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黑龙江的关内移民及其历史作用

清代黑龙江的关内移民及其历史作用




张正　发布时间： 2009-06-16 　来源：光明日报

　　黑龙江地区是有清以来的移民大省，其中90%以上是关内移民。不同时期大量关内移民的到来，对清代黑龙江地区的开发与近代文明的构建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而由移民所带来的各种文化、风俗则在与当地历史传统的碰撞交融中深刻影响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发展。
　　有清一代，东北地区的开发先后经历了官方招垦、封禁以
及驰禁的过程。清初，黑龙江地区气候寒冷、闭塞落后，“荒徼绝域，人迹之所罕至者”（黄中坚：《蓄斋集》卷7）。因此，清政府一度将这里作为“流人”的发配地，不断将形形色色的犯人流放到齐齐哈尔、宁古塔等地。据《黑龙江志稿》记载：“康熙年间，命盗重犯，减等发往黑龙江，分别当差为奴，至数千人。”黑龙江地区的早期移民就是这样一批流人和一些掠夺来的关内汉人。同时，由于明末连年战乱大量人口随军入关，造成东北地区居民锐减，土地荒芜，百业凋敝。清政府在1644—1668年间对关内流民到东北加以鼓励，实行了《辽东招民开垦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这24年间“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黑龙江的不少地方更是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户益繁息”。
　　这种局面到1668年后发生逆转。为维护满洲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计，康熙七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东北实行封禁。黑龙江因地处北部边疆，成为禁中重地。尽管清廷多次强调封禁东北尤其是黑龙江的“国策”，但200年来并未能阻止关内移民“闯关东”的脚步，来自山东、河南等地的移民如同一股股潜流不断汇入这一地区。
　　到19世纪中后期，为了加强边疆地区的统辖、开发以及筹措资金解决财政困难，清政府的封禁政策有所松动。起初实行部分的弛禁放荒，到咸丰十年（1860）正式开禁放垦。1907年，东北裁将军设行省，随后实施的东北新政也大力鼓励移民垦荒，于是“闯关东”从潜流演变为此起彼伏的移民大潮。黑龙江土地广袤，人烟稀少，劳动力需求量大，对关内移民有较大的吸引力，因此人口增长迅猛。据统计，1851—1911年，黑龙江人口由20多万迅速增至180万，且发展趋势仍有增无减。
　　大量关内移民的到来不仅给黑龙江地区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而且将关内相对发达的生产技术、文化理念以及各自的桑梓风俗带到这里，从风俗文化等多种层面深刻影响了当地的历史发展。
　　关内移民推动了黑龙江地区的农业发展和社会进步。清初黑龙江地区极为落后，不少土著民族仍依靠渔猎采集为生，如鄂伦春人被称为“山岭上的人”，鄂温克人被称为“大山林中的人”，赫哲人因以渔猎为生，史书称其为“鱼皮部”、“使犬部”等。即便是从事农耕的居民，生产技术也极其落后。如时人方式济在《龙沙纪略》中记载齐齐哈尔一带居民的耕作方法：“尚宛然上古时代之旧法也，彼等操作于草原肥沃地，连年耕作，至数年后，地力耗尽，另择求新地，仍如前法耕作，地力再尽再换。”中原相对先进的农耕文化，对于黑龙江较为原始、落后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产生巨大冲击。随着关内移民的不断涌入，中原一带先进的生产工具铁犁、镰、铁镐、磨盘、风车，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轮作”等耕作方法相继传入，农作物产量随之逐年提高。双城堡、阿勒楚客等地的农作物产量由过去的只收一至二石发展到“大垧十亩得粮四五石，多者七八石”（《清续文献通考》卷八，田赋）。人口激增和生产技术的提高使得荒闲土地得到大面积开发。
　　关内移民加速了黑龙江地区的工商业发展。在关内汉族移民大量迁入之前，黑龙江很多地方还停留在以物易物阶段，各少数民族用牲畜、毛皮与汉族人交换粮食、布匹、茶叶等生活资料。据《卜奎风土记》记载：“商贾初通时，以貂易釜，随釜之大小，貂满于釜，然后肯易，今一貂数釜矣。”随着移民的涌入和生产发展，不仅当地人商品经济意识逐步提高，而且大量的内地商人也开始出现在黑龙江的各种集市上。如《黑龙江外记》卷五记载，“商贩多晋人，铺户多杂货铺，客居应用无不备”。随着移民的大批到来，加上农业发展带动了工商业的繁荣，一些新的城镇逐步形成。如宁古塔“内有东西大街，人于此开店贸易，人烟稠密，货物客商络绎不绝，居然有华夏风景”（吴振臣《宁古塔纪略》）。而肇州、巴彦、泰来、北团林子等都是由农业开发型向工商业型快速发展的新兴城镇。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交通枢纽之地，哈尔滨、满洲里、海拉尔等新兴的商业城镇又接踵而起。据《历史回眸》一书记载，到1905年底仅哈尔滨傅家甸一隅，就有商铺数百家。
　　大量关内移民的到来，对黑龙江地区的文化发展和新型关东文化的形成，有着功不可没的贡献。关内文化发展相对先进，无论清初的流人还是此后不同时期的移民都对黑龙江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清初流人留下大批宝贵的移民文学和学术著作，诸如吴兆骞的《秋笳集》、方拱乾的《绝域纪略》、吴振臣的《宁古塔纪略》、杨宾的《柳编纪略》等，涉及黑龙江的历史、地理、风情民俗等方方面面；同时“流人通文墨，类以教书自给”（西清《黑龙江外记》卷七），推动了当地的教育和文化发展。在语言方面，大量汉族移民到来之后，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少数民族开始学习汉族语言和文化。移民在民风、民俗方面也给当地居民带来许多可学习借鉴的东西。当然这种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少数民族的音乐、戏曲、宗教也为汉族人所接纳。由于黑龙江特殊的地理、历史、人文条件和关内移民的特征，使得无论是关内移民还是当地土著都比较容易接受彼此的文化，人们带着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民俗走到一起，共同生活，逐渐形成了具有多元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移民文化特点的新型关东文化，对当地的历史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清代黑龙江的关内移民及其历史作用




张正　发布时间： 2009-06-16 　来源：光明日报

　　黑龙江地区是有清以来的移民大省，其中90%以上是关内移民。不同时期大量关内移民的到来，对清代黑龙江地区的开发与近代文明的构建产生了强大的推动作用。而由移民所带来的各种文化、风俗则在与当地历史传统的碰撞交融中深刻影响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发展。
　　有清一代，东北地区的开发先后经历了官方招垦、封禁以
及驰禁的过程。清初，黑龙江地区气候寒冷、闭塞落后，“荒徼绝域，人迹之所罕至者”（黄中坚：《蓄斋集》卷7）。因此，清政府一度将这里作为“流人”的发配地，不断将形形色色的犯人流放到齐齐哈尔、宁古塔等地。据《黑龙江志稿》记载：“康熙年间，命盗重犯，减等发往黑龙江，分别当差为奴，至数千人。”黑龙江地区的早期移民就是这样一批流人和一些掠夺来的关内汉人。同时，由于明末连年战乱大量人口随军入关，造成东北地区居民锐减，土地荒芜，百业凋敝。清政府在1644—1668年间对关内流民到东北加以鼓励，实行了《辽东招民开垦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这24年间“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黑龙江的不少地方更是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户益繁息”。
　　这种局面到1668年后发生逆转。为维护满洲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计，康熙七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东北实行封禁。黑龙江因地处北部边疆，成为禁中重地。尽管清廷多次强调封禁东北尤其是黑龙江的“国策”，但200年来并未能阻止关内移民“闯关东”的脚步，来自山东、河南等地的移民如同一股股潜流不断汇入这一地区。
　　到19世纪中后期，为了加强边疆地区的统辖、开发以及筹措资金解决财政困难，清政府的封禁政策有所松动。起初实行部分的弛禁放荒，到咸丰十年（1860）正式开禁放垦。1907年，东北裁将军设行省，随后实施的东北新政也大力鼓励移民垦荒，于是“闯关东”从潜流演变为此起彼伏的移民大潮。黑龙江土地广袤，人烟稀少，劳动力需求量大，对关内移民有较大的吸引力，因此人口增长迅猛。据统计，1851—1911年，黑龙江人口由20多万迅速增至180万，且发展趋势仍有增无减。
　　大量关内移民的到来不仅给黑龙江地区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而且将关内相对发达的生产技术、文化理念以及各自的桑梓风俗带到这里，从风俗文化等多种层面深刻影响了当地的历史发展。
　　关内移民推动了黑龙江地区的农业发展和社会进步。清初黑龙江地区极为落后，不少土著民族仍依靠渔猎采集为生，如鄂伦春人被称为“山岭上的人”，鄂温克人被称为“大山林中的人”，赫哲人因以渔猎为生，史书称其为“鱼皮部”、“使犬部”等。即便是从事农耕的居民，生产技术也极其落后。如时人方式济在《龙沙纪略》中记载齐齐哈尔一带居民的耕作方法：“尚宛然上古时代之旧法也，彼等操作于草原肥沃地，连年耕作，至数年后，地力耗尽，另择求新地，仍如前法耕作，地力再尽再换。”中原相对先进的农耕文化，对于黑龙江较为原始、落后的社会制度、生产方式产生巨大冲击。随着关内移民的不断涌入，中原一带先进的生产工具铁犁、镰、铁镐、磨盘、风车，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轮作”等耕作方法相继传入，农作物产量随之逐年提高。双城堡、阿勒楚客等地的农作物产量由过去的只收一至二石发展到“大垧十亩得粮四五石，多者七八石”（《清续文献通考》卷八，田赋）。人口激增和生产技术的提高使得荒闲土地得到大面积开发。
　　关内移民加速了黑龙江地区的工商业发展。在关内汉族移民大量迁入之前，黑龙江很多地方还停留在以物易物阶段，各少数民族用牲畜、毛皮与汉族人交换粮食、布匹、茶叶等生活资料。据《卜奎风土记》记载：“商贾初通时，以貂易釜，随釜之大小，貂满于釜，然后肯易，今一貂数釜矣。”随着移民的涌入和生产发展，不仅当地人商品经济意识逐步提高，而且大量的内地商人也开始出现在黑龙江的各种集市上。如《黑龙江外记》卷五记载，“商贩多晋人，铺户多杂货铺，客居应用无不备”。随着移民的大批到来，加上农业发展带动了工商业的繁荣，一些新的城镇逐步形成。如宁古塔“内有东西大街，人于此开店贸易，人烟稠密，货物客商络绎不绝，居然有华夏风景”（吴振臣《宁古塔纪略》）。而肇州、巴彦、泰来、北团林子等都是由农业开发型向工商业型快速发展的新兴城镇。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交通枢纽之地，哈尔滨、满洲里、海拉尔等新兴的商业城镇又接踵而起。据《历史回眸》一书记载，到1905年底仅哈尔滨傅家甸一隅，就有商铺数百家。
　　大量关内移民的到来，对黑龙江地区的文化发展和新型关东文化的形成，有着功不可没的贡献。关内文化发展相对先进，无论清初的流人还是此后不同时期的移民都对黑龙江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清初流人留下大批宝贵的移民文学和学术著作，诸如吴兆骞的《秋笳集》、方拱乾的《绝域纪略》、吴振臣的《宁古塔纪略》、杨宾的《柳编纪略》等，涉及黑龙江的历史、地理、风情民俗等方方面面；同时“流人通文墨，类以教书自给”（西清《黑龙江外记》卷七），推动了当地的教育和文化发展。在语言方面，大量汉族移民到来之后，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少数民族开始学习汉族语言和文化。移民在民风、民俗方面也给当地居民带来许多可学习借鉴的东西。当然这种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少数民族的音乐、戏曲、宗教也为汉族人所接纳。由于黑龙江特殊的地理、历史、人文条件和关内移民的特征，使得无论是关内移民还是当地土著都比较容易接受彼此的文化，人们带着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民俗走到一起，共同生活，逐渐形成了具有多元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移民文化特点的新型关东文化，对当地的历史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