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围城战役--明末奢安之乱中的贵阳 ...

二






《围城日录》按时间顺序分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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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局，二月初七至四月初六（注：本文月日均系旧历）：院道守城杀贼。此局系围变之肇始，贵阳城予以了足够重视，在防御作战、民众动员、粮银筹集和稳固后方及提升士气等诸多方面均采取了积极应对策略，因而成功抵御住了来势凶猛的敌方轮番攻击，为长期固守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月初七，水西叛敌因已横扫黔省许多府县，故很快就围住了贵阳城。鉴于危难，在地方军政努力下，全城自围前的慌乱状态迅速转到严阵以待的局面中来，故“及反形既具，急缮城守，事事周整，人心渐安”[20]

。兵力上，全城标、镇、屯堡兵与紧急征募者不过七千人，而敌军十余万。



为有效防御，经两院三司集议，军政要员和军士分守贵阳城池之五门，而另于北门“外镇筸兵三千”，使之“奋刃迎敌”，以鼓舞军民士气。果不其然，北门外箚部队初战敌军攻城主力就显示出双方胜负相当态势，故这一行 动极大提升了守城军民之锐气。再者，还加强地势稍弱的东门地区防御力量，初六夜刘锡玄等便从北门移驻东门，在月城配置百余名弓弩手，以保神机楼、和尚田、蔚蓝庄三地。次日敌攻城便受挫于弓箭，而守军仅丧数人。二月初七日北、东两门的首战顺利，使“满城绅衿子女，便都有生之气，无死之心。三百日血守金汤寔此日跟脚牢强耳”。



此局开始后不久即出现变数，由于北城外三千驻军慑于敌军势盛，“见贼氛方恶，怯欲入城，两院三司集议良久，方传令开门”，然此三千军心已乱，故“急不能待，曳戈而走者二千五百余人矣”，仅剩四百五十人入城，使得贵阳守备的良好形势急转直下。城守只好将此余兵调至东门加强守备，并复招民兵一千五百人小补于前缺。又因援兵尚远，故对外作战略收缩，坚守不出，形成“墨守”之势。
尽管在二月间安邦彦部对贵阳发动多次进攻，是围城三百日中战况最为激烈的阶段，但由于措施得力，黔城顶住了叛敌对北、东、南、南次、西各门的密集攻势。
      第二局至第五局，四月初七日至十月二十三日，《围城日录》记述的核心是贵阳粮食紧张，以及由此所带来的问题和应对。由于孤立无援，粮食供应不足，城内各种问题和矛盾尽显，战局总体上朝有利于敌方一侧发展。
     四月初七凌晨，时驻防遵义的黔中总镇张彦芳、都司黄运清率新龙兵二万“忽以苍黄抵会城，且急夺南门而入”
为减缓军粮供应压力，确保持久固守，六月初贵阳守军实行限量、减量供给，“每兵粮一仓升，定价一分五厘。日给米五合，兼银七厘五毫，其名曰银米兼支”
士绅阶层的作用，在筹集粮草方面再次得以充分显现。六月在军粮实行银米兼支时，发动诸绅士献纳“事例米”，每输米一石准银三两
      至八月二十三日事例米也告尽，“兵食益少，力益疲，惟瞪目以望援兵”，又有内奸引敌从文庙后登城。东门、南门告急。时东门神机楼等“贼起毁堞”， 幸遇史永安巡防至此，故能抵挡，贵阳城得以再保。
再度召集士绅予以应对，不过因输纳过多次，民间亦疲，故此番缓解军粮供应局面的措施，具有明显的强制性色彩。即在士绅阶层实行“派米”之法，要求各家悉报粮数，“怀私妄报者，以猡鬼万刀为矣”，并接受检举，共五百余家，可得米数“六百石，则又仓斗千石矣”。
     派米之法虽能苟存数时，但因援兵无期，安氏又采取攻心法，“贼乃日夜薄城下，或虚张声喊以震我，或提挚壶飧以饵我民间子女。城头戍卒或缒而下，或跳而越者，诛之不可胜诛。当事者一回视城中惨恶情景，亦不禁睫之濡而刃之落也”。
      在七月初至十月末的数局中，尽管战况不如先前激烈，但因敌军明悉城中兵少粮绝之困境，采取以围逼降策略，甚至提出议和，即只要献出贵阳城，可让贵州两院（巡抚、巡按）出黔境等，然在巡抚李枟、御史史永安和提学刘锡玄等带领下，全城军民警觉性高、城防严密，并顺利实行诸多纳粮措施，使省城得以固守。
      第六局，十月廿四日至十一月初十日：抚台存贮县米，坐食，复尽。黄运清杀食士民。此局尽显贵阳城之惨状，“此一局中事难言哉”。
     十月，全城粮食已尽，但在十三日清理县仓时，幸得以往余粮百石，可合仓斗一百零九石。抚台李枟下令，此惟一粮源重点供应北门守军，不过也仅“日二合”。虽然由于“各兵日多逃死，县余百石乃得延至十一月初十日”，但此时贵阳城守形势悬于一线，若敌军再度猛攻，将无法抵御。               
     本局始，有利一面是朝廷加大对西南反叛土司的军事征剿，在川、云、贵、广和湘西各地重整部队，贵州方面吸取以往张永芳等将领贸然直趋省会，以求救城目的的失败教训
      由于城中艰难，此局中市民出逃现象愈发不可收拾，可恶的是黄运清部属还从中牟利，“士民之为贼威所劫者，或缒或跳无虚日。而贪恶大将军黄运清遂以大开金穴”，“伺出城者，令人输一金”。此等劣迹发展到十一月，便达到令人发指的境地，“入十一月，则全劫其所有，仍勑横兵杀食其肉，而勒各兵日输人肉有差，以供都闲仆妾常膳。夫杀人以饱戍卒，惨矣！” 尽管贵阳城中吃人肉事件在九月以来，因粮食告罄而每每发生，“先煨死尸，遂烹活人”，但出现军士杀食百姓，无疑对市民更具恐慌性和危害性。据史载，张彦芳和黄运清部卒居然还“公屠人市肆，斤易银一两”
      杀食人肉事件虽属无奈，但由于军纪萎靡，局面失控，否则并非无可救药。时刘锡玄就指出：“尚有马四、五十匹，而各兵亦存不及千人。杀一马可供一日粮，且是时但有闭门待救无所用马矣。不杀马而坚欲杀人，盖留马为逃生地也。”
第七局，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二月初十日，全城已奄奄一息，围城之初刘锡玄所征召的“夜督守陴”之五六百儒生，“青衿郎存一二，饿不能出户。胥吏日给米二合，强登楼者三人”，各衙门几无人员看守
       十二月初七日一早，贵阳城外震动，朝廷援军王三善率部终于抵达贵阳城下，敌军溃败，“（王师）千队万骑不可数矣。龙洞、油关一路，所杀贼级与山齐”
三

      天启二年贵阳遭围十月之久，倍受煎熬，四十万军民
      在这场持久战中，为保证戍守军士的粮食供应，军政采取了比较多的措施。从初期的运米入城、银米兼支到后来的纳事例米和派米等活动，其中不乏惩戒官吏，劝导士民养兵
在军事防御上，贵阳城举措得力。初期的肃清活动和组织客民戍守，既可防范内患，又可增加兵力。在中期还成功觉察并消灭了少部将士的反叛行动。在《黔南军政》中收录了不少当时警示军士的檄告内容，督防有力。在战略战术上，依靠地利人和，当局不仅积极采纳下层军民良策，灵活应对敌军各种攻城手段，如粉碎安氏“厢楼”、“土笼”等进攻便是中下层军士和士民的献计使然；而且在固守待援的原则下，还依据围城出现的变数，采用攻心、谈判等策略，以图劝诫叛匪、救民于火以达减轻守城压力目的。
      士绅等社会的作用在此战中亦有相当大的发挥，全城组织起了乡约保长体系的警戒力量，用于防止“内贼”及“横兵”扰民，并且在粮饷筹措、与敌对话等方面起到中坚作用。在派民养兵、卖粥救饥、收养子女等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此外，许多儒生还积极响应号召，投身于“夜督守陴”行动中。
     围变三百日，贵阳城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得一保，固然与以上地方官员和社会的积极应对有直接因果关系，但敌方的装备、攻城能力和对战局的把握亦很有限也是一个因素。此虽不敢妄测安邦彦之战略，但显然攻打大城市对其而言仍属不易。《围城日录》中明军多次使用先进的铳枪、火药和弓箭、火攻战术，而敌方仅利用城外高地投掷石块，或越垛突袭一二而已，甚至在城内因烹食人肉而致火势延绵时也仅“了不为意”，围而不决。
     天启三年（1624年）安邦彦再度得势，连破朝廷征讨大军，杀王三善，逼鲁钦自刭，“贵阳三十里外樵苏不行，城中复大震”，然至崇祯元年（1628年）在朱燮元总督云贵川广大军进驻黔省下，最终“邦彦乱七年而诛”

二






《围城日录》按时间顺序分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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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局，二月初七至四月初六（注：本文月日均系旧历）：院道守城杀贼。此局系围变之肇始，贵阳城予以了足够重视，在防御作战、民众动员、粮银筹集和稳固后方及提升士气等诸多方面均采取了积极应对策略，因而成功抵御住了来势凶猛的敌方轮番攻击，为长期固守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月初七，水西叛敌因已横扫黔省许多府县，故很快就围住了贵阳城。鉴于危难，在地方军政努力下，全城自围前的慌乱状态迅速转到严阵以待的局面中来，故“及反形既具，急缮城守，事事周整，人心渐安”[20]

。兵力上，全城标、镇、屯堡兵与紧急征募者不过七千人，而敌军十余万。



为有效防御，经两院三司集议，军政要员和军士分守贵阳城池之五门，而另于北门“外镇筸兵三千”，使之“奋刃迎敌”，以鼓舞军民士气。果不其然，北门外箚部队初战敌军攻城主力就显示出双方胜负相当态势，故这一行 动极大提升了守城军民之锐气。再者，还加强地势稍弱的东门地区防御力量，初六夜刘锡玄等便从北门移驻东门，在月城配置百余名弓弩手，以保神机楼、和尚田、蔚蓝庄三地。次日敌攻城便受挫于弓箭，而守军仅丧数人。二月初七日北、东两门的首战顺利，使“满城绅衿子女，便都有生之气，无死之心。三百日血守金汤寔此日跟脚牢强耳”。



此局开始后不久即出现变数，由于北城外三千驻军慑于敌军势盛，“见贼氛方恶，怯欲入城，两院三司集议良久，方传令开门”，然此三千军心已乱，故“急不能待，曳戈而走者二千五百余人矣”，仅剩四百五十人入城，使得贵阳守备的良好形势急转直下。城守只好将此余兵调至东门加强守备，并复招民兵一千五百人小补于前缺。又因援兵尚远，故对外作战略收缩，坚守不出，形成“墨守”之势。
尽管在二月间安邦彦部对贵阳发动多次进攻，是围城三百日中战况最为激烈的阶段，但由于措施得力，黔城顶住了叛敌对北、东、南、南次、西各门的密集攻势。
      第二局至第五局，四月初七日至十月二十三日，《围城日录》记述的核心是贵阳粮食紧张，以及由此所带来的问题和应对。由于孤立无援，粮食供应不足，城内各种问题和矛盾尽显，战局总体上朝有利于敌方一侧发展。
     四月初七凌晨，时驻防遵义的黔中总镇张彦芳、都司黄运清率新龙兵二万“忽以苍黄抵会城，且急夺南门而入”
为减缓军粮供应压力，确保持久固守，六月初贵阳守军实行限量、减量供给，“每兵粮一仓升，定价一分五厘。日给米五合，兼银七厘五毫，其名曰银米兼支”
士绅阶层的作用，在筹集粮草方面再次得以充分显现。六月在军粮实行银米兼支时，发动诸绅士献纳“事例米”，每输米一石准银三两
      至八月二十三日事例米也告尽，“兵食益少，力益疲，惟瞪目以望援兵”，又有内奸引敌从文庙后登城。东门、南门告急。时东门神机楼等“贼起毁堞”， 幸遇史永安巡防至此，故能抵挡，贵阳城得以再保。
再度召集士绅予以应对，不过因输纳过多次，民间亦疲，故此番缓解军粮供应局面的措施，具有明显的强制性色彩。即在士绅阶层实行“派米”之法，要求各家悉报粮数，“怀私妄报者，以猡鬼万刀为矣”，并接受检举，共五百余家，可得米数“六百石，则又仓斗千石矣”。
     派米之法虽能苟存数时，但因援兵无期，安氏又采取攻心法，“贼乃日夜薄城下，或虚张声喊以震我，或提挚壶飧以饵我民间子女。城头戍卒或缒而下，或跳而越者，诛之不可胜诛。当事者一回视城中惨恶情景，亦不禁睫之濡而刃之落也”。
      在七月初至十月末的数局中，尽管战况不如先前激烈，但因敌军明悉城中兵少粮绝之困境，采取以围逼降策略，甚至提出议和，即只要献出贵阳城，可让贵州两院（巡抚、巡按）出黔境等，然在巡抚李枟、御史史永安和提学刘锡玄等带领下，全城军民警觉性高、城防严密，并顺利实行诸多纳粮措施，使省城得以固守。
      第六局，十月廿四日至十一月初十日：抚台存贮县米，坐食，复尽。黄运清杀食士民。此局尽显贵阳城之惨状，“此一局中事难言哉”。
     十月，全城粮食已尽，但在十三日清理县仓时，幸得以往余粮百石，可合仓斗一百零九石。抚台李枟下令，此惟一粮源重点供应北门守军，不过也仅“日二合”。虽然由于“各兵日多逃死，县余百石乃得延至十一月初十日”，但此时贵阳城守形势悬于一线，若敌军再度猛攻，将无法抵御。               
     本局始，有利一面是朝廷加大对西南反叛土司的军事征剿，在川、云、贵、广和湘西各地重整部队，贵州方面吸取以往张永芳等将领贸然直趋省会，以求救城目的的失败教训
      由于城中艰难，此局中市民出逃现象愈发不可收拾，可恶的是黄运清部属还从中牟利，“士民之为贼威所劫者，或缒或跳无虚日。而贪恶大将军黄运清遂以大开金穴”，“伺出城者，令人输一金”。此等劣迹发展到十一月，便达到令人发指的境地，“入十一月，则全劫其所有，仍勑横兵杀食其肉，而勒各兵日输人肉有差，以供都闲仆妾常膳。夫杀人以饱戍卒，惨矣！” 尽管贵阳城中吃人肉事件在九月以来，因粮食告罄而每每发生，“先煨死尸，遂烹活人”，但出现军士杀食百姓，无疑对市民更具恐慌性和危害性。据史载，张彦芳和黄运清部卒居然还“公屠人市肆，斤易银一两”
      杀食人肉事件虽属无奈，但由于军纪萎靡，局面失控，否则并非无可救药。时刘锡玄就指出：“尚有马四、五十匹，而各兵亦存不及千人。杀一马可供一日粮，且是时但有闭门待救无所用马矣。不杀马而坚欲杀人，盖留马为逃生地也。”
第七局，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二月初十日，全城已奄奄一息，围城之初刘锡玄所征召的“夜督守陴”之五六百儒生，“青衿郎存一二，饿不能出户。胥吏日给米二合，强登楼者三人”，各衙门几无人员看守
       十二月初七日一早，贵阳城外震动，朝廷援军王三善率部终于抵达贵阳城下，敌军溃败，“（王师）千队万骑不可数矣。龙洞、油关一路，所杀贼级与山齐”
三

      天启二年贵阳遭围十月之久，倍受煎熬，四十万军民
      在这场持久战中，为保证戍守军士的粮食供应，军政采取了比较多的措施。从初期的运米入城、银米兼支到后来的纳事例米和派米等活动，其中不乏惩戒官吏，劝导士民养兵
在军事防御上，贵阳城举措得力。初期的肃清活动和组织客民戍守，既可防范内患，又可增加兵力。在中期还成功觉察并消灭了少部将士的反叛行动。在《黔南军政》中收录了不少当时警示军士的檄告内容，督防有力。在战略战术上，依靠地利人和，当局不仅积极采纳下层军民良策，灵活应对敌军各种攻城手段，如粉碎安氏“厢楼”、“土笼”等进攻便是中下层军士和士民的献计使然；而且在固守待援的原则下，还依据围城出现的变数，采用攻心、谈判等策略，以图劝诫叛匪、救民于火以达减轻守城压力目的。
      士绅等社会的作用在此战中亦有相当大的发挥，全城组织起了乡约保长体系的警戒力量，用于防止“内贼”及“横兵”扰民，并且在粮饷筹措、与敌对话等方面起到中坚作用。在派民养兵、卖粥救饥、收养子女等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此外，许多儒生还积极响应号召，投身于“夜督守陴”行动中。
     围变三百日，贵阳城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得一保，固然与以上地方官员和社会的积极应对有直接因果关系，但敌方的装备、攻城能力和对战局的把握亦很有限也是一个因素。此虽不敢妄测安邦彦之战略，但显然攻打大城市对其而言仍属不易。《围城日录》中明军多次使用先进的铳枪、火药和弓箭、火攻战术，而敌方仅利用城外高地投掷石块，或越垛突袭一二而已，甚至在城内因烹食人肉而致火势延绵时也仅“了不为意”，围而不决。
     天启三年（1624年）安邦彦再度得势，连破朝廷征讨大军，杀王三善，逼鲁钦自刭，“贵阳三十里外樵苏不行，城中复大震”，然至崇祯元年（1628年）在朱燮元总督云贵川广大军进驻黔省下，最终“邦彦乱七年而诛”

三


天启二年贵阳遭围十月之久，倍受煎熬，四十万军民[54]或死或逃仅剩二百多人，作为一省会、重镇，其历时之久、祸害之惨且能保持城市不陷，这在我国古代城市战争史上并不多见，尤其是在明末时局不济，朝中重心置于辽东，深陷西南土司反叛汪洋而四援不济的情形下，更为不易。以刘锡玄《围城日录》的纪实及相关史料来看，在这场战争应对中，应以巡抚李枟、御史史永安和提学刘锡玄等为代表的地方官之坚毅和果敢最为紧要，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与民共患难，誓志坚守，且能身先士卒，不为瓦全，不与叛军苟合而弃城出黔。虽说到末期不能控制局面，但一直对驻防军队督导还是比较严厉，不满于张彦芳、黄运清等无援之实。[55]《明史》列传中对三人予以了高度评价，“孤城卒定，皆枟及永安、锡元功。熹宗用都御史邹元标言，进枟兵部右侍郎，永安太仆少卿，锡元右参政”，即便后有人弹劾李枟等，也有御史张应辰“力颂枟功”。[56] 三人的功劳“时议与朱燮元之守成都并称焉”。[57]
在这场持久战中，为保证戍守军士的粮食供应，军政采取了比较多的措施。从初期的运米入城、银米兼支到后来的纳事例米和派米等活动，其中不乏惩戒官吏，劝导士民养兵[58]的良苦用心。能坚守三百日，无疑与前中期的筹粮有很大关系。
在军事防御上，贵阳城举措得力。初期的肃清活动和组织客民戍守，既可防范内患，又可增加兵力。在中期还成功觉察并消灭了少部将士的反叛行动。在《黔南军政》中收录了不少当时警示军士的檄告内容，督防有力。在战略战术上，依靠地利人和，当局不仅积极采纳下层军民良策，灵活应对敌军各种攻城手段，如粉碎安氏“厢楼”、“土笼”等进攻便是中下层军士和士民的献计使然；而且在固守待援的原则下，还依据围城出现的变数，采用攻心、谈判等策略，以图劝诫叛匪、救民于火以达减轻守城压力目的。
士绅等社会的作用在此战中亦有相当大的发挥，全城组织起了乡约保长体系的警戒力量，用于防止“内贼”及“横兵”扰民，并且在粮饷筹措、与敌对话等方面起到中坚作用。在派民养兵、卖粥救饥、收养子女等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此外，许多儒生还积极响应号召，投身于“夜督守陴”行动中。
围变三百日，贵阳城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得一保，固然与以上地方官员和社会的积极应对有直接因果关系，但敌方的装备、攻城能力和对战局的把握亦很有限也是一个因素。此虽不敢妄测安邦彦之战略，但显然攻打大城市对其而言仍属不易。《围城日录》中明军多次使用先进的铳枪、火药和弓箭、火攻战术，而敌方仅利用城外高地投掷石块，或越垛突袭一二而已，甚至在城内因烹食人肉而致火势延绵时也仅“了不为意”，围而不决。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post_2631916_1.html/ ]
天启三年（1624年）安邦彦再度得势，连破朝廷征讨大军，杀王三善，逼鲁钦自刭，“贵阳三十里外樵苏不行，城中复大震”，然至崇祯元年（1628年）在朱燮元总督云贵川广大军进驻黔省下，最终“邦彦乱七年而诛”[59]。此乃后话焉。

在抵御敌军攻城的同时，贵阳城内也相应采取肃清奸细、捐输金银米粮和启用儒生等措施，全城动员，加强战备；并且继续对城外展开宣传攻势，既警告来犯之敌，以振军威，又密谕在城外之诸生见机行事，报效国家[21]。在早些时候，贵阳地方军政就已发布告示，奉劝贵阳附近百姓“凡积蓄有米者速运入城；或乏人挑运，即刻报数赴道，给与执照，借济兵需，以便差人搬运。”[22] 围城后在二月二十日的《柬张总镇黄都司》中又称：“自初七围城贼折败，伎俩已穷。探知彼中，颇亦悔惧，但援兵不至，城中御贼有余，扫贼未能也”，“前初七八日，士民公愤，杀奸细殆尽，且助银米养兵，省城决可万全”。[23] 而民间乡绅潘朗、陵大参“首为倡义诸绅及士民，争输金钱为赏功赀”，“诸子衿以学道为监军，争脱青青荷兜，怀甲介而驰”，五六百人被委以五生一组，分五更稽查、督导堡兵守城备战，“如是者三百日，而规条布置”。 在战术上，此局贵阳城防还粉碎了敌军利用高地矢石攻城、“厢楼”和“土笼”等攻城的图谋，大振士气，显示出守城军民群策群力，利用智慧果敢御敌的气慨。二月初八，敌军攀至西门外一石坡，借助高坡向城内投石，“城上无以御也”。巡按史永安紧急坐镇西城楼，以火枪先杀数敌，再星夜于城上筑“雉楼”，高半倍坡，贼至则应”，迫使敌军放弃高坡。厢楼，即云梯一种，“廿二之独攻北门者，俱以三丈厢楼。楼板则于城外发塚取杉坚厚者，四面複布，成高楼，以避矢石。中可伏数十人，其下为辘轳旋转。又数十人推挽临城”，敌军亦以此法围攻南门。守军借清晨纵勇士二人出城，“持火药油草，从下烧之”，遂使敌军告退。同样利用近距离火攻，次南门处守军毁敌军“土笼”阵。先是，敌军在城外“编竹为笼以万计，满中盛土”，“欲成高台以乘城”。为便于击敌，守军采用军门旗牌官李良才计策，拆城内永祥寺钟楼，改建南门城上，以高临敌土笼，敌军被迫放弃置笼；然后再遣兵出城，“尽烧其笼”。



尽管在二月间安邦彦部对贵阳发动多次进攻，是围城三百日中战况最为激烈的阶段，但由于措施得力，黔城顶住了叛敌对北、东、南、南次、西各门的密集攻势。 第二局至第五局，四月初七日至十月二十三日，《围城日录》记述的核心是贵阳粮食紧张，以及由此所带来的问题和应对。由于孤立无援，粮食供应不足，城内各种问题和矛盾尽显，战局总体上朝有利于敌方一侧发展。
四月初七凌晨，时驻防遵义的黔中总镇张彦芳、都司黄运清率新龙兵二万“忽以苍黄抵会城，且急夺南门而入”[24]，是为援军。然而，正如刘锡玄所怀疑、不满和担忧的一样，这支军队可谓“来路不明”，一则缘何不受围城叛军阻拦？“今来而不见一贼，非贼纵之来乎？”[25] 二则援军号称“二万”，但战斗力十分有限，不仅“按籍而求，则云万四千人，其实不及八千人”[26]，且在日后谨小慎微，不敢出战。三则此援军“既称万四千人，则遂日食米百四十石”[27]，坐食贵阳，全城粮食更为紧张。至五月间，城内出现了士兵抢米事件，“锡玄于五月廿二五鼓，正巡西门得抢米二兵，立斩之”[28]。以后时期张、黄部属屡屡犯民，并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食人事件。
为减缓军粮供应压力，确保持久固守，六月初贵阳守军实行限量、减量供给，“每兵粮一仓升，定价一分五厘。日给米五合，兼银七厘五毫，其名曰银米兼支”[29]。银米兼支是对以往专供粮食每兵日食一升的紧急叫停，尽管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可使官廪延时一月。
士绅阶层的作用，在筹集粮草方面再次得以充分显现。六月在军粮实行银米兼支时，发动诸绅士献纳“事例米”，每输米一石准银三两[30]，并根据所献数量分别予以贡生名号，“得米市斗六百余石，则仓斗千石矣”，“又再缓黔城一月之亡，此开纳事例之力也”。由于七月原有官廪已告罄，故六月所纳“事例米”实“缓孤城两月之亡矣”。[31] 贵阳军政亦出台一系列政策，如《禁城外兵将入城买米示》、《禀两院卖粥救饥》、《收养子女示》等措施施行，以确保城内粮食，并开展社会救济，稳定民心[32]；对于那些“又有娶妾包娼，剥我士民膏血以养娼妾”的“乱军”，黔城军政允许街坊、乡约、保长、邻佑等民间“竟杀横兵”，且“受害人叫唤地方，地方不速救护同杀官兵者，力斩。”[33]

至八月二十三日事例米也告尽，“兵食益少，力益疲，惟瞪目以望援兵”，又有内奸引敌从文庙后登城。东门、南门告急。时东门神机楼等“贼起毁堞”， 幸遇史永安巡防至此，故能抵挡，贵阳城得以再保。[34] 无粮可食的严峻性，再次给黔城军政敲响警钟。此时惟有再度召集士绅予以应对，不过因输纳过多次，民间亦疲，故此番缓解军粮供应局面的措施，具有明显的强制性色彩。即在士绅阶层实行“派米”之法，要求各家悉报粮数，“怀私妄报者，以猡鬼万刀为矣”，并接受检举，共五百余家，可得米数“六百石，则又仓斗千石矣”。[35] 然后“官给印票，每应出米几何，养兵几名。若输米入仓，则票留本户，一兵不许复过其门。但言无米，即家实无米，亦忍心酷令，取原票给兵。”[36] 时除死、逃和遣入屯寨者，仅剩守军六千人，派米之法可养兵三千；另三千士兵仍寻旧制实行银米兼支。派米养兵之法实际上在七月份先是在部分地方官中推行的，目的在于惩戒，“以释从叛之疑”，“令马御史止出米二百一十六石，养兵一千二百名。张知州、马知州各出米一百八十石，养兵各一千名。以一月为限。”[37] 此间继惩戒官员后在士民中大规模派米，已属无奈。
派米之法虽能苟存数时，但因援兵无期，安氏又采取攻心法，“贼乃日夜薄城下，或虚张声喊以震我，或提挚壶飧以饵我民间子女。城头戍卒或缒而下，或跳而越者，诛之不可胜诛。当事者一回视城中惨恶情景，亦不禁睫之濡而刃之落也”。[38] 守军中也出现叛逃和密谋献城现象，但终因守备严密和督察有力，故能化险为夷。
在七月初至十月末的数局中，尽管战况不如先前激烈，但因敌军明悉城中兵少粮绝之困境，采取以围逼降策略，甚至提出议和，即只要献出贵阳城，可让贵州两院（巡抚、巡按）出黔境等，然在巡抚李枟、御史史永安和提学刘锡玄等带领下，全城军民警觉性高、城防严密，并顺利实行诸多纳粮措施，使省城得以固守。
第六局，十月廿四日至十一月初十日：抚台存贮县米，坐食，复尽。黄运清杀食士民。此局尽显贵阳城之惨状，“此一局中事难言哉”。[39] 系围城以来最为艰苦的阶段。 十月，全城粮食已尽，但在十三日清理县仓时，幸得以往余粮百石，可合仓斗一百零九石。抚台李枟下令，此惟一粮源重点供应北门守军，不过也仅“日二合”。虽然由于“各兵日多逃死，县余百石乃得延至十一月初十日”，但此时贵阳城守形势悬于一线，若敌军再度猛攻，将无法抵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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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始，有利一面是朝廷加大对西南反叛土司的军事征剿，在川、云、贵、广和湘西各地重整部队，贵州方面吸取以往张永芳等将领贸然直趋省会，以求救城目的的失败教训[40]，而是采取先避安氏主力，在外围一一破敌，收复各府县失地，以缓省城之围，再趋兵贵阳的战略。“（冬十月）壬午，总兵鲁钦代杜文焕为总理，援贵州。”[41] 受外围援兵压力，敌军对贵阳采取围而不攻态势，此举实际上意味着安氏丧失了最后攻陷省城的绝佳机会。针对敌军的围而不战心理，贵阳方面也借机促成民间与敌军的接触，已达保民自救目的。十月二十四、二十八日，乡绅两次出城与敌军接触，然“每出则受其骄谩语而还，述者犹为齿战，闻者无不舌吐”。尽管无果而终，但却坚定了贵阳城宁为玉碎的守城信念，不再对敌方抱有幻想。
由于城中艰难，此局中市民出逃现象愈发不可收拾，可恶的是黄运清部属还从中牟利，“士民之为贼威所劫者，或缒或跳无虚日。而贪恶大将军黄运清遂以大开金穴”，“伺出城者，令人输一金”。此等劣迹发展到十一月，便达到令人发指的境地，“入十一月，则全劫其所有，仍勑横兵杀食其肉，而勒各兵日输人肉有差，以供都闲仆妾常膳。夫杀人以饱戍卒，惨矣！” 尽管贵阳城中吃人肉事件在九月以来，因粮食告罄而每每发生，“先煨死尸，遂烹活人”，但出现军士杀食百姓，无疑对市民更具恐慌性和危害性。据史载，张彦芳和黄运清部卒居然还“公屠人市肆，斤易银一两”[42]。然而此时的两院三司对此等情形也是无能为力，局面完全失控，城中“亲属相啖”[43]，甚至于时任参政、后任云南布政且屡有政绩的潘润民之一女也被人食[44]，以致贵阳城内人迹少见，烹食人肉之火四处蔓延，“里舍久虚无人，无复一人救火者，不得不任其煨烬。遂无处不烟尘四起，无夜不红光烛天，贼亦了不为意。而古所称巷无居人，今无人并无巷矣”。故有诗云：“孤城苦守岁云徂，望断援师泪欲枯。烽火连天云黯惨，僵尸满地血模糊。”[45]
杀食人肉事件虽属无奈，但由于军纪萎靡，局面失控，否则并非无可救药。时刘锡玄就指出：“尚有马四、五十匹，而各兵亦存不及千人。杀一马可供一日粮，且是时但有闭门待救无所用马矣。不杀马而坚欲杀人，盖留马为逃生地也。”[46] 他本人及部分军民至最后便是以杀食马肉来维生的[47]。

汉奸太多，王三善就死在汉奸手上，另外贵阳城内当时很多都是城外逃进来的，还有苗人，当然，水西彝人也没好下场，安邦彦被杀后，投降的彝兵，苗人，包括参与叛乱的汉人大多给杀掉了，招到株连的不可计数，  而且出来的混的迟早要还，不过几十年后，吴三桂把彝族水西部男女老少，十几万兵基本都杀的干干净净，据说总共八十多万，吴三桂把水西部杀成了历史名词，贵州的彝人基本给杀绝了

清朝的改土归流就是对的，这是清朝为数不多的好事。

hanfu1234 发表于 2015-9-12 13:32
清朝的改土归流就是对的，这是清朝为数不多的好事。
改土归流从明朝就开始了，万历三大征之一的平播之役就是明朝改土归流逼反了杨应龙所致

danueallbest 发表于 2015-9-12 13:25
汉奸太多，王三善就死在汉奸手上，另外贵阳城内当时很多都是城外逃进来的，还有苗人，当然，水西彝人也没好 ...
贵州彝族不同意你的话
http://tieba.baidu.com/f?kw=%E8% ... %97%8F&ie=utf-8

你也配姓赵？ 发表于 2015-9-12 13:44
贵州彝族不同意你的话
http://tieba.baidu.com/f?kw=%E8%B4%B5%E5%B7%9E%E5%BD%9D%E6%97%8F&ie=utf-8
没看到不同意啊，贴吧里猡猡最恨的就是吴三桂，上面说的是基本，而不是绝对杀光了，水西部以外还有其他艺人，不过总体来说，吴三桂对贵州彝人的屠杀是毁灭性的，这以后贵州苗人得到了机会大发展

danueallbest 发表于 2015-9-12 13:52
没看到不同意啊，贴吧里猡猡最恨的就是吴三桂，上面说的是基本，而不是绝对杀光了，水西部以外还有其他艺 ...
威宁，赫章一带大把彝族，何来水西彝族都被杀绝？

danueallbest 发表于 2015-9-12 13:52
没看到不同意啊，贴吧里猡猡最恨的就是吴三桂，上面说的是基本，而不是绝对杀光了，水西部以外还有其他艺 ...
苗民就更扯淡了。黔北在平播之役前全是苗民，结果杨应龙被镇压后苗人基本被杀光，苗人的播州变成了汉人的遵义，黔北成了纯粹的汉区，苗民最多也只好龟缩在黔东南，结果清朝几次改土归流和镇压苗乱，最后也就完蛋了

你也配姓赵？ 发表于 2015-9-12 13:54
威宁，赫章一带大把彝族，何来水西彝族都被杀绝？
胡扯，威宁一代的彝族都是不同家支的，贵州又不是全是水西部，而且你不认识字吗？ 我什么时候说水西全死了？

danueallbest 发表于 2015-9-12 14:02
胡扯，威宁一代的彝族都是不同家支的，贵州又不是全是水西部，而且你不认识字吗？ 我什么时候说水西全死 ...
扯淡！威宁赫章一带本来就是水西安氏的核心地盘，当地彝族就是当年水西彝族核心部分，你不是说水西部彝族全死了嘛？结果怎么样？

古来围城惨烈莫过张睢阳也。

你也配姓赵？ 发表于 2015-9-12 13:56
苗民就更扯淡了。黔北在平播之役前全是苗民，结果杨应龙被镇压后苗人基本被杀光，苗人的播州变成了汉人的 ...
就会扯淡，明朝贵州是彝，苗都不少，水西艺人的力量上具备了支配力，不少苗人都受其统治，剥削沦为奴隶，吴三桂焦平水西后，贵州苗族势力得到了大发展。扩展到了大部分地区

finda打飞机666 发表于 2015-9-12 14:06
古来围城惨烈莫过张睢阳也。
睢阳不如贵阳惨

danueallbest 发表于 2015-9-12 14:06
就会扯淡，明朝贵州是彝，苗都不少，水西艺人的力量上具备了支配力，不少苗人都受其统治，剥削沦为奴隶， ...
扯淡的是你。苗人主要分布于黔东黔南，黔西至今都是彝族为主！

你也配姓赵？ 发表于 2015-9-12 14:04
扯淡！威宁赫章一带本来就是水西安氏的核心地盘，当地彝族就是当年水西彝族核心部分，你不是说水西部彝族 ...
又瞎扯，家支都不一样，还水西核心，这些艺人不少都是后来不同地方牵来的，而且我什么时候说水西全死了， 哪里写的？嘴一张就胡扯

谁跟你说那边彝族主要是迁来的？当年水西彝族是死了不少人，但是还是得到了延续！水城一带彝族至今还是奉行水西安氏的祭祀仪式呢

danueallbest 发表于 2015-9-12 14:12
又瞎扯，家支都不一样，还水西核心，这些艺人不少都是后来不同地方牵来的，而且我什么时候说水西全死了， ...

谁跟你说那边彝族主要是迁来的？当年水西彝族是死了不少人，但是还是得到了延续！水城一带彝族至今还是奉行水西安氏的祭祀仪式呢

什么时候缅甸也改土归流？

你也配姓赵？ 发表于 2015-9-12 14:08
扯淡的是你。苗人主要分布于黔东黔南，黔西至今都是彝族为主！
这个贴就你在胡扯八道，苗人在贵西贵北自古就有大量分布，明史记载水西部，管四十八部苗人，贵西南，西北，北部从来都有大量苗人，佘安之乱，安邦眼征用的本身就不少是苗人 ，贵西现在的彝族很多都是乌莎，乌蒙和其他云南来的白彝，谁告诉你贵州彝族只是水西部的？ 就会扯淡！

你也配姓赵？ 发表于 2015-9-12 14:14
谁跟你说那边彝族主要是迁来的？当年水西彝族是死了不少人，但是还是得到了延续！水城一带彝族至今还是 ...
谁告诉你现在的贵州彝族都是水西部的后代的？吴三桂较平水西后， 水西彝族的后代本身就没多少，安坤的老婆带了余部逃到云南，康熙将水西改为四府，彻底取消了水西吐司，就是因为水西部已经烟消云散，基本没多少剩下来了，延续个屁，而个别地方有遗民正常的很，从来不代表贵州彝族都是水西部的后代

睢阳和襄阳能否一战？

不好意思，安坤完了不等于安家完了更不等于水西彝人完了，乌撒彝人是在乌蒙山区，跟水西彝人两回事，别扯蛋扯到一起

danueallbest 发表于 2015-9-12 14:59
这个贴就你在胡扯八道，苗人在贵西贵北自古就有大量分布，明史记载水西部，管四十八部苗人，贵西南，西北 ...

不好意思，安坤完了不等于安家完了更不等于水西彝人完了，乌撒彝人是在乌蒙山区，跟水西彝人两回事，别扯蛋扯到一起

谁告诉你现在的贵州彝族都是水西部的后代的？吴三桂较平水西后， 水西彝族的后代本身就没多少，安坤的老 ...
水西彝人人大把的，水城那边，大定那边都是水西彝人

为什么清朝明明知道可能逼反土司们也要改土归流呢？强度超过明朝，因为自古以来追求大一统，这些独立王国必须消灭。。。。。。

你也配姓赵？ 发表于 2015-9-12 13:40
改土归流从明朝就开始了，万历三大征之一的平播之役就是明朝改土归流逼反了杨应龙所致

为什么清朝明明知道可能逼反土司们也要改土归流呢？强度超过明朝，因为自古以来追求大一统，这些独立王国必须消灭。。。。。。

为什么清朝明明知道可能逼反土司们也要改土归流呢？强度超过明朝，因为自古以来追求大一统，这些独立王 ...
其实贵州最大几个土司，包括思州田家，水东宋家，播州杨家，都是明朝改流的

清朝贵州继续改土归流，然后云南，广西，四川，湖南，湖北都是如此。清末四川总督赵尔丰想对西藏改土归流，没来得及！

你也配姓赵？ 发表于 2015-9-12 17:50
其实贵州最大几个土司，包括思州田家，水东宋家，播州杨家，都是明朝改流的

清朝贵州继续改土归流，然后云南，广西，四川，湖南，湖北都是如此。清末四川总督赵尔丰想对西藏改土归流，没来得及！

古来围城惨烈莫过张睢阳也。
老张厚道一点，先把自己的妾杀来给兵士吃了，黄不厚道，最后没有吃的把老刘的女儿杀来吃了，把自己的儿女留下来了，这也就是人性在战争中最复杂最残酷的体现吧。

清朝贵州继续改土归流，然后云南，广西，四川，湖南，湖北都是如此。清末四川总督赵尔丰相对西藏改土归 ...
赵尔丰可惜啦，现在主流观点还把他当成阻挠保路运动和反清革命洪流的刽子手，有几个人还记得他对于国家巩固西藏统治行使主权的民族大义！可惜最后一颗白头被挂在成都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