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tt转载的关于西北问题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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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闫文虎，《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06

伊斯兰复兴运动对我国西部的影响主要是非法宗教势力的产生和新疆伊斯兰“东突”恐怖组织的产生。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文化的；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既有伊斯兰教本身的，也有来自社会的多方因素。具体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球性的伊斯兰复兴思潮的兴起和国际泛伊斯兰组织的渗透刺激了区内伊斯兰教的升温。

西北地区伊斯兰教是外来宗教，与世界伊斯兰教一脉相承。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世界性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趁机兴起，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乘机扩张，以建立“伊斯兰国际集团”为口号，掀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在全球发动“圣战”，制造暴力恐怖事件，对世界安全造成了重大影响。一些人对马克思义产生怀疑，甚至原有信念破灭，并发生转移，宗教便成了信仰主体的首先目标。西北地区伊斯兰教出现的宗教狂热、非法宗教活动以及极端宗教思想的泛滥，大都与此密切相关。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增多，西北地区内伊斯兰教受世界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渗透越来越大。以沙特“伊斯兰世界联盟”为首的世界伊斯兰组织和与新疆毗邻的一些伊斯兰国家，不断地利用各种手段对新疆进行渗透活动：或派遣人员，以访问、探亲、旅游为名到新疆活动，散布泛伊斯兰土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思想，或编纂出版各类经文书刊，利用邮寄、夹带等手段向新疆传播国际复兴伊斯兰运动的情况或用各种名义大量往新疆邮寄朝觐邀请信，煽动吸引新疆人人批出国朝觐，或以资助、协办等名义在新疆开办学校、医院等以收买人心，扩大影响，或出钱资助在新疆扩建清真寺等伊斯兰宗教活动场所，建立专门对新疆广播的电台，进行宗教宣传；煽动吸引新疆青年知识分子到国外学习经文，培养伊斯兰教事业的接班人，或兴办阿文学校、为出国留学人员提供资助等，不仅腐蚀了部分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思想，加重了穆斯林群众的宗教意识，严重的是也淡化了公民意识和法制观念，引发了宗教管理的混乱，对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起，伊斯兰世界联盟就吸收艾沙为其委员，并每年向土耳其新疆民族分裂组织“东突慈善基金会”提供经费。自上个世纪80年代至2003年初，新疆就有150人到国外学经，其中和田地区84人，喀什地区43人，他们的经费全部由“世界伊斯兰联盟”提供。为培植插手我国宗教事务的代理人，吸引更多的学生，国外组织还免费为学生的配偶、子女提供经费。1986年和田地区收到国外捐款38.2万元，其中以私人名义捐赠的达20万，这些钱至少建了11座清真寺。有的境外宗教织织还通过向我宗教神职人员发放津贴、奖金等手段对我国宗教进行渗透。如国外某伊斯兰组织对新疆叶城、和田的几位大毛拉，以“对伊斯兰教贡献卓著”为名每人寄送数千至上万美元不等的奖金。有位土耳其捐赠者看到新疆盖的清真寺后高兴的说：“新疆的清真寺越多越好，如果什么时候能看到东土耳其斯坦的旗帜高高飘扬，我就更高兴了”。除“伊盟”外，巴基斯坦“达洼”宣教团、马来西亚“伊斯兰福利机构”、香港“伊斯兰青年联合会”等一些国际泛伊斯兰组织加大对我国西北地区伊斯兰宗教界人士、穆斯林群众，甚至是党政机关干部、中专院校师生、新闻出版界及少数民族军人的渗透，层次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伊盟”设立了“中亚穆斯林工作处”专门从事对中亚和新疆的渗透。特别是其内部的某些人把在新疆搞“东突厥斯坦”作为他们的既定方针。该组织秘书长穆罕默德·纳赛尔·艾布迪公开声称：“东突厥斯坦的穆斯林在汉人的压迫下生活，帮助他们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世界伊斯兰统一者”也是一个对我敌视并积极渗透的世界性宗教组织。1990年11月初，该组织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召开有500余名代表参加的会议，研究制定20世纪90年代后十年世界各伊斯兰组织的总体新战略。公然提出“一定要帮助和支持中国新疆在90年代后十年实现独立。”受其危害，一些穆斯林热衷于出国留学、朝觐、学阿语、收听境外敌台，有的通过书信、互联网、电话等手段与境外伊斯兰组织和电台联系，索要资料、表白信教决心，有的为其服务，提供有关情报信息，从事危害国家的行径，有的甚至与本·拉丹“基地”组织有联系。1986年、1987年境外“东突”组织分别拉拢我国朝觐人员263人和97人去开所谓的座谈会和演讲会，回国后，这些人大多数成了伊斯兰极端思想和民族分裂思想的义务宣传员。

二、国外各种敌对势力利用宗教问题煽风点火使西北地区的伊斯兰问题变得更加敏感复杂。

由于新疆宗教与政治关系密切，部分信教群众的政治行为往往与国外某些势力的活动有某种联系，所以国际敌对势力一直力图利用宗教把挑拨、离间民族关系作为分离中国的突破口。目前，中亚是“东突”从事分裂活动和对新疆进行渗透、袭扰和武装训练的前沿阵地；西亚是“东突”构筑“民族凝集力”、培养“精神领袖”和干部队伍的大本营；欧美则是“东突”推行“疆独问题国际化”的国际论坛和后盾。

1、国际伊斯兰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支持。
中亚伊斯兰国家的独立，为国际伊斯兰极端势力东扩提供了契机。国外敌对势力利用新疆接近中亚、中东、南亚伊斯兰国家和境内众多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特殊地理文化条件，趁机对新疆进行各种渗透。国际上的某些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借助近年来伊斯兰复兴运动重新高涨的势头，插手新疆，在新疆煽动民族仇恨和宗教狂热，支持并参与民族分裂活动。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大力传播“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高举“民族”、“宗教”的旗号，在穆斯林群众当中煽动宗教狂热情绪、鼓吹“圣战”、灌输民族分裂思想、制造民族仇恨、以殉教精神培养恐怖主义犯罪分子，策划实施各种恐怖主义犯罪活动，以达到他们分裂祖国建立伊斯兰政权的邪恶政治目的。可以说，“双泛”的渗透是新疆地区恐怖主义犯罪的催化剂。沙特国内的一些宗教极端势力借助沙特相对保守的宗教政策，暗中支持“东突”活动。20世纪90年代初，沙特、巴基斯坦等国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以“推动新疆的伊斯兰复兴，帮助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建立以古兰经为宪法的政教合一政权”为目的，开始秘密进入新疆，促成新疆民族分裂势力与宗教极端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合流。某泛伊斯兰组织成员库尔班阿不都拉对新疆朝觐人员说：“你们为什么不起来武装暴动，只要你们行动起来，我们会全力支持，其他方面也会支待你们的。我们就希望听到你们的枪声，我们的血是真主给的，和异教徒的斗争是重要的一“功”，它像“五功”一样重要。不敢起来和异教徒斗争，来朝觐也没有意义。”这一组织的官员热合木吐拉
说：“阿富汗发生的事，应该发生在新疆，新疆也应该出一个艾肯买提牙尔汗（阿富汗游击队首领），新疆目前还没有出现这样的英雄人物，如果出现了，我们会全力支持的。”这种煽动充分表明，鼓吹“圣战”，通过暴力推翻人民民主政权，实现“东突厥斯坦独立”是境内外国际伊斯兰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共同目标。另外，“东突”也得到西亚、中亚、南亚、俄罗斯车臣地区恐怖势力的支持，他们帮助东突分子制定“圣战法规”和“圣战战略”。“伊扎布特”等国际极端组织的渗透，成为新疆乃至西北安全的现实威胁。“伊扎布特”从1998年开始向新疆渗透，将煽动“圣战”的《伊斯兰章程》、《路》等反动书籍译成维文运往新疆，并积极发展势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分别在乌鲁木齐、喀什、伊犁、阿克苏等10地、市建立了分支机构和基层组织，发展成员2000多人。2000年被取缔后，2002年又以乌鲁木齐为中心，以库车一阿克苏为轴线，以和田为重点，采用“传销”的方式，在9个地州设立分部，进而迅速在新疆主要地市恢复了网络，骨干成员达100多人，外围成员1790人，对我国基层政权构成了威胁。“乌伊运”也曾派人到喀什招募“圣战”分子。此外，2002年初，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势力支持和帮助“东伊运”头目秘密进入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商讨派“东突”恐怖分子到那里培训，目前已有少量东突恐怖分子在那里培训。阿富汗战争后，“东伊运”加强了同巴西北边境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伊斯兰促进会”的联系，充分利用当地清真寺和宗教学校分散隐藏从阿富汗逃出的东突恐怖分子。1998年车臣非法武装头目与境外东突组织头目买买提明·艾孜来提签定了相互支持协定。车臣组织愿为东突组织提供政治军事支持，东突恐怖分子则愿意参加车臣的战斗，并在格罗兹尼附近建立“东突”恐怖组织训练基地。在塔利班的默许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将组织总部从霍斯特地区搬至喀布尔市，并计划在塔利班政权在阿全境获胜后，即请求将与中国接壤的边境省份“拜岱合夏”作为与中国对抗的基地，开展游击战，并利用塔利班势力向新疆进攻，不断扩大事态，使“东突问题”国际化，进而实现新疆独立。1996年后，本·拉登曾与中亚、西亚的恐怖组织头目多次密谋，要帮助“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进行“圣战”，要把中国新疆建成一个“标准的伊斯兰政教合一国家”。1998年6月，本·拉登、塔利班首领奥马尔等人表示全力支持“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活动，并要求其此后在新疆的恐怖活动要提高质量，减少次数，保存实力。1999年底，本·拉丹强调“东突独”势力要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合作，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活动。因为有塔利班和本·拉登做靠山，“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在境外恐怖组织中风头愈健。1999年，“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艾孜来提曾向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提供60万美元资助，其中20万美元用于培训参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军事行动的“东突”恐怖分子。2000年1月，在阿富汗境内的“东突”分子艾山·买合苏木等策划并派遣4名恐怖分子入境，企图网罗境内的恐怖分子，组织一支50人的武装，在中阿边境进行武装袭扰。2001年，本·拉登组织与塔利班高层人物决定拨巨款帮助训练“东突”恐怖分子，并承诺负担2001年的活动经费。“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资金来源主要是土耳其和沙特的新疆籍商人、民族分裂组织定期捐助。
在提供资金的同时，本·拉登恐怖势力、塔利班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解放运动”还向“东突”恐怖势力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等物资援助，并直接为“东突”恐怖势力培训人员。据掌握，先后有来白10个“东突”组织的1000多人前往“基地”组织设在阿富汗坎大哈、马扎里沙里夫、霍斯特、呼苏提等地的恐怖主义训练营中“取过经”，受过诸如爆炸、暗杀、投毒等系统培训。受训后，一些“东突”恐怖骨干分子被秘密派遣回中国境内发展恐怖组织，策划与从事恐怖活动。“库来西团伙”的头目就是盘踞在阿富汗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骨干成员。据披露，“东突”分子己在中亚、西亚、阿富汗等地建立了20余个训练基地，训练了近千名恐怖分子。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该组织于1997年由艾山·买合苏木和阿不都卜德尔·亚甫泉纠集一伙“东突”分子所建立。该组织是以拉登为首的恐怖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宗教极端势力不但为东伊运提供经费和武器，还对他们进行暴力恐怖训练，并选派他们到阿富汗、车臣参加“圣战”，以便积累与政府作战的实际经验。“9·11”事件前，盘踞在中亚的民族分裂组织，诸如东伊运、“维吾尔联盟”、“东土耳其斯坦青年联盟”等组织部分“东突”恐怖主义分子参与车臣、阿富汗、科索沃战争接受实战锻炼。其中，200多人参加过俄罗斯车臣分裂势力组织的恐怖活动。我国曾抓获100多名从境外培训后回的恐怖分子。1999年8月“东突”恐怖分子参与了入侵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劫持四名日本科学家和吉内务部队高级军官为人质的恐怖事件，2001年3月两名新疆“东突”恐怖主义分子在车臣战争中被俄罗斯军队俘虏，并遣返问国。据美国国务院2002年5月21日发布的《2001年度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披露，1000多名曾在阿富汗受训的“东突”分子正在向新疆境内潜入。塔利班武装中甚至存在一个由大约320名来自新疆的恐怖分子组建的“中国营”。该司令是被中国通缉的艾山·买合苏木。“中国营”被打散后，一部分被阿富汗的北方联盟俘虏移交给美军并被送到古巴关塔那摩战俘营，一部分留在阿富汗从事叛乱活动，一部分则渗入巴基斯坦边界地区。截止到2001年底，我国警方己抓获100多名在阿富汗及其它国家恐怖训练营地受训后秘密潜入新疆的恐怖分子。有关国家警方也向中方引渡、移交了10多名被抓获的“东突”恐怖分子。2002年9月11日，联合国认定的“东伊运”为恐怖组织，2003年10月其首领买合苏木被巴基斯坦政府军击毙。

2、西亚、中亚一些伊斯兰国家出于狭隘的民族利益和宗教感情，在对华关系上玩弄两面手法，允许“东突独”组织在其境内合法存在，为其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与新疆接壤的伊斯兰教国家对新疆维吾尔分离主义分子，要么暗中支持，要么公开同情。在条件适当时，会容忍、默许，甚至暗中支持其境内的“东突”分裂势力向我渗透，并为其培训骨干，提供场所、经费和武器弹药，选派人员到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训练地进行培训。东突许多恐怖组织不仅以中亚为活动活动基地，还从中亚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那里获得精神支持、物质援助、技术培训和指导等。中亚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滋生、发展和活跃，对我国新疆东突势力的政治化、暴力化、武装化和国际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等国也有专门培训新疆“东突”分子的训练基地。
伊斯兰教是沙特对外政策的首要原则。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沙特阿拉伯派遣来自沙特、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传教人员，潜入新疆，散播瓦哈比主义“圣战”思想。据他们的说法，新疆“本来”属于“伊斯兰世界”（阿拉伯文：Dar-ul-Islam），而中国属于“战争世界”（Dar-al-Hard），新疆被中国“占领”，因而亦沦为“战争世界”的一部份。要改变这“不合理”的现象，就得靠“圣战”，一切暴力行动，都是“圣战”行为。沙特某政府要员要任命阿不力米提（喀什“瓦哈比派”头目）为新疆国王。沙特政府以捐资修建清真寺、建立语言学校等为诱饵，实行所谓“心战”和思想渗透；以邀请并资助新疆穆斯林到麦加朝觐或出国学习经文等为诱饵，进行收买、腐蚀；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手法“埋钉子”，寻找、培养在境内的代理人等多种方法，积极向新疆输入新教派，通过代理人在我喀什、莎车、叶城、和田、阿克苏和乌鲁木齐等地建立传教点并制造教派纠纷和民族矛盾，妄图打击排挤爱国进步宗教人士，伺机夺取宗教领导权。最典型的是大力输入、培植瓦哈比派。该派通过收买代理人，在新疆各地积极宣传其主张，大力发展教徒，一个个地争夺清真寺的领导权，并公开宣称要“用伊斯兰教代替马克思主义”。科威特的宗教基金会也尝试渗透“东突”组织。
巴基斯坦本是中国的老盟友，可是部分巴国情报官员竞趁机利用沙特派遣的传教人员，大肆扩张自己在新疆的影响力。巴基斯坦及阿富汗境内的训练点己成为培训新疆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分子的重要营地。为此，我国曾在1992-1995三年期间，封闭了连接中巴两国的战略要道喀拉昆仑公路。后经巴方的再三请求，公路重新开放。之后，巴国的“战略纵深”的“先锋”塔利班就节节胜利，与此同时，新疆境内的暴力事件也就大幅度增加。1997年，伊宁发生大规模的东突暴动及1998年在全疆范围内的炸弹或枪械的恐怖活动，实际上都与巴国的情报机关有关。此外，巴基斯坦还是仅次于阿富汗第二大东突恐怖组织的训练基地。仅2001年中，有十五名东突到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的一家旅店接受训练。一名曾在北京民族学院上过学，精通五国语言的阿不都热苏本来是国家培养的“苗子”，后来因与同时在经济上发生龃龉，便跑到巴基斯坦领导新疆独立运动。
土耳其是“东突”组织在西亚的最大庇护地。1949年新疆解放前夕，艾沙·玉素甫逃往土耳其后，土耳其就成为新疆分裂势力在境外盘踞和向我国境内进行渗透的一个重要据点。长期以来，土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积极支持分裂我国的东突民族分裂分子，可以说土耳其的东突厥政策对我国东突恐怖组织的分裂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土耳其是我国东突恐怖组织的基地和摇篮。20世纪50年代中期，老牌分裂分子伊敏、艾沙及其追随者大都移居土耳其，得到了以泛突厥主义为基础的土历届政府的支持。1992年土总统厄扎尔会见了定居在土耳其的东突民族分裂分子艾沙·尤素福、阿尔普太金。同时期，一土政要说，“在东突厥斯坦至少有3000多万我们的兄弟在中国的压迫卜，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1993年“东突厥斯坦慈善基金会”成立时，得到土耳其有关政府部门的支助。当新疆的伊宁和乌鲁木齐发生暴乱时，土国防部长告诫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时要“小心”。颇具规模的恐怖组织“东土耳其斯坦青年之家”，长期以来受到土耳其政权的庇护。目前，在土居住的新疆人口己达3万人以上，大多数己加入土籍，其中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只是极少数。长期以来土耳其允许和支持东突恐怖组织在其境内建立组织和基地，向外输出革命。土政坛个别政要态度比较暖昧，同情和支持“东突”活动。尤其是苏联解体后，土一些政要大呼“泛突厥主义”的黄金时期到来，不惜血本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拉拢中亚国家建立“中亚突厥语国家共同体”，己故总统厄扎尔和前总统德米雷尔都曾公开言称“土利益区从亚得里亚海到中国长城”，并都曾分别会见过“东突”头目伊敏、艾沙。极个别政要还对中国在新疆采取的反分裂和反恐怖政策存在微词。
在1992年12月，“东突”在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支持下，在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和原总理亲自关心资助下（并向大会发了贺电），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了“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来自中亚、美、澳、德、瑞士、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等国几十个东突组织的领导参加了大会。该国文化部长还向艾沙的90岁生日表示祝贺，把艾沙称之为“突厥民族培育的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整个突厥民族的英雄”。1993年4月，美、德、法、巴基斯坦、沙特及中亚等十几个国家的维吾尔族代表再次在土耳其举行了“东突厥斯坦”会议，宣布建立流亡政府，还任命“政府首脑”，发表独立宣言，并呼吁联合国、国际人权组织和伊斯兰组织向北京施压，还扬言将联合“民运”组织、达赖喇嘛等进行“联合行动”。在土的支持下，“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简称“东突解放组织”，又称“东突民族党”）1996年在土耳其建立。在土政府的支持下，1999年“东突厥斯坦民族中心”和“世界维吾尔青年联盟”等组织，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了“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另外，我国国内的许多东突分子都受到过土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东突厥斯坦慈善基金会”的领导人是苏里唐·马木提，“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的领导人安尼瓦尔江（曾是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二秘），东突厥斯坦国际信息中心的领导人阿布都吉利里·卡拉卡西都是受到土政府的支持先后叛逃到土耳其从事分裂我国的恐怖活动。目前，西亚有14个“东突”组织，其中土耳其13个。同时，土政府的许多政要和组织都是东突分裂分子的支持者或同情者。如，曾担任过土总统第二秘书的土耳其军队的少将旅长穆汗默德·热扎彼肯是“东突厥斯坦民族中心”的领导人，该组织是西亚地区影响最大的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组织。土耳其民族行动党就是东突工作的重点，正义和发展党及其领导人埃尔多安是东突工作的重要对象，土的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介都是东突的支持者，如哈杰泰大学，安卡拉人学、加齐大学、国家广电公司（TRT）、欧洲战略研究中心及一些民营电视台。2001年2月，土耳其建议仿效阿拉伯联盟体制，与宗教、语言、风俗相仿的中亚突厥语系国家建立突厥联盟。2002年1月25日，土耳其10多名国会议员和民主左翼党、民族主义行动党和祖国党等三个执政党及部分在野党代表出席了在安卡拉召开的声援“东突”记者招待会。2002年，朱镕基总理访土会晤土副总理、民族行动党土席巴赫切利时，巴表示对中国的民族政策没有异议，但私下却对媒体表示不满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采取的打击分裂和恐怖分子政策。当时的正义与发展党副主席阿林奇也曾称中国在新疆以打击恐怖分子为名，剥夺“东突厥斯坦的突厥民族”人权，称我实行计划生育是灭绝“突厥”人口，要求土政府向中国施压。一些政要支持或参加“东突”组织在土的“会议”。每当中土两国进行高层互访时，中国都就该问题阐明鲜明的立场，2003年1月土耳其执政党主席（现为总理）埃尔多安访华，胡锦涛土席会见埃时再次提到这一问题。土耳其各主要领导人均强调，土尊重他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反对并将进一步限制新疆民族分裂分子在土进行反华活动。自2002年底土耳其具有“大突厥”色彩浓厚的新政府上台后，境外“东突”势力在土耳其的分裂活动受到受土朝野各政党的公开支持，土政府撤销了1998年颁布的对“东突”势力公开活动的禁令。
1997年“2.5”事件时，伊朗报纸《伊斯兰共和国报》（Jomhuriye Eslami）曾指责我国“试图把新疆穆斯林与周边穆斯林分开”。2002年1月7日，哈萨克斯坦31频道的记者指责上海合作组织对“中国镇压维吾尔人的行动保持沉默”。1997年伊犁“2·5”事件后，就约有400名东突分子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和克什米尔，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等建立的军事基地受训。其中伊犁地区的70余人中的16人受训后已潜伏回国。

3、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在反恐怖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对“东突”恐怖组织采取支持和纵容态度。
目前，以各种手段支持“东突”组织的国家有美国、德国、加拿大、土耳其、沙特、伊朗、澳大利亚、法国和荷兰。“东突”恐怖组织活动的欧洲国家有法国、荷兰、瑞典、比利时、英国、德国、西班牙等。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不愿看到世界上社会主义的存在，更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加紧对我推行“西化”、“分化”战略，以“人权”、台湾和民族、宗教等问题为借口，大肆制造反华舆论，败坏我国声誉，妄图形成反华阵线，以压促乱，以乱促变，并对民族分裂活动由幕后操纵转向公开支持，使美国逐渐成为境外东突恐怖组织活动的国际化舞台。“当今世界，一国之内的民族宗教问题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力干预己经越来越难以避免国际化。”他们希望像当年四分五裂苏联那样来分裂中国，像肢解南联盟一样肢解中国。“东突”即是他们理想中搞“内乱裂变”的别动队。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制定了对华“和平演变战略”，并把扶持民族分裂势力，支持民族分裂活动作为对华“和平演变”的重点。1992年7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巴基斯坦高层人士就曾秘密研究过“解放新疆计划”的问题。据香港凤凰电视报导，“美中央情报局指定专门机构的人员负责培训东突分子”。在中情局的策划下，美国的新疆民族分裂组织成立了“维吾尔人权阵线”，由中央情报局成员担任负责人。境内外分裂势力与美中情局等谍报机构相勾结，在新疆喀什、和田、伊犁、乌鲁木齐等地设立了情报站，加紧搜集我民族、宗教、人权和维稳等方面的信息，为他们进行所谓“揭露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践踏人权”的阴谋提供证据。境内稍有风吹草动，境外立即就有反应。1995年以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及副总统、国务卿等政府要员先后接见“东突民族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席艾尼瓦尔会面，接受了所谓新疆维吾尔人遭受迫害的材料和录像，敦促各股势力联合，使“新疆问题国际化”。199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计划在财力和物力上给东突组织以支持。1998年3月，美国中情局批准在土耳其和伊拉克的库尔德的训练营培训东突织织骨干。1997年底，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了分裂新疆的“新疆工程”计划，强调“不能只把新疆问题视为简单的安全问题，必须视它为使中国政治自由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3月，美中央情报局批准该局中国工作处对新疆地区的情报进行搜集，并计划在土耳其与伊拉克边境为新疆境外的分裂组织培训人员丹干。1999年12月，自治区主要领导在和田维稳工作会议上的绝密讲话不到一周就被境外敌台播发。一些地、县撤换清真寺主持的红头文件也被窃取到境外分裂组织手中。2001年8月，新疆公安机关连续抓获3名由境外潜入的分裂分子，据交待，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搜集情报，以便向世界散布。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一些来自新疆的“东突”恐怖土义犯罪分子被美军抓获，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引渡，但遭美方拒绝。2004年7月，美国宣布，拒绝将关押在古巴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22名中国籍“东突”分子遗返中国。不仅如此，美国反恐特使泰勒在访华期间称：“美国政府并不把疆独人士看作是恐怖分子”。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2000年4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时，要求哈政府支持新疆分裂组织的活动，提出要求我释放民族分裂分子热比娅，公然为民族分裂活动寻求庇护。据悉，到2004年9月为止，在美国的“东突”分子已达1000人，仅华盛顿地区就有近300人。
其它一些西方国家也利用“东突”问题在国际上给我国制造麻烦。如欧洲国家德国、瑞士、意大利、斯洛伐克、爱沙尼亚等国都给予东突分子以支持。在德国政府的支持下，“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又称“国际维吾尔青年联盟”、“世界维吾尔青年联盟”、“世界东突青年代表大会”）在德成立。并于1996年11月在德国慕尼黑市召开了第一届“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1996年6月在德国慕尼黑市还成立了“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又称“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东突信息联络中心”、“东突信息中心”）。2001年10月17日和18日，欧洲议会不顾我国多次严正交涉，允许一些“东突”分子在议会大厦内举行有关“东突”的研讨会，为恐怖分子提供从事反华活动的场所。2001年，在美的“美国维吾尔联盟”和“维吾尔人权协会”以及在德国的“东突民族代表大会”和“东突信息中心”先后搞一些分裂活动，德国慕尼黑因汇集了“东突”青年大会和“东突”民族大会等多个重要组织成为“东突”在欧洲活动中心，布鲁塞尔的“东突”活动也一度比较活跃。2002年3月“东突厥民族代表大会”主席安尼瓦尔江致电德国外交部，呼吁德国政府“敦促欧盟各国关注东突人权问题”，并在日内瓦联合国第58届人权会议上向中国发难。
此外，西方大国还出资帮助“东突”恐怖势力作宣传。如设在德国慕尼黑的“东突厥斯但信息中心”通过互联网，大肆搜集、发布有关新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歪曲、臆造性信息。原先设立在德国的“解放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己转移到捷克和哈萨克斯坦，且西方国家出资，在土耳其增设了“独立解放电台”，加强对新疆的宣传。自1998年以来，沙特吉达广播电台、塔什干同胞电台加入了向南疆地区渗透的力度，多次开展以宗教为内容的有奖征文比赛，采取每答对一题奖励100美元的方法诱使我人员参赛。
1998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在自由亚洲广播电台开播维吾尔语广播的决定，12月16日维语广播正式开播。日前，针对新疆进行宣传渗透的电台主要有“白由亚洲之声”、“美国之音”、“东突之声”、“解放电台”、“塔什干国际广播电台”、“英国BBC”、“伊朗伊斯兰电台”等，播出语言有维、汉、哈、柯尔克孜、乌兹别克语等，其中针对新疆问题的维语广播节目，多达74个频道，几乎全天候地进行反动宣传。这些电台发射功率强大（美国之音、德里广播电台中波单机发射达到1000千瓦、短波单机功率一般达到250千瓦~500千瓦），频率经常变化，内容反动，煽动性极大。尤其是“自由亚洲电台”的维语广播，有6、7个短波频率，能够覆盖全疆绝大多数地区，甚至还采取有奖征文比赛的方式诱使群众收听，南疆还出现了干部群众争相收听这些广播的现象，致使县城商店小型收音机脱销。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利用国际互联网收集、整理有关新疆各方面的信息，发布、传播各种谣言和分裂思想已成为一个新的动向。从上可以看出，欧美等西方国家已将境外“东突”分裂势力作为“西化”、“分化”中国的一种“战略储备”。美国国务院2003年4月1日发表的2002年《国别人权报告》和美国国际宗教白由委员会5月13日发表的《2002年度报告》，2005年2月28日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发布的《2004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和2006年3月8日发布《2005年度各国人权报告》都有没有根据地提出中国在新疆“政治镇压”升级。
新疆境内外东突恐怖组织正好成为他们实施“分化”中国战略图谋的一张“王牌”。而伊斯兰民族分裂势力为拓展生存空间，借助国际力量实现“东突独立”的梦想，极力寻求国际反华势力在舆论、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支持。他们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动的科索沃战争中受到鼓舞，企图照猫画虎，用同样方式达到分裂我国的目的。正是出于同一动机，他们一拍即合，相互勾结，利用一切可乘之机，妄图使新疆问题国际化，中亚地区分裂势力的总头目莫哈里索夫曾在一次核心层会议上说：“要实现独立的目标，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国际牌”，使新疆问题国际化。科索沃战争期间，盘踞在哈萨克斯坦的“东突”组织在阿拉木图举行游行集会，打出“支持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标语，并宣称“科索沃的今天就是维吾尔斯坦的明天”。东突组织的头目还千方百计地拜会一些西方国家的政界要员。乞求他们像帮助科索沃阿族那样帮助“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并通过召开所谓“民族宗教问题研讨会”、参加有关国家国会的“听证会”、向国际有关组织递交“报告”等形式，大造分裂舆论。2000年1月，玉素甫·莫合里索夫向美国记者抛出了一份长达160页的“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践踏人权的材料”，恶毒诬蔑我国政府。2000年7月，境外分裂势力鼓动“大赦国际”组织召开“中国一东突厥斯坦人权”新闻发布会，攻击我国的人权状况。2001年初，“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发表了《东突厥斯坦人权报告》，通过互联网发布传播，美国、香港的报刊作了转载。2001年2月，在瑞士活动的分裂分子抛出《中共压迫下的维吾尔族》一文，诬蔑我“对维吾尔人实行灭绝政策”。他们还用维、哈、藏、蒙、汉、英等25种文字编写出版了100多种反动书刊，在境内外大肆传播。2001年3月，联合国召开第57届人权会议期间，境外“东突独”组织派代表赴日内瓦、接触有关国家的人权代表，陈述所谓我国政府在新疆“践踏人权的罪行”，企图提升所谓“东突问题”的国际知名度。2001年2月5日，是我平息“伊宁2·5暴乱事件”的日子，盘踞美国和德国的“东突”组织分别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对我们党和国家进行恶毒攻击。
此外，国际反华非政府组织，如美国国家民主促进基金会、跨国激进党、自由之家和人权观察等非政府组织，始终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满，将中国与越南、缅甸、老挝等归类于“非民主国家”，常以中国少数民族人权为借口，在联合国和欧洲议会组织抗议集会、游行示威活动，举办低毁中国的国际讨论会与听证会，促成支持“藏独”、“疆独”、“民运”和“法轮功”的议案。2000年11月，人权观察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对因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而入狱的新疆女富商热比娅·卡德尔颁发了“2000年度人权保护奖”。2002年10月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举行的“跨国激进党”第38届民族代表大会上，“东突”分子极力鼓动该组织在“东突”问题国际上的作用。美国的全国民主基金会2004年4月向支持新疆独立的东突组织“美国维吾尔协会”提供7500万美元的捐助。2005年3月22日，“大赦国际”公布所谓的“新疆问题报告”，称中国政府在新疆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美国的“维吾尔人权联盟”、“国际塔克拉玛干人权协会”以及东突分子还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委员会主席及布什总统，就新疆问题和热比娅问题向我施压。“

三、经济文化发展落后是非法宗教势力猖撅的原因之一。

经济发展的落后与收入差距的扩大促使犯罪思想产生。由于受地理条件和白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西北地区经济基础还较为薄弱，生产力水平还不够发达，与内地、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比如，新疆、青海两省（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300亿元和100亿元，两省相加也不及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个县：国家每年还要拿出12亿元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据1997年底的统计，全国592个贫困县中。经济的不发达，必然导致文化教育的落后。文化教育的落后，必然带来人们思想上的愚昧和无知，不信科学信宗教、学校没有寺院多，-全夏西吉县有小学328所，但清真寺院却有416个。由于经济落后，处于贫困状态的群众很容易受宗教极端分子小恩小惠的诱惑，1993年宁夏西吉伊教沙陈双方发生冲突时，均成立了“自卫队”，每月发给教民10至20元钱，并免费就餐，当时就有很多教民积极参加。西吉县是全国有名的特困县，曾引起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关注，给予过经济援助。该县地方年财政收入497.1万元，年财政支出4679.2万元，国家平均每年补贴4235.2万元；农民年均收入161元，有的贫困户除一孔窖洞、一口铁锅、一两条破被外，没有其它值钱的东西，全部家产不足50元。经济文化发展滞后，使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煽动、蒙骗、利用群众有了借口，也解释了1997年左右西北地区宗教极端势力和非法组织猖狂的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在国家政策和资金的大力扶持下，新疆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全疆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和内地相比，差距仍然很大。2002年新疆全省贫困人口达285万，其中人均670元特困户19万人。国家级和自治区重点扶贫县30多个。全区大部分穷困的职工工资在300-500元之间。南疆地区处于低保的城镇人口40%以上。特别是经济转轨时期的阵痛，使一些地区的社会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如医疗保障、退休养老等问题：以贪污腐败为突出特点的不正之风盛行，公款吃喝、权钱交易，一些不平等现象形成消极效应。列宁说：“有苦难的地方就有宗教。”当社会还不能有效遏制这些问题时，部分社会成员“在宗教中寻找安慰，正如一些人在酒中寻找安慰一样。加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牧民收入增长缓慢；南北疆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尤其是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增长迟缓等问题，使少数民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相对处于劣势。全疆56个贫困县儿乎都分布在边境、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人口也大部分集中在少数民族群众中。这种反差，给广大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造成了心理上的不平衡，加之教育、文化发展落后。这些问题都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宗教极端分子和民族分裂土义分子趁机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而这种不满情绪又会激发人们的宗教感情，如果不能加以正确的引导，这种偏激的宗教情绪必然会被民族分裂分子引向极端。可见，新疆地区出现的恐怖主义犯罪与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和群众生活的相对贫困是相伴而生的。以和田地区为例，所辖7县1市均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市），目前仍有35万多人未解决温饱，去年的财政收入只能保证供养人口两个月的刚性支出。到目前为止，财政欠发职工个人资金达2.4亿元，职工住房公积金、医疗费长期拖欠得不到解决。国家级贫困县于田县有174个行政村，有清真寺792座，而中小学校仅122所。在农村几乎达到全民信教的程度。许多学生考上大学后却上不起学，被迫去学经文。甚至连公安人员破案的差旅费有时也无法解决。有的地方电力不足，看不上电视，听不到广播。2000年南疆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喀什、和田二地的总人口占了全新疆的48.36%，可GDP只占全新疆的8.1%，人均GDP为1999.6元，只是全疆平均水平的28%，全新疆的70%的贫困县集中在这些地区。与内地和其它地区形成巨大反差，一些少数民族群众由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怀疑，把精神寄托于信仰宗教上，进而被民族分裂分子和非法宗教势力蒙蔽利用。
此外文化教育事业的滞后，也使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有了机会。一定的信仰，总是一定信仰主体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的外在体现，其深层根基在于主体的内在需要。当主体既不能通过理性的途径又不能通过实践的途径达到感情需要的满足时，他就必然诉诸宗教，用超自然的力量弥补自身的虚弱。由于西北穆斯林群众大多生活在贫困偏远地区，文化水平低下，交通信息闭塞，反动势力经常利用一些社会问题煽动教民，制造事端，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事实表明，哪里的宗教氛围浓厚，那里的群众基础就相对薄弱；哪里的非法宗教活动盛行，那里的“三股势力”就猖撅；越是经济贫困和教育、文化落后的地方，宗教问题就越突出。近年来，在资金和教育方面国家给予了大力支持，加强了新闻广播网络在农牧区的覆盖率，促进了农村文化生活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在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力度并没有与经济建设并驾齐驱，而是呈现出减弱的状态。我们忽略了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使得边远地区的人民群众不能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发生的巨大变化，识别不了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反动思想。尤其是宣传文化阵地建设薄弱，不能有效地承载抵制和反击分裂势力和极端宗教势力政治渗透的任务。全疆已有清真寺24000多座，是全区各类基层文化设施总数（包括各级文化馆、文化站、图书馆、广播站、电影院场）的五倍以上，在乡村，宗教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远远大于群众性文化阵地的作用。

四、民族问题引发伊斯兰极端势力的产生。

西北地区伊斯兰教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民族性，宗教问题并不是单一存在，往往与政治问题和民族问题相交织。如在新疆信教群众中尤其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中，由于宗教感情与民族感情、宗教心理与民族心理、宗教习俗与民族习俗、宗教文化与民族文化、宗教意识与民族意识相互交错、相互渗透，有时甚至难以严格区分开来，宗教问题往往与民族问题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某个民族宗教信仰的态度，常常被看作是对其民族态度的体现。这种宗教情结作为一个民族心理素质的一部分，对于强化民族群体的凝聚力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很容易出现宗教狂热等负面问题。在新疆特别是宗教氛围浓厚的南疆贫困农村，维吾尔族群众经常把是否信仰宗教看作是不是一个真正维吾尔族人的重要象征。同在一个居民区，信教的人会受到普遍的尊敬，不信教的人却受到来自各方面多种形式的歧视和压力。宗教狂热与民族因素相联结，通常会导致其潜在的排他性过度膨胀，极易成为引发与其他民族的矛盾和纠纷的诱因。事实上，近些年来发生的影响民族问题的事件有相当多是因为宗教因素引发的，有的即使起因不是宗教因素，但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由于宗教因素的介入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事态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始终在把宗教作为进行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统一的罪恶活动的“杀手锏”。西方敌对势力、周边伊斯兰极端势力、境内外“东突”势力正是利用这一特点，借助宗教煽风点火，挑起事端。

五、从文化内质上讲，伊斯兰教传统信仰文化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成为非法宗教势力产生的原因之一。

一方面，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封闭性，阻隔了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交融，这种语言文化上的隔阂不健康的发展会在一定范围内产生民族离心倾向，甚至形成分裂意识。在伊斯兰教的作用和影响下，区内穆斯林各民族逐步形成了回族为主体的汉语族文化圈和以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为主体的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圈，在两大语言文化体系之间、体系内各民族之间，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心理隔阂，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对汉族的防备心理和反汉排汉情绪。这种非正常的民族心理常常被少数坏人所利用。狭隘民族意识越强，离心倾向就越重。另一方面，部分教义思想的狭隘性，使其在一些领域与社会进步不协调。如伊斯兰教强调“真土至上论”禁锢了教民的思想，使其容易安于现状，缺乏创造性、开拓性；伊斯兰教对于“穆斯林”和“异教徒”的理念，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相互融合；教派门宦和宗教特权的存在，与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不相适应，等等。再一方面，部分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落后的观念与现代进步文明相冲突，严重影响了其自身发展。有的宗教人士怕受世俗的影响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用电脑，“两耳不闻窗外事，心中只有《古兰经》”，既听不到党和政府的声音，也看不到社会的发展进步，宣讲教义时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甚至与党和政府“两个声音”；部分信教群众宗教意识过于浓厚，公民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不重视科技和教育，大局观念不强，在计划生育、子女入学、收缴公粮、城市改建等方面不配合政府工作，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六、伊斯兰教本身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政治参与性，为极端主义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伊斯兰教是入世性很强的宗教。宗教礼俗已深深地融入穆斯林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道德行为、饮食起居、取名婚丧、人际来往等无不打着宗教的烙印。宗教信仰己成为这些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维系社会道德的主要精神力量，支配着穆斯林的精神世界。对于虔诚的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就是其精神主宰、行为准则与生活方式。这种根深蒂固的宗教情结，很容易淡化其公民意识和法规观念，也容易形成教内集权和宗教上的盲从行为。在一些教民聚居区，宗教上层和极端分子之所以能一呼一百应，煽动教民聚众闹事，原因就在这里。其次，伊斯兰教强调“万物非土，唯有真主”、“天下穆斯林是一家”、“不是穆斯林就是异教徒”，这种强烈的排他胜，既可以形成信众内部强大的凝聚力，也可以被用来制造民族矛盾和教派冲突。朴素的宗教认同感和狭隘的民族意识，使“二股势力”有了赖以生发的土壤。极端势力和分裂势力断章取义，歪曲教义，宣扬“圣战”，虔诚的穆斯林容易讹传误信，产生极端宗教情绪和过激行为，有的成了分裂分子和极端分子的帮凶。相当一部分维族群众把信仰伊斯兰教看作是民族行为，有的甚至把政府打击处理的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当作“民族英雄”，把帮助和掩护他们视为“义举”。在群众基础比较薄弱的一些地区，不但分裂分子能够受到庇护，而且很容易发展势力或纠合起新的反动组织。另外，由于我国的穆斯林在世界观还是和伊斯兰教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致一些人认为，奥萨马·本·拉丹是民族英雄，而不是恐怖分子。“他的行为是一种奉献，而不是为个人利益，不像美国攻打伊拉克，美国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
http://liuqiankktt.blog.163.com/ ... 211201442654438235/
摘自：闫文虎，《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西北大学博士论文，2006

伊斯兰复兴运动对我国西部的影响主要是非法宗教势力的产生和新疆伊斯兰“东突”恐怖组织的产生。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文化的；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既有伊斯兰教本身的，也有来自社会的多方因素。具体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球性的伊斯兰复兴思潮的兴起和国际泛伊斯兰组织的渗透刺激了区内伊斯兰教的升温。

西北地区伊斯兰教是外来宗教，与世界伊斯兰教一脉相承。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世界性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趁机兴起，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乘机扩张，以建立“伊斯兰国际集团”为口号，掀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在全球发动“圣战”，制造暴力恐怖事件，对世界安全造成了重大影响。一些人对马克思义产生怀疑，甚至原有信念破灭，并发生转移，宗教便成了信仰主体的首先目标。西北地区伊斯兰教出现的宗教狂热、非法宗教活动以及极端宗教思想的泛滥，大都与此密切相关。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增多，西北地区内伊斯兰教受世界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渗透越来越大。以沙特“伊斯兰世界联盟”为首的世界伊斯兰组织和与新疆毗邻的一些伊斯兰国家，不断地利用各种手段对新疆进行渗透活动：或派遣人员，以访问、探亲、旅游为名到新疆活动，散布泛伊斯兰土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思想，或编纂出版各类经文书刊，利用邮寄、夹带等手段向新疆传播国际复兴伊斯兰运动的情况或用各种名义大量往新疆邮寄朝觐邀请信，煽动吸引新疆人人批出国朝觐，或以资助、协办等名义在新疆开办学校、医院等以收买人心，扩大影响，或出钱资助在新疆扩建清真寺等伊斯兰宗教活动场所，建立专门对新疆广播的电台，进行宗教宣传；煽动吸引新疆青年知识分子到国外学习经文，培养伊斯兰教事业的接班人，或兴办阿文学校、为出国留学人员提供资助等，不仅腐蚀了部分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思想，加重了穆斯林群众的宗教意识，严重的是也淡化了公民意识和法制观念，引发了宗教管理的混乱，对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起，伊斯兰世界联盟就吸收艾沙为其委员，并每年向土耳其新疆民族分裂组织“东突慈善基金会”提供经费。自上个世纪80年代至2003年初，新疆就有150人到国外学经，其中和田地区84人，喀什地区43人，他们的经费全部由“世界伊斯兰联盟”提供。为培植插手我国宗教事务的代理人，吸引更多的学生，国外组织还免费为学生的配偶、子女提供经费。1986年和田地区收到国外捐款38.2万元，其中以私人名义捐赠的达20万，这些钱至少建了11座清真寺。有的境外宗教织织还通过向我宗教神职人员发放津贴、奖金等手段对我国宗教进行渗透。如国外某伊斯兰组织对新疆叶城、和田的几位大毛拉，以“对伊斯兰教贡献卓著”为名每人寄送数千至上万美元不等的奖金。有位土耳其捐赠者看到新疆盖的清真寺后高兴的说：“新疆的清真寺越多越好，如果什么时候能看到东土耳其斯坦的旗帜高高飘扬，我就更高兴了”。除“伊盟”外，巴基斯坦“达洼”宣教团、马来西亚“伊斯兰福利机构”、香港“伊斯兰青年联合会”等一些国际泛伊斯兰组织加大对我国西北地区伊斯兰宗教界人士、穆斯林群众，甚至是党政机关干部、中专院校师生、新闻出版界及少数民族军人的渗透，层次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伊盟”设立了“中亚穆斯林工作处”专门从事对中亚和新疆的渗透。特别是其内部的某些人把在新疆搞“东突厥斯坦”作为他们的既定方针。该组织秘书长穆罕默德·纳赛尔·艾布迪公开声称：“东突厥斯坦的穆斯林在汉人的压迫下生活，帮助他们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世界伊斯兰统一者”也是一个对我敌视并积极渗透的世界性宗教组织。1990年11月初，该组织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召开有500余名代表参加的会议，研究制定20世纪90年代后十年世界各伊斯兰组织的总体新战略。公然提出“一定要帮助和支持中国新疆在90年代后十年实现独立。”受其危害，一些穆斯林热衷于出国留学、朝觐、学阿语、收听境外敌台，有的通过书信、互联网、电话等手段与境外伊斯兰组织和电台联系，索要资料、表白信教决心，有的为其服务，提供有关情报信息，从事危害国家的行径，有的甚至与本·拉丹“基地”组织有联系。1986年、1987年境外“东突”组织分别拉拢我国朝觐人员263人和97人去开所谓的座谈会和演讲会，回国后，这些人大多数成了伊斯兰极端思想和民族分裂思想的义务宣传员。

二、国外各种敌对势力利用宗教问题煽风点火使西北地区的伊斯兰问题变得更加敏感复杂。

由于新疆宗教与政治关系密切，部分信教群众的政治行为往往与国外某些势力的活动有某种联系，所以国际敌对势力一直力图利用宗教把挑拨、离间民族关系作为分离中国的突破口。目前，中亚是“东突”从事分裂活动和对新疆进行渗透、袭扰和武装训练的前沿阵地；西亚是“东突”构筑“民族凝集力”、培养“精神领袖”和干部队伍的大本营；欧美则是“东突”推行“疆独问题国际化”的国际论坛和后盾。

1、国际伊斯兰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支持。
中亚伊斯兰国家的独立，为国际伊斯兰极端势力东扩提供了契机。国外敌对势力利用新疆接近中亚、中东、南亚伊斯兰国家和境内众多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特殊地理文化条件，趁机对新疆进行各种渗透。国际上的某些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借助近年来伊斯兰复兴运动重新高涨的势头，插手新疆，在新疆煽动民族仇恨和宗教狂热，支持并参与民族分裂活动。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大力传播“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高举“民族”、“宗教”的旗号，在穆斯林群众当中煽动宗教狂热情绪、鼓吹“圣战”、灌输民族分裂思想、制造民族仇恨、以殉教精神培养恐怖主义犯罪分子，策划实施各种恐怖主义犯罪活动，以达到他们分裂祖国建立伊斯兰政权的邪恶政治目的。可以说，“双泛”的渗透是新疆地区恐怖主义犯罪的催化剂。沙特国内的一些宗教极端势力借助沙特相对保守的宗教政策，暗中支持“东突”活动。20世纪90年代初，沙特、巴基斯坦等国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以“推动新疆的伊斯兰复兴，帮助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建立以古兰经为宪法的政教合一政权”为目的，开始秘密进入新疆，促成新疆民族分裂势力与宗教极端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合流。某泛伊斯兰组织成员库尔班阿不都拉对新疆朝觐人员说：“你们为什么不起来武装暴动，只要你们行动起来，我们会全力支持，其他方面也会支待你们的。我们就希望听到你们的枪声，我们的血是真主给的，和异教徒的斗争是重要的一“功”，它像“五功”一样重要。不敢起来和异教徒斗争，来朝觐也没有意义。”这一组织的官员热合木吐拉
说：“阿富汗发生的事，应该发生在新疆，新疆也应该出一个艾肯买提牙尔汗（阿富汗游击队首领），新疆目前还没有出现这样的英雄人物，如果出现了，我们会全力支持的。”这种煽动充分表明，鼓吹“圣战”，通过暴力推翻人民民主政权，实现“东突厥斯坦独立”是境内外国际伊斯兰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共同目标。另外，“东突”也得到西亚、中亚、南亚、俄罗斯车臣地区恐怖势力的支持，他们帮助东突分子制定“圣战法规”和“圣战战略”。“伊扎布特”等国际极端组织的渗透，成为新疆乃至西北安全的现实威胁。“伊扎布特”从1998年开始向新疆渗透，将煽动“圣战”的《伊斯兰章程》、《路》等反动书籍译成维文运往新疆，并积极发展势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分别在乌鲁木齐、喀什、伊犁、阿克苏等10地、市建立了分支机构和基层组织，发展成员2000多人。2000年被取缔后，2002年又以乌鲁木齐为中心，以库车一阿克苏为轴线，以和田为重点，采用“传销”的方式，在9个地州设立分部，进而迅速在新疆主要地市恢复了网络，骨干成员达100多人，外围成员1790人，对我国基层政权构成了威胁。“乌伊运”也曾派人到喀什招募“圣战”分子。此外，2002年初，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势力支持和帮助“东伊运”头目秘密进入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商讨派“东突”恐怖分子到那里培训，目前已有少量东突恐怖分子在那里培训。阿富汗战争后，“东伊运”加强了同巴西北边境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伊斯兰促进会”的联系，充分利用当地清真寺和宗教学校分散隐藏从阿富汗逃出的东突恐怖分子。1998年车臣非法武装头目与境外东突组织头目买买提明·艾孜来提签定了相互支持协定。车臣组织愿为东突组织提供政治军事支持，东突恐怖分子则愿意参加车臣的战斗，并在格罗兹尼附近建立“东突”恐怖组织训练基地。在塔利班的默许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将组织总部从霍斯特地区搬至喀布尔市，并计划在塔利班政权在阿全境获胜后，即请求将与中国接壤的边境省份“拜岱合夏”作为与中国对抗的基地，开展游击战，并利用塔利班势力向新疆进攻，不断扩大事态，使“东突问题”国际化，进而实现新疆独立。1996年后，本·拉登曾与中亚、西亚的恐怖组织头目多次密谋，要帮助“东突”恐怖势力在新疆进行“圣战”，要把中国新疆建成一个“标准的伊斯兰政教合一国家”。1998年6月，本·拉登、塔利班首领奥马尔等人表示全力支持“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活动，并要求其此后在新疆的恐怖活动要提高质量，减少次数，保存实力。1999年底，本·拉丹强调“东突独”势力要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合作，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活动。因为有塔利班和本·拉登做靠山，“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在境外恐怖组织中风头愈健。1999年，“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艾孜来提曾向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提供60万美元资助，其中20万美元用于培训参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军事行动的“东突”恐怖分子。2000年1月，在阿富汗境内的“东突”分子艾山·买合苏木等策划并派遣4名恐怖分子入境，企图网罗境内的恐怖分子，组织一支50人的武装，在中阿边境进行武装袭扰。2001年，本·拉登组织与塔利班高层人物决定拨巨款帮助训练“东突”恐怖分子，并承诺负担2001年的活动经费。“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资金来源主要是土耳其和沙特的新疆籍商人、民族分裂组织定期捐助。
在提供资金的同时，本·拉登恐怖势力、塔利班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解放运动”还向“东突”恐怖势力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等物资援助，并直接为“东突”恐怖势力培训人员。据掌握，先后有来白10个“东突”组织的1000多人前往“基地”组织设在阿富汗坎大哈、马扎里沙里夫、霍斯特、呼苏提等地的恐怖主义训练营中“取过经”，受过诸如爆炸、暗杀、投毒等系统培训。受训后，一些“东突”恐怖骨干分子被秘密派遣回中国境内发展恐怖组织，策划与从事恐怖活动。“库来西团伙”的头目就是盘踞在阿富汗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骨干成员。据披露，“东突”分子己在中亚、西亚、阿富汗等地建立了20余个训练基地，训练了近千名恐怖分子。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该组织于1997年由艾山·买合苏木和阿不都卜德尔·亚甫泉纠集一伙“东突”分子所建立。该组织是以拉登为首的恐怖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宗教极端势力不但为东伊运提供经费和武器，还对他们进行暴力恐怖训练，并选派他们到阿富汗、车臣参加“圣战”，以便积累与政府作战的实际经验。“9·11”事件前，盘踞在中亚的民族分裂组织，诸如东伊运、“维吾尔联盟”、“东土耳其斯坦青年联盟”等组织部分“东突”恐怖主义分子参与车臣、阿富汗、科索沃战争接受实战锻炼。其中，200多人参加过俄罗斯车臣分裂势力组织的恐怖活动。我国曾抓获100多名从境外培训后回的恐怖分子。1999年8月“东突”恐怖分子参与了入侵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劫持四名日本科学家和吉内务部队高级军官为人质的恐怖事件，2001年3月两名新疆“东突”恐怖主义分子在车臣战争中被俄罗斯军队俘虏，并遣返问国。据美国国务院2002年5月21日发布的《2001年度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披露，1000多名曾在阿富汗受训的“东突”分子正在向新疆境内潜入。塔利班武装中甚至存在一个由大约320名来自新疆的恐怖分子组建的“中国营”。该司令是被中国通缉的艾山·买合苏木。“中国营”被打散后，一部分被阿富汗的北方联盟俘虏移交给美军并被送到古巴关塔那摩战俘营，一部分留在阿富汗从事叛乱活动，一部分则渗入巴基斯坦边界地区。截止到2001年底，我国警方己抓获100多名在阿富汗及其它国家恐怖训练营地受训后秘密潜入新疆的恐怖分子。有关国家警方也向中方引渡、移交了10多名被抓获的“东突”恐怖分子。2002年9月11日，联合国认定的“东伊运”为恐怖组织，2003年10月其首领买合苏木被巴基斯坦政府军击毙。

2、西亚、中亚一些伊斯兰国家出于狭隘的民族利益和宗教感情，在对华关系上玩弄两面手法，允许“东突独”组织在其境内合法存在，为其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与新疆接壤的伊斯兰教国家对新疆维吾尔分离主义分子，要么暗中支持，要么公开同情。在条件适当时，会容忍、默许，甚至暗中支持其境内的“东突”分裂势力向我渗透，并为其培训骨干，提供场所、经费和武器弹药，选派人员到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训练地进行培训。东突许多恐怖组织不仅以中亚为活动活动基地，还从中亚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那里获得精神支持、物质援助、技术培训和指导等。中亚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滋生、发展和活跃，对我国新疆东突势力的政治化、暴力化、武装化和国际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等国也有专门培训新疆“东突”分子的训练基地。
伊斯兰教是沙特对外政策的首要原则。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沙特阿拉伯派遣来自沙特、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的传教人员，潜入新疆，散播瓦哈比主义“圣战”思想。据他们的说法，新疆“本来”属于“伊斯兰世界”（阿拉伯文：Dar-ul-Islam），而中国属于“战争世界”（Dar-al-Hard），新疆被中国“占领”，因而亦沦为“战争世界”的一部份。要改变这“不合理”的现象，就得靠“圣战”，一切暴力行动，都是“圣战”行为。沙特某政府要员要任命阿不力米提（喀什“瓦哈比派”头目）为新疆国王。沙特政府以捐资修建清真寺、建立语言学校等为诱饵，实行所谓“心战”和思想渗透；以邀请并资助新疆穆斯林到麦加朝觐或出国学习经文等为诱饵，进行收买、腐蚀；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手法“埋钉子”，寻找、培养在境内的代理人等多种方法，积极向新疆输入新教派，通过代理人在我喀什、莎车、叶城、和田、阿克苏和乌鲁木齐等地建立传教点并制造教派纠纷和民族矛盾，妄图打击排挤爱国进步宗教人士，伺机夺取宗教领导权。最典型的是大力输入、培植瓦哈比派。该派通过收买代理人，在新疆各地积极宣传其主张，大力发展教徒，一个个地争夺清真寺的领导权，并公开宣称要“用伊斯兰教代替马克思主义”。科威特的宗教基金会也尝试渗透“东突”组织。
巴基斯坦本是中国的老盟友，可是部分巴国情报官员竞趁机利用沙特派遣的传教人员，大肆扩张自己在新疆的影响力。巴基斯坦及阿富汗境内的训练点己成为培训新疆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分子的重要营地。为此，我国曾在1992-1995三年期间，封闭了连接中巴两国的战略要道喀拉昆仑公路。后经巴方的再三请求，公路重新开放。之后，巴国的“战略纵深”的“先锋”塔利班就节节胜利，与此同时，新疆境内的暴力事件也就大幅度增加。1997年，伊宁发生大规模的东突暴动及1998年在全疆范围内的炸弹或枪械的恐怖活动，实际上都与巴国的情报机关有关。此外，巴基斯坦还是仅次于阿富汗第二大东突恐怖组织的训练基地。仅2001年中，有十五名东突到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的一家旅店接受训练。一名曾在北京民族学院上过学，精通五国语言的阿不都热苏本来是国家培养的“苗子”，后来因与同时在经济上发生龃龉，便跑到巴基斯坦领导新疆独立运动。
土耳其是“东突”组织在西亚的最大庇护地。1949年新疆解放前夕，艾沙·玉素甫逃往土耳其后，土耳其就成为新疆分裂势力在境外盘踞和向我国境内进行渗透的一个重要据点。长期以来，土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积极支持分裂我国的东突民族分裂分子，可以说土耳其的东突厥政策对我国东突恐怖组织的分裂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土耳其是我国东突恐怖组织的基地和摇篮。20世纪50年代中期，老牌分裂分子伊敏、艾沙及其追随者大都移居土耳其，得到了以泛突厥主义为基础的土历届政府的支持。1992年土总统厄扎尔会见了定居在土耳其的东突民族分裂分子艾沙·尤素福、阿尔普太金。同时期，一土政要说，“在东突厥斯坦至少有3000多万我们的兄弟在中国的压迫卜，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1993年“东突厥斯坦慈善基金会”成立时，得到土耳其有关政府部门的支助。当新疆的伊宁和乌鲁木齐发生暴乱时，土国防部长告诫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时要“小心”。颇具规模的恐怖组织“东土耳其斯坦青年之家”，长期以来受到土耳其政权的庇护。目前，在土居住的新疆人口己达3万人以上，大多数己加入土籍，其中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只是极少数。长期以来土耳其允许和支持东突恐怖组织在其境内建立组织和基地，向外输出革命。土政坛个别政要态度比较暖昧，同情和支持“东突”活动。尤其是苏联解体后，土一些政要大呼“泛突厥主义”的黄金时期到来，不惜血本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拉拢中亚国家建立“中亚突厥语国家共同体”，己故总统厄扎尔和前总统德米雷尔都曾公开言称“土利益区从亚得里亚海到中国长城”，并都曾分别会见过“东突”头目伊敏、艾沙。极个别政要还对中国在新疆采取的反分裂和反恐怖政策存在微词。
在1992年12月，“东突”在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支持下，在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和原总理亲自关心资助下（并向大会发了贺电），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了“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来自中亚、美、澳、德、瑞士、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等国几十个东突组织的领导参加了大会。该国文化部长还向艾沙的90岁生日表示祝贺，把艾沙称之为“突厥民族培育的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整个突厥民族的英雄”。1993年4月，美、德、法、巴基斯坦、沙特及中亚等十几个国家的维吾尔族代表再次在土耳其举行了“东突厥斯坦”会议，宣布建立流亡政府，还任命“政府首脑”，发表独立宣言，并呼吁联合国、国际人权组织和伊斯兰组织向北京施压，还扬言将联合“民运”组织、达赖喇嘛等进行“联合行动”。在土的支持下，“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简称“东突解放组织”，又称“东突民族党”）1996年在土耳其建立。在土政府的支持下，1999年“东突厥斯坦民族中心”和“世界维吾尔青年联盟”等组织，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了“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另外，我国国内的许多东突分子都受到过土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东突厥斯坦慈善基金会”的领导人是苏里唐·马木提，“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的领导人安尼瓦尔江（曾是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二秘），东突厥斯坦国际信息中心的领导人阿布都吉利里·卡拉卡西都是受到土政府的支持先后叛逃到土耳其从事分裂我国的恐怖活动。目前，西亚有14个“东突”组织，其中土耳其13个。同时，土政府的许多政要和组织都是东突分裂分子的支持者或同情者。如，曾担任过土总统第二秘书的土耳其军队的少将旅长穆汗默德·热扎彼肯是“东突厥斯坦民族中心”的领导人，该组织是西亚地区影响最大的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组织。土耳其民族行动党就是东突工作的重点，正义和发展党及其领导人埃尔多安是东突工作的重要对象，土的一些大学、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介都是东突的支持者，如哈杰泰大学，安卡拉人学、加齐大学、国家广电公司（TRT）、欧洲战略研究中心及一些民营电视台。2001年2月，土耳其建议仿效阿拉伯联盟体制，与宗教、语言、风俗相仿的中亚突厥语系国家建立突厥联盟。2002年1月25日，土耳其10多名国会议员和民主左翼党、民族主义行动党和祖国党等三个执政党及部分在野党代表出席了在安卡拉召开的声援“东突”记者招待会。2002年，朱镕基总理访土会晤土副总理、民族行动党土席巴赫切利时，巴表示对中国的民族政策没有异议，但私下却对媒体表示不满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采取的打击分裂和恐怖分子政策。当时的正义与发展党副主席阿林奇也曾称中国在新疆以打击恐怖分子为名，剥夺“东突厥斯坦的突厥民族”人权，称我实行计划生育是灭绝“突厥”人口，要求土政府向中国施压。一些政要支持或参加“东突”组织在土的“会议”。每当中土两国进行高层互访时，中国都就该问题阐明鲜明的立场，2003年1月土耳其执政党主席（现为总理）埃尔多安访华，胡锦涛土席会见埃时再次提到这一问题。土耳其各主要领导人均强调，土尊重他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反对并将进一步限制新疆民族分裂分子在土进行反华活动。自2002年底土耳其具有“大突厥”色彩浓厚的新政府上台后，境外“东突”势力在土耳其的分裂活动受到受土朝野各政党的公开支持，土政府撤销了1998年颁布的对“东突”势力公开活动的禁令。
1997年“2.5”事件时，伊朗报纸《伊斯兰共和国报》（Jomhuriye Eslami）曾指责我国“试图把新疆穆斯林与周边穆斯林分开”。2002年1月7日，哈萨克斯坦31频道的记者指责上海合作组织对“中国镇压维吾尔人的行动保持沉默”。1997年伊犁“2·5”事件后，就约有400名东突分子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和克什米尔，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等建立的军事基地受训。其中伊犁地区的70余人中的16人受训后已潜伏回国。

3、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在反恐怖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对“东突”恐怖组织采取支持和纵容态度。
目前，以各种手段支持“东突”组织的国家有美国、德国、加拿大、土耳其、沙特、伊朗、澳大利亚、法国和荷兰。“东突”恐怖组织活动的欧洲国家有法国、荷兰、瑞典、比利时、英国、德国、西班牙等。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不愿看到世界上社会主义的存在，更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加紧对我推行“西化”、“分化”战略，以“人权”、台湾和民族、宗教等问题为借口，大肆制造反华舆论，败坏我国声誉，妄图形成反华阵线，以压促乱，以乱促变，并对民族分裂活动由幕后操纵转向公开支持，使美国逐渐成为境外东突恐怖组织活动的国际化舞台。“当今世界，一国之内的民族宗教问题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力干预己经越来越难以避免国际化。”他们希望像当年四分五裂苏联那样来分裂中国，像肢解南联盟一样肢解中国。“东突”即是他们理想中搞“内乱裂变”的别动队。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制定了对华“和平演变战略”，并把扶持民族分裂势力，支持民族分裂活动作为对华“和平演变”的重点。1992年7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巴基斯坦高层人士就曾秘密研究过“解放新疆计划”的问题。据香港凤凰电视报导，“美中央情报局指定专门机构的人员负责培训东突分子”。在中情局的策划下，美国的新疆民族分裂组织成立了“维吾尔人权阵线”，由中央情报局成员担任负责人。境内外分裂势力与美中情局等谍报机构相勾结，在新疆喀什、和田、伊犁、乌鲁木齐等地设立了情报站，加紧搜集我民族、宗教、人权和维稳等方面的信息，为他们进行所谓“揭露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践踏人权”的阴谋提供证据。境内稍有风吹草动，境外立即就有反应。1995年以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及副总统、国务卿等政府要员先后接见“东突民族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席艾尼瓦尔会面，接受了所谓新疆维吾尔人遭受迫害的材料和录像，敦促各股势力联合，使“新疆问题国际化”。199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计划在财力和物力上给东突组织以支持。1998年3月，美国中情局批准在土耳其和伊拉克的库尔德的训练营培训东突织织骨干。1997年底，美国中央情报局制定了分裂新疆的“新疆工程”计划，强调“不能只把新疆问题视为简单的安全问题，必须视它为使中国政治自由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3月，美中央情报局批准该局中国工作处对新疆地区的情报进行搜集，并计划在土耳其与伊拉克边境为新疆境外的分裂组织培训人员丹干。1999年12月，自治区主要领导在和田维稳工作会议上的绝密讲话不到一周就被境外敌台播发。一些地、县撤换清真寺主持的红头文件也被窃取到境外分裂组织手中。2001年8月，新疆公安机关连续抓获3名由境外潜入的分裂分子，据交待，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搜集情报，以便向世界散布。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中，一些来自新疆的“东突”恐怖土义犯罪分子被美军抓获，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引渡，但遭美方拒绝。2004年7月，美国宣布，拒绝将关押在古巴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22名中国籍“东突”分子遗返中国。不仅如此，美国反恐特使泰勒在访华期间称：“美国政府并不把疆独人士看作是恐怖分子”。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2000年4月访问哈萨克斯坦时，要求哈政府支持新疆分裂组织的活动，提出要求我释放民族分裂分子热比娅，公然为民族分裂活动寻求庇护。据悉，到2004年9月为止，在美国的“东突”分子已达1000人，仅华盛顿地区就有近300人。
其它一些西方国家也利用“东突”问题在国际上给我国制造麻烦。如欧洲国家德国、瑞士、意大利、斯洛伐克、爱沙尼亚等国都给予东突分子以支持。在德国政府的支持下，“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又称“国际维吾尔青年联盟”、“世界维吾尔青年联盟”、“世界东突青年代表大会”）在德成立。并于1996年11月在德国慕尼黑市召开了第一届“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1996年6月在德国慕尼黑市还成立了“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又称“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东突信息联络中心”、“东突信息中心”）。2001年10月17日和18日，欧洲议会不顾我国多次严正交涉，允许一些“东突”分子在议会大厦内举行有关“东突”的研讨会，为恐怖分子提供从事反华活动的场所。2001年，在美的“美国维吾尔联盟”和“维吾尔人权协会”以及在德国的“东突民族代表大会”和“东突信息中心”先后搞一些分裂活动，德国慕尼黑因汇集了“东突”青年大会和“东突”民族大会等多个重要组织成为“东突”在欧洲活动中心，布鲁塞尔的“东突”活动也一度比较活跃。2002年3月“东突厥民族代表大会”主席安尼瓦尔江致电德国外交部，呼吁德国政府“敦促欧盟各国关注东突人权问题”，并在日内瓦联合国第58届人权会议上向中国发难。
此外，西方大国还出资帮助“东突”恐怖势力作宣传。如设在德国慕尼黑的“东突厥斯但信息中心”通过互联网，大肆搜集、发布有关新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歪曲、臆造性信息。原先设立在德国的“解放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己转移到捷克和哈萨克斯坦，且西方国家出资，在土耳其增设了“独立解放电台”，加强对新疆的宣传。自1998年以来，沙特吉达广播电台、塔什干同胞电台加入了向南疆地区渗透的力度，多次开展以宗教为内容的有奖征文比赛，采取每答对一题奖励100美元的方法诱使我人员参赛。
1998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在自由亚洲广播电台开播维吾尔语广播的决定，12月16日维语广播正式开播。日前，针对新疆进行宣传渗透的电台主要有“白由亚洲之声”、“美国之音”、“东突之声”、“解放电台”、“塔什干国际广播电台”、“英国BBC”、“伊朗伊斯兰电台”等，播出语言有维、汉、哈、柯尔克孜、乌兹别克语等，其中针对新疆问题的维语广播节目，多达74个频道，几乎全天候地进行反动宣传。这些电台发射功率强大（美国之音、德里广播电台中波单机发射达到1000千瓦、短波单机功率一般达到250千瓦~500千瓦），频率经常变化，内容反动，煽动性极大。尤其是“自由亚洲电台”的维语广播，有6、7个短波频率，能够覆盖全疆绝大多数地区，甚至还采取有奖征文比赛的方式诱使群众收听，南疆还出现了干部群众争相收听这些广播的现象，致使县城商店小型收音机脱销。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利用国际互联网收集、整理有关新疆各方面的信息，发布、传播各种谣言和分裂思想已成为一个新的动向。从上可以看出，欧美等西方国家已将境外“东突”分裂势力作为“西化”、“分化”中国的一种“战略储备”。美国国务院2003年4月1日发表的2002年《国别人权报告》和美国国际宗教白由委员会5月13日发表的《2002年度报告》，2005年2月28日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发布的《2004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和2006年3月8日发布《2005年度各国人权报告》都有没有根据地提出中国在新疆“政治镇压”升级。
新疆境内外东突恐怖组织正好成为他们实施“分化”中国战略图谋的一张“王牌”。而伊斯兰民族分裂势力为拓展生存空间，借助国际力量实现“东突独立”的梦想，极力寻求国际反华势力在舆论、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支持。他们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动的科索沃战争中受到鼓舞，企图照猫画虎，用同样方式达到分裂我国的目的。正是出于同一动机，他们一拍即合，相互勾结，利用一切可乘之机，妄图使新疆问题国际化，中亚地区分裂势力的总头目莫哈里索夫曾在一次核心层会议上说：“要实现独立的目标，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国际牌”，使新疆问题国际化。科索沃战争期间，盘踞在哈萨克斯坦的“东突”组织在阿拉木图举行游行集会，打出“支持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标语，并宣称“科索沃的今天就是维吾尔斯坦的明天”。东突组织的头目还千方百计地拜会一些西方国家的政界要员。乞求他们像帮助科索沃阿族那样帮助“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并通过召开所谓“民族宗教问题研讨会”、参加有关国家国会的“听证会”、向国际有关组织递交“报告”等形式，大造分裂舆论。2000年1月，玉素甫·莫合里索夫向美国记者抛出了一份长达160页的“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践踏人权的材料”，恶毒诬蔑我国政府。2000年7月，境外分裂势力鼓动“大赦国际”组织召开“中国一东突厥斯坦人权”新闻发布会，攻击我国的人权状况。2001年初，“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发表了《东突厥斯坦人权报告》，通过互联网发布传播，美国、香港的报刊作了转载。2001年2月，在瑞士活动的分裂分子抛出《中共压迫下的维吾尔族》一文，诬蔑我“对维吾尔人实行灭绝政策”。他们还用维、哈、藏、蒙、汉、英等25种文字编写出版了100多种反动书刊，在境内外大肆传播。2001年3月，联合国召开第57届人权会议期间，境外“东突独”组织派代表赴日内瓦、接触有关国家的人权代表，陈述所谓我国政府在新疆“践踏人权的罪行”，企图提升所谓“东突问题”的国际知名度。2001年2月5日，是我平息“伊宁2·5暴乱事件”的日子，盘踞美国和德国的“东突”组织分别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对我们党和国家进行恶毒攻击。
此外，国际反华非政府组织，如美国国家民主促进基金会、跨国激进党、自由之家和人权观察等非政府组织，始终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满，将中国与越南、缅甸、老挝等归类于“非民主国家”，常以中国少数民族人权为借口，在联合国和欧洲议会组织抗议集会、游行示威活动，举办低毁中国的国际讨论会与听证会，促成支持“藏独”、“疆独”、“民运”和“法轮功”的议案。2000年11月，人权观察在美国政府的授意下对因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而入狱的新疆女富商热比娅·卡德尔颁发了“2000年度人权保护奖”。2002年10月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举行的“跨国激进党”第38届民族代表大会上，“东突”分子极力鼓动该组织在“东突”问题国际上的作用。美国的全国民主基金会2004年4月向支持新疆独立的东突组织“美国维吾尔协会”提供7500万美元的捐助。2005年3月22日，“大赦国际”公布所谓的“新疆问题报告”，称中国政府在新疆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美国的“维吾尔人权联盟”、“国际塔克拉玛干人权协会”以及东突分子还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委员会主席及布什总统，就新疆问题和热比娅问题向我施压。“

三、经济文化发展落后是非法宗教势力猖撅的原因之一。

经济发展的落后与收入差距的扩大促使犯罪思想产生。由于受地理条件和白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西北地区经济基础还较为薄弱，生产力水平还不够发达，与内地、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比如，新疆、青海两省（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300亿元和100亿元，两省相加也不及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个县：国家每年还要拿出12亿元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据1997年底的统计，全国592个贫困县中。经济的不发达，必然导致文化教育的落后。文化教育的落后，必然带来人们思想上的愚昧和无知，不信科学信宗教、学校没有寺院多，-全夏西吉县有小学328所，但清真寺院却有416个。由于经济落后，处于贫困状态的群众很容易受宗教极端分子小恩小惠的诱惑，1993年宁夏西吉伊教沙陈双方发生冲突时，均成立了“自卫队”，每月发给教民10至20元钱，并免费就餐，当时就有很多教民积极参加。西吉县是全国有名的特困县，曾引起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关注，给予过经济援助。该县地方年财政收入497.1万元，年财政支出4679.2万元，国家平均每年补贴4235.2万元；农民年均收入161元，有的贫困户除一孔窖洞、一口铁锅、一两条破被外，没有其它值钱的东西，全部家产不足50元。经济文化发展滞后，使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煽动、蒙骗、利用群众有了借口，也解释了1997年左右西北地区宗教极端势力和非法组织猖狂的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在国家政策和资金的大力扶持下，新疆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全疆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和内地相比，差距仍然很大。2002年新疆全省贫困人口达285万，其中人均670元特困户19万人。国家级和自治区重点扶贫县30多个。全区大部分穷困的职工工资在300-500元之间。南疆地区处于低保的城镇人口40%以上。特别是经济转轨时期的阵痛，使一些地区的社会问题不能很好解决，如医疗保障、退休养老等问题：以贪污腐败为突出特点的不正之风盛行，公款吃喝、权钱交易，一些不平等现象形成消极效应。列宁说：“有苦难的地方就有宗教。”当社会还不能有效遏制这些问题时，部分社会成员“在宗教中寻找安慰，正如一些人在酒中寻找安慰一样。加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农牧民收入增长缓慢；南北疆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尤其是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增长迟缓等问题，使少数民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相对处于劣势。全疆56个贫困县儿乎都分布在边境、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人口也大部分集中在少数民族群众中。这种反差，给广大群众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造成了心理上的不平衡，加之教育、文化发展落后。这些问题都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宗教极端分子和民族分裂土义分子趁机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而这种不满情绪又会激发人们的宗教感情，如果不能加以正确的引导，这种偏激的宗教情绪必然会被民族分裂分子引向极端。可见，新疆地区出现的恐怖主义犯罪与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和群众生活的相对贫困是相伴而生的。以和田地区为例，所辖7县1市均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市），目前仍有35万多人未解决温饱，去年的财政收入只能保证供养人口两个月的刚性支出。到目前为止，财政欠发职工个人资金达2.4亿元，职工住房公积金、医疗费长期拖欠得不到解决。国家级贫困县于田县有174个行政村，有清真寺792座，而中小学校仅122所。在农村几乎达到全民信教的程度。许多学生考上大学后却上不起学，被迫去学经文。甚至连公安人员破案的差旅费有时也无法解决。有的地方电力不足，看不上电视，听不到广播。2000年南疆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喀什、和田二地的总人口占了全新疆的48.36%，可GDP只占全新疆的8.1%，人均GDP为1999.6元，只是全疆平均水平的28%，全新疆的70%的贫困县集中在这些地区。与内地和其它地区形成巨大反差，一些少数民族群众由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怀疑，把精神寄托于信仰宗教上，进而被民族分裂分子和非法宗教势力蒙蔽利用。
此外文化教育事业的滞后，也使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有了机会。一定的信仰，总是一定信仰主体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的外在体现，其深层根基在于主体的内在需要。当主体既不能通过理性的途径又不能通过实践的途径达到感情需要的满足时，他就必然诉诸宗教，用超自然的力量弥补自身的虚弱。由于西北穆斯林群众大多生活在贫困偏远地区，文化水平低下，交通信息闭塞，反动势力经常利用一些社会问题煽动教民，制造事端，破坏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事实表明，哪里的宗教氛围浓厚，那里的群众基础就相对薄弱；哪里的非法宗教活动盛行，那里的“三股势力”就猖撅；越是经济贫困和教育、文化落后的地方，宗教问题就越突出。近年来，在资金和教育方面国家给予了大力支持，加强了新闻广播网络在农牧区的覆盖率，促进了农村文化生活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在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力度并没有与经济建设并驾齐驱，而是呈现出减弱的状态。我们忽略了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使得边远地区的人民群众不能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发生的巨大变化，识别不了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反动思想。尤其是宣传文化阵地建设薄弱，不能有效地承载抵制和反击分裂势力和极端宗教势力政治渗透的任务。全疆已有清真寺24000多座，是全区各类基层文化设施总数（包括各级文化馆、文化站、图书馆、广播站、电影院场）的五倍以上，在乡村，宗教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远远大于群众性文化阵地的作用。

四、民族问题引发伊斯兰极端势力的产生。

西北地区伊斯兰教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民族性，宗教问题并不是单一存在，往往与政治问题和民族问题相交织。如在新疆信教群众中尤其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中，由于宗教感情与民族感情、宗教心理与民族心理、宗教习俗与民族习俗、宗教文化与民族文化、宗教意识与民族意识相互交错、相互渗透，有时甚至难以严格区分开来，宗教问题往往与民族问题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某个民族宗教信仰的态度，常常被看作是对其民族态度的体现。这种宗教情结作为一个民族心理素质的一部分，对于强化民族群体的凝聚力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很容易出现宗教狂热等负面问题。在新疆特别是宗教氛围浓厚的南疆贫困农村，维吾尔族群众经常把是否信仰宗教看作是不是一个真正维吾尔族人的重要象征。同在一个居民区，信教的人会受到普遍的尊敬，不信教的人却受到来自各方面多种形式的歧视和压力。宗教狂热与民族因素相联结，通常会导致其潜在的排他性过度膨胀，极易成为引发与其他民族的矛盾和纠纷的诱因。事实上，近些年来发生的影响民族问题的事件有相当多是因为宗教因素引发的，有的即使起因不是宗教因素，但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由于宗教因素的介入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事态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境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始终在把宗教作为进行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统一的罪恶活动的“杀手锏”。西方敌对势力、周边伊斯兰极端势力、境内外“东突”势力正是利用这一特点，借助宗教煽风点火，挑起事端。

五、从文化内质上讲，伊斯兰教传统信仰文化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成为非法宗教势力产生的原因之一。

一方面，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封闭性，阻隔了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交融，这种语言文化上的隔阂不健康的发展会在一定范围内产生民族离心倾向，甚至形成分裂意识。在伊斯兰教的作用和影响下，区内穆斯林各民族逐步形成了回族为主体的汉语族文化圈和以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为主体的新疆少数民族文化圈，在两大语言文化体系之间、体系内各民族之间，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心理隔阂，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对汉族的防备心理和反汉排汉情绪。这种非正常的民族心理常常被少数坏人所利用。狭隘民族意识越强，离心倾向就越重。另一方面，部分教义思想的狭隘性，使其在一些领域与社会进步不协调。如伊斯兰教强调“真土至上论”禁锢了教民的思想，使其容易安于现状，缺乏创造性、开拓性；伊斯兰教对于“穆斯林”和“异教徒”的理念，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相互融合；教派门宦和宗教特权的存在，与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不相适应，等等。再一方面，部分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落后的观念与现代进步文明相冲突，严重影响了其自身发展。有的宗教人士怕受世俗的影响不看电视，不听广播，不用电脑，“两耳不闻窗外事，心中只有《古兰经》”，既听不到党和政府的声音，也看不到社会的发展进步，宣讲教义时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甚至与党和政府“两个声音”；部分信教群众宗教意识过于浓厚，公民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不重视科技和教育，大局观念不强，在计划生育、子女入学、收缴公粮、城市改建等方面不配合政府工作，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六、伊斯兰教本身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政治参与性，为极端主义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伊斯兰教是入世性很强的宗教。宗教礼俗已深深地融入穆斯林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道德行为、饮食起居、取名婚丧、人际来往等无不打着宗教的烙印。宗教信仰己成为这些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维系社会道德的主要精神力量，支配着穆斯林的精神世界。对于虔诚的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就是其精神主宰、行为准则与生活方式。这种根深蒂固的宗教情结，很容易淡化其公民意识和法规观念，也容易形成教内集权和宗教上的盲从行为。在一些教民聚居区，宗教上层和极端分子之所以能一呼一百应，煽动教民聚众闹事，原因就在这里。其次，伊斯兰教强调“万物非土，唯有真主”、“天下穆斯林是一家”、“不是穆斯林就是异教徒”，这种强烈的排他胜，既可以形成信众内部强大的凝聚力，也可以被用来制造民族矛盾和教派冲突。朴素的宗教认同感和狭隘的民族意识，使“二股势力”有了赖以生发的土壤。极端势力和分裂势力断章取义，歪曲教义，宣扬“圣战”，虔诚的穆斯林容易讹传误信，产生极端宗教情绪和过激行为，有的成了分裂分子和极端分子的帮凶。相当一部分维族群众把信仰伊斯兰教看作是民族行为，有的甚至把政府打击处理的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当作“民族英雄”，把帮助和掩护他们视为“义举”。在群众基础比较薄弱的一些地区，不但分裂分子能够受到庇护，而且很容易发展势力或纠合起新的反动组织。另外，由于我国的穆斯林在世界观还是和伊斯兰教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致一些人认为，奥萨马·本·拉丹是民族英雄，而不是恐怖分子。“他的行为是一种奉献，而不是为个人利益，不像美国攻打伊拉克，美国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