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恩师张盖凡教授--马伟明亲笔写的文章

我的恩师张盖凡教授
马伟明 (1996电机博)
按:张盖凡教授是马伟明院士的导师,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2003年6月7日不幸逝世｡
2003年6月7日,11∶40,我出差刚到湘潭电机厂,突然接到电话:老先生在办公室突然发病,不省人事,正送往医院｡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12点,电话告之:老先生病危!我顿时惊懵了,恨不得长一双翅膀,飞回老先生身边｡我立即从湘电要了一部车往回赶,刚出湘潭不久,噩耗传来:老先生永远地走了!我瘫坐在车里,心里不停地呼喊:苍天如此无情,连见恩师最后一面的机会也不给我!


马伟明院士(右)和导师张盖凡教授

这些天来,我恍恍惚惚,无所适从,脑海里满是老先生的音容笑貌｡20多年的师生情谊,尤其是他长期对我的培育､关怀和教诲一齐涌上心头｡
领我走进科学的殿堂
1978年,我考入海军工程学院电气工程系,成了老先生的学生,但真正聆听他的教导是他给我们讲授《电机过渡过程》课程,这是一门难学的课程,电磁关系复杂,物理概念深邃,但老先生用简捷的数学方法和通俗易懂的解说,深入浅出地分解､分析得如同简单的静止耦合电路那样清晰､直观｡记得一次下课前,老先生在黑板上写了二道公式,让我们推导,可谁都做不出来｡这激起了我争强好胜的心气,花了几天功夫,算是搞出点眉目,就去向老先生报喜,便开始了我和老先生的第一次交往｡我推门而入,“哦,马伟明,快进来｡” 老先生竟知道我的名字,心里有一丝得意｡其实,对文革后的第一批本科生,老先生把我们每个人的情况早摸得一清二楚｡我送上稿子,老先生来回看了两遍,点点头,又摇摇头,搞得我云里雾里｡接下来,老先生对我的“杰作”进行了讲评,从推导方法到公式的应用,继而讲到《电机过渡过程》在工程研究中的作用,我听得如醉如痴,如同走进一个神奇的未知世界,我隐隐觉得:这应该是我今后为之奋斗的方向｡
1982年,我考研未成,新的工作岗位亦不尽人意,便把心中的苦闷向老先生倾诉,老先生很快就回了信,嘱咐我不要气馁,更不要懈怠,要学会自我调节,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不能随便放弃,还给我寄来大量的专业书籍,教我自学｡那段日子,最欣慰的事就是能不断收到老先生的来信｡最后一封信,是一纸命令:考研究生,回校!就这样,离校三年后,又被老先生拉了回来,开始深入系统学习和研究专业知识,走进了老先生开辟的同步发电机整流供电系统这一研究领域｡
跟随老先生是幸运的,但绝不是件容易的差事｡老先生一辈子主要从事多相电机的非对称运行及同步发电机整流系统的理论与运行分析领域的研究,这都是既有重大理论意义又有工程实用价值的高难度课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老先生就提出分析同步发电机不对称短路的谐波平衡法,加上他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三相同步发电机整流供电系统运行稳定性的判据公式,奠定了他在我国电机界的学术地位,这些成就的取得,缘于他一生追求真理矢志不移,开拓创新､持续奋斗｡我刚回来,他就跟我讲:做学问,可不能急功近利,要坐得稳屁股,耐得住清贫,守得住寂寞;国外的标准是长期的积累和大量的实验归纳,要按国外的标准来!老先生的这一番话听起来就感到难,可做起来更难｡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老先生那股认真劲,做什么事情总是孜孜以求,一丝不苟,有时为了小数点后的某一个数,也要重复做几次试验,甚至几十次｡这种认真的态度让我深受感动和启发｡他曾对我说过:做研究,就得挑战世界前沿,要有创新;培养高层次人才,就得通过一流的科研项目来磨练,照本宣科的一种教学,纯理论的推导得不到实际检验,很容易走入歧途,一定要树立科学精神,遵循科学规律,一定要通过高水平的科研项目,从理论到技术,再到工程实践,得到系统的培养､训练,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这一席话,让我明白了科学的真谛,也决定了我以后的科研生涯,使我得以在科海遨游｡
跟随老先生几年打拼,老先生主持的“多机整流并联系统运行稳定性研究”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同步发电机整流系统的理论与运行分析研究领域初显曙光,我也第一次尝到投身科学的胜利喜悦｡
接下来的日子,随着老先生的退休,我便接过老先生交给我手中的接力棒,围绕老先生开辟的研究领域,一步一个脚印,走向科学的前沿｡
做我成长进步的阶梯
如果说老先生逼我上研究生是我成长过程中重要一步的话,那把我调到他身边工作就是最关键的一步｡对我的培养,他真是煞费苦心,方法就是压担子,逼我走上前台｡首先让我过教学关,挑最难的《电机过渡过程》研究生课程让我上,其次让我带研究生,我那时讲师一个,不够资格呀,他招,让我来培养,从选题到具体指导,都是我,确有困难了,他才指点一下｡最关键的是带我怎么搞科研｡当时,正进行十二相同步发电机整流供电系统运行稳定性研究,他对我说:虽然目前世界上已有十二相发电机工程应用的先例,但还没有深入系统的理论支撑,我们必须从头做起｡他让我们自己定方案,提思路,逼着我们从电机设计学起,从计算电磁参数､设计试验样机及试验方案做起,即使我们遇到困难和不能解决的问题,他还是让我们独立思考,实际上有的问题他已做了不少分析,就看我们能不能自主完成｡刚开始试验时,物理现象还很混乱,必须进行大量的试验,他可能是不放心,也可能是为了考察我们,总是始终到场｡那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又不好,每天都在实验室呆十三四个小时,一般都是到晚上十一二点｡那两年,干得累,但舒心,收获也最大｡
1992年底,老先生对我说: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为了今后的发展,送你到清华大学深造,你看行不?我们不能坐井观天,视野要开阔,要有竞争意识!你现在的水平无疑是够博士水平,但到清华去感受一下,对今后的研究会有好处,家里的事情不要管,你只管去!他亲自找到清华大学原校长高景德,商定让我去清华攻读博士｡其实,我去清华只呆了大半年,主要是基础课程学习和感受氛围､增进交流,博士论文是结合科研课题在家里由老先生指导完成的｡正是在清华学习期间,开拓了眼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范围不断扩大,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电力系统电磁兼容在我的视野里越来越清晰｡他非常支持,和我一起分析该研究方向在海军装备建设中的重要性｡老先生对我说:一个学者既要有敏锐的科学思维､分析和选择学术生长点,同时又能在选定一个方向后,锲而不舍,直至做出成果;既能高瞻远瞩,又能踏踏实实,这样一步一个脚印,不断积累,才能取得成就｡这番话意味深长,至今令我记忆犹新｡
遵从老先生的教诲,我和课题组同志们一道脚踏实地地干,取得了一些成绩,可这些成绩的背后无不凝聚着老先生的汗水和心血!我常常这样想,要说我比别人高,那是因为我站在老先生的肩膀上｡
传我为人为学的品行
老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对科学､对技术,一丝不苟､孜孜以求｡1992年,我们开始承担工程项目的研制任务,样机制造出来了,各项指标均优于技术规格书的要求,可老先生对某些数据还不满意,与他计算的结果有出入,我说:又不是推导什么定理,工程研究允许有误差｡可老先生非要把这个问题搞准确,宁可把所有的事都停下来,去复查,去求证｡现在,我的学生总说我认真,对他们近乎苛求,他们哪里知道,我与老先生相比差远了｡我们这一代人和老先生那一代在这方面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要达到他们这种精益求精的境界还须加倍努力｡后来,学生交给我论文､研究报告,我就说:我这里通不过,在老先生那里就更通不过了｡记得我的博士论文完成后,经过老先生审阅,反复修改了十几稿,即使后来已经印刷了,老先生又找出一些打字员没更改过来以及排版印刷上的错误,要求印刷所修改､重印,反复几次后,仍发现有问题,他干脆到印刷所,坐在打字员旁边看着修改,直到他找不出一个错误､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才算完｡
老先生学而不厌,将读书和研究当作人生的最大乐事｡他参加工作后,在职时从未休过一次寒暑假,平时的节假日也没休息过;即使在退休后,也是这样｡直到三年前身患结肠癌,在我们一再坚持下,才每年去外地疗养二三个月｡虽然每次出去我都不让他带书,但他仍然不停地通过电话与我们讨论和研究课题,由于没有参考资料,他从头推导公式,分析计算,将结果用电传告诉我们｡老先生常常劝我:悠着点干,不要绷得太紧,要注意多休息｡我说:您休息,我就休息｡他哪会休息啊!老先生少小离家,直到去世前,居然50年没有回过一次老家｡
我曾经说过:如果按公与私将人分类,大公无私是圣人,公而忘私是贤人,先公后私是好人,再往下推就不值一提了,老先生至少算是贤人｡老先生从未以自己的名望､地位和权力为自己和子女谋一点私利,一生克已奉公､默默奉献｡老先生在领导岗位上时,其子女正是工作或学习的时候,凭他在武汉造船界的声望,只要他说句话,他的子女们可能会得到较好的学习和工作机会,因工作单位不好,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先后下岗,至今在家待业,可他从来不说,也不让我为他们找关系､求别人｡曾经有一次,老夫人背着老先生找我让儿子到我这里开车,老先生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可对公家的事就不是这样了,只要有利于学科建设､科研建设,他理直气壮,哪一级都可以找,对人才培养,尤其如此,不仅对本单位的人才极力培养,到处呼吁,而且对那些不是本系的,他都去找领导,要求予以扶持重用｡正是由于他刚正不阿,一身正气,不唯上,只为实,得罪了不少人,受了不少委屈,可他从未退缩｡刚开始我想不通:不相干的事,你操什么心?后来,我想明白了:他心中有大局,早把国防科教事业融进了他的血液｡
老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两袖清风｡1991年退休时,国内好多企业､科研院所聘请他,有的以高薪,有的以解决住房和安排子女工作为条件邀请,他均婉言谢绝了,坚决留下来辅助我们｡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用多年来的结余经费购买了一批又一批设备和仪器;兴建了综合实验楼;出资让研究生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开阔眼界;高薪聘请外籍教师举办英语口语培训班,使研究生掌握好外语这门语言工具,以便他们今后走向世界;设立博士创新研究基金,让博士生自主选题,鼓励他们开拓创新｡一段时间,外人对我们议论颇多:钱多得自己建房子,自己肯定发了｡和老先生谈起此事,他一笑了之:让他们议论吧,我们管不住别人说什么,但能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
老先生襟怀坦荡,光明磊落,是严师,更是慈父｡2002年夏天,我在医院做扁桃体切除手术,他亲自护送我上手术室,几天后,当他听医生讲我开口说话有利于尽早恢复时,他天天下午到病房陪我,一聊就是一下午｡一天下午2点,他进来,我见他衣服都湿透了,就问他:下雨了｡他说:车都出去了,到这里又不远,就走来了,外面太热,所以汗湿了｡一个75岁､结肠癌刚治愈的老人在烈日下从家里步行到医院,多么不容易啊!想起当日情形,真是心如刀绞!
老先生的学术造诣和崇高品质,对国防科技事业的执著追求和对后生学子的悉心培育,铸就了他光辉的一生,为我树立了做人和治学的典范,他是我心中一面永不倒下的旗帜｡恩师长逝,风范永存,我永远尊敬他,永远感激他,永远怀念他!
我的恩师张盖凡教授
马伟明 (1996电机博)
按:张盖凡教授是马伟明院士的导师,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2003年6月7日不幸逝世｡
2003年6月7日,11∶40,我出差刚到湘潭电机厂,突然接到电话:老先生在办公室突然发病,不省人事,正送往医院｡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12点,电话告之:老先生病危!我顿时惊懵了,恨不得长一双翅膀,飞回老先生身边｡我立即从湘电要了一部车往回赶,刚出湘潭不久,噩耗传来:老先生永远地走了!我瘫坐在车里,心里不停地呼喊:苍天如此无情,连见恩师最后一面的机会也不给我!


马伟明院士(右)和导师张盖凡教授

这些天来,我恍恍惚惚,无所适从,脑海里满是老先生的音容笑貌｡20多年的师生情谊,尤其是他长期对我的培育､关怀和教诲一齐涌上心头｡
领我走进科学的殿堂
1978年,我考入海军工程学院电气工程系,成了老先生的学生,但真正聆听他的教导是他给我们讲授《电机过渡过程》课程,这是一门难学的课程,电磁关系复杂,物理概念深邃,但老先生用简捷的数学方法和通俗易懂的解说,深入浅出地分解､分析得如同简单的静止耦合电路那样清晰､直观｡记得一次下课前,老先生在黑板上写了二道公式,让我们推导,可谁都做不出来｡这激起了我争强好胜的心气,花了几天功夫,算是搞出点眉目,就去向老先生报喜,便开始了我和老先生的第一次交往｡我推门而入,“哦,马伟明,快进来｡” 老先生竟知道我的名字,心里有一丝得意｡其实,对文革后的第一批本科生,老先生把我们每个人的情况早摸得一清二楚｡我送上稿子,老先生来回看了两遍,点点头,又摇摇头,搞得我云里雾里｡接下来,老先生对我的“杰作”进行了讲评,从推导方法到公式的应用,继而讲到《电机过渡过程》在工程研究中的作用,我听得如醉如痴,如同走进一个神奇的未知世界,我隐隐觉得:这应该是我今后为之奋斗的方向｡
1982年,我考研未成,新的工作岗位亦不尽人意,便把心中的苦闷向老先生倾诉,老先生很快就回了信,嘱咐我不要气馁,更不要懈怠,要学会自我调节,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不能随便放弃,还给我寄来大量的专业书籍,教我自学｡那段日子,最欣慰的事就是能不断收到老先生的来信｡最后一封信,是一纸命令:考研究生,回校!就这样,离校三年后,又被老先生拉了回来,开始深入系统学习和研究专业知识,走进了老先生开辟的同步发电机整流供电系统这一研究领域｡
跟随老先生是幸运的,但绝不是件容易的差事｡老先生一辈子主要从事多相电机的非对称运行及同步发电机整流系统的理论与运行分析领域的研究,这都是既有重大理论意义又有工程实用价值的高难度课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老先生就提出分析同步发电机不对称短路的谐波平衡法,加上他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三相同步发电机整流供电系统运行稳定性的判据公式,奠定了他在我国电机界的学术地位,这些成就的取得,缘于他一生追求真理矢志不移,开拓创新､持续奋斗｡我刚回来,他就跟我讲:做学问,可不能急功近利,要坐得稳屁股,耐得住清贫,守得住寂寞;国外的标准是长期的积累和大量的实验归纳,要按国外的标准来!老先生的这一番话听起来就感到难,可做起来更难｡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老先生那股认真劲,做什么事情总是孜孜以求,一丝不苟,有时为了小数点后的某一个数,也要重复做几次试验,甚至几十次｡这种认真的态度让我深受感动和启发｡他曾对我说过:做研究,就得挑战世界前沿,要有创新;培养高层次人才,就得通过一流的科研项目来磨练,照本宣科的一种教学,纯理论的推导得不到实际检验,很容易走入歧途,一定要树立科学精神,遵循科学规律,一定要通过高水平的科研项目,从理论到技术,再到工程实践,得到系统的培养､训练,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这一席话,让我明白了科学的真谛,也决定了我以后的科研生涯,使我得以在科海遨游｡
跟随老先生几年打拼,老先生主持的“多机整流并联系统运行稳定性研究”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同步发电机整流系统的理论与运行分析研究领域初显曙光,我也第一次尝到投身科学的胜利喜悦｡
接下来的日子,随着老先生的退休,我便接过老先生交给我手中的接力棒,围绕老先生开辟的研究领域,一步一个脚印,走向科学的前沿｡
做我成长进步的阶梯
如果说老先生逼我上研究生是我成长过程中重要一步的话,那把我调到他身边工作就是最关键的一步｡对我的培养,他真是煞费苦心,方法就是压担子,逼我走上前台｡首先让我过教学关,挑最难的《电机过渡过程》研究生课程让我上,其次让我带研究生,我那时讲师一个,不够资格呀,他招,让我来培养,从选题到具体指导,都是我,确有困难了,他才指点一下｡最关键的是带我怎么搞科研｡当时,正进行十二相同步发电机整流供电系统运行稳定性研究,他对我说:虽然目前世界上已有十二相发电机工程应用的先例,但还没有深入系统的理论支撑,我们必须从头做起｡他让我们自己定方案,提思路,逼着我们从电机设计学起,从计算电磁参数､设计试验样机及试验方案做起,即使我们遇到困难和不能解决的问题,他还是让我们独立思考,实际上有的问题他已做了不少分析,就看我们能不能自主完成｡刚开始试验时,物理现象还很混乱,必须进行大量的试验,他可能是不放心,也可能是为了考察我们,总是始终到场｡那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身体又不好,每天都在实验室呆十三四个小时,一般都是到晚上十一二点｡那两年,干得累,但舒心,收获也最大｡
1992年底,老先生对我说: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为了今后的发展,送你到清华大学深造,你看行不?我们不能坐井观天,视野要开阔,要有竞争意识!你现在的水平无疑是够博士水平,但到清华去感受一下,对今后的研究会有好处,家里的事情不要管,你只管去!他亲自找到清华大学原校长高景德,商定让我去清华攻读博士｡其实,我去清华只呆了大半年,主要是基础课程学习和感受氛围､增进交流,博士论文是结合科研课题在家里由老先生指导完成的｡正是在清华学习期间,开拓了眼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范围不断扩大,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电力系统电磁兼容在我的视野里越来越清晰｡他非常支持,和我一起分析该研究方向在海军装备建设中的重要性｡老先生对我说:一个学者既要有敏锐的科学思维､分析和选择学术生长点,同时又能在选定一个方向后,锲而不舍,直至做出成果;既能高瞻远瞩,又能踏踏实实,这样一步一个脚印,不断积累,才能取得成就｡这番话意味深长,至今令我记忆犹新｡
遵从老先生的教诲,我和课题组同志们一道脚踏实地地干,取得了一些成绩,可这些成绩的背后无不凝聚着老先生的汗水和心血!我常常这样想,要说我比别人高,那是因为我站在老先生的肩膀上｡
传我为人为学的品行
老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对科学､对技术,一丝不苟､孜孜以求｡1992年,我们开始承担工程项目的研制任务,样机制造出来了,各项指标均优于技术规格书的要求,可老先生对某些数据还不满意,与他计算的结果有出入,我说:又不是推导什么定理,工程研究允许有误差｡可老先生非要把这个问题搞准确,宁可把所有的事都停下来,去复查,去求证｡现在,我的学生总说我认真,对他们近乎苛求,他们哪里知道,我与老先生相比差远了｡我们这一代人和老先生那一代在这方面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要达到他们这种精益求精的境界还须加倍努力｡后来,学生交给我论文､研究报告,我就说:我这里通不过,在老先生那里就更通不过了｡记得我的博士论文完成后,经过老先生审阅,反复修改了十几稿,即使后来已经印刷了,老先生又找出一些打字员没更改过来以及排版印刷上的错误,要求印刷所修改､重印,反复几次后,仍发现有问题,他干脆到印刷所,坐在打字员旁边看着修改,直到他找不出一个错误､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才算完｡
老先生学而不厌,将读书和研究当作人生的最大乐事｡他参加工作后,在职时从未休过一次寒暑假,平时的节假日也没休息过;即使在退休后,也是这样｡直到三年前身患结肠癌,在我们一再坚持下,才每年去外地疗养二三个月｡虽然每次出去我都不让他带书,但他仍然不停地通过电话与我们讨论和研究课题,由于没有参考资料,他从头推导公式,分析计算,将结果用电传告诉我们｡老先生常常劝我:悠着点干,不要绷得太紧,要注意多休息｡我说:您休息,我就休息｡他哪会休息啊!老先生少小离家,直到去世前,居然50年没有回过一次老家｡
我曾经说过:如果按公与私将人分类,大公无私是圣人,公而忘私是贤人,先公后私是好人,再往下推就不值一提了,老先生至少算是贤人｡老先生从未以自己的名望､地位和权力为自己和子女谋一点私利,一生克已奉公､默默奉献｡老先生在领导岗位上时,其子女正是工作或学习的时候,凭他在武汉造船界的声望,只要他说句话,他的子女们可能会得到较好的学习和工作机会,因工作单位不好,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先后下岗,至今在家待业,可他从来不说,也不让我为他们找关系､求别人｡曾经有一次,老夫人背着老先生找我让儿子到我这里开车,老先生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可对公家的事就不是这样了,只要有利于学科建设､科研建设,他理直气壮,哪一级都可以找,对人才培养,尤其如此,不仅对本单位的人才极力培养,到处呼吁,而且对那些不是本系的,他都去找领导,要求予以扶持重用｡正是由于他刚正不阿,一身正气,不唯上,只为实,得罪了不少人,受了不少委屈,可他从未退缩｡刚开始我想不通:不相干的事,你操什么心?后来,我想明白了:他心中有大局,早把国防科教事业融进了他的血液｡
老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两袖清风｡1991年退休时,国内好多企业､科研院所聘请他,有的以高薪,有的以解决住房和安排子女工作为条件邀请,他均婉言谢绝了,坚决留下来辅助我们｡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用多年来的结余经费购买了一批又一批设备和仪器;兴建了综合实验楼;出资让研究生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开阔眼界;高薪聘请外籍教师举办英语口语培训班,使研究生掌握好外语这门语言工具,以便他们今后走向世界;设立博士创新研究基金,让博士生自主选题,鼓励他们开拓创新｡一段时间,外人对我们议论颇多:钱多得自己建房子,自己肯定发了｡和老先生谈起此事,他一笑了之:让他们议论吧,我们管不住别人说什么,但能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
老先生襟怀坦荡,光明磊落,是严师,更是慈父｡2002年夏天,我在医院做扁桃体切除手术,他亲自护送我上手术室,几天后,当他听医生讲我开口说话有利于尽早恢复时,他天天下午到病房陪我,一聊就是一下午｡一天下午2点,他进来,我见他衣服都湿透了,就问他:下雨了｡他说:车都出去了,到这里又不远,就走来了,外面太热,所以汗湿了｡一个75岁､结肠癌刚治愈的老人在烈日下从家里步行到医院,多么不容易啊!想起当日情形,真是心如刀绞!
老先生的学术造诣和崇高品质,对国防科技事业的执著追求和对后生学子的悉心培育,铸就了他光辉的一生,为我树立了做人和治学的典范,他是我心中一面永不倒下的旗帜｡恩师长逝,风范永存,我永远尊敬他,永远感激他,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