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事件：“反瞒产”劫掠农民 口粮不够吃3个月

凤凰卫视7月1日《腾飞中国》节目播出“1960纪事之六：信阳事件（上）”
何亮亮：1959年河南的“信阳事件”，是三年困难时期最惨烈的典型，用官方的话语表述“信阳事件”是指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发生在信阳地区的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当时信阳地区所属的18个县市，有15个县市出现了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信阳事件是“大跃进”和“反右倾”两个运动的直接产物。

1959年3月，中央在上海会议上决定当年的征购1150亿斤，这是1958年的标准。但实际上1959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11%，而征购数却增加了14.7%，征粮当中相当一部分不是农民自愿交售的余粮，而是各省、地区、县、公社各级党组织执行中央的指示，“反瞒产私分”层层相逼，用专政的办法，强行从农民那里搜刮走的口粮，全国大形势如此，信阳也就在劫难逃了。

信阳地区是河南省卫星放得最多的地区，第一个人民公社就出在该地区的遂平县，1958年的收成由于大炼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1959年因为天灾大歉收，实产粮食20多亿斤，仅及大丰收的1958年的一半，但地区各县都虚报产量，汇总到地区成了72亿斤，又是个“特大丰收年”。征购粮当然就按照这个虚数来报了，留给农民的粮食就所剩无几了，产量减少，征购数量却在增加。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反瞒产”的结果，根据“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动用了民兵指挥各县委挨门挨户搜查，据说是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了的粮食。

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万余人，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征购任务于是圆满完成，全地区征收了16亿斤粮食，几乎达到当年产量的一半。结果农民的全年口粮只剩100多斤，仅够食用4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3个月。五十年代曾经担任过上海市财政局长，因被打成右派而被下放到信阳地区商城县劳动改造的顾准，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严冬未届，路旁已见冻死之骨。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粮断伙，农民开始逃荒。1959年冬，尤太忠将军回到了故乡信阳光山县探望病重的母亲，他目睹当地乡民饥荒的惨状，所以心情极为痛苦。而1998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美籍学者崔琦，他的双亲都是信阳人，就是在1960年饿死的。
凤凰卫视7月2日《腾飞中国》节目播出“1960纪事之六：信阳事件（下）”
何亮亮：在河南省委和信阳地委的巨大政治压力下，信阳的公社和大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都作为“余粮”交了征购。但就是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粮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了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的群众当做“阶级敌人”和“流窜犯”来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人，其中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所内。有的人饿急了，偷杀了牲畜被发现了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了2000多人，其中有被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

同时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留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同时1958年开始的“公社化”剥夺了农民的一切，不仅农民的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被剥夺了，连维持生命的口粮也掌握在公社手中，种什么庄稼？下多少种子，一天吃几两粮食都是由公社的干部来决定的。公社和食堂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本村的土地上，农民失去了人身自由。

1960年2月，信阳地区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引起了卫生部的注意，信阳地区与河南省的领导已经无法一手遮天了。中央内务部的郭处长在地方严密封锁的情况下深入调查，发现当地饿死人的情况十分严重，他回到北京就向部领导汇报。内务部马上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又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汇报，董必武派了中央监委的李坚、李正海两位处长到信阳调查。他们的工作同样受到了河南省委与信阳地委的阻挠，但是他们排除万难，在基层调查了3个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可靠资料，查有实据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70万人。

毛泽东对这个事件的批示是，这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刘少奇主持了当时对信阳事件的处理，由于当时中央的政策没有改变，所以刘少奇只能对基层干部是“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检讨，他承认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是100多万人，承认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

不过吴芝圃没有受到严重处分，信阳的一些县、公社的干部被打成了“国民党”、“阶级敌人”受到了严厉惩罚。在文革中，河南的造反派到了四川把吴芝圃抓到郑州批斗，称他是“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但是1979年，吴芝圃获得了平反。凤凰卫视7月1日《腾飞中国》节目播出“1960纪事之六：信阳事件（上）”
何亮亮：1959年河南的“信阳事件”，是三年困难时期最惨烈的典型，用官方的话语表述“信阳事件”是指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发生在信阳地区的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当时信阳地区所属的18个县市，有15个县市出现了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信阳事件是“大跃进”和“反右倾”两个运动的直接产物。

1959年3月，中央在上海会议上决定当年的征购1150亿斤，这是1958年的标准。但实际上1959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11%，而征购数却增加了14.7%，征粮当中相当一部分不是农民自愿交售的余粮，而是各省、地区、县、公社各级党组织执行中央的指示，“反瞒产私分”层层相逼，用专政的办法，强行从农民那里搜刮走的口粮，全国大形势如此，信阳也就在劫难逃了。

信阳地区是河南省卫星放得最多的地区，第一个人民公社就出在该地区的遂平县，1958年的收成由于大炼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1959年因为天灾大歉收，实产粮食20多亿斤，仅及大丰收的1958年的一半，但地区各县都虚报产量，汇总到地区成了72亿斤，又是个“特大丰收年”。征购粮当然就按照这个虚数来报了，留给农民的粮食就所剩无几了，产量减少，征购数量却在增加。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反瞒产”的结果，根据“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动用了民兵指挥各县委挨门挨户搜查，据说是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了的粮食。

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万余人，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征购任务于是圆满完成，全地区征收了16亿斤粮食，几乎达到当年产量的一半。结果农民的全年口粮只剩100多斤，仅够食用4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3个月。五十年代曾经担任过上海市财政局长，因被打成右派而被下放到信阳地区商城县劳动改造的顾准，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严冬未届，路旁已见冻死之骨。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粮断伙，农民开始逃荒。1959年冬，尤太忠将军回到了故乡信阳光山县探望病重的母亲，他目睹当地乡民饥荒的惨状，所以心情极为痛苦。而1998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美籍学者崔琦，他的双亲都是信阳人，就是在1960年饿死的。
凤凰卫视7月2日《腾飞中国》节目播出“1960纪事之六：信阳事件（下）”
何亮亮：在河南省委和信阳地委的巨大政治压力下，信阳的公社和大队干部不得不把种子、饲料和剩下的一点口粮都作为“余粮”交了征购。但就是这样仍未完成征购任务，粮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了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的群众当做“阶级敌人”和“流窜犯”来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人，其中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所内。有的人饿急了，偷杀了牲畜被发现了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了2000多人，其中有被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

同时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留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同时1958年开始的“公社化”剥夺了农民的一切，不仅农民的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被剥夺了，连维持生命的口粮也掌握在公社手中，种什么庄稼？下多少种子，一天吃几两粮食都是由公社的干部来决定的。公社和食堂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本村的土地上，农民失去了人身自由。

1960年2月，信阳地区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引起了卫生部的注意，信阳地区与河南省的领导已经无法一手遮天了。中央内务部的郭处长在地方严密封锁的情况下深入调查，发现当地饿死人的情况十分严重，他回到北京就向部领导汇报。内务部马上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又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汇报，董必武派了中央监委的李坚、李正海两位处长到信阳调查。他们的工作同样受到了河南省委与信阳地委的阻挠，但是他们排除万难，在基层调查了3个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可靠资料，查有实据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70万人。

毛泽东对这个事件的批示是，这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刘少奇主持了当时对信阳事件的处理，由于当时中央的政策没有改变，所以刘少奇只能对基层干部是“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检讨，他承认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是100多万人，承认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

不过吴芝圃没有受到严重处分，信阳的一些县、公社的干部被打成了“国民党”、“阶级敌人”受到了严厉惩罚。在文革中，河南的造反派到了四川把吴芝圃抓到郑州批斗，称他是“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但是1979年，吴芝圃获得了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