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 揭开中苏关系转冷内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30 09:43:28
5月10日起,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对公众开放了1956年至1960年的部分外交档案。从这些解密档案中可以发现,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已经显示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正由最初结盟时期的峰顶滑向低谷。

苏联个别干部中出现有关中国的传言

名为《驻苏联使馆电告苏对我大跃进的反映和外交部给驻苏使馆的复电》的档案,是当时抄送毛主席等最高领导人的绝密材料。档案中写道:最近在苏联的部分干部中,特别是工作上与我国有关系的某些干部中,相当普遍地流传着有关我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传说,谈论我们没有公开过的某些数字和说法。比如:中国今年的四大指标不能完成,粮食产量最高达不到七千亿斤,钢产量降为1300万吨,煤降为3500万吨。

档案还写道:有的苏联干部还夹杂着许多歪曲的分析与结论,甚至有个别人以能讲出中国的毛病、错误来显示自己的水平与才能。比较普遍的说法是,目前中国不仅副食品供应不足,粮食也不够吃,有的地方饿死人,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苏联专家在华待遇引起争议

1960年7月16日,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递交照会,单方面提出召回在华全部苏联专家。这被认为是中苏关系由热转冷的转折性事件。

这份照会显示,苏方认为专家在中国待遇不好,提出的意见没有得到尊重,被强迫讨论有争执的问题,还有被“监视”的现象。进而,苏方为中方扣上了“对苏联专家执行明显的对苏联不友好的路线”的帽子。还称苏方是根据专家的愿望将其召回的。

档案显示,苏联的说法并不确切。比如,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1960年6月表示,在中方创造的气氛下,“可以在发展工业、农业、科学和教育文化方面充分地进行对两国都有利的经验交流”,“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人,在精神上、政治上和业务上深深感到满意”。

档案显示,在中国企业和机关工作的专家,在每年的工作期限内,都有一个月的休假。在中国学校工作的专家,则每年休假两个月。中国政府付给专家及其家属前往苏联休假的旅费,并对苏联方面偿付专家及其家属返回中国原工作地点的旅费。


而另一份档案则表明,中方高层对苏联专家的总体评价是正面的。毛泽东对来华参加新中国建国十周年活动的赫鲁晓夫说:“苏联专家绝大部分人都是好同志,使人不满的只是极少数。苏联专家把中国的事业看成自己的事业,工作十分热情,并且做了不少义务劳动,有些人不是工作8小时,而是10小时。”

此外,苏方指出的所谓对苏联专家进行“监视”,经查证,不过是中国工作人员记录专家讲话的内容罢了。

对马列主义不同看法引发激烈交锋

苏达利柯夫的照会,还触及了苏中对马列主义看法的问题,认为中方发给苏联专家的俄文小册子,宣传了有悖于苏方的思想。

1960年7月31日晚,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与苏达利柯夫会面,转交了中方复照,表达中国对苏联撤走专家决定的“诧异”。同时,中方承认“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原则问题存在不同意见。这种不同意见不可能不在双方的出版物和言论中反映出来”。

中方提出,由于存在着意见分歧,彼此就更需要互相了解。互相介绍自己的情况和政策,并不意味着一方要另一方同意自己的意见,根本谈不上什么强加于人。

外交文件字里行间的激烈交锋,为此后中苏两党长期公开论战埋下了伏笔。5月10日起,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对公众开放了1956年至1960年的部分外交档案。从这些解密档案中可以发现,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已经显示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正由最初结盟时期的峰顶滑向低谷。

苏联个别干部中出现有关中国的传言

名为《驻苏联使馆电告苏对我大跃进的反映和外交部给驻苏使馆的复电》的档案,是当时抄送毛主席等最高领导人的绝密材料。档案中写道:最近在苏联的部分干部中,特别是工作上与我国有关系的某些干部中,相当普遍地流传着有关我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传说,谈论我们没有公开过的某些数字和说法。比如:中国今年的四大指标不能完成,粮食产量最高达不到七千亿斤,钢产量降为1300万吨,煤降为3500万吨。

档案还写道:有的苏联干部还夹杂着许多歪曲的分析与结论,甚至有个别人以能讲出中国的毛病、错误来显示自己的水平与才能。比较普遍的说法是,目前中国不仅副食品供应不足,粮食也不够吃,有的地方饿死人,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苏联专家在华待遇引起争议

1960年7月16日,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递交照会,单方面提出召回在华全部苏联专家。这被认为是中苏关系由热转冷的转折性事件。

这份照会显示,苏方认为专家在中国待遇不好,提出的意见没有得到尊重,被强迫讨论有争执的问题,还有被“监视”的现象。进而,苏方为中方扣上了“对苏联专家执行明显的对苏联不友好的路线”的帽子。还称苏方是根据专家的愿望将其召回的。

档案显示,苏联的说法并不确切。比如,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1960年6月表示,在中方创造的气氛下,“可以在发展工业、农业、科学和教育文化方面充分地进行对两国都有利的经验交流”,“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人,在精神上、政治上和业务上深深感到满意”。

档案显示,在中国企业和机关工作的专家,在每年的工作期限内,都有一个月的休假。在中国学校工作的专家,则每年休假两个月。中国政府付给专家及其家属前往苏联休假的旅费,并对苏联方面偿付专家及其家属返回中国原工作地点的旅费。


而另一份档案则表明,中方高层对苏联专家的总体评价是正面的。毛泽东对来华参加新中国建国十周年活动的赫鲁晓夫说:“苏联专家绝大部分人都是好同志,使人不满的只是极少数。苏联专家把中国的事业看成自己的事业,工作十分热情,并且做了不少义务劳动,有些人不是工作8小时,而是10小时。”

此外,苏方指出的所谓对苏联专家进行“监视”,经查证,不过是中国工作人员记录专家讲话的内容罢了。

对马列主义不同看法引发激烈交锋

苏达利柯夫的照会,还触及了苏中对马列主义看法的问题,认为中方发给苏联专家的俄文小册子,宣传了有悖于苏方的思想。

1960年7月31日晚,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与苏达利柯夫会面,转交了中方复照,表达中国对苏联撤走专家决定的“诧异”。同时,中方承认“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原则问题存在不同意见。这种不同意见不可能不在双方的出版物和言论中反映出来”。

中方提出,由于存在着意见分歧,彼此就更需要互相了解。互相介绍自己的情况和政策,并不意味着一方要另一方同意自己的意见,根本谈不上什么强加于人。

外交文件字里行间的激烈交锋,为此后中苏两党长期公开论战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