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称”害人――炮轰职称评审体制

要给职称下一个完整的定义，是不太容易的。汉语词典上说是职务的名称，但有职称的人不一定有职务。说是技术人员的资格水平标志，疑惑反而更多：无职称的人能否从事科技研究？低职称的人能否进行重要研究？高职称的人一定会出尖端成果？
　　当前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正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迫切需要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开拓进取，勇于创新，迅速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如果不尽快改革当前直接关系到知识分子利益的职称制度，那么挖掘他们的智慧潜力、激发他们的创造激情只会成为空话，年复一年，他们仍旧会在职称的路上耗费他们宝贵的智慧和生命，于己于国，害莫大焉！
　　职称啊职称！多少年轻的英才、想有一番作为的人才，被古怪的职称评审拒之于门外，失去了发挥其创造力的机遇，多少智力资源在无声中流失，这一切对我们的国力，将造成多少损害，也许我们今天还无法看得十分清晰，等到我们能够凭日常感觉能够体会到问题的严重性，也许那时就该有悔之晚矣之叹了。
　　为了今后不致有这样的悲叹，我想用比较凶狠的“炮轰”，痛批职称评审体制的痼疾，比之用比较温雅“质疑”，更能表达我的忧愤，也更能来引起有关人士改革的紧迫感。
　　1.计划经济的产物，严重限制人才的自由发展。
　　我们现行的人才职称评定制度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了一定的改观，但是总体框架未变，那就是人才的职称评聘受学历、资历（岗位年限或曰任职年限）、岗位甚至单位职数的限制，一个人只能根据所在单位从事的工作评定职称，而不是根据其才能来评定；更不能根据其才能同时拥有多种职称；是根据本部门本单位的“需要”来“规范”限制人才的发展，而不是根据人才的自由发展让他自由去寻找社会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种职称评聘的结果，一是人才部门所有和单位所有化，一旦进入某个部门某个单位，你就变成部门人单位人了，要想跳出这个圈子，这个圈子的职称就没用了，而其他更适合该人才的相应职称却没有，这样，人才的自由流动尤其是跨行业流动就往往必须付出极大代价，甚至有可能意味着那人的职称必须在另一个行业“从零开始”。二是职称评聘的“官本位”化。同样是清华大学本科生，一个分到部级科研单位，一个分到县级事业部门，分到部级单位的可能成绩平平五年八年就能拿到高级职称，但是分到县级事业单位的可能一辈子都只能拿个中级职称，不管你工作多么努力，业务多么精湛，贡献多么突出。原因何在？因为部级单位高级职称多！
　　作为计划经济时代产物的职称，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才是最重要最根本性的因素；解放生产力归根结底是解放人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既是全社会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更是社会进步发展的根本目的。给人才的职称评定松绑，改变人才的“行政级别化”的官本位色彩和岗位化资历化色彩，实现人才、资金等等社会有效资源的自由优化组合，是我们必须明确必须坚持的努力方向。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社会需要的是真才实学，不是职称高低。一个科技人员在企业里的地位收入，主要看他的实际工作能力。工程师没有干工程师的活，或者在工程师的位置上没出该出的力，就可能只拿普通员工的工资。企业在招聘人员的时候，尽管还有关于职称的条件，但已经主要看个人能力了。
　　但是，中国事情往往比较复杂。中国的改革是极其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其中存在着许多伪改革，让人分不出好坏。当体制与实际不相适的时候，人们就会绕着走、去变通，这是许多地方经常使用的办法。中国人搞变通的手段是很高明的，在职称上，就出现了评聘分开、高职低聘、低职高聘等发明创造。于是，职称评审体制，继续被我们“发扬光大”。职称只要还存在，目前有用，大家就会趋之若骛，没有人去想将来是否用得着。评聘分开和高职低聘容易明白，而低职高聘则让人费解。一个没有职称的教师，在私立学校，只要使用者愿意，认为他有能力，就可以担任高级的技术职务。在市场经济中，这是可行的，也是必然的，但却是对职称的彻底否定。
　　职称评定浪费了申报者、组织者、评审者大量的心智财力，浪费了社会大量的人力资源及自然资源，与科技事业无助，与现代社会不适。但让人不明白的是，已经被现实否定了的职称，仍在年年评定着，评上用不着就存入档案里，好象要等着恢复计划经济时再用似的。
　　害人的职称啊，真不知你还要评多久？
　　2.无能者靠熬和混获取名利的神兵利器。
　　改革开放搞了20多年，我们一直没有多大触动计划体制下的职称评审体系。这一评审体系，年龄、年限、论资排辈，为一些资质浅、等级水平低的单位和个人开了方便之门。“教授、高级帽子”漫天飞，假冒伪劣教授、高级技师人员以合法的身份充斥社会，严重损害知识分子整体形象，严重的败坏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社会风尚的形成。
　　其结果只能是无能者靠熬――这一神兵利器――而有资，有能者靠等――等伯乐的发现――而不能一展宏图。前一种结果直接造成低能无能者靠裙带关系等等而充斥重要岗位，并间接造成有能者因无合适岗位故无机会一展宏图，被迫或去他乡――成了外来的和尚，或与低能无能者同化而沦落。
　　必须承认，这一体制下的论资排辈和事实上普遍存在的“终身制”现象。比如，有的人员虽已拿到了某种专业技术职称，但却完成不了这一职称所应完成的工作，而单位便只能是因人设岗；比如，一些确有能力完成高于自身职称一个“职级”乃至两个“职级”工作的人员，因为诸如“年限不到”等原因而无法晋升相应职称，结果拿着中级甚至初级职称，干的却是“副高”乃至“正高”的工作……这一系列问题的最直接结果是很多人的积极性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目前的职称评定存在重本本、轻实践，重学历、轻能力的现象。如他们当地一个企业聘了一位高级工程师，却发现他连最基本的机械图纸都不会画。又如：某中学的一位教师，从未教过一节课，居然也评上了中教高级职称。这滑天下之大稽的事，在中国却比比皆是。
　　3.阻碍青年英才前进和发展的绊脚石。
　　在我国，职称本身就讲究“论资排辈”。因为在不少评职称的规定中，就限定了在下一职级必须要有的任职时间。除了文件上的这种规定之外，在同样具备了相应任职时间的人中间，你还要心照不宣地等着资历、辈分比你高的人，让他们先行一步。这种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在实际中就衍生出种种矛盾，抹杀了人才发展的多种可能，尤其是抹杀了人才发展的差别，大锅饭，混到一定年限，大家彼此彼此都能评上一定职称，十年的媳妇熬成婆是也。而如果没有在本部门本单位呆上一定年限，你就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可能也是白搭。职称变成了相当程度上的“待遇”，往往把一些年轻的、资历浅的、跨行业跨部门的“杂家”、“大家”等优秀人才排除在“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之外。
　　就一般而论，人的创造力年轻时是较强的，可职称评定主要是依据年限。年龄越大，则年限越长，职称越高。年轻人多是低职称，受高职称的领导，创造力肯定要受到影响。
　　一家在中国很有名的研究单位，聚集了一大堆老、中、青知识分子。然而高级职称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该给谁不该给谁，哪个人都不好拍板。最后默认了“论资排辈”这一游戏规则。一开始还好办，职称改革后第一批戴上高级职称桂冠的，多是一批学术上的佼佼者，年老的多，中年的也有。第二批摊上这一殊荣的，原因就有些复杂。学术水平要有，资历也要够格，这样别人才不好说什么……就这样，一批一批地解决以后，居然还有一位老同志没有得到高级职称，这位老同志急了，今天找所长，明天找书记。所领导也急，只好向上级再申请一个高级职称的名额。不久，上级同意了，所里下文晋升这位老同志为副研究员。中青年们一片哗然：“不是说评职称的目的是精心选拔人才、合理使用人才吗？为什么不能按实际能力和贡献大小评一评呢？”所领导只好搬出大家一直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来：“老同志年纪已大，这次不评就没有机会了，照顾一下也是应该的嘛。”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再找领导交涉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他们还是感到不公平：“再这样评下去，把人的心都评凉了。”
　　职称评定啊，这害人的东西埋没了多少年轻的“孔子、孙武、钱钟书、沈从文、陈景润、袁隆平、比尔.盖茨”,不能再让他这样存在下去了！
　　4.戕害人才主动性、创造性的刽子手。
　　只要了解中国现状的，绝对知道其中没有这么简单。实质上，职称，获取这东西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获取更多的钞票、好处、官位。以大学校园中助教、讲师、教授等位次排列而言，直接的体现就是同上这么多课时，排后面的就是比排前面的拿的钱多，而不管谁教出来的学生更优秀。还有，分房的时候，职称高的当然可以有更宽的房子可以挑，更多的补助可以拿。
　　职称曾经是评定一个人能力的唯一标准，可是在剖开其冠冕堂皇的面纱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其间的龌龊不堪。
　　现在的情况是，附在职称上的附加利益太多，而职称拥有者创造出的经济利益、社会效益太少。升了一级职称，就可以升一级工资，同时仕途又可以向前发展，仕途发展了钱途就来了，至少年终奖金发得也多一点。可是却从来没有规定，在升了职称的同时要作出相应的成绩，作出相应的贡献。只要考试、评审过了关，万事OK，又可以期待着下一次职称评定了。这样的职称评定，实质上是大锅饭，这样的大锅饭轮着煮，看起来每年只有那么几个人过关，其实每个人铁定会过关，只要你能骗能编，每个人都可以在锅里吃上那么一口。要遇上那些榆木疙瘩不开窍的人，不懂其中诀窍，当然只有吃瘪的份儿。另一方面，一旦职称定了，也就不会摘脱了，不管你有没有本事，只要混到这个位子，自然有皇粮吃，能不能做出成绩出效益才不是他关心的呢。
　　这样子的职称评定制度，实际上是资源的极大浪费，把国家集体的资源化为福利而不是创造出价值，给出职称不过是让大家混口饭吃，而且现在还吃得这么不爽，闹毛病。
　　这一制度扼杀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束缚了一大批本可以成为发明家、创造家人士的手脚，造成人才的普遍平庸化、功利化，成为戕害人才主动性、创造性的刽子手。以至于出现了中国高级职称的人数比美国还多的笑话。然而，中国的科技水平、综合国力又是人家的几分之一呢？按照现在的职称评审办法，名震中外的大军事家孙子连中级职称都评不上，大教育家孔子充其量也只能评个副教授。
　　5.使“多劳多得、优绩优酬”成为苦涩的谎言。
　　本来，“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分配的公平原则。但是，在现行职称体系下，却恰恰相反，出现了“多劳不多的，优绩不优酬”的奇怪现象。如：单位里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哪怕你干得再多、成绩再大，由于你的职称最低，那么你只能拿最低的工资和“享受”着最低的地位。而单位的老同志，拥有高级职称，干得少甚至不干活，却拿着最高的薪水且享受着最高的地位。当老同志为青年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之后，大多数的年轻人也开始混日子，随波逐流。更为可怕地是，大多人对这一极不正常的现象都变得如此的麻木、习以为常！
　　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古罗马猴子军团的故事――
　　古罗马的皇家宫苑蓄养着一支猴子军团，成百上千的猴子养在一个封闭的大院里，训练它们列队操练，分队进行搏斗。当然，这个军团并不用于战斗，而是用来表演，供人们取乐。
　　军团大院内摆着一把铡刀。每只猴子捉进来时，都要把它的尾巴铡掉一截，通通只留五寸那么长，成为这军团猴子的标志。铡断尾巴肯定是很痛的，被铡的猴子又蹦又跳，发出尖厉的叫声，自己舔着流血的尾巴伤心不已。铡断了尾巴的猴子从此变得驯服，没有尾巴可翘了，训练起来相当容易。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这种铡尾巴的入团规矩，开头由人来执行，到后来就由那些先来的猴子们代劳了。每只新来的猴子一塞进来，猴子们就一拥而上，把它按倒在地，动作利索地把它的尾巴铡掉。当刚铡掉尾巴的新来者凄惨地嘶叫的时候，猴子们却围着它欢蹦乱跳，兴高采烈。每只猴子都经受过这一规矩带给它的痛苦，但每只猴子又都参与执行这种规矩来对待它们的新伙伴，并从中得到乐趣，一代接着一代，猴子军团存在多久，猴子铡猴子尾巴的规矩就持续多久。
　　时间和惯性会使人精神麻木，即使是最残忍的行为也会当作正常的做法自行传承下去，没有谁感到奇怪。可怕的职评体制，使“多劳多得、优绩优酬”成为时代最为苦涩的谎言时，但许多人还像故事的猴子一样叫着好。
　　6.你争我夺，矛盾和悲剧产生的温床。
　　现行的职称评审制度，务虚的较多，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往往难以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去做对升职称无立杆见影作用的教学、开发和研究工作。
　　或许很少有哪个国家，会像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样，把职称看得如此重要。更有甚者，不惜弄虚作假，明争暗斗，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在无谓的事情上。实在可惜！为了职称，有的人老泪纵横；有的动口动手，斯文失尽；更有甚者，上梁下河。我知道职称评聘的艰难与诸多规定。每当“职称评定季节”过后，评上职称的，志得意满，如范进中举；未评上职称的，垂头丧气，牢骚满腹。不少人从此消极怠工，或是与领导“干戈相见”。
　　在一些地方和单位，职称评定已经演变成关系和权力的较量。能不能评上职称，关键不是衡量其学术成果、科研能力以及工作实绩，而是看其和评委的关系怎样，在单位人缘如何。每次评审前，一些人托关系、打电话、请客送礼，用尽各种手段，目的是让评委投自己一票。一件本来应该既严肃又公正的工作却异化成关系的较量，令人悲哀。
　　每年到了评职称的时候，最忙活的其实是各单位的领导，手里就那么几个名额，哪个该上，哪个该等，会不会留下“后遗症”甚至过激行为，他要掂量来掂量去，比做生意都难。现在职称多数是和职责分离、与待遇挂钩的，因此，带来了僧多粥少的实际利益冲突，造成了同事间的摩擦，引发了许多不该产生的矛盾和悲剧。一所中学的女教师，已经评上了高级教师。但在等待张榜公布的时候，她却自杀了，原因竟然与职称评定有关。这位女教师55岁，已有32年教龄。论学历，她是师范院校的本科毕业生，论教学成果，她多次被评为模范教师。她的照片也醒目地挂在校史展览室里。在校长的鼓励下，原本与世无争的她，申报了高级职称。然而，这所学校有同样资历的人为数不少。由于高级职称名额很少，而竞争者很多，学校里弥漫着一种不友好的竞争气氛。这使她很不习惯。一个老师对她谈论另一个老师不该占着茅坑不拉屎。她听后觉得是在说自己。另一个老师在教研室大骂某老师好狗不挡道，她听了心惊肉跳。一些和她有竞争的老师，见了面不再和她打招呼，她更是无法接受……在她自杀的前一天，她来找校长，这时职称已经评完，校长以为她是来打听结果，就告诉了她。没想到她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奋，只是平静地笑了笑：“我这一辈子长期在您领导下工作，让您费了好多心，我是来感谢您的。”她又分别找了个别老师，见面时说的几乎是同样的话：“咱们难得相处一场，凡是有得罪大家的地方，都请原谅。”她给学生上了最后一堂课，最后涕泪俱下地嘱咐孩子们要好好学习。当晚，她就悄然离开了这个充满纷争的世界。
　　职称评定，相互竞争本是题中之义，但现行的评定办法，往往不是激励人们在日常工作中体现竞争，而是集中在一个短时间把僧多粥少的矛盾凸现得更加彻底，难免引起人们的心灵倾斜。要给职称下一个完整的定义，是不太容易的。汉语词典上说是职务的名称，但有职称的人不一定有职务。说是技术人员的资格水平标志，疑惑反而更多：无职称的人能否从事科技研究？低职称的人能否进行重要研究？高职称的人一定会出尖端成果？
　　当前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正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迫切需要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开拓进取，勇于创新，迅速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如果不尽快改革当前直接关系到知识分子利益的职称制度，那么挖掘他们的智慧潜力、激发他们的创造激情只会成为空话，年复一年，他们仍旧会在职称的路上耗费他们宝贵的智慧和生命，于己于国，害莫大焉！
　　职称啊职称！多少年轻的英才、想有一番作为的人才，被古怪的职称评审拒之于门外，失去了发挥其创造力的机遇，多少智力资源在无声中流失，这一切对我们的国力，将造成多少损害，也许我们今天还无法看得十分清晰，等到我们能够凭日常感觉能够体会到问题的严重性，也许那时就该有悔之晚矣之叹了。
　　为了今后不致有这样的悲叹，我想用比较凶狠的“炮轰”，痛批职称评审体制的痼疾，比之用比较温雅“质疑”，更能表达我的忧愤，也更能来引起有关人士改革的紧迫感。
　　1.计划经济的产物，严重限制人才的自由发展。
　　我们现行的人才职称评定制度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了一定的改观，但是总体框架未变，那就是人才的职称评聘受学历、资历（岗位年限或曰任职年限）、岗位甚至单位职数的限制，一个人只能根据所在单位从事的工作评定职称，而不是根据其才能来评定；更不能根据其才能同时拥有多种职称；是根据本部门本单位的“需要”来“规范”限制人才的发展，而不是根据人才的自由发展让他自由去寻找社会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种职称评聘的结果，一是人才部门所有和单位所有化，一旦进入某个部门某个单位，你就变成部门人单位人了，要想跳出这个圈子，这个圈子的职称就没用了，而其他更适合该人才的相应职称却没有，这样，人才的自由流动尤其是跨行业流动就往往必须付出极大代价，甚至有可能意味着那人的职称必须在另一个行业“从零开始”。二是职称评聘的“官本位”化。同样是清华大学本科生，一个分到部级科研单位，一个分到县级事业部门，分到部级单位的可能成绩平平五年八年就能拿到高级职称，但是分到县级事业单位的可能一辈子都只能拿个中级职称，不管你工作多么努力，业务多么精湛，贡献多么突出。原因何在？因为部级单位高级职称多！
　　作为计划经济时代产物的职称，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才是最重要最根本性的因素；解放生产力归根结底是解放人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既是全社会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更是社会进步发展的根本目的。给人才的职称评定松绑，改变人才的“行政级别化”的官本位色彩和岗位化资历化色彩，实现人才、资金等等社会有效资源的自由优化组合，是我们必须明确必须坚持的努力方向。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社会需要的是真才实学，不是职称高低。一个科技人员在企业里的地位收入，主要看他的实际工作能力。工程师没有干工程师的活，或者在工程师的位置上没出该出的力，就可能只拿普通员工的工资。企业在招聘人员的时候，尽管还有关于职称的条件，但已经主要看个人能力了。
　　但是，中国事情往往比较复杂。中国的改革是极其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其中存在着许多伪改革，让人分不出好坏。当体制与实际不相适的时候，人们就会绕着走、去变通，这是许多地方经常使用的办法。中国人搞变通的手段是很高明的，在职称上，就出现了评聘分开、高职低聘、低职高聘等发明创造。于是，职称评审体制，继续被我们“发扬光大”。职称只要还存在，目前有用，大家就会趋之若骛，没有人去想将来是否用得着。评聘分开和高职低聘容易明白，而低职高聘则让人费解。一个没有职称的教师，在私立学校，只要使用者愿意，认为他有能力，就可以担任高级的技术职务。在市场经济中，这是可行的，也是必然的，但却是对职称的彻底否定。
　　职称评定浪费了申报者、组织者、评审者大量的心智财力，浪费了社会大量的人力资源及自然资源，与科技事业无助，与现代社会不适。但让人不明白的是，已经被现实否定了的职称，仍在年年评定着，评上用不着就存入档案里，好象要等着恢复计划经济时再用似的。
　　害人的职称啊，真不知你还要评多久？
　　2.无能者靠熬和混获取名利的神兵利器。
　　改革开放搞了20多年，我们一直没有多大触动计划体制下的职称评审体系。这一评审体系，年龄、年限、论资排辈，为一些资质浅、等级水平低的单位和个人开了方便之门。“教授、高级帽子”漫天飞，假冒伪劣教授、高级技师人员以合法的身份充斥社会，严重损害知识分子整体形象，严重的败坏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社会风尚的形成。
　　其结果只能是无能者靠熬――这一神兵利器――而有资，有能者靠等――等伯乐的发现――而不能一展宏图。前一种结果直接造成低能无能者靠裙带关系等等而充斥重要岗位，并间接造成有能者因无合适岗位故无机会一展宏图，被迫或去他乡――成了外来的和尚，或与低能无能者同化而沦落。
　　必须承认，这一体制下的论资排辈和事实上普遍存在的“终身制”现象。比如，有的人员虽已拿到了某种专业技术职称，但却完成不了这一职称所应完成的工作，而单位便只能是因人设岗；比如，一些确有能力完成高于自身职称一个“职级”乃至两个“职级”工作的人员，因为诸如“年限不到”等原因而无法晋升相应职称，结果拿着中级甚至初级职称，干的却是“副高”乃至“正高”的工作……这一系列问题的最直接结果是很多人的积极性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目前的职称评定存在重本本、轻实践，重学历、轻能力的现象。如他们当地一个企业聘了一位高级工程师，却发现他连最基本的机械图纸都不会画。又如：某中学的一位教师，从未教过一节课，居然也评上了中教高级职称。这滑天下之大稽的事，在中国却比比皆是。
　　3.阻碍青年英才前进和发展的绊脚石。
　　在我国，职称本身就讲究“论资排辈”。因为在不少评职称的规定中，就限定了在下一职级必须要有的任职时间。除了文件上的这种规定之外，在同样具备了相应任职时间的人中间，你还要心照不宣地等着资历、辈分比你高的人，让他们先行一步。这种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在实际中就衍生出种种矛盾，抹杀了人才发展的多种可能，尤其是抹杀了人才发展的差别，大锅饭，混到一定年限，大家彼此彼此都能评上一定职称，十年的媳妇熬成婆是也。而如果没有在本部门本单位呆上一定年限，你就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可能也是白搭。职称变成了相当程度上的“待遇”，往往把一些年轻的、资历浅的、跨行业跨部门的“杂家”、“大家”等优秀人才排除在“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之外。
　　就一般而论，人的创造力年轻时是较强的，可职称评定主要是依据年限。年龄越大，则年限越长，职称越高。年轻人多是低职称，受高职称的领导，创造力肯定要受到影响。
　　一家在中国很有名的研究单位，聚集了一大堆老、中、青知识分子。然而高级职称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该给谁不该给谁，哪个人都不好拍板。最后默认了“论资排辈”这一游戏规则。一开始还好办，职称改革后第一批戴上高级职称桂冠的，多是一批学术上的佼佼者，年老的多，中年的也有。第二批摊上这一殊荣的，原因就有些复杂。学术水平要有，资历也要够格，这样别人才不好说什么……就这样，一批一批地解决以后，居然还有一位老同志没有得到高级职称，这位老同志急了，今天找所长，明天找书记。所领导也急，只好向上级再申请一个高级职称的名额。不久，上级同意了，所里下文晋升这位老同志为副研究员。中青年们一片哗然：“不是说评职称的目的是精心选拔人才、合理使用人才吗？为什么不能按实际能力和贡献大小评一评呢？”所领导只好搬出大家一直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来：“老同志年纪已大，这次不评就没有机会了，照顾一下也是应该的嘛。”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再找领导交涉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他们还是感到不公平：“再这样评下去，把人的心都评凉了。”
　　职称评定啊，这害人的东西埋没了多少年轻的“孔子、孙武、钱钟书、沈从文、陈景润、袁隆平、比尔.盖茨”,不能再让他这样存在下去了！
　　4.戕害人才主动性、创造性的刽子手。
　　只要了解中国现状的，绝对知道其中没有这么简单。实质上，职称，获取这东西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获取更多的钞票、好处、官位。以大学校园中助教、讲师、教授等位次排列而言，直接的体现就是同上这么多课时，排后面的就是比排前面的拿的钱多，而不管谁教出来的学生更优秀。还有，分房的时候，职称高的当然可以有更宽的房子可以挑，更多的补助可以拿。
　　职称曾经是评定一个人能力的唯一标准，可是在剖开其冠冕堂皇的面纱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其间的龌龊不堪。
　　现在的情况是，附在职称上的附加利益太多，而职称拥有者创造出的经济利益、社会效益太少。升了一级职称，就可以升一级工资，同时仕途又可以向前发展，仕途发展了钱途就来了，至少年终奖金发得也多一点。可是却从来没有规定，在升了职称的同时要作出相应的成绩，作出相应的贡献。只要考试、评审过了关，万事OK，又可以期待着下一次职称评定了。这样的职称评定，实质上是大锅饭，这样的大锅饭轮着煮，看起来每年只有那么几个人过关，其实每个人铁定会过关，只要你能骗能编，每个人都可以在锅里吃上那么一口。要遇上那些榆木疙瘩不开窍的人，不懂其中诀窍，当然只有吃瘪的份儿。另一方面，一旦职称定了，也就不会摘脱了，不管你有没有本事，只要混到这个位子，自然有皇粮吃，能不能做出成绩出效益才不是他关心的呢。
　　这样子的职称评定制度，实际上是资源的极大浪费，把国家集体的资源化为福利而不是创造出价值，给出职称不过是让大家混口饭吃，而且现在还吃得这么不爽，闹毛病。
　　这一制度扼杀了知识分子的创造力，束缚了一大批本可以成为发明家、创造家人士的手脚，造成人才的普遍平庸化、功利化，成为戕害人才主动性、创造性的刽子手。以至于出现了中国高级职称的人数比美国还多的笑话。然而，中国的科技水平、综合国力又是人家的几分之一呢？按照现在的职称评审办法，名震中外的大军事家孙子连中级职称都评不上，大教育家孔子充其量也只能评个副教授。
　　5.使“多劳多得、优绩优酬”成为苦涩的谎言。
　　本来，“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分配的公平原则。但是，在现行职称体系下，却恰恰相反，出现了“多劳不多的，优绩不优酬”的奇怪现象。如：单位里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哪怕你干得再多、成绩再大，由于你的职称最低，那么你只能拿最低的工资和“享受”着最低的地位。而单位的老同志，拥有高级职称，干得少甚至不干活，却拿着最高的薪水且享受着最高的地位。当老同志为青年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之后，大多数的年轻人也开始混日子，随波逐流。更为可怕地是，大多人对这一极不正常的现象都变得如此的麻木、习以为常！
　　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古罗马猴子军团的故事――
　　古罗马的皇家宫苑蓄养着一支猴子军团，成百上千的猴子养在一个封闭的大院里，训练它们列队操练，分队进行搏斗。当然，这个军团并不用于战斗，而是用来表演，供人们取乐。
　　军团大院内摆着一把铡刀。每只猴子捉进来时，都要把它的尾巴铡掉一截，通通只留五寸那么长，成为这军团猴子的标志。铡断尾巴肯定是很痛的，被铡的猴子又蹦又跳，发出尖厉的叫声，自己舔着流血的尾巴伤心不已。铡断了尾巴的猴子从此变得驯服，没有尾巴可翘了，训练起来相当容易。
　　特别耐人寻味的是，这种铡尾巴的入团规矩，开头由人来执行，到后来就由那些先来的猴子们代劳了。每只新来的猴子一塞进来，猴子们就一拥而上，把它按倒在地，动作利索地把它的尾巴铡掉。当刚铡掉尾巴的新来者凄惨地嘶叫的时候，猴子们却围着它欢蹦乱跳，兴高采烈。每只猴子都经受过这一规矩带给它的痛苦，但每只猴子又都参与执行这种规矩来对待它们的新伙伴，并从中得到乐趣，一代接着一代，猴子军团存在多久，猴子铡猴子尾巴的规矩就持续多久。
　　时间和惯性会使人精神麻木，即使是最残忍的行为也会当作正常的做法自行传承下去，没有谁感到奇怪。可怕的职评体制，使“多劳多得、优绩优酬”成为时代最为苦涩的谎言时，但许多人还像故事的猴子一样叫着好。
　　6.你争我夺，矛盾和悲剧产生的温床。
　　现行的职称评审制度，务虚的较多，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往往难以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去做对升职称无立杆见影作用的教学、开发和研究工作。
　　或许很少有哪个国家，会像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样，把职称看得如此重要。更有甚者，不惜弄虚作假，明争暗斗，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在无谓的事情上。实在可惜！为了职称，有的人老泪纵横；有的动口动手，斯文失尽；更有甚者，上梁下河。我知道职称评聘的艰难与诸多规定。每当“职称评定季节”过后，评上职称的，志得意满，如范进中举；未评上职称的，垂头丧气，牢骚满腹。不少人从此消极怠工，或是与领导“干戈相见”。
　　在一些地方和单位，职称评定已经演变成关系和权力的较量。能不能评上职称，关键不是衡量其学术成果、科研能力以及工作实绩，而是看其和评委的关系怎样，在单位人缘如何。每次评审前，一些人托关系、打电话、请客送礼，用尽各种手段，目的是让评委投自己一票。一件本来应该既严肃又公正的工作却异化成关系的较量，令人悲哀。
　　每年到了评职称的时候，最忙活的其实是各单位的领导，手里就那么几个名额，哪个该上，哪个该等，会不会留下“后遗症”甚至过激行为，他要掂量来掂量去，比做生意都难。现在职称多数是和职责分离、与待遇挂钩的，因此，带来了僧多粥少的实际利益冲突，造成了同事间的摩擦，引发了许多不该产生的矛盾和悲剧。一所中学的女教师，已经评上了高级教师。但在等待张榜公布的时候，她却自杀了，原因竟然与职称评定有关。这位女教师55岁，已有32年教龄。论学历，她是师范院校的本科毕业生，论教学成果，她多次被评为模范教师。她的照片也醒目地挂在校史展览室里。在校长的鼓励下，原本与世无争的她，申报了高级职称。然而，这所学校有同样资历的人为数不少。由于高级职称名额很少，而竞争者很多，学校里弥漫着一种不友好的竞争气氛。这使她很不习惯。一个老师对她谈论另一个老师不该占着茅坑不拉屎。她听后觉得是在说自己。另一个老师在教研室大骂某老师好狗不挡道，她听了心惊肉跳。一些和她有竞争的老师，见了面不再和她打招呼，她更是无法接受……在她自杀的前一天，她来找校长，这时职称已经评完，校长以为她是来打听结果，就告诉了她。没想到她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奋，只是平静地笑了笑：“我这一辈子长期在您领导下工作，让您费了好多心，我是来感谢您的。”她又分别找了个别老师，见面时说的几乎是同样的话：“咱们难得相处一场，凡是有得罪大家的地方，都请原谅。”她给学生上了最后一堂课，最后涕泪俱下地嘱咐孩子们要好好学习。当晚，她就悄然离开了这个充满纷争的世界。
　　职称评定，相互竞争本是题中之义，但现行的评定办法，往往不是激励人们在日常工作中体现竞争，而是集中在一个短时间把僧多粥少的矛盾凸现得更加彻底，难免引起人们的心灵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