于陕甘宁边区东侧，与陕甘宁边区隔黄河相望。早期有军政人员8万左右，后期低谷时期军政人员也基本维持在5万以上。而晋绥边区开始特产贸易的时间其实比陕甘宁边区还早。
受“晋西事变”（这事的爆发原因得问薄一波）和日伪扫荡加蚕食的影响（晋绥在一九四零年遭到了春、夏、秋、冬四次“扫荡”），1940年1-8月，晋绥边区经济形势一片混乱。财政收入要通过四项动员（献金、献粮、扩兵、军鞋）筹措。但因为执行的方式过“左”，导致富户逃亡、怠工，反而进一步影响了晋绥边区的生产发展，以致晋绥边区在1940年经济萧条，财政也日趋困窘。
当时晋绥困难到什么程度呢？

几年来是晋绥艰难的一段，最严重的是四0年食粮不够吃，又以干部对粮食工作无经验，没有组织必要的调剂运输，各种粮折合上也有毛病，沿黄河的部队、机关普遍不少的吃黑豆，粮食特困难时，还要喝黑豆面糊糊，还不敢干吃，就这样也是一顿搞不上一顿。扫荡到河西去，每人每日规定黑豆十四两……部队又连续作战，有好些战士发生夜盲眼疾，同时因拣野菜吃，中毒死者也有。

在这一混乱时期“烟捐”即已出现，不过所占财收份额相当小
晋绥边区1940年1-8月财收情况

1940年9月晋绥开始认识到这方面的错误，试图改正，结果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上去了。
1940年9月至1941年2月财收情况

可以看出这几个月中晋绥收入几乎全靠银行借款解决（即开动印钞机）。结果引发物价暴涨，短短三个月内西北农币（晋绥边区发行的货币）和白洋的比价就从6:1跌到32:1，晋绥边区首府所在地的兴县因为部队机关集中，持有的农币颇多，导致其通胀比其他地区还要严重的多。这一时期烟苗罚款所占财收的比例依然很低，仅有1.07%，从绝对值上看甚至有所下降。但从1941年3月-8月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晋西北在第一次高干会议后制订了新的财政方针，主要内容是

“开源节流自力更生，力求收支平衡，纠正以发钞票解决问题的错误办法……在开源方面计划了并实行了烟苗罚款、公粮变价、整理税收、自力更生诸项办法……烟苗罚款占收入29.4%,列第一位；公粮变价为24.94%，占第二位；银行借款列第三位;税收17.14%列第四位。”

从这时开始烟苗罚款的财政占比急剧上升，晋绥边区也由此开始参与指特产贸易。按晋绥对内宣传的说法是：

敌占区群众在敌人威逼利诱之下，种植烟苗，所以采取彻底毁苗的办法会引起群众的反感，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决定除我政府占优势地区，绝对禁止种植烟苗外，在敌占区及敌我争夺区不采取割苗办法，一方面在政冶上宣传，种植烟苗为敌人毒化政策之具体实施，一方面则以罚款名义进行征收烟苗捐，至于征收原则，是根据产量之多少，确定征收数目，但此项捐款不能过多，致使种植者恐慌逃跑。

这个说法看起来比较光明正大，毕竟是敌人让种的烟苗，我们只是去罚款罢了。不过纠其本质，和民国时期的“寓禁于征”已无区别。最后一句“此项捐款不能过多，致使种植者恐慌逃跑”，更是露了底，这哪里是“寓禁于征”呢，完全就是准备长期割羊毛嘛。同时晋绥边区根据文水的经验（文水所在的八分区于1940年就曾征收烟罚），制定了收取烟罚的程序：

(1)调查;
(2)毁一部分烟苗——是“先打后拉”“寓罚于毁”“的办法
(3)说明可以不毁烟改收手罚金，并说明这是“寓禁于罚”的办法
(4)定出表格，进行烟苗登记
(5)抽出一些地，当面测量，重新登记;
(6)分三期收款，并组织短枪队武装催收。
在八区由二纵队，工卫旅征收，得到了很大成绩，共收到1204123.56元。四区没能坚决进行征收工作，所以成绩不大。

可见，晋绥边区为了收到烟捐，还是动了不少心思。和陕甘宁边区一样，晋绥边区的这种做法也在内部引起了争议。例如四区之所以征收不力，就是对征收烟罚持有异议，四区同志如此顽固，简直要把边区领导气哭。就差直接挑明——边区经济形势这么差不征也得征啊！

四区同志对烟苗罚款表示异议，认为罚款的结果:(1)使群众敢于大量种植。(2〕使一部分同志有“种得多，收款也多”的错误想法，企图从这里来解决财政问题，是自杀的办法。（3）政治影响上要受到损失，特别由于不少同志的解释教育工作不够，形成要钱主义，使群众模糊了对敌我之分。同时认为去年毁烟苗的办法，由于群众知道种大烟是犯法的，并不引起对我之仇恨，敌占区烟苗被毁后，其他农作物增加，可以增加田赋、公粮，以补偿罚款的减少。所以，四区今年即昭告敌占区群众，卅一年还要种植烟苗，政府要绝对予以制裁。
上述四区同志的意见，是不承认在敌占区里面敌人占优势，要把很据地的禁烟政策，全盘不动地搬到敌占区硬要推行的结果。
但总的来说在1941年：自力更生却占着最重要的地位，是解决预算不敷的主要办法，烟苗罚款次之，公粮变价又次之。
《经济建没材料汇集》之六《财政》 中共晋西区党委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财政篇》P2-P17

此外41年晋绥还有部分特产来自大青山。

四一年度……当时适逢敌人强迫群众在敌占区种烟，同时由于敌人的封锁与分割，敌占区附近之公粮，难于运回，乃想出敌区烟苗罚款及公粮变价的办法，解决财政开支，但仍赶不上最低需要，部队到大青山收药材84,653两，并自己生产解决一些问题。
《晋绥边区七年来的财政情况》一九四八年三月P460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财政篇》

至于收取烟罚的方式则是不拘一格，据后来的包头市市委书记成枫涛回忆：

陶林县陶凉去东复胜乡，派粮不送，派烟苗罚款不交，派布不交。一九四一年我和陶林县政府到该区检查工作，协同区长高鸿森立即将该乡长连壁扣捕，结果送了粮草，交了大烟六千余两，洋布二百余匹，讨保释放。
《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七辑》P26

因为1941年烟苗罚款征收比较成功，在1942年度的晋绥的财政预算中烟苗收入继续被列为第一大财政来源，预计征收烟罚为银元39万5500元占收入比例的21%。田赋和公粮变价则分别占预算的19.7%和14.1%，同时要求部队机关的自力更生主要要向农工业发展，绝对禁止金融投机，停止政府机关部队经营商业。
最终结果却并不理想，烟苗罚款仅完成42%，征收到16万8000元（白洋）；田赋仅征收到65%；公粮变价仅收到77%。其他财收中大青山收入、银行借款也都少于预期。
尽管烟苗罚款大大不如预期，但也达到了极限。根据文水县方园村的调查：

我们（注：晋绥边区）的烟苗罚款先后五次，每亩共负担伪钞118.13元，对敌伪的负担，每亩伪钞48元，每亩共支出166.13元，亏损26.13元。

晋绥边区一季之中抓了5次，征收的税款是敌伪的一倍有余，搞的烟农受不了。文水烟苗罚款报告中说:

“如果敌人不加强他的军事统治力量，可以相信明年除敌据点以外，冒险再种烟苗的恐怕不不多了，明年再搞这件事就须要①必须党政军民确实配合，停止各抓一把的作法，②主要的是设法搞据点以内的罚款，这就需要军队的威胁。”
在敌人再三强化治安的八区，用军队要是到敌据点去搞烟苗罚款是冒险的事情，所以，明年不可能象今年一样顺利进行，收款数目一定要大大减少。
《经济建没材料汇集》之六《财政》 中共晋西区党委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财政篇》P19-P27

因为当年晋绥边区收入大大减少，开支也只得压缩，应急的法子是：津贴不发、伙食（油盐炭菜）减半，春衣减半，经费削减1/4。但依然入不敷出，亏空95万4359.59元（银元）。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年晋绥边区开始试种“药材”

四二年敌人向内地蚕食，地区缩小，执行中共指示，精兵简政节省开支，自己动手生产，减轻人民负担，生产方面，部队还有些效果，地方上农业生产也开始收到些成绩，财政收入短少很多，除公粮变价，税收解决经费开支外，我们实行权宜之计，在内地种植药材，征收烟税，解决了冬装问题。
《晋绥边区七年来的财政情况》一九四八年三月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财政篇》P460

时任晋绥边区贸易局长兼银行行长，建国后担任江西省财委副主任兼财政厅长、江西省副主席的牛荫冠在《吕梁党史资料第八辑》P4《晋西北贸易工作和土地改革》中写道：

在晋西北还有一种特货，是一九四三年王震同志带来毛主席的亲笔信，要晋西北搞这种东西的。特货起的作用很大，可以送到敌占区，换回国民党的黄金;再把黄金拿到太原买回敌占区的棉布。解决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地区军民的穿衣问题。

其实即便没有最高领导人的这封亲笔信，晋绥也还是会延续42年的政策，尝试进行特货种植的。但这封信也不是毫无用处，至少它让晋绥边区“更有底了”
既然最高领导也提出了这种要求，晋绥边区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从1943年起晋绥特产贸易规模开始狂飙突进：

在全部收支上看，赤字是无法解决的。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迫使我们在四三年之后开始种植特产，我们可以说过去的困难主要依靠特产税及统销特产解决的，如过去九年间特产收入即占总收入40%左右(公粮人吃马喂不在内)即各单位生产自给也是主要依靠特产…… 一九四三、四四年间，由于种了特产，及各部门响应党的号召，更广泛的开展了生产运动，财政上始稍有办法，生活水平才较为提高。
《晋绥过去九年财政工作概要检查报告（草稿）》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财政篇》一九四九年五月P543-544
四三年根据量入为出的原则，继续生产自给方针，发动群众种植药材。
《晋绥边区七年来的财政情况》一九四八年三月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财政篇》P460
晋绥边区发动群众种植特产的效果很快就体现出来了：
1943年晋绥边区解送陕甘宁边区药品69万7811两。
《晋绥边区九年来(一九四O年至一九四八年)移交西北财政收支决算书》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财政篇》P610

为了隐晦起见，晋绥边区开始不时把特产称为药材。“烟罚”有时也被含蓄的称为“药品变价”（可见后文详解）。陕甘宁边区方面的说法是：

特产出口中，四三年一部分为陕北者外，均从晋绥入口。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1948年2月10日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四编 商业贸易》P69
一九四三年的财政方针是统一领导，分区统筹……特别主要的是这一年晋绥给以很大的帮助，送来大量特产，并由陕甘宁代销晋绥特产抽20%的贸易税，作为财政收入，其余作为财政家务之积累，这样建立了雄厚的家务，使党政军人员生活，进入相对的丰衣足食程度。但是，另一方面也发生了严重的贪污和铺张浪费现象。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六篇 财政》P20
要保证外汇的充足来源，出口货必须由公家统销，才能达到这一目的。而陕甘宁边区翻了身，还不是仅仅依靠本区的一般出口货，主要还是四三年由晋绥边区的帮助才翻了身，直到现在还是处在晋绥帮助的特殊情况中。
南汉宸在华北财经会议报告:《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工作》1947年5月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5金融》P169

晋绥边区逐渐和陕甘宁边区形成了分工分作，晋绥负责供货，陕甘宁负责外销特产，同时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提成。从交货地点、禁止外销、收取20%手续费、新货要在7月上市、分为几成净货、去除皮重仅算净重这几点来看，晋陕要换的到底是什么货已经不言自明。当然从后来的实际情况来看，双方均没有严格执行协议内容。晋绥边区的特产并未全走陕甘宁渠道，陕甘宁的部队、机关也经常越过贸易部门去晋绥直接拿货。
其实在最高领导人写信之前，两地就曾就特货统销问题予以讨论。只不过当时晋绥方面觉得特货统销困难较大，没有实行。
时任晋绥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建国后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甘泗淇将军是这样说的：

我到绥米后，看到因需白洋到晋西北买特货，故用法币抢购白洋，致白洋高，法币低，边币实际并未提高。特货统销问题：命令统销而未统销多少。政府连军队共收了10万两，好的马上解决冬衣问题，自由买卖，甚至商人到晋西北买。 特货出口，武装走私亦极多(商人乐意出点钱让军队护运)，故税率须注意。 (甘主任转绥德某人意见)特货统销困难很多，恐不成，提议只要适当的规定拿多少税就可以了。
《晋西北最近的金融情况(摘要)》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 金融贸易编》P113

1943年起晋绥提供的特产有力的支持了边区的财政并延续到抗战结束后。正是由于“晋绥大量特产” ，解决了边区的货源问题 ，边区才能在43年下发《延属地委关于禁种特产规定的秘密通知》， 再次禁止界内特产种植。至此
陕甘宁边区从禁种——试种——转为代销晋绥特货（界内重申法规再度禁种）
晋绥边区则从禁种——收取烟罚——试种——正式种植出口陕甘宁

从此以后双方特产贸易格局终于固定下来，特产贸易的收入也开始进入新的高峰：

《晋绥边区七年来的财政情况》（注1940-1946）中是这样说的：
虽然大量种了药材，征收烟罚统购，除送中央70万两外，主要用于四四年度。
兹将四O年至四三年上半年收支情况列下:
一九四八年三月P460-469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财政篇》

根据另一篇文章

从政府历年收入款项目上看，占全部收入比例最大的是药品收入，这项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四一年是22%,四二年26%，四三年85%，四四年82%,四五年48%四六年65%，四七年28%,四八年8%,四八年之所以小，因为华北援助款，银行贸易提回均列入四八年收入，故比例缩小。
《晋绥过去九年财政工作概要检查报告（草稿）》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财政篇》一九四九年五月P549

前面说“药品变价=烟税=烟罚”证据之一就是同一份材料里，占财收相同比例的大额收入在前文说是“药品变价”，在后文则被称为“烟税、烟罚”了。
由以上材料也可以看出，晋绥特货收入（烟罚）从1941年占财收的32%增长到1944年的80%，45、46两年所占财收比例也超过了50%；金额则从40年的4.14万白洋，猛增为1941年26万，1942年36万，1943年特产收入虽然不少，但几乎全部解送中央陕边（以甘泗淇的报价推测大约值白洋280万元），1944年534万，1945年515万，1946年580万白洋。
随着晋绥出口量的猛增，作为晋绥边区主要承销渠道的陕甘宁边区出口的特产也开始同步剧增，1943年边区进出口中特产占了大头：
《1943年的对外贸易》中是这么总结的

如不算特产，食盐则占了出口总值半数左右，占边区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二……其次，应加.上特产代销货及某些机关部队到河东买回来的特产5，613斤，平均每斤以127，432元计算(全年平均价)，值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三万余元，抛弃成本约占三分之一，边区收入四万七千七百八十八万余元，.至于特产走私数目多少，就无法估计……另一方而，如算上特产的走私数目那入超的数目又会减少些，因为到河东买货是一本二利的。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四编 商业贸易》P49-54

解释一下以上内容：在1943年特产出口挑了大梁，出口金额是食盐的数倍。但除了晋绥特产，边区最重要的出口是边盐（边盐利润菲薄远不能和特产相比，这个咱们放在后面说），边区政府自己“统销”的特产是合法的，而部队机关、普通商人销售的特产则属“走私货”则属于边区缉私机关严查的范畴（当然部队机关搞走私，缉私队是奈何不得的。延安缉私队曾经不长眼，去搜查359旅供销社，结果从队长到队员四个人都被做掉了，关于部队、机关和特产的纠葛，部队“代销”与边区“统销”的变迁，咱们也留在后面说）。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无论是部队机关还是“走私”特产的来源都是晋西北（河东）。特产的利润则是一本二利，也就是说卖出一两特产可以赚取两倍的利润。网上还有人“辟谣”说民国烟土泛滥，特产根本赚不到钱……
需要说明的是上表不是很全，没有算入部队机关“合法”销售的特产以及盐业公司出口的边盐数量。

根据《历年出入口状况》1943年至1945年边区的进出口情况如下：

根据以上统计可以看出，在“正常的“进出口情况统计中并没有算入特产。
1943年边区进口额64.7亿元，出口额25.2亿元（边币）
1944年边区进口额159.6亿元，出口额91.7亿元（边币）
1945年边区进口额20.3亿元，出口额10.7亿元（券币）（注：券币是边区后来发行的货币，因为边币通胀过快，名声不好后来用流通券以20：1的比例全部收购，所以1943年进口额大约是406亿边币，出口额214亿边币）
这样一看问题来了，边区逆差问题太严重了。边区出口的食盐金额太少远远不能弥补进口布棉带来的逆差。只有一样东西可以轻松抹平逆差，那就是——特产，而特产数目庞大，是要单独拿出来谈的。由上图可以看出：
1943年特产出口20.7亿元(边币)
1944年特产出口224亿元（边币）
1945年特产出口39.9亿元（券币）（注：折合798亿元边币）
按照边区的总结为：

加上此历年特产出口总值，则四三年仍然入超，原因是四三年开始管理贸易，实行两统掌握政策上有缺点，销特产量少，入口布类多，故仍入超。四四年则出超156亿3129万1730元。只是特产一项出口值超过进口总值40.01%，加上其他各项出口总值，则超过入口总值的98.1%，四五年出超29亿9307万8784元，只是特产出口值超过进口总值94.8%加上其他各项出口总值则超过入口总值的149%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四编 商业贸易》P64-P69

可以说从44年起边区特产的出口额就远远超过正常出口商品的总额了。如果将特产算入出口总额，则边区历年出口总额中特产所占比例为：
1943年为45%
1944年为70.9%
1945年为78.9%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口径统计的特产出口量不大一致，比如按《1943年的对外贸易》中所写即便不算1943年部分军队销售的5613斤（9万两）特产，1943边区的特产出口额就已达到36.8亿，而在及出口材料中特产出口额仅有20.7亿，估计是统计口径不同，1943-1945可能只统计了贸易机关的外销数额。
陕甘宁边区贸易人员也对边区特产出口做过粗略的估计：

布匹与棉花的入口值，约占入口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食盐与特产的出口值，约占出口总值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因此布匹与棉花是边区入口的大宗。食盐与特产是边区出口的大
宗。…… 我们去年的输出品共值多少呢?我们去年输出的共有36，250斤特产与30万驮盐，每斤特产平均以32万元计，每驮食盐以1万元计，则特产与食盐的出口总值为146万万元。占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八十。因此，去年出口总额当为185万万元。
贸易局:《对外贸易管理工作》1944年上半年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四编 商业贸易》P71-73

前半段话是根据1943年上半年的贸易统计得出的，据统计1943年上半年出口物资中特产占53%，食盐占28%，故而贸易局会说“食盐与特产的出口值，约占出口总值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后面半段话是以食盐和特产的出口额反推总出口额。根据贸易局的估算，边区出口的特产价值约为116亿元，边盐出口额约为30亿元。两者之和除以0.8可估算总出口为185亿元。这两个数字为什么和前表中1943年出口额不符呢？是因为1943年出口额是个累计值，是一笔笔加出来的进出口金额。但1943年边区经历了严重的通胀。贸易局是用1944年通胀后的物价直接相乘计算的进出口额。1943年秋冬后特产价格已经变为2500元法币一两，按1944年法币对边币1:8的汇率计算大约折合边币20000元一两，正是32万元一斤。而边盐价格则是1万元一驮（边区一驮为150斤）。特产价格是边盐的4800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边区出口数千斤边盐，出口额却仅是出口3、4万斤特产的几分之一（关于特产的价格问题我们会在后面进一步分析）

人民替政府运盐以一百五十斤平秤为一驮的标准，无论大车载运或牲口驮运均以一百五十斤为一驮。如一个牲口驮二百二十五斤的算驮半，驮一百八十斤算一驮又三十斤，如只驮一百二十斤的，则只算一驮少三十斤。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3》P288-289
譬如（注1943年）八、九月时特产二千五百元一两，土布四百元一匹，一两特产所定交换.土布比例仅为二匹八，土布进口利润一倍以上，以致土布大量进口，还以为是国民党土布倾销。在特产价格方面则因不了解外而情况而价格太高，以致进口多出口少，造成四三年出入口的严重不平衡，加之九月以后财政膨胀，金融的大发行，凑成金融物价的大波动。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四编 商业贸易》P15

根据这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出1943年一年边区出口的特产大约是60万两。这个数字也可以从其他文章中获得印证：

特产专卖，食盐统销都取得一些成绩。关于特产由于政策的正确，业务的部分改善.及封锁反走私斗争”收到部分效果。全年共销特产3.6万斤。(自营代销合计)由于业务还存在许多缺点，有时价格还不能稳定掌握，又因走私关系未达最高销量，如各方面都能搞好(是有这样条件的)，估计全年可销5万斤。去年特产经营未做好，但专卖的基础是奠定了。同时由于贸易管理上各种制度的建立，对敌占区贸易的恢复，特产走私基本上的克服，如进一步改善业务，改进推销方式，完全的专卖是可以做到的。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四编 商业贸易》P90-91

关于特产的出口数量还有第三个数字：

根据今年一年来的经验证明，贸易机关要完成政策上所赋予的各种任务，必须紧紧掌握我们自己所有的特产与食盐两个对外武器，否则便会成为空谈。今年特产不完全的统销以及食盐统销刚在奠定基础，已使我们渡过了今年难关。如果明年做得更好，那么难关也就愈易渡过，而要做得更好。必须努力贯彻特产与食盐的统销政策。
在平衡贸易问题上，我们再拿去年输入数字来给明年做一估计，去年输入总额一万O八百万元，按目前增高物价三倍计算，约等于三万二千余万元，我们的输出以食盐二十万驮(最低估计)，特产3.12万斤计算，每驮盐一千二百元，二十万驮共为二万四千万，每斤特产以二万四千元计算，共为七万五千万元，此七万五千万中除去一半成本〔边区特产存货己极稀少，明年卖货须向晋西北或敌区去买，按50%利润计算，故除去一半)尚徐三万七千五百万，与食盐合计仍在五万万左右，以之与输入相抵尚有余裕。
贸易局《关于贸易问题的报告》1943年12月
在1943年12月的估算中，边区可出口3.12万斤特产，约为50万两（这个数字中显然没有算入部队、机关销售的那9万两特产），在这份材料中贸易局估计特产利润率为100%，同时可算出特产的价格是边盐的3000倍。

【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