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北伐援军统帅曾立昌的慷慨悲歌

后人论太平天国之失败，多以为其不应建都天京（今南京），有人更指出应按天王的策略，暂都开封，在黄河南岸与清廷的首都北京遥遥对峙，摆开进攻的阵势，然后派大军渡河，直攻北京，有坚固的后方源源支援前线，在当时的形势下，拿下北京当不成问题。由于杨秀清执意定都南京，造成偏安局面，犯下了策略上根本性的大错误。不过，太平天国若在定都南京后以全力底定东南，而后出师北伐，如朱元璋之取元朝，尚不失为中策。可是杨秀清一误再误，在策略上犯了根本性大错误之后，又在战略上犯下另一个大错误，即派孤军北伐。当北伐军因兵乏粮缺只得从天津退却后，杨秀清不是下令迅速合师南归，以保存有生力量，而是派遣援军，再投孤注。
　　
　　 因为杨秀清的不智决策，使得太平天国当时最精锐的部队北伐军被断送，也让北伐援军的统帅——即本文的主角曾立昌成为了悲剧英雄。不过，如果曾立昌没有扩军不治军，而能驭下有方，成功地统援军与北伐军会合的话，则鹿死谁手，犹未可知也。
　　
　　固守扬州，坚忍不拔
　　
　　 曾立昌（？－1854），太平军将领，死后被追封为径王（一作立王）。广西浔州（今桂平县、位武宣县东南）人。咸丰三年（1853）三月，职任指挥，旋升检点，随林凤祥、李开芳大军渡江攻占扬州。不久林、李率军北伐，曾立昌受命留守扬州，其后多次击败江北大营围城清军。正是在扬州守卫战中，曾立昌充分表现出了一个优秀守将的风范，开始在太平军将领中崭露头角，后为东王杨秀清所看重。
　　
　　 扬州孤悬江北，扼运河之吭，京漕之所系，为清廷与太平军的必争之地。因此清“闽浙总督慧成、署漕运总督查文经、漕运总督福济、左副都御史雷以诚、钦差大臣琦善，联翩来犯，四环以攻围……又铸铜铁炮，重万五千余斤以轰城。”扬州城中太平军只有数千人，鉴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曾立昌没有采取以硬碰硬，而是“守险不守陴，以城狭，夹城立板，上施楼橹，置卒为备御。”因州城窄狭，太平军便在路旁支铺板做楼，宽约二、三丈，高与城齐，叫做跑马楼。清肃州镇总兵双来，趁着有几处城垣被大炮击坍，架云梯登上了跑马楼。立昌待敌人既上，“即命左右焚板，烟焰弥空，清兵不能下，守卒枪炮仰击，毙者无算，双来裹伤坠城而免，损其二齿。”双来不甘心失败，又造楼船来攻，立昌焚其船，开城纵击，斩双来，清军为之丧气。
　　
　　 由于立昌固守城池，多次击退来犯之敌。清军屡攻不下，便改用围困战略，“城围四合，内外不通，粮尽，猫狗鼠雀复为之俱空，立昌飞书求救，天京援师再发，皆不得至，健将曾锦发等皆死，城中绝援久，食及蔓草皮箱”。在四面被围，粮食将尽的情况下，立昌仍激励麾下，矢志固守，并不时出击，以待援军。
　　
　　 也许是早期的太平军将士在洪秀全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鼓舞下，信赖上帝的保佑，笃信“吃天父饭，活则享天福，死则上天堂”，不怕牺牲，奋勇杀敌，但我更愿相信是曾立昌和太平军出于军人的使命感，而以誓死守城为本分，才使得城屡危殆，清军就是无法攻克，从而为天京派兵增援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十一月，东王“拔赖汉英于删书衙，命统众援扬州，大战于三汊河，转战转前”，太平军援军冲破三汊河防线，抵达扬州。曾立昌趁机在援军帮助下，会同赖汉英等军及大部分民众撤出扬州，经瓜洲（位扬州市南、长江北岸）回天京。
　　
　　 经过这场战役，太平军虽失守扬州，“然挫数倍之敌，全师而反，朝中为之振，与役者皆授平胡加一等，立昌以功封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由此声威大振，后人赞曰：“立昌在扬州，众不过一旅，城不过兼寻，环而攻者三总督，而能坚守不下，奋翼重围，不可谓不坚忍也。”
　　
　　受命北援，震动京师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了直捣清朝的老巢北京，遂于癸好三年（1853）四月派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军北伐。
　　
　　 北伐军按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的诏谕“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毋贪攻城略地而磨时日”，一路行来，攻城略地，所向披靡。清廷大为恐慌，集合起北方全部兵力进行堵截围攻，并加强各地防守。北伐军一路血战，经河南转入山西境时已兵员大减。到秋季，攻入直隶（今河北），进逼天津，迫近北京。由于孤军深入，粮饷弹药不济，清廷又决运河堤放水，调集重兵合围进剿，北伐军交战受挫，只得屯兵静海、独流镇固守，并派人潜回天京求援，后又退至阜城（今河北省阜城县）待援。
　　
　　 天京接林凤祥报告后，决定选将统兵北援。一般人识别将才，往往注重其是否勇敢，杨秀清亦然，因而将目光投向了曾立昌。然而，勇敢只是将领应该具备的若干条件之一，仅仅有勇敢甚至连当好一个士兵都不够格。《孙子》更是强调选拔将帅要讲求“智信仁勇严”，即作为一名将领，应有为将的才智，应当赏罚有信，体恤部下，还应作战勇敢，治军严明。纵观曾立昌的戎马生涯，“智仁勇”多少有之，但却缺乏“信严”，并不适合统领大军独当一面。
　　
　　 遗憾的是杨秀清以偏概全，以曾立昌“坚忍不拔，有大将才”，在咸丰四年（1854）正月初七派他与夏官副丞相陈仕保、冬官副丞相许宗扬组建北伐援军，共七千五百人增援北伐。
　　
　　 北伐援军自安庆出发，二月初八日从蟠龙集渡黄河，在丰县刘家庄整顿队伍，然后兵分三路向山东挺进，势如破竹。援军鉴于兵力有限，一路招兵买马，扩充军队。当时援军途经之苏、鲁省由于黄河连年决口，水灾十分严重，难民“流离转徒，饿殍遍野”，清廷却不顾民生疾苦，以修河道为名强派劳役，征敛赋税，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故援军一到，当地大批捻党、盐贩、白莲教徒、天理教徒、灾民、饥民、水手等纷纷参军。“自金乡入鲁，连克巨野、郓城，分兵略地，会于寿张之张秋镇。郓、巨各属，山泽纵横，素为捻、幅渊薮，目太平军势大，纷起响应，日投营者如市，声威大振，阳谷、莘县、冠县，皆如破竹”，援军队伍迅速扩大，“统计新旧裹胁者共五、六万人”。红巾帕头，旗帜五色，“马步夹杂横广十余里，自朝至暮始行过完”。
　　
　　 古代兵家早就指出，只有良将，没有纪律严明的军队也是不行的，所以严明法纪，赏罚必信，动有节制是使军队团结一致，增强战斗力的必要保证。而北伐援军在很短的时间内队伍就膨胀了七八倍，但因战事紧张，扩军心切，援军将领对投军者不加鉴别，一概收留，待其入伍后，又未能很好地对新兵进行组织和教育，用严明的太平军军纪加以管束，以致大大降低了援军整体的素质，削弱了战斗力。然而这个隐患却被清军主力正集结于山东北部，援军在鲁西南的军事行动如入无人之境所掩盖。曾立昌和其他将领却为一时的胜利所麻痹，没有认识到援军扩军不治军的严重危害。如果曾立昌也能像赖文光在太平天国亡后指挥捻军时那样，号令严明，则似斩僧格林沁之功，岂为遵王专美？
　　
　　 尽管如此，北伐援军很快还是攻至军事重镇临清（今山东省临清市），距阜城北伐军仅二百余里。清廷大为恐慌，咸丰帝惊呼“将毙之虎，又添双翼”，急命钦差大臣胜保等督军反扑，派重兵对临清进行合围。
　　
　　 胜保自阜城分兵七千赴援，此前清军参将武殿魁统高唐州城守兵入临清，与知州张积功合守，“众裁千人，闭四门，婴城登陴相抗。”二月廿七日，太平军以地雷炸城，城破数丈，立昌身先士卒，率众踊跃登城，城中抵死相拒。二月廿九日，胜保至城北，畏惧立昌军势浩盛，竟不敢逼。三月初七日，“城破，殿魁巷战死，积功赴水，百姓阻于四门，不得出，死者枕藉。”自此，北伐援军攻克临清，军行数日可至阜城与北伐军会师，由是“清人大恐，以为祸在旦夕而已。”
　　
　　扩军不治，终酿苦果
　　
　　 曾立昌虽有勇有谋，但致命的缺点是不善治军。面对不听号令的新附者，他不是像夜入军营代郭子仪统领朔方军的唐朝名将李光弼那样，重惩违反军令的罪将，整顿军纪，号令严明，安置有方，而是一再迁就。因此他戎马生涯的辉煌便要在攻克临清后渐次消磨，经过夜袭敌营的昙花一现后终于殆尽，为后人留下“将才有余，帅才不足”的惜惋。
　　
　　 北伐援军占据临清之后，人马虽多，却几近乌合之众。先是援军内有安徽捻军和清方归附的勇营，太平军不过三分之一，指挥已不易。入山东境后，沿途从伍甚众，指挥更加困难，是时“立昌麾下，众虽号七万，而南来老卒，不过五六千，新附之众，素无纪律，非狡黠即犷悍，众十倍于旧部，旗色纷乱，器械杂陈，立昌等患之而无可如何也。”三月十三日夜，新加入的队伍就在城内哗变，有数千人冲出城外，“破城之后，新附者意在掳掠，而积功已尽焚府库，粮草器械，金宝火药，一无所获，既不得志于囊中，复不满望于口腹，遂相率大哗，逾城而奔。”立昌这才想起加以制止，然为时已晚，兵众不听节制，“立昌等力微势单，不能约束，不得已，踉跄而从之，十七日，弃临清而南。”援军撤出临清后，打算取道故城县进入直隶，前往阜城增援林凤祥军。可是捻军和新归附者仍不听命令，相率南行，退至李官庄。  
　　 当时胜保统清兵扎营城外，北伐援军撤出临清四天后，清军才发现。十八日，胜保入城，以克复州城奏闻，并率军来追。立昌拒战，不胜，二十日，再退清水镇，战又不胜，无处购粮，将士都忍饥。立昌料敌人连日追赶，人疲马乏，且连获胜仗，警备必疏懈，遂于二十一日初更，派精兵千人，每人手拿一种叫做先锋包的火毯，乘夜突然冲到敌营帐棚放火，火随风烈，清营顷刻延烧，“一鼓而大破之，烟焰蔽天，声如地裂，胜保出不意，走馆陶，麾下四散”。这时立昌主张再行北进，复取临清、高唐，与北伐军会合，他对众将说：“趁此追杀，将清妖一网打尽，从此返辙往北，直抵阜城，绝无阻滞，转败为胜，正在此时。”应该说，这在当时是可取的明智之策，奈何“众心已散，皆不从命”，立昌只得下令速退。然而新附者却又“以为胜保新败，必不敢遽来，士马疲敝，欲安营，休一日”，立昌“苦劝不能止，号泣而罢”。
　　 曾立昌既不善治军，还不能驭将。其时同为援军将领的陈仕保、许宗杨怯敌厌战，也都反对继续北进，立昌十分气愤，却扭不过陈、许二人，只得“自馆陶趋冠县，军益散，无复卒伍之辨，团练邀之，不得前。”胜保军随后而至，与地主乡勇联合发动攻击，援军再次失败。立昌“勉强收集扎住营盘，虽有万人，而无火粮草”，又被迫从冠县向南继续退却。
　　


　　 援军退到丰县时，“众才什一”，胜保又紧追而至，“环攻四门，立昌不能御”，随后退至丰北黄河漫口支河，不意河水陡涨，人马陷入泥淖，损失甚重。接着又转至黄河岸边，立昌指挥余部渡河，“麾众先退，自引数骑为殿”，舍身忘己，可谓义矣！待追兵赶到，他又“援枪奋战，力竭不屈，跃马入黄河而死”，投河殉难，可谓壮哉！自此，北伐援军全军覆灭。
　　 《孙子》有云：“兵之胜在于篡卒，其勇在于制。”北伐援军一路招兵买马，三教九流，不论品质优劣，一概收纳，不挑不拣，收纳后又不进行严密的组织和军纪教育。这些人当中部分原有的组织和首领被保留下来，他们各自为政，不听号令。当一路顺风，军事上处于进攻的有利地位时，同仇敌忾之势易于形成，但军事上处于被动防御时，由于扩军而不治军造成的问题就凸显了出来。新附者初起时是惊慌失措，接着对前景产生怀疑和失望。一些人干脆腰缠金银，不愿随军打仗，彼此暗约，千百成群，乘间陆续潜逃，老战士对他们好言劝阻，却“转为所伤”。在清水镇，曾立昌也曾想严明军纪，整顿秩序，竟因“众伪司马求情不准，各喧哗欲散”而搁浅。“自是号令不行，众司马亦不甚管束”，造成“众心涣散，日夕逃亡不止”的局面。当他无奈地下令从清水南撤时，新附之众却又说“官兵已散，连日辛苦，欲休息一日而后行”，诸将领“亦无如众何”。军令不能执行，将领失去对部队的约束力，扩军而不治军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北伐援军以五六万之众攻至距北伐军仅二百里的临清，眼看就要与北伐军会师，但却功亏一篑，委实令人扼腕，最后北伐军与北伐援军分别失败。后人为此评曾立昌曰：“统众北援，不能驭下，胜不知措，败不知止，竟至六万之众，旋起旋散，二百余里，终不能及，当是时也，其坚忍安在？天京兵单，从立昌而北者才数千人，招降纳叛，众至十倍，非饥民乌合，即啸聚犷悍，其意也，非在温饱，即在金帛，胜不可倚，败不可恃，立昌非不知也，力不能至，奈何？其死慷慨，有烈士风，所谓将才有余，帅才不足而已，亦焉忍深责之？然倏忽万里，功亏一篑，扼腕为叹者，又岂李开方一人而已？”这段话颇有不以成败论英雄之意，但我们不得不指出，北伐援军的失败固然有着诸多因素，然而主帅曾立昌扩军不治军则是导致全军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
　　 诸葛亮《兵要》云：“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就是说，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即使将领昏庸无能，也是不会战败的；相反，如果军纪松弛，训练不精，即使有英明的将领指挥，也是无法取胜的。这一观点显然失之片面，故唐太宗批评其“此谈非极致之论”，李靖则认为诸葛亮此论是针对“自古乱军取胜，不可胜记”的客观事实而“有所激云尔”，其目的在于强调军队教育训练的重要性。客观而论，曾立昌尚算“有能之将”，北伐援军则是“无制之兵”，所以这段话可以算给援军之败作了最好的注脚。吴子总结治军经验时说：“兵以治为胜，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曾立昌没能意识到这一点，扩军而不治军，即使其有项羽之勇，又焉能不败？
　　
　　 诗曰：
　　
　　 尝梦天国求太平，奈何决策误金陵。
　　 北伐无益复援北，慷慨悲歌殉大同。后人论太平天国之失败，多以为其不应建都天京（今南京），有人更指出应按天王的策略，暂都开封，在黄河南岸与清廷的首都北京遥遥对峙，摆开进攻的阵势，然后派大军渡河，直攻北京，有坚固的后方源源支援前线，在当时的形势下，拿下北京当不成问题。由于杨秀清执意定都南京，造成偏安局面，犯下了策略上根本性的大错误。不过，太平天国若在定都南京后以全力底定东南，而后出师北伐，如朱元璋之取元朝，尚不失为中策。可是杨秀清一误再误，在策略上犯了根本性大错误之后，又在战略上犯下另一个大错误，即派孤军北伐。当北伐军因兵乏粮缺只得从天津退却后，杨秀清不是下令迅速合师南归，以保存有生力量，而是派遣援军，再投孤注。
　　
　　 因为杨秀清的不智决策，使得太平天国当时最精锐的部队北伐军被断送，也让北伐援军的统帅——即本文的主角曾立昌成为了悲剧英雄。不过，如果曾立昌没有扩军不治军，而能驭下有方，成功地统援军与北伐军会合的话，则鹿死谁手，犹未可知也。
　　
　　固守扬州，坚忍不拔
　　
　　 曾立昌（？－1854），太平军将领，死后被追封为径王（一作立王）。广西浔州（今桂平县、位武宣县东南）人。咸丰三年（1853）三月，职任指挥，旋升检点，随林凤祥、李开芳大军渡江攻占扬州。不久林、李率军北伐，曾立昌受命留守扬州，其后多次击败江北大营围城清军。正是在扬州守卫战中，曾立昌充分表现出了一个优秀守将的风范，开始在太平军将领中崭露头角，后为东王杨秀清所看重。
　　
　　 扬州孤悬江北，扼运河之吭，京漕之所系，为清廷与太平军的必争之地。因此清“闽浙总督慧成、署漕运总督查文经、漕运总督福济、左副都御史雷以诚、钦差大臣琦善，联翩来犯，四环以攻围……又铸铜铁炮，重万五千余斤以轰城。”扬州城中太平军只有数千人，鉴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曾立昌没有采取以硬碰硬，而是“守险不守陴，以城狭，夹城立板，上施楼橹，置卒为备御。”因州城窄狭，太平军便在路旁支铺板做楼，宽约二、三丈，高与城齐，叫做跑马楼。清肃州镇总兵双来，趁着有几处城垣被大炮击坍，架云梯登上了跑马楼。立昌待敌人既上，“即命左右焚板，烟焰弥空，清兵不能下，守卒枪炮仰击，毙者无算，双来裹伤坠城而免，损其二齿。”双来不甘心失败，又造楼船来攻，立昌焚其船，开城纵击，斩双来，清军为之丧气。
　　
　　 由于立昌固守城池，多次击退来犯之敌。清军屡攻不下，便改用围困战略，“城围四合，内外不通，粮尽，猫狗鼠雀复为之俱空，立昌飞书求救，天京援师再发，皆不得至，健将曾锦发等皆死，城中绝援久，食及蔓草皮箱”。在四面被围，粮食将尽的情况下，立昌仍激励麾下，矢志固守，并不时出击，以待援军。
　　
　　 也许是早期的太平军将士在洪秀全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鼓舞下，信赖上帝的保佑，笃信“吃天父饭，活则享天福，死则上天堂”，不怕牺牲，奋勇杀敌，但我更愿相信是曾立昌和太平军出于军人的使命感，而以誓死守城为本分，才使得城屡危殆，清军就是无法攻克，从而为天京派兵增援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十一月，东王“拔赖汉英于删书衙，命统众援扬州，大战于三汊河，转战转前”，太平军援军冲破三汊河防线，抵达扬州。曾立昌趁机在援军帮助下，会同赖汉英等军及大部分民众撤出扬州，经瓜洲（位扬州市南、长江北岸）回天京。
　　
　　 经过这场战役，太平军虽失守扬州，“然挫数倍之敌，全师而反，朝中为之振，与役者皆授平胡加一等，立昌以功封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由此声威大振，后人赞曰：“立昌在扬州，众不过一旅，城不过兼寻，环而攻者三总督，而能坚守不下，奋翼重围，不可谓不坚忍也。”
　　
　　受命北援，震动京师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了直捣清朝的老巢北京，遂于癸好三年（1853）四月派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军北伐。
　　
　　 北伐军按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的诏谕“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毋贪攻城略地而磨时日”，一路行来，攻城略地，所向披靡。清廷大为恐慌，集合起北方全部兵力进行堵截围攻，并加强各地防守。北伐军一路血战，经河南转入山西境时已兵员大减。到秋季，攻入直隶（今河北），进逼天津，迫近北京。由于孤军深入，粮饷弹药不济，清廷又决运河堤放水，调集重兵合围进剿，北伐军交战受挫，只得屯兵静海、独流镇固守，并派人潜回天京求援，后又退至阜城（今河北省阜城县）待援。
　　
　　 天京接林凤祥报告后，决定选将统兵北援。一般人识别将才，往往注重其是否勇敢，杨秀清亦然，因而将目光投向了曾立昌。然而，勇敢只是将领应该具备的若干条件之一，仅仅有勇敢甚至连当好一个士兵都不够格。《孙子》更是强调选拔将帅要讲求“智信仁勇严”，即作为一名将领，应有为将的才智，应当赏罚有信，体恤部下，还应作战勇敢，治军严明。纵观曾立昌的戎马生涯，“智仁勇”多少有之，但却缺乏“信严”，并不适合统领大军独当一面。
　　
　　 遗憾的是杨秀清以偏概全，以曾立昌“坚忍不拔，有大将才”，在咸丰四年（1854）正月初七派他与夏官副丞相陈仕保、冬官副丞相许宗扬组建北伐援军，共七千五百人增援北伐。
　　
　　 北伐援军自安庆出发，二月初八日从蟠龙集渡黄河，在丰县刘家庄整顿队伍，然后兵分三路向山东挺进，势如破竹。援军鉴于兵力有限，一路招兵买马，扩充军队。当时援军途经之苏、鲁省由于黄河连年决口，水灾十分严重，难民“流离转徒，饿殍遍野”，清廷却不顾民生疾苦，以修河道为名强派劳役，征敛赋税，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故援军一到，当地大批捻党、盐贩、白莲教徒、天理教徒、灾民、饥民、水手等纷纷参军。“自金乡入鲁，连克巨野、郓城，分兵略地，会于寿张之张秋镇。郓、巨各属，山泽纵横，素为捻、幅渊薮，目太平军势大，纷起响应，日投营者如市，声威大振，阳谷、莘县、冠县，皆如破竹”，援军队伍迅速扩大，“统计新旧裹胁者共五、六万人”。红巾帕头，旗帜五色，“马步夹杂横广十余里，自朝至暮始行过完”。
　　
　　 古代兵家早就指出，只有良将，没有纪律严明的军队也是不行的，所以严明法纪，赏罚必信，动有节制是使军队团结一致，增强战斗力的必要保证。而北伐援军在很短的时间内队伍就膨胀了七八倍，但因战事紧张，扩军心切，援军将领对投军者不加鉴别，一概收留，待其入伍后，又未能很好地对新兵进行组织和教育，用严明的太平军军纪加以管束，以致大大降低了援军整体的素质，削弱了战斗力。然而这个隐患却被清军主力正集结于山东北部，援军在鲁西南的军事行动如入无人之境所掩盖。曾立昌和其他将领却为一时的胜利所麻痹，没有认识到援军扩军不治军的严重危害。如果曾立昌也能像赖文光在太平天国亡后指挥捻军时那样，号令严明，则似斩僧格林沁之功，岂为遵王专美？
　　
　　 尽管如此，北伐援军很快还是攻至军事重镇临清（今山东省临清市），距阜城北伐军仅二百余里。清廷大为恐慌，咸丰帝惊呼“将毙之虎，又添双翼”，急命钦差大臣胜保等督军反扑，派重兵对临清进行合围。
　　
　　 胜保自阜城分兵七千赴援，此前清军参将武殿魁统高唐州城守兵入临清，与知州张积功合守，“众裁千人，闭四门，婴城登陴相抗。”二月廿七日，太平军以地雷炸城，城破数丈，立昌身先士卒，率众踊跃登城，城中抵死相拒。二月廿九日，胜保至城北，畏惧立昌军势浩盛，竟不敢逼。三月初七日，“城破，殿魁巷战死，积功赴水，百姓阻于四门，不得出，死者枕藉。”自此，北伐援军攻克临清，军行数日可至阜城与北伐军会师，由是“清人大恐，以为祸在旦夕而已。”
　　
　　扩军不治，终酿苦果
　　
　　 曾立昌虽有勇有谋，但致命的缺点是不善治军。面对不听号令的新附者，他不是像夜入军营代郭子仪统领朔方军的唐朝名将李光弼那样，重惩违反军令的罪将，整顿军纪，号令严明，安置有方，而是一再迁就。因此他戎马生涯的辉煌便要在攻克临清后渐次消磨，经过夜袭敌营的昙花一现后终于殆尽，为后人留下“将才有余，帅才不足”的惜惋。
　　
　　 北伐援军占据临清之后，人马虽多，却几近乌合之众。先是援军内有安徽捻军和清方归附的勇营，太平军不过三分之一，指挥已不易。入山东境后，沿途从伍甚众，指挥更加困难，是时“立昌麾下，众虽号七万，而南来老卒，不过五六千，新附之众，素无纪律，非狡黠即犷悍，众十倍于旧部，旗色纷乱，器械杂陈，立昌等患之而无可如何也。”三月十三日夜，新加入的队伍就在城内哗变，有数千人冲出城外，“破城之后，新附者意在掳掠，而积功已尽焚府库，粮草器械，金宝火药，一无所获，既不得志于囊中，复不满望于口腹，遂相率大哗，逾城而奔。”立昌这才想起加以制止，然为时已晚，兵众不听节制，“立昌等力微势单，不能约束，不得已，踉跄而从之，十七日，弃临清而南。”援军撤出临清后，打算取道故城县进入直隶，前往阜城增援林凤祥军。可是捻军和新归附者仍不听命令，相率南行，退至李官庄。  
　　 当时胜保统清兵扎营城外，北伐援军撤出临清四天后，清军才发现。十八日，胜保入城，以克复州城奏闻，并率军来追。立昌拒战，不胜，二十日，再退清水镇，战又不胜，无处购粮，将士都忍饥。立昌料敌人连日追赶，人疲马乏，且连获胜仗，警备必疏懈，遂于二十一日初更，派精兵千人，每人手拿一种叫做先锋包的火毯，乘夜突然冲到敌营帐棚放火，火随风烈，清营顷刻延烧，“一鼓而大破之，烟焰蔽天，声如地裂，胜保出不意，走馆陶，麾下四散”。这时立昌主张再行北进，复取临清、高唐，与北伐军会合，他对众将说：“趁此追杀，将清妖一网打尽，从此返辙往北，直抵阜城，绝无阻滞，转败为胜，正在此时。”应该说，这在当时是可取的明智之策，奈何“众心已散，皆不从命”，立昌只得下令速退。然而新附者却又“以为胜保新败，必不敢遽来，士马疲敝，欲安营，休一日”，立昌“苦劝不能止，号泣而罢”。
　　 曾立昌既不善治军，还不能驭将。其时同为援军将领的陈仕保、许宗杨怯敌厌战，也都反对继续北进，立昌十分气愤，却扭不过陈、许二人，只得“自馆陶趋冠县，军益散，无复卒伍之辨，团练邀之，不得前。”胜保军随后而至，与地主乡勇联合发动攻击，援军再次失败。立昌“勉强收集扎住营盘，虽有万人，而无火粮草”，又被迫从冠县向南继续退却。
　　


　　 援军退到丰县时，“众才什一”，胜保又紧追而至，“环攻四门，立昌不能御”，随后退至丰北黄河漫口支河，不意河水陡涨，人马陷入泥淖，损失甚重。接着又转至黄河岸边，立昌指挥余部渡河，“麾众先退，自引数骑为殿”，舍身忘己，可谓义矣！待追兵赶到，他又“援枪奋战，力竭不屈，跃马入黄河而死”，投河殉难，可谓壮哉！自此，北伐援军全军覆灭。
　　 《孙子》有云：“兵之胜在于篡卒，其勇在于制。”北伐援军一路招兵买马，三教九流，不论品质优劣，一概收纳，不挑不拣，收纳后又不进行严密的组织和军纪教育。这些人当中部分原有的组织和首领被保留下来，他们各自为政，不听号令。当一路顺风，军事上处于进攻的有利地位时，同仇敌忾之势易于形成，但军事上处于被动防御时，由于扩军而不治军造成的问题就凸显了出来。新附者初起时是惊慌失措，接着对前景产生怀疑和失望。一些人干脆腰缠金银，不愿随军打仗，彼此暗约，千百成群，乘间陆续潜逃，老战士对他们好言劝阻，却“转为所伤”。在清水镇，曾立昌也曾想严明军纪，整顿秩序，竟因“众伪司马求情不准，各喧哗欲散”而搁浅。“自是号令不行，众司马亦不甚管束”，造成“众心涣散，日夕逃亡不止”的局面。当他无奈地下令从清水南撤时，新附之众却又说“官兵已散，连日辛苦，欲休息一日而后行”，诸将领“亦无如众何”。军令不能执行，将领失去对部队的约束力，扩军而不治军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北伐援军以五六万之众攻至距北伐军仅二百里的临清，眼看就要与北伐军会师，但却功亏一篑，委实令人扼腕，最后北伐军与北伐援军分别失败。后人为此评曾立昌曰：“统众北援，不能驭下，胜不知措，败不知止，竟至六万之众，旋起旋散，二百余里，终不能及，当是时也，其坚忍安在？天京兵单，从立昌而北者才数千人，招降纳叛，众至十倍，非饥民乌合，即啸聚犷悍，其意也，非在温饱，即在金帛，胜不可倚，败不可恃，立昌非不知也，力不能至，奈何？其死慷慨，有烈士风，所谓将才有余，帅才不足而已，亦焉忍深责之？然倏忽万里，功亏一篑，扼腕为叹者，又岂李开方一人而已？”这段话颇有不以成败论英雄之意，但我们不得不指出，北伐援军的失败固然有着诸多因素，然而主帅曾立昌扩军不治军则是导致全军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
　　 诸葛亮《兵要》云：“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就是说，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即使将领昏庸无能，也是不会战败的；相反，如果军纪松弛，训练不精，即使有英明的将领指挥，也是无法取胜的。这一观点显然失之片面，故唐太宗批评其“此谈非极致之论”，李靖则认为诸葛亮此论是针对“自古乱军取胜，不可胜记”的客观事实而“有所激云尔”，其目的在于强调军队教育训练的重要性。客观而论，曾立昌尚算“有能之将”，北伐援军则是“无制之兵”，所以这段话可以算给援军之败作了最好的注脚。吴子总结治军经验时说：“兵以治为胜，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曾立昌没能意识到这一点，扩军而不治军，即使其有项羽之勇，又焉能不败？
　　
　　 诗曰：
　　
　　 尝梦天国求太平，奈何决策误金陵。
　　 北伐无益复援北，慷慨悲歌殉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