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举国体制是“恶之花” 李承鹏

举国体制是“恶之花”  
李承鹏

南勇、杨一民绝不是最大的鱼，我们等着最近几天就要浮出水面的他……但他也不是，最大的鱼是举国体制。



一、好孩子，坏官员

1975年1月15日，年仅13岁的南勇奋勇一蹬，以1分57秒30打破了延边州运动大会男子丙组速滑纪录，这样一个光辉的冲刺使他彻底走上了体育之路，由速滑运动员、体委人事司副司长从而足协掌门人。没人想到，2010年1月15日，就在南勇打破第一个纪录的35周年纪念日，他人生的冲刺嘎然而止，晚 21时左右，他与杨一民共同被警方带走。



在恩师王东林老人的回忆中，一个倔强的男孩在月光下刻苦训练，琢磨每一个动作，认真清理滑道上的积雪……1980年考入沈阳体院以后，他很快成为学生会干部，发誓报效祖国、忠诚于体育事业。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国家体委人事司干部处，进入跨世纪人才培养梯队。1997年当中国国家队兵败金州时，他正以人事司副司长身份坐在看台上目睹中国队以2比3负于卡塔尔队。那一天王俊生焦头烂额，而南勇即将以足协副主席、司库的身份进入中国足协。他曾经回忆，“当时的想法，就是要以严明的纪律打造一支中国足球的铁军”。



南勇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线是在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当CCTV记者突然发问三号隋波案到底怎么回事，对中国足球准备不足的他像个雏儿，张口结舌连说了十八个“这个”，公众形象坍塌全无……不知是否这次遭遇让他暗自重铸形象，此后的他一直城府很深，惜字如金，手段果断，用铁腕打造着他属下所有的部门，并拥有所有主席中最丰满的羽翼，时称龙潭湖丙三号“鳌拜”。



很多人说，南头是个好人，工作认真、勇于担当、讲义气、有人缘。请注意称呼，谢主席、龙哥、一民、南头儿。南勇用一个人事司司长的底子和江湖人脉成为中国足协最具实力的一个根株。



杨一民。这个安徽队替补守门员拎着一双破手套来到北京求学，他是知识型体育官员的代表，关于他的人生轨迹，请看他一篇《我与母校》的日记片断：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1978年，我离开专业运动队，负笈求学，来到了对当时的运动员来说是最向往的高等学府——北京体育学院。从此，我也成了首都这个城市中的一员，有机会跨入高等学府深造，振兴国家、民族的使命感从心底里油然而生，催促着我们忘我地学习。



四年本科的一幕幕动人画面，仍旧清晰地闪现在我记忆的脑海中：为了在图书馆争抢到有限的学习位置，每天晚上不到七点钟，图书馆的门口就人满为患，甚至曾因此而将图书馆的大门挤坏。我和同学们就这样如饥似渴，我又有幸迈入研究生部，回想当年情景，仍然心潮澎湃：同学们为了探讨未来中国体育和足球的发展，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有时，为了一个论点争论得面红耳赤；有时，针对时弊，慷慨激昂，拍案而起……“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适逢其时，当足球项目逐渐被国人衷爱、足球热开始掀起时，我仰仗在母校期间的积淀，有幸成为这个领域中的一名专业研究人员；而当足球改革潮起、职业联赛兴起时，我又从教学、研究中投身足球改革行列，成为中国足球管理部门中的一员。时间匆匆而过，我的人生轨迹没有出现很大的起伏。我要感恩的是，继续汲取她的养分，来回报社会，报效祖国。



虽然现在人们开始对杨一民口诛笔伐，但和南勇一样，在他被带走之前那一刻，他还是以懂专业，谦和礼貌，对国际体育潮流了如指掌……等好的口碑。



他们都是好孩子。而且不是一般的好孩子，南勇能以35岁年纪成为国字头机关里、副司级、人事干部，这个职务在那个年代必须是又红又专、严格审查的；杨一民这个乡下孩子，通过求学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后成为博士导，在竞争残酷的足协机关以借调身份成为实力部门的高导主管，如果没有德艺又馨没有思想过硬，全无可能。



但这样的好孩子，终于贪官。就在南杨被带走前一个月，我们在《中国足球内幕》里就对南勇在“爱福克斯”国有资产流失进行详细的披露，得出他和谢亚龙权力博弈才导致了中超监管全盘失控从而给操盘手尤可为们可趁之机的结论。而对于2003年末代甲A那笔高达1200万的黑金传言，以及国足著名的11.17弱智之败，我们也直言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从上至下全方位的关系网，其中制造规则漏洞某位中国足协副主席难辞其咎。



不是马后炮，不是炒作，不是趁火打劫，而是在南杨被带走前一个月披露，提前半个月问市……我们公开表明，寻找大鱼，南杨（其实还有另一位高层）必须对很多事情负责（《北京青年周末》可证）。



可当南杨落马，我们更关心的是，为什么两个好孩子，两个被组织上破格重用的年轻人，最终成为一场浩大腐败案中的关节。南勇、杨一民两朵中国足坛、中国社会的恶之花，为什么会绽开在这个变化中的时代。



所以必须从中国体育的出处，寻找中国足球的出处，举国体制是恶之花的祸端：



二、体制才是恶之花



1978年亚运会，一个美联社记者这样发出电文：“这个国家的足球运动员有一个爱好，他们喜欢把别人前锋的球碰进自家大门，这个做法在他们国内也大行其道，他们叫这是关系球、人情球、政治球。曾经有支日本球队来华访问，中国球员频频照顾对手，这让日本球员不高兴，说——我们什么礼物都可以收，但这样的礼物不能收”……



中国从来没有独立的体育，体育从一开始就是以“锻炼身体、保卫祖国”而存在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体育是用来对抗美帝苏修的，就连中国女排三连冠，也与当时正热播的《霍元甲》是一致的，中国女排是爱国主义教材，而不是体育。这样，作为举国体制必然部份的“中国足球”也将成为爱国主义或者某种泛政治的产物，到了1994年，首次职业联赛甲A就成为每个城市的长官手中的城市名片，它不能输，当一个副省长要求必须拿下全年十一个主场中的十个，俱乐部官员们必然去跟每一个对手做工作，很多时候成功做通工作——因为对手的长官也需要拿下更多的主场以达到城市名片的作用，这时候，名片就成为名骗了。



当时足球省长足球市长足球书记大行其道。尾随其后的是国企、私企、掮客、黑道、红顶商人、御用记者，及至2007年女足世界杯时，有些城市甚至强行动用居委会老太太上看台助阵，助阵奖盒饭；包括去年国庆传出的中国队找博兹瓦纳国家队做工作，以一笔现金获取了比赛胜利，因为这场比赛正值60周年大庆期间，不能输。



当假球黑哨虚假比分拥有高尚的名义，它们都会得到行政部门的默许甚至支持。我们必须从回忆中寻找假赌黑的根源，当1994年亚足联通报中国国家队和辽宁队受贿打假球时，举国暴怒，纷纷谴责亚足联用心险恶攻击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经过隐秘斡旋，维拉潘闭嘴，一段巨大公案按下不表，也为即将开赛的职业足球埋下祸根。



而这一年，中国经济改革和观念正快步前进，互联网首次跟世界接驳联通。足球却因为它的特殊性被保护起来，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正在复苏法制建设的整个社会，不仅记者包括普通老百姓也认为足球不过是一个游戏，当不得真，全然未能正视一个基本事实：职业足球根本不是运动的产物，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这个拥有惊人利益的行业，正因其被保护而走向深渊，私欲横生，官商勾结。



不准说出真相，说出真相者必遭围攻。比如1995年“保卫成都”其实是一场假球，我也曾写过《全兴还有没有血》这样的文章，可是当1999年我在《手起刀不落》进行反思，所有全兴球迷却因为有人道出真相而怒斥，俱乐部断然封杀，这是十八次封杀中的某一次，还有一次就在2001年中国队靠抽出亚洲进军世界杯时，我的一篇《出线不代表一切》遭到全社会的批判，大家认为这破坏了盛宴，大家受不了这个，无论这是不是真话，南勇公然说：李承鹏不喜欢中国足球的胜利。



现在必须正视一个事实：2001年十强赛，中国队到底是怎么出线的，真是靠李宵鹏首开纪录，李玮峰头球救主，郝、范联手进球……吗。这涉及到国际体育组织间的内幕，但中国人应该承认，那不是一次光彩的出线，我们还在狂呼张吉龙是上帝。



在爱国主义和泛政治的掩护下，在举国体制的申张下，中国足球从此走上假赌黑的不归路，非常有尊严的样子。其实不止是足球，全运会上跳水金牌内定路人皆知，当记者询问国家体育局副局长肖天，他竟然连骂三个粗口，因为肖天根本不认为内定金牌有什么错，反而认为记者反动，居然质疑体育总局内定的合理性。



中国足球假赌黑不是个体行为，它是举国体制下的一个变异的蛋，全运会已成权运会，做假会，有些金牌已到了半公开标价的地步，这比足球联赛冠军做得还要刺激。我们不要独立的体育精神，奥林匹克精神本来是要消除国家、民族的隔阂，向自身挑战极限，可在中国被特色化了，最后竟成金钱交易的平台。



马家军从来都没有打破过真正的世界纪录，那些纪录那些冠军是吃药吃出来的，欺骗了国人很多年，可是那时互联网不发达，马家军其实就是周老虎。



三、权力过度集中导致腐败



南杨被带走，韦迪上任，中国政府和公安很包青天，但包青天救不了中国足球。从年维泗更迭到王俊生，从阎世铎更迭到谢亚龙，再到南勇、韦迪，一幕幕非常眼熟，甚至每回都是由一个总局分管领导带着一个面生的人突然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某某下课，某某上课。



只有人事变动，没有体制改革，证明了两个坏人，坏的体制就会变得安全，他们不能打击坏的体制，坏的体制就是以总局为首的他们自己，被带走、被判刑的，只是体制中运气较为不好的那一个。这么多年来，其实是中国足球需要南勇这样的人，再亲手制造了这个人，再毁灭了这个人，在王、阎交替、阎、谢交替，谢、南交替的过程中，南勇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从当初的雏儿变成了鳌拜。这样一个需要+制造+毁灭的公式，杨一民同理，谢亚龙、张吉龙、阎世铎同理。



中国足球水平很差，可是每年直接和间接的足球产业仍高达数十亿，这样巨大利益却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必定形成权力腐败，像爱福克斯只是谢南之间碰了一下头，就定下来了。包括南勇正要对香河基地进行拍卖，包括当年把联赛转播权打包卖给东方卫视，这里面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纠结。



如此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权力机制，本身就是腐败。在公司运作中无法理解，在中国足协却习已为常，对国际上宣称它只是个民间组织，对下宣称是上级派来的司局级的“足管中心”，招商引资时宣称它是中超公司，官+商+行业组织……这就是结构性腐败。



所以很好理解为什么南勇、杨一民（其实还有更多）会腐败了，在监督机制缺席时，贪一千万是很容易的事情，这不是潜规则，是明规则。在《中国足球内幕》里说明了爱福克斯的可笑，等足协发现这是个骗局时才查明：它的服务器在美国德州，公司注册在英国一个小岛，公司所在地在小岛南边一个爱丽镇上，它实际离法国更近，而据说公司人员真正活动地点却在香港，打过去电话早已注销了号码，那个服务器上的流量总共22个，这可能是技术人员安装参测数据时发生的流量。



其实应该去查一下香河基地的账，从它建立之初的经费莫名其妙扩大了数倍，到后来的维护费用，到准备转让它的幕后新闻。这不是一个应该建立的基地，因为处在北方，冬天很难进行训练，足协还得花大钱去南方租场地，每年维护它还得花几千万元……早年中国甲A赚的那些钱，钱陷在这基地了。



在国外，如此巨大的投入必须召开听证会，因为足协是民间组织；即使在朝鲜，这样的项目也得经上级严格审查，可中国足协由于特殊性，总局对它监管并不力，它时而以民间组织化装，时而以行政单位要政策，这个缝隙，其实是体制给它的。总局并非不知足协在干什么，有一段时间总局大量化销也得靠中国足协提供，因为足协比其它中心有钱，老爸用了儿子的钱，也嘴软。



无论这些钱是否装到个人腰包，但这些来自于职业足球的钱，却被用在了其它地方，本身也是机制的腐败造成的，各主席、各局长们并不想改变，这样对即得利益者是最好的模式。



不是坏的南勇和杨一民让中国足协变成坏的，而是坏的机制让原本是好孩子的南杨变成坏的，谁到这个单位来都会成为坏人，如果要深入调查下去，肯定不止南杨，连阎世铎、谢亚龙、袁伟民也难辞其咎，阎世铎在任期间对“龚建平”案中涉及到的裁判委员会的官员比如张健强是否有包庇，谢亚龙对爱福克斯有没有纵容，我从不相信谢亚龙、阎世铎是清廉的，不收钱不意味着不腐败，他们是权力腐败。



由于足协会计把A3联盟给谢亚龙打来的工资扣掉所得税，谢亚龙就以外国的钱不应扣中国的所得税，一口气跑到财务大骂，逼迫财务人员将税钱退回来才了事，这本身就违反了相关规定。



没有人能阻止他们，如果没有好的机制监管，再好的人都会犯错，何况人之初，性本恶。



四：总局高官如落网表明举国体制穷途末路



崔大林将来驾临中国足协担当实际上的掌门人，其实韦迪只是他的执行者，在中国足球“北体帮”（谢亚龙是北体大校长）“沈体帮”（南勇、范广鸣、范广会是沈体院出身）“蚌埠帮”（杨一民、肖天是蚌埠人），现在出现了“沈阳帮”。没有企业建制或民间组织合法模式，只有帮会。



连韦迪自己也清楚自己不过是个傀儡，那些“学习”“体育管理是相通的”只是屁话，他只要充当好崔大林的执行者就可以了，韦迪是在南杨之乱后来平安过渡的，崔大林是来全盘实行“举国体制的”，所以崔举国、韦平安，加起来他们就以为是“举国平安”。



这又是恶之花的再现，不出意料，也将有人在未来落网，因为这个权力地于集中且无监管能力的体制最终会把他们推进去与南杨会合。“举国体制”长期被神话了，其实它只是对乒乓球等非主流项目具有集训优势，但在市场经营中其实是腐败根源，因为职业体育不再是运动项目，而是动辄上亿的金钱。这些体育官员拼命要维护举国体制就是保护腐败体制。



崔大林的举国足球蓝图里将要联合地方足协、地方体育局，可这些协和这些局也是相当腐败的，可视作总局在后奥运时代再度跟地方体育派系的一次苟合，具体做法是：控制球队大部分所有权，向政府申请事业经费，以行政命令要求企业只赞助不管理，以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名义或者拉动文化内需的名义进行宣传……然后，中国足球将以比以往任何一次腐败的姿势，高尚地死去。这次是真死去了，都没人愿意看一眼尸体。



在德勤事务所的统计中，中国足球可容纳的商业空间是一年一万亿，中国体育可容纳的商业空间是一年三万亿，这样惊人的商业空间却只由一个行政机构来管理，而且直接参与经营，不仅违反了政企分离，而且无法监控，让人瞠目的是，绝对一级政府机构的国家体育总局通过中体产业其实也是上市公司，这好比文化部通过华谊上市一样。一个事实可以证明举国体制的失败：从前天到昨天，大量网站和地方报纸都在刊登一条似是而非的消息，两名比南杨更大的官员有问题，这才是最大的鱼。事实上昨天深夜所有报纸都在核实这条新闻，查询这两名副部级官员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时间表，如果本月28号的冬奥会动员大会上某个高官不出席，意味着跟南勇一样的命运了。一个逻辑是，按照惯常的抓捕控制流程，该是尤可为、现役国字号、南杨……可从基层到足协高层都带走了独留一个国字号，这令人费解。如果尚有更高层将要落网，这个逻辑就很好理顺，因为还没有结案，还得等最大的鱼落网。昨天从有关部门了解的情况是：调查还在深入中……



这不是套话。如果真有高官落网，就说明举国体制确实穷途末路了，中国的体育不能永远抱着我们自己发明的奥运金牌“乒乓球”“羽毛球”“女子举重”来说事儿，原本奥运会没有这些金牌的，是因为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强大，别人才答应我们的体育外交的，这道理跟有朝一日泰国发达了，就把泰拳申请了十六个级别还分男女项目，一口气拿下三十二块金牌，或者孟加拉把“卡巴迪”分成八个级别，它也可成亚洲金牌大国。


欧美体育强国，其实不在乎泰拳也不在乎卡巴迪“奥运强国”的，他们只在乎田径、篮球、拳击、F1、高尔夫这些真正的国际标准的竞技。

别人，也不在乎举国体制下的“奥运金牌数第一”。因为他们知道，这事儿根本不靠谱，早就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是体育向权力寻租之后，绽开的恶之花。

举国体制是“恶之花”  
李承鹏

南勇、杨一民绝不是最大的鱼，我们等着最近几天就要浮出水面的他……但他也不是，最大的鱼是举国体制。



一、好孩子，坏官员

1975年1月15日，年仅13岁的南勇奋勇一蹬，以1分57秒30打破了延边州运动大会男子丙组速滑纪录，这样一个光辉的冲刺使他彻底走上了体育之路，由速滑运动员、体委人事司副司长从而足协掌门人。没人想到，2010年1月15日，就在南勇打破第一个纪录的35周年纪念日，他人生的冲刺嘎然而止，晚 21时左右，他与杨一民共同被警方带走。



在恩师王东林老人的回忆中，一个倔强的男孩在月光下刻苦训练，琢磨每一个动作，认真清理滑道上的积雪……1980年考入沈阳体院以后，他很快成为学生会干部，发誓报效祖国、忠诚于体育事业。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国家体委人事司干部处，进入跨世纪人才培养梯队。1997年当中国国家队兵败金州时，他正以人事司副司长身份坐在看台上目睹中国队以2比3负于卡塔尔队。那一天王俊生焦头烂额，而南勇即将以足协副主席、司库的身份进入中国足协。他曾经回忆，“当时的想法，就是要以严明的纪律打造一支中国足球的铁军”。



南勇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线是在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当CCTV记者突然发问三号隋波案到底怎么回事，对中国足球准备不足的他像个雏儿，张口结舌连说了十八个“这个”，公众形象坍塌全无……不知是否这次遭遇让他暗自重铸形象，此后的他一直城府很深，惜字如金，手段果断，用铁腕打造着他属下所有的部门，并拥有所有主席中最丰满的羽翼，时称龙潭湖丙三号“鳌拜”。



很多人说，南头是个好人，工作认真、勇于担当、讲义气、有人缘。请注意称呼，谢主席、龙哥、一民、南头儿。南勇用一个人事司司长的底子和江湖人脉成为中国足协最具实力的一个根株。



杨一民。这个安徽队替补守门员拎着一双破手套来到北京求学，他是知识型体育官员的代表，关于他的人生轨迹，请看他一篇《我与母校》的日记片断：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1978年，我离开专业运动队，负笈求学，来到了对当时的运动员来说是最向往的高等学府——北京体育学院。从此，我也成了首都这个城市中的一员，有机会跨入高等学府深造，振兴国家、民族的使命感从心底里油然而生，催促着我们忘我地学习。



四年本科的一幕幕动人画面，仍旧清晰地闪现在我记忆的脑海中：为了在图书馆争抢到有限的学习位置，每天晚上不到七点钟，图书馆的门口就人满为患，甚至曾因此而将图书馆的大门挤坏。我和同学们就这样如饥似渴，我又有幸迈入研究生部，回想当年情景，仍然心潮澎湃：同学们为了探讨未来中国体育和足球的发展，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有时，为了一个论点争论得面红耳赤；有时，针对时弊，慷慨激昂，拍案而起……“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适逢其时，当足球项目逐渐被国人衷爱、足球热开始掀起时，我仰仗在母校期间的积淀，有幸成为这个领域中的一名专业研究人员；而当足球改革潮起、职业联赛兴起时，我又从教学、研究中投身足球改革行列，成为中国足球管理部门中的一员。时间匆匆而过，我的人生轨迹没有出现很大的起伏。我要感恩的是，继续汲取她的养分，来回报社会，报效祖国。



虽然现在人们开始对杨一民口诛笔伐，但和南勇一样，在他被带走之前那一刻，他还是以懂专业，谦和礼貌，对国际体育潮流了如指掌……等好的口碑。



他们都是好孩子。而且不是一般的好孩子，南勇能以35岁年纪成为国字头机关里、副司级、人事干部，这个职务在那个年代必须是又红又专、严格审查的；杨一民这个乡下孩子，通过求学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后成为博士导，在竞争残酷的足协机关以借调身份成为实力部门的高导主管，如果没有德艺又馨没有思想过硬，全无可能。



但这样的好孩子，终于贪官。就在南杨被带走前一个月，我们在《中国足球内幕》里就对南勇在“爱福克斯”国有资产流失进行详细的披露，得出他和谢亚龙权力博弈才导致了中超监管全盘失控从而给操盘手尤可为们可趁之机的结论。而对于2003年末代甲A那笔高达1200万的黑金传言，以及国足著名的11.17弱智之败，我们也直言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从上至下全方位的关系网，其中制造规则漏洞某位中国足协副主席难辞其咎。



不是马后炮，不是炒作，不是趁火打劫，而是在南杨被带走前一个月披露，提前半个月问市……我们公开表明，寻找大鱼，南杨（其实还有另一位高层）必须对很多事情负责（《北京青年周末》可证）。



可当南杨落马，我们更关心的是，为什么两个好孩子，两个被组织上破格重用的年轻人，最终成为一场浩大腐败案中的关节。南勇、杨一民两朵中国足坛、中国社会的恶之花，为什么会绽开在这个变化中的时代。



所以必须从中国体育的出处，寻找中国足球的出处，举国体制是恶之花的祸端：



二、体制才是恶之花



1978年亚运会，一个美联社记者这样发出电文：“这个国家的足球运动员有一个爱好，他们喜欢把别人前锋的球碰进自家大门，这个做法在他们国内也大行其道，他们叫这是关系球、人情球、政治球。曾经有支日本球队来华访问，中国球员频频照顾对手，这让日本球员不高兴，说——我们什么礼物都可以收，但这样的礼物不能收”……



中国从来没有独立的体育，体育从一开始就是以“锻炼身体、保卫祖国”而存在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体育是用来对抗美帝苏修的，就连中国女排三连冠，也与当时正热播的《霍元甲》是一致的，中国女排是爱国主义教材，而不是体育。这样，作为举国体制必然部份的“中国足球”也将成为爱国主义或者某种泛政治的产物，到了1994年，首次职业联赛甲A就成为每个城市的长官手中的城市名片，它不能输，当一个副省长要求必须拿下全年十一个主场中的十个，俱乐部官员们必然去跟每一个对手做工作，很多时候成功做通工作——因为对手的长官也需要拿下更多的主场以达到城市名片的作用，这时候，名片就成为名骗了。



当时足球省长足球市长足球书记大行其道。尾随其后的是国企、私企、掮客、黑道、红顶商人、御用记者，及至2007年女足世界杯时，有些城市甚至强行动用居委会老太太上看台助阵，助阵奖盒饭；包括去年国庆传出的中国队找博兹瓦纳国家队做工作，以一笔现金获取了比赛胜利，因为这场比赛正值60周年大庆期间，不能输。



当假球黑哨虚假比分拥有高尚的名义，它们都会得到行政部门的默许甚至支持。我们必须从回忆中寻找假赌黑的根源，当1994年亚足联通报中国国家队和辽宁队受贿打假球时，举国暴怒，纷纷谴责亚足联用心险恶攻击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经过隐秘斡旋，维拉潘闭嘴，一段巨大公案按下不表，也为即将开赛的职业足球埋下祸根。



而这一年，中国经济改革和观念正快步前进，互联网首次跟世界接驳联通。足球却因为它的特殊性被保护起来，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正在复苏法制建设的整个社会，不仅记者包括普通老百姓也认为足球不过是一个游戏，当不得真，全然未能正视一个基本事实：职业足球根本不是运动的产物，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这个拥有惊人利益的行业，正因其被保护而走向深渊，私欲横生，官商勾结。



不准说出真相，说出真相者必遭围攻。比如1995年“保卫成都”其实是一场假球，我也曾写过《全兴还有没有血》这样的文章，可是当1999年我在《手起刀不落》进行反思，所有全兴球迷却因为有人道出真相而怒斥，俱乐部断然封杀，这是十八次封杀中的某一次，还有一次就在2001年中国队靠抽出亚洲进军世界杯时，我的一篇《出线不代表一切》遭到全社会的批判，大家认为这破坏了盛宴，大家受不了这个，无论这是不是真话，南勇公然说：李承鹏不喜欢中国足球的胜利。



现在必须正视一个事实：2001年十强赛，中国队到底是怎么出线的，真是靠李宵鹏首开纪录，李玮峰头球救主，郝、范联手进球……吗。这涉及到国际体育组织间的内幕，但中国人应该承认，那不是一次光彩的出线，我们还在狂呼张吉龙是上帝。



在爱国主义和泛政治的掩护下，在举国体制的申张下，中国足球从此走上假赌黑的不归路，非常有尊严的样子。其实不止是足球，全运会上跳水金牌内定路人皆知，当记者询问国家体育局副局长肖天，他竟然连骂三个粗口，因为肖天根本不认为内定金牌有什么错，反而认为记者反动，居然质疑体育总局内定的合理性。



中国足球假赌黑不是个体行为，它是举国体制下的一个变异的蛋，全运会已成权运会，做假会，有些金牌已到了半公开标价的地步，这比足球联赛冠军做得还要刺激。我们不要独立的体育精神，奥林匹克精神本来是要消除国家、民族的隔阂，向自身挑战极限，可在中国被特色化了，最后竟成金钱交易的平台。



马家军从来都没有打破过真正的世界纪录，那些纪录那些冠军是吃药吃出来的，欺骗了国人很多年，可是那时互联网不发达，马家军其实就是周老虎。



三、权力过度集中导致腐败



南杨被带走，韦迪上任，中国政府和公安很包青天，但包青天救不了中国足球。从年维泗更迭到王俊生，从阎世铎更迭到谢亚龙，再到南勇、韦迪，一幕幕非常眼熟，甚至每回都是由一个总局分管领导带着一个面生的人突然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某某下课，某某上课。



只有人事变动，没有体制改革，证明了两个坏人，坏的体制就会变得安全，他们不能打击坏的体制，坏的体制就是以总局为首的他们自己，被带走、被判刑的，只是体制中运气较为不好的那一个。这么多年来，其实是中国足球需要南勇这样的人，再亲手制造了这个人，再毁灭了这个人，在王、阎交替、阎、谢交替，谢、南交替的过程中，南勇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从当初的雏儿变成了鳌拜。这样一个需要+制造+毁灭的公式，杨一民同理，谢亚龙、张吉龙、阎世铎同理。



中国足球水平很差，可是每年直接和间接的足球产业仍高达数十亿，这样巨大利益却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必定形成权力腐败，像爱福克斯只是谢南之间碰了一下头，就定下来了。包括南勇正要对香河基地进行拍卖，包括当年把联赛转播权打包卖给东方卫视，这里面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纠结。



如此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权力机制，本身就是腐败。在公司运作中无法理解，在中国足协却习已为常，对国际上宣称它只是个民间组织，对下宣称是上级派来的司局级的“足管中心”，招商引资时宣称它是中超公司，官+商+行业组织……这就是结构性腐败。



所以很好理解为什么南勇、杨一民（其实还有更多）会腐败了，在监督机制缺席时，贪一千万是很容易的事情，这不是潜规则，是明规则。在《中国足球内幕》里说明了爱福克斯的可笑，等足协发现这是个骗局时才查明：它的服务器在美国德州，公司注册在英国一个小岛，公司所在地在小岛南边一个爱丽镇上，它实际离法国更近，而据说公司人员真正活动地点却在香港，打过去电话早已注销了号码，那个服务器上的流量总共22个，这可能是技术人员安装参测数据时发生的流量。



其实应该去查一下香河基地的账，从它建立之初的经费莫名其妙扩大了数倍，到后来的维护费用，到准备转让它的幕后新闻。这不是一个应该建立的基地，因为处在北方，冬天很难进行训练，足协还得花大钱去南方租场地，每年维护它还得花几千万元……早年中国甲A赚的那些钱，钱陷在这基地了。



在国外，如此巨大的投入必须召开听证会，因为足协是民间组织；即使在朝鲜，这样的项目也得经上级严格审查，可中国足协由于特殊性，总局对它监管并不力，它时而以民间组织化装，时而以行政单位要政策，这个缝隙，其实是体制给它的。总局并非不知足协在干什么，有一段时间总局大量化销也得靠中国足协提供，因为足协比其它中心有钱，老爸用了儿子的钱，也嘴软。



无论这些钱是否装到个人腰包，但这些来自于职业足球的钱，却被用在了其它地方，本身也是机制的腐败造成的，各主席、各局长们并不想改变，这样对即得利益者是最好的模式。



不是坏的南勇和杨一民让中国足协变成坏的，而是坏的机制让原本是好孩子的南杨变成坏的，谁到这个单位来都会成为坏人，如果要深入调查下去，肯定不止南杨，连阎世铎、谢亚龙、袁伟民也难辞其咎，阎世铎在任期间对“龚建平”案中涉及到的裁判委员会的官员比如张健强是否有包庇，谢亚龙对爱福克斯有没有纵容，我从不相信谢亚龙、阎世铎是清廉的，不收钱不意味着不腐败，他们是权力腐败。



由于足协会计把A3联盟给谢亚龙打来的工资扣掉所得税，谢亚龙就以外国的钱不应扣中国的所得税，一口气跑到财务大骂，逼迫财务人员将税钱退回来才了事，这本身就违反了相关规定。



没有人能阻止他们，如果没有好的机制监管，再好的人都会犯错，何况人之初，性本恶。



四：总局高官如落网表明举国体制穷途末路



崔大林将来驾临中国足协担当实际上的掌门人，其实韦迪只是他的执行者，在中国足球“北体帮”（谢亚龙是北体大校长）“沈体帮”（南勇、范广鸣、范广会是沈体院出身）“蚌埠帮”（杨一民、肖天是蚌埠人），现在出现了“沈阳帮”。没有企业建制或民间组织合法模式，只有帮会。



连韦迪自己也清楚自己不过是个傀儡，那些“学习”“体育管理是相通的”只是屁话，他只要充当好崔大林的执行者就可以了，韦迪是在南杨之乱后来平安过渡的，崔大林是来全盘实行“举国体制的”，所以崔举国、韦平安，加起来他们就以为是“举国平安”。



这又是恶之花的再现，不出意料，也将有人在未来落网，因为这个权力地于集中且无监管能力的体制最终会把他们推进去与南杨会合。“举国体制”长期被神话了，其实它只是对乒乓球等非主流项目具有集训优势，但在市场经营中其实是腐败根源，因为职业体育不再是运动项目，而是动辄上亿的金钱。这些体育官员拼命要维护举国体制就是保护腐败体制。



崔大林的举国足球蓝图里将要联合地方足协、地方体育局，可这些协和这些局也是相当腐败的，可视作总局在后奥运时代再度跟地方体育派系的一次苟合，具体做法是：控制球队大部分所有权，向政府申请事业经费，以行政命令要求企业只赞助不管理，以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名义或者拉动文化内需的名义进行宣传……然后，中国足球将以比以往任何一次腐败的姿势，高尚地死去。这次是真死去了，都没人愿意看一眼尸体。



在德勤事务所的统计中，中国足球可容纳的商业空间是一年一万亿，中国体育可容纳的商业空间是一年三万亿，这样惊人的商业空间却只由一个行政机构来管理，而且直接参与经营，不仅违反了政企分离，而且无法监控，让人瞠目的是，绝对一级政府机构的国家体育总局通过中体产业其实也是上市公司，这好比文化部通过华谊上市一样。一个事实可以证明举国体制的失败：从前天到昨天，大量网站和地方报纸都在刊登一条似是而非的消息，两名比南杨更大的官员有问题，这才是最大的鱼。事实上昨天深夜所有报纸都在核实这条新闻，查询这两名副部级官员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时间表，如果本月28号的冬奥会动员大会上某个高官不出席，意味着跟南勇一样的命运了。一个逻辑是，按照惯常的抓捕控制流程，该是尤可为、现役国字号、南杨……可从基层到足协高层都带走了独留一个国字号，这令人费解。如果尚有更高层将要落网，这个逻辑就很好理顺，因为还没有结案，还得等最大的鱼落网。昨天从有关部门了解的情况是：调查还在深入中……



这不是套话。如果真有高官落网，就说明举国体制确实穷途末路了，中国的体育不能永远抱着我们自己发明的奥运金牌“乒乓球”“羽毛球”“女子举重”来说事儿，原本奥运会没有这些金牌的，是因为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强大，别人才答应我们的体育外交的，这道理跟有朝一日泰国发达了，就把泰拳申请了十六个级别还分男女项目，一口气拿下三十二块金牌，或者孟加拉把“卡巴迪”分成八个级别，它也可成亚洲金牌大国。


欧美体育强国，其实不在乎泰拳也不在乎卡巴迪“奥运强国”的，他们只在乎田径、篮球、拳击、F1、高尔夫这些真正的国际标准的竞技。

别人，也不在乎举国体制下的“奥运金牌数第一”。因为他们知道，这事儿根本不靠谱，早就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是体育向权力寻租之后，绽开的恶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