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中美谁不是举国体制？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3 04: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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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运动员放入绞肉机之中
翻译 by 少年 http://www1.anti-cnn.com/forum/cn/thread-90751-1-1.html
夺金大战开始了。中国和美国又要开始互相比较谁的总奖牌数多，谁的金牌多。在美国媒体对奥运会的各项报道里，美国的体育体制被描述成似乎本来就优越一些，似乎在美国社会得到了广泛的高度重视。当美国队获胜时，就证明了美国体制的优越性。当中国队获胜时，画外音就是这是两国体制不公平的结果，中国的优势在于其体育体制由政府提供财政补贴，并且对运动员十分严格甚至还存在虐待运动员的现象。
但是如果你真的注意观察两国的体育体制的话，你会发现美国在为高水平运动员提供大量资金方面绝对是首屈一指，并且遵循“不惜任何代价获胜”的观点以致于惯坏了运动员。
政府基金/企业基金
跟中国相比，美国有一个较为权力下放的体制以提升培养精英运动员。美国的体制更依赖于企业、有组织的高中与大学运动员项目，然而待美国运动员到达奥运会的水平后，体制就变得越来越集权化，因为它是由美国奥委员掌管。
但仅仅注意到体育运动资金来源的形式，并不能了解到运动员所发生事情背后的本质。事实是，尽管中国还维持着“社会主义”形式，美国和中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
虽然中国的精英运动员是从政府的运动员选拔体制中产生，他们在社会上的角色实际和美国所制定的资本主义体系一样。中国的刘翔，雅典奥运会的110米栏冠军，已经接受了NIKE、可口可乐、起亚、VISA卡、伊利牛奶、杉杉西服（国营服装企业）以及许多其他公司的赞助。本周在开幕式上中国的旗手姚明，也成为了世界上薪水最高的体育明星之一。他和LeBron James 联合主演了奥运期间播放的可口可乐的广告。我们甚至都不必谈美国的运动员了。他们想要变得更富有而劲头十足，每天都可以看到他们在体育节目中亮相。
事实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与美国的体育体制存在太多的相似性。并且这些相似点对一个资本主义体制来说是不好的，它容易对社会许多领域都造成影响。就体育方面来说，包括靠体育来赚取利润的资本关系，通过体育提升国家沙文主义――“我的国家比你的国家强”。
跟中国相比，美国运动员所处的不利条件，就是因为美国奥委会比中国政府在奥运选手上花的钱要少吗？实际上不是，因为美国的运动员可以从其它途径获得资金。许多美国奥运选手都能得到大学奖学金，免费的食宿，享用极好的训练设施及教训，这些都是由大学提供的。甚至在高中，这些运动员就可以享受校方提供的免费的训练与设施，其中许多是私立高中并给顶尖的运动员提供奖学金。在精英阶层，许多参加奥运会的美国运动员会有私人教练，费用都是由运动鞋商及服装商提供的，例如NIKE、阿迪和PUMA，并且如果使用这些公司提供的鞋或服装，就可以获得额外的收入。因此，尽管美国与中国的运动员在资金的来源上有所不同，但根本不可能比较说哪国的运动员得到的资金更多。
剥削运动员
如果你听听运动员如何从运动会中获利，或者你阅读较多的深度体育分析，你就会了解熟悉到一点，一般来说美国体育体制比中国的要更好，因为它将运动员作为人来重视，不像中国运动员被虐待、过度训练以及受伤时仍强迫比赛，而中国的体制只是利用有天赋的年轻运动员，这些运动员根本没有时间可以用来在院校学习。美国的体育体制更尊重运动员。
在中国，对许多农民及穷人来说，将他们的孩子送到政府的体育学校里意味着给孩子提供能受到更好教育、医疗以及营养的机会。如果作为运动员取得成功也给了孩子一个挣到足够赡养父母的钱的机会。
但这在美国的贫民区也是实际存在的情况。比如说电影HOOP DREAMS，记录了整个家庭对家里某一成员能获得一份篮球奖学金上体面的高中或大学寄予了厚望，数百万人希望获得理想的职业与前途，但只有一小部分可以实现梦想。甚至对条件不那么苛刻的人们来说，小孩的运动员生涯也被看作是经济上有了保证的一种来源。在“为什么JOHNNY讨厌体育――为什么有组织的运动令我们的孩子挫败，我们能做些什么”一文中，FRED ENGH写道，“父母希望孩子在篮球上有所作为，意味着父母的退休金就有了着落。”
那么运动员上大学后做些什么呢？如果我们想听听中国如何体育第一学业第二的话，先让我们看看体制。任何参加过快乐的大学体育项目的人都知道，在做“学生”与做“运动员”之间存在着冲突。甚至在小型的三流学校，虽然没有运动员奖学金，运动员仍然不得不在体育场上花费太量时间，而不是在教室或图书馆自习。
在最高水平的层次，美国的体育运动被高度商业化。甚至在高中的高水平运动项目，更不用说是大学里的运动队了，体育项目都依靠企业的资金来运作，例如NIKE和阿迪。
偷窃青春
有关对中国体育体制的指责中有一项就是运动员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迫与家人分隔开。这是事实，但是还是让我们看看国内身边的情况吧。美国的这些年轻运动员付出的岁月时间也是巨大的，女子篮球与男篮一样。在《他们赢得了比赛》一文中，Rebecca R. Kahlenberg说道，“女运动员整年都在比赛，每周要训练一至三次，一年基本上要打100多场比赛。”她引用哥伦比亚特区单挑篮球项目的运营官的话，“在过去的十年里，所有的主要运动项目都变成了全年比赛项目。”
一个高中的高年级学生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我从七年级起每年都要打超多90场的比赛，还不包括校内的比赛。我13岁时有一次，我在一天内参加了在Martinsville, Richmond, 以及Alexandria三个地方的比赛。我们的教练开着他的敞篷车载着我们赶赴各个赛场（来回一趟有300英里）。”Cully Payne，一名正上高中二年级的篮球运动员，在上高中前对DePaul作出口头承诺，“他父母说他儿子太忙了，整个七月份就只见到他三天。”
美国媒体经常揭露中国运动员是如何被教练虐待的。《圣荷塞信使报》的一篇文章报道说，“中国教练时常逼迫学员，甚至当学员达不到要求时就会打他们。”（2007.8.13.）。《今日美国》中引用了前国际奥委会成员的话，“中国的体操运动员被虐待。”（2007.6.14）
然而这种事也在美国发生。女子体操运动员（包括艺术体操和蹦床）都是奥运会中的热门，也属于美国和中国的竞争项目。虐待年轻运动员在世界女子体操界中尤为突出。
在采访1996年冠军队成员当时只有14岁的前美国奥运会选手Dominique Moceanu后，《洛杉矶时报》写道她回忆“Martha Karolyi曾掐着她的脖子并很大力地甩她耳光，前教练Bela Karolyi两次在国家队队友面前严厉责备她的体重。当她在训练中脖子受了伤后，Martha Karolyi要她自己去打电话给父母。她还回忆道Martha Karolyi曾强迫她一连做16次高低杠的训练。”
Jennifer Sey 曾是美国的头号体操运动员。《观察者》报上的一篇文章选登了Sey的书《记录》中的一些内容，“进食失调，教练被怀疑诱惑他所照看的孩子们，严酷的身体上的要求给体操运动员留下了残疾及精神上的创伤。”
《观察者》文章写道Sey“作为一个有竞争力的体操运动员，其生活看起来总有无尽的压力，这种压力要比双杠上所承受的还要大。大多数有损害的是，女孩经常要承受不断减轻体重的压力，而她们当中许多人才十多岁，有的甚至更小。Sey说道进食失调是很平常的事情，教练说她们太胖时就是在羞辱她们。印象中很深刻的一幕就是有一次，一个教练拿着扬声筒当众对一个年轻的选手大声责备她又长重了2磅。’照这种速度下去，你马上就会看起来跟你妈妈一样胖了，’教练尖叫着，而那名选手妈妈正在人群中观看，但并没说什么。还有一次，Sey的教练因为她晚餐时吃了一整个硬面包圈而严惩她。”
另外，据《观察者》报道，“也许这本书最有争议的部分，就是有关顶尖教练对青春期少女运动员有不健康的念头的叙述。这在体操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Sey因向公众揭发了体育界“肮脏的小秘密”而同时受到了谴责与称赞。“这是个例，而不是惯例，但它又确实存在，”Sey说道。但她认为真正让人惊讶的是体育界内部的沉默态度。“有些粗鄙的行为会令人起疑，但没人会去给自己找麻烦。没人想破坏别人的算盘。”
Sey的披露让人们对美国体育体制中年轻女子体操运动员的待遇有又了更多的了解，而她所说的虐待的情况在别的证据与研究中都有记录。 犹他大学完成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精英体操运动员中有59%的人都承认至少有一种类型的进食失调。另一项研究表明有62%的大学体操运动员（被认为年纪太大不能参加世界级别比赛的运动员）患有一种形式的厌食症（呕吐或者使用通便剂、利尿剂或减肥药）。
舍身
美国媒体还报道了中国运动员如何被逼迫带伤参赛。《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写道：“对许多中国体操运动员来说，带伤上场就是通常的练习。”
还有有关中国以前的体操运动员在被彻底利用完后一无所获的报道。
然而，在美国体育界也一样。Kerri Strug，一名美国体操运动员，在1996时一只脚踝受伤但仍然参加了比赛，最后不得不被教练Bella Karolyi扛上领奖台。可不是只有中国运动员才会被逼着带伤比赛。
再看看国家足球联盟吧。Brent Boyd，在NFC打了六年的前锋后有一只眼睛暂时性的失明。他对《洛杉矶时报》说，“我不知道我受过多少次撞击，我们没数过。当真的很讨厌，就好像在撞击你的肘上尺骨端一样。”他现在无法工作，每个月从NFL领取1500美元的伤残补助。
一个还基本被压制着的丑闻就是大量NFL运动员都有严重的脑损伤。《男士期刊》列举了以下例子：“Andre Waters（44岁自杀），Terry Long（45岁自杀），Justin Strzelczyk（36岁车祸
），Mike Webster（50岁心脏病），这些人的尸检都显示这么年轻的人脑损失的程度却令人惊讶。”其他被掩盖的丑闻还有，广泛的滥用止痛药以维持比赛，通常会导致致命的伤害。
当奥克兰队前锋Dave Pear在1979年对阵西雅图比赛中受伤时，他告诉《男士期刊》，“我走到场地边上的队医那里――他的绰号叫“无用”――他要我回到比赛。他说我的脖子受伤了，在赛季余下的时间里我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他说我患了疑病症，说我根本没事，然后按他认为我需要的给我打针。”为了能打完1980年的超级碗比赛，他大量服用了队里提供的干扰抑制药，自从那以后，Pear长期处于磨人的疼痛中。现在他每个月从NFL拿到600美元的退休金。
体育本不应该是这样
美国可以对中国如何训练、对待运动员横加指责，但事实是这两个国家都为了培养奥运选手花费不菲。对两国来说，运动员本质上就是商品――用来剥削以获得荣耀与利益的物品。
接下来的两三个星期里，奖牌将不断产生，只要想想上面所说的有关两国运动员为了获得冠军而经历的一切――身体与精神上的虐待，带伤比赛，将比赛放在学业前面，刺激了贪婪的滋生，以失去成为一个健全丰富的人的机会为代价而花大量荒谬的时间在训练上，最后以破产结束了运动生涯。这并不值得美国人和中国人感到骄傲，这也不是人类在体育运动方面的成功。
翻译 by 少年 http://www1.anti-cnn.com/forum/cn/thread-90751-1-1.html
夺金大战开始了。中国和美国又要开始互相比较谁的总奖牌数多，谁的金牌多。在美国媒体对奥运会的各项报道里，美国的体育体制被描述成似乎本来就优越一些，似乎在美国社会得到了广泛的高度重视。当美国队获胜时，就证明了美国体制的优越性。当中国队获胜时，画外音就是这是两国体制不公平的结果，中国的优势在于其体育体制由政府提供财政补贴，并且对运动员十分严格甚至还存在虐待运动员的现象。
但是如果你真的注意观察两国的体育体制的话，你会发现美国在为高水平运动员提供大量资金方面绝对是首屈一指，并且遵循“不惜任何代价获胜”的观点以致于惯坏了运动员。
政府基金/企业基金
跟中国相比，美国有一个较为权力下放的体制以提升培养精英运动员。美国的体制更依赖于企业、有组织的高中与大学运动员项目，然而待美国运动员到达奥运会的水平后，体制就变得越来越集权化，因为它是由美国奥委员掌管。
但仅仅注意到体育运动资金来源的形式，并不能了解到运动员所发生事情背后的本质。事实是，尽管中国还维持着“社会主义”形式，美国和中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
虽然中国的精英运动员是从政府的运动员选拔体制中产生，他们在社会上的角色实际和美国所制定的资本主义体系一样。中国的刘翔，雅典奥运会的110米栏冠军，已经接受了NIKE、可口可乐、起亚、VISA卡、伊利牛奶、杉杉西服（国营服装企业）以及许多其他公司的赞助。本周在开幕式上中国的旗手姚明，也成为了世界上薪水最高的体育明星之一。他和LeBron James 联合主演了奥运期间播放的可口可乐的广告。我们甚至都不必谈美国的运动员了。他们想要变得更富有而劲头十足，每天都可以看到他们在体育节目中亮相。
事实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与美国的体育体制存在太多的相似性。并且这些相似点对一个资本主义体制来说是不好的，它容易对社会许多领域都造成影响。就体育方面来说，包括靠体育来赚取利润的资本关系，通过体育提升国家沙文主义――“我的国家比你的国家强”。
跟中国相比，美国运动员所处的不利条件，就是因为美国奥委会比中国政府在奥运选手上花的钱要少吗？实际上不是，因为美国的运动员可以从其它途径获得资金。许多美国奥运选手都能得到大学奖学金，免费的食宿，享用极好的训练设施及教训，这些都是由大学提供的。甚至在高中，这些运动员就可以享受校方提供的免费的训练与设施，其中许多是私立高中并给顶尖的运动员提供奖学金。在精英阶层，许多参加奥运会的美国运动员会有私人教练，费用都是由运动鞋商及服装商提供的，例如NIKE、阿迪和PUMA，并且如果使用这些公司提供的鞋或服装，就可以获得额外的收入。因此，尽管美国与中国的运动员在资金的来源上有所不同，但根本不可能比较说哪国的运动员得到的资金更多。
剥削运动员
如果你听听运动员如何从运动会中获利，或者你阅读较多的深度体育分析，你就会了解熟悉到一点，一般来说美国体育体制比中国的要更好，因为它将运动员作为人来重视，不像中国运动员被虐待、过度训练以及受伤时仍强迫比赛，而中国的体制只是利用有天赋的年轻运动员，这些运动员根本没有时间可以用来在院校学习。美国的体育体制更尊重运动员。
在中国，对许多农民及穷人来说，将他们的孩子送到政府的体育学校里意味着给孩子提供能受到更好教育、医疗以及营养的机会。如果作为运动员取得成功也给了孩子一个挣到足够赡养父母的钱的机会。
但这在美国的贫民区也是实际存在的情况。比如说电影HOOP DREAMS，记录了整个家庭对家里某一成员能获得一份篮球奖学金上体面的高中或大学寄予了厚望，数百万人希望获得理想的职业与前途，但只有一小部分可以实现梦想。甚至对条件不那么苛刻的人们来说，小孩的运动员生涯也被看作是经济上有了保证的一种来源。在“为什么JOHNNY讨厌体育――为什么有组织的运动令我们的孩子挫败，我们能做些什么”一文中，FRED ENGH写道，“父母希望孩子在篮球上有所作为，意味着父母的退休金就有了着落。”
那么运动员上大学后做些什么呢？如果我们想听听中国如何体育第一学业第二的话，先让我们看看体制。任何参加过快乐的大学体育项目的人都知道，在做“学生”与做“运动员”之间存在着冲突。甚至在小型的三流学校，虽然没有运动员奖学金，运动员仍然不得不在体育场上花费太量时间，而不是在教室或图书馆自习。
在最高水平的层次，美国的体育运动被高度商业化。甚至在高中的高水平运动项目，更不用说是大学里的运动队了，体育项目都依靠企业的资金来运作，例如NIKE和阿迪。
偷窃青春
有关对中国体育体制的指责中有一项就是运动员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迫与家人分隔开。这是事实，但是还是让我们看看国内身边的情况吧。美国的这些年轻运动员付出的岁月时间也是巨大的，女子篮球与男篮一样。在《他们赢得了比赛》一文中，Rebecca R. Kahlenberg说道，“女运动员整年都在比赛，每周要训练一至三次，一年基本上要打100多场比赛。”她引用哥伦比亚特区单挑篮球项目的运营官的话，“在过去的十年里，所有的主要运动项目都变成了全年比赛项目。”
一个高中的高年级学生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我从七年级起每年都要打超多90场的比赛，还不包括校内的比赛。我13岁时有一次，我在一天内参加了在Martinsville, Richmond, 以及Alexandria三个地方的比赛。我们的教练开着他的敞篷车载着我们赶赴各个赛场（来回一趟有300英里）。”Cully Payne，一名正上高中二年级的篮球运动员，在上高中前对DePaul作出口头承诺，“他父母说他儿子太忙了，整个七月份就只见到他三天。”
美国媒体经常揭露中国运动员是如何被教练虐待的。《圣荷塞信使报》的一篇文章报道说，“中国教练时常逼迫学员，甚至当学员达不到要求时就会打他们。”（2007.8.13.）。《今日美国》中引用了前国际奥委会成员的话，“中国的体操运动员被虐待。”（2007.6.14）
然而这种事也在美国发生。女子体操运动员（包括艺术体操和蹦床）都是奥运会中的热门，也属于美国和中国的竞争项目。虐待年轻运动员在世界女子体操界中尤为突出。
在采访1996年冠军队成员当时只有14岁的前美国奥运会选手Dominique Moceanu后，《洛杉矶时报》写道她回忆“Martha Karolyi曾掐着她的脖子并很大力地甩她耳光，前教练Bela Karolyi两次在国家队队友面前严厉责备她的体重。当她在训练中脖子受了伤后，Martha Karolyi要她自己去打电话给父母。她还回忆道Martha Karolyi曾强迫她一连做16次高低杠的训练。”
Jennifer Sey 曾是美国的头号体操运动员。《观察者》报上的一篇文章选登了Sey的书《记录》中的一些内容，“进食失调，教练被怀疑诱惑他所照看的孩子们，严酷的身体上的要求给体操运动员留下了残疾及精神上的创伤。”
《观察者》文章写道Sey“作为一个有竞争力的体操运动员，其生活看起来总有无尽的压力，这种压力要比双杠上所承受的还要大。大多数有损害的是，女孩经常要承受不断减轻体重的压力，而她们当中许多人才十多岁，有的甚至更小。Sey说道进食失调是很平常的事情，教练说她们太胖时就是在羞辱她们。印象中很深刻的一幕就是有一次，一个教练拿着扬声筒当众对一个年轻的选手大声责备她又长重了2磅。’照这种速度下去，你马上就会看起来跟你妈妈一样胖了，’教练尖叫着，而那名选手妈妈正在人群中观看，但并没说什么。还有一次，Sey的教练因为她晚餐时吃了一整个硬面包圈而严惩她。”
另外，据《观察者》报道，“也许这本书最有争议的部分，就是有关顶尖教练对青春期少女运动员有不健康的念头的叙述。这在体操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Sey因向公众揭发了体育界“肮脏的小秘密”而同时受到了谴责与称赞。“这是个例，而不是惯例，但它又确实存在，”Sey说道。但她认为真正让人惊讶的是体育界内部的沉默态度。“有些粗鄙的行为会令人起疑，但没人会去给自己找麻烦。没人想破坏别人的算盘。”
Sey的披露让人们对美国体育体制中年轻女子体操运动员的待遇有又了更多的了解，而她所说的虐待的情况在别的证据与研究中都有记录。 犹他大学完成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精英体操运动员中有59%的人都承认至少有一种类型的进食失调。另一项研究表明有62%的大学体操运动员（被认为年纪太大不能参加世界级别比赛的运动员）患有一种形式的厌食症（呕吐或者使用通便剂、利尿剂或减肥药）。
舍身
美国媒体还报道了中国运动员如何被逼迫带伤参赛。《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写道：“对许多中国体操运动员来说，带伤上场就是通常的练习。”
还有有关中国以前的体操运动员在被彻底利用完后一无所获的报道。
然而，在美国体育界也一样。Kerri Strug，一名美国体操运动员，在1996时一只脚踝受伤但仍然参加了比赛，最后不得不被教练Bella Karolyi扛上领奖台。可不是只有中国运动员才会被逼着带伤比赛。
再看看国家足球联盟吧。Brent Boyd，在NFC打了六年的前锋后有一只眼睛暂时性的失明。他对《洛杉矶时报》说，“我不知道我受过多少次撞击，我们没数过。当真的很讨厌，就好像在撞击你的肘上尺骨端一样。”他现在无法工作，每个月从NFL领取1500美元的伤残补助。
一个还基本被压制着的丑闻就是大量NFL运动员都有严重的脑损伤。《男士期刊》列举了以下例子：“Andre Waters（44岁自杀），Terry Long（45岁自杀），Justin Strzelczyk（36岁车祸
），Mike Webster（50岁心脏病），这些人的尸检都显示这么年轻的人脑损失的程度却令人惊讶。”其他被掩盖的丑闻还有，广泛的滥用止痛药以维持比赛，通常会导致致命的伤害。
当奥克兰队前锋Dave Pear在1979年对阵西雅图比赛中受伤时，他告诉《男士期刊》，“我走到场地边上的队医那里――他的绰号叫“无用”――他要我回到比赛。他说我的脖子受伤了，在赛季余下的时间里我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但他说我患了疑病症，说我根本没事，然后按他认为我需要的给我打针。”为了能打完1980年的超级碗比赛，他大量服用了队里提供的干扰抑制药，自从那以后，Pear长期处于磨人的疼痛中。现在他每个月从NFL拿到600美元的退休金。
体育本不应该是这样
美国可以对中国如何训练、对待运动员横加指责，但事实是这两个国家都为了培养奥运选手花费不菲。对两国来说，运动员本质上就是商品――用来剥削以获得荣耀与利益的物品。
接下来的两三个星期里，奖牌将不断产生，只要想想上面所说的有关两国运动员为了获得冠军而经历的一切――身体与精神上的虐待，带伤比赛，将比赛放在学业前面，刺激了贪婪的滋生，以失去成为一个健全丰富的人的机会为代价而花大量荒谬的时间在训练上，最后以破产结束了运动生涯。这并不值得美国人和中国人感到骄傲，这也不是人类在体育运动方面的成功。
要按照古希腊的风俗，一个人拿了冠军可以写首诗赞美他，卫冕一次冠军还可以写诗赞美他，拿三次冠军呢，还写诗，但写的就是讽刺诗了。古希腊人喜欢业余精神，什么东西玩得差不多了就歇了，拿三次冠军多烦人啊，这叫“以心为形役”。所以像罗梅罗这样，玩一个差不多就玩别的，了不起。现在不光是中国在搞举国体制，搞专业体制，像日本、英国等国也都玩上专业体制，在自己的优势项目上弄些财政拨款，在这样的专业体制下，还能保持点儿业余精神，实在不容易。
苗炜：爱与英雄 冠军之外才让人感动铭记
体坛网特约评论员苗炜述评 在奥运会开始之前，路透社报道德国选手丘索维金娜，为了孩子治疗白血病，26岁复出，33岁出征北京奥运。当时心里激动了一下，但转眼就忘了，北京奥运会有那么多伟大运动员，女子体操里有那么多美少女，这位老将未必能有获胜的机会。她原本是前苏联选手，后来代表乌兹别克参赛，因为乌兹别克的医疗体系不让她满意，她移民德国。
女子跳马比赛，丘索维金娜获得了银牌。她谈到下届奥运会：“到那时候我将37岁。我仍然热爱体操运动，我每天都过得很开心。如果有机会，我会实现自己的第六次奥运梦想。”她说，“我并没有感觉自己已经33岁了，我感觉我还是18岁！”恩，这几句话还真没落到悲情故事的俗套里去，日常生活的艰辛困苦大家都不难想见，但真正热爱一样东西是什么感觉，却未必说得出来。
德国举重选手马蒂亚斯·施泰纳在领奖台上手持金牌、鲜花和妻子的照片，这一幕我看上去是奥运会上最感人的画面。这才叫“伤离别”啊。奥运会那么多冠军，过两天就会忘记大半，过几个月就更记不住几个。但这个德国胖子让我铭记，在国家荣誉这样虚妄的概念之外，还有更永远的爱与亲情。
还有一个让我敬佩的英雄是英国选手丽贝卡·罗梅罗，这个美女四年前在雅典奥运会上拿到四人双桨赛艇的银牌，回英国改练自行车，这回北京奥运会拿到了3公里追逐赛的金牌。奥运会历史上只有一个人这么玩过，东德运动员罗斯维塔.·克劳泽（Roswitha Krause）在1968年拿过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银牌，1972年为东德拿到了手球铜牌。
要按照古希腊的风俗，一个人拿了冠军可以写首诗赞美他，卫冕一次冠军还可以写诗赞美他，拿三次冠军呢，还写诗，但写的就是讽刺诗了。古希腊人喜欢业余精神，什么东西玩得差不多了就歇了，拿三次冠军多烦人啊，这叫“以心为形役”。所以像罗梅罗这样，玩一个差不多就玩别的，了不起。现在不光是中国在搞举国体制，搞专业体制，像日本、英国等国也都玩上专业体制，在自己的优势项目上弄些财政拨款，在这样的专业体制下，还能保持点儿业余精神，实在不容易。
苗炜：爱与英雄 冠军之外才让人感动铭记
体坛网特约评论员苗炜述评 在奥运会开始之前，路透社报道德国选手丘索维金娜，为了孩子治疗白血病，26岁复出，33岁出征北京奥运。当时心里激动了一下，但转眼就忘了，北京奥运会有那么多伟大运动员，女子体操里有那么多美少女，这位老将未必能有获胜的机会。她原本是前苏联选手，后来代表乌兹别克参赛，因为乌兹别克的医疗体系不让她满意，她移民德国。
女子跳马比赛，丘索维金娜获得了银牌。她谈到下届奥运会：“到那时候我将37岁。我仍然热爱体操运动，我每天都过得很开心。如果有机会，我会实现自己的第六次奥运梦想。”她说，“我并没有感觉自己已经33岁了，我感觉我还是18岁！”恩，这几句话还真没落到悲情故事的俗套里去，日常生活的艰辛困苦大家都不难想见，但真正热爱一样东西是什么感觉，却未必说得出来。
德国举重选手马蒂亚斯·施泰纳在领奖台上手持金牌、鲜花和妻子的照片，这一幕我看上去是奥运会上最感人的画面。这才叫“伤离别”啊。奥运会那么多冠军，过两天就会忘记大半，过几个月就更记不住几个。但这个德国胖子让我铭记，在国家荣誉这样虚妄的概念之外，还有更永远的爱与亲情。
还有一个让我敬佩的英雄是英国选手丽贝卡·罗梅罗，这个美女四年前在雅典奥运会上拿到四人双桨赛艇的银牌，回英国改练自行车，这回北京奥运会拿到了3公里追逐赛的金牌。奥运会历史上只有一个人这么玩过，东德运动员罗斯维塔.·克劳泽（Roswitha Krause）在1968年拿过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银牌，1972年为东德拿到了手球铜牌。
要按照古希腊的风俗，一个人拿了冠军可以写首诗赞美他，卫冕一次冠军还可以写诗赞美他，拿三次冠军呢，还写诗，但写的就是讽刺诗了。古希腊人喜欢业余精神，什么东西玩得差不多了就歇了，拿三次冠军多烦人啊，这叫“以心为形役”。所以像罗梅罗这样，玩一个差不多就玩别的，了不起。现在不光是中国在搞举国体制，搞专业体制，像日本、英国等国也都玩上专业体制，在自己的优势项目上弄些财政拨款，在这样的专业体制下，还能保持点儿业余精神，实在不容易。
古希腊有很多方面值得现代社会学习，不仅仅是体育方面。
所以有人说现在的奥运会已经变味了
没办法，这就是竞技体育，没本事就别玩。。。。。。。。。。。。。
很多项目必须举国制！
这篇文章已经被转了无数次了，也不知道最初出处是哪里，上面的论据是否有根有据。[:a13:] [:a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