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唤历史达人，历史人物的局限性和错误区分的标准是什么 ...

历史局限性与错误不是一个概念。所谓历史的局限性，是指历史人物由于其所处的时代的各种客观因素的限制而造成的自身认识、行动的局限，而这个“局限”的标准，是以我们今人的眼光来限定的。比如我们认为孙中山有局限性，是以今人对民主革命的标准来说的。今人对民主革命的理解，应当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力军的，以根本变革落后的旧的生产关系及附着于其上的旧的上层建筑为根本目的的运动。在1924年以前，孙对民主革命的理解就是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当然还有进行土地改革等内容。再细分一下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孙的革命观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辛亥革命之前，这一时期孙的革命观我个人认为更趋向于民族主义，或者称汉族主义，他所进行的反清革命虽然是以建立共和国为目的的，但是显然受到了当时反满兴汉思想的巨大影响，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清帝退位之后，孙第二天就带领南京临时政府要员们一起祭拜明孝陵，一个以创立共和国为理想的革命家，却去隆重祭奠一位封建帝王，这不能不说是孙民族主义重于民主主义的一个体现。第二阶段是辛亥革命之后到1924年以前，这一时期孙的革命观我个人认为是民主主义为主，但是这个民主主义主要限于恢复《临时约法》。谁拥护《临时约法》（哪怕只是口头上的），孙就认为其是革命的同志，反之则是敌人，于是就出现了拉一派军阀打一派军阀的局面，直到最后陈炯明的一顿大炮才把他轰回了现实。至于1924年之后的孙的革命观，很明显已经收到了苏联的影响。苏俄革命的特点，是以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党为中心，领导和发动广大工农群众，以正规的革命武装对反革命武装，以暴力形式夺取政权。不管这一模式是否符合民主革命的精神（这个问题至今还有人在争论），但显然，和孙之前的革命观与革命路线比，已经是强了太多了。于是才有了孙在革命观上的脱胎换骨，也才有了新三民主义，才有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才有了具有苏俄特点的新的国民党，才有了具有党军色彩的国民革命军，才有了后来国民党对中国的统治。可见，无论是孙从1894到1912年的革命观，还是从1913到1922年的革命观，都受限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环境，以及他本人的眼界和见识。如果没有1923年以后苏俄与中共的帮助，孙的历史也许就真的只能以一个悲剧性的类似意大利的马志尼那样的角色而告终了，而绝不会有后来被尊为国父的崇高地位了（国父是国民党给其的尊号，没有国民党的上台，自然也就不会有这个尊号了）。

所以我们说，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必然有其局限性。马克思早年也曾经是一个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拥护者；青年毛泽东也曾鼓吹无政府主义，鼓吹湖南独立。这就说明，没有什么历史人物是一生下来就确立了世界观的，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以及行动，都是由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环境造成的。而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因此前人所说的、所做的，永远也不可能完全符合我们今人的标准，也就永远都有局限性。至于我们今人，在未来也同样会被后人们看出身上的局限性来，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律。但是，正如我们不能因为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提出“共妻”就否定他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意义，不能因为牛顿的古典力学体系存在巨大缺陷就否认他的古典力学体系的伟大意义一样，我们不能因为前人身上的必然的历史局限性就认为他们是“错误的”，是“荒谬的”，是要被全盘否定的。人类历史的进步，是由一代代人共同创造出来的，没有前人的积累，就没有后人的成果。我们能够指出前人的局限性，恰恰证明了历史的进步，证明了我们与前人的历史联系。正视这种联系，客观分析前人的局限性，是我们面对历史应取的态度。

其实，我看了楼主的问题，就知道由水之秋兄回答最好了。

但又不敢说，怕被人当成是强迫下任务。

回复 2# 水之秋
谢谢！这位朋友肯定是历史达人，讲历史局限性很深刻。只是对历史人物的历史局限性和错误的区别标准没有正面论述。比如袁世凯称帝，这个算他的历史局限性呢还是算他的错误？

回复 4# f7fs

呵呵，可能是我疏忽了，这个区别没讲明白。历史局限性我上面已经说了，所谓“错误”再来多说两句。

其实，“错误”与“正确”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存在绝对的“错误”，也不存在绝对的“正确”。我们今人所认为的“错误”或“正确”，往往是从我们今人的标准出发的。比如说你提到的袁世凯的称帝这个问题，从我们今人的角度看，他的这个举动是错误的，是逆民主共和的潮流而动的，但是就当时人看来，袁的举动未必就一定是错误的。尽管我们知道，在袁称帝时，有许多人起而讨伐，申明是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但是同样有很多人认为袁称帝没什么不对，因为他们认为君主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更何况袁要搞的帝制也未必就是满清一样的君主专制政体（因为洪宪王朝时间太短，也没有搞一部宪法出来，所以无从得知袁所要搞的政体究竟是什么，今人所猜测的专制政体或者立宪政体其实都没太多依据）。我们后人一般把所谓“筹安六君子”看做是逢迎袁世凯的小人，但我看这些人并不一定全是如此。事实上，从19世纪末开始，君主立宪的主张在中国就很有市场，因此才会有20世纪初革命派与改良派（历史书上所称的改良派其实也属于立宪派）的三场大论战。只是因为后来清廷推行的“预备立宪”被证明是一场骗局，才最终让立宪派放弃了对清廷的幻想，而这也是辛亥革命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清廷被推翻，不代表立宪派就彻底放弃了君主立宪的立场。在他们看来，拥立袁世凯这样一个汉人皇帝，实行君主立宪，可能比搞那种空中楼阁式的民主共和制要符合实际得多。因此他们支持袁世凯称帝也未必全是为了荣华富贵，我想多少还是有政治理想在里面的。

所以，评价如袁世凯称帝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时，我们的态度是否定的，认为他这个举动是“错误”的，是出于我们今人对于当时中国历史潮流的判断。因为我们今人认为，当时的中国的历史潮流应当是民主共和，复辟帝制就是倒退，是反动，因此袁称帝的行为就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行为，是“错误”的，是要否定和批判的。但是，我认为，一件事件是错误还是正确，归根结底还是要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做出回答。而在袁称帝的时候，无论是支持他的，还是反对他的，其实都只是社会上层的一部分人，而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似乎并没有做出他们的回答或反映。尽管辛亥革命的风暴已经吹过了中国大地，但是真正了解和明白这场革命意义的中国人仍然是极少数。尤其是广大的中国农村，除了剪掉了辫子（甚至就连这一点也不是彻底的），依然停留在古代状态中。中国是搞君主制，还是搞共和制，是搞君主专制，还是搞君主立宪，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因此袁世凯称帝这件事，在当时最广大的中国人民心中，恐怕没有一个明确的“错误”或“正确”的判断，这个“错误”的判断，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一部分社会精英和我们后人所给予的定论。

说了这么多，无非是要告诉楼主，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基本上是按照后人的标准来进行的，因此才会出现很多扯皮的事情。如果一定要分清历史局限性和“错误”，我的看法是，也只能是按照我们后人的标准来判断。一条比较简单的评判标准是：假如某个历史人物按照我们今人的标准看总体上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但某些局部不符合我们今人的价值标准，那他就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人物；假如某个历史人物按照我们今人的标准看总体上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当然也不排除他做过一些“正确”的事），那他的行动就是“错误”的。

感谢兄台的指教，只是具体到某件事情，正面历史人物的局限性和错误如何区分？比如孙中山的十年造十万英里铁路的计划，当时几乎人人都知道无法实现，孙中山自己当了真，当然实际一寸没有修。这种即使在当时人人都知道脱离实际的事情，算孙的局限性还是错误？

呵呵，这个问题请参照我上面最后列出的简单原则。两点提示：第一，在中国大修铁路是顺历史潮流还是逆历史潮流？第二，孙的这个计划之所以被称为空想，原因有哪些？
楼主很爱思考，也很聪明，我想，看了这两点提示和上面给出的简单原则，你应该能明白怎样评价了。

现在公认是错的，但是在当时大多数人不认为是错的，这种错误就可以叫做历史局限性

LS兄台，是否能够说如果当时多数人都认为是错的（现在看来也是错的），还那样做，就算错误？

呵呵，这个结论可未必能这么下。我说了，按我们今人的标准看是错的，那就是错的，但是不能再兼顾当时人的看法，因为有时候真理是站在少数人那一边的。就像袁世凯那个例子，你能说当时人有多少人认为他一定是错的呢？事实上，认为他错或者对的都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根本不会关心北京城里那一出闹剧。所以，我觉得，要简单一点的话，最好还是只从今人的标准看，否则会很复杂，很扯皮的。

呵呵，这个结论可未必能这么下。我说了，按我们今人的标准看是错的，那就是错的，但是不能再兼顾当时人的看法，因为有时候真理是站在少数人那一边的。就像袁世凯那个例子，你能说当时人有多少人认为他一定是错的呢？事实上，认为他错或者对的都是少数人，大多数人根本不会关心北京城里那一出闹剧。所以，我觉得，要简单一点的话，最好还是只从今人的标准看，否则会很复杂，很扯皮的。

我是这么看的。历史局限性是后人依今天的价值取向去判断历史人物言行中存在的“错误”；错误是历史研究者努力还原那个时代价值取向的情况下，判断历史人物在具体事件中的“错误”。
比如，曹操杀杨修，我们认为是封建独裁者极端专制的表现，作为典型的封建独裁者，这种专制举动体现了曹操的历史局限性——因为不可能要求曹操用现在民主的做法解决杨修的问题——换做是刘备、孙权，他们的处置手段也不外乎关杀徙罢了。而曹操赤壁之战骄傲轻敌、部署失当，无论放在那个时代看还是用当代眼光看，我们都认为那是他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