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奇文共赏之-----超越那些想当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18:44:30
给金雁老师《从东欧到新欧洲》一书的书评
载于《南方周末》
－－－－
2004年，《外交季刊》登过一篇文章“一个正常的国家”，作者是学者Andrei Shleifer和Daniel Triesman。他们针对当时西方媒体、学者和政治家将俄罗斯的情况描述得一团漆黑的情况，试图论证俄罗斯的情况虽然不那么好，但其实也不那么糟，是个“经济中等、政治凑合”的“正常国家”。之所以那么多人唱衰俄罗斯，大约一则是因为很多人还是把注意力停留在俄罗斯刚开始转型的那几年，二则因为苏联的历史地位，人们对俄罗斯的预期太高，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它。
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俄罗斯——乃至转型后的中东欧地区的，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媒体和学界谈到转型后的前苏东地区，也是条件反射般地将它与“乱”、“崩溃”、“衰退”、“动荡”、“教训”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很多中国人的脑海里，因为苏东的经历，“转型”成了“狼来了”里面的那个“狼”。
金雁的新书《从“东欧”到“新欧洲”》就是试图帮我们摘下有色眼镜，“用发展的眼光”，去观察和了解一个正常化的中东欧。换句话说，这是一本挑战迷思、破除成见的书。
成见之一就是转型之后，中东欧各国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民不聊生。由于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动和贸易体系的重组，很多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初期的确经历过经济萧条、通胀飙升的阶段，但是转型的阵痛在90年代中期之后逐步让位于正常的发展。事实上过去十多年，除了金融危机时期和个别国家，大多中东欧国家都经历了相对高速的增长。比如，就人均购买力GDP来说，世行数据显示，捷克1990年是11209美元，2010年则达到25232美元；匈牙利则从8778美元上升到19764美元；波兰从5473升到19059美元；俄罗斯从9119升为18963美元；就连经历过战火的塞尔维亚，人均购买力GDP都从1997年的6407美元（最早可得的数据）上升为11719美元……也就是说，过去20年，大多中东欧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准基本实现了翻番。中国由于起点低，经济增长当然更快，但是即使如此，2010年中国的人均购买力GDP仍然只有6828美元，远不足以骄傲地“一览众山小”。
更关键的是，中东欧的经济发展没有带来急剧的贫富分化。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来看，中国近年的基尼指数达到0.48左右，但是相比之下，捷克的基尼指数是0.26（2005年），匈牙利0.25（2009年），波兰0.35（2005年），罗马尼亚0.32（2008年），塞尔维亚0.26（2008年）……可以说，除了俄罗斯这个“特例”（2009年达0.43），中东欧地区尽管市场转型，依然属于地球上最平等的地区之一。
成见之二是，转型之后议会政治“吵吵嚷嚷”，政党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不安。不错，走向议会政治之后，中东欧各国走向了多党政治。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都已经经历了几次不同政党之间的权力更迭。但多党政治是否就一定会导致过度的社会动员，造成社会动荡？未必。固然，有了议会政治，媒体上会多出议员们吵架甚至打架的不雅画面，但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矛盾是必然的，那么把矛盾放到议会这个“容器”里让官员帮助百姓打“代理战争”，可能反而比让矛盾遍地开花要好。毕竟，议员们在议会里相互吹胡子瞪眼，总好过民众今天浇汽油自焚表达利益诉求、明天拿着刀去警察局砍人。事实上，根据“政治不稳定指数”2007年的排名，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政治相当稳定：捷克的稳定性排在日本前面，波兰排在英国前面，白俄罗斯排在美国前面，匈牙利排在希腊前面。即使是乌克兰式的颜色革命曾经伴随着社会冲突的加剧，但冲突最后还是以一种“体制内”的方式和平解决——而和平地解决政治冲突，是民主相对稳固的一个显著标志。南斯拉夫式的内战流血固然触目惊心，但其中的矛盾源远流长，米舍洛维奇煽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也早在转型之前，恐非一个民主转型可以全盘解释。
成见之三，则是我们多年来对“休克疗法”不由分说的批判，对“渐进改革”不由分说的拥抱。长期以来，一提到苏东改革，我们就想起休克疗法，而一提到休克疗法，我们就摇头叹息。金雁以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告诉我们：爱沙尼亚的改革很“休克”，但是它发展得很不错；白俄罗斯的改革很“渐进”，但是它发展得要慢的多；乌克兰从来没“休克”过，但是它的转型经济上几乎可以说是最失败；俄罗斯被视为“休克”的典型，但是它只适用过休克政策不到一年……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我们难以以“休克还是渐进”来鉴别改革的成败。在金雁的分析里，各个国家的历史遗产和改革原初状态，往往比分析其改革速度更有解释力。
事实上，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金雁指出，由于民主的政治框架，真正的休克疗法很难出台和推行。强大的工会力量和民主的讨价还价过程，使得多数中东欧国家改革进程“淅淅沥沥”。波兰的格但斯克造船厂私有化谈了五年，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矿私有化谈了十二年，捷克的克劳斯据说是标准的新自由主义者，但其执政期间只能推行高税收高福利、反兼并反破产的政策。所以20年改革下来，多数中东欧国家没有改成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倒是改成了“福利国家”。相比之下，中国某些地方一个市长或者厂长，一拍大腿就可以卖掉一个企业或产业的做法，反倒是显得更“休克”。
摘下有色眼镜观察他国并不容易，因为我们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想当然”。也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怎么看待他国，而是怎么看待自己。其实中东欧国家现在肯定还存在诸多问题：超前的福利政策可能导致寅吃卯粮的财政危机、经济对外的高度依赖性使得它在金融危机面前格外脆弱、某些国家极右翼政党的兴起令人担心种族主义的复苏、一些国家的选举争端让人忧虑民主是否在该地区已经稳固……但是，任何“正常”的国家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因为中东欧国家的问题而忽略其进步与发展，甚至以之为借口对自己的改革固步自封，就既是对他国的不公平，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了。也许从《从东欧到新欧洲》这本书开始，我们思考苏东转型时，思考的就不应当仅仅是其“教训”，而且也应该是其“经验”了。
刘瑜 剑桥大学讲师、哈佛大学博士后。
http://rendaliuyu.blog.163.com/blog/static/10983454120118893421/
给金雁老师《从东欧到新欧洲》一书的书评
载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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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外交季刊》登过一篇文章“一个正常的国家”，作者是学者Andrei Shleifer和Daniel Triesman。他们针对当时西方媒体、学者和政治家将俄罗斯的情况描述得一团漆黑的情况，试图论证俄罗斯的情况虽然不那么好，但其实也不那么糟，是个“经济中等、政治凑合”的“正常国家”。之所以那么多人唱衰俄罗斯，大约一则是因为很多人还是把注意力停留在俄罗斯刚开始转型的那几年，二则因为苏联的历史地位，人们对俄罗斯的预期太高，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它。
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俄罗斯——乃至转型后的中东欧地区的，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媒体和学界谈到转型后的前苏东地区，也是条件反射般地将它与“乱”、“崩溃”、“衰退”、“动荡”、“教训”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很多中国人的脑海里，因为苏东的经历，“转型”成了“狼来了”里面的那个“狼”。
金雁的新书《从“东欧”到“新欧洲”》就是试图帮我们摘下有色眼镜，“用发展的眼光”，去观察和了解一个正常化的中东欧。换句话说，这是一本挑战迷思、破除成见的书。
成见之一就是转型之后，中东欧各国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民不聊生。由于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动和贸易体系的重组，很多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初期的确经历过经济萧条、通胀飙升的阶段，但是转型的阵痛在90年代中期之后逐步让位于正常的发展。事实上过去十多年，除了金融危机时期和个别国家，大多中东欧国家都经历了相对高速的增长。比如，就人均购买力GDP来说，世行数据显示，捷克1990年是11209美元，2010年则达到25232美元；匈牙利则从8778美元上升到19764美元；波兰从5473升到19059美元；俄罗斯从9119升为18963美元；就连经历过战火的塞尔维亚，人均购买力GDP都从1997年的6407美元（最早可得的数据）上升为11719美元……也就是说，过去20年，大多中东欧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准基本实现了翻番。中国由于起点低，经济增长当然更快，但是即使如此，2010年中国的人均购买力GDP仍然只有6828美元，远不足以骄傲地“一览众山小”。
更关键的是，中东欧的经济发展没有带来急剧的贫富分化。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来看，中国近年的基尼指数达到0.48左右，但是相比之下，捷克的基尼指数是0.26（2005年），匈牙利0.25（2009年），波兰0.35（2005年），罗马尼亚0.32（2008年），塞尔维亚0.26（2008年）……可以说，除了俄罗斯这个“特例”（2009年达0.43），中东欧地区尽管市场转型，依然属于地球上最平等的地区之一。
成见之二是，转型之后议会政治“吵吵嚷嚷”，政党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不安。不错，走向议会政治之后，中东欧各国走向了多党政治。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都已经经历了几次不同政党之间的权力更迭。但多党政治是否就一定会导致过度的社会动员，造成社会动荡？未必。固然，有了议会政治，媒体上会多出议员们吵架甚至打架的不雅画面，但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矛盾是必然的，那么把矛盾放到议会这个“容器”里让官员帮助百姓打“代理战争”，可能反而比让矛盾遍地开花要好。毕竟，议员们在议会里相互吹胡子瞪眼，总好过民众今天浇汽油自焚表达利益诉求、明天拿着刀去警察局砍人。事实上，根据“政治不稳定指数”2007年的排名，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政治相当稳定：捷克的稳定性排在日本前面，波兰排在英国前面，白俄罗斯排在美国前面，匈牙利排在希腊前面。即使是乌克兰式的颜色革命曾经伴随着社会冲突的加剧，但冲突最后还是以一种“体制内”的方式和平解决——而和平地解决政治冲突，是民主相对稳固的一个显著标志。南斯拉夫式的内战流血固然触目惊心，但其中的矛盾源远流长，米舍洛维奇煽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也早在转型之前，恐非一个民主转型可以全盘解释。
成见之三，则是我们多年来对“休克疗法”不由分说的批判，对“渐进改革”不由分说的拥抱。长期以来，一提到苏东改革，我们就想起休克疗法，而一提到休克疗法，我们就摇头叹息。金雁以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告诉我们：爱沙尼亚的改革很“休克”，但是它发展得很不错；白俄罗斯的改革很“渐进”，但是它发展得要慢的多；乌克兰从来没“休克”过，但是它的转型经济上几乎可以说是最失败；俄罗斯被视为“休克”的典型，但是它只适用过休克政策不到一年……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我们难以以“休克还是渐进”来鉴别改革的成败。在金雁的分析里，各个国家的历史遗产和改革原初状态，往往比分析其改革速度更有解释力。
事实上，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金雁指出，由于民主的政治框架，真正的休克疗法很难出台和推行。强大的工会力量和民主的讨价还价过程，使得多数中东欧国家改革进程“淅淅沥沥”。波兰的格但斯克造船厂私有化谈了五年，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矿私有化谈了十二年，捷克的克劳斯据说是标准的新自由主义者，但其执政期间只能推行高税收高福利、反兼并反破产的政策。所以20年改革下来，多数中东欧国家没有改成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倒是改成了“福利国家”。相比之下，中国某些地方一个市长或者厂长，一拍大腿就可以卖掉一个企业或产业的做法，反倒是显得更“休克”。
摘下有色眼镜观察他国并不容易，因为我们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想当然”。也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怎么看待他国，而是怎么看待自己。其实中东欧国家现在肯定还存在诸多问题：超前的福利政策可能导致寅吃卯粮的财政危机、经济对外的高度依赖性使得它在金融危机面前格外脆弱、某些国家极右翼政党的兴起令人担心种族主义的复苏、一些国家的选举争端让人忧虑民主是否在该地区已经稳固……但是，任何“正常”的国家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因为中东欧国家的问题而忽略其进步与发展，甚至以之为借口对自己的改革固步自封，就既是对他国的不公平，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了。也许从《从东欧到新欧洲》这本书开始，我们思考苏东转型时，思考的就不应当仅仅是其“教训”，而且也应该是其“经验”了。
刘瑜 剑桥大学讲师、哈佛大学博士后。
http://rendaliuyu.blog.163.com/blog/static/10983454120118893421/
载于《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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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外交季刊》登过一篇文章“一个正常的国家”，作者是学者Andrei Shleifer和Daniel Triesman。他们针对当时西方媒体、学者和政治家将俄罗斯的情况描述得一团漆黑的情况，试图论证俄罗斯的情况虽然不那么好，但其实也不那么糟，是个“经济中等、政治凑合”的“正常国家”。之所以那么多人唱衰俄罗斯，大约一则是因为很多人还是把注意力停留在俄罗斯刚开始转型的那几年，二则因为苏联的历史地位，人们对俄罗斯的预期太高，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它。
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俄罗斯——乃至转型后的中东欧地区的，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媒体和学界谈到转型后的前苏东地区，也是条件反射般地将它与“乱”、“崩溃”、“衰退”、“动荡”、“教训”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很多中国人的脑海里，因为苏东的经历，“转型”成了“狼来了”里面的那个“狼”。
金雁的新书《从“东欧”到“新欧洲”》就是试图帮我们摘下有色眼镜，“用发展的眼光”，去观察和了解一个正常化的中东欧。换句话说，这是一本挑战迷思、破除成见的书。
成见之一就是转型之后，中东欧各国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民不聊生。由于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动和贸易体系的重组，很多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初期的确经历过经济萧条、通胀飙升的阶段，但是转型的阵痛在90年代中期之后逐步让位于正常的发展。事实上过去十多年，除了金融危机时期和个别国家，大多中东欧国家都经历了相对高速的增长。比如，就人均购买力GDP来说，世行数据显示，捷克1990年是11209美元，2010年则达到25232美元；匈牙利则从8778美元上升到19764美元；波兰从5473升到19059美元；俄罗斯从9119升为18963美元；就连经历过战火的塞尔维亚，人均购买力GDP都从1997年的6407美元（最早可得的数据）上升为11719美元……也就是说，过去20年，大多中东欧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准基本实现了翻番。中国由于起点低，经济增长当然更快，但是即使如此，2010年中国的人均购买力GDP仍然只有6828美元，远不足以骄傲地“一览众山小”。
更关键的是，中东欧的经济发展没有带来急剧的贫富分化。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来看，中国近年的基尼指数达到0.48左右，但是相比之下，捷克的基尼指数是0.26（2005年），匈牙利0.25（2009年），波兰0.35（2005年），罗马尼亚0.32（2008年），塞尔维亚0.26（2008年）……可以说，除了俄罗斯这个“特例”（2009年达0.43），中东欧地区尽管市场转型，依然属于地球上最平等的地区之一。
成见之二是，转型之后议会政治“吵吵嚷嚷”，政党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不安。不错，走向议会政治之后，中东欧各国走向了多党政治。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都已经经历了几次不同政党之间的权力更迭。但多党政治是否就一定会导致过度的社会动员，造成社会动荡？未必。固然，有了议会政治，媒体上会多出议员们吵架甚至打架的不雅画面，但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矛盾是必然的，那么把矛盾放到议会这个“容器”里让官员帮助百姓打“代理战争”，可能反而比让矛盾遍地开花要好。毕竟，议员们在议会里相互吹胡子瞪眼，总好过民众今天浇汽油自焚表达利益诉求、明天拿着刀去警察局砍人。事实上，根据“政治不稳定指数”2007年的排名，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政治相当稳定：捷克的稳定性排在日本前面，波兰排在英国前面，白俄罗斯排在美国前面，匈牙利排在希腊前面。即使是乌克兰式的颜色革命曾经伴随着社会冲突的加剧，但冲突最后还是以一种“体制内”的方式和平解决——而和平地解决政治冲突，是民主相对稳固的一个显著标志。南斯拉夫式的内战流血固然触目惊心，但其中的矛盾源远流长，米舍洛维奇煽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也早在转型之前，恐非一个民主转型可以全盘解释。
成见之三，则是我们多年来对“休克疗法”不由分说的批判，对“渐进改革”不由分说的拥抱。长期以来，一提到苏东改革，我们就想起休克疗法，而一提到休克疗法，我们就摇头叹息。金雁以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告诉我们：爱沙尼亚的改革很“休克”，但是它发展得很不错；白俄罗斯的改革很“渐进”，但是它发展得要慢的多；乌克兰从来没“休克”过，但是它的转型经济上几乎可以说是最失败；俄罗斯被视为“休克”的典型，但是它只适用过休克政策不到一年……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我们难以以“休克还是渐进”来鉴别改革的成败。在金雁的分析里，各个国家的历史遗产和改革原初状态，往往比分析其改革速度更有解释力。
事实上，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金雁指出，由于民主的政治框架，真正的休克疗法很难出台和推行。强大的工会力量和民主的讨价还价过程，使得多数中东欧国家改革进程“淅淅沥沥”。波兰的格但斯克造船厂私有化谈了五年，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矿私有化谈了十二年，捷克的克劳斯据说是标准的新自由主义者，但其执政期间只能推行高税收高福利、反兼并反破产的政策。所以20年改革下来，多数中东欧国家没有改成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倒是改成了“福利国家”。相比之下，中国某些地方一个市长或者厂长，一拍大腿就可以卖掉一个企业或产业的做法，反倒是显得更“休克”。
摘下有色眼镜观察他国并不容易，因为我们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想当然”。也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怎么看待他国，而是怎么看待自己。其实中东欧国家现在肯定还存在诸多问题：超前的福利政策可能导致寅吃卯粮的财政危机、经济对外的高度依赖性使得它在金融危机面前格外脆弱、某些国家极右翼政党的兴起令人担心种族主义的复苏、一些国家的选举争端让人忧虑民主是否在该地区已经稳固……但是，任何“正常”的国家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因为中东欧国家的问题而忽略其进步与发展，甚至以之为借口对自己的改革固步自封，就既是对他国的不公平，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了。也许从《从东欧到新欧洲》这本书开始，我们思考苏东转型时，思考的就不应当仅仅是其“教训”，而且也应该是其“经验”了。
刘瑜 剑桥大学讲师、哈佛大学博士后。
http://rendaliuyu.blog.163.com/blog/static/1098345412011889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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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外交季刊》登过一篇文章“一个正常的国家”，作者是学者Andrei Shleifer和Daniel Triesman。他们针对当时西方媒体、学者和政治家将俄罗斯的情况描述得一团漆黑的情况，试图论证俄罗斯的情况虽然不那么好，但其实也不那么糟，是个“经济中等、政治凑合”的“正常国家”。之所以那么多人唱衰俄罗斯，大约一则是因为很多人还是把注意力停留在俄罗斯刚开始转型的那几年，二则因为苏联的历史地位，人们对俄罗斯的预期太高，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它。
不能以“平常心”来看待俄罗斯——乃至转型后的中东欧地区的，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媒体和学界谈到转型后的前苏东地区，也是条件反射般地将它与“乱”、“崩溃”、“衰退”、“动荡”、“教训”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很多中国人的脑海里，因为苏东的经历，“转型”成了“狼来了”里面的那个“狼”。
金雁的新书《从“东欧”到“新欧洲”》就是试图帮我们摘下有色眼镜，“用发展的眼光”，去观察和了解一个正常化的中东欧。换句话说，这是一本挑战迷思、破除成见的书。
成见之一就是转型之后，中东欧各国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民不聊生。由于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动和贸易体系的重组，很多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初期的确经历过经济萧条、通胀飙升的阶段，但是转型的阵痛在90年代中期之后逐步让位于正常的发展。事实上过去十多年，除了金融危机时期和个别国家，大多中东欧国家都经历了相对高速的增长。比如，就人均购买力GDP来说，世行数据显示，捷克1990年是11209美元，2010年则达到25232美元；匈牙利则从8778美元上升到19764美元；波兰从5473升到19059美元；俄罗斯从9119升为18963美元；就连经历过战火的塞尔维亚，人均购买力GDP都从1997年的6407美元（最早可得的数据）上升为11719美元……也就是说，过去20年，大多中东欧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准基本实现了翻番。中国由于起点低，经济增长当然更快，但是即使如此，2010年中国的人均购买力GDP仍然只有6828美元，远不足以骄傲地“一览众山小”。
更关键的是，中东欧的经济发展没有带来急剧的贫富分化。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来看，中国近年的基尼指数达到0.48左右，但是相比之下，捷克的基尼指数是0.26（2005年），匈牙利0.25（2009年），波兰0.35（2005年），罗马尼亚0.32（2008年），塞尔维亚0.26（2008年）……可以说，除了俄罗斯这个“特例”（2009年达0.43），中东欧地区尽管市场转型，依然属于地球上最平等的地区之一。
成见之二是，转型之后议会政治“吵吵嚷嚷”，政党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不安。不错，走向议会政治之后，中东欧各国走向了多党政治。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都已经经历了几次不同政党之间的权力更迭。但多党政治是否就一定会导致过度的社会动员，造成社会动荡？未必。固然，有了议会政治，媒体上会多出议员们吵架甚至打架的不雅画面，但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矛盾是必然的，那么把矛盾放到议会这个“容器”里让官员帮助百姓打“代理战争”，可能反而比让矛盾遍地开花要好。毕竟，议员们在议会里相互吹胡子瞪眼，总好过民众今天浇汽油自焚表达利益诉求、明天拿着刀去警察局砍人。事实上，根据“政治不稳定指数”2007年的排名，大多数中东欧国家政治相当稳定：捷克的稳定性排在日本前面，波兰排在英国前面，白俄罗斯排在美国前面，匈牙利排在希腊前面。即使是乌克兰式的颜色革命曾经伴随着社会冲突的加剧，但冲突最后还是以一种“体制内”的方式和平解决——而和平地解决政治冲突，是民主相对稳固的一个显著标志。南斯拉夫式的内战流血固然触目惊心，但其中的矛盾源远流长，米舍洛维奇煽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也早在转型之前，恐非一个民主转型可以全盘解释。
成见之三，则是我们多年来对“休克疗法”不由分说的批判，对“渐进改革”不由分说的拥抱。长期以来，一提到苏东改革，我们就想起休克疗法，而一提到休克疗法，我们就摇头叹息。金雁以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告诉我们：爱沙尼亚的改革很“休克”，但是它发展得很不错；白俄罗斯的改革很“渐进”，但是它发展得要慢的多；乌克兰从来没“休克”过，但是它的转型经济上几乎可以说是最失败；俄罗斯被视为“休克”的典型，但是它只适用过休克政策不到一年……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我们难以以“休克还是渐进”来鉴别改革的成败。在金雁的分析里，各个国家的历史遗产和改革原初状态，往往比分析其改革速度更有解释力。
事实上，在大多数中东欧国家，金雁指出，由于民主的政治框架，真正的休克疗法很难出台和推行。强大的工会力量和民主的讨价还价过程，使得多数中东欧国家改革进程“淅淅沥沥”。波兰的格但斯克造船厂私有化谈了五年，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矿私有化谈了十二年，捷克的克劳斯据说是标准的新自由主义者，但其执政期间只能推行高税收高福利、反兼并反破产的政策。所以20年改革下来，多数中东欧国家没有改成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倒是改成了“福利国家”。相比之下，中国某些地方一个市长或者厂长，一拍大腿就可以卖掉一个企业或产业的做法，反倒是显得更“休克”。
摘下有色眼镜观察他国并不容易，因为我们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想当然”。也许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怎么看待他国，而是怎么看待自己。其实中东欧国家现在肯定还存在诸多问题：超前的福利政策可能导致寅吃卯粮的财政危机、经济对外的高度依赖性使得它在金融危机面前格外脆弱、某些国家极右翼政党的兴起令人担心种族主义的复苏、一些国家的选举争端让人忧虑民主是否在该地区已经稳固……但是，任何“正常”的国家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因为中东欧国家的问题而忽略其进步与发展，甚至以之为借口对自己的改革固步自封，就既是对他国的不公平，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了。也许从《从东欧到新欧洲》这本书开始，我们思考苏东转型时，思考的就不应当仅仅是其“教训”，而且也应该是其“经验”了。
刘瑜 剑桥大学讲师、哈佛大学博士后。
http://rendaliuyu.blog.163.com/blog/static/10983454120118893421/
不了解，没发言权。好吧，即便如此，不想让我想当然，那就不要对我坚持的想当然。
希望美帝能以正常的眼光看待中国就可以了，
西方的小政府大社会可是很有内涵的东西，
西方的小政府大社会可是很有内涵的东西，
看过那本书，对有些数据怀疑。看将来吧！
现在谁还关心东欧，等同于消失了一样。
很想知道这些国家是怎么看待 以前 和 现在的
多角度看问题是不错。
不过从这篇文章来看，可能有些矫枉过正。
第一，除了金融危机的时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在稳步发展。毕竟现在这个世界，和平和发展还是主流。东欧国家获得发展，并不意外。我们也从来没有认为东欧国家在发生剧变之后就停滞了。只是对激进的“休克疗法”，让很多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失去了10年宝贵的时间感到惋惜。在改革方式上是不是应该有其他的路可以走？这才是我们的疑问。需要学习的地方。
所有东欧国家加起来，面积，人口都无法和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相提并论。小如爱沙尼亚这样的国家，充其量能和中国的一个省相比较。地域面积小，人口少。这样的国家，单靠单一产业就能让国民过上不错的生活。看看懒散如南欧希腊这样的国家。如果不是金融危机引发的主权国家信用危机。仅仅依靠旅游业，国民就已经过的优哉游哉了。而地处北欧，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在国家独立以及改革所带来的活力，使他们更愿意去做些什么事情。就如同我们建国初期的50-60年代。所以他们的发展是必然的。小国寡民通过”休克疗法“使国家迅速转型，可以适用于他们。可是对于俄罗斯这样庞大的国家，”休克疗法“带来的恶果，至今仍在。
第二，既然文中也提到了任何国家的改革都需要考虑其自身的文化特点。那结合整个欧洲的文化历史来看。西方人相对东方人来说更注重“契约”，而从契约精神延伸出来的“宪政”，“议会政治”显然更符合西方人的文化传统。即使是在剧变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施行的就是议会制。“苏维埃”的俄语含义就是证明。只不过这个议会活力不足。因此，东欧国家在改革之后的议会制，并没有根本的变化。而中国，从文化传统上更趋向“人治”。真正的“议会制“从民国才具雏形。至今不过80年。这样的，从根本上改变人们意识，习惯的改革，所需的时间更长，道路也更坎坷。出错也在所难免。我们中国就是看到了这些困难，为了避免大的动荡，浪费宝贵的发展时间，才在改革的力度，广度，深度上显得小心谨慎。
正是因为中国的巨大，带来了改革在各个方面的不足，文中提到的某厂，某省一排大腿决定卖厂卖业的事情的确存在。但是，种种这些并不是ZF、特别是中央ZF做希望看到的。这些就是FB。是我们一直坚决反对的。如何根除这些顽疾，是需要不断探索的。绝不是简简单单一句MZ,ZY,议会制就可以解决的。
另外，文中用议员在议会争吵和自焚，砍警察来说明议会制的优越，显得眼界十分的狭小。
“议会制”是法制的基础
是希望通过议会这个权力机构是权力分散。避免出现“国王”这样及所有权力于一身的“人”的出现。
由来自各个阶层的议员，通过激烈的争论使国家的各项法律，制度符合大多数国民的利益。而一旦讨论得出结果，形成法律。契约就形成了。任何人都要遵循这个契约。在没有新的法律出现前。不符合法律的行为都将追究其责任。如果出现了新矛盾，而旧有的法律无法解决，就需要根据情况修改或从新指定法律。而拥有这个权利的是议会不再是一个”人“。这才是议会制MZ相对封建制度先进的地方。用法制代替人治
自焚，是自身利益受到侵害，而采取的过激行为。我们可以为当事人惋惜，可以痛斥FB，可以呼吁尽快修改和指定法律。但这和议会制毫无关系。
而砍警察，则不必说。明显违反法律，违反道德。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伤人或杀人都是不被允许。这也和议会制毫无关系。
难道“议会制”国家就没有人用过激手段来表达诉求了么？他们也许不自焚不砍警察。他们可能会枪杀同事，枪杀同学。这和自焚，砍警察性质完全一样。只是手段更高级，后果更严重。
其实，中国人从来都没有用有色眼镜看待东欧的改革。我们一直在学习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总结别人的教训。避免我们走更多的弯路。文中提到的书我还没有看过。有时间可以买回来读一读。
不过从这篇文章来看，可能有些矫枉过正。
第一，除了金融危机的时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在稳步发展。毕竟现在这个世界，和平和发展还是主流。东欧国家获得发展，并不意外。我们也从来没有认为东欧国家在发生剧变之后就停滞了。只是对激进的“休克疗法”，让很多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失去了10年宝贵的时间感到惋惜。在改革方式上是不是应该有其他的路可以走？这才是我们的疑问。需要学习的地方。
所有东欧国家加起来，面积，人口都无法和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相提并论。小如爱沙尼亚这样的国家，充其量能和中国的一个省相比较。地域面积小，人口少。这样的国家，单靠单一产业就能让国民过上不错的生活。看看懒散如南欧希腊这样的国家。如果不是金融危机引发的主权国家信用危机。仅仅依靠旅游业，国民就已经过的优哉游哉了。而地处北欧，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在国家独立以及改革所带来的活力，使他们更愿意去做些什么事情。就如同我们建国初期的50-60年代。所以他们的发展是必然的。小国寡民通过”休克疗法“使国家迅速转型，可以适用于他们。可是对于俄罗斯这样庞大的国家，”休克疗法“带来的恶果，至今仍在。
第二，既然文中也提到了任何国家的改革都需要考虑其自身的文化特点。那结合整个欧洲的文化历史来看。西方人相对东方人来说更注重“契约”，而从契约精神延伸出来的“宪政”，“议会政治”显然更符合西方人的文化传统。即使是在剧变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施行的就是议会制。“苏维埃”的俄语含义就是证明。只不过这个议会活力不足。因此，东欧国家在改革之后的议会制，并没有根本的变化。而中国，从文化传统上更趋向“人治”。真正的“议会制“从民国才具雏形。至今不过80年。这样的，从根本上改变人们意识，习惯的改革，所需的时间更长，道路也更坎坷。出错也在所难免。我们中国就是看到了这些困难，为了避免大的动荡，浪费宝贵的发展时间，才在改革的力度，广度，深度上显得小心谨慎。
正是因为中国的巨大，带来了改革在各个方面的不足，文中提到的某厂，某省一排大腿决定卖厂卖业的事情的确存在。但是，种种这些并不是ZF、特别是中央ZF做希望看到的。这些就是FB。是我们一直坚决反对的。如何根除这些顽疾，是需要不断探索的。绝不是简简单单一句MZ,ZY,议会制就可以解决的。
另外，文中用议员在议会争吵和自焚，砍警察来说明议会制的优越，显得眼界十分的狭小。
“议会制”是法制的基础
是希望通过议会这个权力机构是权力分散。避免出现“国王”这样及所有权力于一身的“人”的出现。
由来自各个阶层的议员，通过激烈的争论使国家的各项法律，制度符合大多数国民的利益。而一旦讨论得出结果，形成法律。契约就形成了。任何人都要遵循这个契约。在没有新的法律出现前。不符合法律的行为都将追究其责任。如果出现了新矛盾，而旧有的法律无法解决，就需要根据情况修改或从新指定法律。而拥有这个权利的是议会不再是一个”人“。这才是议会制MZ相对封建制度先进的地方。用法制代替人治
自焚，是自身利益受到侵害，而采取的过激行为。我们可以为当事人惋惜，可以痛斥FB，可以呼吁尽快修改和指定法律。但这和议会制毫无关系。
而砍警察，则不必说。明显违反法律，违反道德。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伤人或杀人都是不被允许。这也和议会制毫无关系。
难道“议会制”国家就没有人用过激手段来表达诉求了么？他们也许不自焚不砍警察。他们可能会枪杀同事，枪杀同学。这和自焚，砍警察性质完全一样。只是手段更高级，后果更严重。
其实，中国人从来都没有用有色眼镜看待东欧的改革。我们一直在学习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总结别人的教训。避免我们走更多的弯路。文中提到的书我还没有看过。有时间可以买回来读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