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公正看待清朝尤其是康熙大汗的历史作用

作者：黄如一






摘要：清朝统治中国长达近三百年，从各方面对中国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中康熙大汗的个人影响最大，本文试图分别从汉族、满洲族和公正的立场正确的看待其历史作用。并通过蒙古帝国和清帝国的一些对比来论证康熙大汗的正确战略。说明清朝初年的酋长如何以一个人口数十万的渔猎部落成功的占据了庞大中国的国土和人口，之后又成功的统治了各方面远远领先于自己的汉族，并籍此走出黑山白水，融入了世界文明。



关键词：本民族、立场角度、文明、统治、封闭倒退、历史战略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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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关于清朝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从来有许多争议，现行教科书认为清朝，尤其是“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国土面积和国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各个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也达到顶峰。但是近年来也有一些人认为满洲作为侵略者，对中国其他民族实施殖民统治，尤其是对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实施了近乎于文化灭绝的高压政策，并实施了闭关锁国的错误战略，导致原本远远领先于世界诸国的中国在这几百年间倒退为落后挨打的弱国。本文作者经研究发现，争论的核心在于执论者的立场角度大相径庭，故而得出相反的结论，如果我们分别站在满洲、汉族和第三方的立场分别看待这几百年历史，便很容易分别得出正确的结论。而清朝前期的绝大部分战略措施制定于康熙大汗，所以本文的重点也将放在康熙大汗身上。而讨论清朝的问题，首先应该注意到 ，在鸦片战争之后，实际上是慈禧太后执政之后，清朝的外交内政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慈禧太后及其属下为了在新形势下救亡图强，推翻了很多祖宗遗制，使清朝完全转型，本文所讨论的仅限于慈禧之前的清朝，也就是主要讨论由多尔衮、顺治、康熙等几位大汗立下的国制，请读者自觉区分，不要与慈禧时代相混淆。









正文：



康熙大汗（西元1654—1722年），即爱新觉罗.玄烨，男，中国籍，满洲族，亦称大清圣祖、玄烨酋长、玄烨大单于、康熙大帝。其在位时间61年，并正好是满洲族入主中原后确立其正统统治的关键时期。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打下了大清的江山，但却是康熙大汗坐稳了这片庞大得难以想象的国土，四百年前的蒙古人也曾打下了比这更大的国土，这就说明为蒙古打江山的成吉思汗、忽必烈汗的能力不输于努尔哈赤、多尔衮。然而蒙古帝国却不足百年而崩，即使在这短短的百年间，也完全是依仗强大的武力镇压着强烈不满的被统治者，并未真正“治理”过某个国家，相比之下清朝不但在近三百年的漫长时间里成功的“治理”了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和上亿的各族人口，而且很成功的将该满洲这个原本连放牧都不会的渔猎部落快速推入了世界文明的大范畴，并且从各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拥有自豪历史的汉族。很显然两者之间的差距正产生于蒙古族缺少一位像康熙大汗一样高瞻远瞩，能从历史战略高度俯瞰全局的领袖。



入主中原之初的满洲族（建州女真）其实只是一个人口二十万左右的渔猎部落，包括老弱病残全部是军人，使用的是大刀长矛，无法为每人配备一幅合身的铠甲，而面对的对手却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大明帝国，该国以汉族为主，实际人口上亿，科技、经济、文化均在全世界范围遥遥领先，有着最成熟的国家体制，发达的工农业，拥有二百余万正规军，基本配备火药武器，主力部队的炮兵亦配备手铳，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认为明朝是五千年华夏文明的传承者，极其不愿意向满洲这种野蛮部落低头，从实力对比上看，满洲族与汉族的对比相当于今天阿富汗和美国的对比，而多尔衮和皇太极敢于起兵，多尔衮极其敏锐的捕捉到明朝因内部矛盾出现的缝隙，捕捉到这历史上万年难遇的良机，充分利用孔有德、洪承畴、吴三桂等汉奸打前阵，终于占领了原属明朝的国土和人口，并以此为基础奠定了后来庞大的大清汗国。但是仅凭这种稍纵即逝的幸运只能得天下，不能治天下，然而满洲人是幸运的，在刚刚得到天下的时候，他们又得到了这位旷古绝今的一代圣君：爱新觉罗.玄烨。



由于汉族的人口庞大，在整个中国历代总是占据95%以上的份额，所以统治中国，实质上就是统治汉族，偏巧该民族拥有几千年极其辉煌的历史，自古便坚持“华夷之辨”，最不原意向他们心目中的蛮夷低头，宋朝在崖山亡国前的一刻，年仅八岁的小皇帝率领整个统治集团十余万人滔海自尽，全体殉国，就充分的体现出这样一种民族心理，所以作为一个野蛮部落，要统治这样一个民族，其难度可想而知。成吉思汗缔造的蒙古帝国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其在中国的粗暴统治只有短短89年，而且这89年中没有一天的安宁，即使在汉族人被蒙古人统治了这么一段时间之后，在赶走蒙古人的时候，汉人依然保持着华夏正统的巨大优越感。事实上，也正是这种优越感驱使着汉人勇敢的拿起武器，和强悍的蒙古铁骑殊死搏斗。蒙古人直到自己败亡的时候也没有消磨掉汉人的这种民族心理，而满清却以远远弱于蒙古的自身实力做到了，这就不得不说明满洲人比蒙古人高明得多，具体的说就是康熙大汗比蒙古的诸位大汗都要高明得多。



满洲族统治汉族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极端的君主集权和对人民进行奴化教育，从结果上来看是非常成功的，曾经自豪得不可一世的汉唐子孙在清朝之后成为世界上最为奴颜卑膝的民族，这种整体民族心理的变化是满洲族成功统治的思想基础。首先，奴化教育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战略，其次，作者注意到清初统治者的技巧运用也非常高明。他们不是简单粗暴的把汉族文明传统“一刀切”，而是非常巧妙的选择性禁止。



这种战略的重点在于“剃发易服”，改变汉人非常重视的发式和服饰，强行改为满洲样式，但是同时又不改变汉语汉字，保留汉族的历史（虽然有人说清朝统治者系统的篡改过中国的史书记载，此说虽有蛛丝马迹可查，但终归并无确切实据，而且总体上还算保留了历史），甚至满洲族的统治者都努力的学习汉族文化，给人造成了一种满洲族主动融入汉族的假相，并且鼓吹出一种“民族融合”的论调，让汉族人认为历史上侵略过汉族的异族往往会融合进汉族。公正的讲，汉族的华夏文明虽然以开明包容著称，有一定同化能力，但是异化能力很弱，甚至被异化能力比较强。一种文明在同化其它文明之前，必须首先异化掉这种文明本身，使这种文明本身发生改变，冲破原有文化的束缚，才能继而转变成和自己一样的文明，完成同化。而华夏文明不是一元论文明，缺乏强大的宗教形式，是世界几大主要文明中异化能力最弱，而被异化能力最强的一种，所以汉族的文明要同化其它文明，显然缺乏这个前提能力。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如回鹘、契丹、党项等的消失都是被打散或者种族灭绝了，而并没有哪一个民族是被汉族同化了。满洲族的统治者直到三百年后的慈禧太后都仍然牢记“保大清不保中国”，“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充分说明满洲统治者并没有因为假装学习汉文化或者享用汉文明的成果就是被汉化了，他们始终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是满洲人而不是汉人。



“剃发易服”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汉人的民族自尊心，消磨掉汉人传统的文明优越感，但是满洲族统治者没有进一步消灭汉语汉字，这就是他们非常合理的把握了这个度，没有超出激起汉人民变的度。因为通过实践证明，“剃发易服”会引起部分汉人的激烈反抗，而满州统治者可以通过武力正好镇压掉这种反抗。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案就是已经降清的汉人因为接到“剃发易服”的命令而不顾性命，奋起反抗的，满洲族统治者审时度势，认清如果扩大高压，就会激起超出镇压能力的反抗，所以以此为据很合适的确定了对汉文化改造的底线。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清初满洲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改造工程非常成功，既达到了改造的目的，又没有引起不可控的变化，这无疑体现了统治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拿捏程度的高超统治艺术。



清朝的满洲族统治者还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改造，汉族历来格外的珍视甚至崇拜儒家经典和历史记载，清朝官方则主要对二者进行了大量而艰苦的修订整理，使之符合其统治要求。篡改历史往往容易出现差错，留下逻辑漏洞，而且在短时间内不容易发现，清朝的学者经过两百多年孜孜不倦的辛勤耕耘，将中国的历史改得来相当符合逻辑，仅仅留下张献忠屠四川等极少数明显不符合逻辑的“历史记载”。著名的《四库全书》便是这样一个浩大工程，这个工程使得时人以及后世所能看到的历史和宣传资料全部是出于一个统一的口径，即清朝官方的口径，在清朝之前的中国历代王朝并未大量使用过这种统治技巧，但毫无疑问这正是历史进步中统治艺术的重大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非常成功。同时我们也不能将这份功劳独独算在乾隆汗身上，因为他只是康熙大汗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由于创造过极其辉煌的历史，华夏民族在下意识中具有超乎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民族的自信心，我们从汉武唐宗的气吞万里和唐诗宋词中体现出来的豪迈气度都不难想象。而现在的中国人奴性强，软弱，有些人将此归咎于封建专制和儒家思想，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汉朝唐朝都是最典型的“封建专制”和儒家治国，他们不但不软弱奴性，反而是世界上最为光辉的帝国。有些人将此归咎于清朝的失误。归咎便对了，但是说失误便错了。因为清朝将中国人变得麻木而奴性并不是一个失误，而恰恰是非常高明的一招，又怎么能说是失误呢？



再说闭关锁国和阻止科技进步这个问题，也并不是因为愚昧而造成的无知，相反，这也是人类统治艺术史上罕见的经典案例。站在“中国”的角度上看，闭关锁国和阻止科技进步自然是不利的，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是相当不利的，这个道理似乎是人尽皆知的，我们不应该简单的认为任何一个统治者会愚昧到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而荒废了探求他们闭关锁国的真实目的。事实上，以康熙大汗为首的满清统治者制定下了闭关锁国和禁止科技进步的国策正体现了他过人的哲学境界和非凡的战略眼光。就此我们仅举常为人所诟病的火药武器问题来详细论述。



长期以来，中国人常常认为中国发明了火药，却不懂得应用于战争，只能用于烟花炮竹，并常以此自嘲。然而事实远非如此，中国的火药武器在宋朝就已经广泛运用，而且正是被蒙古人带到了欧洲，而明朝的火药武器更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崇祯年代的明军已经是以火药武器为主的部队。在清朝入主中原之前，中国的火器水平应该是高于西方的。或许有人会举出明朝向葡萄牙人购买佛郎机炮为例反对我的这种观点，但这并不正确，我们并不能因为欧洲人的某一款武器体现了其优越性并吸引到明朝作为买家便认为他们的火器整体水平高于明朝，因为即使是今天，如果中国愿意以合理价格将某些军事技术出卖给美国，美国也会非常高兴的接受，但这并不说明中国的军事技术便高于美国了。而从一些资料来看，直到1840年的英军所使用的火药武器在某些方面的性能依然不如200年前明军所使用的火器，至少应该说并未全面超越。尤其是在火炮杀伤方式的思路上，中国从一开始便以爆破弹为主，而西方国家直到直到拿破仑时代仍然大量使用实心弹。但是反观清军，不但没有在明军的基础上略有进步，反而倒退数千年，成为著名的大刀长矛。事实上，中国自2000千年前的秦朝便已经以弩而不是弓作为主力远射武器，清军的装备应该说比秦朝还要落后许多。许多现代人认为是封建帝王的愚昧无知造成了未能正确认识先进武器的重要性，其实恰恰相反，康熙大汗不但认识到了先进武器的重要性，而且上升到了一个哲学高度，他对武器进步的禁止正体现了他难得一见的领导才华。



某些现代人认为武器越先进，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武力差距越大，统治越稳固，所以对清军自弃火药武器而不解。其实这是在以现代的眼光看古代的问题，当时的情况远不同于现代。清朝初年清军被明军的火药武器弄得灰头土脸，还被打死了努尔哈赤，最后清军也是靠吴三桂等汉奸的炮兵才能够与明军抗衡的，那清军是否应该深刻认识到火器的重要性而大力发展火药武器呢？如果旷古绝今的康熙大汗也这样想，那他和普通人有什么区别？首先我们要清醒的看到满洲族之前曾经统治过汉族的一个蛮族：蒙古族的前车之鉴。蒙古族便认为火器是大好武器，大力发展，使蒙古军队在短时间内达到了一个当时世界上无人能及的高度，但是同时也埋下了蒙古帝国不足百年而崩的隐患。汉人正是靠火药武器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蒙古人的骑兵优势才取得最终的胜利。当时蒙古人的火器也不可谓不强，但是优势远不如骑兵优势巨大，与汉人作战一旦掺入了火器，那么骑兵优势便退居次席了，使得蒙古人有更大可能输给汉人。我们不妨举一个浅显的例子。懂得象棋的朋友都知道在己方子力强于多方的时候应该尽量寻求兑子，每经过一次兑子优势都会增加。因为如果己方还剩4个子力，对方还剩3个子力，力量对比是4：3，那么经过一次兑子，己方损失1/4的子力，而对方损失1/3的子力，兑子过后的子力对比转变为3：2，优势扩大了。



显然康熙大汗也是明白了这个道理，清醒的认识到满洲人对于汉人保有一个优势，就是汉人不具备的骑兵优势，比拼骑兵，满洲人占据绝对优势，而且这是既成事实的现实优势，而不是停留在可能性上的理论优势。而如果放任火药武器发展，即便是主导权掌握在满洲人手中，未来的战争发展到火器主导时代，汉人开始反对满洲人统治时，双方以火器作为战争的决定性优势而不是骑兵，优势有可能在汉人一边，有可能在满洲人一边，这是一个可能性问题，显然，明白这个道理的人都不应放弃已有的现实优势而去冒险追求可能中的优势。所以康熙大汗非常果断的与汉人进行了一次“兑子”，将双方的火器这个子兑掉，继续利用骑兵优势这个子压制住汉人，这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看，都是绝对正确的决策，不应该受到质疑。



或许有人会就清朝后期清军在西洋人面前的不堪一击以及清朝的最终下野来否认康熙大汗的这种决策，这里笔者需要提醒的是，清朝比之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都不为短，尤其是比起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如果读者因为满清末年的耻辱而认为康熙大汗的决策是害人害己的话，那也是错误的，因为你仅需简单的比较下清朝前后满洲人的生活状态便可发现，该民族从一个连放羊都不会的渔猎民族（比游牧民族的生产力还低一个档次）成为一个成功融入文明社会的现代民族，受教育条件比汉族还要略高。事实上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民族文明程度跨越式发展的一个经典案例，在笔者的印象中，并无仅仅三百年时间就能产生这么大跨度进化的民族。



在此，笔者作一并无实据的猜测，仅仅是猜测。康熙大汗为什么要以非常手段杀掉自己的顾命大臣鳌拜？虽然从现代的史书和一些文学作品来看，鳌拜专横跋扈，大权独揽，还杀了另一位顾命大臣苏克萨哈，是一个典型的篡权贼臣，和历史上的王莽、董卓之流无异，康熙大汗杀了他正是英明神武。实则细细想来，当时的康熙只是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并未达到亲政的年龄，顾命大臣代为摄政实属应该，鳌拜只不过是做了一个顾命大臣应该做的工作，也并未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其最大的罪状便是擅杀苏克萨哈，然而，只要我们结合当时的情况一看，便知道这也完全不能说明鳌拜便是篡臣。因为事实上，康熙甚至其父顺治的的汗位都来的并不稳妥，很大程度上是与多尔衮妥协而保住的汗位。而康熙大汗初年的几位顾命大臣中，鳌拜是典型的顺治汗势力，而苏克萨哈是典型的多尔衮势力。在多尔衮死后，顺治系势力绞杀多尔衮势力自然是理所当然，也是为他的新任小主子康熙效力的一件大功，康熙大汗却以此为由说明鳌拜是篡臣，显然是在栽罪名。所以康熙杀鳌拜的主要罪状都说不过去，他到底为什么要急着亲政呢，作者主管臆断一个，这是因为军人出生的鳌拜没有康熙大汗的大智慧，认为发展火器对清军有利，想主持继续发展火器，少年有智的康熙大汗怕等不到自己亲政，这位顾命大臣就把火器推广开来了，所以急着在法定亲政年龄之前以非常规的手段擒杀了鳌拜。在建国初期的关键时刻，拥有这样一位既有大智慧，又有大勇力的大汗，实在是满人之大洪福，汉人之大不幸，也是人类文明之大不幸。



作者还可以就康熙大汗的儿子雍正汗的神秘死亡作一个无根据的猜测，作为一位独裁专制的大汗，正史记载其死因居然是潦草的“暴病身亡”，显然很难令人信服，如果说是有人害死了他，但是任何口径的资料都没有提供其真正死因的任何可能，只能说明害死他的人掌控了“任何口径”，那这就只有整个满洲贵族统治者了。雍正执政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很大程度上触动了满洲上层贵族的利益，许多方面是违背了康熙大汗保满抑汉的基本国策。大清是一个严重独裁专制的国家，但是独裁专制更需要被统治者尤其是上层被统治者的拥护，而他的改革就触动了这些被上层统治者也就是满洲八旗的利益，于是他们只好联合起来，绞杀了这位胆敢篡改康熙大汗国策的雍正汗。而雍正的儿子乾隆汗也不失为一位非常聪慧的君主，他马上纠正其父汗的过错，恢复了许多康熙大汗定下的祖制，这也是保障大清继续统治汉族的一个关键点。



当然，从汉族的角度讲，这三百年成为落后于白种人民族的关键期，但是这能归咎于满洲人么？笔者认为不能，因为至少人类社会发展至今，都还是弱肉强食的世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绝对无须为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落后负责，只有自己才能对自己负责。就好比一个足球运动员，踢不进球，难道还能怪对方门将太厉害了？当时满洲人和汉人的关系与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融洽的新型民族关系完全不同，而是处于奴役与被奴役的敌对状态，就是相当于前锋和对方门将的关系，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历史，完全没有权力去要求满人为汉人着想。








结论：清朝的满洲族统治者对其统治下的汉族进行了一系列高妙的奴化倒退统治策略，有效的抑制了中国文明前进，这绝不是因为满洲统治者的愚昧，反而是其大智慧的体现，尤其是康熙大汗，通过汉族文明的倒退，促进满洲族达成了跨越式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史和统治史上的一大奇迹，站在汉人的角度上看，康熙大酋长是文明的最大死敌；站在满洲族的角度上看，康熙大汗是满洲族伟大的千古一帝，一手造就了满洲族从一个渔猎部落跨越式的进化到今天受教育程度比汉族还高的现代民族；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看，由于清代之前，汉族的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主要一支，所以满清的统治客观上伤害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康熙大汗在其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清代通史》     萧一山



2.《简明清史》     戴逸



3.《清史纪事本末》   黄鸿寿



4.《清政权半殖民化研究》    王道成



5.《再观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      张勉励



6.《四库全书》           纪晓岚 主编



7.《谈〈四库全书〉》      陈祖武



8.《日本1991年清史研究概况》　　杨帆



9.《鸦片战争前的中西火炮技术比较研究》　　潘向明



10.《纪晓岚与陆青来兼谈十八世纪经世思潮》　　周积明



11.《正说清朝十二帝》          阎崇年



12.《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佩雷菲特著   毛凤支、王国卿等译



13.《旅行日记》           马格尔尼作者：黄如一






摘要：清朝统治中国长达近三百年，从各方面对中国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中康熙大汗的个人影响最大，本文试图分别从汉族、满洲族和公正的立场正确的看待其历史作用。并通过蒙古帝国和清帝国的一些对比来论证康熙大汗的正确战略。说明清朝初年的酋长如何以一个人口数十万的渔猎部落成功的占据了庞大中国的国土和人口，之后又成功的统治了各方面远远领先于自己的汉族，并籍此走出黑山白水，融入了世界文明。



关键词：本民族、立场角度、文明、统治、封闭倒退、历史战略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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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关于清朝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从来有许多争议，现行教科书认为清朝，尤其是“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国土面积和国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各个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也达到顶峰。但是近年来也有一些人认为满洲作为侵略者，对中国其他民族实施殖民统治，尤其是对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实施了近乎于文化灭绝的高压政策，并实施了闭关锁国的错误战略，导致原本远远领先于世界诸国的中国在这几百年间倒退为落后挨打的弱国。本文作者经研究发现，争论的核心在于执论者的立场角度大相径庭，故而得出相反的结论，如果我们分别站在满洲、汉族和第三方的立场分别看待这几百年历史，便很容易分别得出正确的结论。而清朝前期的绝大部分战略措施制定于康熙大汗，所以本文的重点也将放在康熙大汗身上。而讨论清朝的问题，首先应该注意到 ，在鸦片战争之后，实际上是慈禧太后执政之后，清朝的外交内政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慈禧太后及其属下为了在新形势下救亡图强，推翻了很多祖宗遗制，使清朝完全转型，本文所讨论的仅限于慈禧之前的清朝，也就是主要讨论由多尔衮、顺治、康熙等几位大汗立下的国制，请读者自觉区分，不要与慈禧时代相混淆。









正文：



康熙大汗（西元1654—1722年），即爱新觉罗.玄烨，男，中国籍，满洲族，亦称大清圣祖、玄烨酋长、玄烨大单于、康熙大帝。其在位时间61年，并正好是满洲族入主中原后确立其正统统治的关键时期。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打下了大清的江山，但却是康熙大汗坐稳了这片庞大得难以想象的国土，四百年前的蒙古人也曾打下了比这更大的国土，这就说明为蒙古打江山的成吉思汗、忽必烈汗的能力不输于努尔哈赤、多尔衮。然而蒙古帝国却不足百年而崩，即使在这短短的百年间，也完全是依仗强大的武力镇压着强烈不满的被统治者，并未真正“治理”过某个国家，相比之下清朝不但在近三百年的漫长时间里成功的“治理”了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和上亿的各族人口，而且很成功的将该满洲这个原本连放牧都不会的渔猎部落快速推入了世界文明的大范畴，并且从各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拥有自豪历史的汉族。很显然两者之间的差距正产生于蒙古族缺少一位像康熙大汗一样高瞻远瞩，能从历史战略高度俯瞰全局的领袖。



入主中原之初的满洲族（建州女真）其实只是一个人口二十万左右的渔猎部落，包括老弱病残全部是军人，使用的是大刀长矛，无法为每人配备一幅合身的铠甲，而面对的对手却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大明帝国，该国以汉族为主，实际人口上亿，科技、经济、文化均在全世界范围遥遥领先，有着最成熟的国家体制，发达的工农业，拥有二百余万正规军，基本配备火药武器，主力部队的炮兵亦配备手铳，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认为明朝是五千年华夏文明的传承者，极其不愿意向满洲这种野蛮部落低头，从实力对比上看，满洲族与汉族的对比相当于今天阿富汗和美国的对比，而多尔衮和皇太极敢于起兵，多尔衮极其敏锐的捕捉到明朝因内部矛盾出现的缝隙，捕捉到这历史上万年难遇的良机，充分利用孔有德、洪承畴、吴三桂等汉奸打前阵，终于占领了原属明朝的国土和人口，并以此为基础奠定了后来庞大的大清汗国。但是仅凭这种稍纵即逝的幸运只能得天下，不能治天下，然而满洲人是幸运的，在刚刚得到天下的时候，他们又得到了这位旷古绝今的一代圣君：爱新觉罗.玄烨。



由于汉族的人口庞大，在整个中国历代总是占据95%以上的份额，所以统治中国，实质上就是统治汉族，偏巧该民族拥有几千年极其辉煌的历史，自古便坚持“华夷之辨”，最不原意向他们心目中的蛮夷低头，宋朝在崖山亡国前的一刻，年仅八岁的小皇帝率领整个统治集团十余万人滔海自尽，全体殉国，就充分的体现出这样一种民族心理，所以作为一个野蛮部落，要统治这样一个民族，其难度可想而知。成吉思汗缔造的蒙古帝国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其在中国的粗暴统治只有短短89年，而且这89年中没有一天的安宁，即使在汉族人被蒙古人统治了这么一段时间之后，在赶走蒙古人的时候，汉人依然保持着华夏正统的巨大优越感。事实上，也正是这种优越感驱使着汉人勇敢的拿起武器，和强悍的蒙古铁骑殊死搏斗。蒙古人直到自己败亡的时候也没有消磨掉汉人的这种民族心理，而满清却以远远弱于蒙古的自身实力做到了，这就不得不说明满洲人比蒙古人高明得多，具体的说就是康熙大汗比蒙古的诸位大汗都要高明得多。



满洲族统治汉族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极端的君主集权和对人民进行奴化教育，从结果上来看是非常成功的，曾经自豪得不可一世的汉唐子孙在清朝之后成为世界上最为奴颜卑膝的民族，这种整体民族心理的变化是满洲族成功统治的思想基础。首先，奴化教育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战略，其次，作者注意到清初统治者的技巧运用也非常高明。他们不是简单粗暴的把汉族文明传统“一刀切”，而是非常巧妙的选择性禁止。



这种战略的重点在于“剃发易服”，改变汉人非常重视的发式和服饰，强行改为满洲样式，但是同时又不改变汉语汉字，保留汉族的历史（虽然有人说清朝统治者系统的篡改过中国的史书记载，此说虽有蛛丝马迹可查，但终归并无确切实据，而且总体上还算保留了历史），甚至满洲族的统治者都努力的学习汉族文化，给人造成了一种满洲族主动融入汉族的假相，并且鼓吹出一种“民族融合”的论调，让汉族人认为历史上侵略过汉族的异族往往会融合进汉族。公正的讲，汉族的华夏文明虽然以开明包容著称，有一定同化能力，但是异化能力很弱，甚至被异化能力比较强。一种文明在同化其它文明之前，必须首先异化掉这种文明本身，使这种文明本身发生改变，冲破原有文化的束缚，才能继而转变成和自己一样的文明，完成同化。而华夏文明不是一元论文明，缺乏强大的宗教形式，是世界几大主要文明中异化能力最弱，而被异化能力最强的一种，所以汉族的文明要同化其它文明，显然缺乏这个前提能力。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如回鹘、契丹、党项等的消失都是被打散或者种族灭绝了，而并没有哪一个民族是被汉族同化了。满洲族的统治者直到三百年后的慈禧太后都仍然牢记“保大清不保中国”，“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充分说明满洲统治者并没有因为假装学习汉文化或者享用汉文明的成果就是被汉化了，他们始终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是满洲人而不是汉人。



“剃发易服”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汉人的民族自尊心，消磨掉汉人传统的文明优越感，但是满洲族统治者没有进一步消灭汉语汉字，这就是他们非常合理的把握了这个度，没有超出激起汉人民变的度。因为通过实践证明，“剃发易服”会引起部分汉人的激烈反抗，而满州统治者可以通过武力正好镇压掉这种反抗。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惨案就是已经降清的汉人因为接到“剃发易服”的命令而不顾性命，奋起反抗的，满洲族统治者审时度势，认清如果扩大高压，就会激起超出镇压能力的反抗，所以以此为据很合适的确定了对汉文化改造的底线。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清初满洲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改造工程非常成功，既达到了改造的目的，又没有引起不可控的变化，这无疑体现了统治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拿捏程度的高超统治艺术。



清朝的满洲族统治者还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改造，汉族历来格外的珍视甚至崇拜儒家经典和历史记载，清朝官方则主要对二者进行了大量而艰苦的修订整理，使之符合其统治要求。篡改历史往往容易出现差错，留下逻辑漏洞，而且在短时间内不容易发现，清朝的学者经过两百多年孜孜不倦的辛勤耕耘，将中国的历史改得来相当符合逻辑，仅仅留下张献忠屠四川等极少数明显不符合逻辑的“历史记载”。著名的《四库全书》便是这样一个浩大工程，这个工程使得时人以及后世所能看到的历史和宣传资料全部是出于一个统一的口径，即清朝官方的口径，在清朝之前的中国历代王朝并未大量使用过这种统治技巧，但毫无疑问这正是历史进步中统治艺术的重大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非常成功。同时我们也不能将这份功劳独独算在乾隆汗身上，因为他只是康熙大汗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由于创造过极其辉煌的历史，华夏民族在下意识中具有超乎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民族的自信心，我们从汉武唐宗的气吞万里和唐诗宋词中体现出来的豪迈气度都不难想象。而现在的中国人奴性强，软弱，有些人将此归咎于封建专制和儒家思想，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汉朝唐朝都是最典型的“封建专制”和儒家治国，他们不但不软弱奴性，反而是世界上最为光辉的帝国。有些人将此归咎于清朝的失误。归咎便对了，但是说失误便错了。因为清朝将中国人变得麻木而奴性并不是一个失误，而恰恰是非常高明的一招，又怎么能说是失误呢？



再说闭关锁国和阻止科技进步这个问题，也并不是因为愚昧而造成的无知，相反，这也是人类统治艺术史上罕见的经典案例。站在“中国”的角度上看，闭关锁国和阻止科技进步自然是不利的，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是相当不利的，这个道理似乎是人尽皆知的，我们不应该简单的认为任何一个统治者会愚昧到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而荒废了探求他们闭关锁国的真实目的。事实上，以康熙大汗为首的满清统治者制定下了闭关锁国和禁止科技进步的国策正体现了他过人的哲学境界和非凡的战略眼光。就此我们仅举常为人所诟病的火药武器问题来详细论述。



长期以来，中国人常常认为中国发明了火药，却不懂得应用于战争，只能用于烟花炮竹，并常以此自嘲。然而事实远非如此，中国的火药武器在宋朝就已经广泛运用，而且正是被蒙古人带到了欧洲，而明朝的火药武器更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崇祯年代的明军已经是以火药武器为主的部队。在清朝入主中原之前，中国的火器水平应该是高于西方的。或许有人会举出明朝向葡萄牙人购买佛郎机炮为例反对我的这种观点，但这并不正确，我们并不能因为欧洲人的某一款武器体现了其优越性并吸引到明朝作为买家便认为他们的火器整体水平高于明朝，因为即使是今天，如果中国愿意以合理价格将某些军事技术出卖给美国，美国也会非常高兴的接受，但这并不说明中国的军事技术便高于美国了。而从一些资料来看，直到1840年的英军所使用的火药武器在某些方面的性能依然不如200年前明军所使用的火器，至少应该说并未全面超越。尤其是在火炮杀伤方式的思路上，中国从一开始便以爆破弹为主，而西方国家直到直到拿破仑时代仍然大量使用实心弹。但是反观清军，不但没有在明军的基础上略有进步，反而倒退数千年，成为著名的大刀长矛。事实上，中国自2000千年前的秦朝便已经以弩而不是弓作为主力远射武器，清军的装备应该说比秦朝还要落后许多。许多现代人认为是封建帝王的愚昧无知造成了未能正确认识先进武器的重要性，其实恰恰相反，康熙大汗不但认识到了先进武器的重要性，而且上升到了一个哲学高度，他对武器进步的禁止正体现了他难得一见的领导才华。



某些现代人认为武器越先进，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武力差距越大，统治越稳固，所以对清军自弃火药武器而不解。其实这是在以现代的眼光看古代的问题，当时的情况远不同于现代。清朝初年清军被明军的火药武器弄得灰头土脸，还被打死了努尔哈赤，最后清军也是靠吴三桂等汉奸的炮兵才能够与明军抗衡的，那清军是否应该深刻认识到火器的重要性而大力发展火药武器呢？如果旷古绝今的康熙大汗也这样想，那他和普通人有什么区别？首先我们要清醒的看到满洲族之前曾经统治过汉族的一个蛮族：蒙古族的前车之鉴。蒙古族便认为火器是大好武器，大力发展，使蒙古军队在短时间内达到了一个当时世界上无人能及的高度，但是同时也埋下了蒙古帝国不足百年而崩的隐患。汉人正是靠火药武器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蒙古人的骑兵优势才取得最终的胜利。当时蒙古人的火器也不可谓不强，但是优势远不如骑兵优势巨大，与汉人作战一旦掺入了火器，那么骑兵优势便退居次席了，使得蒙古人有更大可能输给汉人。我们不妨举一个浅显的例子。懂得象棋的朋友都知道在己方子力强于多方的时候应该尽量寻求兑子，每经过一次兑子优势都会增加。因为如果己方还剩4个子力，对方还剩3个子力，力量对比是4：3，那么经过一次兑子，己方损失1/4的子力，而对方损失1/3的子力，兑子过后的子力对比转变为3：2，优势扩大了。



显然康熙大汗也是明白了这个道理，清醒的认识到满洲人对于汉人保有一个优势，就是汉人不具备的骑兵优势，比拼骑兵，满洲人占据绝对优势，而且这是既成事实的现实优势，而不是停留在可能性上的理论优势。而如果放任火药武器发展，即便是主导权掌握在满洲人手中，未来的战争发展到火器主导时代，汉人开始反对满洲人统治时，双方以火器作为战争的决定性优势而不是骑兵，优势有可能在汉人一边，有可能在满洲人一边，这是一个可能性问题，显然，明白这个道理的人都不应放弃已有的现实优势而去冒险追求可能中的优势。所以康熙大汗非常果断的与汉人进行了一次“兑子”，将双方的火器这个子兑掉，继续利用骑兵优势这个子压制住汉人，这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看，都是绝对正确的决策，不应该受到质疑。



或许有人会就清朝后期清军在西洋人面前的不堪一击以及清朝的最终下野来否认康熙大汗的这种决策，这里笔者需要提醒的是，清朝比之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都不为短，尤其是比起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如果读者因为满清末年的耻辱而认为康熙大汗的决策是害人害己的话，那也是错误的，因为你仅需简单的比较下清朝前后满洲人的生活状态便可发现，该民族从一个连放羊都不会的渔猎民族（比游牧民族的生产力还低一个档次）成为一个成功融入文明社会的现代民族，受教育条件比汉族还要略高。事实上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民族文明程度跨越式发展的一个经典案例，在笔者的印象中，并无仅仅三百年时间就能产生这么大跨度进化的民族。



在此，笔者作一并无实据的猜测，仅仅是猜测。康熙大汗为什么要以非常手段杀掉自己的顾命大臣鳌拜？虽然从现代的史书和一些文学作品来看，鳌拜专横跋扈，大权独揽，还杀了另一位顾命大臣苏克萨哈，是一个典型的篡权贼臣，和历史上的王莽、董卓之流无异，康熙大汗杀了他正是英明神武。实则细细想来，当时的康熙只是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并未达到亲政的年龄，顾命大臣代为摄政实属应该，鳌拜只不过是做了一个顾命大臣应该做的工作，也并未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其最大的罪状便是擅杀苏克萨哈，然而，只要我们结合当时的情况一看，便知道这也完全不能说明鳌拜便是篡臣。因为事实上，康熙甚至其父顺治的的汗位都来的并不稳妥，很大程度上是与多尔衮妥协而保住的汗位。而康熙大汗初年的几位顾命大臣中，鳌拜是典型的顺治汗势力，而苏克萨哈是典型的多尔衮势力。在多尔衮死后，顺治系势力绞杀多尔衮势力自然是理所当然，也是为他的新任小主子康熙效力的一件大功，康熙大汗却以此为由说明鳌拜是篡臣，显然是在栽罪名。所以康熙杀鳌拜的主要罪状都说不过去，他到底为什么要急着亲政呢，作者主管臆断一个，这是因为军人出生的鳌拜没有康熙大汗的大智慧，认为发展火器对清军有利，想主持继续发展火器，少年有智的康熙大汗怕等不到自己亲政，这位顾命大臣就把火器推广开来了，所以急着在法定亲政年龄之前以非常规的手段擒杀了鳌拜。在建国初期的关键时刻，拥有这样一位既有大智慧，又有大勇力的大汗，实在是满人之大洪福，汉人之大不幸，也是人类文明之大不幸。



作者还可以就康熙大汗的儿子雍正汗的神秘死亡作一个无根据的猜测，作为一位独裁专制的大汗，正史记载其死因居然是潦草的“暴病身亡”，显然很难令人信服，如果说是有人害死了他，但是任何口径的资料都没有提供其真正死因的任何可能，只能说明害死他的人掌控了“任何口径”，那这就只有整个满洲贵族统治者了。雍正执政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很大程度上触动了满洲上层贵族的利益，许多方面是违背了康熙大汗保满抑汉的基本国策。大清是一个严重独裁专制的国家，但是独裁专制更需要被统治者尤其是上层被统治者的拥护，而他的改革就触动了这些被上层统治者也就是满洲八旗的利益，于是他们只好联合起来，绞杀了这位胆敢篡改康熙大汗国策的雍正汗。而雍正的儿子乾隆汗也不失为一位非常聪慧的君主，他马上纠正其父汗的过错，恢复了许多康熙大汗定下的祖制，这也是保障大清继续统治汉族的一个关键点。



当然，从汉族的角度讲，这三百年成为落后于白种人民族的关键期，但是这能归咎于满洲人么？笔者认为不能，因为至少人类社会发展至今，都还是弱肉强食的世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绝对无须为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落后负责，只有自己才能对自己负责。就好比一个足球运动员，踢不进球，难道还能怪对方门将太厉害了？当时满洲人和汉人的关系与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融洽的新型民族关系完全不同，而是处于奴役与被奴役的敌对状态，就是相当于前锋和对方门将的关系，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历史，完全没有权力去要求满人为汉人着想。








结论：清朝的满洲族统治者对其统治下的汉族进行了一系列高妙的奴化倒退统治策略，有效的抑制了中国文明前进，这绝不是因为满洲统治者的愚昧，反而是其大智慧的体现，尤其是康熙大汗，通过汉族文明的倒退，促进满洲族达成了跨越式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史和统治史上的一大奇迹，站在汉人的角度上看，康熙大酋长是文明的最大死敌；站在满洲族的角度上看，康熙大汗是满洲族伟大的千古一帝，一手造就了满洲族从一个渔猎部落跨越式的进化到今天受教育程度比汉族还高的现代民族；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看，由于清代之前，汉族的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主要一支，所以满清的统治客观上伤害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康熙大汗在其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清代通史》     萧一山



2.《简明清史》     戴逸



3.《清史纪事本末》   黄鸿寿



4.《清政权半殖民化研究》    王道成



5.《再观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      张勉励



6.《四库全书》           纪晓岚 主编



7.《谈〈四库全书〉》      陈祖武



8.《日本1991年清史研究概况》　　杨帆



9.《鸦片战争前的中西火炮技术比较研究》　　潘向明



10.《纪晓岚与陆青来兼谈十八世纪经世思潮》　　周积明



11.《正说清朝十二帝》          阎崇年



12.《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佩雷菲特著   毛凤支、王国卿等译



13.《旅行日记》           马格尔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