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六十年代逃港潮”档案解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8 04:09:26
“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这是一首客家山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宝安县（现深圳市）老百姓中广为传唱。
那个年代，数以百万计的内地人前赴后继，在港深边界掀起一股股汹涌的“逃港潮”。部分人泅渡到彼岸，如愿以偿地成为“资本主义香港”的居民，更多的人则功亏一篑，生还者解押回境，溺毙者浮尸海上。
长期以来，在大陆报章上，“逃港”是个忌讳的话题。同时，又有一个个鲜活、曲折的故事在民间口耳相传。
近年来，大陆各级国家档案馆陆续对部分历史档案进行“解密”。2005年12月，深圳市解密的档案文件显示，仅在1962年，就有10多万人涌入宝安县，6万多人偷渡出境，5万多人被收容遣返。
2006年底，广东省档案馆再次向社会开放档案8万余件。原中共华南局的机密材料显示，在1961年后的3年间，有近16万人由内地偷渡到港。故纸堆里，慢慢还原出当年“逃港潮”的历史图景。
1949年以后，内地共有两次逃港高潮。第一次大移民发端于50年代末，在60年代初达到顶峰，由于内地困难时期的天灾人祸，大批人从广东边境偷渡来港，为刚刚起飞的香港经济注入了急需的廉价劳动力。
第二次移民高潮始于70年代初，众多无法返城的下乡知青逃港；到了七十年代末，由于两地生活水平的巨大反差，内地民众想方设法要移民香港。1979到1980年的两年内，估计有20余万人闯入香港。
而大陆政府对六七十年代历次“逃港潮”的应对举措，也暗合了这一时期中共高层的内部路线斗争。对于中共高层的务实派领导人来说，逃港潮一而再、再而三地刺激了他们的敏感神经，促使他们竭尽全力扭转“极左”激进政策，并最终带出改革开放的新格局。
逼出来的首次“对外开放”
1958年，毛泽东提出“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任务”，大陆遍地高举“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如此冒进的直接后果就是，在1959年至1961年，出现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有研究者认为，在此期间因大饥荒而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3000万。
随着经济形势日趋危急，1959年4月当选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以及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开始努力扭转毛泽东的激进政策。在地方上，也有一批务实派官员采取了一些灵活的政治经济政策。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就是其中之一。
2005年12月深圳市宝安区档案馆解密的一批档案文件显示，60年代初期，在陶铸的支持下，宝安县已经尝试全县对外开放，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
而促使宝安县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已经初露端倪的“集体逃港”风潮。
据《羊城晚报》报道，宝安、香港两地民众原本往来密切，贸易频繁，港英当局没有加以限制。但到了1956年，边境遭到封锁，宝安群众的对外贸易几乎停止。大陆当局不准群众下海捕鱼，给边区的生产带来了严重损失。
由于收入减少，很多村民出逃香港。1957年，宝安全县逃港18800多人。县委的调查指出，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
在香港方面， 1959年就出现劳工短缺现象，因此对这次偷渡潮，一开始港英政府并没有加以制止，因为这些非法入境者提供了香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
档案资料显示，在1959年至1964年之间，陶铸六下宝安，为宝安县的发展“支招”。 1961年6月，陶铸在视察宝安县时说：“香港和宝安是城乡关系，香港是宝安的城市，宝安是香港的郊区。在深圳要建立游览区，让香港人到深圳游览。”
此后，宝安县开始大规模出口稻草，到香港换取化肥。8月13日，宝安召开边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上，九龙海关、宝安外贸局提出全县对外大开放，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
宝安县在陶铸等人支持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实则在大饥荒背景下，地方官员对激进政策的一个“修正”，也是希望通过经济形势的好转，达到减少逃港人数的目的。
有资料显示，对于逃港潮，广东省政府初期也不是一味的“堵截”，而是某种程度上的默许和宽容。
1961年7月20日，省公安厅曾经在陆丰召开沿海各县公安局长会议，贯彻“放宽”出港条件的精神，其中一条说：“在毗邻港澳的惠（惠阳）、东（东莞）、宝（宝安）等6个县市……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几个有武装的、非正式开放的口岸出港。”
“谁想去香港就跟我来！”
然而，随着内地经济形势的恶化，外逃之风愈演愈烈，并于1962年4、5月形成一股惊人的大潮。局势已经很难控制了。据估算，从1961到1963年间，共有16万人逃到香港。
深圳市宝安区档案馆的《1962年中共宝安地方史大事记》显示，当年4月到8月，面对来势汹汹的“逃港潮”，从广东省到宝安县各级部门高度紧张，做出重重部署。
当年4月10日至20日，宝安县召开了70多人参加的边防工作会议。而在接下来4月27日至5月10日的13天，仅被香港当局递解归来的逃港者就有7474人。
60年代正值香港经济起飞，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所以港英政府一开始对非法入境者采取的是睁一眼闭一眼的政策。一直到1962年5月，越来越多的人涌入香港，使局面失去控制，港英政府才宣布强迫遣返非法入境者。
面对边防外流人员逃港现象日益严重的状况，5月9日，宝安召开县委常委会议，商讨对策。22日，县委做出部署，派出民兵配合九龙海关边防部队堵截外流偷渡人员。
最后，广东省政府领导亲自出马。5月22日至7月8日，为了迅速制止外流偷渡风潮，省委书记赵紫阳挂帅并到宝安现场指挥；从省、地区、县抽调工作组到宝安协助工作并成立领导小组。在此期间，经过堵截，共遣送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其中押解回来的15523人，收容35872人。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8月，宝安方面的边防管理政策又开始松动。13日，宝安县召开边防工作双边会议，提出了《关于适当放宽边防管理政策，切实解决边防地区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的报告》。这表明，在陶铸等人领导下，此时广东省对逃港一事仍然持较宽松的政策。
而在广东省档案馆2006年底解密的资料中，也有诸多60年代的急密件涉及偷渡潮。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渔民逃港严重地区如珠海县、台山县，惠阳县、阳江县等，为防止渔民大量逃港，都纷纷以“急密件”上书广东省有关部门，同时下发给下属公社。
在1963年4月台山县委渔业部的一份“关于防止渔民外流港澳意见”的急密件中提到：富裕渔民因港澳关系复杂，“加上敌人拉拢、引诱，对现有政策产生怀疑”，同时，生产生活上遭遇困难，而产生思想动摇，“准备利用西南风外流港澳”。
在解密档案中，有一份中共广东台山县委渔业工作部于1963年4月5日给广东省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当时不少港澳流动渔船都活动在台山县渔场，一方面破坏管理，一方面到处打听军事驻地、干部行踪、生产线和引诱渔民偷渡。
1963年5月24日，广东阳江县东平公社也给粤水产厅和农业部交了一份香港渔船偷越渔场的报告。档案指出：在流动渔船中渗入敌特分子，大肆宣传港澳的生活方式，说什么港澳生产做得好，生活过得好，利用内地正处经济生活困难，恩赐一些旧布和药材引诱当地群众，更严重地是在海上发动内地渔民逃港，声张大呼：“谁想去香港就跟我来！”使一些立场不坚定、方向不明的人被煽动后逃走。
在当时逃港问题严重的一些农村，几乎是十室九空。一位60年代在广州念中学的人士，用“枯藤绕老树，白发唱黄鸡。青壮逃港去，禾稻无人收”的诗句来形容当时的公社。据他描述，1964年，学校组织学生去了东莞的茶山和常平公社参加“农忙劳动”。几百名学生住到二、三个村里，竟不用睡祠堂学校，就入住空置的民房，够用有余。学生问屋主人哪去了，社员回答，“到香港刨食去了。”
社员还告诉学生，凡是家中有人逃港，公社都要对其征收“逃港费”，理由是：家里有人逃港，弄到田地无人耕种，故此要征收费用。
“逃港潮”最终促成开放大局
1966年，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社会陷入混乱。而革命红潮也波及到香港，次年发生了“六七暴动”。据统计，文革的前几年，内地越境到香港的人数并不多。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大批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返城。而没有关系、被迫留在农村的广东沿海知青人苦于没有出路，邻近的香港成了他们重圆城市梦的另一条渠道。
虽然当时知青们天天接受持续不断的“思想教育”，但他们私底下常常偷偷收听香港电台，加上偶尔有香港人回乡探亲，带来新奇的物品和见闻，这一切让返城无门的知青们看到了一线亮光。
然而，偷渡要顶着巨大的风险。巡逻的边防军配有嗅觉灵敏的狼狗。偷渡不成的知青被押送回来，要被关押一两年。知青们偷渡的地点一般选在蛇口，这里距香港4公里。
在当时，泳圈、气枕等都属于违禁品，根本不可能带到宝安。所以，很多人想出了很多奇招，比如把篮球塞到网袋里，就是泅渡的“救生衣”了。
一位知青描述，由于边防军防范严密，大家只能协同“作战”。几个人凑在一起，分头买篮球、网袋。然后随身带一点点钱，把钱藏在蜡纸包，蜡纸包藏在肥皂里。白天，大家在山上睡觉，夜里赶路。
快到水边，大家各司其职，有引开边防军的，有对付狼狗的，有帮助逃走的人绑球的。她说，“能走掉的只有一个两个，还要躲开巡逻艇，真的好难……”
根据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李若建的一份研究报告，1974年底，港英政府开始边境堵截，实行了 “抵垒政策”。所谓“抵垒政策”，就是非法入境者只要成功越过边境进入市区，就可以在亲友的陪同下领取合法居住证件，获得居留权。
“抵垒政策”在1978年以前似乎有效，不过到了1978年以后则完全失灵了。逃港风潮不仅屡禁不止，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仅1979年与1980年的两年内，估计有20多万人成功地越过边境进入香港。
港英政府不得不在1980年10月底取消“抵垒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对非法入境者无论在香港何处被捕，即被送返中国大陆，也就是“随捕随解”政策。
1979年5月6日，一则传言引爆了最严重的逃港风潮。传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 “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与事件民间观察》一书描述，在5月6日这一天，来自惠阳、东莞、宝安三个县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第二天，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景象惨不忍睹。
时任深圳市委常委兼纪检会书记的刘波日后回忆说：“没有办法，老百姓冲破边防线，他不顾了。以后就是部队来管，县政府、民兵什么全动员起来了，抓逃亡，你也抓不了，就是要往香港冲。”
据电视文献片《小平十章》披露，在70年代末，集体逃港被视为恶性政治事件，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1977年冬天，复出后的邓小平外出的第一站就选择了广东。在听取广东领导汇报逃港问题时，邓小平突然插话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紧接着他又说：“这件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随后，广东省委专门派出了调查组赴深圳进行调查。结果，深圳河两边的两个“罗芳村”引起了调查组的注意：当时，深圳河这边的罗芳村，村里农民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在河对岸香港那边的罗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更让省委调查组感到惊讶的是，河对岸香港那边原本并没有一个罗芳村，居住在那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跑过去的。
两年后的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的领导向邓小平做汇报，希望广东在经济改革中尝试着先行一步。正是在这次汇报后，邓小平做出了创办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
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颁发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对外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这是一首客家山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宝安县（现深圳市）老百姓中广为传唱。
那个年代，数以百万计的内地人前赴后继，在港深边界掀起一股股汹涌的“逃港潮”。部分人泅渡到彼岸，如愿以偿地成为“资本主义香港”的居民，更多的人则功亏一篑，生还者解押回境，溺毙者浮尸海上。
长期以来，在大陆报章上，“逃港”是个忌讳的话题。同时，又有一个个鲜活、曲折的故事在民间口耳相传。
近年来，大陆各级国家档案馆陆续对部分历史档案进行“解密”。2005年12月，深圳市解密的档案文件显示，仅在1962年，就有10多万人涌入宝安县，6万多人偷渡出境，5万多人被收容遣返。
2006年底，广东省档案馆再次向社会开放档案8万余件。原中共华南局的机密材料显示，在1961年后的3年间，有近16万人由内地偷渡到港。故纸堆里，慢慢还原出当年“逃港潮”的历史图景。
1949年以后，内地共有两次逃港高潮。第一次大移民发端于50年代末，在60年代初达到顶峰，由于内地困难时期的天灾人祸，大批人从广东边境偷渡来港，为刚刚起飞的香港经济注入了急需的廉价劳动力。
第二次移民高潮始于70年代初，众多无法返城的下乡知青逃港；到了七十年代末，由于两地生活水平的巨大反差，内地民众想方设法要移民香港。1979到1980年的两年内，估计有20余万人闯入香港。
而大陆政府对六七十年代历次“逃港潮”的应对举措，也暗合了这一时期中共高层的内部路线斗争。对于中共高层的务实派领导人来说，逃港潮一而再、再而三地刺激了他们的敏感神经，促使他们竭尽全力扭转“极左”激进政策，并最终带出改革开放的新格局。
逼出来的首次“对外开放”
1958年，毛泽东提出“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任务”，大陆遍地高举“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如此冒进的直接后果就是，在1959年至1961年，出现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有研究者认为，在此期间因大饥荒而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3000万。
随着经济形势日趋危急，1959年4月当选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以及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开始努力扭转毛泽东的激进政策。在地方上，也有一批务实派官员采取了一些灵活的政治经济政策。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就是其中之一。
2005年12月深圳市宝安区档案馆解密的一批档案文件显示，60年代初期，在陶铸的支持下，宝安县已经尝试全县对外开放，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
而促使宝安县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已经初露端倪的“集体逃港”风潮。
据《羊城晚报》报道，宝安、香港两地民众原本往来密切，贸易频繁，港英当局没有加以限制。但到了1956年，边境遭到封锁，宝安群众的对外贸易几乎停止。大陆当局不准群众下海捕鱼，给边区的生产带来了严重损失。
由于收入减少，很多村民出逃香港。1957年，宝安全县逃港18800多人。县委的调查指出，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
在香港方面， 1959年就出现劳工短缺现象，因此对这次偷渡潮，一开始港英政府并没有加以制止，因为这些非法入境者提供了香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
档案资料显示，在1959年至1964年之间，陶铸六下宝安，为宝安县的发展“支招”。 1961年6月，陶铸在视察宝安县时说：“香港和宝安是城乡关系，香港是宝安的城市，宝安是香港的郊区。在深圳要建立游览区，让香港人到深圳游览。”
此后，宝安县开始大规模出口稻草，到香港换取化肥。8月13日，宝安召开边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上，九龙海关、宝安外贸局提出全县对外大开放，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
宝安县在陶铸等人支持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实则在大饥荒背景下，地方官员对激进政策的一个“修正”，也是希望通过经济形势的好转，达到减少逃港人数的目的。
有资料显示，对于逃港潮，广东省政府初期也不是一味的“堵截”，而是某种程度上的默许和宽容。
1961年7月20日，省公安厅曾经在陆丰召开沿海各县公安局长会议，贯彻“放宽”出港条件的精神，其中一条说：“在毗邻港澳的惠（惠阳）、东（东莞）、宝（宝安）等6个县市……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几个有武装的、非正式开放的口岸出港。”
“谁想去香港就跟我来！”
然而，随着内地经济形势的恶化，外逃之风愈演愈烈，并于1962年4、5月形成一股惊人的大潮。局势已经很难控制了。据估算，从1961到1963年间，共有16万人逃到香港。
深圳市宝安区档案馆的《1962年中共宝安地方史大事记》显示，当年4月到8月，面对来势汹汹的“逃港潮”，从广东省到宝安县各级部门高度紧张，做出重重部署。
当年4月10日至20日，宝安县召开了70多人参加的边防工作会议。而在接下来4月27日至5月10日的13天，仅被香港当局递解归来的逃港者就有7474人。
60年代正值香港经济起飞，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所以港英政府一开始对非法入境者采取的是睁一眼闭一眼的政策。一直到1962年5月，越来越多的人涌入香港，使局面失去控制，港英政府才宣布强迫遣返非法入境者。
面对边防外流人员逃港现象日益严重的状况，5月9日，宝安召开县委常委会议，商讨对策。22日，县委做出部署，派出民兵配合九龙海关边防部队堵截外流偷渡人员。
最后，广东省政府领导亲自出马。5月22日至7月8日，为了迅速制止外流偷渡风潮，省委书记赵紫阳挂帅并到宝安现场指挥；从省、地区、县抽调工作组到宝安协助工作并成立领导小组。在此期间，经过堵截，共遣送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其中押解回来的15523人，收容35872人。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8月，宝安方面的边防管理政策又开始松动。13日，宝安县召开边防工作双边会议，提出了《关于适当放宽边防管理政策，切实解决边防地区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的报告》。这表明，在陶铸等人领导下，此时广东省对逃港一事仍然持较宽松的政策。
而在广东省档案馆2006年底解密的资料中，也有诸多60年代的急密件涉及偷渡潮。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渔民逃港严重地区如珠海县、台山县，惠阳县、阳江县等，为防止渔民大量逃港，都纷纷以“急密件”上书广东省有关部门，同时下发给下属公社。
在1963年4月台山县委渔业部的一份“关于防止渔民外流港澳意见”的急密件中提到：富裕渔民因港澳关系复杂，“加上敌人拉拢、引诱，对现有政策产生怀疑”，同时，生产生活上遭遇困难，而产生思想动摇，“准备利用西南风外流港澳”。
在解密档案中，有一份中共广东台山县委渔业工作部于1963年4月5日给广东省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当时不少港澳流动渔船都活动在台山县渔场，一方面破坏管理，一方面到处打听军事驻地、干部行踪、生产线和引诱渔民偷渡。
1963年5月24日，广东阳江县东平公社也给粤水产厅和农业部交了一份香港渔船偷越渔场的报告。档案指出：在流动渔船中渗入敌特分子，大肆宣传港澳的生活方式，说什么港澳生产做得好，生活过得好，利用内地正处经济生活困难，恩赐一些旧布和药材引诱当地群众，更严重地是在海上发动内地渔民逃港，声张大呼：“谁想去香港就跟我来！”使一些立场不坚定、方向不明的人被煽动后逃走。
在当时逃港问题严重的一些农村，几乎是十室九空。一位60年代在广州念中学的人士，用“枯藤绕老树，白发唱黄鸡。青壮逃港去，禾稻无人收”的诗句来形容当时的公社。据他描述，1964年，学校组织学生去了东莞的茶山和常平公社参加“农忙劳动”。几百名学生住到二、三个村里，竟不用睡祠堂学校，就入住空置的民房，够用有余。学生问屋主人哪去了，社员回答，“到香港刨食去了。”
社员还告诉学生，凡是家中有人逃港，公社都要对其征收“逃港费”，理由是：家里有人逃港，弄到田地无人耕种，故此要征收费用。
“逃港潮”最终促成开放大局
1966年，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社会陷入混乱。而革命红潮也波及到香港，次年发生了“六七暴动”。据统计，文革的前几年，内地越境到香港的人数并不多。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大批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返城。而没有关系、被迫留在农村的广东沿海知青人苦于没有出路，邻近的香港成了他们重圆城市梦的另一条渠道。
虽然当时知青们天天接受持续不断的“思想教育”，但他们私底下常常偷偷收听香港电台，加上偶尔有香港人回乡探亲，带来新奇的物品和见闻，这一切让返城无门的知青们看到了一线亮光。
然而，偷渡要顶着巨大的风险。巡逻的边防军配有嗅觉灵敏的狼狗。偷渡不成的知青被押送回来，要被关押一两年。知青们偷渡的地点一般选在蛇口，这里距香港4公里。
在当时，泳圈、气枕等都属于违禁品，根本不可能带到宝安。所以，很多人想出了很多奇招，比如把篮球塞到网袋里，就是泅渡的“救生衣”了。
一位知青描述，由于边防军防范严密，大家只能协同“作战”。几个人凑在一起，分头买篮球、网袋。然后随身带一点点钱，把钱藏在蜡纸包，蜡纸包藏在肥皂里。白天，大家在山上睡觉，夜里赶路。
快到水边，大家各司其职，有引开边防军的，有对付狼狗的，有帮助逃走的人绑球的。她说，“能走掉的只有一个两个，还要躲开巡逻艇，真的好难……”
根据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李若建的一份研究报告，1974年底，港英政府开始边境堵截，实行了 “抵垒政策”。所谓“抵垒政策”，就是非法入境者只要成功越过边境进入市区，就可以在亲友的陪同下领取合法居住证件，获得居留权。
“抵垒政策”在1978年以前似乎有效，不过到了1978年以后则完全失灵了。逃港风潮不仅屡禁不止，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仅1979年与1980年的两年内，估计有20多万人成功地越过边境进入香港。
港英政府不得不在1980年10月底取消“抵垒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对非法入境者无论在香港何处被捕，即被送返中国大陆，也就是“随捕随解”政策。
1979年5月6日，一则传言引爆了最严重的逃港风潮。传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 “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与事件民间观察》一书描述，在5月6日这一天，来自惠阳、东莞、宝安三个县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第二天，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景象惨不忍睹。
时任深圳市委常委兼纪检会书记的刘波日后回忆说：“没有办法，老百姓冲破边防线，他不顾了。以后就是部队来管，县政府、民兵什么全动员起来了，抓逃亡，你也抓不了，就是要往香港冲。”
据电视文献片《小平十章》披露，在70年代末，集体逃港被视为恶性政治事件，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1977年冬天，复出后的邓小平外出的第一站就选择了广东。在听取广东领导汇报逃港问题时，邓小平突然插话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紧接着他又说：“这件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随后，广东省委专门派出了调查组赴深圳进行调查。结果，深圳河两边的两个“罗芳村”引起了调查组的注意：当时，深圳河这边的罗芳村，村里农民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在河对岸香港那边的罗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更让省委调查组感到惊讶的是，河对岸香港那边原本并没有一个罗芳村，居住在那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跑过去的。
两年后的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的领导向邓小平做汇报，希望广东在经济改革中尝试着先行一步。正是在这次汇报后，邓小平做出了创办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
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颁发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对外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
那个年代，数以百万计的内地人前赴后继，在港深边界掀起一股股汹涌的“逃港潮”。部分人泅渡到彼岸，如愿以偿地成为“资本主义香港”的居民，更多的人则功亏一篑，生还者解押回境，溺毙者浮尸海上。
长期以来，在大陆报章上，“逃港”是个忌讳的话题。同时，又有一个个鲜活、曲折的故事在民间口耳相传。
近年来，大陆各级国家档案馆陆续对部分历史档案进行“解密”。2005年12月，深圳市解密的档案文件显示，仅在1962年，就有10多万人涌入宝安县，6万多人偷渡出境，5万多人被收容遣返。
2006年底，广东省档案馆再次向社会开放档案8万余件。原中共华南局的机密材料显示，在1961年后的3年间，有近16万人由内地偷渡到港。故纸堆里，慢慢还原出当年“逃港潮”的历史图景。
1949年以后，内地共有两次逃港高潮。第一次大移民发端于50年代末，在60年代初达到顶峰，由于内地困难时期的天灾人祸，大批人从广东边境偷渡来港，为刚刚起飞的香港经济注入了急需的廉价劳动力。
第二次移民高潮始于70年代初，众多无法返城的下乡知青逃港；到了七十年代末，由于两地生活水平的巨大反差，内地民众想方设法要移民香港。1979到1980年的两年内，估计有20余万人闯入香港。
而大陆政府对六七十年代历次“逃港潮”的应对举措，也暗合了这一时期中共高层的内部路线斗争。对于中共高层的务实派领导人来说，逃港潮一而再、再而三地刺激了他们的敏感神经，促使他们竭尽全力扭转“极左”激进政策，并最终带出改革开放的新格局。
逼出来的首次“对外开放”
1958年，毛泽东提出“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任务”，大陆遍地高举“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如此冒进的直接后果就是，在1959年至1961年，出现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有研究者认为，在此期间因大饥荒而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3000万。
随着经济形势日趋危急，1959年4月当选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以及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开始努力扭转毛泽东的激进政策。在地方上，也有一批务实派官员采取了一些灵活的政治经济政策。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就是其中之一。
2005年12月深圳市宝安区档案馆解密的一批档案文件显示，60年代初期，在陶铸的支持下，宝安县已经尝试全县对外开放，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
而促使宝安县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已经初露端倪的“集体逃港”风潮。
据《羊城晚报》报道，宝安、香港两地民众原本往来密切，贸易频繁，港英当局没有加以限制。但到了1956年，边境遭到封锁，宝安群众的对外贸易几乎停止。大陆当局不准群众下海捕鱼，给边区的生产带来了严重损失。
由于收入减少，很多村民出逃香港。1957年，宝安全县逃港18800多人。县委的调查指出，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
在香港方面， 1959年就出现劳工短缺现象，因此对这次偷渡潮，一开始港英政府并没有加以制止，因为这些非法入境者提供了香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
档案资料显示，在1959年至1964年之间，陶铸六下宝安，为宝安县的发展“支招”。 1961年6月，陶铸在视察宝安县时说：“香港和宝安是城乡关系，香港是宝安的城市，宝安是香港的郊区。在深圳要建立游览区，让香港人到深圳游览。”
此后，宝安县开始大规模出口稻草，到香港换取化肥。8月13日，宝安召开边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上，九龙海关、宝安外贸局提出全县对外大开放，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
宝安县在陶铸等人支持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实则在大饥荒背景下，地方官员对激进政策的一个“修正”，也是希望通过经济形势的好转，达到减少逃港人数的目的。
有资料显示，对于逃港潮，广东省政府初期也不是一味的“堵截”，而是某种程度上的默许和宽容。
1961年7月20日，省公安厅曾经在陆丰召开沿海各县公安局长会议，贯彻“放宽”出港条件的精神，其中一条说：“在毗邻港澳的惠（惠阳）、东（东莞）、宝（宝安）等6个县市……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几个有武装的、非正式开放的口岸出港。”
“谁想去香港就跟我来！”
然而，随着内地经济形势的恶化，外逃之风愈演愈烈，并于1962年4、5月形成一股惊人的大潮。局势已经很难控制了。据估算，从1961到1963年间，共有16万人逃到香港。
深圳市宝安区档案馆的《1962年中共宝安地方史大事记》显示，当年4月到8月，面对来势汹汹的“逃港潮”，从广东省到宝安县各级部门高度紧张，做出重重部署。
当年4月10日至20日，宝安县召开了70多人参加的边防工作会议。而在接下来4月27日至5月10日的13天，仅被香港当局递解归来的逃港者就有7474人。
60年代正值香港经济起飞，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所以港英政府一开始对非法入境者采取的是睁一眼闭一眼的政策。一直到1962年5月，越来越多的人涌入香港，使局面失去控制，港英政府才宣布强迫遣返非法入境者。
面对边防外流人员逃港现象日益严重的状况，5月9日，宝安召开县委常委会议，商讨对策。22日，县委做出部署，派出民兵配合九龙海关边防部队堵截外流偷渡人员。
最后，广东省政府领导亲自出马。5月22日至7月8日，为了迅速制止外流偷渡风潮，省委书记赵紫阳挂帅并到宝安现场指挥；从省、地区、县抽调工作组到宝安协助工作并成立领导小组。在此期间，经过堵截，共遣送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其中押解回来的15523人，收容35872人。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8月，宝安方面的边防管理政策又开始松动。13日，宝安县召开边防工作双边会议，提出了《关于适当放宽边防管理政策，切实解决边防地区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的报告》。这表明，在陶铸等人领导下，此时广东省对逃港一事仍然持较宽松的政策。
而在广东省档案馆2006年底解密的资料中，也有诸多60年代的急密件涉及偷渡潮。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渔民逃港严重地区如珠海县、台山县，惠阳县、阳江县等，为防止渔民大量逃港，都纷纷以“急密件”上书广东省有关部门，同时下发给下属公社。
在1963年4月台山县委渔业部的一份“关于防止渔民外流港澳意见”的急密件中提到：富裕渔民因港澳关系复杂，“加上敌人拉拢、引诱，对现有政策产生怀疑”，同时，生产生活上遭遇困难，而产生思想动摇，“准备利用西南风外流港澳”。
在解密档案中，有一份中共广东台山县委渔业工作部于1963年4月5日给广东省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当时不少港澳流动渔船都活动在台山县渔场，一方面破坏管理，一方面到处打听军事驻地、干部行踪、生产线和引诱渔民偷渡。
1963年5月24日，广东阳江县东平公社也给粤水产厅和农业部交了一份香港渔船偷越渔场的报告。档案指出：在流动渔船中渗入敌特分子，大肆宣传港澳的生活方式，说什么港澳生产做得好，生活过得好，利用内地正处经济生活困难，恩赐一些旧布和药材引诱当地群众，更严重地是在海上发动内地渔民逃港，声张大呼：“谁想去香港就跟我来！”使一些立场不坚定、方向不明的人被煽动后逃走。
在当时逃港问题严重的一些农村，几乎是十室九空。一位60年代在广州念中学的人士，用“枯藤绕老树，白发唱黄鸡。青壮逃港去，禾稻无人收”的诗句来形容当时的公社。据他描述，1964年，学校组织学生去了东莞的茶山和常平公社参加“农忙劳动”。几百名学生住到二、三个村里，竟不用睡祠堂学校，就入住空置的民房，够用有余。学生问屋主人哪去了，社员回答，“到香港刨食去了。”
社员还告诉学生，凡是家中有人逃港，公社都要对其征收“逃港费”，理由是：家里有人逃港，弄到田地无人耕种，故此要征收费用。
“逃港潮”最终促成开放大局
1966年，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社会陷入混乱。而革命红潮也波及到香港，次年发生了“六七暴动”。据统计，文革的前几年，内地越境到香港的人数并不多。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大批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返城。而没有关系、被迫留在农村的广东沿海知青人苦于没有出路，邻近的香港成了他们重圆城市梦的另一条渠道。
虽然当时知青们天天接受持续不断的“思想教育”，但他们私底下常常偷偷收听香港电台，加上偶尔有香港人回乡探亲，带来新奇的物品和见闻，这一切让返城无门的知青们看到了一线亮光。
然而，偷渡要顶着巨大的风险。巡逻的边防军配有嗅觉灵敏的狼狗。偷渡不成的知青被押送回来，要被关押一两年。知青们偷渡的地点一般选在蛇口，这里距香港4公里。
在当时，泳圈、气枕等都属于违禁品，根本不可能带到宝安。所以，很多人想出了很多奇招，比如把篮球塞到网袋里，就是泅渡的“救生衣”了。
一位知青描述，由于边防军防范严密，大家只能协同“作战”。几个人凑在一起，分头买篮球、网袋。然后随身带一点点钱，把钱藏在蜡纸包，蜡纸包藏在肥皂里。白天，大家在山上睡觉，夜里赶路。
快到水边，大家各司其职，有引开边防军的，有对付狼狗的，有帮助逃走的人绑球的。她说，“能走掉的只有一个两个，还要躲开巡逻艇，真的好难……”
根据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李若建的一份研究报告，1974年底，港英政府开始边境堵截，实行了 “抵垒政策”。所谓“抵垒政策”，就是非法入境者只要成功越过边境进入市区，就可以在亲友的陪同下领取合法居住证件，获得居留权。
“抵垒政策”在1978年以前似乎有效，不过到了1978年以后则完全失灵了。逃港风潮不仅屡禁不止，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仅1979年与1980年的两年内，估计有20多万人成功地越过边境进入香港。
港英政府不得不在1980年10月底取消“抵垒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对非法入境者无论在香港何处被捕，即被送返中国大陆，也就是“随捕随解”政策。
1979年5月6日，一则传言引爆了最严重的逃港风潮。传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 “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与事件民间观察》一书描述，在5月6日这一天，来自惠阳、东莞、宝安三个县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第二天，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景象惨不忍睹。
时任深圳市委常委兼纪检会书记的刘波日后回忆说：“没有办法，老百姓冲破边防线，他不顾了。以后就是部队来管，县政府、民兵什么全动员起来了，抓逃亡，你也抓不了，就是要往香港冲。”
据电视文献片《小平十章》披露，在70年代末，集体逃港被视为恶性政治事件，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1977年冬天，复出后的邓小平外出的第一站就选择了广东。在听取广东领导汇报逃港问题时，邓小平突然插话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紧接着他又说：“这件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随后，广东省委专门派出了调查组赴深圳进行调查。结果，深圳河两边的两个“罗芳村”引起了调查组的注意：当时，深圳河这边的罗芳村，村里农民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在河对岸香港那边的罗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更让省委调查组感到惊讶的是，河对岸香港那边原本并没有一个罗芳村，居住在那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跑过去的。
两年后的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的领导向邓小平做汇报，希望广东在经济改革中尝试着先行一步。正是在这次汇报后，邓小平做出了创办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
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颁发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对外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这是一首客家山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宝安县（现深圳市）老百姓中广为传唱。
那个年代，数以百万计的内地人前赴后继，在港深边界掀起一股股汹涌的“逃港潮”。部分人泅渡到彼岸，如愿以偿地成为“资本主义香港”的居民，更多的人则功亏一篑，生还者解押回境，溺毙者浮尸海上。
长期以来，在大陆报章上，“逃港”是个忌讳的话题。同时，又有一个个鲜活、曲折的故事在民间口耳相传。
近年来，大陆各级国家档案馆陆续对部分历史档案进行“解密”。2005年12月，深圳市解密的档案文件显示，仅在1962年，就有10多万人涌入宝安县，6万多人偷渡出境，5万多人被收容遣返。
2006年底，广东省档案馆再次向社会开放档案8万余件。原中共华南局的机密材料显示，在1961年后的3年间，有近16万人由内地偷渡到港。故纸堆里，慢慢还原出当年“逃港潮”的历史图景。
1949年以后，内地共有两次逃港高潮。第一次大移民发端于50年代末，在60年代初达到顶峰，由于内地困难时期的天灾人祸，大批人从广东边境偷渡来港，为刚刚起飞的香港经济注入了急需的廉价劳动力。
第二次移民高潮始于70年代初，众多无法返城的下乡知青逃港；到了七十年代末，由于两地生活水平的巨大反差，内地民众想方设法要移民香港。1979到1980年的两年内，估计有20余万人闯入香港。
而大陆政府对六七十年代历次“逃港潮”的应对举措，也暗合了这一时期中共高层的内部路线斗争。对于中共高层的务实派领导人来说，逃港潮一而再、再而三地刺激了他们的敏感神经，促使他们竭尽全力扭转“极左”激进政策，并最终带出改革开放的新格局。
逼出来的首次“对外开放”
1958年，毛泽东提出“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新任务”，大陆遍地高举“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如此冒进的直接后果就是，在1959年至1961年，出现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有研究者认为，在此期间因大饥荒而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3000万。
随着经济形势日趋危急，1959年4月当选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以及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开始努力扭转毛泽东的激进政策。在地方上，也有一批务实派官员采取了一些灵活的政治经济政策。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就是其中之一。
2005年12月深圳市宝安区档案馆解密的一批档案文件显示，60年代初期，在陶铸的支持下，宝安县已经尝试全县对外开放，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
而促使宝安县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已经初露端倪的“集体逃港”风潮。
据《羊城晚报》报道，宝安、香港两地民众原本往来密切，贸易频繁，港英当局没有加以限制。但到了1956年，边境遭到封锁，宝安群众的对外贸易几乎停止。大陆当局不准群众下海捕鱼，给边区的生产带来了严重损失。
由于收入减少，很多村民出逃香港。1957年，宝安全县逃港18800多人。县委的调查指出，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
在香港方面， 1959年就出现劳工短缺现象，因此对这次偷渡潮，一开始港英政府并没有加以制止，因为这些非法入境者提供了香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
档案资料显示，在1959年至1964年之间，陶铸六下宝安，为宝安县的发展“支招”。 1961年6月，陶铸在视察宝安县时说：“香港和宝安是城乡关系，香港是宝安的城市，宝安是香港的郊区。在深圳要建立游览区，让香港人到深圳游览。”
此后，宝安县开始大规模出口稻草，到香港换取化肥。8月13日，宝安召开边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上，九龙海关、宝安外贸局提出全县对外大开放，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
宝安县在陶铸等人支持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实则在大饥荒背景下，地方官员对激进政策的一个“修正”，也是希望通过经济形势的好转，达到减少逃港人数的目的。
有资料显示，对于逃港潮，广东省政府初期也不是一味的“堵截”，而是某种程度上的默许和宽容。
1961年7月20日，省公安厅曾经在陆丰召开沿海各县公安局长会议，贯彻“放宽”出港条件的精神，其中一条说：“在毗邻港澳的惠（惠阳）、东（东莞）、宝（宝安）等6个县市……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几个有武装的、非正式开放的口岸出港。”
“谁想去香港就跟我来！”
然而，随着内地经济形势的恶化，外逃之风愈演愈烈，并于1962年4、5月形成一股惊人的大潮。局势已经很难控制了。据估算，从1961到1963年间，共有16万人逃到香港。
深圳市宝安区档案馆的《1962年中共宝安地方史大事记》显示，当年4月到8月，面对来势汹汹的“逃港潮”，从广东省到宝安县各级部门高度紧张，做出重重部署。
当年4月10日至20日，宝安县召开了70多人参加的边防工作会议。而在接下来4月27日至5月10日的13天，仅被香港当局递解归来的逃港者就有7474人。
60年代正值香港经济起飞，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所以港英政府一开始对非法入境者采取的是睁一眼闭一眼的政策。一直到1962年5月，越来越多的人涌入香港，使局面失去控制，港英政府才宣布强迫遣返非法入境者。
面对边防外流人员逃港现象日益严重的状况，5月9日，宝安召开县委常委会议，商讨对策。22日，县委做出部署，派出民兵配合九龙海关边防部队堵截外流偷渡人员。
最后，广东省政府领导亲自出马。5月22日至7月8日，为了迅速制止外流偷渡风潮，省委书记赵紫阳挂帅并到宝安现场指挥；从省、地区、县抽调工作组到宝安协助工作并成立领导小组。在此期间，经过堵截，共遣送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其中押解回来的15523人，收容35872人。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8月，宝安方面的边防管理政策又开始松动。13日，宝安县召开边防工作双边会议，提出了《关于适当放宽边防管理政策，切实解决边防地区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的报告》。这表明，在陶铸等人领导下，此时广东省对逃港一事仍然持较宽松的政策。
而在广东省档案馆2006年底解密的资料中，也有诸多60年代的急密件涉及偷渡潮。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渔民逃港严重地区如珠海县、台山县，惠阳县、阳江县等，为防止渔民大量逃港，都纷纷以“急密件”上书广东省有关部门，同时下发给下属公社。
在1963年4月台山县委渔业部的一份“关于防止渔民外流港澳意见”的急密件中提到：富裕渔民因港澳关系复杂，“加上敌人拉拢、引诱，对现有政策产生怀疑”，同时，生产生活上遭遇困难，而产生思想动摇，“准备利用西南风外流港澳”。
在解密档案中，有一份中共广东台山县委渔业工作部于1963年4月5日给广东省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当时不少港澳流动渔船都活动在台山县渔场，一方面破坏管理，一方面到处打听军事驻地、干部行踪、生产线和引诱渔民偷渡。
1963年5月24日，广东阳江县东平公社也给粤水产厅和农业部交了一份香港渔船偷越渔场的报告。档案指出：在流动渔船中渗入敌特分子，大肆宣传港澳的生活方式，说什么港澳生产做得好，生活过得好，利用内地正处经济生活困难，恩赐一些旧布和药材引诱当地群众，更严重地是在海上发动内地渔民逃港，声张大呼：“谁想去香港就跟我来！”使一些立场不坚定、方向不明的人被煽动后逃走。
在当时逃港问题严重的一些农村，几乎是十室九空。一位60年代在广州念中学的人士，用“枯藤绕老树，白发唱黄鸡。青壮逃港去，禾稻无人收”的诗句来形容当时的公社。据他描述，1964年，学校组织学生去了东莞的茶山和常平公社参加“农忙劳动”。几百名学生住到二、三个村里，竟不用睡祠堂学校，就入住空置的民房，够用有余。学生问屋主人哪去了，社员回答，“到香港刨食去了。”
社员还告诉学生，凡是家中有人逃港，公社都要对其征收“逃港费”，理由是：家里有人逃港，弄到田地无人耕种，故此要征收费用。
“逃港潮”最终促成开放大局
1966年，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社会陷入混乱。而革命红潮也波及到香港，次年发生了“六七暴动”。据统计，文革的前几年，内地越境到香港的人数并不多。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大批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返城。而没有关系、被迫留在农村的广东沿海知青人苦于没有出路，邻近的香港成了他们重圆城市梦的另一条渠道。
虽然当时知青们天天接受持续不断的“思想教育”，但他们私底下常常偷偷收听香港电台，加上偶尔有香港人回乡探亲，带来新奇的物品和见闻，这一切让返城无门的知青们看到了一线亮光。
然而，偷渡要顶着巨大的风险。巡逻的边防军配有嗅觉灵敏的狼狗。偷渡不成的知青被押送回来，要被关押一两年。知青们偷渡的地点一般选在蛇口，这里距香港4公里。
在当时，泳圈、气枕等都属于违禁品，根本不可能带到宝安。所以，很多人想出了很多奇招，比如把篮球塞到网袋里，就是泅渡的“救生衣”了。
一位知青描述，由于边防军防范严密，大家只能协同“作战”。几个人凑在一起，分头买篮球、网袋。然后随身带一点点钱，把钱藏在蜡纸包，蜡纸包藏在肥皂里。白天，大家在山上睡觉，夜里赶路。
快到水边，大家各司其职，有引开边防军的，有对付狼狗的，有帮助逃走的人绑球的。她说，“能走掉的只有一个两个，还要躲开巡逻艇，真的好难……”
根据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李若建的一份研究报告，1974年底，港英政府开始边境堵截，实行了 “抵垒政策”。所谓“抵垒政策”，就是非法入境者只要成功越过边境进入市区，就可以在亲友的陪同下领取合法居住证件，获得居留权。
“抵垒政策”在1978年以前似乎有效，不过到了1978年以后则完全失灵了。逃港风潮不仅屡禁不止，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仅1979年与1980年的两年内，估计有20多万人成功地越过边境进入香港。
港英政府不得不在1980年10月底取消“抵垒政策”，取而代之的是对非法入境者无论在香港何处被捕，即被送返中国大陆，也就是“随捕随解”政策。
1979年5月6日，一则传言引爆了最严重的逃港风潮。传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 “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
《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与事件民间观察》一书描述，在5月6日这一天，来自惠阳、东莞、宝安三个县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第二天，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景象惨不忍睹。
时任深圳市委常委兼纪检会书记的刘波日后回忆说：“没有办法，老百姓冲破边防线，他不顾了。以后就是部队来管，县政府、民兵什么全动员起来了，抓逃亡，你也抓不了，就是要往香港冲。”
据电视文献片《小平十章》披露，在70年代末，集体逃港被视为恶性政治事件，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1977年冬天，复出后的邓小平外出的第一站就选择了广东。在听取广东领导汇报逃港问题时，邓小平突然插话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紧接着他又说：“这件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随后，广东省委专门派出了调查组赴深圳进行调查。结果，深圳河两边的两个“罗芳村”引起了调查组的注意：当时，深圳河这边的罗芳村，村里农民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在河对岸香港那边的罗芳村，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更让省委调查组感到惊讶的是，河对岸香港那边原本并没有一个罗芳村，居住在那里的人竟然全都是从深圳的罗芳村跑过去的。
两年后的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的领导向邓小平做汇报，希望广东在经济改革中尝试着先行一步。正是在这次汇报后，邓小平做出了创办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
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颁发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对外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
我对不起毛主席啊！
一个村支书在村民大量逃港后说的
确实厉害 ，现在深圳特区内的村上的本地人很多都在香港
一个村支书在村民大量逃港后说的
确实厉害 ，现在深圳特区内的村上的本地人很多都在香港
哪好哪坏，人民心中自有一杆秤
六十年代还有许多去支疆的
呵呵，不是有社会主义优越性吗？不是得民心吗？怎么这么多人怎么都拼了命的投入资本主义的怀抱？呵呵，而且还是殖民地，不惜做亡国奴也要去！;P
原帖由 不战屈人 于 2008-2-5 05:01 发表
六十年代还有许多去支疆的
那不都是被政府骗去的吗？？？？？ 而且，80年代之后那些上当的青年不都在想办法回自己原籍吗？？？？？
相比之下，逃去香港的那些人，倒没见几个要回大陆的。就是回去，也是港澳侨胞的身份。
人比人气死人啊。如果还有人好意思去比的话。。。。。。。。。。
60年代开始政府可是花了大力气宣传或者说欺骗广大青年上山下乡，支边支疆。但从来没听说过政府宣传要大家游泳去香港的啊。
原帖由 瘦翻译 于 2008-2-5 11:29 发表
60年代开始政府可是花了大力气宣传或者说欺骗广大青年上山下乡，支边支疆。但从来没听说过政府宣传要大家游泳去香港的啊。
支边支疆是为了守土移民!!没有这些人的奉献.哪来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哪来的新疆稳定???看看80年代中后期,新疆民族人闹分裂的多凶!!要是没有兵团的驻守,没有那些当年从各地调配到新疆来的汉人.新疆早独立了!
你是希望新疆脱离中央控制成为一个名义上受中央统治的国之国呢?还是愿意为国家疆土的统一而牺牲个人利益?
内地烧的80%的天然气全来自新疆供应!!
没有当年那些支边的人的奉献,哪来今天边疆稳定的大局面?
无论他们当初是被骗去的,还是自愿的,他们的子女都在这里扎根了.
我家就是支边来的.我父母无怨无悔!
有能耐来新疆兵团走走,问问那些老兵团人,看看人家的思想是不是那么龌龊,什么都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
瘦翻译你反G,骂毛这些我都可以不管.这个是你个人对一个政党的看法.但是撇开一个政党,看中国整体!当年政府大力支边新疆的举措是对的!!无论这里头用了什么欺骗手段.没有这些内地大量的人移民来新疆.新疆一是现在不可能发展的那么快.二是绝对不可能稳定.
当年王洛宾一首,我们新疆好地方,叫多少人都向往来到新疆.
还有内地60年闹自然灾害.很多内地人也都纷纷跑新疆来找出路.新疆那个时候可是来了都有吃的,没闹什么灾害.很多那个时候跑来新疆扎根的人都很庆幸.
政府当年组织的主要是学生居多来新疆的,特别是组织很多女学生来新疆给兵团战士配偶,安定军心,民心,让兵团就地扎根新疆.这些举措虽然是带有硬性的.但是无疑是牺牲了他们的个体利益而为国家的整体做了保证.我们很多兵团儿女的后代都问过自己父母后悔不后悔当年来新疆.他们都说不后悔!!这里有他们辛勤耕耘出来的成果!!
这些东西,你自己不亲自跑一趟,去感受下你仅仅靠你所谓的西方思想能理解么?
就两字!!奉献
边疆稳定的大局谁都知道是怎么来的!!
兵团人很自豪,也很骄傲.不信自己来新疆走一走
当年王洛宾一首,我们新疆好地方,叫多少人都向往来到新疆.
还有内地60年闹自然灾害.很多内地人也都纷纷跑新疆来找出路.新疆那个时候可是来了都有吃的,没闹什么灾害.很多那个时候跑来新疆扎根的人都很庆幸.
政府当年组织的主要是学生居多来新疆的,特别是组织很多女学生来新疆给兵团战士配偶,安定军心,民心,让兵团就地扎根新疆.这些举措虽然是带有硬性的.但是无疑是牺牲了他们的个体利益而为国家的整体做了保证.我们很多兵团儿女的后代都问过自己父母后悔不后悔当年来新疆.他们都说不后悔!!这里有他们辛勤耕耘出来的成果!!
这些东西,你自己不亲自跑一趟,去感受下你仅仅靠你所谓的西方思想能理解么?
就两字!!奉献
边疆稳定的大局谁都知道是怎么来的!!
兵团人很自豪,也很骄傲.不信自己来新疆走一走
听TVB讲,当年有一段时间人都饿得不行了,从沙头角那边几千人猛往过冲,英兵打死几个也拦不住大家.
后来香港工业发展刚好需要大批劳工,他们后来慢慢都取得了合法身份.
改革开放后他们也是回国投资发展的第一批人.
后来香港工业发展刚好需要大批劳工,他们后来慢慢都取得了合法身份.
改革开放后他们也是回国投资发展的第一批人.
所谓苛政猛于虎也,象深圳这样插根柳枝就能发芽的地方,居然会把人饿到发疯.真是菲夷所思.
考虑到广东人在海外经商的杰出表现,就更加让人唏嘘不已.
还有我曾经在开普敦见过一个温洲人,以前是农民来的只会几句英语,愣是靠一把计算器做着当地最大的布匹生意.一个月就有过四百万美元.
跟他交谈,原来他来南非以前,已经在俄东地区呆过七年了.用的是同样的方法.
可见我国人民的智慧是多么惊人啊
考虑到广东人在海外经商的杰出表现,就更加让人唏嘘不已.
还有我曾经在开普敦见过一个温洲人,以前是农民来的只会几句英语,愣是靠一把计算器做着当地最大的布匹生意.一个月就有过四百万美元.
跟他交谈,原来他来南非以前,已经在俄东地区呆过七年了.用的是同样的方法.
可见我国人民的智慧是多么惊人啊
哪好哪坏，人民心中自有一杆秤:handshake
原帖由 百年等待 于 2008-2-5 09:35 发表
呵呵，不是有社会主义优越性吗？不是得民心吗？怎么这么多人怎么都拼了命的投入资本主义的怀抱？呵呵，而且还是殖民地，不惜做亡国奴也要去！;P
太平洋又没有加盖子，深圳河也没有，LZ不妨现在就游过去。
啊，对了，你不是说古代日本的道德水平与知识水平比中国高么？那么日本怎么拼了命的往中国派遣唐使啊？
最后，告诉你一句话，香港不是殖民地，去了那里更不代表做亡国奴。
当年逃港的其本质都是反动的,现在不以叛国罪论处倒成了座上宾,给人民群众的思想造成误导和混乱!
原帖由 克格勃 于 2008-2-5 13:12 发表
当年逃港的其本质都是反动的,现在不以叛国罪论处倒成了座上宾,给人民群众的思想造成误导和混乱!
没有你们这些“党国斗士”的倒行逆施、罔顾民生，逼得老百姓活不下去，人家也不会吃饱了撑得背井离乡跑到殖民地做二等公民去。[:a13:]
现在就不会了,以前看港台,经常有偷渡被抓的消息.现在一年也见不到一个.
除了逃犯,走私者,基本上没有人偷渡了.
自由行以后,深圳人花20元钱签注一次就可以去香港玩七天,也不用组团.
去年,港方提出深圳人可以凭身份证过关的提案,深圳这边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技术原因),所以就拖后了.
除了逃犯,走私者,基本上没有人偷渡了.
自由行以后,深圳人花20元钱签注一次就可以去香港玩七天,也不用组团.
去年,港方提出深圳人可以凭身份证过关的提案,深圳这边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技术原因),所以就拖后了.
原帖由 克格勃 于 2008-2-5 13:12 发表
当年逃港的其本质都是反动的,现在不以叛国罪论处倒成了座上宾,给人民群众的思想造成误导和混乱!
反什么动啊,还用这种垃圾词汇!
当年的人除了犯人,绝大多数都是给饥饿逼的.
一句话：有人企图置你于死地，想慢慢玩死你，你又没有实力跟他PK，你是选择等死还是选择逃命？！
每个人都有迁徙自由和谋求生存的权利。
老百姓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专制暴政统治，“誓将去汝，是彼乐土”是最佳选择。
老百姓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专制暴政统治，“誓将去汝，是彼乐土”是最佳选择。
原帖由 李大响 于 2008-2-5 13:31 发表
没有你们这些“党国斗士”的倒行逆施、罔顾民生，逼得老百姓活不下去，人家也不会吃饱了撑得背井离乡跑到殖民地做二等公民去。[:a13:]
没有那些“党国斗士”的“只为党、不为国”的倒行逆施、罔顾民生，逼得老百姓活不下去，人家也不会吃饱了撑得去投奔毛党去造反、闹革命，背井离乡从南方跑到大西北啃土，到最后翻了天作了“国家的主人”，跟着“国家的仆人”搞大跃进又祸害起自己来。
原帖由 李大响 于 2008-2-5 14:19 发表
一句话：有人企图置你于死地，想慢慢玩死你，你又没有实力跟他PK，你是选择等死还是选择逃命？！
当年的百姓选择了跟着毛党闹革命，——若我我也这么选
嗨，要是我就废除深港边防线， 谁想去谁去，遣返一律不接收。 看看港英紧张还是我紧张:D
其实50年挥兵南下不早了结了， 还留眼布局，留啥眼啊|？游击习气嘛，还把中国当成一大根据地呢。
其实50年挥兵南下不早了结了， 还留眼布局，留啥眼啊|？游击习气嘛，还把中国当成一大根据地呢。
原帖由 瘦翻译 于 2008-2-5 11:17 发表
那不都是被政府骗去的吗？？？？？ 而且，80年代之后那些上当的青年不都在想办法回自己原籍吗？？？？？
相比之下，逃去香港的那些人，倒没见几个要回大陆的。就是回去，也是港澳侨胞的身份。
...
历史永远铭记那些屯边驻疆的一代国人～～～～～～～～～～～
原帖由 文死谏 于 2008-2-5 14:31 发表
当年的百姓选择了跟着毛党闹革命，——若我我也这么选
站在左派的立场来看更加荒唐:
当年我为了吃饭跟着你,多少年后我还是为了吃饭离开你.你鸭就一大骗子,原来以为跟着你能吃饱呢.
让我们拨开各种主义思潮,退回到最原始的肚皮问题,就会发现太多东西是假的了.
被逼离乡，和恬着偷渡～～～～是两码事
原帖由 落日圆 于 2008-2-5 16:52 发表
站在左派的立场来看更加荒唐:
当年我为了吃饭跟着你,多少年后我还是为了吃饭离开你.你鸭就一大骗子,原来以为跟着你能吃饱呢.
让我们拨开各种主义思潮,退回到最原始的肚皮问题,就会发现太多东西是假的了.
当年要是不跟着，立马就死；跟了好几年以后，才又重新遇到吃饭问题。你不能认为人们的这个选择是错误的，什么东西都能假，只有生死问题假不了。
立马就死？呵呵，这是你自己说的吧？！台湾人到今天也没跟着GCD，照你这么说早该死绝了！;P
原帖由 百年等待 于 2008-2-5 17:24 发表
立马就死？呵呵，这是你自己说的吧？！台湾人到今天也没跟着GCD，照你这么说早该死绝了！;P
不拿台湾说事，当时的国统区也就那样了。要承认大陆的人民群众比你有眼光，他们要连生死问题上跟着谁走都分不清，那你提逃港潮有什么意义？
对于解放战争民众的选择，美国人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里这么写：
简单的概括就是
（对于农民而言）贫困的解放区和揭不开锅的国统区。
（对于资本家而言）不一定值得信任的共产党和现在就已经在抢光一切的国民党
原帖由 江城孤舟 于 2008-2-5 17:19 发表
当年要是不跟着，立马就死；跟了好几年以后，才又重新遇到吃饭问题。你不能认为人们的这个选择是错误的，什么东西都能假，只有生死问题假不了。
那不成,不能因为你曾经给我吃过几餐饭或者许诺我有吃饱饭的机会,就成为你现在饿我的理由.更何况你那些承诺只兑现点影子,还天天靠说唱骗我们的肚子.
原帖由 落日圆 于 2008-2-5 17:47 发表
那不成,不能因为你曾经给我吃过几餐饭或者许诺我有吃饱饭的机会,就成为你现在饿我的理由.更何况你那些承诺只兑现点影子,还天天靠说唱骗我们的肚子.
40年代的蒋光头可是连几餐饭都没给人吃上。空有许诺吃饱饭的机会而已，你拿60年代的状况去否定40年代人的选择，未免有点太那个。你要承认“六十年代逃港潮“中人民的选择是对的，那就得承认40年代人民的选择也是正确的。
原帖由 江城孤舟 于 2008-2-5 18:09 发表
40年代的蒋光头可是连几餐饭都没给人吃上。空有许诺吃饱饭的机会而已，你拿60年代的状况去否定40年代人的选择，未免有点太那个。你要承认“六十年代逃港潮“中人民的选择是对的，那就得承认40年代人民的选择也是正 ...
是啊，都六十年代了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模样。
不是选择问题，中国人民好象很少有选择的机会。
]]
老百姓最倒霉
原帖由 文死谏 于 2008-2-5 19:21 发表
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有人说60年代人民的选择是正确的（究竟是否正确我认为本人无资格评论），那么由于同样原因和道理，40年代人民选择了毛党，——给你两个烂鸡蛋让你挑，而且你只能从这两个里面挑，你要 ...
先别说他们有没有权利选择
你要求也太高了吧。彼时多少国际政治家都看不出TG的走向，你给中国农民提这么高的要求，会不会过分一点点
或者说，中国农民活该，谁TM让你瞎了眼！
是这逻辑吧？
原帖由 江城孤舟 于 2008-2-5 17:35 发表
不拿台湾说事，当时的国统区也就那样了。要承认大陆的人民群众比你有眼光，他们要连生死问题上跟着谁走都分不清，那你提逃港潮有什么意义？
呵呵，干嘛不拿台湾说事？台湾那个时候不是国统区吗？台湾到现在都还是国统区！你不是说不跟GCD走的就会立马饿死吗？那台湾人怎么没饿死？呵呵，我在北京，起码可以肯定的是解放前北京一般市民的生活水平肯定比搞大跃进的那几年高（主要是指衣和食，那时候住和行这两方面确实差，不过这和那时的城市规划有关），这是我问过好几个老人家都是这么说的！
原帖由 落日圆 于 2008-2-5 18:58 发表
是啊，都六十年代了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模样。
不是选择问题，中国人民好象很少有选择的机会。
就您最英明，老百姓都没您聪明，连谁能维护他们的利益都认不出来，是吧？
]]
原帖由 江城孤舟 于 2008-2-5 21:44 发表
就您最英明，老百姓都没您聪明，连谁能维护他们的利益都认不出来，是吧？
牵扯我们人身就不好了，讨论而已。
原帖由 江城孤舟 于 2008-2-5 21:53 发表
当时的台湾刚刚回来，还有日本殖民的影子，刮民党还没来得及去搜刮干净，就这样还弄出个二二八事件呢！
你是北京人？那请问这”一般市民“你怎么定义？具体在衣和食方面高在哪里？我还说清朝时北京那大批拿铁饭碗 ...
呵呵，你不用担心我的出身，我爷爷原来是铁路工人，绝对根红苗正，我想他不用跟我说谎！
哦！！！原来你也知道那是日本刚走不就呀！国民党执政的时期是战争时期，打完日本GCD紧跟着来捣乱，国家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下！说国民党通货膨胀，在战争状态下有哪个国家不通货膨胀的？！到了60年国家还在打仗吗？和平时期搞成那个样子，G党的能力可真强呀！;P
原帖由 百年等待 于 2008-2-5 22:23 发表
呵呵，你不用担心我的出身，我爷爷原来是铁路工人，绝对根红苗正，我想他不用跟我说谎！
哦！！！原来你也知道那是日本刚走不就呀！国民党执政的时期是战争时期，打完日本GCD紧跟着来捣乱，国家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下！说国民党通货膨胀，在战争状态下有哪个国家不通货膨胀的？！到了60年国家还在打仗吗？和平时期搞成那个样子，G党的能力可真强呀
该死，我怎么忘了，你是哈日派的，是认为”古代日本的道德水平与知识水平比中国发达“的呀……
不过能把日本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的基建水平与日本对大陆8年的侵略战争期间的基建水平等同起来，这种人不叫他脑残教主，我觉得都是一种污辱。
最后一句，国民党执政期间，哪年不在打仗啊？TG没成事之前，它不还玩中原大战来着？另外，战争状况与通货膨胀也许有关系，但是与恶性通货膨胀绝对没有因果关系，二战时的德日都被炸烂了，其货币也没贬值到蒋光头那个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