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民族主义极其沿革

民族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三十年战争时期,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大一统的全部努力在此实质上宣告终结,势力均衡因此成为地缘政治的主旋律----奥地利-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与王国之后,不再有决定性的强权(法国面临诸强恐惧的联合,外交政策因此走向极度的自我伸张,这进一步恶化了其地缘政治环境;英国孤悬海外,并且其注意力主要在于殖民地而非欧陆霸权,因此其底线仅仅是低地三国的安全以及避免出现可能导向大路统一的决定性力量;俄罗斯远未成熟且从不曾被视为古典意义上的欧洲国家).另一方面,相对隐而不现然而却有着更为深远的历史影响的变化是民族主义与国家至上----两者可以认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盖因此时已不可能存在整合于非民族主义诉求之下的国家----取代宗教成为政治共同体实现其整合的意识形态工具.建构实力均衡的努力及其所催生的一系列联盟与战争促成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于精英阶层之中的广为传播,伴随着王权的衰微(王权通常与民族主义立场相左,盖因后者通过建构民族这一现象的共同体并赋予其神圣属性而令御座在实际上成为不必要甚至负面存在----一方面,抽象的民族取代具象的御座成为政治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基础;另一方面,神圣事物具有绝对属性,因此必然相互排斥),以1789-1793的法国大革命为标志,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应运而生(近代民族主义的核心范式,”国家-人民-民族-政权”在<人权宣言>当中得到了第一次系统的阐述).

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首先表现为大民族的民族主义,亦即以统一,包容和扩张为特征的民族主义.现实政治层面,这一意识形态被具体表现为”最低门槛原则”:只有那些能够实现领土扩张,人口增长和经济强盛等最低限度门槛的民族才能希求成为民族国家大家庭的成员;这实质上意味着”民主的原则”在实际操作当中只适用于具有一定规模与活力的民族----唯有他们具备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生存下去的能力(无力实现自保的民族国家除了制造地缘政治层面的不安定因素与经济上的贸易障碍之外,并无其他价值;换而言之,其诉求无力自我伸张,亦不可能获致支持----除非作为地缘政治斗争的工具,然而此时支撑其存在的乃是势力均衡的对抗性建构并非民族主义本身).应当说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与历史的发展方向存在诸多契合:民族主义的第一阶段推进了在疆域,人口与资源等方面都更为巨大的政治共同体的建构,从而令经济与文化层面的互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大一统因为三十年战争而成为不可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一统悖于历史潮流,只不过尚不具备相应条件罢了.大民族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公民的和大众民主制的,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以法国大革命所认可的宪法为模式(虽然多数奉行孟德斯鸠式的人民主权而非卢梭式的主权在民),将大量的同民族人口作为公民纳入政治角斗场----这里的民族以"四位一体"的认同为基础,换而言之,乃是彻底的想像的共同体.

1870年之后,以族群和语言为其诉求依归的第二种形态的民族主义开始走上历史舞台,比较民族主义的第一形态,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三方面的不同:1,族群-语言民族主义放弃了所谓的”最低门槛原则”,考虑到族群/语言的模棱两可(仅以所谓的汉族为例,今日根本不存在族群/血缘意义上的炎黄子孙,方言数量更是无法统计),这实质上意味着任何自视”民族”的共同体无论其大小均有宣称自决之权利,亦即在自己的疆域之内建立主权独立国家之权利;2,随着类似的”潜在民族”的不断增加,族群和语言越来越成为决定性的,甚至是唯一的民族建构标准,然而对此的强调实际上人为的扩大了不同族群或共同体的差异与冲突----反复的自我意识强化必然指向对于”非我族类”(not us)的不予认同甚至排斥;3,对于已经建立的民族国家而言,族群语言民族主义的兴起只能意味着国族的分裂----虽然这一分裂或许起源于争取国族的政治权利和旗帜(胜利者的行为暂且不问,失败者势必转向寻求”自己的国家”).耐人寻味的是,1870-1914,族群-语言民族主义在欧洲的扩散同步于作为工业化之后果的选举权的扩大,另一方面,移民族群的兴起极大的刺激了民族主义在中下阶层内的传播(既有的大型民族国家之中,第二形态的民族主义通常表现为去精英或者至少非精英的民族主义,这一点截然不同于第一形态的民族主义,也不同于潜在民族的第二形态民族主义);并且明显存在民族主义和主要由中下阶层导演的针对外国人尤其是犹太人的大规模排外的种族主义的相互推波助澜之现象----相较于第一形态的民族主义,族群-语言民族主义实际上更接近于民粹主义,换而言之,更接近于恐惧与挫败之下无理性的狂乱.

这一阶段和这一类型的民族主义通过20世纪30-4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达到了最高峰.1945年之后,某种形式的退潮开始出现----尽管伴随着具有强烈分裂倾向的亚民族主义的兴起(其诉求同样以族群-语言为依归),全球化正在成为难以阻挡的潮流.埃里希.霍布斯鲍姆预言了族群-语言民族主义乃至民族主义的衰微.1945年以来的历史通过两方面的趋势印证了这一看法:一方面,第一形态的民族主义重新成为主流(最为明显的例证是殖民地独立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整合而非分裂取向);另一方面,文明主义向对于民族主义的影响力正在不断上升(虽然程度较为轻微,普世主义也在逐步建立起大众认同).或许曲折不可避免,然而我们的确正在目送民族主义走向单纯的历史.民族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三十年战争时期,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大一统的全部努力在此实质上宣告终结,势力均衡因此成为地缘政治的主旋律----奥地利-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国与王国之后,不再有决定性的强权(法国面临诸强恐惧的联合,外交政策因此走向极度的自我伸张,这进一步恶化了其地缘政治环境;英国孤悬海外,并且其注意力主要在于殖民地而非欧陆霸权,因此其底线仅仅是低地三国的安全以及避免出现可能导向大路统一的决定性力量;俄罗斯远未成熟且从不曾被视为古典意义上的欧洲国家).另一方面,相对隐而不现然而却有着更为深远的历史影响的变化是民族主义与国家至上----两者可以认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盖因此时已不可能存在整合于非民族主义诉求之下的国家----取代宗教成为政治共同体实现其整合的意识形态工具.建构实力均衡的努力及其所催生的一系列联盟与战争促成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于精英阶层之中的广为传播,伴随着王权的衰微(王权通常与民族主义立场相左,盖因后者通过建构民族这一现象的共同体并赋予其神圣属性而令御座在实际上成为不必要甚至负面存在----一方面,抽象的民族取代具象的御座成为政治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基础;另一方面,神圣事物具有绝对属性,因此必然相互排斥),以1789-1793的法国大革命为标志,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应运而生(近代民族主义的核心范式,”国家-人民-民族-政权”在<人权宣言>当中得到了第一次系统的阐述).

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首先表现为大民族的民族主义,亦即以统一,包容和扩张为特征的民族主义.现实政治层面,这一意识形态被具体表现为”最低门槛原则”:只有那些能够实现领土扩张,人口增长和经济强盛等最低限度门槛的民族才能希求成为民族国家大家庭的成员;这实质上意味着”民主的原则”在实际操作当中只适用于具有一定规模与活力的民族----唯有他们具备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生存下去的能力(无力实现自保的民族国家除了制造地缘政治层面的不安定因素与经济上的贸易障碍之外,并无其他价值;换而言之,其诉求无力自我伸张,亦不可能获致支持----除非作为地缘政治斗争的工具,然而此时支撑其存在的乃是势力均衡的对抗性建构并非民族主义本身).应当说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与历史的发展方向存在诸多契合:民族主义的第一阶段推进了在疆域,人口与资源等方面都更为巨大的政治共同体的建构,从而令经济与文化层面的互动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大一统因为三十年战争而成为不可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一统悖于历史潮流,只不过尚不具备相应条件罢了.大民族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公民的和大众民主制的,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以法国大革命所认可的宪法为模式(虽然多数奉行孟德斯鸠式的人民主权而非卢梭式的主权在民),将大量的同民族人口作为公民纳入政治角斗场----这里的民族以"四位一体"的认同为基础,换而言之,乃是彻底的想像的共同体.

1870年之后,以族群和语言为其诉求依归的第二种形态的民族主义开始走上历史舞台,比较民族主义的第一形态,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三方面的不同:1,族群-语言民族主义放弃了所谓的”最低门槛原则”,考虑到族群/语言的模棱两可(仅以所谓的汉族为例,今日根本不存在族群/血缘意义上的炎黄子孙,方言数量更是无法统计),这实质上意味着任何自视”民族”的共同体无论其大小均有宣称自决之权利,亦即在自己的疆域之内建立主权独立国家之权利;2,随着类似的”潜在民族”的不断增加,族群和语言越来越成为决定性的,甚至是唯一的民族建构标准,然而对此的强调实际上人为的扩大了不同族群或共同体的差异与冲突----反复的自我意识强化必然指向对于”非我族类”(not us)的不予认同甚至排斥;3,对于已经建立的民族国家而言,族群语言民族主义的兴起只能意味着国族的分裂----虽然这一分裂或许起源于争取国族的政治权利和旗帜(胜利者的行为暂且不问,失败者势必转向寻求”自己的国家”).耐人寻味的是,1870-1914,族群-语言民族主义在欧洲的扩散同步于作为工业化之后果的选举权的扩大,另一方面,移民族群的兴起极大的刺激了民族主义在中下阶层内的传播(既有的大型民族国家之中,第二形态的民族主义通常表现为去精英或者至少非精英的民族主义,这一点截然不同于第一形态的民族主义,也不同于潜在民族的第二形态民族主义);并且明显存在民族主义和主要由中下阶层导演的针对外国人尤其是犹太人的大规模排外的种族主义的相互推波助澜之现象----相较于第一形态的民族主义,族群-语言民族主义实际上更接近于民粹主义,换而言之,更接近于恐惧与挫败之下无理性的狂乱.

这一阶段和这一类型的民族主义通过20世纪30-4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达到了最高峰.1945年之后,某种形式的退潮开始出现----尽管伴随着具有强烈分裂倾向的亚民族主义的兴起(其诉求同样以族群-语言为依归),全球化正在成为难以阻挡的潮流.埃里希.霍布斯鲍姆预言了族群-语言民族主义乃至民族主义的衰微.1945年以来的历史通过两方面的趋势印证了这一看法:一方面,第一形态的民族主义重新成为主流(最为明显的例证是殖民地独立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整合而非分裂取向);另一方面,文明主义向对于民族主义的影响力正在不断上升(虽然程度较为轻微,普世主义也在逐步建立起大众认同).或许曲折不可避免,然而我们的确正在目送民族主义走向单纯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