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国：“信阳事件”中的“断网”悲剧

1959年的“初级互联网”

2007年12月20日， “广东突发重大事件公安可断联网”条例经立法机关通过公布后，立即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这一授权关闭联网（含互联网、手机网和QQ网）的特别法规，到底于民于国利弊如何，各方多在理论上和假设上争论不休，愚以为大可不必，“一切当代事件皆有历史根源”，只要以史为鉴，便可一目了然，水落石出。比如，饿死 150万人的 “信阳事件”发展到1959年秋季，信阳地区公安、邮电部门曾受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之命，共同实施了一次长达二年的“断网”行动。

人会奇怪，互联网是1990年以后才有的高科技通讯方式，1959年发生“信阳事件”时，根本没有互联网啊？我说，起于1957年“反右补课”，成型于 1958年谎言大跃进，高潮于1959年、1960年大面积饿死人、人相食，暂停于1961年春“民主革命补课”的五年“信阳事件”，那时的确没有以电脑电子邮箱和手机短信等为标志的互联网，但是须知，那时有以邮政局（发寄信函的通信网）、电信局（电话电报的通讯网）组成的“初级互联网”。互联网虽然是在有了伊妹尔和手机短信才出现的新语汇，但人类以通信网和通讯网组成的“互联网”，早在十九世纪邮政局和电信局问世时就已经形成，只不过那时的通信网和通讯网只能是“初级互联网”。因此，1959年到1960年，信阳地区公安部门与邮电部门一起共同禁止信阳850万人向信阳地区以外寄信和打电话、发电报，就是一次信阳地区公安实施的“断网”行动，可称“信阳事件”中的“断网”阶段。

迄今为止，真正可称“信阳事件”全局性核心机密和指挥现场知情者的回忆录，只有三篇文章，一是1993年春天，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因身患直肠癌，抱病写出近二万字的《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删节稿载《百年潮》1998年12月第6期）；二是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在患贲门癌历经八年的思索酝酿后，于2001年9月17日定稿了二万多字的《痛忆“信阳事件”全程》（载2002年卷《中国农村研究》，中国社科院2003年7月出版）；三是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1993年8月11日定稿， 2006年才在极少数人中流传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一万八千字，未刊稿）。这三篇文章都证实，当年信阳地区公安的“断网”行动确实存在，其大致过程如下——

长达二年的“断网”行动

1959年2月开始，信阳地区出现了大面积农民缺粮逃荒饿死人的重大事件。许多百姓以为省委不知灾情，纷纷写信到省委求救，结果都被省委定为“右倾反动”，将信转回信阳地委严肃查处，写信者或大会批斗，或逮捕法办，或开除党籍，或折磨致死。如信阳县委有一个监委（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以“言官之责”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结果猛批一顿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认为，如果继续让信阳人自由向北京和外省透露信阳地区因缺粮逃荒饿死人的消息，势必给“大跃进”、“三面红旗”和毛主席脸上抹黑。信阳地区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中国第一公社”，河南省是大跃进的发源地和急先锋，是毛主席搞“三面红旗”的“样板田”，其名誉事关毛主席的威望和中国的稳定与繁荣。于是乎，路宪文在吴芝圃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专门开会让公安和各邮电局把关，对长途电话和外寄信件，一律严格审查，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追查。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000多封。有一个村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 个，剩下的三个党员，就跑到外地给省委寄了一封信，请求省委救救信阳广大农民。不料此信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严厉查处。当时光山县曾截住了一封匿名求救信，反映光山县大量饿死人，公安就让邮电局的人回忆是谁送的信，一定要设法查出来。邮电局的人说好象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于是对全县的女麻子进行 “地毯式”排查，弄出许多冤案与笑话，让一些饥饿者在恐惧中更快死亡（后来有人统计，50万人的光山县，饿死了一半人，达25万人之多。1960年夏李先念到光山县视察，小车被满路的饿殍挡住无法开动，李先念禁不住泪流满面，当年西路军战死17000多人，他都没有流泪，眼前的情景实在是闻所未闻，惨绝人寰！

2007年12月9日晚，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夫人李瑞英当面告诉我，虽然八十五岁了，她清清楚楚地记得，（19）60年春天，她到（信阳地区）西平县搞救灾，看到农民大量饿死和人相食的惨剧后，整夜睡不着觉，就想向在北京和老领导李雪峰（时任中央工业部长，1960年9月任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写信报告灾情。为了稳妥起见，她先给李雪峰夫人写信，信中仅说：请你尽快与我联系。但这封信没几天就被退回来。她才知道，虽然她身为地委委员、行署妇联主任，却也无法向外面寄信了，信阳公安部门不仅剥夺了农民写信的权利，连地委机关的领导干部也不能享受通信自由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61年。因为路宪文、吴芝圃直到1962年才真正受到处理。

“信阳事件”时的“断网”行动，还周密考虑了“人际传播”问题——如果信阳农民外出逃荒，这种行动一可以让外地人知道信阳缺粮，二可能会让外地人从信阳逃荒者口中获得信阳大量饿死人和人相食的信息。由此，信阳地委又组织由公安牵头、各级干部参与，到各交通要道设卡堵截抓捕“流窜犯”——外出逃荒乞讨的农民一概称为“流窜犯”。至此，一个由禁止通信、通讯自由和外出逃荒自由的全面“断网”行动，在信阳地区成功实施。

“信阳事件”的要害是信息封锁

奇怪的是，“信阳事件”时的“断网”行动虽然大获全胜，但社会效益却极其不妙。后来因家在信阳的老红军尤太忠、张体学、周俊鸣等几个省部级高干的“通天”呼吁，“信阳事件”大量饿死人的消息终于震惊中南海。据乔培华《周恩来与信阳事件》一文披露，1960年5月，周恩来从王从吾的报告中得知“信阳饿死７０多万人”消息，随即向毛泽东报告，第二天周恩来奉旨主持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通告“信阳事件”。周恩来在会议上心情十分沉痛地说：信阳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原来没有一个人汇报，中央不知道。周恩来后来才知，之所以中央不能及时知道“信阳事件”，是因为河南省委和信阳地委实行了严厉的“断网行动”。这就让邓颖超虽然是信阳地区光山县人，也长久得不到一点真消息。

尽管周恩来一面紧急调粮救灾，一面立即派出以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为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为副组长的强有力中央工作组，率领几十人星夜赶往信阳，终因错过最佳救援时机，“信阳事件”最后官方的统计数是“非正常死亡一百五十万人”（据前信阳地委统战部副部长鲁嘉宾说，原信阳地委统计干事何佩芳生前向他提供：因为一个领导说六十岁以上饿死者都算正常死亡，要扣除数字，所以后来只上报了105万人）。

多年来人们一直以为“信阳事件”的要害是大面积饿死人和人相食问题，但弄清楚“信阳事件”中的“断网”行动后，才明白，其实“信阳事件”的要害问题只是一个信息封锁问题，专制者和酷吏既不想自己说真话听真话，也禁止百姓说真话听真话。“信阳事件”如此，“反右倾”如此，“大跃进”如此，文革如此，1990年代中期的河南上蔡（原信阳地区）艾滋病蔓延成灾，仍然如此，皆与形形色色地“断网”剥夺人们的知情权与表达权有关。由于现行体制的“断网思维”始终如一，所以五十年来，“信阳事件”只有“逗号”，没有“句号”，有过暂停，从未终结。

今日人们的主要通信、通讯方式是互联网。今日广东省人大批准“地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为保护计算机信息安全,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及社会稳定的紧急情况下,可以采取二十四小时内暂时停机、暂停联网”的“断网”行动，会不会导致当年“信阳事件”的“断网”悲剧？二者有何本质不同？

李锐先生呼唤“科学发展观的前提是科学历史观”，否则便又可能出现“伪和谐大跃进”。本文意在科学地探讨中国“断网”史，谨盼智者不吝赐教。

2007年 12 月22日 于深圳 早叫庐1959年的“初级互联网”

2007年12月20日， “广东突发重大事件公安可断联网”条例经立法机关通过公布后，立即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这一授权关闭联网（含互联网、手机网和QQ网）的特别法规，到底于民于国利弊如何，各方多在理论上和假设上争论不休，愚以为大可不必，“一切当代事件皆有历史根源”，只要以史为鉴，便可一目了然，水落石出。比如，饿死 150万人的 “信阳事件”发展到1959年秋季，信阳地区公安、邮电部门曾受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之命，共同实施了一次长达二年的“断网”行动。

人会奇怪，互联网是1990年以后才有的高科技通讯方式，1959年发生“信阳事件”时，根本没有互联网啊？我说，起于1957年“反右补课”，成型于 1958年谎言大跃进，高潮于1959年、1960年大面积饿死人、人相食，暂停于1961年春“民主革命补课”的五年“信阳事件”，那时的确没有以电脑电子邮箱和手机短信等为标志的互联网，但是须知，那时有以邮政局（发寄信函的通信网）、电信局（电话电报的通讯网）组成的“初级互联网”。互联网虽然是在有了伊妹尔和手机短信才出现的新语汇，但人类以通信网和通讯网组成的“互联网”，早在十九世纪邮政局和电信局问世时就已经形成，只不过那时的通信网和通讯网只能是“初级互联网”。因此，1959年到1960年，信阳地区公安部门与邮电部门一起共同禁止信阳850万人向信阳地区以外寄信和打电话、发电报，就是一次信阳地区公安实施的“断网”行动，可称“信阳事件”中的“断网”阶段。

迄今为止，真正可称“信阳事件”全局性核心机密和指挥现场知情者的回忆录，只有三篇文章，一是1993年春天，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因身患直肠癌，抱病写出近二万字的《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删节稿载《百年潮》1998年12月第6期）；二是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在患贲门癌历经八年的思索酝酿后，于2001年9月17日定稿了二万多字的《痛忆“信阳事件”全程》（载2002年卷《中国农村研究》，中国社科院2003年7月出版）；三是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1993年8月11日定稿， 2006年才在极少数人中流传的《“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一万八千字，未刊稿）。这三篇文章都证实，当年信阳地区公安的“断网”行动确实存在，其大致过程如下——

长达二年的“断网”行动

1959年2月开始，信阳地区出现了大面积农民缺粮逃荒饿死人的重大事件。许多百姓以为省委不知灾情，纷纷写信到省委求救，结果都被省委定为“右倾反动”，将信转回信阳地委严肃查处，写信者或大会批斗，或逮捕法办，或开除党籍，或折磨致死。如信阳县委有一个监委（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以“言官之责”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结果猛批一顿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认为，如果继续让信阳人自由向北京和外省透露信阳地区因缺粮逃荒饿死人的消息，势必给“大跃进”、“三面红旗”和毛主席脸上抹黑。信阳地区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中国第一公社”，河南省是大跃进的发源地和急先锋，是毛主席搞“三面红旗”的“样板田”，其名誉事关毛主席的威望和中国的稳定与繁荣。于是乎，路宪文在吴芝圃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专门开会让公安和各邮电局把关，对长途电话和外寄信件，一律严格审查，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追查。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000多封。有一个村党支部，23个党员饿死了20 个，剩下的三个党员，就跑到外地给省委寄了一封信，请求省委救救信阳广大农民。不料此信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严厉查处。当时光山县曾截住了一封匿名求救信，反映光山县大量饿死人，公安就让邮电局的人回忆是谁送的信，一定要设法查出来。邮电局的人说好象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于是对全县的女麻子进行 “地毯式”排查，弄出许多冤案与笑话，让一些饥饿者在恐惧中更快死亡（后来有人统计，50万人的光山县，饿死了一半人，达25万人之多。1960年夏李先念到光山县视察，小车被满路的饿殍挡住无法开动，李先念禁不住泪流满面，当年西路军战死17000多人，他都没有流泪，眼前的情景实在是闻所未闻，惨绝人寰！

2007年12月9日晚，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夫人李瑞英当面告诉我，虽然八十五岁了，她清清楚楚地记得，（19）60年春天，她到（信阳地区）西平县搞救灾，看到农民大量饿死和人相食的惨剧后，整夜睡不着觉，就想向在北京和老领导李雪峰（时任中央工业部长，1960年9月任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写信报告灾情。为了稳妥起见，她先给李雪峰夫人写信，信中仅说：请你尽快与我联系。但这封信没几天就被退回来。她才知道，虽然她身为地委委员、行署妇联主任，却也无法向外面寄信了，信阳公安部门不仅剥夺了农民写信的权利，连地委机关的领导干部也不能享受通信自由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961年。因为路宪文、吴芝圃直到1962年才真正受到处理。

“信阳事件”时的“断网”行动，还周密考虑了“人际传播”问题——如果信阳农民外出逃荒，这种行动一可以让外地人知道信阳缺粮，二可能会让外地人从信阳逃荒者口中获得信阳大量饿死人和人相食的信息。由此，信阳地委又组织由公安牵头、各级干部参与，到各交通要道设卡堵截抓捕“流窜犯”——外出逃荒乞讨的农民一概称为“流窜犯”。至此，一个由禁止通信、通讯自由和外出逃荒自由的全面“断网”行动，在信阳地区成功实施。

“信阳事件”的要害是信息封锁

奇怪的是，“信阳事件”时的“断网”行动虽然大获全胜，但社会效益却极其不妙。后来因家在信阳的老红军尤太忠、张体学、周俊鸣等几个省部级高干的“通天”呼吁，“信阳事件”大量饿死人的消息终于震惊中南海。据乔培华《周恩来与信阳事件》一文披露，1960年5月，周恩来从王从吾的报告中得知“信阳饿死７０多万人”消息，随即向毛泽东报告，第二天周恩来奉旨主持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通告“信阳事件”。周恩来在会议上心情十分沉痛地说：信阳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原来没有一个人汇报，中央不知道。周恩来后来才知，之所以中央不能及时知道“信阳事件”，是因为河南省委和信阳地委实行了严厉的“断网行动”。这就让邓颖超虽然是信阳地区光山县人，也长久得不到一点真消息。

尽管周恩来一面紧急调粮救灾，一面立即派出以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为组长，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为副组长的强有力中央工作组，率领几十人星夜赶往信阳，终因错过最佳救援时机，“信阳事件”最后官方的统计数是“非正常死亡一百五十万人”（据前信阳地委统战部副部长鲁嘉宾说，原信阳地委统计干事何佩芳生前向他提供：因为一个领导说六十岁以上饿死者都算正常死亡，要扣除数字，所以后来只上报了105万人）。

多年来人们一直以为“信阳事件”的要害是大面积饿死人和人相食问题，但弄清楚“信阳事件”中的“断网”行动后，才明白，其实“信阳事件”的要害问题只是一个信息封锁问题，专制者和酷吏既不想自己说真话听真话，也禁止百姓说真话听真话。“信阳事件”如此，“反右倾”如此，“大跃进”如此，文革如此，1990年代中期的河南上蔡（原信阳地区）艾滋病蔓延成灾，仍然如此，皆与形形色色地“断网”剥夺人们的知情权与表达权有关。由于现行体制的“断网思维”始终如一，所以五十年来，“信阳事件”只有“逗号”，没有“句号”，有过暂停，从未终结。

今日人们的主要通信、通讯方式是互联网。今日广东省人大批准“地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为保护计算机信息安全,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及社会稳定的紧急情况下,可以采取二十四小时内暂时停机、暂停联网”的“断网”行动，会不会导致当年“信阳事件”的“断网”悲剧？二者有何本质不同？

李锐先生呼唤“科学发展观的前提是科学历史观”，否则便又可能出现“伪和谐大跃进”。本文意在科学地探讨中国“断网”史，谨盼智者不吝赐教。

2007年 12 月22日 于深圳 早叫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