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特货（特产）贸易初探（更新中）

一、41年前后的边区经济形势

1937-1940年间延安边区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外援，根据资料统计
                                                                                                                                单位：元（法币）

数据来源:《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称《史料摘编》）第6编，：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1937-1940年间，外援所占边区岁入高达82.42%，所谓的外援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来自国民政府的给边区以及八路军的拨款，另外一部分则是源自海内外亲共人士的捐款，其中国民政府的拨款又占了相当大的部分：

                                                                                                                              单位：元（法币）

数据来源:《史料摘编》第6编：《陕甘宁边区九年来财政收支报告》1946年

仔细观察两表，可以发现两处统计数据中的数字只有1939年的数字彼此吻合，其余年份相差较大，这或许是不同统计口径造成的偏差，即便如此，我们也能够从两表中得到如下信息，1940年11月，国民党正是停发对边区的拨款，同时1941年来自海内外的捐款也锐减到了779,106.20元，边区一下减少了近百分之八十的收入，财政立刻陷入困难。
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困难，边区政府试图通过，禁用法币发行边币，自力更生扩大生产，精兵简政减少开支等方式度过难关，其中通过与国统区的“进出口”贸易来解决财政收入的不足是其手段之一。陕甘宁边区缺乏可供大量输出的土特产资源，传统的陕西三宝“皮毛，甘草，食盐”中，皮毛和甘草在贸易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由于日寇占据了沿海产盐区，边区出产食盐一度是出口到国统区的主要物品之一。但仅靠食盐仍不足以解决边区进出口贸易中的赤字。从现有的材料中来看，某种指意不祥的神秘“特产”在边区贸易乃至边区金融环境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特产以及特产贸易在边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1941年的特产贸易情形在贸易局的《一九四二年的贸易工作》有着比较详细的描述文中提到：
“3、特种贸易：在边区受双重封锁的今天，是财政经济的主要基础：
(1)八月前由财厅督察处管理，八月一日以后由贸易局管理。
(2)由贸易局会同各方组织西北土产公司，以进行专卖业务，设分公司六个，所属22个支店，资金10，970，000元。
(3)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五——十一月三十日全边区特产推销情形：资本1212．8斤，全边区特代销2850．7斤，各部队免税出口4099．1斤，公司自营1010．9斤，财厅没收87斤，合计9260．5斤，以平均价格16000元计，合计148172490元，最初每斤8000元逐步提高，现已到24000元，其中吸收法币60％，换回物资40％。
(4)干部不够，资本周转不够(实收资金691万元)，成本愈大而利润愈低。目前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1)资金(增加5，000万元)(2)干部(需会计及各处经理)(3)货源(全年二万五千斤)(4)统购(政策与办法)(5)只有统销统购合一政策，才能防止范买竞卖现象，有了主动权，才能掌握自制特产换回的外汇及物资，以保供给任务的完成”
该文中后面还提到“交通方面：为用食盐掩护特产出口，不惜贱价销售食盐，使盐市没法维持。”那么显然这个用“食盐”作为掩护出口的“特产”，不可能是食盐本身。

1941年边区的整体贸易状况，笔者并未找到确切数据，单在《史料摘编》第四编62页中曾提到一个估数:“1941年的进口货值，估计约有一万万元(延安市全年约值三千万元)。进口货以洋纱、布匹、棉花、纸张、文具、五金、颜料为主。输出品全年约值九千三百万元(延市约有一千五百万元)，以食盐、皮毛、毛织品、肥皂、木材、药材为主。”比较遗憾我们无法从中得知这里所说输出品中有无包含特产贸易（两者的统计币种和口径都未必相同，所以不能简单认为，输出品的金额小于上文中特货贸易成交额，就认为未包含特产贸易）。但在41年，近9000斤的特产出口在边区贸易中占有很大比重是无疑的。

1943年至1945年间特货贸易和进出口额相对有比较明确的数字，笔者整理列表入下：

年份	进口额	出口额 （不含特产）	特产贸易	币种	特产贸易占出口比例
1943	647264万	252485万	207,164 万	边币	45.07%
1944	15,960,163，959	9,170,389,985	22,421,065,704	边币	70.97%
1945	2,027,138,453	1,066,552,739	3,991,368,484	卷币	78.91%

数字来源：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1948年2月10日

从表中可以看出特产贸易一般要占到边区出口额的45%—70%是边区出口最大宗商品，一旦特产贸易不足，如1943年特产贸易只占出口额的45%时，进出口就会呈现入超，这一点也被边区的财经人员所意识到，在《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他们写到“不靠特产，入超不可避免”。

特产不仅仅在边区的进出口贸易中地位举足轻重，在边区的金融体系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941年刚发行边币时，朱理治、黄亚光向高岗、贺龙、林伯渠的报告的中提到要建立边币平准基金，并建议“最好以特产作基金，使银行经常保持着三千七百五十斤特产”其后，边行人员也在不同场合阐述了特产（特货）在衡量货币量，稳定币值，稳定金融物价上的不可取代的作用，比如朱理治曾回忆在1942年、6月间 “贺龙师长找我谈话，说由晋西北给银行5万持货、财政厅再给5万，我想，以这10万特货、可以把边币提高到1元顶1元了。”。1943年，边区出现大的金融危机时，12月17日西北局为了稳定金融物价作出的决定的第一条就是“一、速卖一万二千五百斤特产，派干部下去”。（王思华，《金融与物价》1943年）。又如1944年，曹菊如在《边币问题》的文章中谈及边币信用时候如是：“边币的发行，又有充分的物资保证，别的不去说他，只要用六千二百五十斤特产就可以把已发行的边币全部收回，而这个力量现在我们是能够拿得出来的。”  
（待续）


一、41年前后的边区经济形势

1937-1940年间延安边区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外援，根据资料统计
                                                                                                                                单位：元（法币）
全部岁入外援   百分比 1937 526，302．45 456，390．01   77．20％1938 907，943．31 468，500．00 51．69％ 1939 6，602，909．88 5，664，667．34   85．79％ 1940 9，750，995．31   7，550，855．04 70．50％ 合计 82.42%
数据来源:《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下称《史料摘编》）第6编，：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1937-1940年间，外援所占边区岁入高达82.42%，所谓的外援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来自国民政府的给边区以及八路军的拨款，另外一部分则是源自海内外亲共人士的捐款，其中国民政府的拨款又占了相当大的部分：

                                                                                                                              单位：元（法币）
国民政府拨发的经费   国内外进步人士捐款 1937年7—12月1，927，672．84 36，245．20 1938 4，480，157．16 1，973，870．97 1939 5，000，436．10 604，207．53 1940 4，997，074．11 5，505，901．69 19410 779，106．20  
数据来源:《史料摘编》第6编：《陕甘宁边区九年来财政收支报告》1946年

仔细观察两表，可以发现两处统计数据中的数字只有1939年的数字彼此吻合，其余年份相差较大，这或许是不同统计口径造成的偏差，即便如此，我们也能够从两表中得到如下信息，1940年11月，国民党正是停发对边区的拨款，同时1941年来自海内外的捐款也锐减到了779,106.20元，边区一下减少了近百分之八十的收入，财政立刻陷入困难。
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困难，边区政府试图通过，禁用法币发行边币，自力更生扩大生产，精兵简政减少开支等方式度过难关，其中通过与国统区的“进出口”贸易来解决财政收入的不足是其手段之一。陕甘宁边区缺乏可供大量输出的土特产资源，传统的陕西三宝“皮毛，甘草，食盐”中，皮毛和甘草在贸易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由于日寇占据了沿海产盐区，边区出产食盐一度是出口到国统区的主要物品之一。但仅靠食盐仍不足以解决边区进出口贸易中的赤字。从现有的材料中来看，某种指意不祥的神秘“特产”在边区贸易乃至边区金融环境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特产以及特产贸易在边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1941年的特产贸易情形在贸易局的《一九四二年的贸易工作》有着比较详细的描述文中提到：
“3、特种贸易：在边区受双重封锁的今天，是财政经济的主要基础：
(1)八月前由财厅督察处管理，八月一日以后由贸易局管理。
(2)由贸易局会同各方组织西北土产公司，以进行专卖业务，设分公司六个，所属22个支店，资金10，970，000元。
(3)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五——十一月三十日全边区特产推销情形：资本1212．8斤，全边区特代销2850．7斤，各部队免税出口4099．1斤，公司自营1010．9斤，财厅没收87斤，合计9260．5斤，以平均价格16000元计，合计148172490元，最初每斤8000元逐步提高，现已到24000元，其中吸收法币60％，换回物资40％。
(4)干部不够，资本周转不够(实收资金691万元)，成本愈大而利润愈低。目前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1)资金(增加5，000万元)(2)干部(需会计及各处经理)(3)货源(全年二万五千斤)(4)统购(政策与办法)(5)只有统销统购合一政策，才能防止范买竞卖现象，有了主动权，才能掌握自制特产换回的外汇及物资，以保供给任务的完成”
该文中后面还提到“交通方面：为用食盐掩护特产出口，不惜贱价销售食盐，使盐市没法维持。”那么显然这个用“食盐”作为掩护出口的“特产”，不可能是食盐本身。

1941年边区的整体贸易状况，笔者并未找到确切数据，单在《史料摘编》第四编62页中曾提到一个估数:“1941年的进口货值，估计约有一万万元(延安市全年约值三千万元)。进口货以洋纱、布匹、棉花、纸张、文具、五金、颜料为主。输出品全年约值九千三百万元(延市约有一千五百万元)，以食盐、皮毛、毛织品、肥皂、木材、药材为主。”比较遗憾我们无法从中得知这里所说输出品中有无包含特产贸易（两者的统计币种和口径都未必相同，所以不能简单认为，输出品的金额小于上文中特货贸易成交额，就认为未包含特产贸易）。但在41年，近9000斤的特产出口在边区贸易中占有很大比重是无疑的。

1943年至1945年间特货贸易和进出口额相对有比较明确的数字，笔者整理列表入下：
年份 进口额 出口额 （不含特产）特产贸易 币种 特产贸易占出口比例 1943 647264万 252485万207,164 万 边币 45.07%1944 15,960,163，959 9,170,389,985 22,421,065,704边币 70.97% 1945 2,027,138,453 1,066,552,739 3,991,368,484 卷币78.91%
数字来源：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1948年2月10日

从表中可以看出特产贸易一般要占到边区出口额的45%—70%是边区出口最大宗商品，一旦特产贸易不足，如1943年特产贸易只占出口额的45%时，进出口就会呈现入超，这一点也被边区的财经人员所意识到，在《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他们写到“不靠特产，入超不可避免”。

特产不仅仅在边区的进出口贸易中地位举足轻重，在边区的金融体系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941年刚发行边币时，朱理治、黄亚光向高岗、贺龙、林伯渠的报告的中提到要建立边币平准基金，并建议“最好以特产作基金，使银行经常保持着三千七百五十斤特产”其后，边行人员也在不同场合阐述了特产（特货）在衡量货币量，稳定币值，稳定金融物价上的不可取代的作用，比如朱理治曾回忆在1942年、6月间 “贺龙师长找我谈话，说由晋西北给银行5万持货、财政厅再给5万，我想，以这10万特货、可以把边币提高到1元顶1元了。”。1943年，边区出现大的金融危机时，12月17日西北局为了稳定金融物价作出的决定的第一条就是“一、速卖一万二千五百斤特产，派干部下去”。（王思华，《金融与物价》1943年）。又如1944年，曹菊如在《边币问题》的文章中谈及边币信用时候如是：“边币的发行，又有充分的物资保证，别的不去说他，只要用六千二百五十斤特产就可以把已发行的边币全部收回，而这个力量现在我们是能够拿得出来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