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东北战役中的长春：一座白骨之城的战争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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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战役中的长春：一座白骨之城的战争传奇
发表时间： 2004-7-23 22:26:33 来源： 作者： 点击 577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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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上的东北战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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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是在沦陷期间膨胀起来的城市。
"九·一八”后，日本集中国内一批一流专家，采用欧美式建设理论，到长春进行规划设计。绿化系统，既吸收了霍德华的田园城市理论，又注意到整体环境。新区采用分流制的排水系统，以保持公园绿地流水清洁，利用天然沟渠造成借助于地形的绿化带。主要干道采用电力、电讯、照明线路地下化，新住宅区设置电力路线走廊。为适应三十年代城市交通方式，采用平面环状交叉，设计了许多圆形广场
。
人口也由“九·一八”前的十五万，剧增到“八·一五”前的七十万左右。其中日本人为十四万。
长春围困战前，居民为五十万左右。
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围困之处，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城。尚传道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郑洞国讲台湾正在训练大批美械新军，即将开赴东北大举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转。
幻想成为幻想，口号只是口号。即便人手一把锄头，掘去沥青的马路能长庄稼，也得等到秋后才能吃到嘴里，而存粮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万张嘴，成了国民党的沉重负担。
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
共产党早已森严壁垒。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团政委萧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
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 强迫逼出，二、
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 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 出击护送群众出境。因次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
八月十七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
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
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
，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运，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
白 骨 之 城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了第一线。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殍之城，白骨之城。
天遢了
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
老人说∶ 1948年春节前后，吉林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中农也跑，大车、爬犁络绎不绝。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流血斗争”，都害怕。长春一下子就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稻草最贵，一斤稻草换几斤大豆。跑进城的难民都有马。那时粮食还不见紧张，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饼、大豆烧火做饭。我家也是，锅上锅下都是粮食。天热时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黄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难民杀马，烤马肉吃，像现在街上烤羊肉串儿似的。最先饿死 的不少是难民，和进城谋生计的手艺人。
我就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兄弟四人，四个妯娌，三个孩子。我们兄弟身强力壮，我和大哥是木匠，儿哥是铜匠，在贫民区中算中上等人家。就这样，十三口之家也死了四口∶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
朝阳区东朝阳路九居民委员会主任李素娥老人说∶
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北门。一家八口，父母和六个孩子，我是老大，那年十六岁。父亲在南岭运动场画跑道圈，原来就病恹恹的，最先饿倒的，接着是大弟弟。男人不经折腾，女人抗劲儿。我们家全靠我折腾了。爹妈常说∶是素娥救了一家人那！
【······】
李素娥∶
每天都有饿死的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桥头卖大米，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
死人最都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什么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开头还弄口棺材，接着是大柜、炕席甚么的，后来就那么往外拖也没人帮忙了。都死，谁帮谁？ 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后也没人拖了。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有的白花花剩付骨架，有的正烂着，刚死的还象个好人。大夏天，那绿头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后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十里、八里外都熏得头痛。
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五口剩一口。西边何东山，也是五口剩一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七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六口，剩个媳妇。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六口全死了。
旧历八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着，进去一看，十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着枕头，女的搂着孩子，像睡着了似的。墙上一只挂钟，还“嘀嘀嗒嗒”走着。
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后来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觉得自己早晚也是这条道。再往后见了打个唉声就过去了，再往后再往后连个唉声也不打了，也不把死当回事儿了。
解放后，熟人见面就问∶你家剩几口？就像现在问∶你吃饭了吗？
解放后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参加“埋死”了。干一天给五斤高粱米，干了个把月。全城都干，全民大搞卫生运动，不然发生瘟疫更了不得。挖个大坑，把钢轨甚么的架上，尸体放在上面烧。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个大坑埋，有的随处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烂炕上了，拿不成个了，唉，别说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八师一团参谋长。
老人说∶
独八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那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宋占林∶
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
1955年，我当区机关党委书记时，有个挺好的党员发展对象，向党交心，说他那时吃过人肉。那还能入党吗？
再看看一位网友的文章：
辽沈战役”之时，长春的守将是郑洞国。郑是与孙立人、戴安谰、杜聿明、廖耀湘齐名的抗战名将。是对中国抗战立了大功的人，共军根本不是对手。于是共军就利用人海战术把长春围了个水泄不通，不放一个人出城。其目的是为了迫使城中百姓与守军争食，造成长春粮尽而降。最后直到满州全境陷共之后，郑洞国才被迫出降。说起来，郑将军也真是一员骁将，只可惜了我们的长春百姓，平白无故地被饿死了这么多人。长春围城之战究竟饿死了多少老百姓，有几种说法。其一是共军中校作家张正隆在《雪白、血红》里说的十五万。张是共军。因这一部书，王震差点儿要毙了他。他本来就不敢在书里披露太多的实情，而他所能得到的对共军名声不利的资料也肯定是被尽量压缩了的。所以他书中所说的十五万不足为信。另外７５年被释放的战犯段克文在他的《战犯回忆》一书中说，长春围城饿死了六十五万。他当时就在围城之中，有一天忽然听说城中有一家店铺在卖熟肉，大家闻讯都蜂拥去抢购。段克文带人去了那家店铺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卖的是人肉，当场就把老板拉出来毙了。段克文在书里说，他当时听说有个解放军连长实在看不下去这么多老百姓被活活饿死，忍无可忍，拔枪自杀。段是被中~共关押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犯”，对中~共当然恨之入骨，释放后绝不留在国内，第一批就出去了。他当然乐意扬共军之短，喜欢听扩大共军劣迹造成损失的传闻。所以他的六十五万说也不足为信。日本曾出版过一些满州回归者的回忆录。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后来任日本一家大保险公司总裁的回归者写的。当时他在满州国首都“新京”，即现在的长春。国民党进城后，共军把长春包围了起来。国民党本想遣送他们这些残存日本人回国，但长春的交通已被共产党完全切断。后来城里的粮价飞涨，呆在城里已活不下去，他就和三个日本人一起想逃出去，结果城外共产党军设置了铁丝网防线，不让他们出去。他们身上带的一点粮食又被中国强盗抢走。他们在长春城外的荒野上露宿了三个星期，每天靠吃野草度日。他的两个同伴后来都饿死了。他自己最后从野狗挖的狗洞中爬出铁丝网防线，一路讨饭来到沈阳，找到日本人遣送团，才得以生还回国。据他说，长春城外到处都是饿死者的尸体，他亲眼看到中国人吃人肉的情景。当时日本新闻界估计在包围长春期间饿死约二十到三十万人，留在长春的日本人也大部份都被饿死了。因为日方已经无条件投降，与国共双方都无关系，再加上日本新闻从业人员的竟业精神相对较好，相对比较客观，所以日本估计的长春围城饿死二十到三十万人应该说是比较准的。如果我们把代表共军的张正隆中校所说的十五万和代表国军的段克文所说的六十五万两个向不同方向的夸张值取一个算术平均值，则是四十万。取一个几何平均值，则是三十一万。那么中国方面国共两党的估计值应在三十万到四十万之间。日本方面的估计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则三十万人正好是两个估计之间的值：日本估计的最高值与中国估计的最低值。这个数字和中国报导出来的南京大屠杀的数值差不多。长春解围以后，城中的百姓熟人见面总要问“你们家还剩几口人？”就如唐山大地震以后熟人见面都问“你们家还剩几口？”一样。长春满城百姓没有人家不饿死人的。唐山大地震是人力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长春围城呢？纯粹是人为制造的灾害。而饿死的人数竟然和唐山大地震砸死的二十八万人不相上下。“辽沈战役”的总指挥是林彪。后来“九一三”林彪叛逃出境，所乘专机的安全性能应该是有保障的。然其却坠机而亡。林彪的这种下场，未使不是其指挥“辽沈战役”，饿死三十万长春百姓的报应。那饿死围城的三十万冤魂郁结了三十年的冲天怨气，也不能放林彪活□逃出去。南京建立了大屠杀纪念馆，斗大的“３００００”镶嵌在高墙上。长春围城饿死的三十万人呢？为什么不建纪念馆？！南京的老百姓是人，长春的老百姓就不是人了吗？
再看小说《大决战》中的有关章节：
1948年6月5日，林彪、罗荣桓下达《围困长春办法》，决定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方针。要求采取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手段，围困长春。
6月中旬，东北野战军进一步明确对长春实施“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的总方针，组成围城指挥所，由肖劲光任司令，肖华任政委，统一指挥第12纵队的第34、35师，第6纵队第18师，独立第6、7、8、9、10师共八个步兵师及一个炮兵团担负围城任务。自6月25日起，对长春正式开始实行久困长围。以方圆45公里，纵深25公里为范围划为封锁区，禁止粮食、燃料、蔬菜等一切生活必需品运入长春，禁止人员出城。对有十万重兵守备坚固设法的大城市实行围困，在解放军战史上还是首次，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好在斗争中摸索总结。解放军采取军事包围、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三结合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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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 2004-7-23 22:26:33 来源： 作者： 点击 577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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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是在沦陷期间膨胀起来的城市。
"九·一八”后，日本集中国内一批一流专家，采用欧美式建设理论，到长春进行规划设计。绿化系统，既吸收了霍德华的田园城市理论，又注意到整体环境。新区采用分流制的排水系统，以保持公园绿地流水清洁，利用天然沟渠造成借助于地形的绿化带。主要干道采用电力、电讯、照明线路地下化，新住宅区设置电力路线走廊。为适应三十年代城市交通方式，采用平面环状交叉，设计了许多圆形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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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也由“九·一八”前的十五万，剧增到“八·一五”前的七十万左右。其中日本人为十四万。
长春围困战前，居民为五十万左右。
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围困之处，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城。尚传道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郑洞国讲台湾正在训练大批美械新军，即将开赴东北大举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转。
幻想成为幻想，口号只是口号。即便人手一把锄头，掘去沥青的马路能长庄稼，也得等到秋后才能吃到嘴里，而存粮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万张嘴，成了国民党的沉重负担。
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
共产党早已森严壁垒。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团政委萧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
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 强迫逼出，二、
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 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 出击护送群众出境。因次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
八月十七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
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
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
，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运，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
白 骨 之 城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了第一线。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殍之城，白骨之城。
天遢了
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
老人说∶ 1948年春节前后，吉林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中农也跑，大车、爬犁络绎不绝。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流血斗争”，都害怕。长春一下子就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稻草最贵，一斤稻草换几斤大豆。跑进城的难民都有马。那时粮食还不见紧张，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饼、大豆烧火做饭。我家也是，锅上锅下都是粮食。天热时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黄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难民杀马，烤马肉吃，像现在街上烤羊肉串儿似的。最先饿死 的不少是难民，和进城谋生计的手艺人。
我就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兄弟四人，四个妯娌，三个孩子。我们兄弟身强力壮，我和大哥是木匠，儿哥是铜匠，在贫民区中算中上等人家。就这样，十三口之家也死了四口∶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
朝阳区东朝阳路九居民委员会主任李素娥老人说∶
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北门。一家八口，父母和六个孩子，我是老大，那年十六岁。父亲在南岭运动场画跑道圈，原来就病恹恹的，最先饿倒的，接着是大弟弟。男人不经折腾，女人抗劲儿。我们家全靠我折腾了。爹妈常说∶是素娥救了一家人那！
【······】
李素娥∶
每天都有饿死的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桥头卖大米，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
死人最都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什么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开头还弄口棺材，接着是大柜、炕席甚么的，后来就那么往外拖也没人帮忙了。都死，谁帮谁？ 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后也没人拖了。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有的白花花剩付骨架，有的正烂着，刚死的还象个好人。大夏天，那绿头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后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十里、八里外都熏得头痛。
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五口剩一口。西边何东山，也是五口剩一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七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六口，剩个媳妇。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六口全死了。
旧历八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着，进去一看，十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着枕头，女的搂着孩子，像睡着了似的。墙上一只挂钟，还“嘀嘀嗒嗒”走着。
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后来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觉得自己早晚也是这条道。再往后见了打个唉声就过去了，再往后再往后连个唉声也不打了，也不把死当回事儿了。
解放后，熟人见面就问∶你家剩几口？就像现在问∶你吃饭了吗？
解放后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参加“埋死”了。干一天给五斤高粱米，干了个把月。全城都干，全民大搞卫生运动，不然发生瘟疫更了不得。挖个大坑，把钢轨甚么的架上，尸体放在上面烧。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个大坑埋，有的随处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烂炕上了，拿不成个了，唉，别说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八师一团参谋长。
老人说∶
独八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那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宋占林∶
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
1955年，我当区机关党委书记时，有个挺好的党员发展对象，向党交心，说他那时吃过人肉。那还能入党吗？
再看看一位网友的文章：
辽沈战役”之时，长春的守将是郑洞国。郑是与孙立人、戴安谰、杜聿明、廖耀湘齐名的抗战名将。是对中国抗战立了大功的人，共军根本不是对手。于是共军就利用人海战术把长春围了个水泄不通，不放一个人出城。其目的是为了迫使城中百姓与守军争食，造成长春粮尽而降。最后直到满州全境陷共之后，郑洞国才被迫出降。说起来，郑将军也真是一员骁将，只可惜了我们的长春百姓，平白无故地被饿死了这么多人。长春围城之战究竟饿死了多少老百姓，有几种说法。其一是共军中校作家张正隆在《雪白、血红》里说的十五万。张是共军。因这一部书，王震差点儿要毙了他。他本来就不敢在书里披露太多的实情，而他所能得到的对共军名声不利的资料也肯定是被尽量压缩了的。所以他书中所说的十五万不足为信。另外７５年被释放的战犯段克文在他的《战犯回忆》一书中说，长春围城饿死了六十五万。他当时就在围城之中，有一天忽然听说城中有一家店铺在卖熟肉，大家闻讯都蜂拥去抢购。段克文带人去了那家店铺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卖的是人肉，当场就把老板拉出来毙了。段克文在书里说，他当时听说有个解放军连长实在看不下去这么多老百姓被活活饿死，忍无可忍，拔枪自杀。段是被中~共关押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犯”，对中~共当然恨之入骨，释放后绝不留在国内，第一批就出去了。他当然乐意扬共军之短，喜欢听扩大共军劣迹造成损失的传闻。所以他的六十五万说也不足为信。日本曾出版过一些满州回归者的回忆录。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后来任日本一家大保险公司总裁的回归者写的。当时他在满州国首都“新京”，即现在的长春。国民党进城后，共军把长春包围了起来。国民党本想遣送他们这些残存日本人回国，但长春的交通已被共产党完全切断。后来城里的粮价飞涨，呆在城里已活不下去，他就和三个日本人一起想逃出去，结果城外共产党军设置了铁丝网防线，不让他们出去。他们身上带的一点粮食又被中国强盗抢走。他们在长春城外的荒野上露宿了三个星期，每天靠吃野草度日。他的两个同伴后来都饿死了。他自己最后从野狗挖的狗洞中爬出铁丝网防线，一路讨饭来到沈阳，找到日本人遣送团，才得以生还回国。据他说，长春城外到处都是饿死者的尸体，他亲眼看到中国人吃人肉的情景。当时日本新闻界估计在包围长春期间饿死约二十到三十万人，留在长春的日本人也大部份都被饿死了。因为日方已经无条件投降，与国共双方都无关系，再加上日本新闻从业人员的竟业精神相对较好，相对比较客观，所以日本估计的长春围城饿死二十到三十万人应该说是比较准的。如果我们把代表共军的张正隆中校所说的十五万和代表国军的段克文所说的六十五万两个向不同方向的夸张值取一个算术平均值，则是四十万。取一个几何平均值，则是三十一万。那么中国方面国共两党的估计值应在三十万到四十万之间。日本方面的估计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则三十万人正好是两个估计之间的值：日本估计的最高值与中国估计的最低值。这个数字和中国报导出来的南京大屠杀的数值差不多。长春解围以后，城中的百姓熟人见面总要问“你们家还剩几口人？”就如唐山大地震以后熟人见面都问“你们家还剩几口？”一样。长春满城百姓没有人家不饿死人的。唐山大地震是人力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长春围城呢？纯粹是人为制造的灾害。而饿死的人数竟然和唐山大地震砸死的二十八万人不相上下。“辽沈战役”的总指挥是林彪。后来“九一三”林彪叛逃出境，所乘专机的安全性能应该是有保障的。然其却坠机而亡。林彪的这种下场，未使不是其指挥“辽沈战役”，饿死三十万长春百姓的报应。那饿死围城的三十万冤魂郁结了三十年的冲天怨气，也不能放林彪活□逃出去。南京建立了大屠杀纪念馆，斗大的“３００００”镶嵌在高墙上。长春围城饿死的三十万人呢？为什么不建纪念馆？！南京的老百姓是人，长春的老百姓就不是人了吗？
再看小说《大决战》中的有关章节：
1948年6月5日，林彪、罗荣桓下达《围困长春办法》，决定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方针。要求采取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手段，围困长春。
6月中旬，东北野战军进一步明确对长春实施“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的总方针，组成围城指挥所，由肖劲光任司令，肖华任政委，统一指挥第12纵队的第34、35师，第6纵队第18师，独立第6、7、8、9、10师共八个步兵师及一个炮兵团担负围城任务。自6月25日起，对长春正式开始实行久困长围。以方圆45公里，纵深25公里为范围划为封锁区，禁止粮食、燃料、蔬菜等一切生活必需品运入长春，禁止人员出城。对有十万重兵守备坚固设法的大城市实行围困，在解放军战史上还是首次，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好在斗争中摸索总结。解放军采取军事包围、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三结合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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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 2004-7-23 22:26:33 来源： 作者： 点击 577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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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上的东北战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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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是在沦陷期间膨胀起来的城市。
"九·一八”后，日本集中国内一批一流专家，采用欧美式建设理论，到长春进行规划设计。绿化系统，既吸收了霍德华的田园城市理论，又注意到整体环境。新区采用分流制的排水系统，以保持公园绿地流水清洁，利用天然沟渠造成借助于地形的绿化带。主要干道采用电力、电讯、照明线路地下化，新住宅区设置电力路线走廊。为适应三十年代城市交通方式，采用平面环状交叉，设计了许多圆形广场
。
人口也由“九·一八”前的十五万，剧增到“八·一五”前的七十万左右。其中日本人为十四万。
长春围困战前，居民为五十万左右。
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围困之处，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城。尚传道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郑洞国讲台湾正在训练大批美械新军，即将开赴东北大举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转。
幻想成为幻想，口号只是口号。即便人手一把锄头，掘去沥青的马路能长庄稼，也得等到秋后才能吃到嘴里，而存粮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万张嘴，成了国民党的沉重负担。
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
共产党早已森严壁垒。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团政委萧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
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 强迫逼出，二、
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 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 出击护送群众出境。因次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
八月十七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
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
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
，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运，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
白 骨 之 城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了第一线。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殍之城，白骨之城。
天遢了
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
老人说∶ 1948年春节前后，吉林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中农也跑，大车、爬犁络绎不绝。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流血斗争”，都害怕。长春一下子就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稻草最贵，一斤稻草换几斤大豆。跑进城的难民都有马。那时粮食还不见紧张，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饼、大豆烧火做饭。我家也是，锅上锅下都是粮食。天热时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黄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难民杀马，烤马肉吃，像现在街上烤羊肉串儿似的。最先饿死 的不少是难民，和进城谋生计的手艺人。
我就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兄弟四人，四个妯娌，三个孩子。我们兄弟身强力壮，我和大哥是木匠，儿哥是铜匠，在贫民区中算中上等人家。就这样，十三口之家也死了四口∶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
朝阳区东朝阳路九居民委员会主任李素娥老人说∶
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北门。一家八口，父母和六个孩子，我是老大，那年十六岁。父亲在南岭运动场画跑道圈，原来就病恹恹的，最先饿倒的，接着是大弟弟。男人不经折腾，女人抗劲儿。我们家全靠我折腾了。爹妈常说∶是素娥救了一家人那！
【······】
李素娥∶
每天都有饿死的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桥头卖大米，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
死人最都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什么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开头还弄口棺材，接着是大柜、炕席甚么的，后来就那么往外拖也没人帮忙了。都死，谁帮谁？ 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后也没人拖了。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有的白花花剩付骨架，有的正烂着，刚死的还象个好人。大夏天，那绿头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后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十里、八里外都熏得头痛。
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五口剩一口。西边何东山，也是五口剩一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七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六口，剩个媳妇。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六口全死了。
旧历八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着，进去一看，十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着枕头，女的搂着孩子，像睡着了似的。墙上一只挂钟，还“嘀嘀嗒嗒”走着。
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后来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觉得自己早晚也是这条道。再往后见了打个唉声就过去了，再往后再往后连个唉声也不打了，也不把死当回事儿了。
解放后，熟人见面就问∶你家剩几口？就像现在问∶你吃饭了吗？
解放后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参加“埋死”了。干一天给五斤高粱米，干了个把月。全城都干，全民大搞卫生运动，不然发生瘟疫更了不得。挖个大坑，把钢轨甚么的架上，尸体放在上面烧。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个大坑埋，有的随处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烂炕上了，拿不成个了，唉，别说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八师一团参谋长。
老人说∶
独八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那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宋占林∶
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
1955年，我当区机关党委书记时，有个挺好的党员发展对象，向党交心，说他那时吃过人肉。那还能入党吗？
再看看一位网友的文章：
辽沈战役”之时，长春的守将是郑洞国。郑是与孙立人、戴安谰、杜聿明、廖耀湘齐名的抗战名将。是对中国抗战立了大功的人，共军根本不是对手。于是共军就利用人海战术把长春围了个水泄不通，不放一个人出城。其目的是为了迫使城中百姓与守军争食，造成长春粮尽而降。最后直到满州全境陷共之后，郑洞国才被迫出降。说起来，郑将军也真是一员骁将，只可惜了我们的长春百姓，平白无故地被饿死了这么多人。长春围城之战究竟饿死了多少老百姓，有几种说法。其一是共军中校作家张正隆在《雪白、血红》里说的十五万。张是共军。因这一部书，王震差点儿要毙了他。他本来就不敢在书里披露太多的实情，而他所能得到的对共军名声不利的资料也肯定是被尽量压缩了的。所以他书中所说的十五万不足为信。另外７５年被释放的战犯段克文在他的《战犯回忆》一书中说，长春围城饿死了六十五万。他当时就在围城之中，有一天忽然听说城中有一家店铺在卖熟肉，大家闻讯都蜂拥去抢购。段克文带人去了那家店铺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卖的是人肉，当场就把老板拉出来毙了。段克文在书里说，他当时听说有个解放军连长实在看不下去这么多老百姓被活活饿死，忍无可忍，拔枪自杀。段是被中~共关押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犯”，对中~共当然恨之入骨，释放后绝不留在国内，第一批就出去了。他当然乐意扬共军之短，喜欢听扩大共军劣迹造成损失的传闻。所以他的六十五万说也不足为信。日本曾出版过一些满州回归者的回忆录。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后来任日本一家大保险公司总裁的回归者写的。当时他在满州国首都“新京”，即现在的长春。国民党进城后，共军把长春包围了起来。国民党本想遣送他们这些残存日本人回国，但长春的交通已被共产党完全切断。后来城里的粮价飞涨，呆在城里已活不下去，他就和三个日本人一起想逃出去，结果城外共产党军设置了铁丝网防线，不让他们出去。他们身上带的一点粮食又被中国强盗抢走。他们在长春城外的荒野上露宿了三个星期，每天靠吃野草度日。他的两个同伴后来都饿死了。他自己最后从野狗挖的狗洞中爬出铁丝网防线，一路讨饭来到沈阳，找到日本人遣送团，才得以生还回国。据他说，长春城外到处都是饿死者的尸体，他亲眼看到中国人吃人肉的情景。当时日本新闻界估计在包围长春期间饿死约二十到三十万人，留在长春的日本人也大部份都被饿死了。因为日方已经无条件投降，与国共双方都无关系，再加上日本新闻从业人员的竟业精神相对较好，相对比较客观，所以日本估计的长春围城饿死二十到三十万人应该说是比较准的。如果我们把代表共军的张正隆中校所说的十五万和代表国军的段克文所说的六十五万两个向不同方向的夸张值取一个算术平均值，则是四十万。取一个几何平均值，则是三十一万。那么中国方面国共两党的估计值应在三十万到四十万之间。日本方面的估计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则三十万人正好是两个估计之间的值：日本估计的最高值与中国估计的最低值。这个数字和中国报导出来的南京大屠杀的数值差不多。长春解围以后，城中的百姓熟人见面总要问“你们家还剩几口人？”就如唐山大地震以后熟人见面都问“你们家还剩几口？”一样。长春满城百姓没有人家不饿死人的。唐山大地震是人力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长春围城呢？纯粹是人为制造的灾害。而饿死的人数竟然和唐山大地震砸死的二十八万人不相上下。“辽沈战役”的总指挥是林彪。后来“九一三”林彪叛逃出境，所乘专机的安全性能应该是有保障的。然其却坠机而亡。林彪的这种下场，未使不是其指挥“辽沈战役”，饿死三十万长春百姓的报应。那饿死围城的三十万冤魂郁结了三十年的冲天怨气，也不能放林彪活□逃出去。南京建立了大屠杀纪念馆，斗大的“３００００”镶嵌在高墙上。长春围城饿死的三十万人呢？为什么不建纪念馆？！南京的老百姓是人，长春的老百姓就不是人了吗？
再看小说《大决战》中的有关章节：
1948年6月5日，林彪、罗荣桓下达《围困长春办法》，决定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方针。要求采取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手段，围困长春。
6月中旬，东北野战军进一步明确对长春实施“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的总方针，组成围城指挥所，由肖劲光任司令，肖华任政委，统一指挥第12纵队的第34、35师，第6纵队第18师，独立第6、7、8、9、10师共八个步兵师及一个炮兵团担负围城任务。自6月25日起，对长春正式开始实行久困长围。以方圆45公里，纵深25公里为范围划为封锁区，禁止粮食、燃料、蔬菜等一切生活必需品运入长春，禁止人员出城。对有十万重兵守备坚固设法的大城市实行围困，在解放军战史上还是首次，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好在斗争中摸索总结。解放军采取军事包围、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三结合的方针。
</P>东北战役中的长春：一座白骨之城的战争传奇
发表时间： 2004-7-23 22:26:33 来源： 作者： 点击 577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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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上的东北战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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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是在沦陷期间膨胀起来的城市。
"九·一八”后，日本集中国内一批一流专家，采用欧美式建设理论，到长春进行规划设计。绿化系统，既吸收了霍德华的田园城市理论，又注意到整体环境。新区采用分流制的排水系统，以保持公园绿地流水清洁，利用天然沟渠造成借助于地形的绿化带。主要干道采用电力、电讯、照明线路地下化，新住宅区设置电力路线走廊。为适应三十年代城市交通方式，采用平面环状交叉，设计了许多圆形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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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也由“九·一八”前的十五万，剧增到“八·一五”前的七十万左右。其中日本人为十四万。
长春围困战前，居民为五十万左右。
五个月的围困，全城七百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结构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标志牌，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当做食物的东西，如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尽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维系呼吸运动的热量。
战后长春只剩下十七万人。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围困之处，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城。尚传道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郑洞国讲台湾正在训练大批美械新军，即将开赴东北大举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转。
幻想成为幻想，口号只是口号。即便人手一把锄头，掘去沥青的马路能长庄稼，也得等到秋后才能吃到嘴里，而存粮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万张嘴，成了国民党的沉重负担。
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
共产党早已森严壁垒。六月二十八日，一兵团政委萧华在围城政工会议上说∶
敌人疏散人口的方法，可能有以下几种∶一、 强迫逼出，二、
组织群众向我请愿，三、 搞抬价政策，收买存粮，逼得群众无法生活不能不外逃，四、 出击护送群众出境。因次我对长春外出人员一律阻止，但不能打骂群众，纵有个别快饿死者须要处理时，也要由团负责，但不应为一般部队执行，更不能成为围城部队的思想。
八月十七日，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在围城部队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在围城时期，基本上还是执行围困封锁，禁止人民与长春市之来往，禁止与长春之贸易关系。但在我警戒线附近，因蒋匪之抢掠驱逐与强制疏散而奄奄待毙之饥民很多，死亡率很大。这些人已经不可能回到长春市内增加敌人之负担，故我们还是必须加以救济。这对我们的政治影响及部队的影响是很大的。关于放出与救济这些难民有以下几个原则∶
甲、难民已进入警戒线内及警戒线外附近之地区，或我军攻占之地区，对是饥饿死亡很严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济，至于城内及敌乘隙新疏散出来之难民则暂不能救济，待调查之后听候处理，对于尚存有粮食，或将存粮出卖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号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区（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员进入难民地区进行调查，将真正的难民予以组织，告以放行之时间地点，并予以证明，每一期预计放行之数目要先期报告，以便准备救济。
丙、在放出之难民中，工人与学生可以吸收者经难民处理委员会转至适当地点收容，但不是号召城内工人学生都出来。对于真正有特殊技术之人才，可以号召争取其出来，亦送委员会。
九月九日，“林罗刘谭”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
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结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变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八月处经我部分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但城内难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数万，这一真空地带
又被塞满。此时市内高粱价由七百万跌为五百万，经再度封锁又回涨，很快升至一千万。故在封锁斗争中，必须采取基本禁止出入，已经出来者可酌量分批陆续放出，但不可作一次与大量放出，使敌不能于短期内达成迅速疏散。如全不放出，则饿死者太多，影响亦不好。
（二）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会对我表示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
，致引起死亡（打死打伤者尚无统计）。
比之草民百姓的命运，人世间的一切苦难都黯然失色了！
白 骨 之 城
“兵不血刃”的长春之战，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推上了第一线。
尚传道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由于国民党‘杀民’政策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
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防守经过》中写道∶“据最低的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
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殍之城，白骨之城。
天遢了
67岁的宋占林老人，离休前是长春二道河子区城建局环卫科长。
老人说∶ 1948年春节前后，吉林和周围城镇有钱人都往长春跑，中农也跑，大车、爬犁络绎不绝。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流血斗争”，都害怕。长春一下子就变挤了，住房紧张，煤柴紧张。稻草最贵，一斤稻草换几斤大豆。跑进城的难民都有马。那时粮食还不见紧张，大豆有的是，都用豆饼、大豆烧火做饭。我家也是，锅上锅下都是粮食。天热时就不大行了。先是把黄豆磨成面吃，不消化，胃受不了。难民杀马，烤马肉吃，像现在街上烤羊肉串儿似的。最先饿死 的不少是难民，和进城谋生计的手艺人。
我就这二道河子生人。父母、兄弟四人，四个妯娌，三个孩子。我们兄弟身强力壮，我和大哥是木匠，儿哥是铜匠，在贫民区中算中上等人家。就这样，十三口之家也死了四口∶父亲叫流弹打死了，孩子全饿死了。
朝阳区东朝阳路九居民委员会主任李素娥老人说∶
那时，我家住在老虎公园（今动植物园）北门。一家八口，父母和六个孩子，我是老大，那年十六岁。父亲在南岭运动场画跑道圈，原来就病恹恹的，最先饿倒的，接着是大弟弟。男人不经折腾，女人抗劲儿。我们家全靠我折腾了。爹妈常说∶是素娥救了一家人那！
【······】
李素娥∶
每天都有饿死的人。死在家里的不知道，路边越来越多。我在南关永安桥头卖大米，身后咕呼一声，一个老头就倒那儿了。灌口米汤就能活过来。有收尸队，一路捡，往车上扔，说“喂狗”。狗吃人，人吃狗，那狗才肥呢。
宋占林∶
死人最都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什么样子没见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开头还弄口棺材，接着是大柜、炕席甚么的，后来就那么往外拖也没人帮忙了。都死，谁帮谁？ 拖不动了，就算到地方了，坐那儿就动不了了，也死那儿了，最后也没人拖了。炕上，地下，门口，路边，都是。有的白花花剩付骨架，有的正烂着，刚死的还象个好人。大夏天，那绿头蝇呀，那蛆呀，那味儿呀。后来听城外人说，一刮风，十里、八里外都熏得头痛。
我们家附近没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五口剩一口。西边何东山，也是五口剩一口。前院一个姓曾的木匠，七口人剩个老伴。“杨小个子”一家六口，剩个媳妇。后边一家“老毯儿”（东北称闯关东的河北人为“老毯儿”），六口全死了。
旧历八月初，我临出哨卡走到现在胶合板厂那儿，想喝点水。一家门窗全开着，进去一看，十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横躺竖卧。炕上有的还枕着枕头，女的搂着孩子，像睡着了似的。墙上一只挂钟，还“嘀嘀嗒嗒”走着。
开头见死人掉眼泪，头皮发炸。后来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觉得自己早晚也是这条道。再往后见了打个唉声就过去了，再往后再往后连个唉声也不打了，也不把死当回事儿了。
解放后，熟人见面就问∶你家剩几口？就像现在问∶你吃饭了吗？
解放后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给活着的发粮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参加“埋死”了。干一天给五斤高粱米，干了个把月。全城都干，全民大搞卫生运动，不然发生瘟疫更了不得。挖个大坑，把钢轨甚么的架上，尸体放在上面烧。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个大坑埋，有的随处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烂炕上了，拿不成个了，唉，别说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长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军区原参谋长刘悌，当时是独八师一团参谋长。
老人说∶
独八师当时就在二道河子执行围困任务。通信员说有个老太太，把饿死的老头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团长吴子玉是个老军，说那能有这种事。通信员说，不信我领你去看看。进去一看，锅里还剩条大腿。团长回来跟我说，那天都没吃饭。
宋占林∶
我出哨卡前，看到路边一个人两大腿都剔光了。早就听说有吃人肉的，还不大信。那肉是刀剔的，不是狗啃的。那时早见不到狗了。
1955年，我当区机关党委书记时，有个挺好的党员发展对象，向党交心，说他那时吃过人肉。那还能入党吗？
再看看一位网友的文章：
辽沈战役”之时，长春的守将是郑洞国。郑是与孙立人、戴安谰、杜聿明、廖耀湘齐名的抗战名将。是对中国抗战立了大功的人，共军根本不是对手。于是共军就利用人海战术把长春围了个水泄不通，不放一个人出城。其目的是为了迫使城中百姓与守军争食，造成长春粮尽而降。最后直到满州全境陷共之后，郑洞国才被迫出降。说起来，郑将军也真是一员骁将，只可惜了我们的长春百姓，平白无故地被饿死了这么多人。长春围城之战究竟饿死了多少老百姓，有几种说法。其一是共军中校作家张正隆在《雪白、血红》里说的十五万。张是共军。因这一部书，王震差点儿要毙了他。他本来就不敢在书里披露太多的实情，而他所能得到的对共军名声不利的资料也肯定是被尽量压缩了的。所以他书中所说的十五万不足为信。另外７５年被释放的战犯段克文在他的《战犯回忆》一书中说，长春围城饿死了六十五万。他当时就在围城之中，有一天忽然听说城中有一家店铺在卖熟肉，大家闻讯都蜂拥去抢购。段克文带人去了那家店铺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卖的是人肉，当场就把老板拉出来毙了。段克文在书里说，他当时听说有个解放军连长实在看不下去这么多老百姓被活活饿死，忍无可忍，拔枪自杀。段是被中~共关押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犯”，对中~共当然恨之入骨，释放后绝不留在国内，第一批就出去了。他当然乐意扬共军之短，喜欢听扩大共军劣迹造成损失的传闻。所以他的六十五万说也不足为信。日本曾出版过一些满州回归者的回忆录。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后来任日本一家大保险公司总裁的回归者写的。当时他在满州国首都“新京”，即现在的长春。国民党进城后，共军把长春包围了起来。国民党本想遣送他们这些残存日本人回国，但长春的交通已被共产党完全切断。后来城里的粮价飞涨，呆在城里已活不下去，他就和三个日本人一起想逃出去，结果城外共产党军设置了铁丝网防线，不让他们出去。他们身上带的一点粮食又被中国强盗抢走。他们在长春城外的荒野上露宿了三个星期，每天靠吃野草度日。他的两个同伴后来都饿死了。他自己最后从野狗挖的狗洞中爬出铁丝网防线，一路讨饭来到沈阳，找到日本人遣送团，才得以生还回国。据他说，长春城外到处都是饿死者的尸体，他亲眼看到中国人吃人肉的情景。当时日本新闻界估计在包围长春期间饿死约二十到三十万人，留在长春的日本人也大部份都被饿死了。因为日方已经无条件投降，与国共双方都无关系，再加上日本新闻从业人员的竟业精神相对较好，相对比较客观，所以日本估计的长春围城饿死二十到三十万人应该说是比较准的。如果我们把代表共军的张正隆中校所说的十五万和代表国军的段克文所说的六十五万两个向不同方向的夸张值取一个算术平均值，则是四十万。取一个几何平均值，则是三十一万。那么中国方面国共两党的估计值应在三十万到四十万之间。日本方面的估计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则三十万人正好是两个估计之间的值：日本估计的最高值与中国估计的最低值。这个数字和中国报导出来的南京大屠杀的数值差不多。长春解围以后，城中的百姓熟人见面总要问“你们家还剩几口人？”就如唐山大地震以后熟人见面都问“你们家还剩几口？”一样。长春满城百姓没有人家不饿死人的。唐山大地震是人力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长春围城呢？纯粹是人为制造的灾害。而饿死的人数竟然和唐山大地震砸死的二十八万人不相上下。“辽沈战役”的总指挥是林彪。后来“九一三”林彪叛逃出境，所乘专机的安全性能应该是有保障的。然其却坠机而亡。林彪的这种下场，未使不是其指挥“辽沈战役”，饿死三十万长春百姓的报应。那饿死围城的三十万冤魂郁结了三十年的冲天怨气，也不能放林彪活□逃出去。南京建立了大屠杀纪念馆，斗大的“３００００”镶嵌在高墙上。长春围城饿死的三十万人呢？为什么不建纪念馆？！南京的老百姓是人，长春的老百姓就不是人了吗？
再看小说《大决战》中的有关章节：
1948年6月5日，林彪、罗荣桓下达《围困长春办法》，决定对长春实行“久困长围”方针。要求采取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手段，围困长春。
6月中旬，东北野战军进一步明确对长春实施“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的总方针，组成围城指挥所，由肖劲光任司令，肖华任政委，统一指挥第12纵队的第34、35师，第6纵队第18师，独立第6、7、8、9、10师共八个步兵师及一个炮兵团担负围城任务。自6月25日起，对长春正式开始实行久困长围。以方圆45公里，纵深25公里为范围划为封锁区，禁止粮食、燃料、蔬菜等一切生活必需品运入长春，禁止人员出城。对有十万重兵守备坚固设法的大城市实行围困，在解放军战史上还是首次，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好在斗争中摸索总结。解放军采取军事包围、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三结合的方针。
</P>
顶，，，，，，
<P>呵呵</P><P>解放军里面还有人专门写了文章批判张正隆写的这一段，说他夸张、捏造。还说就算饿死了“几万”老百姓，但是换取了长春的解放，还是“值得”的。</P>
长春围困战真相徐 焰 《雪白血红》一书，以一大段篇幅描写了1948年人民解放军围困长春的情况。书中大肆宣传围困长春时的封锁措施，其中并不讲国民党“杀民养军”政策，也未抨击国民党的强抢民粮和驱民，而专门大讲人民解放军对城市的封锁围困造成了居民的饥饿和死亡。
书中如此描写长春围城，是完全错误的。笔者于70年代在长春吉林大学上学期间，曾专门调查了解过当年围城情况，也向当年围城部队的指挥员和基层干部战士、当时出城的群众了解过情况，并访问过守城的国民党军最高指挥官郑洞国。当时人民解放军围城部队的报告和国民党方面的一些有关资料，笔者也阅读过，了解到的事实真相与《雪白血红》所述并不相同。
历史的事实是，国民党军近10万人于1948年春开始被包围于长春，这股守军既不突围又拒绝投降，同时还不断派兵从民间搜掠强征粮食（只发给形同废纸的国民党政府的大额钞票），以利长期固守。从战争的基本规律出发，人民解放军在尚不能攻城的情况下，只能对其进行封锁，包括禁止城内外人员随便出入前线，不许粮食和物资运进城内。这种围困办法实施后，国民党军在城内开始大肆抢夺民粮，甚至见哪一家有炊烟即进入抢粮。在这种情况下，同年夏天市内居民出现粮荒，有存粮的居民亦不敢举炊，不少人因病饿死亡，国民党军政当局开始还禁止居民出城，后来才将一批批居民搜尽存粮和财物后驱赶出城，并禁止再回来。在城内居民处于饥饿的状况下，市内国民党军政机关却开设食品商店，高价出售过去屯集和由锦州空投来的食物，后来发展到一个金戒指换一个饼子的程度，不少官员在居民的尸骨上发了大财。
在大批饥民开始出城之初，解放军围城部队一度鉴于市内居民成分复杂，特别是松花江北和吉林省内的大批逃亡地主曾聚集市内，国民党军的许多军政人员也化装难民企图混出城去，因此开始未立即改变原先通过火线的政策，对出城人员进行比较严格的检查身份再放行。后来发现饥民在两军对峙的中间地带大量死亡的现象后，马上采取了措施，定时在指定哨卡经检查后分批放出难民出城。这种检查措施，在两军对峙的战时是不可避免的。为防止饥民因暴食而亡，还在各哨卡设置了粥棚，并发给出城居民以难民证，由城外各地政府对其进行安置。1948年10月中旬长春守军或起义或投降，人民解放军入城后又马上对市内居民发粮救济，很快制止了非正常死亡继续扩展。
从当时战争的要求看，对长春进行封锁围困是必要的。长春市民的苦难，从根本上来讲，是国民党守军及其“杀民养军”的政策造成的。当然，如果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看，在战时虽然不可能允许随便通过火线，但在围困封锁时部队如果在开始就实行比较灵活的政策，对阵地前出现的饥民早一些进行大规模的救济，死亡数字可能会小一些。但是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象《雪白血红》那样否定长春围困战。
在《雪白血红》第508页中描写长春围困战时，还这样说：“一座城市，因战争而活活饿死这么多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这又是危言耸听，并不合乎历史。围困长春期间的居民死亡数，笔者曾专门了解过，根据国民党方面在被围期间掩埋的尸体数和人民解放军在城外和进城后掩埋的尸体数，总计是12万人左右。当然在当时那种战乱中，这个数字并不可能十分准确，却也相差不会太大。从长春市区居民的增减数看，日伪统治时长春人口最高为60多万（包括日本居民10余万人），国民党统治时虽有难民进入，但因日本人被遣返，市区工业萧条，生计困难，出者多而入者少，市民曾降到不足40万。后来因松花江北和吉林省内的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有许多地主及其家属为逃避斗争纷纷躲入长春市内，周围一些县市里受国民党“正统”观念欺骗宣传的一些居民，也随国民党军退入城内。因此到1948年3月长春被围时，居民达到50多万人。人民解放军在围城期间共收容并安置城内出来的饥民20多万人，入城时市内居民只剩不足20万人，由此算来，非正常死亡数字约超过10万人。
在中国古代史上，围城期间死亡上10万人的事例并非“绝无仅有”，而是所见不鲜。至于外国战争史上，此类事件亦有不少。远的不谈，就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列宁格勒保卫战而论，死亡者达100余万，其中大半是在德军围城的第一个冬天因饥饿而亡的。固然，长春城有这么多死者确实令人痛心，但也不可随意夸大其辞。
在《雪白血红》第510页又讲到长春死亡的饥民问题，并称：“在‘兵不血刃’的长春，谁应对无辜百姓的累累白骨负罪呢？”作者虽未作答，但是从其描述看却是不言自明的。
回顾当时的历史，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当时饿死的都是长春的市民，而长春是由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国民党政府又自称是全国的政府，理应负责城内人民的生活。从战争需要出发，人民解放军包围了长春，可是国民党军与沈阳仍有空运联系，市内仍有相当大的粮食储备。据长春解放时对国民党军存粮清点时的结果证明，新七军尚有可供部队食用数月的粮食，六十军也有许多代用食品，而且市内兵民比例后来几乎是1：2，救济灾民并不困难。可是城中国民党军为长期固守，却实行“杀民养军”政策，在其内部也实行歧视性供应方式：对嫡系新七军一直保证粮食的正常供应，对杂牌的六十军则在基本保障供应时掺杂一些代用食品，对于保安队之类则让其“自力更生”即抢掠居民过活。居民饥饿之时，国民党军的营团以上军官仍有酒肉供应，士兵也无人饿死。长春出现的人间惨剧，其责任自然应归于国民党军队，解放后当时长春守军主将郑洞国和长春市长尚传道的回忆录，也均不否认这一点。
在中国的历次革命战争中，在外国的各次正义战争中，对敌人占领的城市采取包围攻击或封锁的行动，都不可避免地会伤及一些无辜的百姓。如果只是顾及战区少数无辜者，而不顾战争从本质上所代表的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就否定对敌人城市发起攻击和包围，甚至以一付悲天悯人的态度夸大渲染这种难以避免的局部误伤，那么结论只能从根本上取消革命战争或任何正义战争。且不要说在中国，就是在西方的多数人那里也不会接受这种荒谬的思想逻辑。例如一向标榜“人权”和“人道”的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动空军猛烈轰炸德国和日本，并对日本进行布雷封锁，轰炸中死亡的上百万人绝大多数也都是无辜的平民，日本国内因封锁造成的病饿死者也多是贫苦百姓，但是任何有正义感的人也不能否认这种作战性质是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行为（当然不包括最后全无军事必要所投的两颗原子弹）。美军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前，其实也知道这两个城市里有盟军战俘包括美军战俘，同样未影响投弹的决心。当然，在正义战争中对于无辜者的误伤，应尽力减少到最小程度，这就要看采取行动时组织指挥者的政策水平和指挥艺术。
人民解放军在战争中包围封锁长春，从总体上看自然是斗争的需要，无可非议。事后仔细研究起来，围城部队领导人开始机械执行封锁政策（对此问题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确实也存在问题。特别是在1948年夏天实行封锁时一度按照作战期间的战场惯例，禁止居民随便通过火线，等到发现国民党根本不顾居民死活，把大量饥民驱赶至封锁线前，又不许其回城，结果出现了大批死亡。此后围城部队虽然下令放人，并对出城的饥民予以救济，但这种为时不长的延误确实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应引为教训。以韩先楚同志牵头所写的《东北战场与辽沈决战》一文中，曾对此总结说：“长时间围城，也给城市人民带来了一些苦难。”（《东北战场与辽沈决战（上）》第129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对于长春围城期间的某些具体政策的得失，当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总结经验教训，但是不能以此否定长春围城，更不能混淆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甚至是非颠倒，把人民遭受苦难的责任加在围城的人民解放军身上。
战争总是会带来死亡和破坏。如果从正确的战争观出发，看待革命战争中的死亡和破坏，就可以看到暂时的牺牲会换得大多数人民的长久幸福。就从东北地区而论，解放战争中虽然有一些破坏，但是战争一旦胜利，仅仅三年间，生产就得到全面恢复，不仅超过了书所讥讽的“‘少帅’那个时代”，而且超过了日伪时期的最高水平。在随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东北的经济发展更是突飞猛进，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许多倍。《雪白血红》中对这方面的史料选择和结论，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书中如此描写长春围城，是完全错误的。笔者于70年代在长春吉林大学上学期间，曾专门调查了解过当年围城情况，也向当年围城部队的指挥员和基层干部战士、当时出城的群众了解过情况，并访问过守城的国民党军最高指挥官郑洞国。当时人民解放军围城部队的报告和国民党方面的一些有关资料，笔者也阅读过，了解到的事实真相与《雪白血红》所述并不相同。
历史的事实是，国民党军近10万人于1948年春开始被包围于长春，这股守军既不突围又拒绝投降，同时还不断派兵从民间搜掠强征粮食（只发给形同废纸的国民党政府的大额钞票），以利长期固守。从战争的基本规律出发，人民解放军在尚不能攻城的情况下，只能对其进行封锁，包括禁止城内外人员随便出入前线，不许粮食和物资运进城内。这种围困办法实施后，国民党军在城内开始大肆抢夺民粮，甚至见哪一家有炊烟即进入抢粮。在这种情况下，同年夏天市内居民出现粮荒，有存粮的居民亦不敢举炊，不少人因病饿死亡，国民党军政当局开始还禁止居民出城，后来才将一批批居民搜尽存粮和财物后驱赶出城，并禁止再回来。在城内居民处于饥饿的状况下，市内国民党军政机关却开设食品商店，高价出售过去屯集和由锦州空投来的食物，后来发展到一个金戒指换一个饼子的程度，不少官员在居民的尸骨上发了大财。
在大批饥民开始出城之初，解放军围城部队一度鉴于市内居民成分复杂，特别是松花江北和吉林省内的大批逃亡地主曾聚集市内，国民党军的许多军政人员也化装难民企图混出城去，因此开始未立即改变原先通过火线的政策，对出城人员进行比较严格的检查身份再放行。后来发现饥民在两军对峙的中间地带大量死亡的现象后，马上采取了措施，定时在指定哨卡经检查后分批放出难民出城。这种检查措施，在两军对峙的战时是不可避免的。为防止饥民因暴食而亡，还在各哨卡设置了粥棚，并发给出城居民以难民证，由城外各地政府对其进行安置。1948年10月中旬长春守军或起义或投降，人民解放军入城后又马上对市内居民发粮救济，很快制止了非正常死亡继续扩展。
从当时战争的要求看，对长春进行封锁围困是必要的。长春市民的苦难，从根本上来讲，是国民党守军及其“杀民养军”的政策造成的。当然，如果从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看，在战时虽然不可能允许随便通过火线，但在围困封锁时部队如果在开始就实行比较灵活的政策，对阵地前出现的饥民早一些进行大规模的救济，死亡数字可能会小一些。但是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象《雪白血红》那样否定长春围困战。
在《雪白血红》第508页中描写长春围困战时，还这样说：“一座城市，因战争而活活饿死这么多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
这又是危言耸听，并不合乎历史。围困长春期间的居民死亡数，笔者曾专门了解过，根据国民党方面在被围期间掩埋的尸体数和人民解放军在城外和进城后掩埋的尸体数，总计是12万人左右。当然在当时那种战乱中，这个数字并不可能十分准确，却也相差不会太大。从长春市区居民的增减数看，日伪统治时长春人口最高为60多万（包括日本居民10余万人），国民党统治时虽有难民进入，但因日本人被遣返，市区工业萧条，生计困难，出者多而入者少，市民曾降到不足40万。后来因松花江北和吉林省内的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有许多地主及其家属为逃避斗争纷纷躲入长春市内，周围一些县市里受国民党“正统”观念欺骗宣传的一些居民，也随国民党军退入城内。因此到1948年3月长春被围时，居民达到50多万人。人民解放军在围城期间共收容并安置城内出来的饥民20多万人，入城时市内居民只剩不足20万人，由此算来，非正常死亡数字约超过10万人。
在中国古代史上，围城期间死亡上10万人的事例并非“绝无仅有”，而是所见不鲜。至于外国战争史上，此类事件亦有不少。远的不谈，就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列宁格勒保卫战而论，死亡者达100余万，其中大半是在德军围城的第一个冬天因饥饿而亡的。固然，长春城有这么多死者确实令人痛心，但也不可随意夸大其辞。
在《雪白血红》第510页又讲到长春死亡的饥民问题，并称：“在‘兵不血刃’的长春，谁应对无辜百姓的累累白骨负罪呢？”作者虽未作答，但是从其描述看却是不言自明的。
回顾当时的历史，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当时饿死的都是长春的市民，而长春是由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国民党政府又自称是全国的政府，理应负责城内人民的生活。从战争需要出发，人民解放军包围了长春，可是国民党军与沈阳仍有空运联系，市内仍有相当大的粮食储备。据长春解放时对国民党军存粮清点时的结果证明，新七军尚有可供部队食用数月的粮食，六十军也有许多代用食品，而且市内兵民比例后来几乎是1：2，救济灾民并不困难。可是城中国民党军为长期固守，却实行“杀民养军”政策，在其内部也实行歧视性供应方式：对嫡系新七军一直保证粮食的正常供应，对杂牌的六十军则在基本保障供应时掺杂一些代用食品，对于保安队之类则让其“自力更生”即抢掠居民过活。居民饥饿之时，国民党军的营团以上军官仍有酒肉供应，士兵也无人饿死。长春出现的人间惨剧，其责任自然应归于国民党军队，解放后当时长春守军主将郑洞国和长春市长尚传道的回忆录，也均不否认这一点。
在中国的历次革命战争中，在外国的各次正义战争中，对敌人占领的城市采取包围攻击或封锁的行动，都不可避免地会伤及一些无辜的百姓。如果只是顾及战区少数无辜者，而不顾战争从本质上所代表的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就否定对敌人城市发起攻击和包围，甚至以一付悲天悯人的态度夸大渲染这种难以避免的局部误伤，那么结论只能从根本上取消革命战争或任何正义战争。且不要说在中国，就是在西方的多数人那里也不会接受这种荒谬的思想逻辑。例如一向标榜“人权”和“人道”的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动空军猛烈轰炸德国和日本，并对日本进行布雷封锁，轰炸中死亡的上百万人绝大多数也都是无辜的平民，日本国内因封锁造成的病饿死者也多是贫苦百姓，但是任何有正义感的人也不能否认这种作战性质是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行为（当然不包括最后全无军事必要所投的两颗原子弹）。美军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前，其实也知道这两个城市里有盟军战俘包括美军战俘，同样未影响投弹的决心。当然，在正义战争中对于无辜者的误伤，应尽力减少到最小程度，这就要看采取行动时组织指挥者的政策水平和指挥艺术。
人民解放军在战争中包围封锁长春，从总体上看自然是斗争的需要，无可非议。事后仔细研究起来，围城部队领导人开始机械执行封锁政策（对此问题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确实也存在问题。特别是在1948年夏天实行封锁时一度按照作战期间的战场惯例，禁止居民随便通过火线，等到发现国民党根本不顾居民死活，把大量饥民驱赶至封锁线前，又不许其回城，结果出现了大批死亡。此后围城部队虽然下令放人，并对出城的饥民予以救济，但这种为时不长的延误确实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应引为教训。以韩先楚同志牵头所写的《东北战场与辽沈决战》一文中，曾对此总结说：“长时间围城，也给城市人民带来了一些苦难。”（《东北战场与辽沈决战（上）》第129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对于长春围城期间的某些具体政策的得失，当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总结经验教训，但是不能以此否定长春围城，更不能混淆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甚至是非颠倒，把人民遭受苦难的责任加在围城的人民解放军身上。
战争总是会带来死亡和破坏。如果从正确的战争观出发，看待革命战争中的死亡和破坏，就可以看到暂时的牺牲会换得大多数人民的长久幸福。就从东北地区而论，解放战争中虽然有一些破坏，但是战争一旦胜利，仅仅三年间，生产就得到全面恢复，不仅超过了书所讥讽的“‘少帅’那个时代”，而且超过了日伪时期的最高水平。在随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东北的经济发展更是突飞猛进，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许多倍。《雪白血红》中对这方面的史料选择和结论，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P>战争总是会带来死亡和破坏。如果从正确的战争观出发，看待革命战争中的死亡和破坏，就可以看到暂时的牺牲会换得大多数人民的长久幸福。就从东北地区而论，解放战争中虽然有一些破坏，但是战争一旦胜利，仅仅三年间，生产就得到全面恢复，不仅超过了书所讥讽的“‘少帅’那个时代”，而且超过了日伪时期的最高水平。在随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东北的经济发展更是突飞猛进，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许多倍。《雪白血红》中对这方面的史料选择和结论，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P><P>这段话我要骂人了，是个P啊，刀笔吏写的。</P>
张正隆写得好。
<B>以下是引用<I>f22</I>在2004-10-11 13:54:00的发言：</B>
张正隆写得好。
<P>
<P>我认为不好</P>
十万守军的长春,
让你你用什么方法?
我并不觉得自己的士兵的命就不值钱.
这就是共军选择围城,国军选择给士兵配给粮食却赶饥民出城 的原因, 士兵的生命大于平民.
都希望把几十万饥民的包袱推给对方.
民众永远是工具.
让你你用什么方法?
我并不觉得自己的士兵的命就不值钱.
这就是共军选择围城,国军选择给士兵配给粮食却赶饥民出城 的原因, 士兵的生命大于平民.
都希望把几十万饥民的包袱推给对方.
民众永远是工具.
<P>看过<雪白血红> , 而且也看过长春围城这一段!</P><P>这觉得在这种时候,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不发生的, 现在站在上帝份上说话自然容易再容易, 但真的楼上那几位能理解东北战局对全国的影响么?</P><P>如果解放军没有攻克东北, 四野就不可能挥师入关, 中国内战还得打下去, 那死伤的老百姓的帐, 算到谁的头上去? 那就可能不止于二三十万人的事了!</P><P>其实在我看来, 还是郑洞国拿不定主意惹的祸, 当时东北已是关门打狗之势, 总觉得自己还有十来万人马, 还可以拼一拼, 如果当时降了, 还算是起义呢!</P><P>现在好多人站着说话一腰疼, 总觉得战争不过是指挥而已, 攻就攻, 守就守, 其余它所牵涉的, 更多的是政治!</P>
<P>呵呵</P><P>楼上的对东北战局很了解？</P><P>当时东北不愁吃不愁穿，百万解放军都养得活，绝对可以养活几十万老百姓！当时包围长春的部队多为地方独立师，除了1纵，对东野入关后的战斗力没有太大影响，所以，完全可以放老百姓出来！</P><P>至于你说几十万的老百姓的生命，在包括你的很多人眼里不值一提：攻克济南、上海、沈阳、太原、天津……这些城市一共牺牲了多少解放军？如果说人命可以交换的话，要用多少老百姓换？你认为攻克长春要牺牲多少解放军呢？人民的命没有解放军、共产党的命值钱？</P>
<P>我觉得这么做解放军也有难言之隐啊，城不能不破，而城里的很多人又都是拥护小日本和国军的，所以放百姓出城无疑会放走很多国军，我觉得主要还是国民党不投降所造成的灾难！</P><P>蔑视老蒋及他的儿子，祸国殃民！</P><P>市内国民党军政机关却开设食品商店，高价出售过去屯集和由锦州空投来的食物，后来发展到一个金戒指换一个饼子的程度，不少官员在居民的尸骨上发了大财。</P><P>晕 啊！</P><P>
</P>[em05]
</P>[em05]
可怜
价值判断各人进行，不让人说出来是不对的，其实，不让人说隐含有自己也认为当年做的不对的意思。。。
<P>主要是不好意思说!</P><P>整个的战略战术都没有达到一开始的目的</P><P>国民党守军守军最后的战斗力下降没有那么大</P><P>只是60军和蒋的嫡系之间有很重的裂痕外加大势已去,都不想打了</P>
<P>战争啊，没有胜利者。</P>
<B>以下是引用<i>colin0202</i>在2004-10-11 10:28:00的发言：</B><p>
<P>呵呵</P><P>解放军里面还有人专门写了文章批判张正隆写的这一段，说他夸张、捏造。还说就算饿死了“几万”老百姓，但是换取了长春的解放，还是“值得”的。</P>
<P>那场战争不死人？？？死了一点人而换了多数人的幸福，好~~好</P><P> 我支持解放军的政策~~</P>
<P>我就是长春的，我家就经历过围城战，所幸的是没有人饿死，当时真是苦，二爷一家都出卡子走了，去了九台，我家舍不得走，勉强为生，麸子都吃了，再困个十天半月就活不下去了，当时孤儿院确实饿死不少小孩，不过各家到没那么严重，能跑的都跑了，开始不让出，后来就不怎么管了。我家在三马路，不远处就是国民党官员的家，经常能看见官太太穿着大衣出入，当时长春的补给全靠空投，空投下来的东西很快就被当兵的抢走了，我家邻居的屋顶就被空投的大米袋砸漏了，还没等它们把大米藏起来，国民党兵就冲进去了，是69军的，因为是杂牌，经常受新7军的欺负，后来就起义了。我们家也来过国民党兵，进屋搜粮食，吓得我大姑（当时不到10岁）直哭，那个当兵的还说：“小孩你别怕，我们不打人”。</P><P>后来69军起义，解放军没怎么打就进来了，就在大房参机场打得厉害，死了不少人，还有人趁乱抢银行，背着一大麻袋法币出来，也不知道有什么用。长春解放后，总算可以恢复正常了，跑出去的人回来后，房子还在，也没人趁乱霸占，有一次我大姑在外面玩，有一个解放军赶车路过，车上是黄豆，有个麻袋漏了，黄豆掉出来，我大姑就在后面捡，那个当兵的就给了我大姑一些（我也不知道是多少，反正不多），回去炒完了装在衣兜里边玩边吃，因为兜太浅，经常掉出来，蹲下捡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掉出来，结果就不停的捡，这时国民党飞机来轰炸了，吓得什么都顾不得了，跑回家里藏起来。我们家住的是日伪时期的房子，很结实，就是冷，炕的最里面的上方是双层的，类似壁橱上层，可以放东西，来轰炸时全家就躲到那里，因为那是最结实的地方了，虽然根本没用。</P><P>以上都是听老人说的，不一定精确，但是绝对真实。</P>
总会有人算帐的，我以前一个领导的两个叔叔都是那时在长春被饿死的，人是无法忘却记忆的，对政府，也许有人有说不出的怨恨
<P>老蒋不肯放弃长春也是原因之一</P><P>长春由于曾是“满洲国”的首都，所以有政治意义，蒋碍于国际影响，争取美国援助，迟迟不肯撤兵，如果在东野冬季攻势的时候，果断撤兵到四平或者沈阳，还是能让东北的局面大有改观的，直到东野打下锦州了，老蒋才下令长春撤退，可那个时候已经晚了</P>
<P>饿死人的事应该不假 是否值得则要看是否于大局有利 如果全国解放必须要饿死人的话那么这事值得 如果全国肯定能解放而饿死人只是起了不太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事干得不值得</P><P>长春这事依我看是干的有亏于良心的(国共双方) 老百姓的命再贱 也是一条人命啊</P>
<B>以下是引用<I>plumage</I>在2004-10-12 21:41:00的发言：</B>
<P>战争啊，没有胜利者。</P>
<P>观点不能支持。</P>
<B>以下是引用<I>碧落黄泉</I>在2004-10-12 12:28:00的发言：</B>
十万守军的长春,
让你你用什么方法?
我并不觉得自己的士兵的命就不值钱.
这就是共军选择围城,国军选择给士兵配给粮食却赶饥民出城 的原因, 士兵的生命大于平民.
都希望把几十万饥民的包袱推给对方.
民众永远是工具.
<P>你可真tm不是东西，</P>
其实让百姓离开也没事的，留下国民党军队一样耗死。
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是24万，不是文中所说的28万
“战争就是地狱”，不管是什么战争，老百姓都永远是这个地狱的最底层。
以前东北是最富庶的，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都急着占领的原因，东北的重工业为后来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和工业制品。可是看看现在的东北，是被国家遗忘的角落，全国收入最低，不享受任何的特殊政策，没有一个好领导。尤其是长春以前的那个“米大扒”扒了这里扒那里，把好好的一个城市弄得乱七八糟。
<P>转载：</P>
<P>又来一个造谣言的，当时饿死的都是长春的市民，而长春是由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国民党政府又自称是全国的政府，理应负责城内人民的生活。从战争需要出发，人民解放军包围了长春，可是国民党军与沈阳仍有空运联系，市内仍有相当大的粮食储备。据长春解放时对国民党军存粮清点时的结果证明，新七军尚有可供部队食用数月的粮食，六十军也有许多代用食品，而且市内兵民比例后来几乎是1：2，救济灾民并不困难。可是城中国民党军为长期固守，却实行“杀民养军”政策，在其内部也实行歧视性供应方式：对嫡系新七军一直保证粮食的正常供应，对杂牌的六十军则在基本保障供应时掺杂一些代用食品，对于保安队之类则让其“自力更生”即抢掠居民过活。居民饥饿之时，国民党军的营团以上军官仍有酒肉供应，士兵也无人饿死。长春出现的人间惨剧，其责任自然应归于国民党军队，解放后当时长春守军主将郑洞国和长春市长尚传道的回忆录，也均不否认这一点。
又关于长春之围是从1948年3月起，至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历时7个月。首批难民被国军驱逐是什么时候呢？
起先，国民党并不允许居民出城，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围困之初，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城。长春市长尚传道还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
而此时，国民党采取了强购余粮的办法，郑洞国推行了征购余粮和发行大额本票的战时经济体制，他要求中央银行长春分行，每天必须备足6000亿元本票，用以购买长春百姓手中的余粮。
这样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要老百姓和国军一起同舟共济，另一方面却搜刮了民间余粮，发给不能吃的纸币。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
国民党驱逐了33多万长春市民，解放军疏散、救济21万人，从总体上说是进了职责。
国民党城内有余粮而不救民就是光彩的，把本来的和平居民搜刮一空变为一无所有的难民，一句“为了自保”就说过去了。城外共军的人救济了20万难民，居然不光彩了？？你不觉得逻辑有问题么？是不是，一边围城，一边往城里运粮食物资，才算光彩？？
如何？强攻？？那在战斗中被误伤的百姓，是不是又要说共军攻城是不光彩的，拿人命当枪？？（你还别说，某篇国军战史上还真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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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又来一个造谣言的，当时饿死的都是长春的市民，而长春是由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国民党政府又自称是全国的政府，理应负责城内人民的生活。从战争需要出发，人民解放军包围了长春，可是国民党军与沈阳仍有空运联系，市内仍有相当大的粮食储备。据长春解放时对国民党军存粮清点时的结果证明，新七军尚有可供部队食用数月的粮食，六十军也有许多代用食品，而且市内兵民比例后来几乎是1：2，救济灾民并不困难。可是城中国民党军为长期固守，却实行“杀民养军”政策，在其内部也实行歧视性供应方式：对嫡系新七军一直保证粮食的正常供应，对杂牌的六十军则在基本保障供应时掺杂一些代用食品，对于保安队之类则让其“自力更生”即抢掠居民过活。居民饥饿之时，国民党军的营团以上军官仍有酒肉供应，士兵也无人饿死。长春出现的人间惨剧，其责任自然应归于国民党军队，解放后当时长春守军主将郑洞国和长春市长尚传道的回忆录，也均不否认这一点。
又关于长春之围是从1948年3月起，至1948年10月19日长春解放，历时7个月。首批难民被国军驱逐是什么时候呢？
起先，国民党并不允许居民出城，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顾及军心士气面子，围困之初，国民党不准百姓离城。长春市长尚传道还提出“人人种地，日日练兵”，号召军民同舟共济，保卫长春。
而此时，国民党采取了强购余粮的办法，郑洞国推行了征购余粮和发行大额本票的战时经济体制，他要求中央银行长春分行，每天必须备足6000亿元本票，用以购买长春百姓手中的余粮。
这样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要老百姓和国军一起同舟共济，另一方面却搜刮了民间余粮，发给不能吃的纸币。七月下旬，蒋介石致电郑洞国，从八月一日起，疏散长春哨卡内人口，只准出卡，不准再进。
国民党驱逐了33多万长春市民，解放军疏散、救济21万人，从总体上说是进了职责。
国民党城内有余粮而不救民就是光彩的，把本来的和平居民搜刮一空变为一无所有的难民，一句“为了自保”就说过去了。城外共军的人救济了20万难民，居然不光彩了？？你不觉得逻辑有问题么？是不是，一边围城，一边往城里运粮食物资，才算光彩？？
如何？强攻？？那在战斗中被误伤的百姓，是不是又要说共军攻城是不光彩的，拿人命当枪？？（你还别说，某篇国军战史上还真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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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怪就怪林彪 这头猪 解放战争中攻城战多的是，哪有像他打长春死那么多老百姓</P>
打台湾的时候可别这么做啊
<P>支持十八樓，很有真實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