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红山文化前身的 ...

农耕文化源远流长 中华智慧惠及世界——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

2015年09月18日 14:5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http://arch.cssn.cn/kgx/kgdt/201509/t20150918_2391894.shtml



敖汉史前考古的重要发现与核心价值

刘国祥



兴隆洼聚落遗址1992年发掘区（北—南）



■兴隆沟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整身陶人



■草帽山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石人头像

　　敖汉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部，地处燕山山地向西辽河平原过渡地带，地势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倾斜。地貌类型由南到北依次为南部努鲁尔虎山石质低山丘陵区、中部黄土丘陵区和北部沙质坨甸区。南部山区和中部丘陵区均占敖汉总面积的34%。北部沙质坨甸区占32%，其中叫来河，孟克河的中下游，老哈河一、二级台地为沿河平川区，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水源丰富，是敖汉的主要产粮区。敖汉旗地处中温带，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太阳辐射强烈，日照丰富，气温日差较大。冬季漫长而寒冷，春季回暖快，夏季短而酷热，降水集中，秋季气温骤降。雨热同季，积温有效性高。敖汉各地降水量分布趋势是从南向北逐渐减少，年降水量在310—460毫米之间。敖汉境内主要河流有5条，老哈河、叫来河、孟克河属西辽河水系；牤牛河、老虎山河属于大凌河水系。全旗总面积8316平方公里，人口60万。

　　敖汉是全国著名的文物大旗（县），全旗境内分布有不同文化时期的古代遗址4000余处，其中，敖汉史前考古成果显著，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近50年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建立起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和谱系关系，依次为小河西文化（距今8500年以远）、兴隆洼文化（距今8200—7200年）、赵宝沟文化（距今7000—6400年）、红山文化（距今6500—5000年）、小河沿文化（距今5000—4000年）、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40000—3500年）。其中，以敖汉旗境内遗址命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有四种，分别为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小河沿文化。如此完整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在东北地区独树一帜，成为深入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及早期发展阶段的重要环节。

　　敖汉地区是旱作农业的起源地。2001—200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对敖汉兴隆沟遗址进行三次科学考古发掘，通过浮选法，获得经过人工栽培的粟、黍的籽粒，结合定居村落的出现及成熟的掘土及谷物加工工具的制作和使用，证实距今8000年左右的兴隆洼文化时期旱作农业系统已经形成，为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的发展及红山文明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2012年9月5日，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评选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因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和对人类文明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2014年9月3—5日，“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在敖汉召开，来自中国大陆、香港以及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韩国等国学者经过认真讨论，得出敖汉作为“世界小米之乡”的共识。2014年10月，敖汉获得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正式授予的“中国小米之乡”美誉。敖汉小米历史文化价值的深入揭示，为发展当地小米产业及提高敖汉居民的收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敖汉地区是中国玉文化起源地。敖汉兴隆洼遗址出土距今8000年左右的玉器，将我国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历史推进至新石器时代中期，成为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开创中国雕琢和使用玉器之先河。兴隆洼文化玉器多呈黄绿、深绿色，以透闪石软玉为主，主要器类有玉玦、匕形器、管、斧、锛、凿等。玉玦分为环状、璧状、矮柱状三种类型，选料精良，通体抛光，工艺精湛，多成对出自墓主人耳部，应为佩戴在墓主人耳部的装饰品，是世界范围内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耳饰。兴隆洼遗址130号居室墓葬内出土一对精美的玉玦，这对玉玦的外径、内径分别为4.7厘米、2.1厘米，重量均为23克，由黄绿色透闪石软玉雕琢而成。玉玦一侧的窄缺口留有线切割痕迹，是世界范围内采用线切割技术切割玉料的最早实证。这种线切割技术被兴隆洼文化的远古先民发明以后，在整个东亚地区得到了广泛、持久的传播，在玉文化的早期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如果用一种物质代表中华文化，那就是玉。中华民族爱玉和用玉的传统始自兴隆洼文化时期，已有8000余年的历史，并且延续至今，未曾中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阶段，玉器是贯通天地、沟通祖灵和神灵、彰显礼仪的核心物质载体；秦汉以后至明清，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玉器发挥了延续文明血脉、凝聚民族共识等重要功能，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

　　敖汉地区是中华龙文化的重要起源地。兴隆洼遗址发现的118号居室墓葬，埋葬在二期聚落的中心性大型房址内，其墓主人应为首领式人物，其右侧葬有一雌一雄两头整猪，均呈仰卧状，占据墓穴底部近一半的位置，应为祭祀祖灵和祭祀猎物灵魂合二为一的真实见证，具有图腾崇拜的意义。兴隆沟遗址发现的祭祀坑内埋葬有野猪的头骨及用石块和陶片摆放出的“S”形躯体，是西辽河流域所发现的猪首龙的原始形态。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的尊形陶器上发现有刻划完整的鹿、猪、鸟三种动物形象，苏秉琦先生曾经称其为“艺术神器”。其中，猪的头部经过写实处理，突出表现猪的獠牙，身体呈“S”形蜷曲，不同弧度的勾角组合在一起恰似腾飞的羽翼，充满灵性，这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猪首龙形象，距今约7000年。红山文化玉猪龙与赵宝沟文化小山尊形器腹部刻划的猪首龙形态具有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如果将西辽河流域崇龙礼俗的形成划分阶段，兴隆洼文化应属于孕育期；赵宝沟文化属于形成期，红山文化晚期则进入发展和成熟期。以龙图腾崇拜为主的共同信仰的产生，是西辽河流域史前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红山文化玉猪龙对商、西周、东周时期蜷体玉龙的造型产生了直接影响，应为中华龙的本源。敖汉旗博物馆内珍藏有3条红山文化玉猪龙，倍显珍贵。尤为重要的是，关于中华龙的起源与崇龙礼俗的形成在敖汉旗境内有相互衔接的史前考古实证资料，对中华龙文化研究具有独特价值。







■敖汉旗近年来获得的部分殊荣

　　敖汉地区是祖先崇拜的发端地。2012年5月，在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三）红山文化聚落考古调查的过程中，在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发现一尊迄今所知形体最大且完整复原的红山文化整身陶人。这尊陶人通高55厘米，面部高度写实，神态逼真，表情丰富，在国内同期考古材料中十分罕见。陶人内部中空呈筒状，外表通体抛光，局部施黑彩。双腿弯曲，双脚相对，呈盘坐状。双臂下垂，臂肘弯曲，双手交叠，右手在上，搭放在双脚上。头部戴冠，顶部正中有一圆孔，长发挽起，并用条带状饰物捆扎，形成横向发髻，在前额正中有一件横向长条状饰物，与后世的“帽正”相仿。陶人面部五官清晰，双目圆睁，炯炯有神，双眉及眼球施黑彩，眼球系嵌入眼眶内，与牛河梁女神庙址内出土泥塑女神头像的嵌入方式一致，只是材质上，后者为玉睛。陶人的双颊明显内凹，口部隆起，呈呼喊状，人中清晰可见。双耳呈椭圆形，圆形的耳孔与内侧通连，耳垂部位分别钻有一个小圆孔，双耳应佩戴耳饰。陶人为裸身，推测在祭拜时应穿有衣物。背部微驼，脖颈竖直，右侧的脖筋明显，锁骨清晰可见。乳头微凸，腹部较平，肚脐眼用小圆孔表示，与腹部内侧通连。牛河梁女神庙址内出土的泥塑人像残件以女性为主，女性特征明显，而兴隆沟红山文化整身陶人未见明显的女性特征，且出自红山文化晚期的一座小型房址内，应为红山文化晚期先民供奉、祭祀的男性祖先形象，可能具有“王”者或“巫”者的身份。敖汉草帽山红山文化积石冢内出土一尊头部戴冠的石雕人像，神态威仪，均应视为红山文化晚期祖先崇拜的重要证据。

　　敖汉旱作农业的发展和成熟助推了文明社会的诞生，由于食物资源有了稳定的保障，人口迅猛增长，手工业分工加剧，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等级制度确立，以玉为载体的礼制系统形成，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龙图腾崇拜等宗教观念发展成熟，距今5300—5000年，西辽河流域史前社会进入初级文明社会，红山文明由此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源头。敖汉旗境内分布有500余处红山文化遗址，是整个红山文化分布区内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见证了红山文化孕育、形成、发展、兴盛和衰落的整个过程，应为红山文化的核心分布区，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专 家 解 读

　　王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王巍所长

　　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在国家的组织和管理下创造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明起源是史前时期文化高度发展和社会复杂化的开始。具体表现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取得较大发展，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内容都较之于此前丰富。最根本的标志是社会出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出现了脱离劳动、专门从事宗教祭祀或管理职能的阶层，出现了贵贱、贫富的分化，开始向文明社会迈进的进程。文明起源研究是探讨史前时期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脉络，即史前文化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史前社会是如何从平等、简单的氏族社会逐渐演变成为以强化的等级制度和公共权力为特征，以国家的出现为根本标志的文明社会的。

　　近半个世纪以来，通过对敖汉地区史前时期的遗址进行调查、发掘及出土遗物研究，确认了敖汉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及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所占有的独特地位和历史价值。西辽河流域文明化的进程可概括为：八千年前，兴隆洼文化起步；六七千年前，赵宝沟文化加速；五千年前，进入红山文化晚期，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琢玉工艺专业化，原始宗教发达，神权开始形成，进入初级文明社会；由于环境的变化，四千年前西辽河流域文明出现转折，开始慢慢接受中原文明辐射，开启了由古国文明向王国文明（夏王朝）的过渡；三千年前，西辽河流域纳入了西周王朝（燕国）的版图；两千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包括辽河流域的东北地区成为秦王朝郡县治的治辖范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9年正式成立内蒙古工作队，几代考古人持续在敖汉旗开展田野考古工作，也得到了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文物主管部门、敖汉旗委和旗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由我所科研人员主持发掘的兴隆洼、兴隆沟、赵宝沟、大甸子、城子山遗址均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2012年9月，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主要依据在于兴隆沟遗址发掘获得了距今7700年左右经过人工栽培的粟、黍的炭化籽粒，为旱作农业起源研究提供了最新考古实证。2014年10月，敖汉旗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正式授予“中国小米之乡”。这项考古成果极大推动了敖汉旗小米产业的发展，敖汉小米因其悠久的种植和食用历史、优良的品质、丰富的营养价值广受关注，成为敖汉百姓增收致富的一条新路径，是考古成果服务社会的成功例证，具有借鉴和推广价值。





　　邱文博（敖汉旗委书记）

　　敖汉旗历史文化底蕴厚重，境内有4000多处古文化遗址，中国东北地区有四种考古学文化均以敖汉地名命名。兴隆洼遗址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玉器，发现了中国最早龙的雏形，有“龙祖玉源”之称。同时，农牧业经济特色明显。全旗总面积8300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330万亩，盛产谷子、玉米、水稻、高粱、荞麦和各种杂粮杂豆，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区产粮大县。2012年，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年度大小牲畜存栏达到262万头只，生猪、肉羊、肉牛、蛋鸡、肉鹅等产业初具规模；“敖汉小米”被国家质监总局批准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敖汉苜蓿”在1984年就被国家牧草品种委员会正式命名；敖汉荞麦、敖汉打瓜等也都属绿色产品，其中敖汉荞麦已经走进日本、韩国的国门。这些都是敖汉加速发展现代农牧业的优势所在，其中蕴藏着无限的商机和巨大的财富。

敖汉旗经过30多年的艰苦奋斗，彻底改变了生态环境，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绿色世界，全旗森林覆盖率达到43.5%，2002年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环境“全球500佳”荣誉称号。在未来的发展中，敖汉旗会更加努力践行“绿色中国”的发展理念，将循环经济的发展思路贯彻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当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真正做到绿起来、活起来、富起来，推进美丽敖汉的永续发展。





　　于宝君（敖汉旗人民政府旗长）

　　敖汉旗位于努鲁尔虎山北麓、科尔沁沙地南缘，是燕山山脉与松辽平原的过渡带，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汇地带。全旗总面积8300余平方公里，地形复杂，南部为低山丘陵区，中部为黄土丘陵区，北部为沙漠平原区。老哈河、孟克河、叫来河三大河流纵贯南北。正是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这里古老的文明，产生了以当地地名命名的中国东北地区四种考古学文化。这些重要的遗址及其出土的文物，展示了这里所历经的古国文明的发祥、方国文明的发展与帝国文明的发达，显现出一万年间这里所产生的新石器文化的灿烂、青铜文化的辉煌以及契丹帝国文化的绚丽。

　　近年来，敖汉旗委和旗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敖汉史前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兴隆沟遗址发掘出土了经过人工栽培的炭化粟、黍的籽粒。2012年9月5日，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授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推动谷、黍的种植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利用史前考古成果带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典型范例。2013年4月23日，敖汉旗人民政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共建“敖汉史前考古研究基地”，为敖汉史前考古研究工作掀开了新的一页。





　　赵志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主任、研究员）

通过对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陕西西安鱼化寨遗址等三个遗址出土的炭化籽粒遗存分析证明，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北方地区已经较为广泛地进入旱作农业阶段，并参与到小米驯化的进程中来。小米的驯化是在人类行为影响下的植物进化过程，人类在栽培作物的过程中没有有意识地改变植物的形态特征或生物特性，各种人类行为的目的仅为增加野生植物产出。据此结合考古资料进行推论，小米的驯化是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这个漫长过程经历了数千年之久，大约起始于距今1万年前，完成于距今6000年前后。鉴于兴隆沟遗址中出土的粟、黍籽粒在现有考古资料之中年代最早、形态特征相比于同时期的炭化籽粒遗存却最为进步等原因，可以认为，敖汉兴隆沟遗址出土的小米是当地独立起源的，西辽河流域应该是小米的起源地之一。





　　马丁·琼斯（英国剑桥大学科技考古学讲席教授）



马丁·琼斯教授

　　近十年来，中国的考古工作非常关键，打破了以前欧洲史前小米遗存的考古资料比中国乃至亚洲地区丰富的状况，开拓了小米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研究的新局面。目前，通过实验室培育、同位素研究、考古资料对比的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已经获得了非常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无论在日本还是欧洲，当地的小米都来自中国北部，欧洲的原始品种均是在兴隆沟出土的炭化小米，并在其所属年代的2000年之后从中国传播过去的。在史前欧洲引入小米种植之前，已经拥有了大籽粒谷物的种植技术，推测欧洲引入小米的动机是因为小米产量具有相对更高的稳定性，同时小米更能适应贫瘠的土地环境来保证种植作物的总产量。现在，小米在世界范围内的种植情况趋于缩减，但敖汉提供了一个先进的范例，敖汉的小米种植在稳步提升，这对全球视野下农作物基因多样性的保护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刁现民（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截至目前，中国境内发现过多处有粟、黍遗存的考古遗址，谷子在中国北方的驯化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通过分子遗传分析的资源多样性证据，表明来自中国的谷子和野生品种具有世界其他地区资源不可比拟的遗传多样性，而相关的文字证据也为谷子起源于中国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谷子起源于中国，并呈中心发散方式扩散至世界各地。2012年，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国际组织代表全球农业对敖汉远古先民在旱作农业上对人类贡献的认可，证明其有着悠久的谷子栽培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敖汉应加强优质小米的产业化开发组织，并充分利用谷子起源研究等粟文化发展带来的动力，扩大敖汉小米的影响，促进敖汉小米产业链条的完善，提升敖汉小米的经济价值和产业化水平，使敖汉真正成为优质小米产业强县。







　　张雪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通过测定的数批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可精确建立起敖汉史前考古年代学框架的基础，其中，兴隆洼文化一期的年代可早到距今8000多年，兴隆洼文化二期的年代可早到距今7700年前后，红山文化的年代为距今6500—5000年前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为距今4000年前后，这也是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年代学的基础。历年的稳定同位素食性分析测定结果表明，自兴隆洼文化至夏家店下层文化，先民食物C4类植物百分比稳步提升，从兴隆洼文化时70%上下的比例提升至红山文化以后的100%，表明了敖汉地区的史前经济形态从农业经济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占据较大比重的状态，发展为自红山文化以后农业经济完全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过程。







　　白艳莹（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中心博士）

　　GIAHS（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建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有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与保护，使之成为可持续管理的基础。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的GIAHS价值，包括敖汉作为世界旱作农业发源地的历史价值，小米卓越抗旱特质的食物与生计安全价值，防病虫害、防风固沙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源远流长的旱作农业技术价值，民众饮食习俗的旱作农业文化价值，以及旱作农业景观价值。展望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可在针对保护与发展潜力、保护与发展理念、保护内容、发展目标、保护与发展具体措施等五个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计划，希望敖汉能在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这两项事业中达成双赢。





　　刘国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刘国祥研究员

　　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可分为孕育、形成、发展和成熟四个阶段。其中，距今约8500年以远的小河西文化属于旱作农业孕育阶段，遗址数量较少，聚落规模偏小，主要掘土工具以亚腰石铲为主。兴隆洼文化属于旱作农业形成阶段，兴隆沟遗址采用浮选法获得经过人工栽培的粟、黍的炭化籽粒是最重要的考古证据，兴隆沟遗址属于兴隆洼文化中期，距今约7700年，而兴隆洼文化早期聚落的发掘尚未开展浮选工作，这应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希望能够尽快找到8000年以远的经过人工栽培的粟、黍的炭化籽粒。兴隆洼文化时期，人口有了稳定增长，遗址数量增多，出现了布局有序的大型聚落，掘土工具有了进步，分为亚腰石铲和长方形石铲两类，作为谷物加工工具的磨盘和磨棒的使用非常普遍。赵宝沟文化属于旱作农业发展阶段中的前期，聚落规模增大，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扁平体石耜作为主要的掘土工具出现，松土效率显著提高。以旱作农业发展为基础，龙图腾崇拜观念正式形成。红山文化属于旱作农业发展阶段中的后期，人口迅猛增长，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加剧，玉礼制系统形成，等级制度确立，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龙图腾崇拜观念发达，出现百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和远离居住区的超大规模的祭祀中心，距今5300—5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晚期，进入初级文明社会。夏家店下层文化属于旱作农业成熟阶段，遗址点分布密集，人口规模空前，三足陶器取代了平底筒形陶器，彩绘陶盛行，青铜制品出现，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出现了配套的谷物种植、收割和加工工具，旱作农业成为主导性经济部门，步入成熟期。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敖汉是世界小米的重要起源地之一，独立起源自成体系；敖汉地区种植和食用小米，自8000年前兴隆洼文化延续至今，是世界范围内种植和食用小米延续时间最长的地区；当前，敖汉种植小米的面积达80余万亩，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县域种植小米最大的地区。因此，敖汉被称为“中国小米之乡”、“世界小米之乡”。





　　刘歆益（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

借助兴隆沟人、动物和植物的稳定同位素数值的分析，可知小米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就已成为当地居民的主食。根据糜子在驯化过程中失去自动脱粒功能这一驯化特征，对自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600年的一系列标本进行系统的研究梳理，表明该驯化过程必定是漫长的，并非是短期内发生的突然变化。同时，从对小米籽粒脱离层的观察来看，小米尚未脱离野生祖本，至今依然处于驯化进程当中。





　　王仁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通过对中国传统历史文献进行系统性梳理，并结合当今有关小米营养成分的科学研究资料，可对小米的历史文化定位作出如下总结：小米虽小，有社稷之重，有官位之名，有官俸之实；可以鬻爵赎罪，可以养生护命。





　　莫多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针对国际上关于农业起源的主要假说，可归纳出农业起源机制中人地关系的三点要素：第一，区域内存在的相关野生动植物祖本以及狩猎采集人群的智力水平和文化基础，是动植物驯化尝试的两个必要前提，环境变化、食物危机都不是最初驯化尝试的必要前提。第二，人类食物需求与自然食物资源不足的矛盾是农业起源与发展的基本动力。第三，技术进步和经济活动的持续对狩猎采集和农业两种模式的影响相反。因此，自然食物资源可能并不十分丰富，但人类定居环境较好、人工干预下动植物生长环境良好的区域，可能成为早期农业发展较快的地区，而敖汉及其邻近地区就属于早期农业发展较好的地区之一。





　　曼诺·帕萨德（印度植物基因组国家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目前，我们在28000多种基因标记的支持下，对谷子的各种优良特性进行测序、转录等研究，发现了谷子在脱水和盐碱环境下的抗性机理。虽然小麦和稻米可以满足粮食安全，但是从蛋白质、维他命等角度来讲，小米更具优势。





　　李宜垠（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

　　利用寻找自然剖面提取孢粉的研究方法对过去的自然景观进行恢复重建，同时通过孢粉分析，利用谷物和炭屑，研究气候对景观的影响，可知在西辽河流域的敖汉，人类活动对地方景观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距今约5400年前，当地的植被特点是森林草原类型，与现在相比树木更多。西辽河流域景观开阔，当时的人类活动也比较密集，根据炭屑可以判断当时人类用火清理森林、草原植被的行为。距今约2900年的时候，气候开始变干，西辽河流域的景观受到了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干的双重影响。





　　张星德（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小米的野生祖本已然成为人类日常的食物，草本类植物是人们采集的主要对象，并且人类已经开始对小米进行人工栽培，年代在兴隆洼文化第二期。陶器种类愈加丰富也反映出人们的饮食习惯发生改变，同时根据陶器比对反映出的兴隆洼文化分布区的扩张，来推测食物来源的保障、人口的增加对这种扩张有着直接的影响。根据遗存的类型学比较，可知磁山遗址的相对年代应该属于兴隆洼文化三期，这表明兴隆洼文化出土有原始栽培小米的第二期在年代上早于磁山遗址，故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浮选出土的炭化黍和粟是目前所知的在年代上确定无误的最早的小米遗存。





　　索秀芬（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兴隆洼文化在聚落形态、生产工具、动物遗存、植物遗存等四个方面的特征如下：兴隆洼文化先民定期迁徙寻找食物，在迁徙过程中多将生活和生产用品留在原地，以便回来时继续使用；遗址中大量的野生植物和动物遗存，显示了采集和狩猎的重要性；农业刚刚萌芽，栽培粟和黍还保留较浓厚的祖本特征，数量少；驯养的家猪还保留野猪特征，数量有限。兴隆洼文化的生业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农业作为经济补充。





　　王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针对兴隆沟先民的陶器制作工艺、祭祀及可能酿酒等方面，来深入探讨敖汉兴隆沟远古先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习俗特点。首先，根据敖汉兴隆沟红山文化整身陶人各部位结构，结合民族学资料中萨满气论的研究，分析认为陶人应该与祈雨祭祀有关。其次，根据兴隆沟第二地点房址出土的陶壶和陶盅，结合美国、中国台湾的民俗学研究成果，可推测兴隆沟先民可能已经懂得酿酒。最后，陶人的真人复原图生动表达了兴隆沟先民对农业丰收的美好期盼。





　　田广林（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

通过对湖南道县玉蟾岩洞穴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洞穴遗址、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东胡林遗址、敖汉兴隆沟遗址等出土的农作物遗存进行梳理，可知农业发生和发展的最直接结果就是使土地的载能获得有效提升，从而使社会得以供养较多的人口，并能实现较大规模的聚居，由此引发城市革命的出现和国家文明社会的到来。根据东山嘴、牛河梁等祭坛的遗存，结合历史文献，分析可知最早的郊，应是史前中心聚落的附近地域；最早的社，则是设在这种郊中高地之上兼有祀天、祭地、崇祖等多种功能的公共政教礼仪场所。





　　郁金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根据转年遗址的出土器物残留物的分析结果，可推断出种植和采集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均占有一定的比例。综合生产工具、作物辨识等研究的成果，表明人类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以渔猎和采集为生。到了距今万年前后，种植和采集按一定比例增长，证明原始农业初露端倪，而粟类种植成为北方原始农业的主要内容。





　　卜箕大（韩国仁荷大学教授）

　　辽西地区史前时代自然环境与文化形态关系的分析表明，赵宝沟文化前期和红山文化后期与现在相比，降水量大，农耕在粮食生产中占很大份额。在这样的前提下，居民的营养状态比较好，可以确保抵抗疾病，导致人口增长与人口密度的增加，推动在适宜人类活动的地区形成了城市和乡村。因为人口增加必然会导致社会矛盾的产生，促使追求利益的集团在互相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等级秩序，而权力就是维持等级秩序的工具。牤牛河一带的大型遗址与西台遗址中出现了集团形成的痕迹，牛河梁遗址中出现了权力集中现象，通过这些可以了解到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面貌。

（刘国祥、田彦国）





2012年9月5日，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图为邱文博书记（中）在授牌仪式上。







于宝君旗长（前排中）考察兴隆洼遗址。



兴隆沟遗址出土的距今7700年人工栽培的炭化粟籽粒



敖汉旗的优质谷子基地



加工谷物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兴隆沟遗址出土的成组陶器



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玦，世界最早的玉耳饰。





赵宝沟文化尊形陶器上刻划的猪首龙图案（左）、红山文化玉猪龙(右）

　　小米粒撬动大世界

　　2012年9月5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授牌仪式，敖汉旱作农业系统，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是继2002年获得“全球500佳”环境奖之后，敖汉旗获得的又一项世界级殊荣。

　　以种植粟、黍为主的敖汉旱作农业被赋予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的同时，还建立在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特定的地域条件上。绿色的生态环境、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土质条件，培育出敖汉小米优良的品质和独特的营养价值。2013年，国家质检总局批准“敖汉小米”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敖汉旗拥有380万亩耕地，依托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强大优势，敖汉小米被广大消费者认可，价格连续攀升，经济效益凸显，市场预期乐观，拉动谷子种植面积不断扩大。2014年，敖汉谷子种植面积近80万亩。经中国作物学会粟类作物专业委员会对2011—2013年全国县级谷子生产规模和优质品种面积统计，敖汉旗稳居首位，中国作物学会粟类作物专业委员会授予敖汉旗“全国最大优质谷子生产基地”称号。敖汉旗每年向全国输出6万吨优质谷子，影响力日渐扩大。

　　近年来，敖汉旗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8337”发展思路，引龙头、建基地、打品牌、抢市场，坚持实施专项推进。已引进内蒙古金沟、远古农业等龙头企业，扶持蒙惠等本土企业，组建了惠隆杂粮、海祥杂粮种植等合作社，培育了村头树等网络销售公司，打造了“八千粟”、“孟克河”、“华夏第一村”等品牌，建设优质谷子生产基地80万亩，认证有机小米产品3个，绿色小米产品2个，培育谷子新品种4个。目前，以小米为代表的敖汉杂粮现货和期货价格不断攀升，当地百姓获得实惠，为敖汉文化软实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供了第一个成功的范例。（梁国强）

　　本期顾问：

　　王 巍 塔 拉 邱文博 于宝君 邓 聪 汪永基

　　本期策划：

　　刘国祥 赵国华 孙广通 叶秀丽 李雨时 田国瑜 葛学文 辛 华

   （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15日）



　　刘国祥




农耕文化源远流长 中华智慧惠及世界——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

2015年09月18日 14:5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http://arch.cssn.cn/kgx/kgdt/201509/t20150918_2391894.shtml



敖汉史前考古的重要发现与核心价值

刘国祥



兴隆洼聚落遗址1992年发掘区（北—南）



■兴隆沟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整身陶人



■草帽山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石人头像

　　敖汉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部，地处燕山山地向西辽河平原过渡地带，地势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倾斜。地貌类型由南到北依次为南部努鲁尔虎山石质低山丘陵区、中部黄土丘陵区和北部沙质坨甸区。南部山区和中部丘陵区均占敖汉总面积的34%。北部沙质坨甸区占32%，其中叫来河，孟克河的中下游，老哈河一、二级台地为沿河平川区，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水源丰富，是敖汉的主要产粮区。敖汉旗地处中温带，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太阳辐射强烈，日照丰富，气温日差较大。冬季漫长而寒冷，春季回暖快，夏季短而酷热，降水集中，秋季气温骤降。雨热同季，积温有效性高。敖汉各地降水量分布趋势是从南向北逐渐减少，年降水量在310—460毫米之间。敖汉境内主要河流有5条，老哈河、叫来河、孟克河属西辽河水系；牤牛河、老虎山河属于大凌河水系。全旗总面积8316平方公里，人口60万。

　　敖汉是全国著名的文物大旗（县），全旗境内分布有不同文化时期的古代遗址4000余处，其中，敖汉史前考古成果显著，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近50年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建立起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和谱系关系，依次为小河西文化（距今8500年以远）、兴隆洼文化（距今8200—7200年）、赵宝沟文化（距今7000—6400年）、红山文化（距今6500—5000年）、小河沿文化（距今5000—4000年）、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40000—3500年）。其中，以敖汉旗境内遗址命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有四种，分别为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小河沿文化。如此完整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在东北地区独树一帜，成为深入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及早期发展阶段的重要环节。

　　敖汉地区是旱作农业的起源地。2001—200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对敖汉兴隆沟遗址进行三次科学考古发掘，通过浮选法，获得经过人工栽培的粟、黍的籽粒，结合定居村落的出现及成熟的掘土及谷物加工工具的制作和使用，证实距今8000年左右的兴隆洼文化时期旱作农业系统已经形成，为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的发展及红山文明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2012年9月5日，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评选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因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和对人类文明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2014年9月3—5日，“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在敖汉召开，来自中国大陆、香港以及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韩国等国学者经过认真讨论，得出敖汉作为“世界小米之乡”的共识。2014年10月，敖汉获得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正式授予的“中国小米之乡”美誉。敖汉小米历史文化价值的深入揭示，为发展当地小米产业及提高敖汉居民的收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敖汉地区是中国玉文化起源地。敖汉兴隆洼遗址出土距今8000年左右的玉器，将我国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历史推进至新石器时代中期，成为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开创中国雕琢和使用玉器之先河。兴隆洼文化玉器多呈黄绿、深绿色，以透闪石软玉为主，主要器类有玉玦、匕形器、管、斧、锛、凿等。玉玦分为环状、璧状、矮柱状三种类型，选料精良，通体抛光，工艺精湛，多成对出自墓主人耳部，应为佩戴在墓主人耳部的装饰品，是世界范围内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耳饰。兴隆洼遗址130号居室墓葬内出土一对精美的玉玦，这对玉玦的外径、内径分别为4.7厘米、2.1厘米，重量均为23克，由黄绿色透闪石软玉雕琢而成。玉玦一侧的窄缺口留有线切割痕迹，是世界范围内采用线切割技术切割玉料的最早实证。这种线切割技术被兴隆洼文化的远古先民发明以后，在整个东亚地区得到了广泛、持久的传播，在玉文化的早期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如果用一种物质代表中华文化，那就是玉。中华民族爱玉和用玉的传统始自兴隆洼文化时期，已有8000余年的历史，并且延续至今，未曾中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阶段，玉器是贯通天地、沟通祖灵和神灵、彰显礼仪的核心物质载体；秦汉以后至明清，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玉器发挥了延续文明血脉、凝聚民族共识等重要功能，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

　　敖汉地区是中华龙文化的重要起源地。兴隆洼遗址发现的118号居室墓葬，埋葬在二期聚落的中心性大型房址内，其墓主人应为首领式人物，其右侧葬有一雌一雄两头整猪，均呈仰卧状，占据墓穴底部近一半的位置，应为祭祀祖灵和祭祀猎物灵魂合二为一的真实见证，具有图腾崇拜的意义。兴隆沟遗址发现的祭祀坑内埋葬有野猪的头骨及用石块和陶片摆放出的“S”形躯体，是西辽河流域所发现的猪首龙的原始形态。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的尊形陶器上发现有刻划完整的鹿、猪、鸟三种动物形象，苏秉琦先生曾经称其为“艺术神器”。其中，猪的头部经过写实处理，突出表现猪的獠牙，身体呈“S”形蜷曲，不同弧度的勾角组合在一起恰似腾飞的羽翼，充满灵性，这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猪首龙形象，距今约7000年。红山文化玉猪龙与赵宝沟文化小山尊形器腹部刻划的猪首龙形态具有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如果将西辽河流域崇龙礼俗的形成划分阶段，兴隆洼文化应属于孕育期；赵宝沟文化属于形成期，红山文化晚期则进入发展和成熟期。以龙图腾崇拜为主的共同信仰的产生，是西辽河流域史前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红山文化玉猪龙对商、西周、东周时期蜷体玉龙的造型产生了直接影响，应为中华龙的本源。敖汉旗博物馆内珍藏有3条红山文化玉猪龙，倍显珍贵。尤为重要的是，关于中华龙的起源与崇龙礼俗的形成在敖汉旗境内有相互衔接的史前考古实证资料，对中华龙文化研究具有独特价值。







■敖汉旗近年来获得的部分殊荣

　　敖汉地区是祖先崇拜的发端地。2012年5月，在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三）红山文化聚落考古调查的过程中，在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发现一尊迄今所知形体最大且完整复原的红山文化整身陶人。这尊陶人通高55厘米，面部高度写实，神态逼真，表情丰富，在国内同期考古材料中十分罕见。陶人内部中空呈筒状，外表通体抛光，局部施黑彩。双腿弯曲，双脚相对，呈盘坐状。双臂下垂，臂肘弯曲，双手交叠，右手在上，搭放在双脚上。头部戴冠，顶部正中有一圆孔，长发挽起，并用条带状饰物捆扎，形成横向发髻，在前额正中有一件横向长条状饰物，与后世的“帽正”相仿。陶人面部五官清晰，双目圆睁，炯炯有神，双眉及眼球施黑彩，眼球系嵌入眼眶内，与牛河梁女神庙址内出土泥塑女神头像的嵌入方式一致，只是材质上，后者为玉睛。陶人的双颊明显内凹，口部隆起，呈呼喊状，人中清晰可见。双耳呈椭圆形，圆形的耳孔与内侧通连，耳垂部位分别钻有一个小圆孔，双耳应佩戴耳饰。陶人为裸身，推测在祭拜时应穿有衣物。背部微驼，脖颈竖直，右侧的脖筋明显，锁骨清晰可见。乳头微凸，腹部较平，肚脐眼用小圆孔表示，与腹部内侧通连。牛河梁女神庙址内出土的泥塑人像残件以女性为主，女性特征明显，而兴隆沟红山文化整身陶人未见明显的女性特征，且出自红山文化晚期的一座小型房址内，应为红山文化晚期先民供奉、祭祀的男性祖先形象，可能具有“王”者或“巫”者的身份。敖汉草帽山红山文化积石冢内出土一尊头部戴冠的石雕人像，神态威仪，均应视为红山文化晚期祖先崇拜的重要证据。

　　敖汉旱作农业的发展和成熟助推了文明社会的诞生，由于食物资源有了稳定的保障，人口迅猛增长，手工业分工加剧，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等级制度确立，以玉为载体的礼制系统形成，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龙图腾崇拜等宗教观念发展成熟，距今5300—5000年，西辽河流域史前社会进入初级文明社会，红山文明由此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源头。敖汉旗境内分布有500余处红山文化遗址，是整个红山文化分布区内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见证了红山文化孕育、形成、发展、兴盛和衰落的整个过程，应为红山文化的核心分布区，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专 家 解 读

　　王巍（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王巍所长

　　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在国家的组织和管理下创造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明起源是史前时期文化高度发展和社会复杂化的开始。具体表现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取得较大发展，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内容都较之于此前丰富。最根本的标志是社会出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出现了脱离劳动、专门从事宗教祭祀或管理职能的阶层，出现了贵贱、贫富的分化，开始向文明社会迈进的进程。文明起源研究是探讨史前时期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脉络，即史前文化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史前社会是如何从平等、简单的氏族社会逐渐演变成为以强化的等级制度和公共权力为特征，以国家的出现为根本标志的文明社会的。

　　近半个世纪以来，通过对敖汉地区史前时期的遗址进行调查、发掘及出土遗物研究，确认了敖汉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及在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所占有的独特地位和历史价值。西辽河流域文明化的进程可概括为：八千年前，兴隆洼文化起步；六七千年前，赵宝沟文化加速；五千年前，进入红山文化晚期，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琢玉工艺专业化，原始宗教发达，神权开始形成，进入初级文明社会；由于环境的变化，四千年前西辽河流域文明出现转折，开始慢慢接受中原文明辐射，开启了由古国文明向王国文明（夏王朝）的过渡；三千年前，西辽河流域纳入了西周王朝（燕国）的版图；两千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包括辽河流域的东北地区成为秦王朝郡县治的治辖范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9年正式成立内蒙古工作队，几代考古人持续在敖汉旗开展田野考古工作，也得到了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文物主管部门、敖汉旗委和旗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由我所科研人员主持发掘的兴隆洼、兴隆沟、赵宝沟、大甸子、城子山遗址均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2012年9月，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主要依据在于兴隆沟遗址发掘获得了距今7700年左右经过人工栽培的粟、黍的炭化籽粒，为旱作农业起源研究提供了最新考古实证。2014年10月，敖汉旗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正式授予“中国小米之乡”。这项考古成果极大推动了敖汉旗小米产业的发展，敖汉小米因其悠久的种植和食用历史、优良的品质、丰富的营养价值广受关注，成为敖汉百姓增收致富的一条新路径，是考古成果服务社会的成功例证，具有借鉴和推广价值。





　　邱文博（敖汉旗委书记）

　　敖汉旗历史文化底蕴厚重，境内有4000多处古文化遗址，中国东北地区有四种考古学文化均以敖汉地名命名。兴隆洼遗址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玉器，发现了中国最早龙的雏形，有“龙祖玉源”之称。同时，农牧业经济特色明显。全旗总面积8300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330万亩，盛产谷子、玉米、水稻、高粱、荞麦和各种杂粮杂豆，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区产粮大县。2012年，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年度大小牲畜存栏达到262万头只，生猪、肉羊、肉牛、蛋鸡、肉鹅等产业初具规模；“敖汉小米”被国家质监总局批准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敖汉苜蓿”在1984年就被国家牧草品种委员会正式命名；敖汉荞麦、敖汉打瓜等也都属绿色产品，其中敖汉荞麦已经走进日本、韩国的国门。这些都是敖汉加速发展现代农牧业的优势所在，其中蕴藏着无限的商机和巨大的财富。

敖汉旗经过30多年的艰苦奋斗，彻底改变了生态环境，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绿色世界，全旗森林覆盖率达到43.5%，2002年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环境“全球500佳”荣誉称号。在未来的发展中，敖汉旗会更加努力践行“绿色中国”的发展理念，将循环经济的发展思路贯彻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当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真正做到绿起来、活起来、富起来，推进美丽敖汉的永续发展。





　　于宝君（敖汉旗人民政府旗长）

　　敖汉旗位于努鲁尔虎山北麓、科尔沁沙地南缘，是燕山山脉与松辽平原的过渡带，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汇地带。全旗总面积8300余平方公里，地形复杂，南部为低山丘陵区，中部为黄土丘陵区，北部为沙漠平原区。老哈河、孟克河、叫来河三大河流纵贯南北。正是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这里古老的文明，产生了以当地地名命名的中国东北地区四种考古学文化。这些重要的遗址及其出土的文物，展示了这里所历经的古国文明的发祥、方国文明的发展与帝国文明的发达，显现出一万年间这里所产生的新石器文化的灿烂、青铜文化的辉煌以及契丹帝国文化的绚丽。

　　近年来，敖汉旗委和旗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敖汉史前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兴隆沟遗址发掘出土了经过人工栽培的炭化粟、黍的籽粒。2012年9月5日，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授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推动谷、黍的种植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利用史前考古成果带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典型范例。2013年4月23日，敖汉旗人民政府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共建“敖汉史前考古研究基地”，为敖汉史前考古研究工作掀开了新的一页。





　　赵志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主任、研究员）

通过对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陕西西安鱼化寨遗址等三个遗址出土的炭化籽粒遗存分析证明，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北方地区已经较为广泛地进入旱作农业阶段，并参与到小米驯化的进程中来。小米的驯化是在人类行为影响下的植物进化过程，人类在栽培作物的过程中没有有意识地改变植物的形态特征或生物特性，各种人类行为的目的仅为增加野生植物产出。据此结合考古资料进行推论，小米的驯化是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这个漫长过程经历了数千年之久，大约起始于距今1万年前，完成于距今6000年前后。鉴于兴隆沟遗址中出土的粟、黍籽粒在现有考古资料之中年代最早、形态特征相比于同时期的炭化籽粒遗存却最为进步等原因，可以认为，敖汉兴隆沟遗址出土的小米是当地独立起源的，西辽河流域应该是小米的起源地之一。





　　马丁·琼斯（英国剑桥大学科技考古学讲席教授）



马丁·琼斯教授

　　近十年来，中国的考古工作非常关键，打破了以前欧洲史前小米遗存的考古资料比中国乃至亚洲地区丰富的状况，开拓了小米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研究的新局面。目前，通过实验室培育、同位素研究、考古资料对比的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已经获得了非常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无论在日本还是欧洲，当地的小米都来自中国北部，欧洲的原始品种均是在兴隆沟出土的炭化小米，并在其所属年代的2000年之后从中国传播过去的。在史前欧洲引入小米种植之前，已经拥有了大籽粒谷物的种植技术，推测欧洲引入小米的动机是因为小米产量具有相对更高的稳定性，同时小米更能适应贫瘠的土地环境来保证种植作物的总产量。现在，小米在世界范围内的种植情况趋于缩减，但敖汉提供了一个先进的范例，敖汉的小米种植在稳步提升，这对全球视野下农作物基因多样性的保护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刁现民（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截至目前，中国境内发现过多处有粟、黍遗存的考古遗址，谷子在中国北方的驯化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通过分子遗传分析的资源多样性证据，表明来自中国的谷子和野生品种具有世界其他地区资源不可比拟的遗传多样性，而相关的文字证据也为谷子起源于中国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谷子起源于中国，并呈中心发散方式扩散至世界各地。2012年，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国际组织代表全球农业对敖汉远古先民在旱作农业上对人类贡献的认可，证明其有着悠久的谷子栽培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敖汉应加强优质小米的产业化开发组织，并充分利用谷子起源研究等粟文化发展带来的动力，扩大敖汉小米的影响，促进敖汉小米产业链条的完善，提升敖汉小米的经济价值和产业化水平，使敖汉真正成为优质小米产业强县。







　　张雪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通过测定的数批碳十四年代测定数据，可精确建立起敖汉史前考古年代学框架的基础，其中，兴隆洼文化一期的年代可早到距今8000多年，兴隆洼文化二期的年代可早到距今7700年前后，红山文化的年代为距今6500—5000年前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为距今4000年前后，这也是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年代学的基础。历年的稳定同位素食性分析测定结果表明，自兴隆洼文化至夏家店下层文化，先民食物C4类植物百分比稳步提升，从兴隆洼文化时70%上下的比例提升至红山文化以后的100%，表明了敖汉地区的史前经济形态从农业经济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占据较大比重的状态，发展为自红山文化以后农业经济完全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过程。







　　白艳莹（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中心博士）

　　GIAHS（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建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有关的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与保护，使之成为可持续管理的基础。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的GIAHS价值，包括敖汉作为世界旱作农业发源地的历史价值，小米卓越抗旱特质的食物与生计安全价值，防病虫害、防风固沙的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源远流长的旱作农业技术价值，民众饮食习俗的旱作农业文化价值，以及旱作农业景观价值。展望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可在针对保护与发展潜力、保护与发展理念、保护内容、发展目标、保护与发展具体措施等五个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计划，希望敖汉能在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这两项事业中达成双赢。





　　刘国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刘国祥研究员

　　敖汉旱作农业系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可分为孕育、形成、发展和成熟四个阶段。其中，距今约8500年以远的小河西文化属于旱作农业孕育阶段，遗址数量较少，聚落规模偏小，主要掘土工具以亚腰石铲为主。兴隆洼文化属于旱作农业形成阶段，兴隆沟遗址采用浮选法获得经过人工栽培的粟、黍的炭化籽粒是最重要的考古证据，兴隆沟遗址属于兴隆洼文化中期，距今约7700年，而兴隆洼文化早期聚落的发掘尚未开展浮选工作，这应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希望能够尽快找到8000年以远的经过人工栽培的粟、黍的炭化籽粒。兴隆洼文化时期，人口有了稳定增长，遗址数量增多，出现了布局有序的大型聚落，掘土工具有了进步，分为亚腰石铲和长方形石铲两类，作为谷物加工工具的磨盘和磨棒的使用非常普遍。赵宝沟文化属于旱作农业发展阶段中的前期，聚落规模增大，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扁平体石耜作为主要的掘土工具出现，松土效率显著提高。以旱作农业发展为基础，龙图腾崇拜观念正式形成。红山文化属于旱作农业发展阶段中的后期，人口迅猛增长，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加剧，玉礼制系统形成，等级制度确立，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龙图腾崇拜观念发达，出现百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和远离居住区的超大规模的祭祀中心，距今5300—5000年左右的红山文化晚期，进入初级文明社会。夏家店下层文化属于旱作农业成熟阶段，遗址点分布密集，人口规模空前，三足陶器取代了平底筒形陶器，彩绘陶盛行，青铜制品出现，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出现了配套的谷物种植、收割和加工工具，旱作农业成为主导性经济部门，步入成熟期。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敖汉是世界小米的重要起源地之一，独立起源自成体系；敖汉地区种植和食用小米，自8000年前兴隆洼文化延续至今，是世界范围内种植和食用小米延续时间最长的地区；当前，敖汉种植小米的面积达80余万亩，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县域种植小米最大的地区。因此，敖汉被称为“中国小米之乡”、“世界小米之乡”。





　　刘歆益（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

借助兴隆沟人、动物和植物的稳定同位素数值的分析，可知小米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就已成为当地居民的主食。根据糜子在驯化过程中失去自动脱粒功能这一驯化特征，对自公元前10000年至公元600年的一系列标本进行系统的研究梳理，表明该驯化过程必定是漫长的，并非是短期内发生的突然变化。同时，从对小米籽粒脱离层的观察来看，小米尚未脱离野生祖本，至今依然处于驯化进程当中。





　　王仁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通过对中国传统历史文献进行系统性梳理，并结合当今有关小米营养成分的科学研究资料，可对小米的历史文化定位作出如下总结：小米虽小，有社稷之重，有官位之名，有官俸之实；可以鬻爵赎罪，可以养生护命。





　　莫多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针对国际上关于农业起源的主要假说，可归纳出农业起源机制中人地关系的三点要素：第一，区域内存在的相关野生动植物祖本以及狩猎采集人群的智力水平和文化基础，是动植物驯化尝试的两个必要前提，环境变化、食物危机都不是最初驯化尝试的必要前提。第二，人类食物需求与自然食物资源不足的矛盾是农业起源与发展的基本动力。第三，技术进步和经济活动的持续对狩猎采集和农业两种模式的影响相反。因此，自然食物资源可能并不十分丰富，但人类定居环境较好、人工干预下动植物生长环境良好的区域，可能成为早期农业发展较快的地区，而敖汉及其邻近地区就属于早期农业发展较好的地区之一。





　　曼诺·帕萨德（印度植物基因组国家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目前，我们在28000多种基因标记的支持下，对谷子的各种优良特性进行测序、转录等研究，发现了谷子在脱水和盐碱环境下的抗性机理。虽然小麦和稻米可以满足粮食安全，但是从蛋白质、维他命等角度来讲，小米更具优势。





　　李宜垠（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

　　利用寻找自然剖面提取孢粉的研究方法对过去的自然景观进行恢复重建，同时通过孢粉分析，利用谷物和炭屑，研究气候对景观的影响，可知在西辽河流域的敖汉，人类活动对地方景观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距今约5400年前，当地的植被特点是森林草原类型，与现在相比树木更多。西辽河流域景观开阔，当时的人类活动也比较密集，根据炭屑可以判断当时人类用火清理森林、草原植被的行为。距今约2900年的时候，气候开始变干，西辽河流域的景观受到了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干的双重影响。





　　张星德（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小米的野生祖本已然成为人类日常的食物，草本类植物是人们采集的主要对象，并且人类已经开始对小米进行人工栽培，年代在兴隆洼文化第二期。陶器种类愈加丰富也反映出人们的饮食习惯发生改变，同时根据陶器比对反映出的兴隆洼文化分布区的扩张，来推测食物来源的保障、人口的增加对这种扩张有着直接的影响。根据遗存的类型学比较，可知磁山遗址的相对年代应该属于兴隆洼文化三期，这表明兴隆洼文化出土有原始栽培小米的第二期在年代上早于磁山遗址，故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浮选出土的炭化黍和粟是目前所知的在年代上确定无误的最早的小米遗存。





　　索秀芬（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兴隆洼文化在聚落形态、生产工具、动物遗存、植物遗存等四个方面的特征如下：兴隆洼文化先民定期迁徙寻找食物，在迁徙过程中多将生活和生产用品留在原地，以便回来时继续使用；遗址中大量的野生植物和动物遗存，显示了采集和狩猎的重要性；农业刚刚萌芽，栽培粟和黍还保留较浓厚的祖本特征，数量少；驯养的家猪还保留野猪特征，数量有限。兴隆洼文化的生业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农业作为经济补充。





　　王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

　　针对兴隆沟先民的陶器制作工艺、祭祀及可能酿酒等方面，来深入探讨敖汉兴隆沟远古先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习俗特点。首先，根据敖汉兴隆沟红山文化整身陶人各部位结构，结合民族学资料中萨满气论的研究，分析认为陶人应该与祈雨祭祀有关。其次，根据兴隆沟第二地点房址出土的陶壶和陶盅，结合美国、中国台湾的民俗学研究成果，可推测兴隆沟先民可能已经懂得酿酒。最后，陶人的真人复原图生动表达了兴隆沟先民对农业丰收的美好期盼。





　　田广林（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

通过对湖南道县玉蟾岩洞穴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洞穴遗址、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东胡林遗址、敖汉兴隆沟遗址等出土的农作物遗存进行梳理，可知农业发生和发展的最直接结果就是使土地的载能获得有效提升，从而使社会得以供养较多的人口，并能实现较大规模的聚居，由此引发城市革命的出现和国家文明社会的到来。根据东山嘴、牛河梁等祭坛的遗存，结合历史文献，分析可知最早的郊，应是史前中心聚落的附近地域；最早的社，则是设在这种郊中高地之上兼有祀天、祭地、崇祖等多种功能的公共政教礼仪场所。





　　郁金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根据转年遗址的出土器物残留物的分析结果，可推断出种植和采集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均占有一定的比例。综合生产工具、作物辨识等研究的成果，表明人类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以渔猎和采集为生。到了距今万年前后，种植和采集按一定比例增长，证明原始农业初露端倪，而粟类种植成为北方原始农业的主要内容。





　　卜箕大（韩国仁荷大学教授）

　　辽西地区史前时代自然环境与文化形态关系的分析表明，赵宝沟文化前期和红山文化后期与现在相比，降水量大，农耕在粮食生产中占很大份额。在这样的前提下，居民的营养状态比较好，可以确保抵抗疾病，导致人口增长与人口密度的增加，推动在适宜人类活动的地区形成了城市和乡村。因为人口增加必然会导致社会矛盾的产生，促使追求利益的集团在互相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了等级秩序，而权力就是维持等级秩序的工具。牤牛河一带的大型遗址与西台遗址中出现了集团形成的痕迹，牛河梁遗址中出现了权力集中现象，通过这些可以了解到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面貌。

（刘国祥、田彦国）





2012年9月5日，敖汉旱作农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图为邱文博书记（中）在授牌仪式上。







于宝君旗长（前排中）考察兴隆洼遗址。



兴隆沟遗址出土的距今7700年人工栽培的炭化粟籽粒



敖汉旗的优质谷子基地



加工谷物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兴隆沟遗址出土的成组陶器



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玦，世界最早的玉耳饰。





赵宝沟文化尊形陶器上刻划的猪首龙图案（左）、红山文化玉猪龙(右）

　　小米粒撬动大世界

　　2012年9月5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授牌仪式，敖汉旱作农业系统，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是继2002年获得“全球500佳”环境奖之后，敖汉旗获得的又一项世界级殊荣。

　　以种植粟、黍为主的敖汉旱作农业被赋予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的同时，还建立在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特定的地域条件上。绿色的生态环境、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土质条件，培育出敖汉小米优良的品质和独特的营养价值。2013年，国家质检总局批准“敖汉小米”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敖汉旗拥有380万亩耕地，依托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强大优势，敖汉小米被广大消费者认可，价格连续攀升，经济效益凸显，市场预期乐观，拉动谷子种植面积不断扩大。2014年，敖汉谷子种植面积近80万亩。经中国作物学会粟类作物专业委员会对2011—2013年全国县级谷子生产规模和优质品种面积统计，敖汉旗稳居首位，中国作物学会粟类作物专业委员会授予敖汉旗“全国最大优质谷子生产基地”称号。敖汉旗每年向全国输出6万吨优质谷子，影响力日渐扩大。

　　近年来，敖汉旗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8337”发展思路，引龙头、建基地、打品牌、抢市场，坚持实施专项推进。已引进内蒙古金沟、远古农业等龙头企业，扶持蒙惠等本土企业，组建了惠隆杂粮、海祥杂粮种植等合作社，培育了村头树等网络销售公司，打造了“八千粟”、“孟克河”、“华夏第一村”等品牌，建设优质谷子生产基地80万亩，认证有机小米产品3个，绿色小米产品2个，培育谷子新品种4个。目前，以小米为代表的敖汉杂粮现货和期货价格不断攀升，当地百姓获得实惠，为敖汉文化软实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供了第一个成功的范例。（梁国强）

　　本期顾问：

　　王 巍 塔 拉 邱文博 于宝君 邓 聪 汪永基

　　本期策划：

　　刘国祥 赵国华 孙广通 叶秀丽 李雨时 田国瑜 葛学文 辛 华

   （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15日）



　　刘国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