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川不成军：专家谈四川的历史与文化(图)

2008年07月16日 09:56新华网
主持人:李庆英
特邀嘉宾:
谭继和（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
葛剑雄（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
林成西（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王振忠（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陈世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段 渝（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在“5·12汶川大地震”这场巨灾面前，四川人以其在废墟中面对生死的从容坚韧，在震后救援中的无私奉献，在余震生活中的幽默豁达，在灾后重建中的自强不息，赢得了世人的赞叹。那么，四川人身上的这种文化性格是怎么形成的？
千百年来，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经历过一次又一次惨重的天灾与战乱，但是灾难过后，四川总能浴火重生，恢复为“天府之国”。那么，其深刻的原因何在？
历史上，四川曾流行着“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引起中华革命先”等说法。那么，如何解读这些说法所蕴含的历史内涵？
■这场大地震巨灾，向世界展示了植根于巴蜀大地的四川人身上那种“坚韧”、“自信”、“乐观”、“幽默”的文化性格
主持人:在“5·12汶川大地震”这场巨大的灾难面前，四川人表现出一种不屈、坚强、友爱的崇高精神，展现出一种镇定、自信、乐观的生命品质，这着实令人赞叹。那么，如何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四川人的文化性格特征呢？
谭继和:“5·12汶川大地震”虽已过去两个月了，但在抗震救灾中涌现的大爱无疆、感动中国的各种画面，仍鲜鲜活活，令人感泣不已。这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民族品格的再现和升华，是人类生命最高价值的颂歌。这次灾难主要发生在四川，它也向世界展示了植根于巴蜀大地的四川人身上那种“乐观幽默”和“自信坚韧”二者兼而有之的文化性格。在人类面对灾难的最高道德考验面前和最高价值诉求的各种方案中，四川人给出了自身有巴蜀文化特色的神为之王，气为之壮，国魂为之振奋的特殊答案，让世人体验到巴蜀特色的感恩的心、博大的爱，以及坚韧不拔和乐观幽默相结合的四川精神。这些精神和品格是巴蜀文明五千年历史传承不断发展的结果。在漫漫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巴蜀人一次又一次克服自然的和人为的特大惨烈灾难，用勤劳和智慧造就了“天府之国”的两个家园:一个是“九天开出一仙乡”的和谐人居家园，一个是巴蜀人“天地之间人为贵”的和美心灵家园；再大的震灾，可以摧毁物质文化的人居家园，但摧毁不了精神文化的心灵家园，反而更加磨炼出巴蜀人心灵中人性的光辉，人间的至爱，灵动的梦幻，乐观的浪漫。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历史的威力比原子弹的威力还要强大。”深厚的巴蜀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证实四川人具有能够以人最深远而持久的方式重塑巴蜀自然的能力，震后的家园在重建中会依然美丽，依然神奇，依然和谐。
林成西:在抗震救灾中，许多普通的四川人舍小家顾大家，表现出超越自我的大仁大爱，让人们对四川人如水的性格又有了新的认识。实际上，四川人主要是由各省移民构成的，移民在这口巨大的川味“火锅”中变得川味十足的同时，也把他们从原籍带来的原汁原味地域文化加入到了川味“火锅”之中，从而使川味汇集了全国各地之精华，变得愈发醇厚、丰美。因此，四川人在重大关头表现出的种种美德，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美德在四川人身上的集中体现和发扬光大。

■四川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而到关键时刻便有重大作为的性格特点
主持人: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么，四川人身上具有哪些鲜明的性格特点呢？
陈世松:作为这次天灾的受害者，四川人在赢得人们寄予同情、关爱、援助的同时，更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全中国、全世界的尊重和崇敬。四川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而到关键时刻便有重大作为的性格特点，具体表现在:
一是像冲出峡口的山洪，有些“叛逆”，但“叛逆得瑰丽而惊人”。四川人无论什么身份、职业都始终洋溢着一种勤劳勇敢、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这种文化品格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地理条件分不开。四川盆地地势复杂，高山深谷纵横，从中冲决而出的滔滔洪水终归万里长江。得此山川、文化精神的哺育和滋养，四川人出于对贫穷落后的抗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往往默默无闻，蓄志待发，但一旦突破“瓶颈”现象，冲出“最隘一个峡口”——夔门，便大有一种誓不回头的志向，更有一番惊世骇俗的作为。对此，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三峡》中满怀激情地赞扬道:“从三峡出发的人，他们都有点叛逆性，而且都叛逆……得瑰丽而惊人”。
二是像终究会燃起的湿木“疙兜”（树根），以“忍耐”性强而著称。忍耐是东亚文明之特征，而四川又是忍耐的典型。一方面，这种性格是他们在长期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中养成的。在生产劳动中，他们凭借这一精神，“欲与天公试比高”，不夺丰产不回头，表现了人定胜天、不向自然低头的英雄气概。在杀敌战场上，他们凭借这一精神，敢于刺刀见红，作战勇猛，屡建奇功。但另一方面，在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中生活惯了的四川人，也养成了一种安于现状、随遇而安的品性，只要基本生活尚能维持，一般不愿抛弃原有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轨迹。因此，即使受了压迫欺负，他们大多“忍”字当头，一忍再忍，甚至忍辱负重。北方人像干柴烈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所不满，拍案而起。而四川人像湿木“疙兜”（树根），更多则是采取传统的“文刺”方式，以幽默俏皮的文字，以入木三分的辛辣讽刺，来发泄胸中的愤愤不平之气。四川人干任何事情，开始时总是默默无闻，只是到了关键时刻才轰轰烈烈、闪光发热。
三是像疾风中的“劲草”，富有“忠勇牺牲”精神。在国家统一、人民安居乐业的时代里，四川人大多默默无闻，交差完粮，平平淡淡地作百姓的楷模。但在历史紧要关头，当内忧外患严重威胁到国家民族生存时，就会像疾风中的“劲草”，表现出强烈的“忠勇牺牲”精神。比如，在抗日战争前，由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一时间，四川人被国人目之为“怯于公战，勇于私斗”的人群。但抗日民族战争的烈火激发了四川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使其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保家卫国的滚滚洪流中。八年抗争中，川军以窳劣的武器，迎战装备精良的日军，热血洒遍江淮河汉，威名播于三山五岳。与此同时，盆地之内的四川父老，为全国补充了近300万人的兵源，致使抗日前线有“无川不成军”之说；为国家承担了占总数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为全国提供了占征收总量38.5％的稻谷……四川人民在抗战八年中所做的贡献，受到了全国各界的高度评价。
■随着移民的迁徙，商品的流通交易，四川地区人际交流空前频繁，极大地凸显了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征；各地风俗相互渗透、融合，最终形成了四川独具个性的文化特征
主持人:我们知道，历史上四川是一个移民地区，史书上就记载着“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典故。那么，“湖广填四川”这种移民现象对四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振忠:清代思想家魏源在《湖广水利论》中较早提及“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典故。他的说法，简明扼要地揭示了中国历史上脍炙人口的移民运动。经过明末的兵燹战乱，四川境内的不少地方“寥寥孑遗，俨同空谷”。经过其他地区民众的自发迁徙以及官府的招徕流民，四川人口逐渐增长。湖南和湖北因与四川毗邻，转徙最为便利，故而前往四川谋生的人数在各省移民中为数最多。
来自湖广等地的大批移民，对于四川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四川省会成都，有一首竹枝词这样写道:“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这是说一家中的女人，或嫁与陕西人，或嫁与江苏人，而娶来的媳妇或是江西人，抑或是湖广人，家庭成员的原籍可谓五湖四海，当时已没有超过十世的“老成都”了。这种移民潮不仅波及城市，而且也影响到广大乡村。2008年07月16日 09:56新华网
主持人:李庆英
特邀嘉宾:
谭继和（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
葛剑雄（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
林成西（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王振忠（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陈世松（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段 渝（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在“5·12汶川大地震”这场巨灾面前，四川人以其在废墟中面对生死的从容坚韧，在震后救援中的无私奉献，在余震生活中的幽默豁达，在灾后重建中的自强不息，赢得了世人的赞叹。那么，四川人身上的这种文化性格是怎么形成的？
千百年来，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经历过一次又一次惨重的天灾与战乱，但是灾难过后，四川总能浴火重生，恢复为“天府之国”。那么，其深刻的原因何在？
历史上，四川曾流行着“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引起中华革命先”等说法。那么，如何解读这些说法所蕴含的历史内涵？
■这场大地震巨灾，向世界展示了植根于巴蜀大地的四川人身上那种“坚韧”、“自信”、“乐观”、“幽默”的文化性格
主持人:在“5·12汶川大地震”这场巨大的灾难面前，四川人表现出一种不屈、坚强、友爱的崇高精神，展现出一种镇定、自信、乐观的生命品质，这着实令人赞叹。那么，如何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四川人的文化性格特征呢？
谭继和:“5·12汶川大地震”虽已过去两个月了，但在抗震救灾中涌现的大爱无疆、感动中国的各种画面，仍鲜鲜活活，令人感泣不已。这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民族品格的再现和升华，是人类生命最高价值的颂歌。这次灾难主要发生在四川，它也向世界展示了植根于巴蜀大地的四川人身上那种“乐观幽默”和“自信坚韧”二者兼而有之的文化性格。在人类面对灾难的最高道德考验面前和最高价值诉求的各种方案中，四川人给出了自身有巴蜀文化特色的神为之王，气为之壮，国魂为之振奋的特殊答案，让世人体验到巴蜀特色的感恩的心、博大的爱，以及坚韧不拔和乐观幽默相结合的四川精神。这些精神和品格是巴蜀文明五千年历史传承不断发展的结果。在漫漫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巴蜀人一次又一次克服自然的和人为的特大惨烈灾难，用勤劳和智慧造就了“天府之国”的两个家园:一个是“九天开出一仙乡”的和谐人居家园，一个是巴蜀人“天地之间人为贵”的和美心灵家园；再大的震灾，可以摧毁物质文化的人居家园，但摧毁不了精神文化的心灵家园，反而更加磨炼出巴蜀人心灵中人性的光辉，人间的至爱，灵动的梦幻，乐观的浪漫。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历史的威力比原子弹的威力还要强大。”深厚的巴蜀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证实四川人具有能够以人最深远而持久的方式重塑巴蜀自然的能力，震后的家园在重建中会依然美丽，依然神奇，依然和谐。
林成西:在抗震救灾中，许多普通的四川人舍小家顾大家，表现出超越自我的大仁大爱，让人们对四川人如水的性格又有了新的认识。实际上，四川人主要是由各省移民构成的，移民在这口巨大的川味“火锅”中变得川味十足的同时，也把他们从原籍带来的原汁原味地域文化加入到了川味“火锅”之中，从而使川味汇集了全国各地之精华，变得愈发醇厚、丰美。因此，四川人在重大关头表现出的种种美德，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美德在四川人身上的集中体现和发扬光大。

■四川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而到关键时刻便有重大作为的性格特点
主持人: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么，四川人身上具有哪些鲜明的性格特点呢？
陈世松:作为这次天灾的受害者，四川人在赢得人们寄予同情、关爱、援助的同时，更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全中国、全世界的尊重和崇敬。四川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而到关键时刻便有重大作为的性格特点，具体表现在:
一是像冲出峡口的山洪，有些“叛逆”，但“叛逆得瑰丽而惊人”。四川人无论什么身份、职业都始终洋溢着一种勤劳勇敢、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这种文化品格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地理条件分不开。四川盆地地势复杂，高山深谷纵横，从中冲决而出的滔滔洪水终归万里长江。得此山川、文化精神的哺育和滋养，四川人出于对贫穷落后的抗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往往默默无闻，蓄志待发，但一旦突破“瓶颈”现象，冲出“最隘一个峡口”——夔门，便大有一种誓不回头的志向，更有一番惊世骇俗的作为。对此，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三峡》中满怀激情地赞扬道:“从三峡出发的人，他们都有点叛逆性，而且都叛逆……得瑰丽而惊人”。
二是像终究会燃起的湿木“疙兜”（树根），以“忍耐”性强而著称。忍耐是东亚文明之特征，而四川又是忍耐的典型。一方面，这种性格是他们在长期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中养成的。在生产劳动中，他们凭借这一精神，“欲与天公试比高”，不夺丰产不回头，表现了人定胜天、不向自然低头的英雄气概。在杀敌战场上，他们凭借这一精神，敢于刺刀见红，作战勇猛，屡建奇功。但另一方面，在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中生活惯了的四川人，也养成了一种安于现状、随遇而安的品性，只要基本生活尚能维持，一般不愿抛弃原有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轨迹。因此，即使受了压迫欺负，他们大多“忍”字当头，一忍再忍，甚至忍辱负重。北方人像干柴烈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所不满，拍案而起。而四川人像湿木“疙兜”（树根），更多则是采取传统的“文刺”方式，以幽默俏皮的文字，以入木三分的辛辣讽刺，来发泄胸中的愤愤不平之气。四川人干任何事情，开始时总是默默无闻，只是到了关键时刻才轰轰烈烈、闪光发热。
三是像疾风中的“劲草”，富有“忠勇牺牲”精神。在国家统一、人民安居乐业的时代里，四川人大多默默无闻，交差完粮，平平淡淡地作百姓的楷模。但在历史紧要关头，当内忧外患严重威胁到国家民族生存时，就会像疾风中的“劲草”，表现出强烈的“忠勇牺牲”精神。比如，在抗日战争前，由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一时间，四川人被国人目之为“怯于公战，勇于私斗”的人群。但抗日民族战争的烈火激发了四川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使其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保家卫国的滚滚洪流中。八年抗争中，川军以窳劣的武器，迎战装备精良的日军，热血洒遍江淮河汉，威名播于三山五岳。与此同时，盆地之内的四川父老，为全国补充了近300万人的兵源，致使抗日前线有“无川不成军”之说；为国家承担了占总数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为全国提供了占征收总量38.5％的稻谷……四川人民在抗战八年中所做的贡献，受到了全国各界的高度评价。
■随着移民的迁徙，商品的流通交易，四川地区人际交流空前频繁，极大地凸显了各地人群的性格特征；各地风俗相互渗透、融合，最终形成了四川独具个性的文化特征
主持人:我们知道，历史上四川是一个移民地区，史书上就记载着“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典故。那么，“湖广填四川”这种移民现象对四川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振忠:清代思想家魏源在《湖广水利论》中较早提及“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典故。他的说法，简明扼要地揭示了中国历史上脍炙人口的移民运动。经过明末的兵燹战乱，四川境内的不少地方“寥寥孑遗，俨同空谷”。经过其他地区民众的自发迁徙以及官府的招徕流民，四川人口逐渐增长。湖南和湖北因与四川毗邻，转徙最为便利，故而前往四川谋生的人数在各省移民中为数最多。
来自湖广等地的大批移民，对于四川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四川省会成都，有一首竹枝词这样写道:“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这是说一家中的女人，或嫁与陕西人，或嫁与江苏人，而娶来的媳妇或是江西人，抑或是湖广人，家庭成员的原籍可谓五湖四海，当时已没有超过十世的“老成都”了。这种移民潮不仅波及城市，而且也影响到广大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