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鸦片战争以前）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元、明、清（鸦片战争以前）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马执斌
　　历史的发展是有阶段的。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三千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史学界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阶段分法很多，有分两段的，分三段的，分四段的，分五段的，分六段的，角度不一样，都能讲出一番道理。
　　根据国家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司编订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供试验用）》编写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中国古代史·试验本·限选·全一册》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六段：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秦汉是封建大一统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封建国家分裂和民族融合时期；隋唐是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五代、辽、宋、夏、金是封建社会继续发展和民族政权并立的时期；元、明、清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时期。
　　下面就谈谈新编高中课本有关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封建社会由盛而衰棗元、明、清（鸦片战争以前）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不仅是一个历史科学上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政治上的问题。元明清三代对我国今天疆域的形成都有重要贡献，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讲一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尖锐、比较敏感的问题，也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日本朋友就问过我们，“中国”这个概念怎么理解？我们告诉他：“中国”这个概念，从文献上看，最早出现在儒家经典《中庸》里。《中庸》相传为子思所作。子思是孔圣人的孙子。《中庸》上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我国古代华夏族建国于黄河中下游，因国力强盛，文化发达，自以为居天下之中，影响四周少数民族，故号称“中国”。但是，“中国”这个概念是不断变化的。春秋时期，河南南部，楚国这一带就不算“中国”，后来楚国强盛起来，跟华夏诸国交往频繁了，地位接近了。西方的秦国反而被“夷狄遇之”，“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秦孝公认为“诸侯卑秦，丑莫大马”，遂立志变法图强。秦汉时期，封建大一统局面形成，中国的范围大多了。到南北朝时期，南朝鄙视北朝，称之为“索虏”；北朝也鄙视南朝，称之为“岛夷”，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隋唐时期，封建大一统局面重新出现，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中国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辽宋夏金时期，几个民族政权并立争雄，都以“中国”为荣。像辽，本名契丹，后来多次更改国名，有时叫契丹，有时叫辽。“契丹”这个词的本意是什么呢？根据出土于1930年的辽道宗哀册篆盖上的契丹小字，“契丹”二字乃是“K’eiauan”的音译，其原意是“大中”，所以契丹国，就是“大中国”的意思。在俄文、希腊文、波斯文和土耳其文中，“契丹”都被作为对中国的通称。西夏人自称“大夏”。夏，是华夏的简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就是夏。中国也称“中夏”。汉朝班固的《东都赋》：“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大夏”同“契丹”一样，也含有“大中国”的意思。元明清时期，封建大一统局面第三次重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最终奠定了今天中国疆域的基础。今天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她拥有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五十几个民族，十几亿人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她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她是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这个“发展”，使她跟历史上任何一个统一王朝都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可见，“中国”这个概念，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不断发展变化，所以，我们也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对待她。
　　今天的中国，是个新的概念，我们必须明确这个概念。我们今天讲中国历史，就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的历史。有了这个认识，我认为对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就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全面的理解。但是，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一个是要破除封建王朝史的旧观念；再一个是要理解兄弟民族的感情；第三个是要考虑到外交活动的需要。
　　或许有人说，讲历史，今天这个“中国”的概念不能使用，因为过去不这样用。这种观点看上去似乎很客观，很尊重历史，实际上是食古不化，抱残守缺的旧观念，显然是受了封建王朝史的影响。封建史学家往往把一个王朝的疆域，看成是中国的疆域，认为王朝变了，中国疆域也变了。这个观点对不对呢？因为过去历代王朝统治的疆域是有变化的。拿过去王朝统治的疆域的变化，来说明中国疆域的变化，不能说它完全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历史实际。问题在于，我们今天看历史问题，不能局限于当时的那种情况。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是必要的，局限于当时的那种情况是不够的。为什么不够呢？因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随着历史的前进，过去的事情在新的环境里会取得新的意义。如果仅仅停留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之下，那是用片面的、孤立的、静止的观点考察问题，反而看不出历史的全貌了。北宋文学家苏轼写过一首《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的词，在这首词中，他的思维方式对我们正确理解“中国”的概念是有帮助的。词中写道：“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词人想象棗站在武昌黄鹄山上的黄鹤楼，俯瞰滚滚的长江，那波涛的颜色，“恰似葡萄新酉发 醅”，绿得醉人；这醉人的绿水，包含着上游的“岷峨雪浪”和“锦江春色”。这是一种逆向思维方式。同样的道理，今天的“中国”，她的色彩包含着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中国”的特色。今天的“中国”与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中国”的关系，是全体和局部的关系。今天我们讲中国历史，如果不用今天“中国”的概念，用哪个时期的“中国”的概念呢？用春秋时期的“中国”的概念？用战国时期的“中国”的概念？用隋唐时期的“中国”的概念？很显然，它们都不行，因为用它们当中的哪一个都是不全面的。今天我们讲中国历史，不用今天“中国”的概念，就失去了基准，就无所适从。
　　我国自古就是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为汉族的文化发达，走在各民族的前列，所以形成以它为主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大汉族主义盛行，少数民族受到歧视。这种流毒至今没有全部肃清。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理解兄弟民族的感情。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封建国家高度统一，特别是唐太宗，善于处理民族关系，被各族人民拥戴为“天可汗”。可是到了宋朝，几个民族政权并立争雄。如果按照封建王朝史论者的观点，只承认宋朝是“中国”，不承认‘西夏”和“契丹”是“中国”，这就极大地损害了少数民族兄弟的感情。人家会说：“我们这个民族，我们居住的这块土地，为什么在唐朝属于”中国“，到宋朝就不算“中国”呢？？请问，怎么回答人家。我想，正是因为宋朝统治者站在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立场上，不承认人家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属中国，所以，人家少数民族政权才称“契丹”、“大夏”，公开声明自己是“大中国”。“往事越千年”，我们苛责古人是没用的，重要的是汲取教训，不重犯古人的错误。如果我们现在仍然不能破除封建王朝史的观点，不能理解少数民族兄弟的感情，就是给人家泼冷水。那么，这个问题就不是小事情，不是单纯的历史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很现实的政治问题。因为它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不利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稳定。当今世界上很多麻烦，都是由民族矛盾引发的。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
    从本世纪50年代以来，“征服王朝论”在国外史学界甚嚣尘上。其创始人是美国史学家魏特夫。他在《中国社会史（907～1125）》的第九章里，讨论中国社会的基本模式，提出：“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自然地分成十大部分（阶段）一半可以归入“典型”的中国模式，另一半可以归入征服模式。”下面是魏特夫编制的图解表：
帝制中国史
（公元前221～公元1912年）
Ⅰ典型中国王朝 Ⅱ征服（和渗入）王朝
秦和汉（公元前221～公元220年）
分裂时期的中国王朝（公元220～公元581年）
魏（拓跋）（公元386～公元556年）
以及其前后建立的夷狄王朝
隋和唐（公元581～公元907年）
宋（公元960～公元1279年）
辽（契丹）（公元907～公元1125年）
金（女真）（公元1115～公元1234年）
元（蒙古）（公元1206～公元1368年）
　
9．明（公元1368～公元1644年）
10．清（满洲）（公元1616～公元1912年）
　　从这幅图解表上，我们可以看出，魏特夫把中国汉族建立的强大政权，称为“典型中国王朝”，而把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强大政权，称为“征服（和渗入）王朝”。他还特别注重研究少数民族建立的强大政权的非汉族特点。言外之意，他不承认拓跋、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是中国人。这种“征服王朝论”不过是西方所谓的“中国中心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本世纪50年代，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童年。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反动势力千方百计地遏制、分例、颠覆新中国政权。征服王朝论是为帝国主义反华政策服务的。说到这里，我们静下来想一想，如果我们一些同志依然有意无意地抱着封建王朝史的观点不放，恰好帮了人家的忙，给我们自己的外交活动带来麻烦。
　　或许有人说，契丹、西夏、北宋各有疆域，并立争雄，它们之间的关系难道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吗？难道为了外交活动的需要，就不承认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吗？
　　真实是历史的生命。为求索真实，我们总是努力突破导致主体化历史背离客观历史真相的种种局限。前面我们讲过，契丹、西夏、北宋都自以“大中国”为荣。宋辽“澶渊之盟”的内容之一是：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宋夏议和，夏得宋“岁赐”，夏王元昊向宋称臣，而且称“父大宋皇帝”。他们彼此自愿承认亲属关系，这是中华民族认同感的体现，是个“大同”。不错，他们之间存在着争斗，但是，这种争斗是“大中国”的家族内部之争，争的是谁掌家。这难道不是历史的真实吗？再客观一些，让我们看看当时西方人是怎么认识西夏的。宋朝时，有个叫艾瑞士（Earish）的西西利人(Sicily)写过一部地理书，其中叙述西夏部。他称西夏为“外秦”，并解释说，“盖因其地多华人，且其名曰大夏，有类中国也。”这位古代的外国作家显然不带有现代西方反华势力的偏见，又生当其时，西夏在他的眼里，“其地多华人”，这显然是民族交融的结果；“其名曰大夏”，这是西夏人自己的观点；“有类中国也”，意思是“跟中国是一样的”，这是艾瑞士的结论。艾瑞士没有像魏特夫那样去挖空心思，寻找西夏国的“非汉族特点”。请问，他俩的看法哪个更客观，更真实呢？如果还有人认为艾瑞士是个孤证的话，再举一个简单的例证，那就操西班牙语的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爱称，是“契尼塔”或“契尼多”，来源于西班牙语“chinita”，而它正是“契丹”的音译。元、明、清（鸦片战争以前）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马执斌
　　历史的发展是有阶段的。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三千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史学界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阶段分法很多，有分两段的，分三段的，分四段的，分五段的，分六段的，角度不一样，都能讲出一番道理。
　　根据国家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司编订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供试验用）》编写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中国古代史·试验本·限选·全一册》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六段：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秦汉是封建大一统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封建国家分裂和民族融合时期；隋唐是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五代、辽、宋、夏、金是封建社会继续发展和民族政权并立的时期；元、明、清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时期。
　　下面就谈谈新编高中课本有关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和封建社会由盛而衰棗元、明、清（鸦片战争以前）历史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不仅是一个历史科学上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政治上的问题。元明清三代对我国今天疆域的形成都有重要贡献，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讲一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尖锐、比较敏感的问题，也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日本朋友就问过我们，“中国”这个概念怎么理解？我们告诉他：“中国”这个概念，从文献上看，最早出现在儒家经典《中庸》里。《中庸》相传为子思所作。子思是孔圣人的孙子。《中庸》上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我国古代华夏族建国于黄河中下游，因国力强盛，文化发达，自以为居天下之中，影响四周少数民族，故号称“中国”。但是，“中国”这个概念是不断变化的。春秋时期，河南南部，楚国这一带就不算“中国”，后来楚国强盛起来，跟华夏诸国交往频繁了，地位接近了。西方的秦国反而被“夷狄遇之”，“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秦孝公认为“诸侯卑秦，丑莫大马”，遂立志变法图强。秦汉时期，封建大一统局面形成，中国的范围大多了。到南北朝时期，南朝鄙视北朝，称之为“索虏”；北朝也鄙视南朝，称之为“岛夷”，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互不承认对方是“中国”。隋唐时期，封建大一统局面重新出现，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中国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辽宋夏金时期，几个民族政权并立争雄，都以“中国”为荣。像辽，本名契丹，后来多次更改国名，有时叫契丹，有时叫辽。“契丹”这个词的本意是什么呢？根据出土于1930年的辽道宗哀册篆盖上的契丹小字，“契丹”二字乃是“K’eiauan”的音译，其原意是“大中”，所以契丹国，就是“大中国”的意思。在俄文、希腊文、波斯文和土耳其文中，“契丹”都被作为对中国的通称。西夏人自称“大夏”。夏，是华夏的简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就是夏。中国也称“中夏”。汉朝班固的《东都赋》：“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棱”。“大夏”同“契丹”一样，也含有“大中国”的意思。元明清时期，封建大一统局面第三次重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最终奠定了今天中国疆域的基础。今天的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她拥有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五十几个民族，十几亿人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她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她是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这个“发展”，使她跟历史上任何一个统一王朝都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可见，“中国”这个概念，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不断发展变化，所以，我们也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对待她。
　　今天的中国，是个新的概念，我们必须明确这个概念。我们今天讲中国历史，就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的历史。有了这个认识，我认为对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就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全面的理解。但是，这里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一个是要破除封建王朝史的旧观念；再一个是要理解兄弟民族的感情；第三个是要考虑到外交活动的需要。
　　或许有人说，讲历史，今天这个“中国”的概念不能使用，因为过去不这样用。这种观点看上去似乎很客观，很尊重历史，实际上是食古不化，抱残守缺的旧观念，显然是受了封建王朝史的影响。封建史学家往往把一个王朝的疆域，看成是中国的疆域，认为王朝变了，中国疆域也变了。这个观点对不对呢？因为过去历代王朝统治的疆域是有变化的。拿过去王朝统治的疆域的变化，来说明中国疆域的变化，不能说它完全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历史实际。问题在于，我们今天看历史问题，不能局限于当时的那种情况。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是必要的，局限于当时的那种情况是不够的。为什么不够呢？因为历史是不能割断的，随着历史的前进，过去的事情在新的环境里会取得新的意义。如果仅仅停留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之下，那是用片面的、孤立的、静止的观点考察问题，反而看不出历史的全貌了。北宋文学家苏轼写过一首《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的词，在这首词中，他的思维方式对我们正确理解“中国”的概念是有帮助的。词中写道：“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词人想象棗站在武昌黄鹄山上的黄鹤楼，俯瞰滚滚的长江，那波涛的颜色，“恰似葡萄新酉发 醅”，绿得醉人；这醉人的绿水，包含着上游的“岷峨雪浪”和“锦江春色”。这是一种逆向思维方式。同样的道理，今天的“中国”，她的色彩包含着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中国”的特色。今天的“中国”与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中国”的关系，是全体和局部的关系。今天我们讲中国历史，如果不用今天“中国”的概念，用哪个时期的“中国”的概念呢？用春秋时期的“中国”的概念？用战国时期的“中国”的概念？用隋唐时期的“中国”的概念？很显然，它们都不行，因为用它们当中的哪一个都是不全面的。今天我们讲中国历史，不用今天“中国”的概念，就失去了基准，就无所适从。
　　我国自古就是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为汉族的文化发达，走在各民族的前列，所以形成以它为主体。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大汉族主义盛行，少数民族受到歧视。这种流毒至今没有全部肃清。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理解兄弟民族的感情。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封建国家高度统一，特别是唐太宗，善于处理民族关系，被各族人民拥戴为“天可汗”。可是到了宋朝，几个民族政权并立争雄。如果按照封建王朝史论者的观点，只承认宋朝是“中国”，不承认‘西夏”和“契丹”是“中国”，这就极大地损害了少数民族兄弟的感情。人家会说：“我们这个民族，我们居住的这块土地，为什么在唐朝属于”中国“，到宋朝就不算“中国”呢？？请问，怎么回答人家。我想，正是因为宋朝统治者站在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立场上，不承认人家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属中国，所以，人家少数民族政权才称“契丹”、“大夏”，公开声明自己是“大中国”。“往事越千年”，我们苛责古人是没用的，重要的是汲取教训，不重犯古人的错误。如果我们现在仍然不能破除封建王朝史的观点，不能理解少数民族兄弟的感情，就是给人家泼冷水。那么，这个问题就不是小事情，不是单纯的历史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很现实的政治问题。因为它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不利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稳定。当今世界上很多麻烦，都是由民族矛盾引发的。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
    从本世纪50年代以来，“征服王朝论”在国外史学界甚嚣尘上。其创始人是美国史学家魏特夫。他在《中国社会史（907～1125）》的第九章里，讨论中国社会的基本模式，提出：“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自然地分成十大部分（阶段）一半可以归入“典型”的中国模式，另一半可以归入征服模式。”下面是魏特夫编制的图解表：
帝制中国史
（公元前221～公元1912年）
Ⅰ典型中国王朝 Ⅱ征服（和渗入）王朝
秦和汉（公元前221～公元220年）
分裂时期的中国王朝（公元220～公元581年）
魏（拓跋）（公元386～公元556年）
以及其前后建立的夷狄王朝
隋和唐（公元581～公元907年）
宋（公元960～公元1279年）
辽（契丹）（公元907～公元1125年）
金（女真）（公元1115～公元1234年）
元（蒙古）（公元1206～公元1368年）
　
9．明（公元1368～公元1644年）
10．清（满洲）（公元1616～公元1912年）
　　从这幅图解表上，我们可以看出，魏特夫把中国汉族建立的强大政权，称为“典型中国王朝”，而把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强大政权，称为“征服（和渗入）王朝”。他还特别注重研究少数民族建立的强大政权的非汉族特点。言外之意，他不承认拓跋、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是中国人。这种“征服王朝论”不过是西方所谓的“中国中心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本世纪50年代，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童年。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反动势力千方百计地遏制、分例、颠覆新中国政权。征服王朝论是为帝国主义反华政策服务的。说到这里，我们静下来想一想，如果我们一些同志依然有意无意地抱着封建王朝史的观点不放，恰好帮了人家的忙，给我们自己的外交活动带来麻烦。
　　或许有人说，契丹、西夏、北宋各有疆域，并立争雄，它们之间的关系难道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吗？难道为了外交活动的需要，就不承认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吗？
　　真实是历史的生命。为求索真实，我们总是努力突破导致主体化历史背离客观历史真相的种种局限。前面我们讲过，契丹、西夏、北宋都自以“大中国”为荣。宋辽“澶渊之盟”的内容之一是：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宋夏议和，夏得宋“岁赐”，夏王元昊向宋称臣，而且称“父大宋皇帝”。他们彼此自愿承认亲属关系，这是中华民族认同感的体现，是个“大同”。不错，他们之间存在着争斗，但是，这种争斗是“大中国”的家族内部之争，争的是谁掌家。这难道不是历史的真实吗？再客观一些，让我们看看当时西方人是怎么认识西夏的。宋朝时，有个叫艾瑞士（Earish）的西西利人(Sicily)写过一部地理书，其中叙述西夏部。他称西夏为“外秦”，并解释说，“盖因其地多华人，且其名曰大夏，有类中国也。”这位古代的外国作家显然不带有现代西方反华势力的偏见，又生当其时，西夏在他的眼里，“其地多华人”，这显然是民族交融的结果；“其名曰大夏”，这是西夏人自己的观点；“有类中国也”，意思是“跟中国是一样的”，这是艾瑞士的结论。艾瑞士没有像魏特夫那样去挖空心思，寻找西夏国的“非汉族特点”。请问，他俩的看法哪个更客观，更真实呢？如果还有人认为艾瑞士是个孤证的话，再举一个简单的例证，那就操西班牙语的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爱称，是“契尼塔”或“契尼多”，来源于西班牙语“chinita”，而它正是“契丹”的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