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世纪海权之梦：再论甲午战争

2007年09月13日 10:39中国新闻网  作者： 杨温利
尽管已是超过一个世纪的陈年往事，但中日甲午战争至今仍未被世人所淡忘。甲午一战的影响至今都还存在，不仅是中国尚未完全从此战所标志的“百年屈辱”中恢复，更在于甲午战争日后在战略与大战略上所造成的印象与冲击。然而中国“何以失败？”

对于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历来从政策、战略、战术等各个层皆有所检讨、批判，而从中所获得结论则可总括为：“不知海权。”中国被陆地收了灵魂，既不知如何利用海洋以增进国家的权力与福祉；也不知如何运用海军兵力以获致战争的胜利。但这一切所显示的，却是在甲午战争结束百余年之后，对其经验教训与启示的认识，竟然还是似是而非。因此，本文试图对过去有关甲午战争的批评、解释，再作一彻底的检讨，并侧重在战略与大战略上的意涵，至于战术上的教训在今日已很少价值，将以予省略。

大战略与建军备战

甲午之败，第一类的检讨直指大战略与建军备战上的失误。甲午战争前一直主管洋务、外交的清廷北洋大臣李鸿章，最为人所诟病者，是他“纯粹守势”的政策。李鸿章的大战略，乃是放弃周边的藩属国，以争取本土现代化建设的时间；反观日本则采取对外扩张的政策。这种差异反映了李鸿章，或说是整个清廷对于海权的精要缺乏认识，“只知‘海防’不知‘海权’”，未能参透“海权对历史过程和国家兴衰所产生的效果”。不过，这种批评严格的说并不正确。

首先，尽管清廷的确耗费巨资建立了庞大的舰队，且依照海权大师马汉(A. T. Mahan)之说，舰队本质上确实就是攻击性的，但若因此而批评清廷不知采取扩张、攻击的政策，发挥舰队的攻击性，实是本末倒置。因为，政治目的与军事工具的正确关系，应该是“工具来适应目的”而非“目的去适应工具”；是因有侵略性的政策才需要攻击性的军备，而不是有了攻击性的军备所以必须采用侵略政策。因此，李鸿章在大战略与建军备战的上的失误，其实是在于他选择了不当的工具去配合其政策。

李鸿章的守势国策，需要的是防御性的军备。在海军方面，依当时十九世纪的科技，便是鱼雷(快艇)与水雷。用鱼雷艇来进行防御比舰队来得经济，它较小而廉价，可以大量迅速建造，在运用上也不必太在意损失。而与之做为配合的，则是陆军军备，以及更为重要的铁路建设。既然是守势的国策，清廷并不需要越洋行动，部队调动可完全经由陆路，陆上交通确实不便，所以才需要由铁路的建设来改善。铁路使得陆军部队也可以获致与船舰相当的机动力，如此便可以迅速调动应付可能存在的登陆威胁。

当然，若是以今非古，批判李鸿章缺乏见识未免流于事后诸葛，但作为对后世检讨的再批判，可就不同了。以鱼雷艇为主海军建设的理念，与当时法国海军“少壮派”的思想颇为接近，此派学说在1869年即出现，并于1886年海军上将奥比(Admiral Theophile Aube)出任法国海军部长后成为实际的政策，甚至还早于马汉著作出版的1890年。而铁路在军事上的价值，亦已在1861至1865年的美国内战、1866年普奥战争、以及1870年普法战争中表露无遗，这一切都不是没有前例可循的。由此可见，过去论者批评李鸿章或清廷“不知海权的重要性”，批评其“忽视海防，轻海重陆、日本充分吸收马汉海权论，重视海洋，采取攻势的舰队决战思想因而导致胜利”，只说对了一半。

战略的无知是危险的，而清廷的确是海权无知，但它的“无知”不是不知马汉的学说，而是不知马汉以外的学说。马汉曾表示地理位置是发展海权条件之首，日本为一岛国，发展海权是理所当然的；但中国虽有相当的海岸线，却有更绵长的陆上国界、广大的领土，以及虎视眈眈的强邻，是绝对无法忽视陆地的，不该一味追随海权论与“海主陆从”的观念。马汉著作虽然是经典之作，但也是有内在的矛盾：如果发展海权首要条件是地理环境，发展海权又如何是国家走向强盛与权力的必经道路呢？马汉的理论是归纳的而非演绎的，缺乏逻辑的一贯，归结英国过去的历史经验，只适用于英国这类的全洋(海岛)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半洋(大陆)国家，实应采用法国的理论。就像拜师学艺也要切合体质，大陆的中国若找上海洋的马汉，难免要气血逆流、走火入魔。

清廷企图学习“船坚炮利”，但走错了方向：清廷对海权一知半解，忘却了中国“半洋”的本质，错误地“重海轻陆”。清廷投入建设海军的经费，每年高达2,000万两，占中央政府岁入的20%，而陆军却仅以地方税收支应。北洋舰队最初编成时可谓阵容堂堂，傲视于东亚；但陆军却是装备不齐，编制混乱零散，仍以营为最大编制，甚至也没有师的组织。相形之下，就是全洋国家的日本，其陆军至少是全面配发新式单发或连发后膛填装枪械，装备比清军整齐，编制上也组成了混合兵种的师团单位。易言之，与一般认识相反，一味投资于海军，追求华而不实、不符合守势国策的大型水面舰队，严重忽视陆权发展，才是清廷在甲午战争前建军备战上最大的错误。
战争指导
检讨甲午之败，第二类的批评则指清廷在朝鲜危机降临之际，未能积极备战，抢先向朝鲜增兵，作为外交的后盾，显得畏缩怕事，落居被动。然而这样的批评，其实仍延续了在大战略与建军备战的错误认识：即使面对一场逼进的战争，其战争指导也不能固执地违逆已因长期大战略选择所设下的局限。清廷在战争指导上确实是发生了战略性的错误，但是更佳的战略不是更积极、攻击性的，而是更消极、保守的。原因无他，一如西方兵圣克劳塞维兹(Carl von Clausewitz)的精辟阐释：唯有愿以较消极的目的为满足，才能收获防御此一战争较强形式的利益。
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主和，光绪帝则主战。从战争准备来看，中国海陆军皆弱，李鸿章对此事心知肚明。他奏道“北海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八艘，余轮仅共训练之用”，“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军兵力不厚，若另出境援朝击倭，势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为敌所乘，有碍大局”，李鸿章的战备报告及战略态势分析可算相当中肯。既然清军战备不足，就不应派兵进入朝鲜此一暴露的位置，而只应以鸭绿江作为前线；且以海洋排拒的设想，北洋舰队战力虽不足以出战争取黄海的制海权，但若能保时存在、将日军舰队吓阻于渤海湾之外，则可保卫首都并掩护辽东的侧翼。如此的战略虽必须放弃朝鲜，但尚可在鸭绿江国境一线获得支撑，胜算较大。
然而，光绪帝却怎么也听不进这些建言，反对撤兵，指示一面备战，一面谈和。尽管在逻辑上，是应由军事工具去适应政策目标，但是临到开战前才想增强军备已是缓不济急，理想的政策也只有屈从手段的现实才行。奈何光绪帝不知军力虚实，李鸿章却又未能据理力争、不以去留相逼，反而表示“守尚有余，而攻则不足”，若“出境援剿”必须“备饷征兵”，显得语意不清而“事君不诚”。结果在勉强之下，清廷仍决定海陆并进、派军增援。清军海路只以微弱兵力掩护运输船而未全军出击，终至在丰岛海战中被日舰截获击沈；而陆路增援部队32营约15,000人虽然顺利抵达，但日军亦已增援至16,000人，清军兵力仍居劣势。这一切都是因为政治决策与军事工具协调不良，使得本无力一战的清军勉强出战，实乃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犯了兵家大忌。
诚然，清廷战备的不足，特别是未能持续投资维持、更新舰队是屡遭责难(千古骂名的“颐和园”兴建)，但若考察到当时的科技趋势与中国半洋的秉性，这样的批评只怕是未得要领。十九世纪下半是军事科技进步飞快的时期，舰艇主机出力，装甲材质、速射火炮等等的更新一日千里，船舰可说是才造好就已经落伍，尽管是成军才6年的北洋舰队，性能也已不比日本舰队。广为引用的李鸿章〈覆奏海军统将折〉中云“……我船订制在先，当时西人船机之学尚未精造至此……”，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一路苦苦追赶技术的跃进，岂是长久之计？这凸显了建军备战的选择，不仅应该配合政策的需要，也必须要考虑到科技的创新与稳定，光是持续投资是不够的。比较起来，如果清廷是着重在铁路、陆军、鱼雷快艇这类较为分散、经济而易于更新的领域，又何以至此呢？最初大战略选择所累积的错误，并不是一些临时的补救措施就可以扭转的。
清廷终于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位置上，展开了一场不该进行的战争。但考察战争中清军的军事战略作为，又是否已经是最佳的决断？关于甲午之败，有关清廷战略错误的批判，不外乎“只知消极防御不知进攻；采取海守陆攻，避战保船不知争夺制海权”。不过，这些批评也同样是个错误。既有清军战力不及日本的认识，那便不适合采取攻势，防御是战争较强的形式，劣势兵力若还采取攻势，无异是自取灭亡。
首先来看海军战略。战术能力是战略计算的基础，既然北洋舰队战力明显逊于日本，主张应主动出击进行舰队决战，实在是不可思议。弱势的舰队应避免决战，保持存在，才有可能困扰对手，若出海寻求决战，那反而正中敌人下怀。海军作战中强势的一方总是想寻求决战、一劳永逸，弱势的一方不能让敌人的企图得逞。而且，在当时科技的发展态势之下，强势舰队针对弱势舰队基地的接近封锁作为，亦已因鱼雷、水雷的发展而变的日益危险。倘若北洋舰队不是在丰岛海战后，勉强出航、远离基地，对运送增援部队的船团提供护航因而与日军遭遇、被迫接受一场会战；而是以逸待劳，等日军自行前来港外封锁，反而比较有机会重创日舰。因此，李鸿章主张舰队“不必定与拼击”、“作猛虎在山之势”，使日本寄望落空，本来就是正确的战略。
对此论者多批继续评，虽然北洋舰队确实想作为“存在舰队”，但却未找寻敌军弱点发动袭击，只知依恃炮台，丧失了舰队的机动性，终于沦为“要塞舰队”。然而，这种批却是对于海军战略学说的误解。尽管依照正统的马汉观点，“存在舰队”的确才是攻击性的，而“要塞舰队”则是防御性的、是不适合舰队本质的错误运用方式。但马汉批评重点在于，“要塞舰队”的错误是分散防守各军港、成了各军港岸炮的延伸，仍反映了守势的思维，而不是指舰队就一定不能停留港中、无论如何都得出航作战。换句话说，究竟算是“要塞舰队”还是“存在舰队”，重点是部署态势是否集中，至于是否出航作战则视情况而定。
当然，就整个清廷而言，南洋舰队与北洋舰队的分布，的确就是不当的“要塞舰队”式守势思想，但甲午一战清廷不也几乎是以直隶一地与日本全国拼战？这是清廷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过程中，分权下放地方所造成尾大不掉的问题，与海军战略无关。就北洋舰队而言，它在部署上并未犯下“要塞舰队”的错误。而在时机与态势的分析上，虽说存在舰队应“伺机”寻找敌人弱点加以袭击，但是“机会”并没有出现。北洋舰队舰艇航速缓慢、不利回避优势日军，要出港袭击本非易事；何况，十九世纪末的陆军对于后方补给的依赖程度，也不似大炮兵交战的一次大战或是机械化的二次大战那般殷切，一时的袭扰殊难奏效。因此，李鸿章避战保船仍不失为一保险的战略。
显然，采取消级的战略，避免决战、依恃炮台、不出海袭击日舰等决定，都是因舰支性能不足，为保存舰队所采取的适当措施，李鸿章的海军战略并无错误。战局的发展充分映证了这一点：日本舰队只因北洋舰队残部的存在，即不敢依原始计划侵入渤海、直捣黄龙，北洋舰队仍达到保卫首都北京的效果；而且日军也为了消灭这支舰队煞费苦心，分出一个军的庞大兵力，进攻旅顺要塞。从此可见，海上会战日军虽然取得战术胜利，但并未达成其战略目的，即使是坐守港中的北洋舰队，都还产生了吓阻与牵制的作用。就此而言，谓黄海海战清军“并未失败”亦不为过。虽说北洋舰队最后仍落得被歼灭的下场，但那究竟是港湾要塞防守不利，无关舰队运用；而且，日军舰队最后进攻威海的兵力，也是集中主力而来，并未分散露出破绽，北洋舰队残部就算出海力拼，仍缺乏胜算；加以舰支航速缓慢，逃脱机会也不大，被歼仍在所难免。因此，北洋舰队在战略上唯一的失误，顶多只是没有试图出海击毁登陆中的日军，在毁灭前造成日军更大的损失而已。
陆战：胜败关键
接着则是陆军战略。一般普遍认为甲午战争胜败系于制海权之属谁，以往对甲午战争的论述，也颇集中于海战的讨论，但这正是最可议的论点。虽然在逻辑上，若清军取得制海权，就彻底断绝日军向朝鲜进军的可能；但反过来说，即使海战失败，陆战仍大有可为，因为清军并不依赖海路。甲午战争究竟是由陆战决胜的，在海战之后战局仍然持续到翌年三月，期间清军也不是没有胜利，或至少取得一个较佳和平的机会。但清军在陆战却屡遭败绩，这并非陆上军事战略的失误，更不是海权丧失之过，而纯粹是长期陆军战备废弛的结果。
首先，清军其实并没有“海守陆攻”，清廷陆军只是前进防卫而已。虽说将部队派往此一暴露的战线上的确是个错误，但如前所述，这是战争指导上的问题。在光绪帝的驱使之下，在朝鲜的清军既不能撤军又奉命增援，只好退而求其次采取守势，这在陆军的战略上已是最佳的处置了。的确，清军在开战之际兵力处于劣势，许多人也将此归咎于制海权的丧失，但这并非事实。理论上，海运速度比的确是比陆上增援快速，丧失制海权将使清军无法利用海运增兵，使增援速度降低。然而在实际上，清廷由陆路增兵并不是来不及抵达，而是一开始派出的援军数量就不多(只有那32营的15,000人)。如前所述，这也是因战争指导上和战的争议所致，与制海权并无关连。
更何况，甲午战争中的海上决战黄海海战，就是北洋舰队在完成前述之护航任务之后，于回程中才与日舰遭遇的。意即，在海战以前，海路的新增援部队早已顺利运抵战区。再者，朝鲜半岛上的陆上决战平壤之役，时间也还比海上决战(1894年9月17日)早了一天(9月16日)。意即，当海战还未发生、日军尚未取得制海权之时，陆上清军早已战败。观察陆战的发展，不难发现清军的战力是如何脆弱。一开始在平让，清军守军约15,000人，抗略多约16,000人的日军，如此清军防守据点却是一触即溃。随着海陆皆败，清军退守鸭绿江，更多的清军援军已由陆路抵达鸭绿江防线，盛京(沈阳)一代部队的增援也以陆路较为迅速。奈何，清军在国境战役仍是一路溃败，又退往辽东半岛北部，至此从海路增援更是完全丧失价值。显而易见的，黄海海战后制海权的丧失，对于朝鲜半岛上陆上决战的胜负，乃至于往后在辽东半岛上的战斗，根本没有任何影响。所谓海权丧失使清军增援不及而败，是没有根据的。
再来看夺得制海权的日军。理论上，夺得制海权的日军是可恣意利用海运进行登陆、迂回陆上防线；但在实际上，中日两军兵力与火力涵盖本来就十分有限，陆上空间因而显的十分宽阔，处处是可行运动战的空隙，施行两栖登陆根本多此一举。战局的发展也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黄海海战后日军虽进行登陆，但却是针对北洋舰队的旅顺、威海要塞，而不是支持攻击鸭绿江防线、袭击清军的侧翼。而且，日军分派一个军的兵力进攻旅顺，不仅减轻清军辽东方面清军的压力，甚至在鸭绿江一线崩溃之际，日军的登陆都还未完成，成了闲置的游兵。简而言之，日军虽取得制海权，却未因此在陆战上的取得战略优势，还是得在一次次的陆上交锋中将清军击倒，其胜利全然是日本陆军战力较强所致。
进一步来看，清陆军的战略多称合理，反倒是日本陆军在战略上屡陷险境。一则，清军据守平壤，使得日军面临两难：两军交战其下攻城，但予以迂回，平壤清军又如芒刺在背。其次，日军分兵向南、围攻旅顺，另一方面又在辽东继续向西推进，两路并无联系，如此同时追求两个战略目标，是战略上的冒险。再者，日军在辽东半岛上一路向西挺进，在北面盛京(沈阳)方向清军便可对日军的右侧翼构成威胁，在战略上创造了切断、包围日军的有利位置。但是清陆军战力不足，这些战略上的优势还是帮不上忙。平壤仅守了两天，日军轻易逼近鸭绿江而无后顾之忧；旅顺要塞更只守了一天，这个辽东半岛南端的战斗终究未能给予日军太大牵制；当日军攻势深入辽东半岛西北端，已是过渡延伸、渐成强弩之末，清军也掌握机会开始反攻海城，但仍是损兵折将、无功而返。清军陆军战力不足，任何战略都随之破产，这才是甲午之败的症结所在，分析甲午战争中战略的得失，只是更加凸显了此一事实。
结语
甲午之败，的确是一连串的长期累积的战略错误所造成的。但清廷的错误，并不在于大战略上的纯粹守势，亦不在于军事思想上的消极与不知海权，更不在于重陆轻海、未持续投资、维持舰队；而在于对国家所在地缘战略环境与当代科技脉动认识不足，未能朝正确的方向，建立符合自身守势政策与大陆性格的国防武力。
战争展开之后，清廷海军战力不足，不得不采守势，并非主事者懦弱无能，或是战略错误。北洋舰队战力不足，虽是避战保船、依恃炮台，但已达成巩固首都、分散日军兵力的作用，清军海军战略运用可称合理，与战争最后的失败无关。而日军虽取得制海权，但不仅未曾在陆上获得战略优势反而危机不断，奈何清军却是不堪一击。即使据守平壤、兵力与日军相当，却仍败于日军；坚强的旅顺要塞，亦难为一日之守；当日军过渡延伸、反攻契机出现，清军亦无法取胜。陆军缺乏战力，才是甲午战争失败的主因，而这也正是一个忘却陆权、盲目追求海权的大陆国家，所必须尝到的苦果。
2007年09月13日 10:39中国新闻网  作者： 杨温利
尽管已是超过一个世纪的陈年往事，但中日甲午战争至今仍未被世人所淡忘。甲午一战的影响至今都还存在，不仅是中国尚未完全从此战所标志的“百年屈辱”中恢复，更在于甲午战争日后在战略与大战略上所造成的印象与冲击。然而中国“何以失败？”

对于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历来从政策、战略、战术等各个层皆有所检讨、批判，而从中所获得结论则可总括为：“不知海权。”中国被陆地收了灵魂，既不知如何利用海洋以增进国家的权力与福祉；也不知如何运用海军兵力以获致战争的胜利。但这一切所显示的，却是在甲午战争结束百余年之后，对其经验教训与启示的认识，竟然还是似是而非。因此，本文试图对过去有关甲午战争的批评、解释，再作一彻底的检讨，并侧重在战略与大战略上的意涵，至于战术上的教训在今日已很少价值，将以予省略。

大战略与建军备战

甲午之败，第一类的检讨直指大战略与建军备战上的失误。甲午战争前一直主管洋务、外交的清廷北洋大臣李鸿章，最为人所诟病者，是他“纯粹守势”的政策。李鸿章的大战略，乃是放弃周边的藩属国，以争取本土现代化建设的时间；反观日本则采取对外扩张的政策。这种差异反映了李鸿章，或说是整个清廷对于海权的精要缺乏认识，“只知‘海防’不知‘海权’”，未能参透“海权对历史过程和国家兴衰所产生的效果”。不过，这种批评严格的说并不正确。

首先，尽管清廷的确耗费巨资建立了庞大的舰队，且依照海权大师马汉(A. T. Mahan)之说，舰队本质上确实就是攻击性的，但若因此而批评清廷不知采取扩张、攻击的政策，发挥舰队的攻击性，实是本末倒置。因为，政治目的与军事工具的正确关系，应该是“工具来适应目的”而非“目的去适应工具”；是因有侵略性的政策才需要攻击性的军备，而不是有了攻击性的军备所以必须采用侵略政策。因此，李鸿章在大战略与建军备战的上的失误，其实是在于他选择了不当的工具去配合其政策。

李鸿章的守势国策，需要的是防御性的军备。在海军方面，依当时十九世纪的科技，便是鱼雷(快艇)与水雷。用鱼雷艇来进行防御比舰队来得经济，它较小而廉价，可以大量迅速建造，在运用上也不必太在意损失。而与之做为配合的，则是陆军军备，以及更为重要的铁路建设。既然是守势的国策，清廷并不需要越洋行动，部队调动可完全经由陆路，陆上交通确实不便，所以才需要由铁路的建设来改善。铁路使得陆军部队也可以获致与船舰相当的机动力，如此便可以迅速调动应付可能存在的登陆威胁。

当然，若是以今非古，批判李鸿章缺乏见识未免流于事后诸葛，但作为对后世检讨的再批判，可就不同了。以鱼雷艇为主海军建设的理念，与当时法国海军“少壮派”的思想颇为接近，此派学说在1869年即出现，并于1886年海军上将奥比(Admiral Theophile Aube)出任法国海军部长后成为实际的政策，甚至还早于马汉著作出版的1890年。而铁路在军事上的价值，亦已在1861至1865年的美国内战、1866年普奥战争、以及1870年普法战争中表露无遗，这一切都不是没有前例可循的。由此可见，过去论者批评李鸿章或清廷“不知海权的重要性”，批评其“忽视海防，轻海重陆、日本充分吸收马汉海权论，重视海洋，采取攻势的舰队决战思想因而导致胜利”，只说对了一半。

战略的无知是危险的，而清廷的确是海权无知，但它的“无知”不是不知马汉的学说，而是不知马汉以外的学说。马汉曾表示地理位置是发展海权条件之首，日本为一岛国，发展海权是理所当然的；但中国虽有相当的海岸线，却有更绵长的陆上国界、广大的领土，以及虎视眈眈的强邻，是绝对无法忽视陆地的，不该一味追随海权论与“海主陆从”的观念。马汉著作虽然是经典之作，但也是有内在的矛盾：如果发展海权首要条件是地理环境，发展海权又如何是国家走向强盛与权力的必经道路呢？马汉的理论是归纳的而非演绎的，缺乏逻辑的一贯，归结英国过去的历史经验，只适用于英国这类的全洋(海岛)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半洋(大陆)国家，实应采用法国的理论。就像拜师学艺也要切合体质，大陆的中国若找上海洋的马汉，难免要气血逆流、走火入魔。

清廷企图学习“船坚炮利”，但走错了方向：清廷对海权一知半解，忘却了中国“半洋”的本质，错误地“重海轻陆”。清廷投入建设海军的经费，每年高达2,000万两，占中央政府岁入的20%，而陆军却仅以地方税收支应。北洋舰队最初编成时可谓阵容堂堂，傲视于东亚；但陆军却是装备不齐，编制混乱零散，仍以营为最大编制，甚至也没有师的组织。相形之下，就是全洋国家的日本，其陆军至少是全面配发新式单发或连发后膛填装枪械，装备比清军整齐，编制上也组成了混合兵种的师团单位。易言之，与一般认识相反，一味投资于海军，追求华而不实、不符合守势国策的大型水面舰队，严重忽视陆权发展，才是清廷在甲午战争前建军备战上最大的错误。
战争指导
检讨甲午之败，第二类的批评则指清廷在朝鲜危机降临之际，未能积极备战，抢先向朝鲜增兵，作为外交的后盾，显得畏缩怕事，落居被动。然而这样的批评，其实仍延续了在大战略与建军备战的错误认识：即使面对一场逼进的战争，其战争指导也不能固执地违逆已因长期大战略选择所设下的局限。清廷在战争指导上确实是发生了战略性的错误，但是更佳的战略不是更积极、攻击性的，而是更消极、保守的。原因无他，一如西方兵圣克劳塞维兹(Carl von Clausewitz)的精辟阐释：唯有愿以较消极的目的为满足，才能收获防御此一战争较强形式的利益。
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主和，光绪帝则主战。从战争准备来看，中国海陆军皆弱，李鸿章对此事心知肚明。他奏道“北海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八艘，余轮仅共训练之用”，“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军兵力不厚，若另出境援朝击倭，势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为敌所乘，有碍大局”，李鸿章的战备报告及战略态势分析可算相当中肯。既然清军战备不足，就不应派兵进入朝鲜此一暴露的位置，而只应以鸭绿江作为前线；且以海洋排拒的设想，北洋舰队战力虽不足以出战争取黄海的制海权，但若能保时存在、将日军舰队吓阻于渤海湾之外，则可保卫首都并掩护辽东的侧翼。如此的战略虽必须放弃朝鲜，但尚可在鸭绿江国境一线获得支撑，胜算较大。
然而，光绪帝却怎么也听不进这些建言，反对撤兵，指示一面备战，一面谈和。尽管在逻辑上，是应由军事工具去适应政策目标，但是临到开战前才想增强军备已是缓不济急，理想的政策也只有屈从手段的现实才行。奈何光绪帝不知军力虚实，李鸿章却又未能据理力争、不以去留相逼，反而表示“守尚有余，而攻则不足”，若“出境援剿”必须“备饷征兵”，显得语意不清而“事君不诚”。结果在勉强之下，清廷仍决定海陆并进、派军增援。清军海路只以微弱兵力掩护运输船而未全军出击，终至在丰岛海战中被日舰截获击沈；而陆路增援部队32营约15,000人虽然顺利抵达，但日军亦已增援至16,000人，清军兵力仍居劣势。这一切都是因为政治决策与军事工具协调不良，使得本无力一战的清军勉强出战，实乃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犯了兵家大忌。
诚然，清廷战备的不足，特别是未能持续投资维持、更新舰队是屡遭责难(千古骂名的“颐和园”兴建)，但若考察到当时的科技趋势与中国半洋的秉性，这样的批评只怕是未得要领。十九世纪下半是军事科技进步飞快的时期，舰艇主机出力，装甲材质、速射火炮等等的更新一日千里，船舰可说是才造好就已经落伍，尽管是成军才6年的北洋舰队，性能也已不比日本舰队。广为引用的李鸿章〈覆奏海军统将折〉中云“……我船订制在先，当时西人船机之学尚未精造至此……”，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一路苦苦追赶技术的跃进，岂是长久之计？这凸显了建军备战的选择，不仅应该配合政策的需要，也必须要考虑到科技的创新与稳定，光是持续投资是不够的。比较起来，如果清廷是着重在铁路、陆军、鱼雷快艇这类较为分散、经济而易于更新的领域，又何以至此呢？最初大战略选择所累积的错误，并不是一些临时的补救措施就可以扭转的。
清廷终于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位置上，展开了一场不该进行的战争。但考察战争中清军的军事战略作为，又是否已经是最佳的决断？关于甲午之败，有关清廷战略错误的批判，不外乎“只知消极防御不知进攻；采取海守陆攻，避战保船不知争夺制海权”。不过，这些批评也同样是个错误。既有清军战力不及日本的认识，那便不适合采取攻势，防御是战争较强的形式，劣势兵力若还采取攻势，无异是自取灭亡。
首先来看海军战略。战术能力是战略计算的基础，既然北洋舰队战力明显逊于日本，主张应主动出击进行舰队决战，实在是不可思议。弱势的舰队应避免决战，保持存在，才有可能困扰对手，若出海寻求决战，那反而正中敌人下怀。海军作战中强势的一方总是想寻求决战、一劳永逸，弱势的一方不能让敌人的企图得逞。而且，在当时科技的发展态势之下，强势舰队针对弱势舰队基地的接近封锁作为，亦已因鱼雷、水雷的发展而变的日益危险。倘若北洋舰队不是在丰岛海战后，勉强出航、远离基地，对运送增援部队的船团提供护航因而与日军遭遇、被迫接受一场会战；而是以逸待劳，等日军自行前来港外封锁，反而比较有机会重创日舰。因此，李鸿章主张舰队“不必定与拼击”、“作猛虎在山之势”，使日本寄望落空，本来就是正确的战略。
对此论者多批继续评，虽然北洋舰队确实想作为“存在舰队”，但却未找寻敌军弱点发动袭击，只知依恃炮台，丧失了舰队的机动性，终于沦为“要塞舰队”。然而，这种批却是对于海军战略学说的误解。尽管依照正统的马汉观点，“存在舰队”的确才是攻击性的，而“要塞舰队”则是防御性的、是不适合舰队本质的错误运用方式。但马汉批评重点在于，“要塞舰队”的错误是分散防守各军港、成了各军港岸炮的延伸，仍反映了守势的思维，而不是指舰队就一定不能停留港中、无论如何都得出航作战。换句话说，究竟算是“要塞舰队”还是“存在舰队”，重点是部署态势是否集中，至于是否出航作战则视情况而定。
当然，就整个清廷而言，南洋舰队与北洋舰队的分布，的确就是不当的“要塞舰队”式守势思想，但甲午一战清廷不也几乎是以直隶一地与日本全国拼战？这是清廷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过程中，分权下放地方所造成尾大不掉的问题，与海军战略无关。就北洋舰队而言，它在部署上并未犯下“要塞舰队”的错误。而在时机与态势的分析上，虽说存在舰队应“伺机”寻找敌人弱点加以袭击，但是“机会”并没有出现。北洋舰队舰艇航速缓慢、不利回避优势日军，要出港袭击本非易事；何况，十九世纪末的陆军对于后方补给的依赖程度，也不似大炮兵交战的一次大战或是机械化的二次大战那般殷切，一时的袭扰殊难奏效。因此，李鸿章避战保船仍不失为一保险的战略。
显然，采取消级的战略，避免决战、依恃炮台、不出海袭击日舰等决定，都是因舰支性能不足，为保存舰队所采取的适当措施，李鸿章的海军战略并无错误。战局的发展充分映证了这一点：日本舰队只因北洋舰队残部的存在，即不敢依原始计划侵入渤海、直捣黄龙，北洋舰队仍达到保卫首都北京的效果；而且日军也为了消灭这支舰队煞费苦心，分出一个军的庞大兵力，进攻旅顺要塞。从此可见，海上会战日军虽然取得战术胜利，但并未达成其战略目的，即使是坐守港中的北洋舰队，都还产生了吓阻与牵制的作用。就此而言，谓黄海海战清军“并未失败”亦不为过。虽说北洋舰队最后仍落得被歼灭的下场，但那究竟是港湾要塞防守不利，无关舰队运用；而且，日军舰队最后进攻威海的兵力，也是集中主力而来，并未分散露出破绽，北洋舰队残部就算出海力拼，仍缺乏胜算；加以舰支航速缓慢，逃脱机会也不大，被歼仍在所难免。因此，北洋舰队在战略上唯一的失误，顶多只是没有试图出海击毁登陆中的日军，在毁灭前造成日军更大的损失而已。
陆战：胜败关键
接着则是陆军战略。一般普遍认为甲午战争胜败系于制海权之属谁，以往对甲午战争的论述，也颇集中于海战的讨论，但这正是最可议的论点。虽然在逻辑上，若清军取得制海权，就彻底断绝日军向朝鲜进军的可能；但反过来说，即使海战失败，陆战仍大有可为，因为清军并不依赖海路。甲午战争究竟是由陆战决胜的，在海战之后战局仍然持续到翌年三月，期间清军也不是没有胜利，或至少取得一个较佳和平的机会。但清军在陆战却屡遭败绩，这并非陆上军事战略的失误，更不是海权丧失之过，而纯粹是长期陆军战备废弛的结果。
首先，清军其实并没有“海守陆攻”，清廷陆军只是前进防卫而已。虽说将部队派往此一暴露的战线上的确是个错误，但如前所述，这是战争指导上的问题。在光绪帝的驱使之下，在朝鲜的清军既不能撤军又奉命增援，只好退而求其次采取守势，这在陆军的战略上已是最佳的处置了。的确，清军在开战之际兵力处于劣势，许多人也将此归咎于制海权的丧失，但这并非事实。理论上，海运速度比的确是比陆上增援快速，丧失制海权将使清军无法利用海运增兵，使增援速度降低。然而在实际上，清廷由陆路增兵并不是来不及抵达，而是一开始派出的援军数量就不多(只有那32营的15,000人)。如前所述，这也是因战争指导上和战的争议所致，与制海权并无关连。
更何况，甲午战争中的海上决战黄海海战，就是北洋舰队在完成前述之护航任务之后，于回程中才与日舰遭遇的。意即，在海战以前，海路的新增援部队早已顺利运抵战区。再者，朝鲜半岛上的陆上决战平壤之役，时间也还比海上决战(1894年9月17日)早了一天(9月16日)。意即，当海战还未发生、日军尚未取得制海权之时，陆上清军早已战败。观察陆战的发展，不难发现清军的战力是如何脆弱。一开始在平让，清军守军约15,000人，抗略多约16,000人的日军，如此清军防守据点却是一触即溃。随着海陆皆败，清军退守鸭绿江，更多的清军援军已由陆路抵达鸭绿江防线，盛京(沈阳)一代部队的增援也以陆路较为迅速。奈何，清军在国境战役仍是一路溃败，又退往辽东半岛北部，至此从海路增援更是完全丧失价值。显而易见的，黄海海战后制海权的丧失，对于朝鲜半岛上陆上决战的胜负，乃至于往后在辽东半岛上的战斗，根本没有任何影响。所谓海权丧失使清军增援不及而败，是没有根据的。
再来看夺得制海权的日军。理论上，夺得制海权的日军是可恣意利用海运进行登陆、迂回陆上防线；但在实际上，中日两军兵力与火力涵盖本来就十分有限，陆上空间因而显的十分宽阔，处处是可行运动战的空隙，施行两栖登陆根本多此一举。战局的发展也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黄海海战后日军虽进行登陆，但却是针对北洋舰队的旅顺、威海要塞，而不是支持攻击鸭绿江防线、袭击清军的侧翼。而且，日军分派一个军的兵力进攻旅顺，不仅减轻清军辽东方面清军的压力，甚至在鸭绿江一线崩溃之际，日军的登陆都还未完成，成了闲置的游兵。简而言之，日军虽取得制海权，却未因此在陆战上的取得战略优势，还是得在一次次的陆上交锋中将清军击倒，其胜利全然是日本陆军战力较强所致。
进一步来看，清陆军的战略多称合理，反倒是日本陆军在战略上屡陷险境。一则，清军据守平壤，使得日军面临两难：两军交战其下攻城，但予以迂回，平壤清军又如芒刺在背。其次，日军分兵向南、围攻旅顺，另一方面又在辽东继续向西推进，两路并无联系，如此同时追求两个战略目标，是战略上的冒险。再者，日军在辽东半岛上一路向西挺进，在北面盛京(沈阳)方向清军便可对日军的右侧翼构成威胁，在战略上创造了切断、包围日军的有利位置。但是清陆军战力不足，这些战略上的优势还是帮不上忙。平壤仅守了两天，日军轻易逼近鸭绿江而无后顾之忧；旅顺要塞更只守了一天，这个辽东半岛南端的战斗终究未能给予日军太大牵制；当日军攻势深入辽东半岛西北端，已是过渡延伸、渐成强弩之末，清军也掌握机会开始反攻海城，但仍是损兵折将、无功而返。清军陆军战力不足，任何战略都随之破产，这才是甲午之败的症结所在，分析甲午战争中战略的得失，只是更加凸显了此一事实。
结语
甲午之败，的确是一连串的长期累积的战略错误所造成的。但清廷的错误，并不在于大战略上的纯粹守势，亦不在于军事思想上的消极与不知海权，更不在于重陆轻海、未持续投资、维持舰队；而在于对国家所在地缘战略环境与当代科技脉动认识不足，未能朝正确的方向，建立符合自身守势政策与大陆性格的国防武力。
战争展开之后，清廷海军战力不足，不得不采守势，并非主事者懦弱无能，或是战略错误。北洋舰队战力不足，虽是避战保船、依恃炮台，但已达成巩固首都、分散日军兵力的作用，清军海军战略运用可称合理，与战争最后的失败无关。而日军虽取得制海权，但不仅未曾在陆上获得战略优势反而危机不断，奈何清军却是不堪一击。即使据守平壤、兵力与日军相当，却仍败于日军；坚强的旅顺要塞，亦难为一日之守；当日军过渡延伸、反攻契机出现，清军亦无法取胜。陆军缺乏战力，才是甲午战争失败的主因，而这也正是一个忘却陆权、盲目追求海权的大陆国家，所必须尝到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