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明朝后期对中西火炮技术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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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后期对中西火炮技术的认识
作者:superyi
黑火药最早由中国人发明似无疑问，而最早的管形火器，一般认为是南宋绍兴三年（1132年）陈规守卫德安时用巨竹制造的“火枪”，是目前所知世界上使用管形火器的最早战例。《金史》中所提到的“飞火枪”，即在普通长枪的枪头后部绑扎一个装有火药的筒（通常是纸制的），作战时点燃筒中的火药，喷出火来用以烧伤前来格斗的敌军，火药烧尽后则可同一般长枪一样格斗扎刺，这种玩意类似喷火筒。另一类“火枪”就是陈规用巨竹制造的，每支用两个人扛抬发射，点燃后喷射火焰烧向敌方，这已是一种原始的管形火药火器了。枪炮应该是喷火筒的合理延伸，因此很快出现了近代枪炮的前身。
一、 火炮在东西方的发展：
公元1259年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制造了发射“子窠”的“突火枪”，此枪用大竹筒制成，内装火药，还安有“子窠”，作战时点燃火药，利用火药燃烧后产生的作用力射出“子窠”。如果“子窠”就是子弹这一推测正确的话，那末这种“突火枪”可以算作近代枪炮的前身。在元代中期，这种管形火器由竹制改用金属来制造以后，被称做 “铳”。
元明铜铁制火铳传世及出土的很多，按新华网哈尔滨2006年8月5日电讯（记者呼涛），经有关专家学者研究认定，内蒙古新发现的元代火铳是迄今为止所发现中国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铜火铳,也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火炮。
这件火铳发现于1987年7月，1998年10月入藏蒙元文化博物馆，并于2004年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历代战争和战略研究室、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有关学者共同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火炮。为铜质铸造,铳形为碗口铳,全长34.7厘米。铳身竖刻两行八思巴字铭文表明其制造于“大德二年”,即1298年。在以往发现的元代铜铳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实物是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至顺三年（1332年）碗口铳。（《文物》杂志1962年第3期）此次新发现的内蒙古铜口铳,比至顺三年铳早了34年,成为一支中国和世界上最早的火炮。
一般认为是蒙古西征将火药带到阿拉伯，然后再传入西方。火炮在西方的出现据考证应该是在公元 1250 至 1275 年间在北非及西班牙的摩尔人王国中，这也是阿拉伯人将火药引进西方的旁证。阿拉伯人使用的叫做“马达发”的火器，从形态看和南宋突火枪大体类似。1325年，阿拉伯人曾使用“马达发”进攻西班牙的巴扎城。
西方对火炮最早而无争议的文字记载出现在 Walter de Millimete 替英国爱德华王子（日后的英王爱德华三世）在公元 1326 年写的书 De Offciis Regnum（论国王的职责）中，有一张用火炮发射金属箭头的彩图。虽然没有任何文字说明，还是可以看出是门火炮。事实上这种大炮只是一支巨大的的箭；这种“导弹”很快就被石制炮弹所代替。同一年（公元 1326 年），意大利的弗罗伦刹城订购了铜制大炮和一些铁弹丸和铁箭矢，交易文件还保留到今日。爱德华三世在公元 1327 年跟苏格兰人作战时曾经携有一些「crackys of war」，大约是重在15至30 磅之间的轻型炮。公元 1345 年二月一日，爱德华三世的大侍官记载了一笔修理 13 门大炮 的费用。同年在英法百年战争中著名的 Crecy 之役，爱德华三世用了两到三门大炮，击败了法军十字弓手。其后，爱德华三世使用大约 20 门大炮来围攻加莱城堡。（《枪械发展史.第2章》）
可确认的是在 13 世纪末和14世纪初，东西方几乎同时出现火炮的雏形，说明中国传播到西方的是火药知识，而非直接的军事发明。火炮应该不是一地一人的偶然发明创造，而是在中国火药武器知识影响下，东西方各国分别独立发展起来的。
二、中西方火炮技术拉开了距离
明初火器有较大的发展，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正统之后，一则由干承平日久，没有发展.火器的迫切要求;一则由于统治阶级“恐传习漏泄”, 进行封锁，如“宣德五年，敕宣府总兵官谭广：“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正统六年，边将黄真、杨洪立神铳局于宣府独石。帝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敕止之。”（《明史》卷九十二《兵志四》），所以火器发展基本呈现停滞状态。但在西欧，自13世纪末14世纪初开始火器的发展后，由于各国间和各国内部争战不已，火器得到了迅速发展。到嘉靖年间，中国人反倒要向西方学习。
例如，在中国明代中期，嘉靖四年(1525)制造的“毒火飞炮”，发射用生铁制造的爆炸弹，这是中国火器史、也是世界火器史上最早发射爆炸弹的火炮。开始使用短身管的火炮发射爆炸弹丸，这可谓最早出现的榴弹炮。嘉靖二十五年(1546)，陕西三边总督曾铣及宣大总督翁万达的上疏中有关毒火飞炮的记叙是对这种火炮的最早文献一记载。（周谷城主编 刘旭著《中国古代火炮史》p48）
而在在欧洲，捷克人在1419年至1436年的胡司战争中，首先使用了手炮---一种短身管的火炮-----榴弹炮。“榴弹炮”( Howitzer)这一术语，也来自捷克文(Hou fnice). 15世纪末，意大利和德国也出现了发射石霰弹的短管炮。早期火炮使用的弹丸形形色色，从金属箭头，铜炮弹、铅炮弹、铁炮弹、到石头炮弹都有。到16世纪中期，欧洲各国已普遍使用身管较短的滑膛炮发射球形爆炸弹丸，但中国仍然主要使用实心弹，使用“开花弹”的火炮种类不见增多。在《筹海图编》、《武备志》中提到的火炮仍然以发射实心弹为主。《武备志》卷122至123记载了明代使用的十七种火炮，从文字和图形上来看，其中发射圆形实心弹的十三种，发射空心弹的仅一种，发射空心弹的占全部火炮的6%。
在中国的元末明初（1 4世纪后半期），大口径臼炮出现。现出土的这个时期铸造的铁炮，有的口径较大，几乎呈喇叭状，如上述至顺三年（1332年）的碗口铳也可算是。这些炮用来发射石弹，应是现存最古老的臼炮。据明史记载，洪武年问铸造的碗口铳，全长为315--520毫米，口径在100-109毫米，重8.35---26.5千克，铳口敞开，便于装填石弹。洪武十八年(1385)永平府(在今河北卢龙)制造的大碗口铳，全长520毫米，口径108毫米，重26.5千克。此铳1972年在河北宽城出土，是当年明军守御宽城所用的守城炮。1965年在湖南株洲发现的大将军炮，明代正德六年(1512)十月铸造，全长810毫米，口径220毫米，重348千克，已是当时较重型火炮了。（《世界军事宝典.兵器卷》216-217页）
在欧洲早期火炮几乎都是臼炮，应是从调制混合药物的石臼而来。这些石臼炮的尺寸不大，装药量也不多，发射石弹的杀伤力有限，估计只是起心理震撼作用。而到15-16世纪出现的欧洲臼炮，其技术已追上中国。如名叫“达勒.格里特”(Dulle Griete)的根特射石炮，口径为25英寸(635毫米)，发射700磅(317.8千克)重的花岗岩石弹。俄国的巨型射石炮，身管长9英尺(2.74米)，口径达36英寸(914.4毫米)。另一门由苏格兰王詹姆斯二世1460年订制的著名火炮是 Mons Meg，长 4 公尺（13 英尺 4 英吋），口径 50.8 公分（20 吋），可发射重350磅(158.9千克)的石弹，现正保存于英国爱丁堡。（《枪械发展史.第2章》）
俄国 1525年铸造了历史记载的最大口径的“莫斯科”巨型臼炮，它的口径为36英寸(914.4毫米)，身管长18英尺(5.49米)，发射一吨重的石弹。15世纪使用臼炮数量较多的一次战役，是1453年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围攻君士坦丁堡。
当时，土耳其苏丹在东方集中了68门火炮 攻打欧亚大陆交界处的这座古城。其中，最大的火炮是名叫“皇宫”的射石炮。它的口径为30英寸(762毫米)，需用60头牛200个人才能移动。它的射程大约为1英里(1.61千米)，一发石弹重达l600磅(726.4千克)。从匈牙利征募的炮匠乌尔班(Vrban )，为“皇宫”射石炮装填一发石弹，要用两小时。“皇宫”射石炮没有炮架或支架，放在泥土墩后面进行射击。在14个炮兵连长达两个月的猛烈轰击下，这个在公元330年为君士坦丁建立的的城市，终于落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这场战争的结局标志着以城堡为依托来几乎无限期地抵御任何攻城器械攻击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英国伦敦塔现存一门跟这些攻城炮类似的一门火炮，它是在公元 1464 年由土耳其造炮巨匠穆尼耳.阿里铸成，长 5.2 米(17 英尺)，重量超过 17 吨，发射时装用重达 136 公斤（300 磅）的火药，可以将 295 公斤（650磅）重的弹丸投射到 1.6 公里（1英里）之遥。（《世界军事宝典.兵器卷》217-218页）
这些西方用于实战的巨型炮，无论口径重量和发射的炮弹及射程，都超过了同时期中国火炮。
17世纪以后，西方火炮质量大为提高，火器型号向着规范化方向发展，并开始按作战用途将火炮区分为攻城炮、野战炮、岸防炮。所有这些炮都有炮耳，瞄准具，按数学理论计算发射弹药。欧洲人开始吸收和创制出各种新式枪炮。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火炮纷纷在西方出现。
三、明朝人见识到的西方火炮技术
当西方人终于来到中国沿海时,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了西方火炮的厉害。中葡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屯门之战”（1521年），按《广东通志》记载：“檄海道副使汪鋐帅兵往逐，其舶人辄鼓众逆战，数发铳击败官军。寻有献计者，请乘其骄，募善水人潜凿其底，遂沉溺，有奋出者悉擒斩之，余皆遁去，遗其铳械”。此役明军耗时8个月，多次被葡萄牙人“数发铳击败官军”。此铳就是著名的“佛朗机”，此战后为明军引进仿制。其实，明朝在弘治年间(70年前)已有走私海商经东南亚获得过这种武器，只不过当时没给这种武器起名,也没加以研究仿制，等战场上吃了苦头才开始认真研究起来。据胡宗宪《筹海图编》记载，佛郎机炮“以铁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于腹中，放之。铳外又以木包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放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相近，经此一弹，则船板打碎，水进船漏。以此横行海上，他国无敌……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征战，则无用也。”后来，明朝兵部铸造一千多佛郎机大炮，名为“大将军”，下附木架，可高可低，发放于三边守军。“然将士不善用，迄今莫能制寇也。”
近80年后荷兰人又来到了中国沿海，此时中西火炮技术差距更加大了。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七月，由韦麻郎率领的两艘荷兰巨舰及二中舟先后抵达澎湖，其时因汛防结束，明朝汛兵亦已撤走，于是荷兰人如入无人之境，在这里“伐木筑舍，为久居计。”（《明史.和兰传》）。此后, 荷兰海船游弋闽粤沿海, 其坚巨高广日益为沿海军民所认识。福建将领朱文达说:“红夷勇鸷绝伦,战器事事精工, 合闽舟师, 不足撄其锋”。 (张燮《东西洋考》卷8 税考)明朝福建官方对于荷兰人的“巨舰大炮”毫无抵御之方，只有想法子以“互市”为饵，诱以退出澎湖，移舟远去，以便以“扬帆归国”奏报朝廷，了结此事。这时新任福建巡抚南居益到任，朝廷明令福建当局把“红毛 ”赶出澎湖，南居益苦思破敌之策。此时荷兰人的战舰封锁了漳州海口，南居益亲身体验了荷兰的“巨舰大炮”，他在〈谨陈闽事始末疏〉中说：“……见大海澎湃中，万难接济战。夷舟坚铳大，能毒人于十里外，我舟当之无不糜碎。即有水犀十万，技无所施。”
明人沈德符所撰笔记《万历野获篇.红毛夷》记载了明军与荷兰军远距离海战时的史事，荷兰人所施放的红夷炮:“第见青烟一缕，此几应手糜烂，无声迹可寻，徐徐扬帆去，不折一镞，而官军死者已无算。”
明朝人把荷兰火炮战舰看作自己无法对付的庞然大物和难以逾越的海上屏障；“我舟高大, 不及彼五分之一, 而欲与争胜于稽天巨浸中, 必无幸矣”。 (史澄《广州府志》卷120《崔奇观传》)
号称红夷大炮的荷兰火炮是明人所见到的威力最大的西洋火器。与佛朗机相比, 其设计铸造更趋精密, 展示了更大威力。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荷人出没广东,粤人谋与澳门葡人共拒敌人。明朝是从中荷实战中逐渐认识了荷兰火器。巨铳乃红夷所恃长技,“长丈有咫, 能毒人于二十里外”。(陈继儒《晚香堂集》卷3《贺福建南大中丞平红夷序》)“二十里外”纯属夸张，不过射程惊人应该不假。
另外还有对西方火炮技术表示震惊的言论，如:荷兰“大铳长二丈余, 中虚如四尺车轮云。发此可洞石城, 震数十里”。 (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5《和兰》) 红夷大炮“一发十里, 当之无不立碎, 我虽有利刃, 勿可与敌; 虽有锐兵, 勿可与战”。(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16)
万历末年，从广东沿海英国沉船上捞起的20多门火炮先后运到北京，经试用，比先前传入的佛郎机铳性能好，威力大，因而引起明朝庭的关注。当时即把此炮定名为“红夷炮”。在徐光启等人力主下，明廷在天启年间向澳门葡萄牙当局购买的第一批红夷炮，并雇佣葡萄牙军人训练炮手作战，同时开始了仿制铸造。相对于明军的传统火器，红夷炮铸造所遵循的“模数”、施放时的“炮表”化、辅助设施的配备、炮弹的多样化、射程远、爆炸力强，其威力远超明军的传统火炮。但它的局限性也不小，如长于攻城，却拙于野战，装填发射的速率不高，且炮体笨重，无法迅速转移阵地，故庄野战时，多只能在开战之先就定点轰击，当敌我情势发生逆转，往往无法机动反应。西方当时发展出的攻城炮、野战炮等明朝并不知晓，也无从仿制。因此，明末在辽东的多次战役中:明军虽拥有红夷炮，但却无法有效压制清军的勇猛冲杀。
四、国人对中西火炮技术的比较
明代初期火炮限于科学技术水平限制，有着的两大缺点；
其一、以戚继光根据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所指出的；“重而难举，发而莫继”，这里主要指大型火器的问题。正如戚继光所言：“旧有大将军、发熕等器，体重千余斤，身长难移，预装则日久必结线眼生涩，临时装则势有不及，一发之后，再不敢入药，又必直起，非数十人莫举。” （《练兵实纪杂集》卷五 军器解）由于发射速度慢，装药操作复杂费力，一旦面临实战，敌人常常趁“一发之后，仓卒无以继之”，或“必伏其身，挨我火发、闻声之后即冲突而来”，或者“佯挑战诱我，或驱所掳掠我中国人先尝，我火器叠发敌叠为进退，药尽敌冲而前” （《练兵实纪杂集》卷五 军器解），导致明军常吃败仗，火炮威力的发挥大打折扣。
欧洲时的铸造技术并不特别优越，中国自战国后逐渐掌握了炼制熟铁、可锻铸铁和灌钢等技术，17世纪，中国炼铁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间的差距并不明显。然而西洋火炮在设计上，则具有管壁较厚、炮管由前至后渐粗、且倍径（指火门至炮口之距离与内径的比例）较大等特点，故射程提高、杀伤力增强且较不易膛炸。此外，西洋火炮的炮身多安有准星和照门，以为瞄准之用，两旁并铸有炮耳，便于架设在炮车或炮架之上，以调整射击角度，操作相当方便。"
其二、明代前期的火炮如碗口筒炮、铅弹一窝蜂、迅雷炮、大将军炮等等，均无瞄准具，所以命中率很低。这个毛病比较致命，大大限制了火炮威力的发挥；为了提高火炮发射的命中率，明中叶以后，采用佛郎机炮的先进技术，在炮身前加照星，后设照门，从照星孔内进行瞄准，“千步外皆可对照”，发射时，“托面以目照对其准，在放统之人用一目瞄看后照星孔中对前照星，前照星孔中对所打之物”（《武备志》卷122）。这样，大大提高了火炮命中率。
红夷炮大量引进时，中国开始使用铳规。所谓铳规，就是可用来量炮管的仰角，炮手可用铳规测量火炮的射程和测量火炮应该装填的火药量。这就是“药弹相称”的发炮要领。当时中国并没有弹药相称的观念，由16世纪欧洲的火炮制造家依据弹道学原理发明，在铳规上刻有相应的比例尺，让炮手不需要复杂的计算，就可简便地估计装药量，这是火炮发射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明朝有炮手用空炮（少量填装火药）而被严重惩罚，结果后来的炮手都将弹药装得满满的，常导致膛炸。。
中文史料中最早提到铳规的，是孙元化所写的《西法神机》。在何汝宾的《兵录》中，则有几幅铳规的使用图。
有关铳规的规格和用法，在汤若望与焦勖翻译的《火攻挈要》中有简明的记载。《火攻掣要》卷上《装放大铳应用诸器图说》提到；使用铳规时先将长柄插入炮口，便可以经由垂着的权线，在弧上读出炮管的仰角。不过，这样就要求在操作时,炮手必须冒着敌人的火力跑到炮口处测量，因此后来的人改进发明了可放在炮管末端使用的火炮仰角仪。
明朝后期大量引进西洋火炮时，明朝时人曾对西方火炮的技术特征和威力等与中国传统火器进行了比较。如1623年明人焦勖参考西方技术书籍编著的《火攻掣要》书序中说:“近来购得西洋大铳，精工坚利，命中致远，猛烈无比，更胜诸器百千万倍”。并详细比较了同期中西火器的技术特点。中国火器“铸造无法，其大器不过神威发熕，灭虏虎蹲，小器不过三眼快枪。此皆身短，受药不多，放弹不远，且无照准而难中的。铳塘外宽内窄，不圆不净，兼以弹不合口，发弹不迅不直，且无猛力。头重无耳，则转动不活，尾薄体轻，装药太紧，即颠倒炸裂”。
而“西洋火器”其“制亦长短中矩，厚薄适宜，其用能命中致远，坚利猛烈，更以造铸有传，药弹兼精。”
火药配制方面，中国造药缺乏技术标准，“不谙分两轻重之术，配合研捣之功，不能摧坚破锐，及损枪坏统及收凉失事，而延祸极惨”。西洋火药“迅速猛烈，燃之手心不热，纸上不焦及不致损枪法。”
发射技术上，中国“不谙远近之宜，多寡之用，循环之术。或失期妄发，贼至而反致缺误;或发而不继，乘间而冲突而人;或仓皇失火，未战而本营自乱。西洋分仰、平、倒三法，而知弹所到之远近，更辅之于窥远神镜，百发可以命中”。（《火攻掣要.火器总论》卷上）。
从上述明朝人共同的观点可看出，明朝末年中国的火炮制造和操纵技术确实已远远落在欧洲人之后。
之所以如此的重要原由，涉及中国科学史的大问题，本文无法深入探讨，只提一点：
最关键的是，当时西方的军事学已与数学密切结合，如在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所撰的〈译《几何原本》引〉中，即有云：“借几何之术者，惟兵法一家，国之大事，安危之本，所须此道尤最亟焉！”强调几何知识乃为精通兵学所必需。而李之藻在天启元年(1621)所上的《为制胜务须西铳，乞敕速取疏》中，亦称西国放铳之人均“明理识算”。伽利略以来西方古典弹道学理论的发展，以及火器家们在实战中经验的积累，实践的总结等，加上西方近代数学的发展，是火炮在西方得到大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开始购买红夷炮起 ,迄至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 平定新疆葛尔丹叛军止 ,在这70多年中 ，欧洲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火器理论与制造技术，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但是，也是在这70多年，欧洲的火器理论与制造技术又迈上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台阶，而中国在这方面却仍然停留在17世纪初的水平上。而17世纪初，沙俄就制造出口径为3俄寸(76毫米)的青铜“皮夏利”炮，炮膛内有10条螺旋形膛线。这种“皮夏利”炮从炮尾装填，使用楔形炮门关闭，近代后装线膛炮的雏形也已产生，这种炮曾在列宁格勒炮兵历史博物馆展出。此后更由于清王朝在国内安定后马放南山，不再重视火器研制，与天主教会的矛盾隔断了东西方火器理论与制造技术的交流渠道，从而使中国的火器研制业每况愈下，中外火器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明朝后期对中西火炮技术的认识
作者:superyi
黑火药最早由中国人发明似无疑问，而最早的管形火器，一般认为是南宋绍兴三年（1132年）陈规守卫德安时用巨竹制造的“火枪”，是目前所知世界上使用管形火器的最早战例。《金史》中所提到的“飞火枪”，即在普通长枪的枪头后部绑扎一个装有火药的筒（通常是纸制的），作战时点燃筒中的火药，喷出火来用以烧伤前来格斗的敌军，火药烧尽后则可同一般长枪一样格斗扎刺，这种玩意类似喷火筒。另一类“火枪”就是陈规用巨竹制造的，每支用两个人扛抬发射，点燃后喷射火焰烧向敌方，这已是一种原始的管形火药火器了。枪炮应该是喷火筒的合理延伸，因此很快出现了近代枪炮的前身。
一、 火炮在东西方的发展：
公元1259年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制造了发射“子窠”的“突火枪”，此枪用大竹筒制成，内装火药，还安有“子窠”，作战时点燃火药，利用火药燃烧后产生的作用力射出“子窠”。如果“子窠”就是子弹这一推测正确的话，那末这种“突火枪”可以算作近代枪炮的前身。在元代中期，这种管形火器由竹制改用金属来制造以后，被称做 “铳”。
元明铜铁制火铳传世及出土的很多，按新华网哈尔滨2006年8月5日电讯（记者呼涛），经有关专家学者研究认定，内蒙古新发现的元代火铳是迄今为止所发现中国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铜火铳,也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火炮。
这件火铳发现于1987年7月，1998年10月入藏蒙元文化博物馆，并于2004年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历代战争和战略研究室、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有关学者共同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火炮。为铜质铸造,铳形为碗口铳,全长34.7厘米。铳身竖刻两行八思巴字铭文表明其制造于“大德二年”,即1298年。在以往发现的元代铜铳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实物是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至顺三年（1332年）碗口铳。（《文物》杂志1962年第3期）此次新发现的内蒙古铜口铳,比至顺三年铳早了34年,成为一支中国和世界上最早的火炮。
一般认为是蒙古西征将火药带到阿拉伯，然后再传入西方。火炮在西方的出现据考证应该是在公元 1250 至 1275 年间在北非及西班牙的摩尔人王国中，这也是阿拉伯人将火药引进西方的旁证。阿拉伯人使用的叫做“马达发”的火器，从形态看和南宋突火枪大体类似。1325年，阿拉伯人曾使用“马达发”进攻西班牙的巴扎城。
西方对火炮最早而无争议的文字记载出现在 Walter de Millimete 替英国爱德华王子（日后的英王爱德华三世）在公元 1326 年写的书 De Offciis Regnum（论国王的职责）中，有一张用火炮发射金属箭头的彩图。虽然没有任何文字说明，还是可以看出是门火炮。事实上这种大炮只是一支巨大的的箭；这种“导弹”很快就被石制炮弹所代替。同一年（公元 1326 年），意大利的弗罗伦刹城订购了铜制大炮和一些铁弹丸和铁箭矢，交易文件还保留到今日。爱德华三世在公元 1327 年跟苏格兰人作战时曾经携有一些「crackys of war」，大约是重在15至30 磅之间的轻型炮。公元 1345 年二月一日，爱德华三世的大侍官记载了一笔修理 13 门大炮 的费用。同年在英法百年战争中著名的 Crecy 之役，爱德华三世用了两到三门大炮，击败了法军十字弓手。其后，爱德华三世使用大约 20 门大炮来围攻加莱城堡。（《枪械发展史.第2章》）
可确认的是在 13 世纪末和14世纪初，东西方几乎同时出现火炮的雏形，说明中国传播到西方的是火药知识，而非直接的军事发明。火炮应该不是一地一人的偶然发明创造，而是在中国火药武器知识影响下，东西方各国分别独立发展起来的。
二、中西方火炮技术拉开了距离
明初火器有较大的发展，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正统之后，一则由干承平日久，没有发展.火器的迫切要求;一则由于统治阶级“恐传习漏泄”, 进行封锁，如“宣德五年，敕宣府总兵官谭广：“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正统六年，边将黄真、杨洪立神铳局于宣府独石。帝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敕止之。”（《明史》卷九十二《兵志四》），所以火器发展基本呈现停滞状态。但在西欧，自13世纪末14世纪初开始火器的发展后，由于各国间和各国内部争战不已，火器得到了迅速发展。到嘉靖年间，中国人反倒要向西方学习。
例如，在中国明代中期，嘉靖四年(1525)制造的“毒火飞炮”，发射用生铁制造的爆炸弹，这是中国火器史、也是世界火器史上最早发射爆炸弹的火炮。开始使用短身管的火炮发射爆炸弹丸，这可谓最早出现的榴弹炮。嘉靖二十五年(1546)，陕西三边总督曾铣及宣大总督翁万达的上疏中有关毒火飞炮的记叙是对这种火炮的最早文献一记载。（周谷城主编 刘旭著《中国古代火炮史》p48）
而在在欧洲，捷克人在1419年至1436年的胡司战争中，首先使用了手炮---一种短身管的火炮-----榴弹炮。“榴弹炮”( Howitzer)这一术语，也来自捷克文(Hou fnice). 15世纪末，意大利和德国也出现了发射石霰弹的短管炮。早期火炮使用的弹丸形形色色，从金属箭头，铜炮弹、铅炮弹、铁炮弹、到石头炮弹都有。到16世纪中期，欧洲各国已普遍使用身管较短的滑膛炮发射球形爆炸弹丸，但中国仍然主要使用实心弹，使用“开花弹”的火炮种类不见增多。在《筹海图编》、《武备志》中提到的火炮仍然以发射实心弹为主。《武备志》卷122至123记载了明代使用的十七种火炮，从文字和图形上来看，其中发射圆形实心弹的十三种，发射空心弹的仅一种，发射空心弹的占全部火炮的6%。
在中国的元末明初（1 4世纪后半期），大口径臼炮出现。现出土的这个时期铸造的铁炮，有的口径较大，几乎呈喇叭状，如上述至顺三年（1332年）的碗口铳也可算是。这些炮用来发射石弹，应是现存最古老的臼炮。据明史记载，洪武年问铸造的碗口铳，全长为315--520毫米，口径在100-109毫米，重8.35---26.5千克，铳口敞开，便于装填石弹。洪武十八年(1385)永平府(在今河北卢龙)制造的大碗口铳，全长520毫米，口径108毫米，重26.5千克。此铳1972年在河北宽城出土，是当年明军守御宽城所用的守城炮。1965年在湖南株洲发现的大将军炮，明代正德六年(1512)十月铸造，全长810毫米，口径220毫米，重348千克，已是当时较重型火炮了。（《世界军事宝典.兵器卷》216-217页）
在欧洲早期火炮几乎都是臼炮，应是从调制混合药物的石臼而来。这些石臼炮的尺寸不大，装药量也不多，发射石弹的杀伤力有限，估计只是起心理震撼作用。而到15-16世纪出现的欧洲臼炮，其技术已追上中国。如名叫“达勒.格里特”(Dulle Griete)的根特射石炮，口径为25英寸(635毫米)，发射700磅(317.8千克)重的花岗岩石弹。俄国的巨型射石炮，身管长9英尺(2.74米)，口径达36英寸(914.4毫米)。另一门由苏格兰王詹姆斯二世1460年订制的著名火炮是 Mons Meg，长 4 公尺（13 英尺 4 英吋），口径 50.8 公分（20 吋），可发射重350磅(158.9千克)的石弹，现正保存于英国爱丁堡。（《枪械发展史.第2章》）
俄国 1525年铸造了历史记载的最大口径的“莫斯科”巨型臼炮，它的口径为36英寸(914.4毫米)，身管长18英尺(5.49米)，发射一吨重的石弹。15世纪使用臼炮数量较多的一次战役，是1453年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围攻君士坦丁堡。
当时，土耳其苏丹在东方集中了68门火炮 攻打欧亚大陆交界处的这座古城。其中，最大的火炮是名叫“皇宫”的射石炮。它的口径为30英寸(762毫米)，需用60头牛200个人才能移动。它的射程大约为1英里(1.61千米)，一发石弹重达l600磅(726.4千克)。从匈牙利征募的炮匠乌尔班(Vrban )，为“皇宫”射石炮装填一发石弹，要用两小时。“皇宫”射石炮没有炮架或支架，放在泥土墩后面进行射击。在14个炮兵连长达两个月的猛烈轰击下，这个在公元330年为君士坦丁建立的的城市，终于落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这场战争的结局标志着以城堡为依托来几乎无限期地抵御任何攻城器械攻击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英国伦敦塔现存一门跟这些攻城炮类似的一门火炮，它是在公元 1464 年由土耳其造炮巨匠穆尼耳.阿里铸成，长 5.2 米(17 英尺)，重量超过 17 吨，发射时装用重达 136 公斤（300 磅）的火药，可以将 295 公斤（650磅）重的弹丸投射到 1.6 公里（1英里）之遥。（《世界军事宝典.兵器卷》217-218页）
这些西方用于实战的巨型炮，无论口径重量和发射的炮弹及射程，都超过了同时期中国火炮。
17世纪以后，西方火炮质量大为提高，火器型号向着规范化方向发展，并开始按作战用途将火炮区分为攻城炮、野战炮、岸防炮。所有这些炮都有炮耳，瞄准具，按数学理论计算发射弹药。欧洲人开始吸收和创制出各种新式枪炮。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火炮纷纷在西方出现。
三、明朝人见识到的西方火炮技术
当西方人终于来到中国沿海时,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了西方火炮的厉害。中葡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屯门之战”（1521年），按《广东通志》记载：“檄海道副使汪鋐帅兵往逐，其舶人辄鼓众逆战，数发铳击败官军。寻有献计者，请乘其骄，募善水人潜凿其底，遂沉溺，有奋出者悉擒斩之，余皆遁去，遗其铳械”。此役明军耗时8个月，多次被葡萄牙人“数发铳击败官军”。此铳就是著名的“佛朗机”，此战后为明军引进仿制。其实，明朝在弘治年间(70年前)已有走私海商经东南亚获得过这种武器，只不过当时没给这种武器起名,也没加以研究仿制，等战场上吃了苦头才开始认真研究起来。据胡宗宪《筹海图编》记载，佛郎机炮“以铁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于腹中，放之。铳外又以木包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放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相近，经此一弹，则船板打碎，水进船漏。以此横行海上，他国无敌……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征战，则无用也。”后来，明朝兵部铸造一千多佛郎机大炮，名为“大将军”，下附木架，可高可低，发放于三边守军。“然将士不善用，迄今莫能制寇也。”
近80年后荷兰人又来到了中国沿海，此时中西火炮技术差距更加大了。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七月，由韦麻郎率领的两艘荷兰巨舰及二中舟先后抵达澎湖，其时因汛防结束，明朝汛兵亦已撤走，于是荷兰人如入无人之境，在这里“伐木筑舍，为久居计。”（《明史.和兰传》）。此后, 荷兰海船游弋闽粤沿海, 其坚巨高广日益为沿海军民所认识。福建将领朱文达说:“红夷勇鸷绝伦,战器事事精工, 合闽舟师, 不足撄其锋”。 (张燮《东西洋考》卷8 税考)明朝福建官方对于荷兰人的“巨舰大炮”毫无抵御之方，只有想法子以“互市”为饵，诱以退出澎湖，移舟远去，以便以“扬帆归国”奏报朝廷，了结此事。这时新任福建巡抚南居益到任，朝廷明令福建当局把“红毛 ”赶出澎湖，南居益苦思破敌之策。此时荷兰人的战舰封锁了漳州海口，南居益亲身体验了荷兰的“巨舰大炮”，他在〈谨陈闽事始末疏〉中说：“……见大海澎湃中，万难接济战。夷舟坚铳大，能毒人于十里外，我舟当之无不糜碎。即有水犀十万，技无所施。”
明人沈德符所撰笔记《万历野获篇.红毛夷》记载了明军与荷兰军远距离海战时的史事，荷兰人所施放的红夷炮:“第见青烟一缕，此几应手糜烂，无声迹可寻，徐徐扬帆去，不折一镞，而官军死者已无算。”
明朝人把荷兰火炮战舰看作自己无法对付的庞然大物和难以逾越的海上屏障；“我舟高大, 不及彼五分之一, 而欲与争胜于稽天巨浸中, 必无幸矣”。 (史澄《广州府志》卷120《崔奇观传》)
号称红夷大炮的荷兰火炮是明人所见到的威力最大的西洋火器。与佛朗机相比, 其设计铸造更趋精密, 展示了更大威力。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荷人出没广东,粤人谋与澳门葡人共拒敌人。明朝是从中荷实战中逐渐认识了荷兰火器。巨铳乃红夷所恃长技,“长丈有咫, 能毒人于二十里外”。(陈继儒《晚香堂集》卷3《贺福建南大中丞平红夷序》)“二十里外”纯属夸张，不过射程惊人应该不假。
另外还有对西方火炮技术表示震惊的言论，如:荷兰“大铳长二丈余, 中虚如四尺车轮云。发此可洞石城, 震数十里”。 (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5《和兰》) 红夷大炮“一发十里, 当之无不立碎, 我虽有利刃, 勿可与敌; 虽有锐兵, 勿可与战”。(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16)
万历末年，从广东沿海英国沉船上捞起的20多门火炮先后运到北京，经试用，比先前传入的佛郎机铳性能好，威力大，因而引起明朝庭的关注。当时即把此炮定名为“红夷炮”。在徐光启等人力主下，明廷在天启年间向澳门葡萄牙当局购买的第一批红夷炮，并雇佣葡萄牙军人训练炮手作战，同时开始了仿制铸造。相对于明军的传统火器，红夷炮铸造所遵循的“模数”、施放时的“炮表”化、辅助设施的配备、炮弹的多样化、射程远、爆炸力强，其威力远超明军的传统火炮。但它的局限性也不小，如长于攻城，却拙于野战，装填发射的速率不高，且炮体笨重，无法迅速转移阵地，故庄野战时，多只能在开战之先就定点轰击，当敌我情势发生逆转，往往无法机动反应。西方当时发展出的攻城炮、野战炮等明朝并不知晓，也无从仿制。因此，明末在辽东的多次战役中:明军虽拥有红夷炮，但却无法有效压制清军的勇猛冲杀。
四、国人对中西火炮技术的比较
明代初期火炮限于科学技术水平限制，有着的两大缺点；
其一、以戚继光根据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所指出的；“重而难举，发而莫继”，这里主要指大型火器的问题。正如戚继光所言：“旧有大将军、发熕等器，体重千余斤，身长难移，预装则日久必结线眼生涩，临时装则势有不及，一发之后，再不敢入药，又必直起，非数十人莫举。” （《练兵实纪杂集》卷五 军器解）由于发射速度慢，装药操作复杂费力，一旦面临实战，敌人常常趁“一发之后，仓卒无以继之”，或“必伏其身，挨我火发、闻声之后即冲突而来”，或者“佯挑战诱我，或驱所掳掠我中国人先尝，我火器叠发敌叠为进退，药尽敌冲而前” （《练兵实纪杂集》卷五 军器解），导致明军常吃败仗，火炮威力的发挥大打折扣。
欧洲时的铸造技术并不特别优越，中国自战国后逐渐掌握了炼制熟铁、可锻铸铁和灌钢等技术，17世纪，中国炼铁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间的差距并不明显。然而西洋火炮在设计上，则具有管壁较厚、炮管由前至后渐粗、且倍径（指火门至炮口之距离与内径的比例）较大等特点，故射程提高、杀伤力增强且较不易膛炸。此外，西洋火炮的炮身多安有准星和照门，以为瞄准之用，两旁并铸有炮耳，便于架设在炮车或炮架之上，以调整射击角度，操作相当方便。"
其二、明代前期的火炮如碗口筒炮、铅弹一窝蜂、迅雷炮、大将军炮等等，均无瞄准具，所以命中率很低。这个毛病比较致命，大大限制了火炮威力的发挥；为了提高火炮发射的命中率，明中叶以后，采用佛郎机炮的先进技术，在炮身前加照星，后设照门，从照星孔内进行瞄准，“千步外皆可对照”，发射时，“托面以目照对其准，在放统之人用一目瞄看后照星孔中对前照星，前照星孔中对所打之物”（《武备志》卷122）。这样，大大提高了火炮命中率。
红夷炮大量引进时，中国开始使用铳规。所谓铳规，就是可用来量炮管的仰角，炮手可用铳规测量火炮的射程和测量火炮应该装填的火药量。这就是“药弹相称”的发炮要领。当时中国并没有弹药相称的观念，由16世纪欧洲的火炮制造家依据弹道学原理发明，在铳规上刻有相应的比例尺，让炮手不需要复杂的计算，就可简便地估计装药量，这是火炮发射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明朝有炮手用空炮（少量填装火药）而被严重惩罚，结果后来的炮手都将弹药装得满满的，常导致膛炸。。
中文史料中最早提到铳规的，是孙元化所写的《西法神机》。在何汝宾的《兵录》中，则有几幅铳规的使用图。
有关铳规的规格和用法，在汤若望与焦勖翻译的《火攻挈要》中有简明的记载。《火攻掣要》卷上《装放大铳应用诸器图说》提到；使用铳规时先将长柄插入炮口，便可以经由垂着的权线，在弧上读出炮管的仰角。不过，这样就要求在操作时,炮手必须冒着敌人的火力跑到炮口处测量，因此后来的人改进发明了可放在炮管末端使用的火炮仰角仪。
明朝后期大量引进西洋火炮时，明朝时人曾对西方火炮的技术特征和威力等与中国传统火器进行了比较。如1623年明人焦勖参考西方技术书籍编著的《火攻掣要》书序中说:“近来购得西洋大铳，精工坚利，命中致远，猛烈无比，更胜诸器百千万倍”。并详细比较了同期中西火器的技术特点。中国火器“铸造无法，其大器不过神威发熕，灭虏虎蹲，小器不过三眼快枪。此皆身短，受药不多，放弹不远，且无照准而难中的。铳塘外宽内窄，不圆不净，兼以弹不合口，发弹不迅不直，且无猛力。头重无耳，则转动不活，尾薄体轻，装药太紧，即颠倒炸裂”。
而“西洋火器”其“制亦长短中矩，厚薄适宜，其用能命中致远，坚利猛烈，更以造铸有传，药弹兼精。”
火药配制方面，中国造药缺乏技术标准，“不谙分两轻重之术，配合研捣之功，不能摧坚破锐，及损枪坏统及收凉失事，而延祸极惨”。西洋火药“迅速猛烈，燃之手心不热，纸上不焦及不致损枪法。”
发射技术上，中国“不谙远近之宜，多寡之用，循环之术。或失期妄发，贼至而反致缺误;或发而不继，乘间而冲突而人;或仓皇失火，未战而本营自乱。西洋分仰、平、倒三法，而知弹所到之远近，更辅之于窥远神镜，百发可以命中”。（《火攻掣要.火器总论》卷上）。
从上述明朝人共同的观点可看出，明朝末年中国的火炮制造和操纵技术确实已远远落在欧洲人之后。
之所以如此的重要原由，涉及中国科学史的大问题，本文无法深入探讨，只提一点：
最关键的是，当时西方的军事学已与数学密切结合，如在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所撰的〈译《几何原本》引〉中，即有云：“借几何之术者，惟兵法一家，国之大事，安危之本，所须此道尤最亟焉！”强调几何知识乃为精通兵学所必需。而李之藻在天启元年(1621)所上的《为制胜务须西铳，乞敕速取疏》中，亦称西国放铳之人均“明理识算”。伽利略以来西方古典弹道学理论的发展，以及火器家们在实战中经验的积累，实践的总结等，加上西方近代数学的发展，是火炮在西方得到大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开始购买红夷炮起 ,迄至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 平定新疆葛尔丹叛军止 ,在这70多年中 ，欧洲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火器理论与制造技术，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但是，也是在这70多年，欧洲的火器理论与制造技术又迈上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台阶，而中国在这方面却仍然停留在17世纪初的水平上。而17世纪初，沙俄就制造出口径为3俄寸(76毫米)的青铜“皮夏利”炮，炮膛内有10条螺旋形膛线。这种“皮夏利”炮从炮尾装填，使用楔形炮门关闭，近代后装线膛炮的雏形也已产生，这种炮曾在列宁格勒炮兵历史博物馆展出。此后更由于清王朝在国内安定后马放南山，不再重视火器研制，与天主教会的矛盾隔断了东西方火器理论与制造技术的交流渠道，从而使中国的火器研制业每况愈下，中外火器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
作者:superyi
黑火药最早由中国人发明似无疑问，而最早的管形火器，一般认为是南宋绍兴三年（1132年）陈规守卫德安时用巨竹制造的“火枪”，是目前所知世界上使用管形火器的最早战例。《金史》中所提到的“飞火枪”，即在普通长枪的枪头后部绑扎一个装有火药的筒（通常是纸制的），作战时点燃筒中的火药，喷出火来用以烧伤前来格斗的敌军，火药烧尽后则可同一般长枪一样格斗扎刺，这种玩意类似喷火筒。另一类“火枪”就是陈规用巨竹制造的，每支用两个人扛抬发射，点燃后喷射火焰烧向敌方，这已是一种原始的管形火药火器了。枪炮应该是喷火筒的合理延伸，因此很快出现了近代枪炮的前身。
一、 火炮在东西方的发展：
公元1259年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制造了发射“子窠”的“突火枪”，此枪用大竹筒制成，内装火药，还安有“子窠”，作战时点燃火药，利用火药燃烧后产生的作用力射出“子窠”。如果“子窠”就是子弹这一推测正确的话，那末这种“突火枪”可以算作近代枪炮的前身。在元代中期，这种管形火器由竹制改用金属来制造以后，被称做 “铳”。
元明铜铁制火铳传世及出土的很多，按新华网哈尔滨2006年8月5日电讯（记者呼涛），经有关专家学者研究认定，内蒙古新发现的元代火铳是迄今为止所发现中国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铜火铳,也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火炮。
这件火铳发现于1987年7月，1998年10月入藏蒙元文化博物馆，并于2004年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历代战争和战略研究室、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有关学者共同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火炮。为铜质铸造,铳形为碗口铳,全长34.7厘米。铳身竖刻两行八思巴字铭文表明其制造于“大德二年”,即1298年。在以往发现的元代铜铳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实物是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至顺三年（1332年）碗口铳。（《文物》杂志1962年第3期）此次新发现的内蒙古铜口铳,比至顺三年铳早了34年,成为一支中国和世界上最早的火炮。
一般认为是蒙古西征将火药带到阿拉伯，然后再传入西方。火炮在西方的出现据考证应该是在公元 1250 至 1275 年间在北非及西班牙的摩尔人王国中，这也是阿拉伯人将火药引进西方的旁证。阿拉伯人使用的叫做“马达发”的火器，从形态看和南宋突火枪大体类似。1325年，阿拉伯人曾使用“马达发”进攻西班牙的巴扎城。
西方对火炮最早而无争议的文字记载出现在 Walter de Millimete 替英国爱德华王子（日后的英王爱德华三世）在公元 1326 年写的书 De Offciis Regnum（论国王的职责）中，有一张用火炮发射金属箭头的彩图。虽然没有任何文字说明，还是可以看出是门火炮。事实上这种大炮只是一支巨大的的箭；这种“导弹”很快就被石制炮弹所代替。同一年（公元 1326 年），意大利的弗罗伦刹城订购了铜制大炮和一些铁弹丸和铁箭矢，交易文件还保留到今日。爱德华三世在公元 1327 年跟苏格兰人作战时曾经携有一些「crackys of war」，大约是重在15至30 磅之间的轻型炮。公元 1345 年二月一日，爱德华三世的大侍官记载了一笔修理 13 门大炮 的费用。同年在英法百年战争中著名的 Crecy 之役，爱德华三世用了两到三门大炮，击败了法军十字弓手。其后，爱德华三世使用大约 20 门大炮来围攻加莱城堡。（《枪械发展史.第2章》）
可确认的是在 13 世纪末和14世纪初，东西方几乎同时出现火炮的雏形，说明中国传播到西方的是火药知识，而非直接的军事发明。火炮应该不是一地一人的偶然发明创造，而是在中国火药武器知识影响下，东西方各国分别独立发展起来的。
二、中西方火炮技术拉开了距离
明初火器有较大的发展，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正统之后，一则由干承平日久，没有发展.火器的迫切要求;一则由于统治阶级“恐传习漏泄”, 进行封锁，如“宣德五年，敕宣府总兵官谭广：“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正统六年，边将黄真、杨洪立神铳局于宣府独石。帝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敕止之。”（《明史》卷九十二《兵志四》），所以火器发展基本呈现停滞状态。但在西欧，自13世纪末14世纪初开始火器的发展后，由于各国间和各国内部争战不已，火器得到了迅速发展。到嘉靖年间，中国人反倒要向西方学习。
例如，在中国明代中期，嘉靖四年(1525)制造的“毒火飞炮”，发射用生铁制造的爆炸弹，这是中国火器史、也是世界火器史上最早发射爆炸弹的火炮。开始使用短身管的火炮发射爆炸弹丸，这可谓最早出现的榴弹炮。嘉靖二十五年(1546)，陕西三边总督曾铣及宣大总督翁万达的上疏中有关毒火飞炮的记叙是对这种火炮的最早文献一记载。（周谷城主编 刘旭著《中国古代火炮史》p48）
而在在欧洲，捷克人在1419年至1436年的胡司战争中，首先使用了手炮---一种短身管的火炮-----榴弹炮。“榴弹炮”( Howitzer)这一术语，也来自捷克文(Hou fnice). 15世纪末，意大利和德国也出现了发射石霰弹的短管炮。早期火炮使用的弹丸形形色色，从金属箭头，铜炮弹、铅炮弹、铁炮弹、到石头炮弹都有。到16世纪中期，欧洲各国已普遍使用身管较短的滑膛炮发射球形爆炸弹丸，但中国仍然主要使用实心弹，使用“开花弹”的火炮种类不见增多。在《筹海图编》、《武备志》中提到的火炮仍然以发射实心弹为主。《武备志》卷122至123记载了明代使用的十七种火炮，从文字和图形上来看，其中发射圆形实心弹的十三种，发射空心弹的仅一种，发射空心弹的占全部火炮的6%。
在中国的元末明初（1 4世纪后半期），大口径臼炮出现。现出土的这个时期铸造的铁炮，有的口径较大，几乎呈喇叭状，如上述至顺三年（1332年）的碗口铳也可算是。这些炮用来发射石弹，应是现存最古老的臼炮。据明史记载，洪武年问铸造的碗口铳，全长为315--520毫米，口径在100-109毫米，重8.35---26.5千克，铳口敞开，便于装填石弹。洪武十八年(1385)永平府(在今河北卢龙)制造的大碗口铳，全长520毫米，口径108毫米，重26.5千克。此铳1972年在河北宽城出土，是当年明军守御宽城所用的守城炮。1965年在湖南株洲发现的大将军炮，明代正德六年(1512)十月铸造，全长810毫米，口径220毫米，重348千克，已是当时较重型火炮了。（《世界军事宝典.兵器卷》216-217页）
在欧洲早期火炮几乎都是臼炮，应是从调制混合药物的石臼而来。这些石臼炮的尺寸不大，装药量也不多，发射石弹的杀伤力有限，估计只是起心理震撼作用。而到15-16世纪出现的欧洲臼炮，其技术已追上中国。如名叫“达勒.格里特”(Dulle Griete)的根特射石炮，口径为25英寸(635毫米)，发射700磅(317.8千克)重的花岗岩石弹。俄国的巨型射石炮，身管长9英尺(2.74米)，口径达36英寸(914.4毫米)。另一门由苏格兰王詹姆斯二世1460年订制的著名火炮是 Mons Meg，长 4 公尺（13 英尺 4 英吋），口径 50.8 公分（20 吋），可发射重350磅(158.9千克)的石弹，现正保存于英国爱丁堡。（《枪械发展史.第2章》）
俄国 1525年铸造了历史记载的最大口径的“莫斯科”巨型臼炮，它的口径为36英寸(914.4毫米)，身管长18英尺(5.49米)，发射一吨重的石弹。15世纪使用臼炮数量较多的一次战役，是1453年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围攻君士坦丁堡。
当时，土耳其苏丹在东方集中了68门火炮 攻打欧亚大陆交界处的这座古城。其中，最大的火炮是名叫“皇宫”的射石炮。它的口径为30英寸(762毫米)，需用60头牛200个人才能移动。它的射程大约为1英里(1.61千米)，一发石弹重达l600磅(726.4千克)。从匈牙利征募的炮匠乌尔班(Vrban )，为“皇宫”射石炮装填一发石弹，要用两小时。“皇宫”射石炮没有炮架或支架，放在泥土墩后面进行射击。在14个炮兵连长达两个月的猛烈轰击下，这个在公元330年为君士坦丁建立的的城市，终于落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这场战争的结局标志着以城堡为依托来几乎无限期地抵御任何攻城器械攻击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英国伦敦塔现存一门跟这些攻城炮类似的一门火炮，它是在公元 1464 年由土耳其造炮巨匠穆尼耳.阿里铸成，长 5.2 米(17 英尺)，重量超过 17 吨，发射时装用重达 136 公斤（300 磅）的火药，可以将 295 公斤（650磅）重的弹丸投射到 1.6 公里（1英里）之遥。（《世界军事宝典.兵器卷》217-218页）
这些西方用于实战的巨型炮，无论口径重量和发射的炮弹及射程，都超过了同时期中国火炮。
17世纪以后，西方火炮质量大为提高，火器型号向着规范化方向发展，并开始按作战用途将火炮区分为攻城炮、野战炮、岸防炮。所有这些炮都有炮耳，瞄准具，按数学理论计算发射弹药。欧洲人开始吸收和创制出各种新式枪炮。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火炮纷纷在西方出现。
三、明朝人见识到的西方火炮技术
当西方人终于来到中国沿海时,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了西方火炮的厉害。中葡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屯门之战”（1521年），按《广东通志》记载：“檄海道副使汪鋐帅兵往逐，其舶人辄鼓众逆战，数发铳击败官军。寻有献计者，请乘其骄，募善水人潜凿其底，遂沉溺，有奋出者悉擒斩之，余皆遁去，遗其铳械”。此役明军耗时8个月，多次被葡萄牙人“数发铳击败官军”。此铳就是著名的“佛朗机”，此战后为明军引进仿制。其实，明朝在弘治年间(70年前)已有走私海商经东南亚获得过这种武器，只不过当时没给这种武器起名,也没加以研究仿制，等战场上吃了苦头才开始认真研究起来。据胡宗宪《筹海图编》记载，佛郎机炮“以铁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于腹中，放之。铳外又以木包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放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相近，经此一弹，则船板打碎，水进船漏。以此横行海上，他国无敌……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征战，则无用也。”后来，明朝兵部铸造一千多佛郎机大炮，名为“大将军”，下附木架，可高可低，发放于三边守军。“然将士不善用，迄今莫能制寇也。”
近80年后荷兰人又来到了中国沿海，此时中西火炮技术差距更加大了。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七月，由韦麻郎率领的两艘荷兰巨舰及二中舟先后抵达澎湖，其时因汛防结束，明朝汛兵亦已撤走，于是荷兰人如入无人之境，在这里“伐木筑舍，为久居计。”（《明史.和兰传》）。此后, 荷兰海船游弋闽粤沿海, 其坚巨高广日益为沿海军民所认识。福建将领朱文达说:“红夷勇鸷绝伦,战器事事精工, 合闽舟师, 不足撄其锋”。 (张燮《东西洋考》卷8 税考)明朝福建官方对于荷兰人的“巨舰大炮”毫无抵御之方，只有想法子以“互市”为饵，诱以退出澎湖，移舟远去，以便以“扬帆归国”奏报朝廷，了结此事。这时新任福建巡抚南居益到任，朝廷明令福建当局把“红毛 ”赶出澎湖，南居益苦思破敌之策。此时荷兰人的战舰封锁了漳州海口，南居益亲身体验了荷兰的“巨舰大炮”，他在〈谨陈闽事始末疏〉中说：“……见大海澎湃中，万难接济战。夷舟坚铳大，能毒人于十里外，我舟当之无不糜碎。即有水犀十万，技无所施。”
明人沈德符所撰笔记《万历野获篇.红毛夷》记载了明军与荷兰军远距离海战时的史事，荷兰人所施放的红夷炮:“第见青烟一缕，此几应手糜烂，无声迹可寻，徐徐扬帆去，不折一镞，而官军死者已无算。”
明朝人把荷兰火炮战舰看作自己无法对付的庞然大物和难以逾越的海上屏障；“我舟高大, 不及彼五分之一, 而欲与争胜于稽天巨浸中, 必无幸矣”。 (史澄《广州府志》卷120《崔奇观传》)
号称红夷大炮的荷兰火炮是明人所见到的威力最大的西洋火器。与佛朗机相比, 其设计铸造更趋精密, 展示了更大威力。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荷人出没广东,粤人谋与澳门葡人共拒敌人。明朝是从中荷实战中逐渐认识了荷兰火器。巨铳乃红夷所恃长技,“长丈有咫, 能毒人于二十里外”。(陈继儒《晚香堂集》卷3《贺福建南大中丞平红夷序》)“二十里外”纯属夸张，不过射程惊人应该不假。
另外还有对西方火炮技术表示震惊的言论，如:荷兰“大铳长二丈余, 中虚如四尺车轮云。发此可洞石城, 震数十里”。 (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5《和兰》) 红夷大炮“一发十里, 当之无不立碎, 我虽有利刃, 勿可与敌; 虽有锐兵, 勿可与战”。(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16)
万历末年，从广东沿海英国沉船上捞起的20多门火炮先后运到北京，经试用，比先前传入的佛郎机铳性能好，威力大，因而引起明朝庭的关注。当时即把此炮定名为“红夷炮”。在徐光启等人力主下，明廷在天启年间向澳门葡萄牙当局购买的第一批红夷炮，并雇佣葡萄牙军人训练炮手作战，同时开始了仿制铸造。相对于明军的传统火器，红夷炮铸造所遵循的“模数”、施放时的“炮表”化、辅助设施的配备、炮弹的多样化、射程远、爆炸力强，其威力远超明军的传统火炮。但它的局限性也不小，如长于攻城，却拙于野战，装填发射的速率不高，且炮体笨重，无法迅速转移阵地，故庄野战时，多只能在开战之先就定点轰击，当敌我情势发生逆转，往往无法机动反应。西方当时发展出的攻城炮、野战炮等明朝并不知晓，也无从仿制。因此，明末在辽东的多次战役中:明军虽拥有红夷炮，但却无法有效压制清军的勇猛冲杀。
四、国人对中西火炮技术的比较
明代初期火炮限于科学技术水平限制，有着的两大缺点；
其一、以戚继光根据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所指出的；“重而难举，发而莫继”，这里主要指大型火器的问题。正如戚继光所言：“旧有大将军、发熕等器，体重千余斤，身长难移，预装则日久必结线眼生涩，临时装则势有不及，一发之后，再不敢入药，又必直起，非数十人莫举。” （《练兵实纪杂集》卷五 军器解）由于发射速度慢，装药操作复杂费力，一旦面临实战，敌人常常趁“一发之后，仓卒无以继之”，或“必伏其身，挨我火发、闻声之后即冲突而来”，或者“佯挑战诱我，或驱所掳掠我中国人先尝，我火器叠发敌叠为进退，药尽敌冲而前” （《练兵实纪杂集》卷五 军器解），导致明军常吃败仗，火炮威力的发挥大打折扣。
欧洲时的铸造技术并不特别优越，中国自战国后逐渐掌握了炼制熟铁、可锻铸铁和灌钢等技术，17世纪，中国炼铁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间的差距并不明显。然而西洋火炮在设计上，则具有管壁较厚、炮管由前至后渐粗、且倍径（指火门至炮口之距离与内径的比例）较大等特点，故射程提高、杀伤力增强且较不易膛炸。此外，西洋火炮的炮身多安有准星和照门，以为瞄准之用，两旁并铸有炮耳，便于架设在炮车或炮架之上，以调整射击角度，操作相当方便。"
其二、明代前期的火炮如碗口筒炮、铅弹一窝蜂、迅雷炮、大将军炮等等，均无瞄准具，所以命中率很低。这个毛病比较致命，大大限制了火炮威力的发挥；为了提高火炮发射的命中率，明中叶以后，采用佛郎机炮的先进技术，在炮身前加照星，后设照门，从照星孔内进行瞄准，“千步外皆可对照”，发射时，“托面以目照对其准，在放统之人用一目瞄看后照星孔中对前照星，前照星孔中对所打之物”（《武备志》卷122）。这样，大大提高了火炮命中率。
红夷炮大量引进时，中国开始使用铳规。所谓铳规，就是可用来量炮管的仰角，炮手可用铳规测量火炮的射程和测量火炮应该装填的火药量。这就是“药弹相称”的发炮要领。当时中国并没有弹药相称的观念，由16世纪欧洲的火炮制造家依据弹道学原理发明，在铳规上刻有相应的比例尺，让炮手不需要复杂的计算，就可简便地估计装药量，这是火炮发射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明朝有炮手用空炮（少量填装火药）而被严重惩罚，结果后来的炮手都将弹药装得满满的，常导致膛炸。。
中文史料中最早提到铳规的，是孙元化所写的《西法神机》。在何汝宾的《兵录》中，则有几幅铳规的使用图。
有关铳规的规格和用法，在汤若望与焦勖翻译的《火攻挈要》中有简明的记载。《火攻掣要》卷上《装放大铳应用诸器图说》提到；使用铳规时先将长柄插入炮口，便可以经由垂着的权线，在弧上读出炮管的仰角。不过，这样就要求在操作时,炮手必须冒着敌人的火力跑到炮口处测量，因此后来的人改进发明了可放在炮管末端使用的火炮仰角仪。
明朝后期大量引进西洋火炮时，明朝时人曾对西方火炮的技术特征和威力等与中国传统火器进行了比较。如1623年明人焦勖参考西方技术书籍编著的《火攻掣要》书序中说:“近来购得西洋大铳，精工坚利，命中致远，猛烈无比，更胜诸器百千万倍”。并详细比较了同期中西火器的技术特点。中国火器“铸造无法，其大器不过神威发熕，灭虏虎蹲，小器不过三眼快枪。此皆身短，受药不多，放弹不远，且无照准而难中的。铳塘外宽内窄，不圆不净，兼以弹不合口，发弹不迅不直，且无猛力。头重无耳，则转动不活，尾薄体轻，装药太紧，即颠倒炸裂”。
而“西洋火器”其“制亦长短中矩，厚薄适宜，其用能命中致远，坚利猛烈，更以造铸有传，药弹兼精。”
火药配制方面，中国造药缺乏技术标准，“不谙分两轻重之术，配合研捣之功，不能摧坚破锐，及损枪坏统及收凉失事，而延祸极惨”。西洋火药“迅速猛烈，燃之手心不热，纸上不焦及不致损枪法。”
发射技术上，中国“不谙远近之宜，多寡之用，循环之术。或失期妄发，贼至而反致缺误;或发而不继，乘间而冲突而人;或仓皇失火，未战而本营自乱。西洋分仰、平、倒三法，而知弹所到之远近，更辅之于窥远神镜，百发可以命中”。（《火攻掣要.火器总论》卷上）。
从上述明朝人共同的观点可看出，明朝末年中国的火炮制造和操纵技术确实已远远落在欧洲人之后。
之所以如此的重要原由，涉及中国科学史的大问题，本文无法深入探讨，只提一点：
最关键的是，当时西方的军事学已与数学密切结合，如在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所撰的〈译《几何原本》引〉中，即有云：“借几何之术者，惟兵法一家，国之大事，安危之本，所须此道尤最亟焉！”强调几何知识乃为精通兵学所必需。而李之藻在天启元年(1621)所上的《为制胜务须西铳，乞敕速取疏》中，亦称西国放铳之人均“明理识算”。伽利略以来西方古典弹道学理论的发展，以及火器家们在实战中经验的积累，实践的总结等，加上西方近代数学的发展，是火炮在西方得到大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开始购买红夷炮起 ,迄至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 平定新疆葛尔丹叛军止 ,在这70多年中 ，欧洲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火器理论与制造技术，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但是，也是在这70多年，欧洲的火器理论与制造技术又迈上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台阶，而中国在这方面却仍然停留在17世纪初的水平上。而17世纪初，沙俄就制造出口径为3俄寸(76毫米)的青铜“皮夏利”炮，炮膛内有10条螺旋形膛线。这种“皮夏利”炮从炮尾装填，使用楔形炮门关闭，近代后装线膛炮的雏形也已产生，这种炮曾在列宁格勒炮兵历史博物馆展出。此后更由于清王朝在国内安定后马放南山，不再重视火器研制，与天主教会的矛盾隔断了东西方火器理论与制造技术的交流渠道，从而使中国的火器研制业每况愈下，中外火器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明朝后期对中西火炮技术的认识
作者:superyi
黑火药最早由中国人发明似无疑问，而最早的管形火器，一般认为是南宋绍兴三年（1132年）陈规守卫德安时用巨竹制造的“火枪”，是目前所知世界上使用管形火器的最早战例。《金史》中所提到的“飞火枪”，即在普通长枪的枪头后部绑扎一个装有火药的筒（通常是纸制的），作战时点燃筒中的火药，喷出火来用以烧伤前来格斗的敌军，火药烧尽后则可同一般长枪一样格斗扎刺，这种玩意类似喷火筒。另一类“火枪”就是陈规用巨竹制造的，每支用两个人扛抬发射，点燃后喷射火焰烧向敌方，这已是一种原始的管形火药火器了。枪炮应该是喷火筒的合理延伸，因此很快出现了近代枪炮的前身。
一、 火炮在东西方的发展：
公元1259年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制造了发射“子窠”的“突火枪”，此枪用大竹筒制成，内装火药，还安有“子窠”，作战时点燃火药，利用火药燃烧后产生的作用力射出“子窠”。如果“子窠”就是子弹这一推测正确的话，那末这种“突火枪”可以算作近代枪炮的前身。在元代中期，这种管形火器由竹制改用金属来制造以后，被称做 “铳”。
元明铜铁制火铳传世及出土的很多，按新华网哈尔滨2006年8月5日电讯（记者呼涛），经有关专家学者研究认定，内蒙古新发现的元代火铳是迄今为止所发现中国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铜火铳,也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火炮。
这件火铳发现于1987年7月，1998年10月入藏蒙元文化博物馆，并于2004年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历代战争和战略研究室、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有关学者共同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火炮。为铜质铸造,铳形为碗口铳,全长34.7厘米。铳身竖刻两行八思巴字铭文表明其制造于“大德二年”,即1298年。在以往发现的元代铜铳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实物是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至顺三年（1332年）碗口铳。（《文物》杂志1962年第3期）此次新发现的内蒙古铜口铳,比至顺三年铳早了34年,成为一支中国和世界上最早的火炮。
一般认为是蒙古西征将火药带到阿拉伯，然后再传入西方。火炮在西方的出现据考证应该是在公元 1250 至 1275 年间在北非及西班牙的摩尔人王国中，这也是阿拉伯人将火药引进西方的旁证。阿拉伯人使用的叫做“马达发”的火器，从形态看和南宋突火枪大体类似。1325年，阿拉伯人曾使用“马达发”进攻西班牙的巴扎城。
西方对火炮最早而无争议的文字记载出现在 Walter de Millimete 替英国爱德华王子（日后的英王爱德华三世）在公元 1326 年写的书 De Offciis Regnum（论国王的职责）中，有一张用火炮发射金属箭头的彩图。虽然没有任何文字说明，还是可以看出是门火炮。事实上这种大炮只是一支巨大的的箭；这种“导弹”很快就被石制炮弹所代替。同一年（公元 1326 年），意大利的弗罗伦刹城订购了铜制大炮和一些铁弹丸和铁箭矢，交易文件还保留到今日。爱德华三世在公元 1327 年跟苏格兰人作战时曾经携有一些「crackys of war」，大约是重在15至30 磅之间的轻型炮。公元 1345 年二月一日，爱德华三世的大侍官记载了一笔修理 13 门大炮 的费用。同年在英法百年战争中著名的 Crecy 之役，爱德华三世用了两到三门大炮，击败了法军十字弓手。其后，爱德华三世使用大约 20 门大炮来围攻加莱城堡。（《枪械发展史.第2章》）
可确认的是在 13 世纪末和14世纪初，东西方几乎同时出现火炮的雏形，说明中国传播到西方的是火药知识，而非直接的军事发明。火炮应该不是一地一人的偶然发明创造，而是在中国火药武器知识影响下，东西方各国分别独立发展起来的。
二、中西方火炮技术拉开了距离
明初火器有较大的发展，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正统之后，一则由干承平日久，没有发展.火器的迫切要求;一则由于统治阶级“恐传习漏泄”, 进行封锁，如“宣德五年，敕宣府总兵官谭广：“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正统六年，边将黄真、杨洪立神铳局于宣府独石。帝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敕止之。”（《明史》卷九十二《兵志四》），所以火器发展基本呈现停滞状态。但在西欧，自13世纪末14世纪初开始火器的发展后，由于各国间和各国内部争战不已，火器得到了迅速发展。到嘉靖年间，中国人反倒要向西方学习。
例如，在中国明代中期，嘉靖四年(1525)制造的“毒火飞炮”，发射用生铁制造的爆炸弹，这是中国火器史、也是世界火器史上最早发射爆炸弹的火炮。开始使用短身管的火炮发射爆炸弹丸，这可谓最早出现的榴弹炮。嘉靖二十五年(1546)，陕西三边总督曾铣及宣大总督翁万达的上疏中有关毒火飞炮的记叙是对这种火炮的最早文献一记载。（周谷城主编 刘旭著《中国古代火炮史》p48）
而在在欧洲，捷克人在1419年至1436年的胡司战争中，首先使用了手炮---一种短身管的火炮-----榴弹炮。“榴弹炮”( Howitzer)这一术语，也来自捷克文(Hou fnice). 15世纪末，意大利和德国也出现了发射石霰弹的短管炮。早期火炮使用的弹丸形形色色，从金属箭头，铜炮弹、铅炮弹、铁炮弹、到石头炮弹都有。到16世纪中期，欧洲各国已普遍使用身管较短的滑膛炮发射球形爆炸弹丸，但中国仍然主要使用实心弹，使用“开花弹”的火炮种类不见增多。在《筹海图编》、《武备志》中提到的火炮仍然以发射实心弹为主。《武备志》卷122至123记载了明代使用的十七种火炮，从文字和图形上来看，其中发射圆形实心弹的十三种，发射空心弹的仅一种，发射空心弹的占全部火炮的6%。
在中国的元末明初（1 4世纪后半期），大口径臼炮出现。现出土的这个时期铸造的铁炮，有的口径较大，几乎呈喇叭状，如上述至顺三年（1332年）的碗口铳也可算是。这些炮用来发射石弹，应是现存最古老的臼炮。据明史记载，洪武年问铸造的碗口铳，全长为315--520毫米，口径在100-109毫米，重8.35---26.5千克，铳口敞开，便于装填石弹。洪武十八年(1385)永平府(在今河北卢龙)制造的大碗口铳，全长520毫米，口径108毫米，重26.5千克。此铳1972年在河北宽城出土，是当年明军守御宽城所用的守城炮。1965年在湖南株洲发现的大将军炮，明代正德六年(1512)十月铸造，全长810毫米，口径220毫米，重348千克，已是当时较重型火炮了。（《世界军事宝典.兵器卷》216-217页）
在欧洲早期火炮几乎都是臼炮，应是从调制混合药物的石臼而来。这些石臼炮的尺寸不大，装药量也不多，发射石弹的杀伤力有限，估计只是起心理震撼作用。而到15-16世纪出现的欧洲臼炮，其技术已追上中国。如名叫“达勒.格里特”(Dulle Griete)的根特射石炮，口径为25英寸(635毫米)，发射700磅(317.8千克)重的花岗岩石弹。俄国的巨型射石炮，身管长9英尺(2.74米)，口径达36英寸(914.4毫米)。另一门由苏格兰王詹姆斯二世1460年订制的著名火炮是 Mons Meg，长 4 公尺（13 英尺 4 英吋），口径 50.8 公分（20 吋），可发射重350磅(158.9千克)的石弹，现正保存于英国爱丁堡。（《枪械发展史.第2章》）
俄国 1525年铸造了历史记载的最大口径的“莫斯科”巨型臼炮，它的口径为36英寸(914.4毫米)，身管长18英尺(5.49米)，发射一吨重的石弹。15世纪使用臼炮数量较多的一次战役，是1453年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围攻君士坦丁堡。
当时，土耳其苏丹在东方集中了68门火炮 攻打欧亚大陆交界处的这座古城。其中，最大的火炮是名叫“皇宫”的射石炮。它的口径为30英寸(762毫米)，需用60头牛200个人才能移动。它的射程大约为1英里(1.61千米)，一发石弹重达l600磅(726.4千克)。从匈牙利征募的炮匠乌尔班(Vrban )，为“皇宫”射石炮装填一发石弹，要用两小时。“皇宫”射石炮没有炮架或支架，放在泥土墩后面进行射击。在14个炮兵连长达两个月的猛烈轰击下，这个在公元330年为君士坦丁建立的的城市，终于落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这场战争的结局标志着以城堡为依托来几乎无限期地抵御任何攻城器械攻击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英国伦敦塔现存一门跟这些攻城炮类似的一门火炮，它是在公元 1464 年由土耳其造炮巨匠穆尼耳.阿里铸成，长 5.2 米(17 英尺)，重量超过 17 吨，发射时装用重达 136 公斤（300 磅）的火药，可以将 295 公斤（650磅）重的弹丸投射到 1.6 公里（1英里）之遥。（《世界军事宝典.兵器卷》217-218页）
这些西方用于实战的巨型炮，无论口径重量和发射的炮弹及射程，都超过了同时期中国火炮。
17世纪以后，西方火炮质量大为提高，火器型号向着规范化方向发展，并开始按作战用途将火炮区分为攻城炮、野战炮、岸防炮。所有这些炮都有炮耳，瞄准具，按数学理论计算发射弹药。欧洲人开始吸收和创制出各种新式枪炮。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火炮纷纷在西方出现。
三、明朝人见识到的西方火炮技术
当西方人终于来到中国沿海时,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了西方火炮的厉害。中葡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屯门之战”（1521年），按《广东通志》记载：“檄海道副使汪鋐帅兵往逐，其舶人辄鼓众逆战，数发铳击败官军。寻有献计者，请乘其骄，募善水人潜凿其底，遂沉溺，有奋出者悉擒斩之，余皆遁去，遗其铳械”。此役明军耗时8个月，多次被葡萄牙人“数发铳击败官军”。此铳就是著名的“佛朗机”，此战后为明军引进仿制。其实，明朝在弘治年间(70年前)已有走私海商经东南亚获得过这种武器，只不过当时没给这种武器起名,也没加以研究仿制，等战场上吃了苦头才开始认真研究起来。据胡宗宪《筹海图编》记载，佛郎机炮“以铁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于腹中，放之。铳外又以木包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放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相近，经此一弹，则船板打碎，水进船漏。以此横行海上，他国无敌……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征战，则无用也。”后来，明朝兵部铸造一千多佛郎机大炮，名为“大将军”，下附木架，可高可低，发放于三边守军。“然将士不善用，迄今莫能制寇也。”
近80年后荷兰人又来到了中国沿海，此时中西火炮技术差距更加大了。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七月，由韦麻郎率领的两艘荷兰巨舰及二中舟先后抵达澎湖，其时因汛防结束，明朝汛兵亦已撤走，于是荷兰人如入无人之境，在这里“伐木筑舍，为久居计。”（《明史.和兰传》）。此后, 荷兰海船游弋闽粤沿海, 其坚巨高广日益为沿海军民所认识。福建将领朱文达说:“红夷勇鸷绝伦,战器事事精工, 合闽舟师, 不足撄其锋”。 (张燮《东西洋考》卷8 税考)明朝福建官方对于荷兰人的“巨舰大炮”毫无抵御之方，只有想法子以“互市”为饵，诱以退出澎湖，移舟远去，以便以“扬帆归国”奏报朝廷，了结此事。这时新任福建巡抚南居益到任，朝廷明令福建当局把“红毛 ”赶出澎湖，南居益苦思破敌之策。此时荷兰人的战舰封锁了漳州海口，南居益亲身体验了荷兰的“巨舰大炮”，他在〈谨陈闽事始末疏〉中说：“……见大海澎湃中，万难接济战。夷舟坚铳大，能毒人于十里外，我舟当之无不糜碎。即有水犀十万，技无所施。”
明人沈德符所撰笔记《万历野获篇.红毛夷》记载了明军与荷兰军远距离海战时的史事，荷兰人所施放的红夷炮:“第见青烟一缕，此几应手糜烂，无声迹可寻，徐徐扬帆去，不折一镞，而官军死者已无算。”
明朝人把荷兰火炮战舰看作自己无法对付的庞然大物和难以逾越的海上屏障；“我舟高大, 不及彼五分之一, 而欲与争胜于稽天巨浸中, 必无幸矣”。 (史澄《广州府志》卷120《崔奇观传》)
号称红夷大炮的荷兰火炮是明人所见到的威力最大的西洋火器。与佛朗机相比, 其设计铸造更趋精密, 展示了更大威力。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荷人出没广东,粤人谋与澳门葡人共拒敌人。明朝是从中荷实战中逐渐认识了荷兰火器。巨铳乃红夷所恃长技,“长丈有咫, 能毒人于二十里外”。(陈继儒《晚香堂集》卷3《贺福建南大中丞平红夷序》)“二十里外”纯属夸张，不过射程惊人应该不假。
另外还有对西方火炮技术表示震惊的言论，如:荷兰“大铳长二丈余, 中虚如四尺车轮云。发此可洞石城, 震数十里”。 (茅瑞征《皇明象胥录》卷5《和兰》) 红夷大炮“一发十里, 当之无不立碎, 我虽有利刃, 勿可与敌; 虽有锐兵, 勿可与战”。(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16)
万历末年，从广东沿海英国沉船上捞起的20多门火炮先后运到北京，经试用，比先前传入的佛郎机铳性能好，威力大，因而引起明朝庭的关注。当时即把此炮定名为“红夷炮”。在徐光启等人力主下，明廷在天启年间向澳门葡萄牙当局购买的第一批红夷炮，并雇佣葡萄牙军人训练炮手作战，同时开始了仿制铸造。相对于明军的传统火器，红夷炮铸造所遵循的“模数”、施放时的“炮表”化、辅助设施的配备、炮弹的多样化、射程远、爆炸力强，其威力远超明军的传统火炮。但它的局限性也不小，如长于攻城，却拙于野战，装填发射的速率不高，且炮体笨重，无法迅速转移阵地，故庄野战时，多只能在开战之先就定点轰击，当敌我情势发生逆转，往往无法机动反应。西方当时发展出的攻城炮、野战炮等明朝并不知晓，也无从仿制。因此，明末在辽东的多次战役中:明军虽拥有红夷炮，但却无法有效压制清军的勇猛冲杀。
四、国人对中西火炮技术的比较
明代初期火炮限于科学技术水平限制，有着的两大缺点；
其一、以戚继光根据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所指出的；“重而难举，发而莫继”，这里主要指大型火器的问题。正如戚继光所言：“旧有大将军、发熕等器，体重千余斤，身长难移，预装则日久必结线眼生涩，临时装则势有不及，一发之后，再不敢入药，又必直起，非数十人莫举。” （《练兵实纪杂集》卷五 军器解）由于发射速度慢，装药操作复杂费力，一旦面临实战，敌人常常趁“一发之后，仓卒无以继之”，或“必伏其身，挨我火发、闻声之后即冲突而来”，或者“佯挑战诱我，或驱所掳掠我中国人先尝，我火器叠发敌叠为进退，药尽敌冲而前” （《练兵实纪杂集》卷五 军器解），导致明军常吃败仗，火炮威力的发挥大打折扣。
欧洲时的铸造技术并不特别优越，中国自战国后逐渐掌握了炼制熟铁、可锻铸铁和灌钢等技术，17世纪，中国炼铁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间的差距并不明显。然而西洋火炮在设计上，则具有管壁较厚、炮管由前至后渐粗、且倍径（指火门至炮口之距离与内径的比例）较大等特点，故射程提高、杀伤力增强且较不易膛炸。此外，西洋火炮的炮身多安有准星和照门，以为瞄准之用，两旁并铸有炮耳，便于架设在炮车或炮架之上，以调整射击角度，操作相当方便。"
其二、明代前期的火炮如碗口筒炮、铅弹一窝蜂、迅雷炮、大将军炮等等，均无瞄准具，所以命中率很低。这个毛病比较致命，大大限制了火炮威力的发挥；为了提高火炮发射的命中率，明中叶以后，采用佛郎机炮的先进技术，在炮身前加照星，后设照门，从照星孔内进行瞄准，“千步外皆可对照”，发射时，“托面以目照对其准，在放统之人用一目瞄看后照星孔中对前照星，前照星孔中对所打之物”（《武备志》卷122）。这样，大大提高了火炮命中率。
红夷炮大量引进时，中国开始使用铳规。所谓铳规，就是可用来量炮管的仰角，炮手可用铳规测量火炮的射程和测量火炮应该装填的火药量。这就是“药弹相称”的发炮要领。当时中国并没有弹药相称的观念，由16世纪欧洲的火炮制造家依据弹道学原理发明，在铳规上刻有相应的比例尺，让炮手不需要复杂的计算，就可简便地估计装药量，这是火炮发射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明朝有炮手用空炮（少量填装火药）而被严重惩罚，结果后来的炮手都将弹药装得满满的，常导致膛炸。。
中文史料中最早提到铳规的，是孙元化所写的《西法神机》。在何汝宾的《兵录》中，则有几幅铳规的使用图。
有关铳规的规格和用法，在汤若望与焦勖翻译的《火攻挈要》中有简明的记载。《火攻掣要》卷上《装放大铳应用诸器图说》提到；使用铳规时先将长柄插入炮口，便可以经由垂着的权线，在弧上读出炮管的仰角。不过，这样就要求在操作时,炮手必须冒着敌人的火力跑到炮口处测量，因此后来的人改进发明了可放在炮管末端使用的火炮仰角仪。
明朝后期大量引进西洋火炮时，明朝时人曾对西方火炮的技术特征和威力等与中国传统火器进行了比较。如1623年明人焦勖参考西方技术书籍编著的《火攻掣要》书序中说:“近来购得西洋大铳，精工坚利，命中致远，猛烈无比，更胜诸器百千万倍”。并详细比较了同期中西火器的技术特点。中国火器“铸造无法，其大器不过神威发熕，灭虏虎蹲，小器不过三眼快枪。此皆身短，受药不多，放弹不远，且无照准而难中的。铳塘外宽内窄，不圆不净，兼以弹不合口，发弹不迅不直，且无猛力。头重无耳，则转动不活，尾薄体轻，装药太紧，即颠倒炸裂”。
而“西洋火器”其“制亦长短中矩，厚薄适宜，其用能命中致远，坚利猛烈，更以造铸有传，药弹兼精。”
火药配制方面，中国造药缺乏技术标准，“不谙分两轻重之术，配合研捣之功，不能摧坚破锐，及损枪坏统及收凉失事，而延祸极惨”。西洋火药“迅速猛烈，燃之手心不热，纸上不焦及不致损枪法。”
发射技术上，中国“不谙远近之宜，多寡之用，循环之术。或失期妄发，贼至而反致缺误;或发而不继，乘间而冲突而人;或仓皇失火，未战而本营自乱。西洋分仰、平、倒三法，而知弹所到之远近，更辅之于窥远神镜，百发可以命中”。（《火攻掣要.火器总论》卷上）。
从上述明朝人共同的观点可看出，明朝末年中国的火炮制造和操纵技术确实已远远落在欧洲人之后。
之所以如此的重要原由，涉及中国科学史的大问题，本文无法深入探讨，只提一点：
最关键的是，当时西方的军事学已与数学密切结合，如在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所撰的〈译《几何原本》引〉中，即有云：“借几何之术者，惟兵法一家，国之大事，安危之本，所须此道尤最亟焉！”强调几何知识乃为精通兵学所必需。而李之藻在天启元年(1621)所上的《为制胜务须西铳，乞敕速取疏》中，亦称西国放铳之人均“明理识算”。伽利略以来西方古典弹道学理论的发展，以及火器家们在实战中经验的积累，实践的总结等，加上西方近代数学的发展，是火炮在西方得到大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开始购买红夷炮起 ,迄至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 平定新疆葛尔丹叛军止 ,在这70多年中 ，欧洲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火器理论与制造技术，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但是，也是在这70多年，欧洲的火器理论与制造技术又迈上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台阶，而中国在这方面却仍然停留在17世纪初的水平上。而17世纪初，沙俄就制造出口径为3俄寸(76毫米)的青铜“皮夏利”炮，炮膛内有10条螺旋形膛线。这种“皮夏利”炮从炮尾装填，使用楔形炮门关闭，近代后装线膛炮的雏形也已产生，这种炮曾在列宁格勒炮兵历史博物馆展出。此后更由于清王朝在国内安定后马放南山，不再重视火器研制，与天主教会的矛盾隔断了东西方火器理论与制造技术的交流渠道，从而使中国的火器研制业每况愈下，中外火器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
夹杂私货也不是你这样的杂法吧。。。
原帖由 东皇太一 于 2008-2-19 12:31 发表
夹杂私货也不是你这样的杂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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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明兵制考 卷下 战车 引李贤语》：论中国之长技，无出火枪，前代未尝有也。若用之得法，虏之弓马弗能当也。
《武备志》：鞑虏畏中国者，火器也。
《明穆宗实录》：中国长技无如火器。
《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人的优越火器技术使得明朝永远地利刃在手。
:handshake
《武备志》：鞑虏畏中国者，火器也。
《明穆宗实录》：中国长技无如火器。
《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人的优越火器技术使得明朝永远地利刃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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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虏畏中国者，火器也——从欧洲引进的火器确实厉害。
从欧洲引进的火器确实厉害。:handshake
近代早期中国与世界———西方科技对明军火器技术的影响
作者:乐成张
火器在我国军中的应用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北宋时，军事上已使用火药，出现了一些燃烧性、爆炸性的火器，但对战争影响不大，在战场上，宋军仍以刀枪弓箭为主要武器。到了元代，情况有所发展，出现了新式武器—突火枪，并开始制造金属管形火器——火铳，火铳是元代在南宋长期使用的各类火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用火药爆炸产生的气压把子弹射向远方，杀伤力颇大，当时人们崇拜火铳，称之为神器，金属管形火器的出现和使用，为中国兵器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明初军队的火器配备已初具规模，朱元璋在位时，各地卫所驻军已有10%装备火铳，洪武年间，军法规定“每百户，铳手10名，刀牌手20名，弓箭手30名，炮手40 名。”①从洪武至永乐年间火铳制造技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增加了品种和数量，改进了结构，提高了质量。同明太祖洪武年间（1368—1398）的火铳相比，永乐时期（1403—1424）的火铳有了比较大的改进，除了表现在制造工艺更加精细、产品精度更加提高外，主要表现在构造的改进和配件的增加等方面。首先是外形构造上的改进，这一时期火铳的外形改变最明显，前膛已不再是简单的直筒形，而是从铳口到药室逐渐增大，形似现在的粉笔，这是前膛壁从铳口到药室逐渐增厚的结果。构造上的这种改进，反映了当时的火铳研制者对火药在药室内燃烧后作用于膛壁的压强从药室前到铳口成递减分布的状况，有了一定的经验和感性的认识，因此在设计火铳时，在膛径保持前后不变的情况下，把靠近药室的膛壁增厚，使它能承受比较大的膛压，而铳口所受的膛压最小，所以膛壁也最薄，这是当时火铳设计科学性提高的表现。其次是增加了火门盖，火铳构造上的另一个重要改进，是在药室的火门外，增加了一个长方形的曲面活动盖，盖的一端固连在铳上，可以翻旋，装填火药后便把活动盖盖上，保持药室内的火药不受风雨灰沙的侵蚀，处于干燥清洁和良好的待发状态。第三是增配了装药匙，这种增配的装药匙是专门给火铳装填火药用的，出土实物也不算少。在已经发现的装药匙中，除单独出土的外，也有的伴随火铳一起出土，如在南京东华门附近挖出“神字二十一号”铳时，也随着挖出了一个装药匙，匙柄上刻有“重二两五钱”等字。第四是使用了“木马子”,在出土的实物中，还发现个别火铳中残存有“木马子”，“木马子”是在药室中装填火药后用以筑实火药用的附件，具有紧塞和闭气的作用，可以增强火药的爆发力，使安在“木马子”前的弹丸受力瞬时而集中，增加了射程。②据《大明会典•火器》记载，在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前，军器局每年要造“椴木马子三万个，檀木马子九万个”，因此，“木马子”似应在明初已经制造，永乐火铳都刻有铭文，内容有编号数和造铳年月，反映了当时火铳的统一制造和管理的情况，从已经出土的永乐型手铳的各个编号数，可以判断永乐到弘治年间所造火铳已经超过十六万支。③火铳的大量制造和使用引起我国古代作战方式的大变革，这次大变革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第一是火铳和冷兵器相结合的战术，在野战、攻守城战和水战中都有创造；第二是在边防、海防要地开始增配火铳，改善了守备设施。这些变革，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以往在冷兵器时代的变革所不可比拟的。
永乐八年(1410年)明成祖在军中组建了专门的枪炮部队神机营，其总兵力维持在7﹑8万人左右，标准编制为每营兵力五千人：步兵3600 人，骑兵1000人，炮兵400人(管理野战重炮及大连珠炮)，装备火铳3600杆，合用药9000斤，重八钱铅子90万个，大连珠炮200杆(多管火铳)，合用药675 斤，手把铳400杆(炮兵防身用手铳)，盏口将军160位(野战重炮)④，火器的应用趋于专业化，作战时每人配备火药罐2个，一个装发射药，另一个装引火药，携带铅弹数百发，当时的发射药已经使用粒状火药，而不是以前的粉末状火药，其成分比例为硝1两(占75.75%)，硫磺1钱4分(占10.6%)，柳炭1钱8分(占13.65%)已经基本达到黑火药的最佳配比了(硝75%，硫磺10%，炭15%)。由于发射速度较慢，为弥补这一缺点，通常在战术上采用三排轮放法，即一排装铳，一排进铳，一排放铳，第一排发射完毕后，退至第三排装铳，第二排进至第一排位置放铳，如此轮流发射，配合步兵、骑兵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独立枪炮部队建制在当时世界各国都首屈一指，不过这个时候的火器应用仍然仅起削弱敌军骑兵冲锋势头的作用，离战场主力的地位还差的很远。明朝建国之初，火器的发明和制作在世界上是居于领先地位的，可是俗话说有压力才有动力，承平日久，火器技术的发展就开始迟滞起来，于是西欧国家在火器的发展方面就超过了明朝。嘉靖（1521—1566）之后，南有倭寇，北有蒙古和后金，内忧外患严重，军事斗争十分激烈，于是火器技术在明朝又继续发展起来。十六世纪中叶，西方的火绳枪传入中国和日本，当时明朝官员发现这种长管西洋火器填药量与射程比明制火铳更优越，马上交由军器局和兵仗局引进改良，明式的火绳枪又叫鸟铳，有弧状把手和准星，利于三点一线射击。到大明嘉靖三十七年（１５５８），明军大致已经有了１万多支鸟铳，嘉靖四十年（１５６１），明军又在鸟铳的基础上发明了子母铳，１支鸟铳带４支子铳，可依次连续发射，射速大为提高。⑤明代火器专家赵士桢（1553—1611），在土耳其火绳枪的基础上又改进出鲁密铳，这种火器弹药装填量高，射程远，威力比同期欧洲火绳枪大，更比当时日本的火绳枪轻便，因此在明军中大量装备，壬辰援朝战争（1592— 1598）中打垮日军，少不了子母铳跟鲁密铳的功勋。
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佛朗机（葡萄牙）攻占了满剌加（又名马六甲，十四至十六世纪马来西亚之马来亚封建王国），随即侵犯我国东南海面，为更好地向中国扩张，正德九年（1514），佛朗机首任满剌加守将勃列多派遣阿尔华列士率军舰，抵达新安县的屯门（即今香港屯门），并在岛上树碑立石以图谋永久占据，此后，屯门便成了佛朗机的据点。正德十二年（1517），佛朗机驻满剌加总督卧亚派安达拉率军舰四艘前往中国，随行还有特使皮利司，到达屯门后，留下两艘军舰，佛朗机一边进京谋求通商，一边却在屯门等地营建据点，干着海盗的勾当。⑥佛朗机的暴行，引起明朝军民的义愤。明武宗在北京驱逐皮利司后即命广东按察使汪鋐（1466-1536）驱逐东莞屯门的佛朗机，当时佛朗机有十多艘“蜈蚣船”（大型葡萄牙多桨船，底尖而阔，航行迅速，逆风亦可行，不惧风浪，上有千斤佛郎机舰炮并有火球、火箭）泊于屯门，另在岸上设有军事营垒，汪鋐指挥明军击败葡军并缴获大量佛朗机炮，当时明人称葡萄牙人为佛郎机，所以就把这种火炮也叫做佛郎机，佛郎机与当时明军装备的火炮相比，在结构上有根本性改变，比明制火炮优越得多，佛郎机炮是一种铁制后装滑膛炮，整炮由三部分组成：炮管、炮腹、子炮，开炮时先将火药弹丸填入子炮中，然后把子炮装入炮腹中，引燃子炮火门进行射击，采用了母铳与子铳结构，母铳即炮筒，子铳实为小火铳，每门母铳配4～9个子铳，每门子铳事先装填弹药以备使用，作战时，先将一个子铳装入母铳的弹室中，发射后，将空子铳退出，换装另一个，由于可以轮流换装子铳，减少了临时装填弹药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射击速度，因此又被称作“子母炮”，佛郎机炮还安装了瞄准具，即增大了射程，又提高了精度，显然，佛郎机已初步具备了现代火炮的基本特点，的确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武器。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佛郎机炮也有一个无法克服的缺点：子炮与炮腹间缝隙公差大，造成火药气体泄漏，因此不具备红夷大炮的远射程。⑦之后，在汪鋐倡导下由军器局和兵仗局组织人员仿制，研制出了射程、威力、精度都比葡制佛郎机更优越的火炮，大大提高了明军炮兵的战斗力。明廷对佛郎机炮是十分重视的，且仿制的火炮各种规格齐全，据文献记载和各地出土的上百件佛郎机实物印证，仅嘉靖年间，兵仗局，军器局和边关驻军就制造了大样佛郎机、中样佛郎机、小样佛郎机，骑兵佛郎机，佛朗机式流星炮、百出佛郎机、万胜佛郎机、连珠佛郎机、无敌大将军饱、钢发贯等十多种，总数达三，四万门之多，分别用作舰炮，城防炮、战车炮、野战炮、步兵枪、骑兵枪成为明军的主要装备之一。⑧明军以这些佛郎机为基础，创建了新型的水兵营和由车炮营，骑兵营、步兵营，辎重营组成的合成军，并建立了长城的火炮防御休系。明朝后期火器在战场上已经相当普及，明军主力和精锐部队都大量使用火器，冷热兵器配备达到了3：1，仅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至天启元年(1621)，三年中因辽战发往广宁以资补充的各种火器，累计大炮18154门，佛郎机4090架，枪类2080杆，火药类177，3658斤，大小铅弹142368斤，大小铁弹1253200个之多，火器几乎占到了全部兵器的一半。⑨
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盔甲（1559—1626）起兵，万历三十六年(1608)四月努尔哈赤与明朝边将立碑划界，从此自称为国，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建立后金政权，万历四十六年（1618）以"七大恨"祭天，誓师伐明，攻陷抚顺，第二年三月，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北）大败杨镐统率的四路大军，开原、铁岭相继失守。满朝文武大臣都十分震惊，大家齐集在宫门外，呼吁明神宗增强兵力，调拨军饷，抵抗后金。翰林院官员徐光启，一连上了三道奏章，认为要挽救国家危局，只有精选人才，训练新兵，还自愿担任练兵的工作，明神宗听说徐光启熟识军事，就批准他到通州练兵。徐光启（1562～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进士出身，明代杰出的科学家，一生30余年为官，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同时他又是一位天主教徒，在科学研究和实验方面，他的贡献为人称道。他不但很注重研究我国丰富的科学文化遗产，如天文、历法、而且还是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先驱。明代末期，西方正值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技术开始迅猛向前发展，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新兴的科学技术、文化思想逐渐向古老的东方知识界渗透，徐光启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接受并系统地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尤其是数学知识、水利理论和火器技术等先进科技。他还写了一系列论兵之作，有《兵机要略》、《火攻要略》﹑《西法神机》等，主张用西洋火炮，选练精兵。由于明军溃败，朝廷起用徐光启训练新兵、防御北京城。徐光启认为：“都城万全之计，必赖大小炮位。其铳台必须大者，只于城台两傍各造一锐角台，以备城门。内城西北，外城西南，各造一台，以备纡曲。”⑩徐光启认为明军拥有的旧式佛郎机炮对后金军已无优势可言，火器是克敌致胜的利器，必须引进西方新式武器，于是写信给杭州的天主教友人李之藻和杨廷筠，设法购买西洋火器，以备练兵之用，信奉天主教的徐光启也想藉西洋火器的输入，顺便夹带一些耶稣会士入华，以利传教事业的发展并加强军事工业，然而，耶酥会士来华传播西方科技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天主教的福音，这是他们的群体意识和共同目的，至于引入与铸造新式武器之事，则是有悖于基督教教义的，《旧约•依撒意亚》书曰：“他(指雅威即天主的名)将统治万国，主宰万民,使他们把利剑锤打成锄头,长矛锤打成镰刀,国与国之间不在举刀相向,不再发动战事,雅各伯家族,来!让我们行走在雅威的光明中”⑾以天主福音之使者可以从事以杀人为目的的军事工作吗？可是耶稣会士们由于各人对教义理解上的差异，在对待此事的态度上也就有所不同。于是，一批耶稣会士们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以军事辅传教之路。其中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1582-1649)的态度最为积极，他主动上疏，为明廷出谋划策，直接向明廷上奏富国强兵四大策，一、改历法，二、辨矿脉，三、通西商，四、购西铳，是明朝政权的一位最忠诚的朋友。中国教区耶稣会会长龙华民（NicolasLongobardi，1559—1654）最为正统保守，在传教方式上，他主张公开走向社会，发展教徒，要求入教者必须抛弃传统的中国习俗，反对祭孔祭祖，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仍表示愿意以耶稣会士的身份效忠皇上。汤若望（Schall von Bell, Jean Adam,1591——1660）在铸造火炮的问题上，也改变了传教士不应从事军事工作的初衷，为明廷制造了可装40镑炮弹的大炮20门和由士兵背负的小炮500门供明军使用。
从时代背景看，自16世纪开始，整个世界形势发生了历史性巨变，新兴的一些西欧国家已获得长足发展，随着文艺复兴，科学技术亦步入了近代发展阶段。美洲新大陆的发现，首次环球航行的成功，更促成了欧洲各国纷纷向海外拓展，走向东方就成为一种历史趋势。与西欧社会变革相适应，传统的基督教内部也出现了裂变。宗教改革运动后，新旧各教派便不断分化和重新组合，1534年，伊纳爵•罗耀拉(1491—1556)在天主教内创建耶稣会，该会由于是在新的形势下建立，因而具有自己的特色，为适应欧洲的社会新形势和恢复人们对天主教失落的敬仰，创建者罗耀拉特别强调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以默祷修行与学习知识来救赎灵魂，故耶稣会士大多是西方科学文化饱学之士。该会还认为，传教士要深入社会各阶层，以扩大其影响，强调要培养大批基督精英，因而十分重视兴办学校，研讨学问及科学技术，如利玛窦就曾在耶稣会罗马学院师从当时欧洲著名数学家克拉维斯学习数学，1622年来华的汤若望亦曾在罗马学院受过系统宗教和科学教育。因此,耶稣会士的科学文化素养为学术传教奠定了基础,成为其在中国“孔子加耶稣”社会实践的内动力。所有这些都为其后该会以灵活变通的方式来华传教，以及着力推行学术传教奠定了基础。
天主教在华传播所遇到的一大障碍，就是中国素以“天朝大国”自居，中国人普遍存在自大心态，要克服这一障碍，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积极推行学术传教，使更多的有识之士能放眼外部世界，通过他们去消除这种心理障碍。利玛窦是这一主张最坚定的实践者之一，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出生于意大利的马塞拉塔城，少年学习宗教，后在罗马学习法律、哲学、神学及数学。1582年受命罗马教廷来澳门传教，从澳门出发，先后在中国的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居住并传教，于1601年初到达北京，1610年5月在北京病逝。利氏在中国传教28年，针对当时很难在华传播福音的现状，他着汉服，习汉文，说汉话，巧妙地利用科技知识传教，开创了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的新局面。他主张教会派神父东来时，不要派助理修士和专门从事讲道的神父，而应派有高深学术知识的人。他自踏上中国国土的第一天起，就积极推行学术传教。他在教堂里，专辟展场及图书室，展出了自鸣钟、望远镜、浑天仪、地球仪、光谱仪、世界地图以及许多西文图书等等，令观赏者大开眼界。同时利玛窦也借学术会友，就人文、历法、地理、数学、物理、文学、艺术等领域进行广泛交流，在对待当时中国流行的儒、道、佛三教的态度上，采取了联合儒教，反对道、佛教的策略。用儒学解释天主教义，用西学拨动中国学者的求知欲，既赢得了自视甚高的士大夫的赞誉，也扩大了天主教的影响。利氏在华期间，广泛结交政府缙绅与学者，其中著名者有徐光启、李之藻、李贽、杨廷筠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被史家称为当时天主教在华的三大柱石，他们彼此合作译书，互为知音，希望通过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来达到传教的日的，力图把中国的“天”或“天道”观念与西方的上帝观念相结合，希望以此将基督教的福音传给中国的芸芸众生。
泰昌元年（1620），李之藻和杨廷筠二人合捐了笔钱，在耶酥会士陆若汉（Jean Rodtrgues,1561-1633）帮助下,从澳门购得威力超群的葡国大炮四门，以后朝廷又派人由陆若汉陪同去澳门购得红夷大炮22门，并聘23名葡国炮师同来造炮练兵，随后受训士兵与其中11门西洋大炮被调往山海关前线宁远城，明廷还聘请精通炮术的耶稣会士阳玛诺(Manuel Dias/, Jr.,1574-1659)、毕方济等在京辅助造炮。天启元年（1621）三月，沈阳、辽阳相继陷落，辽河以东全为后金占领，李之藻也奉旨调度京师军器。徐光启主张应多造大铳与建炮台，并建议由李之藻和工部主事沈棨等人仿制西洋大炮，当初明人认为所购之炮为荷兰人所造，而对当初仍盘踞在台湾的荷兰人，中国人称其为红夷，故将此炮命名为“红夷大炮”。等清军人关后，因避讳“夷”字，故给“红夷大炮”改名为“红衣大炮”。这种火炮设计合理，其管身长，管壁厚、射程远，精确度高、威力大，对密集进攻之敌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因此，这些炮及其仿制品在明清之际成为一种锐利的进攻武器，成为胜负天平上的一个重要砝码，从此，“红夷大炮”在明军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率13万大军，浩浩荡荡西渡辽河，企图攻下宁远城。此时的宁远城由明将袁崇焕镇守，袁崇焕在城墙四周安放了12门“红夷大炮”，并派重兵把守四门，经过三天的激战，努尔哈赤损兵折将，被迫撤军，其本人也因伤重不治而死。1627年，继努尔哈赤之位的皇太极又率军攻打宁远、锦州，但战果并不比努尔哈赤好，被明军一阵炮轰后，便落荒而逃。在这两次战斗中，明军“红夷大炮”立下了汗马功劳，明政府在给袁崇焕等人加官晋爵的同时，还封一门大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受封之炮即是徐光启首批购买的4门“红夷大炮”之一。“红夷大炮”在宁远和宁锦大捷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皇太极败退后，明政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红夷大炮”的巨大威力，便命徐光启等多买西洋大炮并训练炮手。当时明朝将所有从西方进口的前装滑膛加农炮⑿都称为“红夷大炮”，据考证，当时明朝进口的“红夷大炮”只有少量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口，后来明朝因台湾问题与荷兰人交恶，大多数是与澳门的葡萄牙人交易得来的，明朝当时的需求量巨大，葡萄牙人还做中间商将英国的舰载加农炮卖给中国。
明朝前期的自制大口径火炮在原理上与这些红夷大炮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前装滑膛火门点火式的，但是具体做出来就大有区别了。明朝前期火炮多以铜为原料，内膛呈喇叭型，炮管显得单薄，以其口径而言炮管显得太短，其外型基本上与现存最早的元代“碗口铳”相同。这种火炮与“红夷大炮”相比火药填装量少，火药气体密封不好，因此射程近，此外容易过热，射速也慢，以铜为材质虽然不易炸膛，但是费用较高（铜是铸造货币的金属），而且铜太软，每次射击都会造成炮膛扩张，射击精度和射程下降非常快，作为武器而言寿命太短，唯一的优点是重量轻。在动辄重数千斤的“红夷大炮”面前，明朝前期的火炮真是“小巫见大巫”了。“红夷大炮”在设计上确实有其优点，它的炮管长，管壁很厚，而且是从炮口到炮尾逐渐加粗，符合火药燃烧时膛压由高到底的原理；在炮身的重心处两侧有圆柱型的炮耳，火炮以此为轴可以调节射角，配合火药用量改变射程；设有准星和照门，依照抛物线来计算弹道，精度很高。多数的“红夷大炮”长在3米左右，口径110- 130毫米，重量在2吨以上⒀。“红夷大炮”最突出的优点是射程，对重型火炮而言，射程是衡量其性能的重要环节，即使现今也不例外。明朝自制火炮的最大射程不超过三里，而且要冒炸膛的危险，而一般三千斤的“红夷大炮”可以轻松打到七八里外，史籍记载最远可达十里，十里相当于现代五公里多，相当远了，有人对这个数据产生过怀疑，但是西方的同类型火炮的性能证明了这个数据是准确的（当时西欧各国已有领海这一概念，当时的领海是以海岸火炮的射程来定的，16世纪末期的领海是三海里，约合五点五公里）。远射程的“红夷大炮”结合开花弹，成了明朝末期对抗后金铁骑的最强武器，当时的战法为：将后金的骑兵诱入城头“红夷大炮”射程，然后用开花弹集火射击，效果非常显著，连努尔哈赤都被炸死。很长时间内，后金骑兵不敢进攻装备有“红夷大炮”的宁远、锦州、山海关等战略要地。红夷大炮在实战中表现优异，引起了明朝的重视，除了进口以外还大量仿制，但是明朝末期国力不济，无法铸造和进口更多造价昂贵的“红夷大炮”，但是“红夷大炮”已逐渐成了明军重型火器的中坚力量，将原来的重型大口径火炮淘汰。
明代后期我国多方位地陆续从西方引进了先进的火器及其技术，这一引进，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不但是我国兵器发展史，也是中西关系史上一件大事。西方火器技术的引进丰富了我国古代火器的品种，由于佛郎机炮的引进，我国不但有了前装管形火炮，而且也有了后装管形火器，不但增添了佛郎机炮、红衣炮、鸟统等火器，并在此基础上又创新了一批新的火器，如百出先锋炮、百子佛郎机、万胜佛郎机、飞山神炮、无敌大将军、提心铳、子母炮、奇炮、奇枪、掣电铳、鹰扬铳、三捷神机、五雷神机、迅雷铳，等等。⒁这样，我国古代火器增加了不少新品种，改善了当时军队的武器装备，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在巩固边防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火器的引进还促进了中外科学技术文化的交流，火器是战争的一种特殊工具，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无论如何不是暴力的举动，而是表现了工业的也就是说经济的进步”。⒂因此，西方火器的引进，其影响和作用远远超出了火器本身。这是因为，火器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而是多种科学技术的综合，广泛涉及到物理、化学、数学、采矿、冶金、机械等等。这样，随着西方火器的引进，西方的物理、化学、数学、冶金、机械等各种学科技术跟着被输入到我国，为我国传统的科学技术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从而大大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加速了中外科学技术文化的交流。当时我国许多学者如明代的徐光启、宋应星、方以智，枚文鼎、枚谷成等都是深受西学的影响，他们也十分注重西学的研究，为中国科学技术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可是在满族入侵后，清朝建立后，为了防止汉人叛乱，火器就被集中毁坏了，火器的使用也被人们所慢慢忘记，世界上火器最强大的国家居然到最后不使用火器了，到鸦片战争英军入侵的时候，火器之国所能抵御他们的却只有人粪尿和黑狗血了。
①：毛佩琦：《中国明代军事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136页
②：天地散人：《中国古代火器发展概论》 北方网—军事专区
③：王柯：《明代的火器制造及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五期
④：lf9690705 ：《世界上第一支炮兵部队》
⑤：朱子彦：《明代火器的发展、运用与军事领域的变革》，《学术月刊》1995年第五期
⑥：彭全民：《我国最早向西方“佛朗机”学习的人──汪鋐传略考》，《东南文化》 2000年第九期
⑦：niuyiwei：《明朝兵器谱——佛朗机》
⑧：王兆春：《明代名将与佛朗机》 ，《国防科技工业》2000年第四期
⑨：孙文良、李治亨《明清战争史略》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年07月第1版
⑩：康志杰：《耶稣会士与火器传入》，《江汉论坛》 1997年第十期
⑾：《牧灵圣经•旧约 依撒意亚书》 圣母圣心爱子会国际出版公司 518页
⑿：加农炮：拉丁文Canna的音译名，原文即管子的意思。加农炮是一种身管较长、弹道平直低伸的野战炮，它最早起源于14世纪，到16世纪时，欧洲人便开始把这种身管较长的炮称之为加农炮，当时身管长为16～22倍口径。18世纪，身管长一般为22～26倍口径。二次大战前后，口径在105～108毫米之间的加农炮得以迅速发展，炮身长一般为30—52倍口径，初速达880米/秒，最大射程30公里。本世纪60年代，炮身长为40～70倍口径，初速达 950米/秒，最大射程达35公里。60年代以后，加农炮基本没研制新型号，性能仍保持在60年代水平。加农炮按口径可分为：小曰径加农炮，75毫米以下；中口径加农炮，76～130毫米；大口径加农炮，130毫米以上。按运动方式可分为：牵引式、自运式、自行式和装载到坦克、飞机、舰艇上载运式4种。反坦克炮、坦克炮、高射炮、航空炮、舰炮、海岸炮均属加农炮之类。加农炮炮管长度一般为40～70倍口径，所以射程较其它类型的火炮都远，例如，美国 175毫米自行加农炮，最大射程32.7公里；而口径比它大的203毫米榴弹炮，最大射程却只有29公里。因此，加农炮特别适合于远距离攻击敌纵深目标，也可作岸炮对海上目标轰击。
⒀：《明朝兵器谱——红夷大炮》
：徐新照：《明代火器文献中的科技成就及其对军事的影响》，《军事历史研究》 2000年第二期
⒂：恩格斯：《反杜林论》 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 第178页
作者:乐成张
火器在我国军中的应用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北宋时，军事上已使用火药，出现了一些燃烧性、爆炸性的火器，但对战争影响不大，在战场上，宋军仍以刀枪弓箭为主要武器。到了元代，情况有所发展，出现了新式武器—突火枪，并开始制造金属管形火器——火铳，火铳是元代在南宋长期使用的各类火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用火药爆炸产生的气压把子弹射向远方，杀伤力颇大，当时人们崇拜火铳，称之为神器，金属管形火器的出现和使用，为中国兵器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明初军队的火器配备已初具规模，朱元璋在位时，各地卫所驻军已有10%装备火铳，洪武年间，军法规定“每百户，铳手10名，刀牌手20名，弓箭手30名，炮手40 名。”①从洪武至永乐年间火铳制造技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增加了品种和数量，改进了结构，提高了质量。同明太祖洪武年间（1368—1398）的火铳相比，永乐时期（1403—1424）的火铳有了比较大的改进，除了表现在制造工艺更加精细、产品精度更加提高外，主要表现在构造的改进和配件的增加等方面。首先是外形构造上的改进，这一时期火铳的外形改变最明显，前膛已不再是简单的直筒形，而是从铳口到药室逐渐增大，形似现在的粉笔，这是前膛壁从铳口到药室逐渐增厚的结果。构造上的这种改进，反映了当时的火铳研制者对火药在药室内燃烧后作用于膛壁的压强从药室前到铳口成递减分布的状况，有了一定的经验和感性的认识，因此在设计火铳时，在膛径保持前后不变的情况下，把靠近药室的膛壁增厚，使它能承受比较大的膛压，而铳口所受的膛压最小，所以膛壁也最薄，这是当时火铳设计科学性提高的表现。其次是增加了火门盖，火铳构造上的另一个重要改进，是在药室的火门外，增加了一个长方形的曲面活动盖，盖的一端固连在铳上，可以翻旋，装填火药后便把活动盖盖上，保持药室内的火药不受风雨灰沙的侵蚀，处于干燥清洁和良好的待发状态。第三是增配了装药匙，这种增配的装药匙是专门给火铳装填火药用的，出土实物也不算少。在已经发现的装药匙中，除单独出土的外，也有的伴随火铳一起出土，如在南京东华门附近挖出“神字二十一号”铳时，也随着挖出了一个装药匙，匙柄上刻有“重二两五钱”等字。第四是使用了“木马子”,在出土的实物中，还发现个别火铳中残存有“木马子”，“木马子”是在药室中装填火药后用以筑实火药用的附件，具有紧塞和闭气的作用，可以增强火药的爆发力，使安在“木马子”前的弹丸受力瞬时而集中，增加了射程。②据《大明会典•火器》记载，在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前，军器局每年要造“椴木马子三万个，檀木马子九万个”，因此，“木马子”似应在明初已经制造，永乐火铳都刻有铭文，内容有编号数和造铳年月，反映了当时火铳的统一制造和管理的情况，从已经出土的永乐型手铳的各个编号数，可以判断永乐到弘治年间所造火铳已经超过十六万支。③火铳的大量制造和使用引起我国古代作战方式的大变革，这次大变革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第一是火铳和冷兵器相结合的战术，在野战、攻守城战和水战中都有创造；第二是在边防、海防要地开始增配火铳，改善了守备设施。这些变革，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以往在冷兵器时代的变革所不可比拟的。
永乐八年(1410年)明成祖在军中组建了专门的枪炮部队神机营，其总兵力维持在7﹑8万人左右，标准编制为每营兵力五千人：步兵3600 人，骑兵1000人，炮兵400人(管理野战重炮及大连珠炮)，装备火铳3600杆，合用药9000斤，重八钱铅子90万个，大连珠炮200杆(多管火铳)，合用药675 斤，手把铳400杆(炮兵防身用手铳)，盏口将军160位(野战重炮)④，火器的应用趋于专业化，作战时每人配备火药罐2个，一个装发射药，另一个装引火药，携带铅弹数百发，当时的发射药已经使用粒状火药，而不是以前的粉末状火药，其成分比例为硝1两(占75.75%)，硫磺1钱4分(占10.6%)，柳炭1钱8分(占13.65%)已经基本达到黑火药的最佳配比了(硝75%，硫磺10%，炭15%)。由于发射速度较慢，为弥补这一缺点，通常在战术上采用三排轮放法，即一排装铳，一排进铳，一排放铳，第一排发射完毕后，退至第三排装铳，第二排进至第一排位置放铳，如此轮流发射，配合步兵、骑兵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独立枪炮部队建制在当时世界各国都首屈一指，不过这个时候的火器应用仍然仅起削弱敌军骑兵冲锋势头的作用，离战场主力的地位还差的很远。明朝建国之初，火器的发明和制作在世界上是居于领先地位的，可是俗话说有压力才有动力，承平日久，火器技术的发展就开始迟滞起来，于是西欧国家在火器的发展方面就超过了明朝。嘉靖（1521—1566）之后，南有倭寇，北有蒙古和后金，内忧外患严重，军事斗争十分激烈，于是火器技术在明朝又继续发展起来。十六世纪中叶，西方的火绳枪传入中国和日本，当时明朝官员发现这种长管西洋火器填药量与射程比明制火铳更优越，马上交由军器局和兵仗局引进改良，明式的火绳枪又叫鸟铳，有弧状把手和准星，利于三点一线射击。到大明嘉靖三十七年（１５５８），明军大致已经有了１万多支鸟铳，嘉靖四十年（１５６１），明军又在鸟铳的基础上发明了子母铳，１支鸟铳带４支子铳，可依次连续发射，射速大为提高。⑤明代火器专家赵士桢（1553—1611），在土耳其火绳枪的基础上又改进出鲁密铳，这种火器弹药装填量高，射程远，威力比同期欧洲火绳枪大，更比当时日本的火绳枪轻便，因此在明军中大量装备，壬辰援朝战争（1592— 1598）中打垮日军，少不了子母铳跟鲁密铳的功勋。
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佛朗机（葡萄牙）攻占了满剌加（又名马六甲，十四至十六世纪马来西亚之马来亚封建王国），随即侵犯我国东南海面，为更好地向中国扩张，正德九年（1514），佛朗机首任满剌加守将勃列多派遣阿尔华列士率军舰，抵达新安县的屯门（即今香港屯门），并在岛上树碑立石以图谋永久占据，此后，屯门便成了佛朗机的据点。正德十二年（1517），佛朗机驻满剌加总督卧亚派安达拉率军舰四艘前往中国，随行还有特使皮利司，到达屯门后，留下两艘军舰，佛朗机一边进京谋求通商，一边却在屯门等地营建据点，干着海盗的勾当。⑥佛朗机的暴行，引起明朝军民的义愤。明武宗在北京驱逐皮利司后即命广东按察使汪鋐（1466-1536）驱逐东莞屯门的佛朗机，当时佛朗机有十多艘“蜈蚣船”（大型葡萄牙多桨船，底尖而阔，航行迅速，逆风亦可行，不惧风浪，上有千斤佛郎机舰炮并有火球、火箭）泊于屯门，另在岸上设有军事营垒，汪鋐指挥明军击败葡军并缴获大量佛朗机炮，当时明人称葡萄牙人为佛郎机，所以就把这种火炮也叫做佛郎机，佛郎机与当时明军装备的火炮相比，在结构上有根本性改变，比明制火炮优越得多，佛郎机炮是一种铁制后装滑膛炮，整炮由三部分组成：炮管、炮腹、子炮，开炮时先将火药弹丸填入子炮中，然后把子炮装入炮腹中，引燃子炮火门进行射击，采用了母铳与子铳结构，母铳即炮筒，子铳实为小火铳，每门母铳配4～9个子铳，每门子铳事先装填弹药以备使用，作战时，先将一个子铳装入母铳的弹室中，发射后，将空子铳退出，换装另一个，由于可以轮流换装子铳，减少了临时装填弹药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射击速度，因此又被称作“子母炮”，佛郎机炮还安装了瞄准具，即增大了射程，又提高了精度，显然，佛郎机已初步具备了现代火炮的基本特点，的确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武器。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佛郎机炮也有一个无法克服的缺点：子炮与炮腹间缝隙公差大，造成火药气体泄漏，因此不具备红夷大炮的远射程。⑦之后，在汪鋐倡导下由军器局和兵仗局组织人员仿制，研制出了射程、威力、精度都比葡制佛郎机更优越的火炮，大大提高了明军炮兵的战斗力。明廷对佛郎机炮是十分重视的，且仿制的火炮各种规格齐全，据文献记载和各地出土的上百件佛郎机实物印证，仅嘉靖年间，兵仗局，军器局和边关驻军就制造了大样佛郎机、中样佛郎机、小样佛郎机，骑兵佛郎机，佛朗机式流星炮、百出佛郎机、万胜佛郎机、连珠佛郎机、无敌大将军饱、钢发贯等十多种，总数达三，四万门之多，分别用作舰炮，城防炮、战车炮、野战炮、步兵枪、骑兵枪成为明军的主要装备之一。⑧明军以这些佛郎机为基础，创建了新型的水兵营和由车炮营，骑兵营、步兵营，辎重营组成的合成军，并建立了长城的火炮防御休系。明朝后期火器在战场上已经相当普及，明军主力和精锐部队都大量使用火器，冷热兵器配备达到了3：1，仅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至天启元年(1621)，三年中因辽战发往广宁以资补充的各种火器，累计大炮18154门，佛郎机4090架，枪类2080杆，火药类177，3658斤，大小铅弹142368斤，大小铁弹1253200个之多，火器几乎占到了全部兵器的一半。⑨
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十三副盔甲（1559—1626）起兵，万历三十六年(1608)四月努尔哈赤与明朝边将立碑划界，从此自称为国，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建立后金政权，万历四十六年（1618）以"七大恨"祭天，誓师伐明，攻陷抚顺，第二年三月，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北）大败杨镐统率的四路大军，开原、铁岭相继失守。满朝文武大臣都十分震惊，大家齐集在宫门外，呼吁明神宗增强兵力，调拨军饷，抵抗后金。翰林院官员徐光启，一连上了三道奏章，认为要挽救国家危局，只有精选人才，训练新兵，还自愿担任练兵的工作，明神宗听说徐光启熟识军事，就批准他到通州练兵。徐光启（1562～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进士出身，明代杰出的科学家，一生30余年为官，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同时他又是一位天主教徒，在科学研究和实验方面，他的贡献为人称道。他不但很注重研究我国丰富的科学文化遗产，如天文、历法、而且还是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先驱。明代末期，西方正值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技术开始迅猛向前发展，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新兴的科学技术、文化思想逐渐向古老的东方知识界渗透，徐光启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接受并系统地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尤其是数学知识、水利理论和火器技术等先进科技。他还写了一系列论兵之作，有《兵机要略》、《火攻要略》﹑《西法神机》等，主张用西洋火炮，选练精兵。由于明军溃败，朝廷起用徐光启训练新兵、防御北京城。徐光启认为：“都城万全之计，必赖大小炮位。其铳台必须大者，只于城台两傍各造一锐角台，以备城门。内城西北，外城西南，各造一台，以备纡曲。”⑩徐光启认为明军拥有的旧式佛郎机炮对后金军已无优势可言，火器是克敌致胜的利器，必须引进西方新式武器，于是写信给杭州的天主教友人李之藻和杨廷筠，设法购买西洋火器，以备练兵之用，信奉天主教的徐光启也想藉西洋火器的输入，顺便夹带一些耶稣会士入华，以利传教事业的发展并加强军事工业，然而，耶酥会士来华传播西方科技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天主教的福音，这是他们的群体意识和共同目的，至于引入与铸造新式武器之事，则是有悖于基督教教义的，《旧约•依撒意亚》书曰：“他(指雅威即天主的名)将统治万国，主宰万民,使他们把利剑锤打成锄头,长矛锤打成镰刀,国与国之间不在举刀相向,不再发动战事,雅各伯家族,来!让我们行走在雅威的光明中”⑾以天主福音之使者可以从事以杀人为目的的军事工作吗？可是耶稣会士们由于各人对教义理解上的差异，在对待此事的态度上也就有所不同。于是，一批耶稣会士们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以军事辅传教之路。其中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1582-1649)的态度最为积极，他主动上疏，为明廷出谋划策，直接向明廷上奏富国强兵四大策，一、改历法，二、辨矿脉，三、通西商，四、购西铳，是明朝政权的一位最忠诚的朋友。中国教区耶稣会会长龙华民（NicolasLongobardi，1559—1654）最为正统保守，在传教方式上，他主张公开走向社会，发展教徒，要求入教者必须抛弃传统的中国习俗，反对祭孔祭祖，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仍表示愿意以耶稣会士的身份效忠皇上。汤若望（Schall von Bell, Jean Adam,1591——1660）在铸造火炮的问题上，也改变了传教士不应从事军事工作的初衷，为明廷制造了可装40镑炮弹的大炮20门和由士兵背负的小炮500门供明军使用。
从时代背景看，自16世纪开始，整个世界形势发生了历史性巨变，新兴的一些西欧国家已获得长足发展，随着文艺复兴，科学技术亦步入了近代发展阶段。美洲新大陆的发现，首次环球航行的成功，更促成了欧洲各国纷纷向海外拓展，走向东方就成为一种历史趋势。与西欧社会变革相适应，传统的基督教内部也出现了裂变。宗教改革运动后，新旧各教派便不断分化和重新组合，1534年，伊纳爵•罗耀拉(1491—1556)在天主教内创建耶稣会，该会由于是在新的形势下建立，因而具有自己的特色，为适应欧洲的社会新形势和恢复人们对天主教失落的敬仰，创建者罗耀拉特别强调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以默祷修行与学习知识来救赎灵魂，故耶稣会士大多是西方科学文化饱学之士。该会还认为，传教士要深入社会各阶层，以扩大其影响，强调要培养大批基督精英，因而十分重视兴办学校，研讨学问及科学技术，如利玛窦就曾在耶稣会罗马学院师从当时欧洲著名数学家克拉维斯学习数学，1622年来华的汤若望亦曾在罗马学院受过系统宗教和科学教育。因此,耶稣会士的科学文化素养为学术传教奠定了基础,成为其在中国“孔子加耶稣”社会实践的内动力。所有这些都为其后该会以灵活变通的方式来华传教，以及着力推行学术传教奠定了基础。
天主教在华传播所遇到的一大障碍，就是中国素以“天朝大国”自居，中国人普遍存在自大心态，要克服这一障碍，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积极推行学术传教，使更多的有识之士能放眼外部世界，通过他们去消除这种心理障碍。利玛窦是这一主张最坚定的实践者之一，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出生于意大利的马塞拉塔城，少年学习宗教，后在罗马学习法律、哲学、神学及数学。1582年受命罗马教廷来澳门传教，从澳门出发，先后在中国的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居住并传教，于1601年初到达北京，1610年5月在北京病逝。利氏在中国传教28年，针对当时很难在华传播福音的现状，他着汉服，习汉文，说汉话，巧妙地利用科技知识传教，开创了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的新局面。他主张教会派神父东来时，不要派助理修士和专门从事讲道的神父，而应派有高深学术知识的人。他自踏上中国国土的第一天起，就积极推行学术传教。他在教堂里，专辟展场及图书室，展出了自鸣钟、望远镜、浑天仪、地球仪、光谱仪、世界地图以及许多西文图书等等，令观赏者大开眼界。同时利玛窦也借学术会友，就人文、历法、地理、数学、物理、文学、艺术等领域进行广泛交流，在对待当时中国流行的儒、道、佛三教的态度上，采取了联合儒教，反对道、佛教的策略。用儒学解释天主教义，用西学拨动中国学者的求知欲，既赢得了自视甚高的士大夫的赞誉，也扩大了天主教的影响。利氏在华期间，广泛结交政府缙绅与学者，其中著名者有徐光启、李之藻、李贽、杨廷筠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被史家称为当时天主教在华的三大柱石，他们彼此合作译书，互为知音，希望通过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来达到传教的日的，力图把中国的“天”或“天道”观念与西方的上帝观念相结合，希望以此将基督教的福音传给中国的芸芸众生。
泰昌元年（1620），李之藻和杨廷筠二人合捐了笔钱，在耶酥会士陆若汉（Jean Rodtrgues,1561-1633）帮助下,从澳门购得威力超群的葡国大炮四门，以后朝廷又派人由陆若汉陪同去澳门购得红夷大炮22门，并聘23名葡国炮师同来造炮练兵，随后受训士兵与其中11门西洋大炮被调往山海关前线宁远城，明廷还聘请精通炮术的耶稣会士阳玛诺(Manuel Dias/, Jr.,1574-1659)、毕方济等在京辅助造炮。天启元年（1621）三月，沈阳、辽阳相继陷落，辽河以东全为后金占领，李之藻也奉旨调度京师军器。徐光启主张应多造大铳与建炮台，并建议由李之藻和工部主事沈棨等人仿制西洋大炮，当初明人认为所购之炮为荷兰人所造，而对当初仍盘踞在台湾的荷兰人，中国人称其为红夷，故将此炮命名为“红夷大炮”。等清军人关后，因避讳“夷”字，故给“红夷大炮”改名为“红衣大炮”。这种火炮设计合理，其管身长，管壁厚、射程远，精确度高、威力大，对密集进攻之敌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因此，这些炮及其仿制品在明清之际成为一种锐利的进攻武器，成为胜负天平上的一个重要砝码，从此，“红夷大炮”在明军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率13万大军，浩浩荡荡西渡辽河，企图攻下宁远城。此时的宁远城由明将袁崇焕镇守，袁崇焕在城墙四周安放了12门“红夷大炮”，并派重兵把守四门，经过三天的激战，努尔哈赤损兵折将，被迫撤军，其本人也因伤重不治而死。1627年，继努尔哈赤之位的皇太极又率军攻打宁远、锦州，但战果并不比努尔哈赤好，被明军一阵炮轰后，便落荒而逃。在这两次战斗中，明军“红夷大炮”立下了汗马功劳，明政府在给袁崇焕等人加官晋爵的同时，还封一门大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受封之炮即是徐光启首批购买的4门“红夷大炮”之一。“红夷大炮”在宁远和宁锦大捷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皇太极败退后，明政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红夷大炮”的巨大威力，便命徐光启等多买西洋大炮并训练炮手。当时明朝将所有从西方进口的前装滑膛加农炮⑿都称为“红夷大炮”，据考证，当时明朝进口的“红夷大炮”只有少量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口，后来明朝因台湾问题与荷兰人交恶，大多数是与澳门的葡萄牙人交易得来的，明朝当时的需求量巨大，葡萄牙人还做中间商将英国的舰载加农炮卖给中国。
明朝前期的自制大口径火炮在原理上与这些红夷大炮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前装滑膛火门点火式的，但是具体做出来就大有区别了。明朝前期火炮多以铜为原料，内膛呈喇叭型，炮管显得单薄，以其口径而言炮管显得太短，其外型基本上与现存最早的元代“碗口铳”相同。这种火炮与“红夷大炮”相比火药填装量少，火药气体密封不好，因此射程近，此外容易过热，射速也慢，以铜为材质虽然不易炸膛，但是费用较高（铜是铸造货币的金属），而且铜太软，每次射击都会造成炮膛扩张，射击精度和射程下降非常快，作为武器而言寿命太短，唯一的优点是重量轻。在动辄重数千斤的“红夷大炮”面前，明朝前期的火炮真是“小巫见大巫”了。“红夷大炮”在设计上确实有其优点，它的炮管长，管壁很厚，而且是从炮口到炮尾逐渐加粗，符合火药燃烧时膛压由高到底的原理；在炮身的重心处两侧有圆柱型的炮耳，火炮以此为轴可以调节射角，配合火药用量改变射程；设有准星和照门，依照抛物线来计算弹道，精度很高。多数的“红夷大炮”长在3米左右，口径110- 130毫米，重量在2吨以上⒀。“红夷大炮”最突出的优点是射程，对重型火炮而言，射程是衡量其性能的重要环节，即使现今也不例外。明朝自制火炮的最大射程不超过三里，而且要冒炸膛的危险，而一般三千斤的“红夷大炮”可以轻松打到七八里外，史籍记载最远可达十里，十里相当于现代五公里多，相当远了，有人对这个数据产生过怀疑，但是西方的同类型火炮的性能证明了这个数据是准确的（当时西欧各国已有领海这一概念，当时的领海是以海岸火炮的射程来定的，16世纪末期的领海是三海里，约合五点五公里）。远射程的“红夷大炮”结合开花弹，成了明朝末期对抗后金铁骑的最强武器，当时的战法为：将后金的骑兵诱入城头“红夷大炮”射程，然后用开花弹集火射击，效果非常显著，连努尔哈赤都被炸死。很长时间内，后金骑兵不敢进攻装备有“红夷大炮”的宁远、锦州、山海关等战略要地。红夷大炮在实战中表现优异，引起了明朝的重视，除了进口以外还大量仿制，但是明朝末期国力不济，无法铸造和进口更多造价昂贵的“红夷大炮”，但是“红夷大炮”已逐渐成了明军重型火器的中坚力量，将原来的重型大口径火炮淘汰。
明代后期我国多方位地陆续从西方引进了先进的火器及其技术，这一引进，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不但是我国兵器发展史，也是中西关系史上一件大事。西方火器技术的引进丰富了我国古代火器的品种，由于佛郎机炮的引进，我国不但有了前装管形火炮，而且也有了后装管形火器，不但增添了佛郎机炮、红衣炮、鸟统等火器，并在此基础上又创新了一批新的火器，如百出先锋炮、百子佛郎机、万胜佛郎机、飞山神炮、无敌大将军、提心铳、子母炮、奇炮、奇枪、掣电铳、鹰扬铳、三捷神机、五雷神机、迅雷铳，等等。⒁这样，我国古代火器增加了不少新品种，改善了当时军队的武器装备，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在巩固边防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火器的引进还促进了中外科学技术文化的交流，火器是战争的一种特殊工具，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无论如何不是暴力的举动，而是表现了工业的也就是说经济的进步”。⒂因此，西方火器的引进，其影响和作用远远超出了火器本身。这是因为，火器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而是多种科学技术的综合，广泛涉及到物理、化学、数学、采矿、冶金、机械等等。这样，随着西方火器的引进，西方的物理、化学、数学、冶金、机械等各种学科技术跟着被输入到我国，为我国传统的科学技术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从而大大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加速了中外科学技术文化的交流。当时我国许多学者如明代的徐光启、宋应星、方以智，枚文鼎、枚谷成等都是深受西学的影响，他们也十分注重西学的研究，为中国科学技术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可是在满族入侵后，清朝建立后，为了防止汉人叛乱，火器就被集中毁坏了，火器的使用也被人们所慢慢忘记，世界上火器最强大的国家居然到最后不使用火器了，到鸦片战争英军入侵的时候，火器之国所能抵御他们的却只有人粪尿和黑狗血了。
①：毛佩琦：《中国明代军事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136页
②：天地散人：《中国古代火器发展概论》 北方网—军事专区
③：王柯：《明代的火器制造及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五期
④：lf9690705 ：《世界上第一支炮兵部队》
⑤：朱子彦：《明代火器的发展、运用与军事领域的变革》，《学术月刊》1995年第五期
⑥：彭全民：《我国最早向西方“佛朗机”学习的人──汪鋐传略考》，《东南文化》 2000年第九期
⑦：niuyiwei：《明朝兵器谱——佛朗机》
⑧：王兆春：《明代名将与佛朗机》 ，《国防科技工业》2000年第四期
⑨：孙文良、李治亨《明清战争史略》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年07月第1版
⑩：康志杰：《耶稣会士与火器传入》，《江汉论坛》 1997年第十期
⑾：《牧灵圣经•旧约 依撒意亚书》 圣母圣心爱子会国际出版公司 518页
⑿：加农炮：拉丁文Canna的音译名，原文即管子的意思。加农炮是一种身管较长、弹道平直低伸的野战炮，它最早起源于14世纪，到16世纪时，欧洲人便开始把这种身管较长的炮称之为加农炮，当时身管长为16～22倍口径。18世纪，身管长一般为22～26倍口径。二次大战前后，口径在105～108毫米之间的加农炮得以迅速发展，炮身长一般为30—52倍口径，初速达880米/秒，最大射程30公里。本世纪60年代，炮身长为40～70倍口径，初速达 950米/秒，最大射程达35公里。60年代以后，加农炮基本没研制新型号，性能仍保持在60年代水平。加农炮按口径可分为：小曰径加农炮，75毫米以下；中口径加农炮，76～130毫米；大口径加农炮，130毫米以上。按运动方式可分为：牵引式、自运式、自行式和装载到坦克、飞机、舰艇上载运式4种。反坦克炮、坦克炮、高射炮、航空炮、舰炮、海岸炮均属加农炮之类。加农炮炮管长度一般为40～70倍口径，所以射程较其它类型的火炮都远，例如，美国 175毫米自行加农炮，最大射程32.7公里；而口径比它大的203毫米榴弹炮，最大射程却只有29公里。因此，加农炮特别适合于远距离攻击敌纵深目标，也可作岸炮对海上目标轰击。
⒀：《明朝兵器谱——红夷大炮》
：徐新照：《明代火器文献中的科技成就及其对军事的影响》，《军事历史研究》 2000年第二期
⒂：恩格斯：《反杜林论》 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 第178页
“可是在满族入侵后，清朝建立后，为了防止汉人叛乱，火器就被集中毁坏了，火器的使用也被人们所慢慢忘记，世界上火器最强大的国家居然到最后不使用火器了，到鸦片战争英军入侵的时候，火器之国所能抵御他们的却只有人粪尿和黑狗血了。”——清朝的火器发展，和明朝一样，受战争刺激而加速，在和平时期停滞。但是火器根本没有废弃。所以楼上最后一段话属于典型的垃圾堆文风，专门是白痴写出来欺骗脑残的。
所以说没有西方的火器进步和工业革命,野蛮征服文明的历史还得重演.
可是在满族入侵后，清朝建立后，为了防止汉人叛乱，火器就被集中毁坏了，火器的使用也被人们所慢慢忘记，世界上火器最强大的国家居然到最后不使用火器了，到鸦片战争英军入侵的时候，火器之国所能抵御他们的却只有人粪尿和黑狗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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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期镇压唐赛儿起义的柳升倒是使用狗血镇压起义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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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期镇压唐赛儿起义的柳升倒是使用狗血镇压起义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