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两次鸦片战争中为何沿海良民源源不绝成“汉奸”

1841年5月底，广州城北的三元里爆发了民众抗英事件，后来这个事件因被写入历史教材而广为人知。

但少为人知的是，就在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同时，也有不少民众成为英国军队的后援。据记载，仅三元里一地，在第一次鸦龘片战争时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这个数字要远远超过丧生三元里的英军数量--《南海县志》称毙敌十人，英军司令卧乌古的报告是5人。

不仅仅在三元里，在两次鸦龘片战争中，都有众多的中国民众为英军以及后来的英法联军服务，他们为这些“夷人”提供后勤，刺探情报、引路，甚至直接参与作战。

这些援英者被斥之为“汉奸”。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有清廷官员慨叹，“汉奸”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1841年2月，琦善在连吃败仗的窘境中，上书道光皇帝，指出广东已不堪作战，原因就在于广东民众除已为汉奸者外，其余民众咸被英军诱惑以助敌势；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奏报中说：“论者本谓该逆（清廷对英军的称呼）不长陆战，而两年之中，该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陆路，且能爬越山岭，又有汉奸为之导引，各处路径，较我兵更为熟悉。”

这些写给皇帝的奏折难免有推卸战败责任，夸大事实的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援英”现象的确普遍存在，成为令官员们头疼的大问题。因此，清军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局面，一面是要对付装备先进的英军，另一面则是要对付数量庞大的援英者。

甚至，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剿灭“汉奸”是比抗击英军更紧要的事。比如“靖逆将军”奕山在对道光皇帝上奏战果时，每次都把“杀死汉奸”放在斩杀英军官兵的前面。

所谓“汉奸”，大多数原本是和英国贸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商人和苦力。在中英交战的局面下，自然容易被国人排斥。而纪律散漫的官兵为了谎报战绩，滥杀贫民，污名为“汉奸”，反过来又更加大了援英者的数量。

“第五纵队”

尽管“汉奸”一词是从“第一次鸦龘片战争”起在中国开始被广泛使用，但这一概念的首次出现则要追溯到更早之前。由于“夷夏之防”被过度关注，嘉庆皇帝就曾称那些为暹罗（泰国的古城）充当贡使的中国商人为“汉奸”。到第一次鸦龘片战争前夕，由于大量串通英商走私鸦龘片的中国贩子的存在，“汉奸”一词被使用得更加普遍。

1839年12月，受命到广东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禁止了与英国的通商，那些违反禁令继续与英国人做生意的商人统统成为“汉奸”。1840年春天，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林则徐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即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那数不清的与英国人往来的商人、水手和为英国人劳动的“苦力”。

随着局势的越发紧张，这种“汉奸”行为也就越发让林则徐不能容忍。1840年6月，第一次鸦龘片战争打响，中国“汉奸”正式成为了英军得力的“第五纵队”。当中国向导带着英军通过素称难行的珠江水道时，林则徐的愤怒达到了极点，认为正是“汉奸”破坏了他辛苦营设的水上防线。

在虎门的沙角、大角炮台，英军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又拨夷兵汉奸数百名，由大角山后缘山而上，从墙缺处打进攻台……其攻沙角炮台也，逆先拨黑夷千余名，汉奸百余名，由穿鼻湾登岸，逆兵船则攻炮台前面，黑夷从山后攻炮台后面，我兵两面受敌。”（《鸦龘片战争文献汇编（三）》。林则徐在家信中也提及此次战役中的“汉奸”之害，他们“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既为英军带路，又帮助英军作战。

1841年5月份，英军兵临广州城下，趁夜在“汉奸”的指引下夺取炮台，攻下城门。5月27日，广州守将奕山被迫求和，与英军缔结了《广州和约》。满清亲贵们把清军战败的责任不断地归咎于“汉奸”。在他们的眼里，“汉奸”无所不在。奕经形容两广一带“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皆为奸匪”；为了消除这种恐惧，琦善甚至提出了“防民甚于防寇”的观点。



英军在发动战争前即注意到了这些中国社会的内情，说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特别爱贸易”，而且“绝不热爱他们的鞑靼统治者”，所以在战争中要“尽量少与人民做对”（《鸦龘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基于这一思想，义律一边进行战争，一边四处张贴布告，这些用中文张贴的布告总是说英军的作战对象是中龘国政龘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它们还让广州人去“想一想现在他们中间的外省中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试图让广州人相信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保护者”。（《复仇神号在中国》）

对此，试图消除“汉奸”却收效甚微的林则徐只能慨叹：“本皆朝廷赤子，或为利诱，或为势逼，陷入夷党，情亦可悯。”

“汉奸”再现

林则徐觉得“汉奸”“可悯”，朝廷却对之恨之入骨。战争中不断有官员上奏，要求将“汉奸设法究办，以除稂莠而安善民。”1840年7月，清军在定海战败后，道光皇帝认定“汉奸”是罪魁祸首，下令各地督抚查获“汉奸”从严发落，如果各省还有“汉奸”出没的话，则要追究地方官的责任。

这场查拿“汉奸”的行动最终还是不了了之。1841年5月28日，即《广州和约》签订的次日，奕山就迫于英军的压力发布告示，命令官兵、乡勇、水勇“各在营卡安静住守，勿得妄生事端，捉拿汉奸。如遇各国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倘敢故违军令，妄拿邀功……查出即按军法治罪”。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清朝承认战败。于是，如何处理“汉奸”就成为中英一系列善后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南京条约》便有了这样一条专门针对“汉奸”的条款：“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居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者跟随及侍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勉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但是道光皇帝仍然恨意难平，下诏要求清算汉奸：“此等莠民，若不详查情节，滥行保释，又未免失之过纵。著刘韵珂等细加查核，其有助逆抗拒官兵及为向导内应者，即与叛逆无异，天理难容，必应按律惩办；其中情罪较轻者，即不加诛戮，亦应牢固监禁，以杜后患；如查明实系胁从，并无逆迹，平日亦无为匪犯案各情，方准保释。分别递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取具邻保人等甘结，造册查核。并照军流徒犯在配章程，按期查点，毋任脱逃，不得日久生懈，视为具文。”

对此，英使马礼逊立即照会清廷，要求执行《南京条约》。经此一战，道光皇帝生怕战端再起，只好答应放过“汉奸”。

14年后，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龘片战争”。英法联军所到之处，行商、小商贩、疍民、匪徒、会党等各色人物又一次成为“汉奸”。1857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成龘立由广东巡抚柏贵为首的傀儡政权，还造就了一大批“汉奸”官员。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汉奸”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广东劳工，他们是英军从香港征召来的随军苦力队伍。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贫民，只因为英军给了不错的报酬和衣食待遇，就毫不犹豫地为英军服务。在征战前，他们接受了英军腾普尔上尉的训练。《伦敦画报》刊登了这些苦力的素描群像（黄时鉴编著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一书收录了这幅图片）。在图片上，他们站在一个牌坊前面，身穿中国深色棉布衣服，配白色挎肩斜带，上面用中英两文书写编号；头戴小斗笠，斗笠外沿围以白色带子，上书英文“MILITARYTRAIN”（军训）”，每人手持一根长竹杠，以用于担运物件。

这群广东劳工很快以他们的勤劳勇敢赢得了英军的喜欢，并得名为“苦力之王”--英国人在非洲、印度等其他所有的地方都没见过这么能干的苦力，他们简直为这些苦力的表现惊呆了--文洛夫·柯克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特别写到了这群苦力留给他的深刻印象：“啊，那些强壮耐苦的苦力们！在攻击的那一天，他们背着军火，紧跟在我们队伍的后面；当一颗炮弹把他们当中一个人的头打掉的时候，别的人只是喊一声'哎哟'，跟着就大笑起来，随即同过去一样欢乐地工作下去了。他们的行为始终是令人钦佩的！”在官方报告中，英军对这群苦力的表现也是赞不绝口，在一封写给额尔金的信中，写信者提到这些苦力“是如何在愉快心情的气氛中工作，他们对于命令是如何服从，对于所受的照顾和恩惠是如何表示感激。这种善良的品行一直地表现在整个的战役中”。

在叶名琛后继任两广总督的黄宗汉曾在奏折中提到广州英法联军中有一批“从逆进城之唐人奸匪”，说的就是这个苦力队，并说他们的人数在二三千。

当英军联军北犯京津后，这支苦力队也随军北上，并参与了洗劫圆明园。在那个时候，他们并不会想到，他们所经历的事件，将在历史上留下怎样的印记。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15/3113051_0.shtml

1841年5月底，广州城北的三元里爆发了民众抗英事件，后来这个事件因被写入历史教材而广为人知。

但少为人知的是，就在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同时，也有不少民众成为英国军队的后援。据记载，仅三元里一地，在第一次鸦龘片战争时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这个数字要远远超过丧生三元里的英军数量--《南海县志》称毙敌十人，英军司令卧乌古的报告是5人。

不仅仅在三元里，在两次鸦龘片战争中，都有众多的中国民众为英军以及后来的英法联军服务，他们为这些“夷人”提供后勤，刺探情报、引路，甚至直接参与作战。

这些援英者被斥之为“汉奸”。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有清廷官员慨叹，“汉奸”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1841年2月，琦善在连吃败仗的窘境中，上书道光皇帝，指出广东已不堪作战，原因就在于广东民众除已为汉奸者外，其余民众咸被英军诱惑以助敌势；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奏报中说：“论者本谓该逆（清廷对英军的称呼）不长陆战，而两年之中，该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陆路，且能爬越山岭，又有汉奸为之导引，各处路径，较我兵更为熟悉。”

这些写给皇帝的奏折难免有推卸战败责任，夸大事实的部分，但不可否认的是，“援英”现象的确普遍存在，成为令官员们头疼的大问题。因此，清军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局面，一面是要对付装备先进的英军，另一面则是要对付数量庞大的援英者。

甚至，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剿灭“汉奸”是比抗击英军更紧要的事。比如“靖逆将军”奕山在对道光皇帝上奏战果时，每次都把“杀死汉奸”放在斩杀英军官兵的前面。

所谓“汉奸”，大多数原本是和英国贸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国商人和苦力。在中英交战的局面下，自然容易被国人排斥。而纪律散漫的官兵为了谎报战绩，滥杀贫民，污名为“汉奸”，反过来又更加大了援英者的数量。

“第五纵队”

尽管“汉奸”一词是从“第一次鸦龘片战争”起在中国开始被广泛使用，但这一概念的首次出现则要追溯到更早之前。由于“夷夏之防”被过度关注，嘉庆皇帝就曾称那些为暹罗（泰国的古城）充当贡使的中国商人为“汉奸”。到第一次鸦龘片战争前夕，由于大量串通英商走私鸦龘片的中国贩子的存在，“汉奸”一词被使用得更加普遍。

1839年12月，受命到广东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禁止了与英国的通商，那些违反禁令继续与英国人做生意的商人统统成为“汉奸”。1840年春天，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林则徐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即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那数不清的与英国人往来的商人、水手和为英国人劳动的“苦力”。

随着局势的越发紧张，这种“汉奸”行为也就越发让林则徐不能容忍。1840年6月，第一次鸦龘片战争打响，中国“汉奸”正式成为了英军得力的“第五纵队”。当中国向导带着英军通过素称难行的珠江水道时，林则徐的愤怒达到了极点，认为正是“汉奸”破坏了他辛苦营设的水上防线。

在虎门的沙角、大角炮台，英军在正面进攻的同时，“又拨夷兵汉奸数百名，由大角山后缘山而上，从墙缺处打进攻台……其攻沙角炮台也，逆先拨黑夷千余名，汉奸百余名，由穿鼻湾登岸，逆兵船则攻炮台前面，黑夷从山后攻炮台后面，我兵两面受敌。”（《鸦龘片战争文献汇编（三）》。林则徐在家信中也提及此次战役中的“汉奸”之害，他们“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既为英军带路，又帮助英军作战。

1841年5月份，英军兵临广州城下，趁夜在“汉奸”的指引下夺取炮台，攻下城门。5月27日，广州守将奕山被迫求和，与英军缔结了《广州和约》。满清亲贵们把清军战败的责任不断地归咎于“汉奸”。在他们的眼里，“汉奸”无所不在。奕经形容两广一带“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皆为奸匪”；为了消除这种恐惧，琦善甚至提出了“防民甚于防寇”的观点。



英军在发动战争前即注意到了这些中国社会的内情，说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特别爱贸易”，而且“绝不热爱他们的鞑靼统治者”，所以在战争中要“尽量少与人民做对”（《鸦龘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基于这一思想，义律一边进行战争，一边四处张贴布告，这些用中文张贴的布告总是说英军的作战对象是中龘国政龘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它们还让广州人去“想一想现在他们中间的外省中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试图让广州人相信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保护者”。（《复仇神号在中国》）

对此，试图消除“汉奸”却收效甚微的林则徐只能慨叹：“本皆朝廷赤子，或为利诱，或为势逼，陷入夷党，情亦可悯。”

“汉奸”再现

林则徐觉得“汉奸”“可悯”，朝廷却对之恨之入骨。战争中不断有官员上奏，要求将“汉奸设法究办，以除稂莠而安善民。”1840年7月，清军在定海战败后，道光皇帝认定“汉奸”是罪魁祸首，下令各地督抚查获“汉奸”从严发落，如果各省还有“汉奸”出没的话，则要追究地方官的责任。

这场查拿“汉奸”的行动最终还是不了了之。1841年5月28日，即《广州和约》签订的次日，奕山就迫于英军的压力发布告示，命令官兵、乡勇、水勇“各在营卡安静住守，勿得妄生事端，捉拿汉奸。如遇各国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倘敢故违军令，妄拿邀功……查出即按军法治罪”。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清朝承认战败。于是，如何处理“汉奸”就成为中英一系列善后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南京条约》便有了这样一条专门针对“汉奸”的条款：“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居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者跟随及侍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勉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但是道光皇帝仍然恨意难平，下诏要求清算汉奸：“此等莠民，若不详查情节，滥行保释，又未免失之过纵。著刘韵珂等细加查核，其有助逆抗拒官兵及为向导内应者，即与叛逆无异，天理难容，必应按律惩办；其中情罪较轻者，即不加诛戮，亦应牢固监禁，以杜后患；如查明实系胁从，并无逆迹，平日亦无为匪犯案各情，方准保释。分别递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取具邻保人等甘结，造册查核。并照军流徒犯在配章程，按期查点，毋任脱逃，不得日久生懈，视为具文。”

对此，英使马礼逊立即照会清廷，要求执行《南京条约》。经此一战，道光皇帝生怕战端再起，只好答应放过“汉奸”。

14年后，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龘片战争”。英法联军所到之处，行商、小商贩、疍民、匪徒、会党等各色人物又一次成为“汉奸”。1857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成龘立由广东巡抚柏贵为首的傀儡政权，还造就了一大批“汉奸”官员。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汉奸”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广东劳工，他们是英军从香港征召来的随军苦力队伍。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中国贫民，只因为英军给了不错的报酬和衣食待遇，就毫不犹豫地为英军服务。在征战前，他们接受了英军腾普尔上尉的训练。《伦敦画报》刊登了这些苦力的素描群像（黄时鉴编著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中国图像》一书收录了这幅图片）。在图片上，他们站在一个牌坊前面，身穿中国深色棉布衣服，配白色挎肩斜带，上面用中英两文书写编号；头戴小斗笠，斗笠外沿围以白色带子，上书英文“MILITARYTRAIN”（军训）”，每人手持一根长竹杠，以用于担运物件。

这群广东劳工很快以他们的勤劳勇敢赢得了英军的喜欢，并得名为“苦力之王”--英国人在非洲、印度等其他所有的地方都没见过这么能干的苦力，他们简直为这些苦力的表现惊呆了--文洛夫·柯克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特别写到了这群苦力留给他的深刻印象：“啊，那些强壮耐苦的苦力们！在攻击的那一天，他们背着军火，紧跟在我们队伍的后面；当一颗炮弹把他们当中一个人的头打掉的时候，别的人只是喊一声'哎哟'，跟着就大笑起来，随即同过去一样欢乐地工作下去了。他们的行为始终是令人钦佩的！”在官方报告中，英军对这群苦力的表现也是赞不绝口，在一封写给额尔金的信中，写信者提到这些苦力“是如何在愉快心情的气氛中工作，他们对于命令是如何服从，对于所受的照顾和恩惠是如何表示感激。这种善良的品行一直地表现在整个的战役中”。

在叶名琛后继任两广总督的黄宗汉曾在奏折中提到广州英法联军中有一批“从逆进城之唐人奸匪”，说的就是这个苦力队，并说他们的人数在二三千。

当英军联军北犯京津后，这支苦力队也随军北上，并参与了洗劫圆明园。在那个时候，他们并不会想到，他们所经历的事件，将在历史上留下怎样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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