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何以成为辛亥革命大本营？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革命，一般都少不了“国外势力”的作用与参与。一百年前中国之辛亥革命，同样是“内外夹击”的结果。



     辛亥革命的榜样国，是欧洲第一、也是世界第一个共和国法兰西。学着法兰西共和国的样子，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共和国——中华民国。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学的是美国国父华盛顿、功成身退。而辛亥革命的主力军和大本营在哪里？他们的榜样是谁？对他们影响最深的是什么呢？

    孙中山发起革命是在美国檀香山，但组织大规模起事时却不在美国。孙中山辗转美国、英国、香港，最后落脚于日本东京。在这里，他才真正形成了“起义力量”——中国留学生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军，日本东京成为辛亥革命的大本营。



      为什么日本会成为辛亥革命的大本营？而不是美国、英国、法国？那些留日的中国学生，为什么是最强大的海外革命团体，他们从“东洋”学到了什么？

     日本思想家北一辉，对日本中国辛亥革命的贡献，有一句“日式评价”：日本是中国革命的“助产士”。所谓“助产士”，为日语当用汉字，翻译成汉语，就是“接生婆”。

     北一辉的言论虽然是从日本的角度出发，但客观来看，辛亥革命的日本元素是不能排除的。如果把辛亥革命的“外国势力”以“十成”划分，那么日本至少要占“六成”。



     孙中山是在日本结识了宫崎寅藏、犬养毅等名流、并联合了中国留日学生的精神领袖黄兴，才得以壮大队伍。日本民间团体，譬如宫崎寅藏领导的浪人会，是辛亥革命坚定支持者。而日本政府官员，比如出任过日本第29任首相的犬养毅，对中国政治革命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对中国的“杰士”比较欣赏，与他们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希望出现强大中国，从而动摇本国的亚洲老大地位。



     辛亥革命的“前身”是“戊戌政变”。中国先有戊戌政治改良失败，后生辛亥政治革命。而早在戊戌时，日本元素就已经注入。
     对于戊戌政变，史上公认，谭嗣同策动袁世凯“勤王未遂”、袁世凯向荣碌“举报光绪”，是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的总导火索。但是，此间，还有一个导火索却被后人忽略了，那就是日本首相、“铁血改革家”yiteng博文访华。


       1898年9月，yiteng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此时正是中国风雨飘摇之际。yiteng在中国逗留了一个月，几乎会见了晚清所有政要和政治派别领袖。维新派对yiteng博文来访的热切盼望，并请其指教。以康有为为首的中国维新派，对yiteng博文此次访华“成果”抱有很大期望。9月20日，光绪皇帝在勤政殿会见yiteng博文，yiteng博文向光绪皇帝表示，赞赏中国新政。这一天非同寻常，它是“戊戌政变”前夜，光绪皇帝退出中国政治舞台的“末日”。
      当yiteng博文赞扬中国的变法、对光绪表示钦佩、表示他可以为中国的变法做点事情时，光绪皇帝的答语里，也包含了维新派请yiteng博文为“变法总顾问”的一层意思，有点“准帝师”之意。足见光绪皇帝与维新党一样，对yiteng在中国变法的“外援” 之力上，抱有很大期望。
      结束与yiteng会见的当日，光绪马上召见袁世凯。“末日”会两人，一个是出卖他的总导火索，另一个是促动他效仿的第二导火索。


     我们不得而知，yiteng博文选择中国政变前夜访华，是有预谋还是“不期而遇”。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对中国的维新派，情有独钟。这当然不能排除他的大原则——为日本的国家利益考虑——加深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使日本在中国利益最大化。但是，“志同道合”谈得来，大概也是拉近距离的重要原因。
       yiteng觐见光绪第二天，即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慈禧太后再次临朝“训政”，光绪皇帝被囚。后党开始抓捕维新党。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而日本公使林权助因无东京指令，不知所措。仍在北京的yiteng博文当即表态：救梁启超逃往日本。并表示“如至日本，由我来照顾他。梁这位青年，对中国来说，实在是宝贵的人物。”


    眼见着中国政治改良功亏一篑的yiteng，不知心里做何感想？
   从他积极营救维新流亡者的角度看，他对中国的百日维新的失败是同情和惋惜的。但是，正像他对光绪皇帝表白的那样：外臣当竭其所知以告。“外臣”两字，表露了他的真实意思——
    有些事力所能及，有些事鞭长莫及。中国的事情，即便维新党想借力发力，本身也要有“内乱”的实力方可成事。



   历史往往是由内外两组势力推写的。
   当光绪皇帝召见完外国首相再召见本国将帅时，其实已经做好了“里应外合”的准备，可惜本国将帅变节，使得外国力量的介入也十分有限。相反却给发动政变的保守势力以口实——“勾结倭

寇，卖国图谋”的屎盆于是就扣在了维新皇帝头上。



    人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中国改良派转身革命派，仅用三年。东洋之才，在辛亥革命萌发过程中，成为中国精英“主本领”。
     为什么是东洋而非西洋呢？拿清末民初中国第一才子梁启超的话来说，因为“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


    西洋无限好，只是道不近；东洋虽后起，却是在比邻。所以，学习世界最先进的“洋才”，何必舍近求远呢？
     追逐东洋之才，在清末表现为留日潮。尤其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汹涌澎湃。

     中国流日生创造了迄今无法打破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纪录。清末民初20年间，有影响的留日学生占150年来中国整个留学生中18% 强的比例。也就是说, 中国近代以来在整个社会, 政治, 经济, 文化等方面发生重大影响的留学生中, 清末民初这20年所培养的留日学生占到近 1 ：5 的比例。在规模深度和影响方面,留日生更是远远超过了中国学生留学其他国家。庞大的留日群，影响并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虽然日本政府也配合过清政府，搞过“取缔令”，但以犬养毅为代表的护宪派，对孙中山的在日同盟会，还是采取了纵容态度。在这样的环境下，留日中国学生成为“辛亥革命”的火种。
      这些留日的中国学生，究竟从“东洋”学到了什么？
      从“断指将军”黄兴，到鉴湖女侠秋瑾，这些“青年近卫军”无一不受到“东洋”影响。武士道精神对中国留日生发生了积极影响。从黄兴到鉴湖女侠秋瑾，骨子里都流淌着“铁血”。他们汲取了日本尚武精神，敢作敢为，立志以武力推翻专制的封建王朝。



      这些“青年近卫军”把“秀才造反”的能力提升了一个层次。许多日本学者认为，清政府之所以垮台，中国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那些留日的中国学生“学以致用”，他们把日本明治维新的种子散播到中国。作为革命团体的骨干，他们的行事风格受到日本的深厚影响，对中国革命团体的形成有莫大的功劳。



      戊戌变法,是效仿日本而不及时代，因为变法主流人群，讲究“君子动口不动手”，以康梁为代表的戊戌变法知识分子群也大都是这样的“君子”，满腹经纶，口若悬河，但动手能力极差，乃至指望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官痞（袁世凯）去“勤王变法”，岂非缘木求鱼？

     当时中日两国知识分子群，不乏东亚读书人共性，即大都具有国家忧患意识，多满腹经纶之士。然而，中国知识分子致力的变法，却没有像日本维新一样取得成功，中日精英，“才”之所差者，不在头，而在手。即: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能力比日本差多少，而是失败源于动手能力。
     明治维新的成功，及戊戌变法的失败，给了转为革命党的中国留日生以“实言实行”启示：“君子动口亦动手”。他们的主要精力与任务不只停留于宣传政治革变上，而是发动起义，夺取政权上。历尽磨难与牺牲，最后他们用一场辛亥革命让皇帝在中国成为历史，其壮举不仅彪炳千秋，也令天敌日本刮目相看。



    以“日本是中国革命助产士”一言自豪的日本思想家北一辉，辛亥革命后也跑到中国来学习——因为中国革命党人“出于蓝胜于蓝”，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中国留日生群，是中国历代人才群中除去诸子百家时代最闪光的一批，他们不“眼高手低”。横刀立马的将军同时也是能舞文弄墨的儒生，满腹经纶的才子同时也能为国家前途抛头颅洒热血。此时是中国历史鲜见的人才鼎沸期，许多推动国家进步“文武全才”的人杰横空出世……作为辛亥革命的一大成果， “东洋之才”在此历史阶段，可谓受用之致。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革命，一般都少不了“国外势力”的作用与参与。一百年前中国之辛亥革命，同样是“内外夹击”的结果。



     辛亥革命的榜样国，是欧洲第一、也是世界第一个共和国法兰西。学着法兰西共和国的样子，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共和国——中华民国。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学的是美国国父华盛顿、功成身退。而辛亥革命的主力军和大本营在哪里？他们的榜样是谁？对他们影响最深的是什么呢？

    孙中山发起革命是在美国檀香山，但组织大规模起事时却不在美国。孙中山辗转美国、英国、香港，最后落脚于日本东京。在这里，他才真正形成了“起义力量”——中国留学生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军，日本东京成为辛亥革命的大本营。



      为什么日本会成为辛亥革命的大本营？而不是美国、英国、法国？那些留日的中国学生，为什么是最强大的海外革命团体，他们从“东洋”学到了什么？

     日本思想家北一辉，对日本中国辛亥革命的贡献，有一句“日式评价”：日本是中国革命的“助产士”。所谓“助产士”，为日语当用汉字，翻译成汉语，就是“接生婆”。

     北一辉的言论虽然是从日本的角度出发，但客观来看，辛亥革命的日本元素是不能排除的。如果把辛亥革命的“外国势力”以“十成”划分，那么日本至少要占“六成”。



     孙中山是在日本结识了宫崎寅藏、犬养毅等名流、并联合了中国留日学生的精神领袖黄兴，才得以壮大队伍。日本民间团体，譬如宫崎寅藏领导的浪人会，是辛亥革命坚定支持者。而日本政府官员，比如出任过日本第29任首相的犬养毅，对中国政治革命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对中国的“杰士”比较欣赏，与他们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希望出现强大中国，从而动摇本国的亚洲老大地位。



     辛亥革命的“前身”是“戊戌政变”。中国先有戊戌政治改良失败，后生辛亥政治革命。而早在戊戌时，日本元素就已经注入。
     对于戊戌政变，史上公认，谭嗣同策动袁世凯“勤王未遂”、袁世凯向荣碌“举报光绪”，是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的总导火索。但是，此间，还有一个导火索却被后人忽略了，那就是日本首相、“铁血改革家”yiteng博文访华。


       1898年9月，yiteng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此时正是中国风雨飘摇之际。yiteng在中国逗留了一个月，几乎会见了晚清所有政要和政治派别领袖。维新派对yiteng博文来访的热切盼望，并请其指教。以康有为为首的中国维新派，对yiteng博文此次访华“成果”抱有很大期望。9月20日，光绪皇帝在勤政殿会见yiteng博文，yiteng博文向光绪皇帝表示，赞赏中国新政。这一天非同寻常，它是“戊戌政变”前夜，光绪皇帝退出中国政治舞台的“末日”。
      当yiteng博文赞扬中国的变法、对光绪表示钦佩、表示他可以为中国的变法做点事情时，光绪皇帝的答语里，也包含了维新派请yiteng博文为“变法总顾问”的一层意思，有点“准帝师”之意。足见光绪皇帝与维新党一样，对yiteng在中国变法的“外援” 之力上，抱有很大期望。
      结束与yiteng会见的当日，光绪马上召见袁世凯。“末日”会两人，一个是出卖他的总导火索，另一个是促动他效仿的第二导火索。


     我们不得而知，yiteng博文选择中国政变前夜访华，是有预谋还是“不期而遇”。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对中国的维新派，情有独钟。这当然不能排除他的大原则——为日本的国家利益考虑——加深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使日本在中国利益最大化。但是，“志同道合”谈得来，大概也是拉近距离的重要原因。
       yiteng觐见光绪第二天，即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慈禧太后再次临朝“训政”，光绪皇帝被囚。后党开始抓捕维新党。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而日本公使林权助因无东京指令，不知所措。仍在北京的yiteng博文当即表态：救梁启超逃往日本。并表示“如至日本，由我来照顾他。梁这位青年，对中国来说，实在是宝贵的人物。”


    眼见着中国政治改良功亏一篑的yiteng，不知心里做何感想？
   从他积极营救维新流亡者的角度看，他对中国的百日维新的失败是同情和惋惜的。但是，正像他对光绪皇帝表白的那样：外臣当竭其所知以告。“外臣”两字，表露了他的真实意思——
    有些事力所能及，有些事鞭长莫及。中国的事情，即便维新党想借力发力，本身也要有“内乱”的实力方可成事。



   历史往往是由内外两组势力推写的。
   当光绪皇帝召见完外国首相再召见本国将帅时，其实已经做好了“里应外合”的准备，可惜本国将帅变节，使得外国力量的介入也十分有限。相反却给发动政变的保守势力以口实——“勾结倭

寇，卖国图谋”的屎盆于是就扣在了维新皇帝头上。



    人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中国改良派转身革命派，仅用三年。东洋之才，在辛亥革命萌发过程中，成为中国精英“主本领”。
     为什么是东洋而非西洋呢？拿清末民初中国第一才子梁启超的话来说，因为“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


    西洋无限好，只是道不近；东洋虽后起，却是在比邻。所以，学习世界最先进的“洋才”，何必舍近求远呢？
     追逐东洋之才，在清末表现为留日潮。尤其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汹涌澎湃。

     中国流日生创造了迄今无法打破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纪录。清末民初20年间，有影响的留日学生占150年来中国整个留学生中18% 强的比例。也就是说, 中国近代以来在整个社会, 政治, 经济, 文化等方面发生重大影响的留学生中, 清末民初这20年所培养的留日学生占到近 1 ：5 的比例。在规模深度和影响方面,留日生更是远远超过了中国学生留学其他国家。庞大的留日群，影响并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虽然日本政府也配合过清政府，搞过“取缔令”，但以犬养毅为代表的护宪派，对孙中山的在日同盟会，还是采取了纵容态度。在这样的环境下，留日中国学生成为“辛亥革命”的火种。
      这些留日的中国学生，究竟从“东洋”学到了什么？
      从“断指将军”黄兴，到鉴湖女侠秋瑾，这些“青年近卫军”无一不受到“东洋”影响。武士道精神对中国留日生发生了积极影响。从黄兴到鉴湖女侠秋瑾，骨子里都流淌着“铁血”。他们汲取了日本尚武精神，敢作敢为，立志以武力推翻专制的封建王朝。



      这些“青年近卫军”把“秀才造反”的能力提升了一个层次。许多日本学者认为，清政府之所以垮台，中国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那些留日的中国学生“学以致用”，他们把日本明治维新的种子散播到中国。作为革命团体的骨干，他们的行事风格受到日本的深厚影响，对中国革命团体的形成有莫大的功劳。



      戊戌变法,是效仿日本而不及时代，因为变法主流人群，讲究“君子动口不动手”，以康梁为代表的戊戌变法知识分子群也大都是这样的“君子”，满腹经纶，口若悬河，但动手能力极差，乃至指望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官痞（袁世凯）去“勤王变法”，岂非缘木求鱼？

     当时中日两国知识分子群，不乏东亚读书人共性，即大都具有国家忧患意识，多满腹经纶之士。然而，中国知识分子致力的变法，却没有像日本维新一样取得成功，中日精英，“才”之所差者，不在头，而在手。即: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能力比日本差多少，而是失败源于动手能力。
     明治维新的成功，及戊戌变法的失败，给了转为革命党的中国留日生以“实言实行”启示：“君子动口亦动手”。他们的主要精力与任务不只停留于宣传政治革变上，而是发动起义，夺取政权上。历尽磨难与牺牲，最后他们用一场辛亥革命让皇帝在中国成为历史，其壮举不仅彪炳千秋，也令天敌日本刮目相看。



    以“日本是中国革命助产士”一言自豪的日本思想家北一辉，辛亥革命后也跑到中国来学习——因为中国革命党人“出于蓝胜于蓝”，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中国留日生群，是中国历代人才群中除去诸子百家时代最闪光的一批，他们不“眼高手低”。横刀立马的将军同时也是能舞文弄墨的儒生，满腹经纶的才子同时也能为国家前途抛头颅洒热血。此时是中国历史鲜见的人才鼎沸期，许多推动国家进步“文武全才”的人杰横空出世……作为辛亥革命的一大成果， “东洋之才”在此历史阶段，可谓受用之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