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ZT历史的转弯处－－晚清帝国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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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840：鸦片记
曾三度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最近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里提出，全球化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从1492年到1800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开启新旧世界，并令世界的规模从“大号”缩水到“中号”；第二个时代从1800年持续到2000年，科技的进步如蒸汽船、铁路及后来的电报、电话等拉近了世界的距离，让世界从“中号”缩水到“小号”；而第三个时代则更是由网络世界的革命，把世界变成了一个扁平的世界。
很遗憾的是，我们的祖先错过了第一个时代，并在第二个时代的前半个时期里饱受屈辱。在那遥远的1800年，中国又是怎么样的？就在前一年（1899年），长寿的乾隆皇帝去世，随他而去的，则是帝国最后的辉煌――康乾盛世的谢幕。正如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里说的，“不管英国人进攻与否，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但它将永远不能修复。”
但1800年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端，英国的三艘战舰，已经开始启程前往中国了。
1．1、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上）
1792年9月26日，当法国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朴次茅斯港却一片欢腾。英国的三艘战舰，拥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印度斯坦”号和一艘小型护卫舰“豺狼”号，在早潮时起锚了。他们的目标，不是法国，而是遥远的中国。
在“狮子”号的船头，舰队的首领马戛尔尼望着茫茫大海，深深地呼吸着海上的空气。此时的他，肩负着英王赋予的神圣使命――为英国商业打开中国大门。这次的任务艰巨，整个使团，光正式人员就多达近百人，包括外交官、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士兵和仆役等，如果算上水手，整个舰队有将近700人。要知道，英国从来没有派出过如此庞大的使团，整个欧洲也从来没有过。
由于亚当.斯密思想的传播，英国很清楚的认识到，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家的富强很大程度上来自贸易。十八世纪的大英帝国已成为了全球性的强国，尽管它只有不到1000万的人口，但它拥有最大的商船队与最令人生畏的海军舰队。英国并不想把全部赌注都押在一块大陆上，它决定向全球扩张，特别是东南亚与太平洋扩张，以弥补1775年美国独立所带来的损失。尽管当时法国的革命极有可能引发一场欧洲战争-----在后来的事实中得到证明-----大英帝国决无可能置身事外，但使团仍旧被派往中国。
而在世界的另一端，东印度公司的特派员早已在同年4月份从伦敦出发，并于9月20日把一封信交给了驻广州的两广总督。信中提示：“英王陛下为了增进两个朝廷间的友好往来，为了发展于两国都有利的贸易关系，决定派遣他亲爱的中表，马戛尔尼勋爵为全权特使赴北京访问”。而这也几乎是在马戛尔尼的使团出发的时候，东印度公司的特派员已把遣使的目的告诉了中国方面。
十八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后，各国对通商贸易都寄以厚望。而各国在中国的商业中，英国已经迅速地超过葡萄牙位列首位，英国国王对当时的中英关系不能满意，此次派马戛尔尼前往中国，就是希望跟中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并达成下列协议：
一、英国派遣驻中国使节。
二、准许英国在舟山、天津贸易，并仿效澳门先例，在舟山附近，指定一个小岛，居留商，人和存放货物。
三、允许驻在澳门的英国商人，居住广州。
四、请对英国商品在内河运送时，免税或减税。
准确的说，马戛尔尼是英国派往当时中国首都北京常驻的首位大使。但很可惜，英国人的愿望在并不光彩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由英法联军打败清王朝后才得以实现，而这已经是时隔近70年后的事情了。
马戛尔尼绝非等闲之辈。1757年秋，20岁的马戛尔尼到伦敦完成律师实习。1764年，他被封为贵族，随即被派到俄国谈判贸易条约。出发前，当外交大臣格伦维尔建议他带上1651年航海条例的复本时，他骄傲地回答道：“为避免增加负担，我把它全背下来了。”这样，他当上了特使。
1775年，马戛尔尼成了加勒比地区的总督。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法国人站在美国人的一边，共同打击英国人。1779年6月，法国海军上将德斯坦率领25艘战列舰、12艘三桅战舰和6500人出现在格林纳达前的海面上的时候，马戛尔尼只有24门炮和300名志愿兵迎战。很快，马戛尔尼的兵力死伤过半，他自己也当了法国人的俘虏。
还算幸运，1779年11月英法交换战俘后，马戛尔尼回到了伦敦，随后被派到印度担任了马德拉斯总督。任职6年后，马戛尔尼认为印度总督非他莫属，但由于他当时只是爱尔兰的男爵，在大臣们眼里，印度总督的要求对马戛尔尼来说，过高了。他最终也因此没能如愿。
马戛尔尼的飞黄腾达和英国的对外贸易有密切的关系。这一次，国王乔治三世把马戛尔尼派往遥远的中国，为大英帝国开辟新的市场。他的助手，乔治•斯当东，也是位外交老手，并长年跟随马戛尔尼-----如果他的上级发生意外，他将领导这个使团。值得一提的是，斯当东的十三岁儿子，托马斯•斯当东，也跟着使团前往中国，并在后来的中英外交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也算是英国的意外收获罢。
船上还有四个在意大利教廷学习的中国传教士，李神父、周神父、安神父与王神父，虽然他们一个英文词也不会讲，但他们的拉丁文相当好。由此，小斯当东有很好的机会学习中文-----后来的很多照会都是出自于这位小朋友之手。成年后的托马斯•斯当东作为东印度公司的专员长驻在广州（1798至1816年），并用10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第一本直接从中文译成英语的著作。他后来不仅成了当时中英关系的专家，而且还是当时一位知名的汉学家。
面对浩瀚的大海，马戛尔尼意气风发。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沃尔特•雷利爵士就已经声称：“左右商业的人左右世界的财富，因此也就控制了世界。”所有英国人都早就记住了歌颂这种野心的歌词：
统治吧，英国，
英国，统治那浩浩的浪波。
800万英国人既然“统治了大海”，他们相信，这次前往中国一定会有不小的收获的。但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代理人却不这么认为，“中国政府对外国人一概蔑视，它对外国实力的无知使它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强大。它认为派遣使团只是一种效忠的表示。”
而长途的航行看来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在到好望角之前，气候一直非常的恶劣。途中“豺狼”号就一度失去了联系，一直到亚洲海域才重新会合。另外，疾病的流行也导致不少船员丧命，他们的灵魂永远的停留在大海之中。
庞大的使团带来了众多的礼品。英国人想把他们最新的发明介绍给中国人，如蒸气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并猜想准会让他们感到惊奇而高兴的。英王还特意赠送了当时英国规模最大并装备有110门最大口径火炮的“君主号”战舰模型。也许，他们想暗示装备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及护航舰在英国强大的海军舰队里是多么的微不足道。英国人在礼单中还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提武器如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他们想，这些东西可能会引起军官们的兴趣，但英国人大失所望的是，天朝的大臣绝大多数都是文人出身，他们对此并不感兴趣，在他们看来，这些洋人的东西，不过是些无用的奇技淫巧罢了。
除此之外，使团还带去了精美的天体运行仪――－天文学和机械学最佳结合的产品。仪器代表了宇宙，而地球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点。天体运行仪准确地模仿了太阳系天体的各种运动，如月球绕地球的运行、太阳的轨道、带4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另外还有一个地球仪，上面标有地球的各大洲、海洋和岛屿，可以看到各国的国土、首都以及大的山脉，并画出了所有这些远航的航海路线。
事实上，早些年来的外国传教士已宣传过“地球是圆的”的认识，但遭到天朝士大夫们的集体嘲弄。有个叫杨光先的大臣，还散发文章嘲笑说：“若四大部州，万国之山河大地，是一个大圆球……球上国土之人之脚心与球下国土之人脚心相对……竟不思在下之国土人之倒悬……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滿案矣！夫人顶天立地，未闻有横立倒立之人也……此可以见大地之非圆也。”这种解释，现在听来固然让人开怀大笑，但当时听来，又何尝不是言之成理呢？！
由于语言不通，解释这些仪器的名称就很伤脑筋了。所有的照会和礼品，必须符合天朝的语言，以便中国的皇帝能够加以理解。比如天体运行仪，就巧妙地写成了“天文地理音乐钟”。幸亏当时还有小斯当东，经过半年多的学习，他已能凑合着写汉字了。当时照会的翻译与誊写，实在是出奇的复杂-----由于罗神父不懂英文，所以必须首先从英文译成拉丁文，然后再译成普通中文，并改为宫廷文字，而最后的誊写工作，往往就靠这个孩子来完成了。
问题还不仅仅是语言问题。20年之后，托马斯•斯当东是这样总结这个“使团”的不妙处境的：“这个庞大的帝国过分相信自己的智力资源，所以不愿和欧洲各国建立关系，它幅员辽阔，所以别人无法强制它，它从不容许与西方发生任何关系。”
本来沿海居民从海上贸易中讨生活，无非是谋求提高生活水平。但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不这么认为，稍有风吹草动，往往就禁海锁国。元世祖忽必烈在消灭南宋后不久，便于1292年下令“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 ；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就频频颁布禁海令。清王朝建立后，也一直是坚持“片帆不得下海”的禁令。
但禁令有时候也未必能压抑人的本性。事实上，少部分中国人很久以来便侨居国外――－中国人最早的殖民主义事迹。明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已发现有不少的中国人海外谋生。当英国使团经过巴达维亚（雅加达）的时候，发现中国人已经在这个荷兰的殖民地立下脚跟并从事各种职业，如办事员、经纪人、零售商、佃农、耕种者或仆人等，甚至连种植甘蔗这种给黑奴干的活都干。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做大买卖发了财。
中国人的数量和取得的成功让人恐惧。1740年，东印度荷兰公司听到反叛的传闻便组织了对中国人的大屠杀，大约有2万到3万人因此丧生。荷兰害怕中国皇帝会对其在广州的买卖和荷兰人进行报复，于是派了使团前往中国说明事由，并为此道歉。
但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中国皇帝竟然毫不介意地答复说：“我对于这些贪图发财远离祖国，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
这个皇帝就是乾隆。马戛尔尼去的这年，乾隆帝已经八十岁了-----中国的官员都认为英国人是给皇上贺寿来了。
2．2、天朝的礼仪与英国人的膝盖问题（下）
终于在出发9个月之后，在1793年6月19日，英国人来到了中国的海面。在澳门停泊数日后，他们北上天津，前往觐见中国的皇帝。但上岸后，让英国人不快的是，他们的队伍被中国官员不由分说的插上了几面彩旗，上面用中文写着几个大字：“英吉利贡使”。无论在旗上还是礼品清单上，中国官员都把 “礼物”改成“贡物”------送给皇帝的礼品从来就叫做“贡”。
马戛尔尼并不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充当临时的贡使――他是作为首任常驻大使派往中国的。但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不接受这种区分。他们对英国使团犹如对其它国家的使团一样，采用的是同样的措词和礼仪。
问题很快又来了。中国的接待官员发现英国人不肯向皇帝下跪叩头――－以前其他国家的贡使和传教士都是下跪的。但这次是马戛尔尼。无论是他本国的礼节习俗，还是他的资历性格，都决定了他不会向中国的皇帝下跪叩头。他在英国国王面前，也只是行单膝下跪礼，只有在上帝的面前，他才会双膝下跪。他声称自己决不对别国君主施高过自己国君的礼节。
乾隆帝感到很不高兴，但还是想见见不远万里前来的英国人，于是他恩准了马戛尔尼的单膝下跪礼。马戛尔尼虽然在形式上取得胜利，但这次外交失败的痕迹已经显露------虽然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点。英国人认为单腿下跪是特使对大国皇帝表示尊重的合适方法，但在中国人眼里，这是一种表示臣服的粗野方式。西方文化和天朝文明的冲突，在礼节问题上展现无遗。
英国人被安排在大喜日子去谒见皇帝，不过，这个庆典不是为他们，而是为皇帝准备的----英国人和其他贡使一样，不过是给节目增加点异国风味罢了。那天的拂晓3点钟，在清朝接待官员的催促下，马戛尔尼和他的随行人员身着礼服向皇宫出发。英国人在一片漆黑中走4公里多的路，据当时随行人员的描述，“我们的队伍乱成一片，一些狗，猪和驴竟混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了-----中国的动物都是夜中之王。”
4点左右，英国人到达灯火辉煌的宫殿前，但他们的队伍已乱成一团。上千名的天朝官员、各国贡使和仆役，在黑暗中等待皇帝的到来。英国人毕竟是第一次见识中国的早朝制度，幸好周围看不太清楚，倒没有太多的人注意到英国人的狼狈。在微弱的灯光下，英国人赶忙整理自己的衣服，免得自己过于失态。
在等待中，天色渐亮，曙光出现，皇帝来了！全体人员呼喇喇的跪下，英国人也照样做了-----但只是单腿。当大家在叩头时，英国人只是低下头。大家抬起身子，英国人也抬起了头。当大家又重新趴下时，英国人低头。大家站起来时，他们也就站了起来。
多么醒目的一群人！但在皇帝的眼中，这群人是多么的无礼，大家下跪叩头的时候，他们居然比周围的人高出许多！
马戛尔尼向天朝的皇帝呈递了英王的信，并送了几只西洋表做为小礼品。皇帝回赠了大使一件雕刻得十分精致的蛇纹石礼品。斯当东父子随后上前向皇帝致礼，乾隆帝也赠给斯当东先生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但他对小斯当东很感兴趣，于是把小朋友召了过去，并解下他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了这可爱的小朋友。
想必乾隆帝已经知道小斯当东会讲中文，他很想亲耳听听，于是小斯当东用中文感谢了皇帝送的礼品。也许，在乾隆帝的眼中，小斯当东比那些讨厌的英国大人懂礼貌多了。
觐见后，乾隆帝命大臣陪英国使团参观行宫。英国人看到园内的楼里都放着西洋的玩具、挂钟和地球仪，感到十分扫兴，因为这些东西让他们的礼品顿时黯然失色。陪同马戛尔尼游览的官员还告诉他，比起圆明园内西洋珍宝馆收藏的东西，这些都算不了什么。英国人一阵尴尬的沉默，中国居然到处是英国人引以为荣的礼品物件。
不过英国人随后也扳回了一局。马戛尔尼发现了一些英国制造的八音盒----考克斯博物馆的藏品。福康安见马戛尔尼对此兴趣盎然，以为他从未见过这类东西。福大人于是傲慢地问，英国是否也有这些东西，但当他听说这些东西就是从英国运入的时候，他也感到十分扫兴。
由于福康安的显赫地位，马戛尔尼想获得他的好感，于是邀请他观看英国使团警卫准备已久的操练，但被福康安拒绝了，他对此这毫无兴趣。马戛尔尼在当天的笔记里记道：“真蠢！他一生中从未见过连发枪，中国军队还在用火绳引爆的枪。”后来马戛尔尼穿越中国本土前往广州时，他看出那些宽衣大袖的国防军，并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抛弃了的刀枪弓箭之类落伍的武器。
半个世纪之后，鸦片战争爆发了，中国的武器设备看来并没有什么大的改观。
英国人其他引以为傲的军事技术也没有得到展示的机会。回北京后，英国人曾想表演试射炮弹，但他们的炮兵很快被打发回来了，中国人告诉英国人，他们懂得发射技术。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英国人惊奇的发现，这些大炮与炮弹都完好无损地摆放在那里-----它们从未被使用过。于是这些“英国造”物件在被冷落了半个多世纪后，又被重新运回了生产它们的英国故乡。
在中国期间，天朝并没有对英国使团进行特别对待，相反，因为礼节问题-----英国人竟然不给皇上叩头----增加了乾隆帝对英国人的恶感。英国人根本没有受到他们想象中的欢迎，相反，却是天朝接待官员在热情和礼貌下的极度厌烦和戒备-----有人还为礼节问题丢了官。而清朝最终取消外国使节的叩拜礼，那已是1773年的事了-----天朝为了礼节和洋人做了近80年的斗争。
马戛尔尼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和天朝的皇帝见面，而他们的外交请求，只得到了皇帝黄色诏书的回应，仅此而已。正如《停滞的帝国》里描述的，马戛尔尼的随员安德逊说：“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不如我们来看看乾隆帝发给英国人的诏书吧。
诏书上说，“回去告诉你们的国王：鉴于你们倾心于中华文化，不远万里的派遣使节前来叩祝我的万寿，我见你词意恳切恭顺，深为嘉许。但你们表奏上说要派你国人长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这和天朝的体制不相符合，万万不行。西洋国家很多，又不是只你一国，如果大家都请求派人留居北京，如何是好？所以不能因你一国的请求，破坏天朝的制度。天朝富有四海，奇珍异宝早已司空见惯，看在你们诚心诚意、远道而来的份上，我已下令让有关部门收纳你们的贡品。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下，任何贵重的物品，应有尽有，所以不需要你国货物，特此告知。”
这些状况的形成，是当时天朝文化的必然体现。用乾隆帝的话来说就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但这并不是乾隆爷的发明，明代已经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狂妄的英国人在傲慢的中国人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于是英国人只好灰溜溜的离开北京，他们的舰队早已在广州等待多时。乾隆帝为了让英国人见识一下帝国的地大物博，特命令马戛尔尼一行人由陆路返回广州。但临走之前，乾隆帝还是有点不放心，于是他下了一道密诏给沿途接待的官员：“英咭利夷性狡诈，此时未遂所欲，或至寻衅滋事，固宜先事防范。但该国远隔重洋，即使妄滋事端，尚在二三年之后。况该贡使等目观天朝法制森严，营伍整肃，亦断不敢遽萌他意。此时惟当于各海口留心督饬，严密巡防。” 乾隆帝还知道这次把英国人得罪了，虽然他可能并不知道英国具体在哪里――至少他的孙子道光皇帝就不知道。
英国人一路南行，都有天朝的官员陪同。陪同的大员长麟有一次看到英国人使用火柴给他点火，非常诧异-----怎么能把火放在衣袋里而没有烫着呢。后来，中国人给火柴起了个别名叫“洋火”-----“外国的火”。我们常说旧社会连火柴都造不出来，但事实上，据文献记载，中国早在6世纪末就发明了火柴，当时叫做“火奴儿”。但到了康乾盛世，却早已忘记了它的存在。中国有许多东西，如四大发明，原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尔后又远落后于他国，火柴只不过是其中一例罢了。
马戛尔尼一行人南下的路线基本是“北运河，南赣江”-----当时帝国的南北通道，明清时期江西经济还是非常发达且人才辈出的，后来因为京广铁路的修建夺去这条商道，江西也因此一蹶不振，成为了革命的多发地。杭州是南下途中的交接口，随后他们路过景德镇参观了瓷器的生产，接着沿着赣江乘船南下，翻过梅岭后前往广州。经过艰难的跋涉并领略了天朝的人文地理后，他们终于见到了等待已久的“狮子”号与“印度斯坦”号，战舰鸣19响礼炮，迎接他们的归来。
对马戛尔尼来说，这实在是一次极其失败的出使。但马戛尔尼在南下的过程中，却发现清政府的贪污腐败已是病入膏肓。比如乾隆帝批准给使团的招待费，是一个骇人的巨款――每天银币五千两，但大多数已被经手的官员克扣中饱。大清帝国，在马戛尔尼来看来，只不过是一艘外强中干的“破船”。
英国人还不甘心，但后来的遭遇还要更糟糕。1816年6月底，阿美士德勋爵率领“阿尔赛斯特”战舰来到中国，队伍在8月底到达北京。这次，我们前面提到的小斯当东已经长大，并和当年他的父亲一样，已经当上使团的副使。但他们遇到的，却是父辈们同样的问题。
觐见前，中国的大臣劝阿美士德屈从同意叩头，但被阿美士德拒绝了。随后发生了一场混乱，中国人和英国人有如一场混战，有人推，有人拽，到处喊成一片，要把英国人拉去见皇上。阿美士德等人抵挡着，抗议对使节动武。他的抵抗被汇报上去，结果龙颜大怒，命令英国人立刻滚出北京。
也许，阿美士德被赶走的遭遇使英国了解到，靠谈判的方法，无法改变天朝的外交方式和加到英国商人身上不平等的待遇，除了谈判，其他的方法也必须试一下。
后来，倒是拿破仑说了几句公道话，可惜他当时已经成为圣赫勒拿岛的“长住居民”。拿破仑听说使团要来岛上顺访，很是责怪了英国内阁为什么不让阿美士德服从中国的习俗，他说，“在意大利，您吻教皇的骡子，但这并不视为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像中国最高官员一样对皇帝施礼，一点也不会有损名誉。”他还愤愤不平的说，“你说他准备像向自己国王那样向皇帝行礼，但你怎么能要求中国人服从英国的礼节呢！”
拿破仑毕竟是做过皇帝的人，他十分了解乾隆皇帝的不快。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里指出，要感知同一世界，必须属于同一世界-----也就是说要具备同样的心理结构。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状况并非如此：两者在对方眼里都是精神病患者，互相平等的仪式在天朝皇帝眼里纯属荒诞可笑，但英国人何尝又不是这样认为呢？
终于在出发9个月之后，在1793年6月19日，英国人来到了中国的海面。在澳门停泊数日后，他们北上天津，前往觐见中国的皇帝。但上岸后，让英国人不快的是，他们的队伍被中国官员不由分说的插上了几面彩旗，上面用中文写着几个大字：“英吉利贡使”。无论在旗上还是礼品清单上，中国官员都把 “礼物”改成“贡物”------送给皇帝的礼品从来就叫做“贡”。
马戛尔尼并不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充当临时的贡使――他是作为首任常驻大使派往中国的。但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不接受这种区分。他们对英国使团犹如对其它国家的使团一样，采用的是同样的措词和礼仪。
问题很快又来了。中国的接待官员发现英国人不肯向皇帝下跪叩头――－以前其他国家的贡使和传教士都是下跪的。但这次是马戛尔尼。无论是他本国的礼节习俗，还是他的资历性格，都决定了他不会向中国的皇帝下跪叩头。他在英国国王面前，也只是行单膝下跪礼，只有在上帝的面前，他才会双膝下跪。他声称自己决不对别国君主施高过自己国君的礼节。
乾隆帝感到很不高兴，但还是想见见不远万里前来的英国人，于是他恩准了马戛尔尼的单膝下跪礼。马戛尔尼虽然在形式上取得胜利，但这次外交失败的痕迹已经显露------虽然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点。英国人认为单腿下跪是特使对大国皇帝表示尊重的合适方法，但在中国人眼里，这是一种表示臣服的粗野方式。西方文化和天朝文明的冲突，在礼节问题上展现无遗。
英国人被安排在大喜日子去谒见皇帝，不过，这个庆典不是为他们，而是为皇帝准备的----英国人和其他贡使一样，不过是给节目增加点异国风味罢了。那天的拂晓3点钟，在清朝接待官员的催促下，马戛尔尼和他的随行人员身着礼服向皇宫出发。英国人在一片漆黑中走4公里多的路，据当时随行人员的描述，“我们的队伍乱成一片，一些狗，猪和驴竟混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了-----中国的动物都是夜中之王。”
4点左右，英国人到达灯火辉煌的宫殿前，但他们的队伍已乱成一团。上千名的天朝官员、各国贡使和仆役，在黑暗中等待皇帝的到来。英国人毕竟是第一次见识中国的早朝制度，幸好周围看不太清楚，倒没有太多的人注意到英国人的狼狈。在微弱的灯光下，英国人赶忙整理自己的衣服，免得自己过于失态。
在等待中，天色渐亮，曙光出现，皇帝来了！全体人员呼喇喇的跪下，英国人也照样做了-----但只是单腿。当大家在叩头时，英国人只是低下头。大家抬起身子，英国人也抬起了头。当大家又重新趴下时，英国人低头。大家站起来时，他们也就站了起来。
多么醒目的一群人！但在皇帝的眼中，这群人是多么的无礼，大家下跪叩头的时候，他们居然比周围的人高出许多！
马戛尔尼向天朝的皇帝呈递了英王的信，并送了几只西洋表做为小礼品。皇帝回赠了大使一件雕刻得十分精致的蛇纹石礼品。斯当东父子随后上前向皇帝致礼，乾隆帝也赠给斯当东先生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但他对小斯当东很感兴趣，于是把小朋友召了过去，并解下他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了这可爱的小朋友。
想必乾隆帝已经知道小斯当东会讲中文，他很想亲耳听听，于是小斯当东用中文感谢了皇帝送的礼品。也许，在乾隆帝的眼中，小斯当东比那些讨厌的英国大人懂礼貌多了。
觐见后，乾隆帝命大臣陪英国使团参观行宫。英国人看到园内的楼里都放着西洋的玩具、挂钟和地球仪，感到十分扫兴，因为这些东西让他们的礼品顿时黯然失色。陪同马戛尔尼游览的官员还告诉他，比起圆明园内西洋珍宝馆收藏的东西，这些都算不了什么。英国人一阵尴尬的沉默，中国居然到处是英国人引以为荣的礼品物件。
不过英国人随后也扳回了一局。马戛尔尼发现了一些英国制造的八音盒----考克斯博物馆的藏品。福康安见马戛尔尼对此兴趣盎然，以为他从未见过这类东西。福大人于是傲慢地问，英国是否也有这些东西，但当他听说这些东西就是从英国运入的时候，他也感到十分扫兴。
由于福康安的显赫地位，马戛尔尼想获得他的好感，于是邀请他观看英国使团警卫准备已久的操练，但被福康安拒绝了，他对此这毫无兴趣。马戛尔尼在当天的笔记里记道：“真蠢！他一生中从未见过连发枪，中国军队还在用火绳引爆的枪。”后来马戛尔尼穿越中国本土前往广州时，他看出那些宽衣大袖的国防军，并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使用的又都是西洋早已抛弃了的刀枪弓箭之类落伍的武器。
半个世纪之后，鸦片战争爆发了，中国的武器设备看来并没有什么大的改观。
英国人其他引以为傲的军事技术也没有得到展示的机会。回北京后，英国人曾想表演试射炮弹，但他们的炮兵很快被打发回来了，中国人告诉英国人，他们懂得发射技术。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英国人惊奇的发现，这些大炮与炮弹都完好无损地摆放在那里-----它们从未被使用过。于是这些“英国造”物件在被冷落了半个多世纪后，又被重新运回了生产它们的英国故乡。
在中国期间，天朝并没有对英国使团进行特别对待，相反，因为礼节问题-----英国人竟然不给皇上叩头----增加了乾隆帝对英国人的恶感。英国人根本没有受到他们想象中的欢迎，相反，却是天朝接待官员在热情和礼貌下的极度厌烦和戒备-----有人还为礼节问题丢了官。而清朝最终取消外国使节的叩拜礼，那已是1773年的事了-----天朝为了礼节和洋人做了近80年的斗争。
马戛尔尼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和天朝的皇帝见面，而他们的外交请求，只得到了皇帝黄色诏书的回应，仅此而已。正如《停滞的帝国》里描述的，马戛尔尼的随员安德逊说：“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不如我们来看看乾隆帝发给英国人的诏书吧。
诏书上说，“回去告诉你们的国王：鉴于你们倾心于中华文化，不远万里的派遣使节前来叩祝我的万寿，我见你词意恳切恭顺，深为嘉许。但你们表奏上说要派你国人长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这和天朝的体制不相符合，万万不行。西洋国家很多，又不是只你一国，如果大家都请求派人留居北京，如何是好？所以不能因你一国的请求，破坏天朝的制度。天朝富有四海，奇珍异宝早已司空见惯，看在你们诚心诚意、远道而来的份上，我已下令让有关部门收纳你们的贡品。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下，任何贵重的物品，应有尽有，所以不需要你国货物，特此告知。”
这些状况的形成，是当时天朝文化的必然体现。用乾隆帝的话来说就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但这并不是乾隆爷的发明，明代已经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狂妄的英国人在傲慢的中国人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于是英国人只好灰溜溜的离开北京，他们的舰队早已在广州等待多时。乾隆帝为了让英国人见识一下帝国的地大物博，特命令马戛尔尼一行人由陆路返回广州。但临走之前，乾隆帝还是有点不放心，于是他下了一道密诏给沿途接待的官员：“英咭利夷性狡诈，此时未遂所欲，或至寻衅滋事，固宜先事防范。但该国远隔重洋，即使妄滋事端，尚在二三年之后。况该贡使等目观天朝法制森严，营伍整肃，亦断不敢遽萌他意。此时惟当于各海口留心督饬，严密巡防。” 乾隆帝还知道这次把英国人得罪了，虽然他可能并不知道英国具体在哪里――至少他的孙子道光皇帝就不知道。
英国人一路南行，都有天朝的官员陪同。陪同的大员长麟有一次看到英国人使用火柴给他点火，非常诧异-----怎么能把火放在衣袋里而没有烫着呢。后来，中国人给火柴起了个别名叫“洋火”-----“外国的火”。我们常说旧社会连火柴都造不出来，但事实上，据文献记载，中国早在6世纪末就发明了火柴，当时叫做“火奴儿”。但到了康乾盛世，却早已忘记了它的存在。中国有许多东西，如四大发明，原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尔后又远落后于他国，火柴只不过是其中一例罢了。
马戛尔尼一行人南下的路线基本是“北运河，南赣江”-----当时帝国的南北通道，明清时期江西经济还是非常发达且人才辈出的，后来因为京广铁路的修建夺去这条商道，江西也因此一蹶不振，成为了革命的多发地。杭州是南下途中的交接口，随后他们路过景德镇参观了瓷器的生产，接着沿着赣江乘船南下，翻过梅岭后前往广州。经过艰难的跋涉并领略了天朝的人文地理后，他们终于见到了等待已久的“狮子”号与“印度斯坦”号，战舰鸣19响礼炮，迎接他们的归来。
对马戛尔尼来说，这实在是一次极其失败的出使。但马戛尔尼在南下的过程中，却发现清政府的贪污腐败已是病入膏肓。比如乾隆帝批准给使团的招待费，是一个骇人的巨款――每天银币五千两，但大多数已被经手的官员克扣中饱。大清帝国，在马戛尔尼来看来，只不过是一艘外强中干的“破船”。
英国人还不甘心，但后来的遭遇还要更糟糕。1816年6月底，阿美士德勋爵率领“阿尔赛斯特”战舰来到中国，队伍在8月底到达北京。这次，我们前面提到的小斯当东已经长大，并和当年他的父亲一样，已经当上使团的副使。但他们遇到的，却是父辈们同样的问题。
觐见前，中国的大臣劝阿美士德屈从同意叩头，但被阿美士德拒绝了。随后发生了一场混乱，中国人和英国人有如一场混战，有人推，有人拽，到处喊成一片，要把英国人拉去见皇上。阿美士德等人抵挡着，抗议对使节动武。他的抵抗被汇报上去，结果龙颜大怒，命令英国人立刻滚出北京。
也许，阿美士德被赶走的遭遇使英国了解到，靠谈判的方法，无法改变天朝的外交方式和加到英国商人身上不平等的待遇，除了谈判，其他的方法也必须试一下。
后来，倒是拿破仑说了几句公道话，可惜他当时已经成为圣赫勒拿岛的“长住居民”。拿破仑听说使团要来岛上顺访，很是责怪了英国内阁为什么不让阿美士德服从中国的习俗，他说，“在意大利，您吻教皇的骡子，但这并不视为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像中国最高官员一样对皇帝施礼，一点也不会有损名誉。”他还愤愤不平的说，“你说他准备像向自己国王那样向皇帝行礼，但你怎么能要求中国人服从英国的礼节呢！”
拿破仑毕竟是做过皇帝的人，他十分了解乾隆皇帝的不快。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里指出，要感知同一世界，必须属于同一世界-----也就是说要具备同样的心理结构。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状况并非如此：两者在对方眼里都是精神病患者，互相平等的仪式在天朝皇帝眼里纯属荒诞可笑，但英国人何尝又不是这样认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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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鸦片辩论赛和林则徐的误判
黄爵滋的奏折里说洋人严禁其本国国民吸食鸦片，却专诱他国，祸害别国百姓。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樊美平先生曾经在2001年《书屋》第三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 》，对矛海建先生的著作《天朝的崩溃》 做出评论，里面就提到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的态度-----一个被国内学界一直有意或无意忽视的问题。
樊先生在查阅了大量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档案后发现，英国政府承认满清政府完全有权制止鸦片走私，对清政府所采取的禁烟措施，也并不企图干预。1838年6月15日，当时的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给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训令中写道：
“关于鸦片走私贸易，英国臣民破坏他们前去贸易的那个国家的法律，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够为此进行干预。因此，这些人由于中国关于此问题的法律而可能遭受的损失，必须由那些因他们自己的行动造成该损失的人来承担。”
即使在英国政府决定派舰队前往中国的时候，巴麦尊在给义律的指示中仍旧强调：“女王陛下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订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
很有讽刺意义的是，一直被我们教科书认为是“鸦片贩子保护人”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却一个坚定的鸦片贸易反对者，在被林则徐驱逐到海上后写给巴麦尊信里还说，他对英国臣民进行鸦片走私贸易“感到耻辱和罪恶感，并怀有深刻的厌恶态度”。
战争爆发之前，义律甚至想主动承担起制止鸦片走私贸易的责任-----也许他认识到，从长期来说，鸦片走私贸易将危害到英国扩大其在华的合法贸易。义律显然知道，英国鸦片贩子并不把中国缉私官员放在眼里----他们已经熟知了那些中国官场的潜规则。义律天真的认为，他的出现将使得英国鸦片贩子有所收敛。
在林则徐发起严厉的禁烟行动后，义律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大量措辞严厉的通告：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那些拥有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装配的小船在虎门以内从事该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适于捕获并没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将决不进行干涉。”
笔者无意否认鸦片贸易的罪恶性和清政府打击鸦片贸易的正义性，但这里引发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英国政府并不支持鸦片走私贸易，那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何以引发一场战争？
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中国除外），鸦片贸易是合法而正常的，英国的鸦片贸易也并非只针对中国，但只是因中国市场需求导致贸易额巨大-----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占到英国对华贸易的一半！一直到1868年，英国才制定《毒品药店法案》，但真正严厉禁止鸦片则是在二十世纪初期。
美国也参加了对华鸦片贸易走私（鸦片战争前大概每年从土耳其运来一千箱），其在1885年才立法禁止美国本土的鸦片贸易。但在欧美国家，鸦片产品大都是以药物出现，大量吸食鸦片的现象并没有出现，这点和中国古代相像。
对于鸦片贸易的争论，不论是中国还是英国，从来就没有平息过。早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英国许多有识之士就一直在谴责并呼吁取缔鸦片贸易，如沙夫茨伯里伯爵就曾说过：“这个国家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就连东印度公司鸦片代理处经理赛蒙也深有感触的说：“鸦片产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
但贸易立国的很多英国人更加看中资本的逐利性-----既然鸦片能带来的这么巨大利益，且鸦片在英国本土又没有市场-----看不到鸦片的危害，英国议会长期通不过禁止鸦片的法案也就理所当然了。
对于受害国的中国来说，鸦片走私贸易可能没有英国议会里进行辩论的绅士们那么轻松了。御使袁玉麟就说过，百姓要是仍旧沉湎于鸦片的话，那么“夫无以训妻，主无以使仆，师无以教学子”，民心将毁于一旦。面对越来越猖獗的毒品入侵，清政府内部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黄爵滋主张制定新的法律，对吸食鸦片者限期一年戒烟，尔后查获再吸食是杀头。但当时大多数督抚都不同意这个办法-----由于牵涉到当时复杂的死刑上报程序，扑杀瘾君子只能给各地督抚带来无尽的麻烦。他们大都赞同去海口查禁，正如矛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里指出的，“禁烟责任推给海口，内地官员即可摆脱干系；能够推到广东最妙，禁烟成了广东一省官员的事务，其余省份当然乐得轻松。”（1）
林则徐支持了黄爵滋的建议，他说：“死刑是对吸烟者非常严酷的惩罚。但是用死刑威胁他，恫吓他除去这种恶习是对的。吸烟之辈陷溺已深，会因戒烟痛苦而拖延到追悔莫及。因此，烟瘾必须由国家帮助来戒绝，须开设戒烟院。”
后来，他更是给道光帝上奏说，倘若朝廷对鸦片走私贸易视而不见，“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也许这句话深深打动了道光帝，使他下定决心禁止鸦片贸易。
1839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南下广东，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禁烟运动。让林则徐感到惊讶的是，当他下令收缴鸦片时，义律未经请示伦敦，也没有讨价还价，就命令英国商人交出所有存货两万多箱鸦片，此举让林则徐感到满意，却引起了英国朝野一片哗然。义律后来也被撤职，被派到北美得克萨斯任英国代办，和后来林则徐被充军到新疆倒有巧合之妙。
而一个意外事件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果。1839年7月7日一伙英国水手来到九龙尖沙嘴的小酒馆酗酒闹事，捣毁了村民一座神龛，引发和当地村民的斗殴，结果导致村民林维喜伤重死亡。林则徐毫不迟疑的要求英国人交出凶手，按大清律要捉拿水手中的一人来偿命。但义律只同意赔偿死者家属并惩办所有参与此事的水手，而拒绝交出一人来杀头顶罪。这种国际法的冲突-----大清律与英国法律发生了冲突，中国人认为杀人偿命是理所当然，而英国人却无法认同自己的同胞受到他们认为的“野蛮肉刑”。这种冲突后来也导致了租界内治外法权的由来。
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林则徐在8月15日下令禁止一切贸易，并封锁了外国在广州的全部企业。义律见势不妙，赶紧命令英国商人及家属登船上海，而林则徐则进一步采取措施，严禁村民供应英船日用物品，并派战船封锁英船，如果发现上岸的外国人，一律就地正法。
无奈之下，义律在9月5日派特使要求林则徐解除封锁，恢复正常贸易关系。林则徐未达到目的，当然拒绝了义律的要求。当天下午，英国军舰向封锁他们的中国战船开炮-----大英帝国终于露出了它狰狞和强权的一面！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只能导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虽然现在的国际社会相对文明，但这个法则显然同样适用。英国在忍耐了近半个世纪后，终于决定要采用炮舰政策把中国纳入到其利益范围了。
此时的伦敦，听到中国焚烧鸦片的消息后，从事东方贸易的院外活动集团立刻动员起来了。这些利益集团向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政府采取坚决的行动。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政治巨头帕默斯顿甚至叫嚷着说：“给中国一顿痛打，然后我们再解释！”
但发动对中国战争的议案也不是一边倒。 帕默斯顿同时期的政治对手格莱斯顿，严厉谴责了政府的论据：“在人类历史中，我从未见过因如此不正义，并故意要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高傲地飘扬在广州城头的英国国旗，只是为保护一桩可耻的交易而升起的。”
很可惜，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道德在大多数时候都要败于利益脚下。
1840年4月7日，托马斯•斯当东爵士，也就是我们前面一再提到、13岁就和父亲及马戛尔尼一起出使中国并在海洋远航时学习中文的小斯当东，他来到下议院阐述了他的论点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说，“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议案通过了。
虽然在最后表决中，议案仅以二百七十一票对二百六十二票的微弱多数得到通过，但这并不足以安慰地球另一边的清政府和全体中国人。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书里，英国人一直是以侵略者、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出现，虽然有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喜欢上了英国足球超级联赛，但对这个顶级赛事的喜爱也不足以抹去这个令人不快的记忆。
后面看来，林则徐和英国议会显然没有在同一平面上思考问题。林则徐认为他的问题是进行一场反毒品的斗争；而英国却认为这是涉及贸易自由这一神圣权利的问题。英国议会辨论的时候，把政府的战争议案说成是发动一场“鸦片战争”------据说是“鸦片战争”的第一个出处。（2）
当道德和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无法去指责林则徐处事不当-----如果林则徐采取足够措施，使正当贸易的商人与鸦片走私商分开，不就可能避免一场战争吗？林则徐当然不可能这么认为。他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销毁鸦片会带来一场战争-----当时的天朝谁意识到了？
林则徐算是当时最了解英国情况的朝廷命官了------他配有四个翻译，终日为他翻译英文书报，其本人也将这些信息采集成册，加以参考。想必林则徐已经知道了英国的地理环境、人口、军队等实力情况----从简单的数字来看，英国显然不如天朝。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仍旧是世界首位，甚至超过西欧的总数。但正如张文木先生指出的，“在大国兴衰史上，被打败并由此衰败的，多是富国！”（3）
林则徐断定英国不可能会为了鸦片而与天朝开战，理由很简单，路途遥远，补给困难，怎有实力冒犯天朝？何况中英贸易近200年，茶叶生丝等贸易利益重大，断不可能为了一些鸦片走私商人而大动干戈。而道光帝更是对这些纠缠不清的夷务早已厌烦不已-----在虎门销烟后，他干脆宣布“英逆”罪行，永久禁绝通商，并下令将英国舰船驱逐干净。
鸦片当然只是一个导火线。关键问题其实还是1792年马戛尔尼出使的老问题-----打开天朝的大门，开放通商贸易。鸦片战争前的大英帝国，已经比马戛尔尼出使的时候突飞猛进了，工业革命的浪潮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果，大量廉价的工业品正在世界氛围内四处寻找市场，而当时英国的蒸汽战舰和现代的长枪大炮，已经足以敲开天朝的大门。
当时的林则徐怎么可能想到，在这样一个加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闭关锁国早已被扫出了历史舞台，鸦片战争只能彻底暴露了天朝的无知和衰落------在这样一个时代，早加入这个全球化进程早受益，但历史的惯性已超越了林则徐们的思考范围，后人也只能发些“事后诸葛亮”的议论罢了！
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里说，工业革命后的世界是十年一大变，而天朝还沉湎在“千年不变”的固定思维里，怎么可能不被打个头破血流？虽然笔者认为唐先生说的有点夸张-----十九到二十世纪，也就是《世界是平的》一书里说的“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可能是“三十年一大变、十年一小变”比较符合事实。但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已经是“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了！我们现在的很多人恐怕也和林则徐一样，跟不上时代呢！
话说回来，从现代反毒品走私的经验来看，即使在如今各国政府都已经建立毒品危害社会的共识，并通力合作的情况下，毒品尚不能禁绝，在当时清政府朝纲不振、官员营私舞弊的情况下，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根本不会取得最终胜利-----连林则徐本人在被罢官之后，也无可奈何的承认了这一点。道光帝罢免林则徐的时候也说，“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虎门销烟没有销毁中国巨大的鸦片市场，更没有销毁鸦片商们对暴利的渴望。
如今毒品已经泛滥到全球，产品也早已经由鸦片这样的低级产品发展到大麻、海洛因、摇头丸等高级形式的产品，“一人吸毒，全家遭殃”，不知道150年前的那些中外鸦片贩子，还有那些贪污渎职、徇私舞弊的缉私官员，在地狱可安好？
注：
（1）、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9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2）、樊美平：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 ——简评《天朝的崩溃》，《书屋》二〇〇一年第三期。
（3）、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黄爵滋的奏折里说洋人严禁其本国国民吸食鸦片，却专诱他国，祸害别国百姓。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樊美平先生曾经在2001年《书屋》第三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 》，对矛海建先生的著作《天朝的崩溃》 做出评论，里面就提到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的态度-----一个被国内学界一直有意或无意忽视的问题。
樊先生在查阅了大量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档案后发现，英国政府承认满清政府完全有权制止鸦片走私，对清政府所采取的禁烟措施，也并不企图干预。1838年6月15日，当时的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给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训令中写道：
“关于鸦片走私贸易，英国臣民破坏他们前去贸易的那个国家的法律，女王陛下政府不能够为此进行干预。因此，这些人由于中国关于此问题的法律而可能遭受的损失，必须由那些因他们自己的行动造成该损失的人来承担。”
即使在英国政府决定派舰队前往中国的时候，巴麦尊在给义律的指示中仍旧强调：“女王陛下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入中国，并且有权查获和没收那些外国人或中国臣民不顾适当制订的禁令而输入中国领土内的任何鸦片。”
很有讽刺意义的是，一直被我们教科书认为是“鸦片贩子保护人”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却一个坚定的鸦片贸易反对者，在被林则徐驱逐到海上后写给巴麦尊信里还说，他对英国臣民进行鸦片走私贸易“感到耻辱和罪恶感，并怀有深刻的厌恶态度”。
战争爆发之前，义律甚至想主动承担起制止鸦片走私贸易的责任-----也许他认识到，从长期来说，鸦片走私贸易将危害到英国扩大其在华的合法贸易。义律显然知道，英国鸦片贩子并不把中国缉私官员放在眼里----他们已经熟知了那些中国官场的潜规则。义律天真的认为，他的出现将使得英国鸦片贩子有所收敛。
在林则徐发起严厉的禁烟行动后，义律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大量措辞严厉的通告：
“本首席监督进一步发布通知，警告所有那些拥有这种帆船、快艇或用其它方式装配的小船在虎门以内从事该非法鸦片贸易的英国臣民：如果中国政府认为适于捕获并没收那些船只，女王陛下政府将决不进行干涉。”
笔者无意否认鸦片贸易的罪恶性和清政府打击鸦片贸易的正义性，但这里引发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英国政府并不支持鸦片走私贸易，那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何以引发一场战争？
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中国除外），鸦片贸易是合法而正常的，英国的鸦片贸易也并非只针对中国，但只是因中国市场需求导致贸易额巨大-----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占到英国对华贸易的一半！一直到1868年，英国才制定《毒品药店法案》，但真正严厉禁止鸦片则是在二十世纪初期。
美国也参加了对华鸦片贸易走私（鸦片战争前大概每年从土耳其运来一千箱），其在1885年才立法禁止美国本土的鸦片贸易。但在欧美国家，鸦片产品大都是以药物出现，大量吸食鸦片的现象并没有出现，这点和中国古代相像。
对于鸦片贸易的争论，不论是中国还是英国，从来就没有平息过。早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英国许多有识之士就一直在谴责并呼吁取缔鸦片贸易，如沙夫茨伯里伯爵就曾说过：“这个国家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就连东印度公司鸦片代理处经理赛蒙也深有感触的说：“鸦片产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
但贸易立国的很多英国人更加看中资本的逐利性-----既然鸦片能带来的这么巨大利益，且鸦片在英国本土又没有市场-----看不到鸦片的危害，英国议会长期通不过禁止鸦片的法案也就理所当然了。
对于受害国的中国来说，鸦片走私贸易可能没有英国议会里进行辩论的绅士们那么轻松了。御使袁玉麟就说过，百姓要是仍旧沉湎于鸦片的话，那么“夫无以训妻，主无以使仆，师无以教学子”，民心将毁于一旦。面对越来越猖獗的毒品入侵，清政府内部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黄爵滋主张制定新的法律，对吸食鸦片者限期一年戒烟，尔后查获再吸食是杀头。但当时大多数督抚都不同意这个办法-----由于牵涉到当时复杂的死刑上报程序，扑杀瘾君子只能给各地督抚带来无尽的麻烦。他们大都赞同去海口查禁，正如矛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里指出的，“禁烟责任推给海口，内地官员即可摆脱干系；能够推到广东最妙，禁烟成了广东一省官员的事务，其余省份当然乐得轻松。”（1）
林则徐支持了黄爵滋的建议，他说：“死刑是对吸烟者非常严酷的惩罚。但是用死刑威胁他，恫吓他除去这种恶习是对的。吸烟之辈陷溺已深，会因戒烟痛苦而拖延到追悔莫及。因此，烟瘾必须由国家帮助来戒绝，须开设戒烟院。”
后来，他更是给道光帝上奏说，倘若朝廷对鸦片走私贸易视而不见，“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也许这句话深深打动了道光帝，使他下定决心禁止鸦片贸易。
1839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南下广东，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禁烟运动。让林则徐感到惊讶的是，当他下令收缴鸦片时，义律未经请示伦敦，也没有讨价还价，就命令英国商人交出所有存货两万多箱鸦片，此举让林则徐感到满意，却引起了英国朝野一片哗然。义律后来也被撤职，被派到北美得克萨斯任英国代办，和后来林则徐被充军到新疆倒有巧合之妙。
而一个意外事件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果。1839年7月7日一伙英国水手来到九龙尖沙嘴的小酒馆酗酒闹事，捣毁了村民一座神龛，引发和当地村民的斗殴，结果导致村民林维喜伤重死亡。林则徐毫不迟疑的要求英国人交出凶手，按大清律要捉拿水手中的一人来偿命。但义律只同意赔偿死者家属并惩办所有参与此事的水手，而拒绝交出一人来杀头顶罪。这种国际法的冲突-----大清律与英国法律发生了冲突，中国人认为杀人偿命是理所当然，而英国人却无法认同自己的同胞受到他们认为的“野蛮肉刑”。这种冲突后来也导致了租界内治外法权的由来。
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林则徐在8月15日下令禁止一切贸易，并封锁了外国在广州的全部企业。义律见势不妙，赶紧命令英国商人及家属登船上海，而林则徐则进一步采取措施，严禁村民供应英船日用物品，并派战船封锁英船，如果发现上岸的外国人，一律就地正法。
无奈之下，义律在9月5日派特使要求林则徐解除封锁，恢复正常贸易关系。林则徐未达到目的，当然拒绝了义律的要求。当天下午，英国军舰向封锁他们的中国战船开炮-----大英帝国终于露出了它狰狞和强权的一面！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只能导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虽然现在的国际社会相对文明，但这个法则显然同样适用。英国在忍耐了近半个世纪后，终于决定要采用炮舰政策把中国纳入到其利益范围了。
此时的伦敦，听到中国焚烧鸦片的消息后，从事东方贸易的院外活动集团立刻动员起来了。这些利益集团向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政府采取坚决的行动。十九世纪大英帝国的政治巨头帕默斯顿甚至叫嚷着说：“给中国一顿痛打，然后我们再解释！”
但发动对中国战争的议案也不是一边倒。 帕默斯顿同时期的政治对手格莱斯顿，严厉谴责了政府的论据：“在人类历史中，我从未见过因如此不正义，并故意要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高傲地飘扬在广州城头的英国国旗，只是为保护一桩可耻的交易而升起的。”
很可惜，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道德在大多数时候都要败于利益脚下。
1840年4月7日，托马斯•斯当东爵士，也就是我们前面一再提到、13岁就和父亲及马戛尔尼一起出使中国并在海洋远航时学习中文的小斯当东，他来到下议院阐述了他的论点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说，“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议案通过了。
虽然在最后表决中，议案仅以二百七十一票对二百六十二票的微弱多数得到通过，但这并不足以安慰地球另一边的清政府和全体中国人。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书里，英国人一直是以侵略者、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出现，虽然有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喜欢上了英国足球超级联赛，但对这个顶级赛事的喜爱也不足以抹去这个令人不快的记忆。
后面看来，林则徐和英国议会显然没有在同一平面上思考问题。林则徐认为他的问题是进行一场反毒品的斗争；而英国却认为这是涉及贸易自由这一神圣权利的问题。英国议会辨论的时候，把政府的战争议案说成是发动一场“鸦片战争”------据说是“鸦片战争”的第一个出处。（2）
当道德和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无法去指责林则徐处事不当-----如果林则徐采取足够措施，使正当贸易的商人与鸦片走私商分开，不就可能避免一场战争吗？林则徐当然不可能这么认为。他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销毁鸦片会带来一场战争-----当时的天朝谁意识到了？
林则徐算是当时最了解英国情况的朝廷命官了------他配有四个翻译，终日为他翻译英文书报，其本人也将这些信息采集成册，加以参考。想必林则徐已经知道了英国的地理环境、人口、军队等实力情况----从简单的数字来看，英国显然不如天朝。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仍旧是世界首位，甚至超过西欧的总数。但正如张文木先生指出的，“在大国兴衰史上，被打败并由此衰败的，多是富国！”（3）
林则徐断定英国不可能会为了鸦片而与天朝开战，理由很简单，路途遥远，补给困难，怎有实力冒犯天朝？何况中英贸易近200年，茶叶生丝等贸易利益重大，断不可能为了一些鸦片走私商人而大动干戈。而道光帝更是对这些纠缠不清的夷务早已厌烦不已-----在虎门销烟后，他干脆宣布“英逆”罪行，永久禁绝通商，并下令将英国舰船驱逐干净。
鸦片当然只是一个导火线。关键问题其实还是1792年马戛尔尼出使的老问题-----打开天朝的大门，开放通商贸易。鸦片战争前的大英帝国，已经比马戛尔尼出使的时候突飞猛进了，工业革命的浪潮已经取得了相当成果，大量廉价的工业品正在世界氛围内四处寻找市场，而当时英国的蒸汽战舰和现代的长枪大炮，已经足以敲开天朝的大门。
当时的林则徐怎么可能想到，在这样一个加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闭关锁国早已被扫出了历史舞台，鸦片战争只能彻底暴露了天朝的无知和衰落------在这样一个时代，早加入这个全球化进程早受益，但历史的惯性已超越了林则徐们的思考范围，后人也只能发些“事后诸葛亮”的议论罢了！
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里说，工业革命后的世界是十年一大变，而天朝还沉湎在“千年不变”的固定思维里，怎么可能不被打个头破血流？虽然笔者认为唐先生说的有点夸张-----十九到二十世纪，也就是《世界是平的》一书里说的“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可能是“三十年一大变、十年一小变”比较符合事实。但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已经是“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了！我们现在的很多人恐怕也和林则徐一样，跟不上时代呢！
话说回来，从现代反毒品走私的经验来看，即使在如今各国政府都已经建立毒品危害社会的共识，并通力合作的情况下，毒品尚不能禁绝，在当时清政府朝纲不振、官员营私舞弊的情况下，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根本不会取得最终胜利-----连林则徐本人在被罢官之后，也无可奈何的承认了这一点。道光帝罢免林则徐的时候也说，“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虎门销烟没有销毁中国巨大的鸦片市场，更没有销毁鸦片商们对暴利的渴望。
如今毒品已经泛滥到全球，产品也早已经由鸦片这样的低级产品发展到大麻、海洛因、摇头丸等高级形式的产品，“一人吸毒，全家遭殃”，不知道150年前的那些中外鸦片贩子，还有那些贪污渎职、徇私舞弊的缉私官员，在地狱可安好？
注：
（1）、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9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2）、樊美平：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 ——简评《天朝的崩溃》，《书屋》二〇〇一年第三期。
（3）、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5、战争、谎言与真相（上）
林则徐对英国人采取断然措施，显然是律劳卑事件后，天朝上下包括道光皇帝在内由此产生的固定思维所致。
律劳卑是1833年英国政府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营权后，派往广州的第一任英国政府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到达广州后，大概毫不了解当年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失败的原因，他竟然以平等的口气向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发出了一封平行公函！
天朝当时显然还没有接受近代平等外交关系观念的迹象。对于律劳卑竟然想和天朝平起平坐的大胆口气，卢坤大为愤怒，立刻拒绝了这样的公函。他命令律劳卑立即返回澳门。律劳卑拒不返回，仍旧呆在广州，于是卢坤下令封闭商馆、停止供应、中断贸易。律劳卑退出广州，并擅自指挥两艘军舰打入珠江，卢坤则集合了六十八只战船封锁珠江，而此时的律劳卑失去了英国商人的支持，他本人也不巧得了虐疾，只得黯然回到澳门，当年十月病死在那里。
律劳卑的失败，让大清官员相信，只要大胆封锁外国人的商馆，就不怕他们不屈服。而从继任的驻华商务监督们的表现来看，他们似乎达到了目的。继律劳卑后上任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不想再去招惹麻烦，他们在任期间几乎都呆在风雨飘摇的伶仃洋上，成天无所事事，只盼着任期结束后回国。
但第四任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来广州后，大概是出于个人的进取精神，开始执行一种积极的政策。他甚至违背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的训令，向清政府递上毕恭毕敬的“禀贴”-----被当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认为是贡使，才允许他重返广州。
1839年林则徐采取断然措施后，当年11月英国军舰与中国水师在穿鼻洋海面开始了几次小规模的武装冲突，算是鸦片战争的前奏。这几次冲突双方各有胜负，但对后来的战局并无大的影响。林则徐则报告朝廷说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胜果，道光帝闻讯大喜，于是在12月下令禁止广东口岸的全部对外贸易，以为纷扰就此了结。
但短暂的平静很快被打破了。
1840年6月，一支由20艘战舰和28艘运兵船组成的、兵力约7千人的英国远征军抵达广州口外海面。英军随后按照其预定方案，封锁了珠江口，并于6月底北上，准备占领舟山后封锁长江口和黄河口-----英国人以为经济封锁会产生效果，但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帝国并不害怕经济封锁，他们最担心的是国土的沦丧！
舟山是中国第四大岛，岛上设有定海县城，实际上是苏浙闽海面之锁喉。康熙帝年间，宁波曾设为对外的通商口岸，舟山就曾在定海县城设有“红毛馆”接待过英国商船，但到乾隆帝年间，宁波海关被关闭，英国商船也就被禁止入内------除了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曾经在这里作过短暂的停留。
英国本有意占领舟山作为其贸易和扩展势力范围的前沿地，但阴错阳差的是，这个阴谋没有得逞，取而代之的是香港和上海。英国舰队来到舟山后，当地人似乎还依稀记得当年英国商船，以为是英国商人来此卸货贸易，正当他们为可能的大获其利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他们的知县却收到一封他从来没有见识过的“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英国人限令他们半个时辰内投降！
当地守军显然被英国猛烈的炮火吓坏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作战方式。英国人大概只用了不到十分钟就击毁了海岸防御体系，参战的一千五百名士兵，死亡和受伤人数都是13人-----其他的都逃跑了。在如此快的失败面前，知县姚怀祥面对这些凶恶的蛮夷，只能选择了投水自尽，以死报国，表现了一个儒生应有的气节。
而在攻陷定海之前，英国第二批北上的舰队来到厦门，因为投书问题，双方进行了一场炮战。中国官员拒绝接受这样不恭敬的文书，如果送上朝廷，很有可能会被罢官甚至杀头。一直到8月，道光出于战局的担忧，才下令将洋人的投禀，“无论汉字夷文，一律原禀进呈。”而后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被问罪，罪名就是“拒收夷书！”
天朝的礼仪可真让不少人吃了苦头。
英国舰队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北上，这下把道光帝和满朝文武吓坏了-----他们联想到的是这些蛮夷可能会进攻京城。很不幸的是，这个担心在后来的1860年和1900年都成为了现实。
于是在1840年的8月30日，当英国舰队抵达天津大沽口并试图强行通过的时候，内阁大学士兼署直隶总督琦善被派去和洋人谈判了。在英国舰队的恫吓下，朝廷政策很快由剿改抚了。
琦善本是坚定的主剿派，但在英国人的坚船利炮面前，很快变成了坚定的主抚派-----这也是大部分清朝大员对待夷人的态度。琦善的当务之急就是想方设法把洋人哄骗回去，他要想尽一切办法在道光帝和洋人之间周旋，既不能让道光帝感到失了天朝威仪，也不能轻易得罪这些可恶的洋人。
幸运的是，这次外交文件的翻译帮了琦善的大忙。当道光帝看到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的照会时，总算感到心理平衡了不少。这份照会的中译本是这样写的：“兹因官宪（林则徐）扰害本国住在中国之民人，并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
最为可笑的是最后一句，“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原文却是“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直译过来应该是“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当时的翻译真的是比春秋笔法还要春秋笔法。天朝语言的幽默性，莫过于此。（1）
既然洋人是来伸冤昭雪的，道光帝当然大可以大度一点。于是他给英国人发了这样一道谕旨：“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人代申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道光帝居然给洋人下起了命令！
对于英国人的其他要求如赔偿销毁的鸦片，开放港口、签订关税条约、建立一租借地等要求，道光帝却在谕旨里未置一词，只是说要派一钦差大臣南下广东查办等敷衍之词-----也许他根本就没意识这才是英国人的真正目的所在，也许他也和琦善一样，认为当务之急是让洋人南下，解除当前危险再说。
这下林则徐触霉头了。道光帝本来说要严禁鸦片的，林则徐也兢兢业业的去办了，但如今洋人兵临天津，林则徐只能充当一回替罪羊，给撤职查办了。据清人笔记《庸闲斋笔记》里记载，林则徐遣戍新疆后，仍旧心怀国家命运，常常自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二句话以自励。后来太平军起事后，林则徐再次被启用前往镇压，但不幸在路上病死------幸好死了，不然后来的教科书上就要被扣上镇压农民起义的罪名，而不会有今日之盛名了。
再说英国人。在道光帝的谕旨发下后，还真听话南返了。道光帝也很是对自己的抚策洋洋自得了一阵----皇帝出马，就是两样！他还怪罪起那些接办夷务的臣属了，要是他们早点把洋人的冤屈报上来，不就早没事了吗？！
只可惜事实未必如此。英国舰队可能是考虑到当时在天津没有基地，贸然进攻北京没有胜算；而且季风很快过去，北方气候变冷后，海洋可能结冰，对舰队行动非常不利，既然道光帝说派钦差大臣到广东再议，于是他们也决定南下再说。
也许很多人会问，倘若真的开战又会怎么样呢？
早在英国远征军到来之前，林则徐其实已经和义律交过手，双方有过几次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但林则徐当时上报的“七战七捷”未必是事实。真正揭开战争真相盖子的其实是定海之战，英国人用九分钟就扫荡了中国守军的岸防！
对于英国人的船坚炮利，恐怕连道光帝都心知肚明，但林则徐曾汇报说洋人陆战不行，他们脚足缠束紧密，屈伸不便，“一仆不能起”，一旦上岸，一定能够歼灭------这似乎又佐证了“洋人不会下跪是因为膝盖僵硬”的传言。
很多后人慨叹，清朝军队近八十万，居然对付不了远道而来、不到两万人的英国军队（加上后来的陆续增兵），实在是国人之耻，不可思议。但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却又是必然。
在冷兵器时代，人多马壮可能有用，但在热兵器时代，在长枪大炮下的攻击下，人多只不过白白增加牺牲。拿破仑曾经说过，“上帝永远站在强者一边！”我们不如来看一下双方真正的军事实力。
先看武器装备。清军当时以冷兵器为主，其中也有火器，但已经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里对双方的武器作了详细分析：清军的鸟枪射程约一百米，射速为每分钟一至两发，而英军的军用枪射程约三百米，射速为每分钟三至四发。清军火炮样子和原理看起来和英军差不多，但仔细比较却有天壤之别。主要问题出在铸造环节，清军火炮的铁质太差，气泡过多，十分笨重不说，开炮时还容易炸开炸裂，伤及自己的士兵。另外，火炮的瞄准装置和炮弹威力都很差，在整个鸦片战争中，就没有击沉哪怕是一艘的英舰！
而当时的英国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拥有风帆和蒸汽轮并用的各类船舰四百余艘，速度快，排水量大，炮多（主力战舰往往安装上百门），在当时可以说是威力巨大。相比而言，清军水师根本就是业余水平，船小速度又慢，水师里船炮也远少于英舰，一旦出海作战，基本就是挨打的份。
从兵力上看，清军兵力表面上号称有八十万，而且以逸待劳，但由于调度的原因，真正能够上战场和英军拼杀，在实际人数上并没有大的优势。清军与其说是军队，倒不如说是警察部队。清军士兵不是24小时呆在军营训练，而是象现在的警察一样正常上下班，除了出征打仗，平时军营并不开伙，士兵都是回家吃饭，所以往往有下面其乐融融的场面出现：上午士兵操练，中午其家眷送饭来，士兵放操后就和妻儿共进午餐，下午继续操练时家人往往在旁边观看----如此军队，怎么去作战？！
真正以逸待劳的却是英军。其海上船舰往来极快，一旦作战，大都是集中优势兵力，攻城拔寨，而清军反而被拖得精疲力竭、疲于奔命-----靠走路怎么跑得过英国的舰队！何况中国海岸线极长，根本不知道英国人会攻击哪一点-----军事学来说，从来就没有不成功的登陆！
再说陆战，林则徐等清朝大员和将领完全是误解-----英军其实根本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不擅长陆战，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是正面用舰炮轰击清军炮台，随后派出陆军背后或者侧面包抄，海陆军配合熟练，进攻中几乎没有失手过。
据说道光帝接到颜伯焘厦门失陷的奏折后，见有"伪陆路提督郭"的字样，十分诧异-----原来英军也会陆战!
注：（1）、引自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17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林则徐对英国人采取断然措施，显然是律劳卑事件后，天朝上下包括道光皇帝在内由此产生的固定思维所致。
律劳卑是1833年英国政府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营权后，派往广州的第一任英国政府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到达广州后，大概毫不了解当年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使团失败的原因，他竟然以平等的口气向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发出了一封平行公函！
天朝当时显然还没有接受近代平等外交关系观念的迹象。对于律劳卑竟然想和天朝平起平坐的大胆口气，卢坤大为愤怒，立刻拒绝了这样的公函。他命令律劳卑立即返回澳门。律劳卑拒不返回，仍旧呆在广州，于是卢坤下令封闭商馆、停止供应、中断贸易。律劳卑退出广州，并擅自指挥两艘军舰打入珠江，卢坤则集合了六十八只战船封锁珠江，而此时的律劳卑失去了英国商人的支持，他本人也不巧得了虐疾，只得黯然回到澳门，当年十月病死在那里。
律劳卑的失败，让大清官员相信，只要大胆封锁外国人的商馆，就不怕他们不屈服。而从继任的驻华商务监督们的表现来看，他们似乎达到了目的。继律劳卑后上任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不想再去招惹麻烦，他们在任期间几乎都呆在风雨飘摇的伶仃洋上，成天无所事事，只盼着任期结束后回国。
但第四任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来广州后，大概是出于个人的进取精神，开始执行一种积极的政策。他甚至违背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的训令，向清政府递上毕恭毕敬的“禀贴”-----被当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认为是贡使，才允许他重返广州。
1839年林则徐采取断然措施后，当年11月英国军舰与中国水师在穿鼻洋海面开始了几次小规模的武装冲突，算是鸦片战争的前奏。这几次冲突双方各有胜负，但对后来的战局并无大的影响。林则徐则报告朝廷说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胜果，道光帝闻讯大喜，于是在12月下令禁止广东口岸的全部对外贸易，以为纷扰就此了结。
但短暂的平静很快被打破了。
1840年6月，一支由20艘战舰和28艘运兵船组成的、兵力约7千人的英国远征军抵达广州口外海面。英军随后按照其预定方案，封锁了珠江口，并于6月底北上，准备占领舟山后封锁长江口和黄河口-----英国人以为经济封锁会产生效果，但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帝国并不害怕经济封锁，他们最担心的是国土的沦丧！
舟山是中国第四大岛，岛上设有定海县城，实际上是苏浙闽海面之锁喉。康熙帝年间，宁波曾设为对外的通商口岸，舟山就曾在定海县城设有“红毛馆”接待过英国商船，但到乾隆帝年间，宁波海关被关闭，英国商船也就被禁止入内------除了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使团曾经在这里作过短暂的停留。
英国本有意占领舟山作为其贸易和扩展势力范围的前沿地，但阴错阳差的是，这个阴谋没有得逞，取而代之的是香港和上海。英国舰队来到舟山后，当地人似乎还依稀记得当年英国商船，以为是英国商人来此卸货贸易，正当他们为可能的大获其利而欢欣鼓舞的时候，他们的知县却收到一封他从来没有见识过的“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英国人限令他们半个时辰内投降！
当地守军显然被英国猛烈的炮火吓坏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作战方式。英国人大概只用了不到十分钟就击毁了海岸防御体系，参战的一千五百名士兵，死亡和受伤人数都是13人-----其他的都逃跑了。在如此快的失败面前，知县姚怀祥面对这些凶恶的蛮夷，只能选择了投水自尽，以死报国，表现了一个儒生应有的气节。
而在攻陷定海之前，英国第二批北上的舰队来到厦门，因为投书问题，双方进行了一场炮战。中国官员拒绝接受这样不恭敬的文书，如果送上朝廷，很有可能会被罢官甚至杀头。一直到8月，道光出于战局的担忧，才下令将洋人的投禀，“无论汉字夷文，一律原禀进呈。”而后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被问罪，罪名就是“拒收夷书！”
天朝的礼仪可真让不少人吃了苦头。
英国舰队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北上，这下把道光帝和满朝文武吓坏了-----他们联想到的是这些蛮夷可能会进攻京城。很不幸的是，这个担心在后来的1860年和1900年都成为了现实。
于是在1840年的8月30日，当英国舰队抵达天津大沽口并试图强行通过的时候，内阁大学士兼署直隶总督琦善被派去和洋人谈判了。在英国舰队的恫吓下，朝廷政策很快由剿改抚了。
琦善本是坚定的主剿派，但在英国人的坚船利炮面前，很快变成了坚定的主抚派-----这也是大部分清朝大员对待夷人的态度。琦善的当务之急就是想方设法把洋人哄骗回去，他要想尽一切办法在道光帝和洋人之间周旋，既不能让道光帝感到失了天朝威仪，也不能轻易得罪这些可恶的洋人。
幸运的是，这次外交文件的翻译帮了琦善的大忙。当道光帝看到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的照会时，总算感到心理平衡了不少。这份照会的中译本是这样写的：“兹因官宪（林则徐）扰害本国住在中国之民人，并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
最为可笑的是最后一句，“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原文却是“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直译过来应该是“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当时的翻译真的是比春秋笔法还要春秋笔法。天朝语言的幽默性，莫过于此。（1）
既然洋人是来伸冤昭雪的，道光帝当然大可以大度一点。于是他给英国人发了这样一道谕旨：“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人代申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道光帝居然给洋人下起了命令！
对于英国人的其他要求如赔偿销毁的鸦片，开放港口、签订关税条约、建立一租借地等要求，道光帝却在谕旨里未置一词，只是说要派一钦差大臣南下广东查办等敷衍之词-----也许他根本就没意识这才是英国人的真正目的所在，也许他也和琦善一样，认为当务之急是让洋人南下，解除当前危险再说。
这下林则徐触霉头了。道光帝本来说要严禁鸦片的，林则徐也兢兢业业的去办了，但如今洋人兵临天津，林则徐只能充当一回替罪羊，给撤职查办了。据清人笔记《庸闲斋笔记》里记载，林则徐遣戍新疆后，仍旧心怀国家命运，常常自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二句话以自励。后来太平军起事后，林则徐再次被启用前往镇压，但不幸在路上病死------幸好死了，不然后来的教科书上就要被扣上镇压农民起义的罪名，而不会有今日之盛名了。
再说英国人。在道光帝的谕旨发下后，还真听话南返了。道光帝也很是对自己的抚策洋洋自得了一阵----皇帝出马，就是两样！他还怪罪起那些接办夷务的臣属了，要是他们早点把洋人的冤屈报上来，不就早没事了吗？！
只可惜事实未必如此。英国舰队可能是考虑到当时在天津没有基地，贸然进攻北京没有胜算；而且季风很快过去，北方气候变冷后，海洋可能结冰，对舰队行动非常不利，既然道光帝说派钦差大臣到广东再议，于是他们也决定南下再说。
也许很多人会问，倘若真的开战又会怎么样呢？
早在英国远征军到来之前，林则徐其实已经和义律交过手，双方有过几次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但林则徐当时上报的“七战七捷”未必是事实。真正揭开战争真相盖子的其实是定海之战，英国人用九分钟就扫荡了中国守军的岸防！
对于英国人的船坚炮利，恐怕连道光帝都心知肚明，但林则徐曾汇报说洋人陆战不行，他们脚足缠束紧密，屈伸不便，“一仆不能起”，一旦上岸，一定能够歼灭------这似乎又佐证了“洋人不会下跪是因为膝盖僵硬”的传言。
很多后人慨叹，清朝军队近八十万，居然对付不了远道而来、不到两万人的英国军队（加上后来的陆续增兵），实在是国人之耻，不可思议。但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却又是必然。
在冷兵器时代，人多马壮可能有用，但在热兵器时代，在长枪大炮下的攻击下，人多只不过白白增加牺牲。拿破仑曾经说过，“上帝永远站在强者一边！”我们不如来看一下双方真正的军事实力。
先看武器装备。清军当时以冷兵器为主，其中也有火器，但已经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里对双方的武器作了详细分析：清军的鸟枪射程约一百米，射速为每分钟一至两发，而英军的军用枪射程约三百米，射速为每分钟三至四发。清军火炮样子和原理看起来和英军差不多，但仔细比较却有天壤之别。主要问题出在铸造环节，清军火炮的铁质太差，气泡过多，十分笨重不说，开炮时还容易炸开炸裂，伤及自己的士兵。另外，火炮的瞄准装置和炮弹威力都很差，在整个鸦片战争中，就没有击沉哪怕是一艘的英舰！
而当时的英国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拥有风帆和蒸汽轮并用的各类船舰四百余艘，速度快，排水量大，炮多（主力战舰往往安装上百门），在当时可以说是威力巨大。相比而言，清军水师根本就是业余水平，船小速度又慢，水师里船炮也远少于英舰，一旦出海作战，基本就是挨打的份。
从兵力上看，清军兵力表面上号称有八十万，而且以逸待劳，但由于调度的原因，真正能够上战场和英军拼杀，在实际人数上并没有大的优势。清军与其说是军队，倒不如说是警察部队。清军士兵不是24小时呆在军营训练，而是象现在的警察一样正常上下班，除了出征打仗，平时军营并不开伙，士兵都是回家吃饭，所以往往有下面其乐融融的场面出现：上午士兵操练，中午其家眷送饭来，士兵放操后就和妻儿共进午餐，下午继续操练时家人往往在旁边观看----如此军队，怎么去作战？！
真正以逸待劳的却是英军。其海上船舰往来极快，一旦作战，大都是集中优势兵力，攻城拔寨，而清军反而被拖得精疲力竭、疲于奔命-----靠走路怎么跑得过英国的舰队！何况中国海岸线极长，根本不知道英国人会攻击哪一点-----军事学来说，从来就没有不成功的登陆！
再说陆战，林则徐等清朝大员和将领完全是误解-----英军其实根本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不擅长陆战，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是正面用舰炮轰击清军炮台，随后派出陆军背后或者侧面包抄，海陆军配合熟练，进攻中几乎没有失手过。
据说道光帝接到颜伯焘厦门失陷的奏折后，见有"伪陆路提督郭"的字样，十分诧异-----原来英军也会陆战!
注：（1）、引自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17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1．6、战争、谎言与真相（下）
鸦片战争时期的道光皇帝已经是近60岁的老人了。
据清人野史《春冰室野乘》上说，道光八岁的时候，跟随爷爷乾隆帝去打猎，乾隆帝命令各王校射，小道光呆在旁边观看，等各王射完后，也用小弓箭射了几下，结果还真射中了二箭。乾隆帝大喜，抚摸着他的头说：“乖宝贝你要是能连中三矢，我就赏给你黄马褂。”小道光果然射中了第三箭，于是跪上前，乾隆帝问他想要什么，小道光既不说话也不起来。乾隆帝大笑说：“好了，我知道了。”于是命侍臣取黄马褂，但仓卒间找不到小号的，只好给他一件成人的黄马褂穿上-----衣服太长，小道光穿上后路都走不成，只好由侍卫抱了回去。
这还不算什么。清人笔记《南亭笔记》里说，道光最爱玩弹弓，练就了一手百步穿杨的技术，常常把皇城的麻雀射得鸡飞狗跳。这门特技在关键时候还真派上了用场。一个雷电交加的晚上，天理会起义并一度杀进宫门，巡逻的道光看到匪徒越登宫墙，便急忙用弹弓射击，据说无不应弦而倒。转回到乾清宫，道光忽然看见一人立在殿脊上，正在手挥令旗号召同党进攻，正想用弹弓射，却发现没子弹了，于是他解下衣服上的金钮扣射去，结果击中这个人的眼睛，导致其落地摔死。此役道光护驾有攻，民间也多传说其神勇无比。
英国人显然不是用弹弓能对付的。和大多数老年人一样，道光帝也喜欢清净，本就不想多事，何况他又是个极其节俭（吝啬）的人，花钱如同割肉，而打起仗来往往花钱无数-----前几年平定中亚张格尔叛乱就花掉大把银子，让他心疼不已----他本就不想打这么一场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的战争。
所以道光一再给交办夷务的大臣说，“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不打仗又不能失天朝威仪，这本就是一个无法执行的悖论！
1840年的秋天，英国人南下了，琦善也南下了。谈判开始了。
但英国人的开价和琦善的还价，几乎是南辕北辙，牛头不对马嘴。
道光帝开出的价码是“惩办林则徐，恢复英国人在广州的通商”，加上琦善私自答应但后来被道光帝认可的“部分赔偿鸦片损失和中英官方文件往来使用照会”。但这不过是英国人要求的皮毛而已。
英国人开出的要价是赔偿鸦片损失和商欠、中英官员平等交往、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割让一沿海岛屿、赔偿军费等。双方差距太大了。
这下道光和琦善等清朝大员纳闷了，他们无法理解，既然林则徐已经被查办了、鸦片损失也可以商量赔偿，英国人怎么还有什么冤抑？为何还要纠缠不休呢？
可是谁又告诉他们，英国人其实要的进入中国市场，把中国纳入到其全球贸易体系中去。（1）后人当然洞若观火，但当时谁能了解？即使有人告诉他们，当时的满朝文武也未必能够理解。
这样的谈判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双方都失去了耐性。道光帝下令剿办，“尽灭此丑类！”而义律也搬出了巴麦尊的杀手锏-----炮舰政策。双方很快从拖沓扯皮的谈判拉回到战争的残酷现实中去了。
1841年1月7日英国人炮轰虎门，尽管大部分清军士兵们士气高昂，但还是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副将陈连升也战死疆场。英国人随后在1月26日占领了香港，并发文告称香港居民为英国子民------而琦善上报时却谎称英国人只是“寄寓一所，并非全岛”。
此时的琦善答应了英国人的《穿鼻草约》，实在是进退两难------道光帝要求他进剿，英国人又迫他签约，而他心里很清楚根本打不过英国人！但又不敢对道光帝直说-----唯有不断撒谎，以拖延时间，期待情势有所转机了。
英国人却等不及了，他们在2月23日重新开战，尽管提督关天培做了周密的准备，但和上次一样，仍旧被英军抄了底----使用的战术仍旧是军舰正面炮轰，陆军侧面包抄------谁说英国人不会陆战？！年近七十的老将关天培英勇战死了，当他的遗骸被家仆领走的时候，英舰也鸣放礼炮，向这位老将致敬。
而此时广州已经门户洞开。
琦善被撤职了，紧接着道光帝派来了老将杨芳和靖逆将军奕山。而这两位，同样只能靠撒谎度日，特别是奕山，居然能靠撒谎请功，也算是极品“人才”。杨芳是武将出身，曾经立下赫赫战功，虽然勇气可嘉-----清人梁廷枏笔记《夷氛闻记》里说他在和英军交战时，“火箭巨弹，肃肃过耳畔”，他身边的人都吓得两腿战栗，杨芳却谈笑自若，骂道：“丑虏要击死老子耶！”但真的对付洋人的现代战争，他也实在没辙。
奕山到达广州后，他能想到的办法只有火攻----- 5月21日夜烧毁英船两只，战争进一步升级，22日英军开始反攻， 24日上午英军已攻破广州城郊各据点-----尽管三元里等地百姓自发参战并杀伤英军若干------但终究难挽颓势，广州城陷。
无奈之下的奕山只能和英国人签署了《广州和约》，在缴纳“赎城费”六百万元（向行商勒索）后，英军退回海上。靖逆变成了屈膝投降，还赔了六百万“赎城费”，这等弥天大罪，但却被奕山描绘成了一个美妙的故事上报。
话题太沉重了，不如我们来读读奕山编的故事。
“城外士兵报告说，城外有洋人向城内招手，似乎有话要说。参将熊瑞闻报后查看，看见几个洋人头目在那里比手划脚，指天画地的，不知道搞的什么名堂。熊瑞看不明白，就把翻译叫来。翻译说这些夷人要求见大将军，说是有苦情要上诉。总兵段永福听后大喝一声：我天朝堂堂大将军岂肯见你？“奉命而来，惟知有战！”该夷目听后免冠作礼，屏退左右，武器扔在地上，朝着城墙行礼。洋人说他们是靠通商过日子的，如果不准贸易，货物不能流通，资本折耗，负欠无偿，简直没法活了。垦求大将军转呈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他们将保证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再也不敢惹是生非。”
想不到奕山还是个戏剧家，真是浪费人才了。
当下红透半边天的易中天教授也曾写过一篇文章叫《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读<天朝的崩溃>》，对鸦片战争中前方将领不断撒谎做了深刻总结：谎言成为麻痹和麻醉清廷君臣的一剂鸦片，这个鸦片的名字叫“天朝体面”。
而远在北京的道光帝却上当了，他真以为战争结束了，因而对奕山大加奖赏，并下令各省撤退调防兵勇---这么多兵勇，一天花费的银子可真不少！
不过奕山也算是走了狗屎运了，因为一场瘟疫英军推迟了北上的计划，这才使得他的谎言没有被很快揭穿。但谎言终究是谎言，英国方面来了个厉害角色----在林则徐离开广东流放新疆后不久，义律也被免职并在后来调到北美得克萨斯任英国代办。而接任义律的璞鼎查，立刻按照英国政府的要求下指挥英国军舰北上。
英国舰队随后在厦门展开了猛烈进攻-----当时的厦门修建了石壁，坚固异常，但石壁虽然没有被英军的炮火击垮，但英国陆军仍旧是老办法，采用侧面袭击的办法，攻克了炮台。厦门一役，清军战死总兵一人，士兵伤亡324人，而英国只死1人，伤16人。
英国的下一个目标是定海，那个曾经被占领过的县城，对手是主战派裕谦。裕谦到定海后，采取了极端手段。为报复英军在定海掘坟的暴行，他也下令掘开英军留下的坟墓------数百具英军尸体，1840年一场瘟疫的结果。对于抓到的俘虏，甚至使用凌迟处死，枭首示众的办法，以震慑洋人和那些“汉奸”。和其他官员不同，裕谦的确没有给自己留后路，而是决心要一战到底。
1841年的第二次定海之战，显然比第一次惨烈得多。在双方兵力相仿，但武器悬殊的情况下，定海三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率领守军浴血奋战，但终于因为实力差距太大，三总兵连同他们的众多士兵英勇的战死在他们保护的这片土地上。
英军随即攻破镇海。裕谦在镇海失守后，自杀身亡。
在从杭州湾到扬子江的侵略中，英军一路上基本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困难。但在平湖县的乍浦，却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英军陆军中校汤林森也被击毙。防守这里的是八旗兵，因为他们的家和家人在这里，他们拼死作战，失败后纷纷举家自杀，这已经不能仅仅以惨烈来形容了。
在随后的吴淞一役中，总兵陈化成战死。英国人沿着黄浦江占领了上海，并详细考察了上海的环境，他们甚至还直逼松江。随后他们留下两艘军舰封锁吴淞口，主力舰队溯长江而上，直扑镇江！
清朝的文武大将们怎么也没想到，英国人居然会打到内河来！镇江几乎是各要点设防最薄弱的，但就是在这个最薄弱的地方，英军遭到了最激烈的抵抗，投入的兵力最多，损失也最大-----死39人，伤130人，基本相当于前面所有战役的伤亡人数总和。而这次抵抗最激烈的，又是这里驻防的八旗兵，因为这里有他们的家。
镇江之战事实上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1842年8月，英国舰队随后很快就兵临南京的江面。
在整个鸦片战争中，清军基本可以说是一败涂地。战争的惨败说明，靠修建岸防壁垒根本对付不了那些武装舰队-----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海上长城。在通讯侦察不发达的条件下，基本就没有不成功的登陆战。
千百年来，人类的厮杀从陆地到了海洋，如今又到了空中。鸦片战争后不久，美国军事学家马汉写下了至今都被引为经典的《海权论》。早在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海外贸易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海军事业的飞速发展。马汉提出的海权理论，“控制海洋是为了控制海上交通进而控制海上贸易，从而掌握当时各国已严重依赖海上贸易的经济，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至今美国海军仍控制着十六个全球最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以保证其制海权并为其霸权服务。
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并不知道“海权”为何物，但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天朝知道，没有强大的海军无法抵御那些凶恶的洋鬼子。但甲午之战，让帝国的海军梦灰飞烟灭-----至今都有人为此抱憾不已，一再强调航空母舰的建造。
建造航空母舰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先进的观念。如果国人在观念上依旧落后，“惟航空母舰”论者迟早又要遭遇一场新的鸦片战争。在“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时代，讲求的更是精确制导和远程打击----杀人制敌于无形。
也许我们不应该再把过多的眼光投向海洋，而更多的应该是天空，或者说更高远的太空。未来的战争可能更多的依赖空间侦察、空间通信、空间导航、空间预警等，人类的下一个战场，一定在太空----谁控制了外层空间特别是控制低层轨道空间，谁就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注：（1）、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21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鸦片战争时期的道光皇帝已经是近60岁的老人了。
据清人野史《春冰室野乘》上说，道光八岁的时候，跟随爷爷乾隆帝去打猎，乾隆帝命令各王校射，小道光呆在旁边观看，等各王射完后，也用小弓箭射了几下，结果还真射中了二箭。乾隆帝大喜，抚摸着他的头说：“乖宝贝你要是能连中三矢，我就赏给你黄马褂。”小道光果然射中了第三箭，于是跪上前，乾隆帝问他想要什么，小道光既不说话也不起来。乾隆帝大笑说：“好了，我知道了。”于是命侍臣取黄马褂，但仓卒间找不到小号的，只好给他一件成人的黄马褂穿上-----衣服太长，小道光穿上后路都走不成，只好由侍卫抱了回去。
这还不算什么。清人笔记《南亭笔记》里说，道光最爱玩弹弓，练就了一手百步穿杨的技术，常常把皇城的麻雀射得鸡飞狗跳。这门特技在关键时候还真派上了用场。一个雷电交加的晚上，天理会起义并一度杀进宫门，巡逻的道光看到匪徒越登宫墙，便急忙用弹弓射击，据说无不应弦而倒。转回到乾清宫，道光忽然看见一人立在殿脊上，正在手挥令旗号召同党进攻，正想用弹弓射，却发现没子弹了，于是他解下衣服上的金钮扣射去，结果击中这个人的眼睛，导致其落地摔死。此役道光护驾有攻，民间也多传说其神勇无比。
英国人显然不是用弹弓能对付的。和大多数老年人一样，道光帝也喜欢清净，本就不想多事，何况他又是个极其节俭（吝啬）的人，花钱如同割肉，而打起仗来往往花钱无数-----前几年平定中亚张格尔叛乱就花掉大把银子，让他心疼不已----他本就不想打这么一场莫名其妙、突如其来的战争。
所以道光一再给交办夷务的大臣说，“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不打仗又不能失天朝威仪，这本就是一个无法执行的悖论！
1840年的秋天，英国人南下了，琦善也南下了。谈判开始了。
但英国人的开价和琦善的还价，几乎是南辕北辙，牛头不对马嘴。
道光帝开出的价码是“惩办林则徐，恢复英国人在广州的通商”，加上琦善私自答应但后来被道光帝认可的“部分赔偿鸦片损失和中英官方文件往来使用照会”。但这不过是英国人要求的皮毛而已。
英国人开出的要价是赔偿鸦片损失和商欠、中英官员平等交往、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割让一沿海岛屿、赔偿军费等。双方差距太大了。
这下道光和琦善等清朝大员纳闷了，他们无法理解，既然林则徐已经被查办了、鸦片损失也可以商量赔偿，英国人怎么还有什么冤抑？为何还要纠缠不休呢？
可是谁又告诉他们，英国人其实要的进入中国市场，把中国纳入到其全球贸易体系中去。（1）后人当然洞若观火，但当时谁能了解？即使有人告诉他们，当时的满朝文武也未必能够理解。
这样的谈判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双方都失去了耐性。道光帝下令剿办，“尽灭此丑类！”而义律也搬出了巴麦尊的杀手锏-----炮舰政策。双方很快从拖沓扯皮的谈判拉回到战争的残酷现实中去了。
1841年1月7日英国人炮轰虎门，尽管大部分清军士兵们士气高昂，但还是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副将陈连升也战死疆场。英国人随后在1月26日占领了香港，并发文告称香港居民为英国子民------而琦善上报时却谎称英国人只是“寄寓一所，并非全岛”。
此时的琦善答应了英国人的《穿鼻草约》，实在是进退两难------道光帝要求他进剿，英国人又迫他签约，而他心里很清楚根本打不过英国人！但又不敢对道光帝直说-----唯有不断撒谎，以拖延时间，期待情势有所转机了。
英国人却等不及了，他们在2月23日重新开战，尽管提督关天培做了周密的准备，但和上次一样，仍旧被英军抄了底----使用的战术仍旧是军舰正面炮轰，陆军侧面包抄------谁说英国人不会陆战？！年近七十的老将关天培英勇战死了，当他的遗骸被家仆领走的时候，英舰也鸣放礼炮，向这位老将致敬。
而此时广州已经门户洞开。
琦善被撤职了，紧接着道光帝派来了老将杨芳和靖逆将军奕山。而这两位，同样只能靠撒谎度日，特别是奕山，居然能靠撒谎请功，也算是极品“人才”。杨芳是武将出身，曾经立下赫赫战功，虽然勇气可嘉-----清人梁廷枏笔记《夷氛闻记》里说他在和英军交战时，“火箭巨弹，肃肃过耳畔”，他身边的人都吓得两腿战栗，杨芳却谈笑自若，骂道：“丑虏要击死老子耶！”但真的对付洋人的现代战争，他也实在没辙。
奕山到达广州后，他能想到的办法只有火攻----- 5月21日夜烧毁英船两只，战争进一步升级，22日英军开始反攻， 24日上午英军已攻破广州城郊各据点-----尽管三元里等地百姓自发参战并杀伤英军若干------但终究难挽颓势，广州城陷。
无奈之下的奕山只能和英国人签署了《广州和约》，在缴纳“赎城费”六百万元（向行商勒索）后，英军退回海上。靖逆变成了屈膝投降，还赔了六百万“赎城费”，这等弥天大罪，但却被奕山描绘成了一个美妙的故事上报。
话题太沉重了，不如我们来读读奕山编的故事。
“城外士兵报告说，城外有洋人向城内招手，似乎有话要说。参将熊瑞闻报后查看，看见几个洋人头目在那里比手划脚，指天画地的，不知道搞的什么名堂。熊瑞看不明白，就把翻译叫来。翻译说这些夷人要求见大将军，说是有苦情要上诉。总兵段永福听后大喝一声：我天朝堂堂大将军岂肯见你？“奉命而来，惟知有战！”该夷目听后免冠作礼，屏退左右，武器扔在地上，朝着城墙行礼。洋人说他们是靠通商过日子的，如果不准贸易，货物不能流通，资本折耗，负欠无偿，简直没法活了。垦求大将军转呈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他们将保证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再也不敢惹是生非。”
想不到奕山还是个戏剧家，真是浪费人才了。
当下红透半边天的易中天教授也曾写过一篇文章叫《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读<天朝的崩溃>》，对鸦片战争中前方将领不断撒谎做了深刻总结：谎言成为麻痹和麻醉清廷君臣的一剂鸦片，这个鸦片的名字叫“天朝体面”。
而远在北京的道光帝却上当了，他真以为战争结束了，因而对奕山大加奖赏，并下令各省撤退调防兵勇---这么多兵勇，一天花费的银子可真不少！
不过奕山也算是走了狗屎运了，因为一场瘟疫英军推迟了北上的计划，这才使得他的谎言没有被很快揭穿。但谎言终究是谎言，英国方面来了个厉害角色----在林则徐离开广东流放新疆后不久，义律也被免职并在后来调到北美得克萨斯任英国代办。而接任义律的璞鼎查，立刻按照英国政府的要求下指挥英国军舰北上。
英国舰队随后在厦门展开了猛烈进攻-----当时的厦门修建了石壁，坚固异常，但石壁虽然没有被英军的炮火击垮，但英国陆军仍旧是老办法，采用侧面袭击的办法，攻克了炮台。厦门一役，清军战死总兵一人，士兵伤亡324人，而英国只死1人，伤16人。
英国的下一个目标是定海，那个曾经被占领过的县城，对手是主战派裕谦。裕谦到定海后，采取了极端手段。为报复英军在定海掘坟的暴行，他也下令掘开英军留下的坟墓------数百具英军尸体，1840年一场瘟疫的结果。对于抓到的俘虏，甚至使用凌迟处死，枭首示众的办法，以震慑洋人和那些“汉奸”。和其他官员不同，裕谦的确没有给自己留后路，而是决心要一战到底。
1841年的第二次定海之战，显然比第一次惨烈得多。在双方兵力相仿，但武器悬殊的情况下，定海三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率领守军浴血奋战，但终于因为实力差距太大，三总兵连同他们的众多士兵英勇的战死在他们保护的这片土地上。
英军随即攻破镇海。裕谦在镇海失守后，自杀身亡。
在从杭州湾到扬子江的侵略中，英军一路上基本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困难。但在平湖县的乍浦，却遭到了顽强的抵抗，英军陆军中校汤林森也被击毙。防守这里的是八旗兵，因为他们的家和家人在这里，他们拼死作战，失败后纷纷举家自杀，这已经不能仅仅以惨烈来形容了。
在随后的吴淞一役中，总兵陈化成战死。英国人沿着黄浦江占领了上海，并详细考察了上海的环境，他们甚至还直逼松江。随后他们留下两艘军舰封锁吴淞口，主力舰队溯长江而上，直扑镇江！
清朝的文武大将们怎么也没想到，英国人居然会打到内河来！镇江几乎是各要点设防最薄弱的，但就是在这个最薄弱的地方，英军遭到了最激烈的抵抗，投入的兵力最多，损失也最大-----死39人，伤130人，基本相当于前面所有战役的伤亡人数总和。而这次抵抗最激烈的，又是这里驻防的八旗兵，因为这里有他们的家。
镇江之战事实上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1842年8月，英国舰队随后很快就兵临南京的江面。
在整个鸦片战争中，清军基本可以说是一败涂地。战争的惨败说明，靠修建岸防壁垒根本对付不了那些武装舰队-----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海上长城。在通讯侦察不发达的条件下，基本就没有不成功的登陆战。
千百年来，人类的厮杀从陆地到了海洋，如今又到了空中。鸦片战争后不久，美国军事学家马汉写下了至今都被引为经典的《海权论》。早在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海外贸易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海军事业的飞速发展。马汉提出的海权理论，“控制海洋是为了控制海上交通进而控制海上贸易，从而掌握当时各国已严重依赖海上贸易的经济，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至今美国海军仍控制着十六个全球最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以保证其制海权并为其霸权服务。
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并不知道“海权”为何物，但鸦片战争的失败让天朝知道，没有强大的海军无法抵御那些凶恶的洋鬼子。但甲午之战，让帝国的海军梦灰飞烟灭-----至今都有人为此抱憾不已，一再强调航空母舰的建造。
建造航空母舰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先进的观念。如果国人在观念上依旧落后，“惟航空母舰”论者迟早又要遭遇一场新的鸦片战争。在“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时代，讲求的更是精确制导和远程打击----杀人制敌于无形。
也许我们不应该再把过多的眼光投向海洋，而更多的应该是天空，或者说更高远的太空。未来的战争可能更多的依赖空间侦察、空间通信、空间导航、空间预警等，人类的下一个战场，一定在太空----谁控制了外层空间特别是控制低层轨道空间，谁就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注：（1）、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21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1．7、潘多拉的盒子和条约中国的开始
南京，这个六朝古都，注定要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扮演非同寻常的角色。
南京的城墙是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修建的，如今仍旧是古都里最为坚固的。笔者曾经倘徉在那古城墙下，抚摩这些六百多年前的产品，仔细看的话，还可以看到上面有些文字，是本块城砖的制作者、运送者的名字和户籍所在地的记载------如果质量有问题，将按照上面的信息追查，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质量监督实践吧。
南京的城墙虽然坚固，但又有屡屡被攻破的尴尬。明成祖朱棣攻破了他父亲修建的坚固城墙，夺了他侄子孝文帝的皇位；天平军从汉口顺流而下，占据了大清的半壁江山，但后来天京被破，又是血流成河；辛亥革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宣布了清王朝的随后死亡，但在四九年解放军的南下，国民党南京政府土崩瓦解逃往了台湾。
还有一个是我们不能忘记的------1937年12月，日本军攻破南京后，那个导致30万人死亡的血腥大屠杀。
也许是秦淮河的脂粉气太浓了，南京注定不是一个幸运的城市。1842年英国舰队兵临城下，南京无奈的扮演了一次难堪的角色。
历史上，中国很少不受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甚至是侵略。中原的王朝对于这些马背上的民族，如果可以战胜他们的话，往往会象对待匈奴一样把他们彻底驱逐；如果不能驱逐，就修建长城以隔绝这两种文明；但要是长城还不能保卫自己，他们或许会选择和亲，或者给予贡金和互市来维护边境的和平，就象当年明朝对俺答汗的蒙古民族一样。
大清帝国是唯一没有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骚扰的王朝，但他们遭到了来自海上商业民族的挑战。《中英南京条约》还只是一个开始。帝国对条约显然是不适应的，他们甚至很难理解条约是个什么东西，更不知道帝国将由此沦落。而这一天，终于无可奈何的到来了。
1842年8月29日，这一天对英国人却是喜气洋洋的一天，他们以很小的代价，达到了他们前辈一直没能完成的目标------叩开傲慢的天朝之门。也许从这一天起，他们明白了和这个国家打交道的最好方式。
《中英南京条约》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这个因鸦片而导致的战争，在条约里却对鸦片只字不提，这实在是和帝国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
就在这一天，中国和谈代表颤颤巍巍的登上了英国的“汉华丽”号军舰，在早已拟好的《南京条约》上签字画押。唯一让他们感到宽心的是，这个条约不是在北京签订，至少在表面上保全了天朝的颜面。除了对割地赔款感到痛心外，对于其中的部分条款如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他们可能在不甚了了的情况下，就已经匆忙答应了英国人的要求。
就外交实践来说，这些清朝的大员基本就是白痴。
可我们又怎么忍心去责备一百多年前这些枪炮下的清朝官员呢？在科举考试里，可从来就没有外交这一门。
不如来看一下《南京条约》原文内容，长长见识。
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南京。
兹因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欲以近来之不和之端解释，止肇衅，为此议定设立永久和约。是以大清大皇帝特派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太子少保镇守广东广州将军宗室耆英，头品顶戴花翎前阁督部堂乍浦副都统红带子伊里布；大英伊耳兰等国君主特派全权公使大臣英国所属印度等处三等将军世袭男爵朴鼎查；公同各将所奉之上谕便宜行事及敕赐全权之命互相较阅，俱属善当，即便议拟各条，陈列于左：
一、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
一、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列，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
一、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一、因大清钦差大宪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经将大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员偿补原价。
一、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且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三百万员，作为商欠之数，准明由中国官为偿还。
一、因大清钦命大臣等向大英官民人等不公强办，致须拨发军士讨求伸理，今酌定水陆军费洋银一千二百万员，大皇帝准为偿补，惟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以后，英国因赎各城收过银两之数，大英全权公使大臣为君主准可，按数扣除。
一、以上三条酌定银数共二千一百万员应如何分期交清开列于左：
此时交银六百万员；
癸卯年六月间交银三百万员，十二月间交银三百万员，共银六百万员；
甲辰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员，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员，共银五百万员；
乙巳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万员，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万员，共银四百万员；
自壬寅年起至乙巳年止，四年共交银二千一百万员。
倘有按期未能交足之数，则酌定每年每百员加息五员。
一、凡系大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今在中国所管辖各地方被禁者，大清大皇帝准即释放。
一、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候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一、前第二条内言明开关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
一、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覆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用禀明字样为著。
一、俟奉大清大皇帝允准和约各条施行，并以此时准交之六百万员交清，大英水陆军士当即退出江宁、京口等处江面，并不再行拦阻中国各省商贾贸易。至镇海之招宝山，亦将退让。惟有定海县之舟山海岛、厦门厅之古浪屿小岛，仍归英兵暂为驻守；迨及所议洋银全数交清，而前议各海口均已开辟俾英人通商后，即将驻守二处军士退出，不复占据。
一、以上各条均关议和要约，应候大臣等分别奏明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各用亲笔批准后，即速行相交，俾两国分执一册，以昭信守；惟两国相离遥远，不得一旦而到，是以另缮二册，先由大清钦差便宜行事大臣等、大英钦奉全权公使大臣各为君上定事，盖用关防印信，各执一册为据，俾即日按照和约开载之条，施行妥办无碍矣。要至和约者。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即英国记年之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由江宁省会行大英君主汗华丽船上铃关防。
（见《海关中外条约》，卷1，页351―356；又是《道光条约》，卷1，页34―37。英文本见《海关中外条约》，与汉文本载在同页上。本条约原无名称，通常称为《江宁条约》或《南京条约》；据《道光条约》，又称为《白门条约》。条约于一八四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香港交换批准。）
条约是英国人草拟的，自然是按他们认为的重要程度加以排列。第一条是停战协定，这是通行做法。第二条是五口通商，英国人的主要目的，甚至下面的几个条款也都是围绕着通商而设定的。第三条是以修船堆货的名义割让香港岛。第四、五、六条是赔偿问题。后面几条涉及到关税和领事裁判权问题，到后面的谈判修约中得到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第十一条是关于平等国交的-----这个当时被争得面红耳赤的条款，现在看来，却是最平等的一条！
割地赔款，本也是十九世纪战败国的通常之事，普法战争后法国也曾遭遇此等屈辱。为保住颜面，天朝一再说香港岛是“商借”，幸好割的只是天边之一小岛，对此倒也没看出有多么的心疼-----后来甲午战争还割让台湾岛呢。
天朝上下没有想到的是，香港后来倒成了繁华之地------又是一个意外。五口通商的其他地方，也大都顺势发展，特别是上海，由一个几乎是滩涂之地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其繁荣远胜于内地其他城市。这反过来说明，全球化的过程，早进入早受益，似乎是不争的事实。对于此等尴尬事实，国人往往回避，这里的疙瘩，其实还是因为不平等和主观上被强迫的“不爽”导致。
但是《南京条约》还不是鸦片战争的全部结局，第二年（1843年）7月的《五口通商章程》及10月的《虎门条约》，英国人又巧夺豪取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从英国人刻意制造的陷阱看来，这次战争的实质并不在鸦片本身。
1842年12月，当美国总统泰勒得知《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后，立刻派出众议员顾盛前往中国交涉，争取和英国一样的待遇。美国人比英国人还要狡黠，他们甚至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英国人辛苦获得的同样成果，甚至更多------当然，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英国也同样享受好处。
顾盛为了显示美国的先进和强大，给天朝带了不少新鲜的玩意：地球仪、航海地图、手枪、步枪、蒸汽战舰模型、气温计、众多的科技书籍等，这些本是战败的中国最需要的，但却被视为“奇技淫巧”给拒绝了。
但顾盛没想到的是，他的致命武器居然是他携带的“国书”。他从天朝官员闪烁不定的言辞里看出，天朝的人非常不愿意让他这个洋夷前往北京面圣，在他们眼里，如果众多夷人都要面见皇上的话，天朝的威仪何在？谈判的官员甚至一再威胁说，如果坚持进京的话，就停止谈判。顾盛当然很好的利用了这个“威胁”，他的真正本义是在通商条约，而不是什么面见皇上。
这是何等奇特的利益观啊，人跟人是差异为啥就这么大呢？
最后，天朝的谈判官员主动屈尊去了澳门，在澳门旁边的小村子-----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天朝官员的前提条件是顾盛交出国书，答应不去北京面见皇上。而在这个条约里，美国人比英国人更进一步的获得了完全的领事裁判权，从此，各通商口岸的洋人，都不再受到中国政府的司法管辖，成为了中国领土上的特权人士。
但让天朝大员们诧异的是，法国-----这个对华贸易还不及英国零头、每年来华船舶还不超过十艘的国家，居然也派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舰队前来中国谈判签约。也许是在鸦片战争后，法国人亲眼观看了天朝官员和英国人签订条约的全过程，所以他们当然不想错过这次盛宴。
被英国人教训过的天朝大员们，很难分清这些白种人的差别，他们的办法就是干脆“一视同仁”，甚至早就按照英国人的样式把条约拟好了。
法国人显然继承了路易十六的堂皇和气派，他们的排场很大，比起美国人只有一艘军舰的“穷酸”来说，他们简直就是暴发户-----法国使团一共来了八艘军舰，500多人。不过，据说他们从美国人那里学到了和天朝官员打交道的技巧，那就是要在合适的时机威胁说要去北京面圣！最后，在达到了所有目的后，法国人把签约仪式搞得漂漂亮亮、然后风光回国------但传教士却因此来了，他们可以合法的来到中国传教了，而这却给后来的中国外交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后叙。
最搞笑的莫过于1871年中国和日本的修约，两个对近代外交一窍不通的国家居然签下如下条款：双方相互开放通商口岸、相互拥有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双方军舰均可以自由进入对方的通商口岸。。。（1）
这些可都是对彼此都不平等的条款啊。这就是当时全球化之外的亚洲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是1881年和巴西签订的条约，双方各有最惠国待遇并取消协定关税，而这已经是近40年后是事情了。
天朝再也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天朝了------甚至它想要平等的时候，已经是不可求了。
帝国终于戴上了条约的枷锁，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还有很多不平等的条约在等着签字画押。
马克思曾对晚清的中国作过这样的评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总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茅海建先生说，“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越早结束越为有利！”这句话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但结束以后，国人应该真正做什么呢？是自我反思、自我更新，还是仅仅激于道义，痛斥那些侵略者？
遗憾的是，国人一提到这场鸦片战争的时候，似乎还在继续“激于道义”，并继续义愤填膺，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尽善尽美的幻想”，一种“悲歌”呢。
注：（1）、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54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待续）
南京，这个六朝古都，注定要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扮演非同寻常的角色。
南京的城墙是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修建的，如今仍旧是古都里最为坚固的。笔者曾经倘徉在那古城墙下，抚摩这些六百多年前的产品，仔细看的话，还可以看到上面有些文字，是本块城砖的制作者、运送者的名字和户籍所在地的记载------如果质量有问题，将按照上面的信息追查，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质量监督实践吧。
南京的城墙虽然坚固，但又有屡屡被攻破的尴尬。明成祖朱棣攻破了他父亲修建的坚固城墙，夺了他侄子孝文帝的皇位；天平军从汉口顺流而下，占据了大清的半壁江山，但后来天京被破，又是血流成河；辛亥革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宣布了清王朝的随后死亡，但在四九年解放军的南下，国民党南京政府土崩瓦解逃往了台湾。
还有一个是我们不能忘记的------1937年12月，日本军攻破南京后，那个导致30万人死亡的血腥大屠杀。
也许是秦淮河的脂粉气太浓了，南京注定不是一个幸运的城市。1842年英国舰队兵临城下，南京无奈的扮演了一次难堪的角色。
历史上，中国很少不受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甚至是侵略。中原的王朝对于这些马背上的民族，如果可以战胜他们的话，往往会象对待匈奴一样把他们彻底驱逐；如果不能驱逐，就修建长城以隔绝这两种文明；但要是长城还不能保卫自己，他们或许会选择和亲，或者给予贡金和互市来维护边境的和平，就象当年明朝对俺答汗的蒙古民族一样。
大清帝国是唯一没有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骚扰的王朝，但他们遭到了来自海上商业民族的挑战。《中英南京条约》还只是一个开始。帝国对条约显然是不适应的，他们甚至很难理解条约是个什么东西，更不知道帝国将由此沦落。而这一天，终于无可奈何的到来了。
1842年8月29日，这一天对英国人却是喜气洋洋的一天，他们以很小的代价，达到了他们前辈一直没能完成的目标------叩开傲慢的天朝之门。也许从这一天起，他们明白了和这个国家打交道的最好方式。
《中英南京条约》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这个因鸦片而导致的战争，在条约里却对鸦片只字不提，这实在是和帝国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
就在这一天，中国和谈代表颤颤巍巍的登上了英国的“汉华丽”号军舰，在早已拟好的《南京条约》上签字画押。唯一让他们感到宽心的是，这个条约不是在北京签订，至少在表面上保全了天朝的颜面。除了对割地赔款感到痛心外，对于其中的部分条款如协定关税、最惠国待遇等，他们可能在不甚了了的情况下，就已经匆忙答应了英国人的要求。
就外交实践来说，这些清朝的大员基本就是白痴。
可我们又怎么忍心去责备一百多年前这些枪炮下的清朝官员呢？在科举考试里，可从来就没有外交这一门。
不如来看一下《南京条约》原文内容，长长见识。
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南京。
兹因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欲以近来之不和之端解释，止肇衅，为此议定设立永久和约。是以大清大皇帝特派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太子少保镇守广东广州将军宗室耆英，头品顶戴花翎前阁督部堂乍浦副都统红带子伊里布；大英伊耳兰等国君主特派全权公使大臣英国所属印度等处三等将军世袭男爵朴鼎查；公同各将所奉之上谕便宜行事及敕赐全权之命互相较阅，俱属善当，即便议拟各条，陈列于左：
一、嗣后大清大皇帝、大英国君主永存平和，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全安。
一、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列，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
一、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一、因大清钦差大宪等于道光十九年二月间经将大英国领事官及民人等强留粤省，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今大皇帝准以洋银六百万员偿补原价。
一、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且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三百万员，作为商欠之数，准明由中国官为偿还。
一、因大清钦命大臣等向大英官民人等不公强办，致须拨发军士讨求伸理，今酌定水陆军费洋银一千二百万员，大皇帝准为偿补，惟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以后，英国因赎各城收过银两之数，大英全权公使大臣为君主准可，按数扣除。
一、以上三条酌定银数共二千一百万员应如何分期交清开列于左：
此时交银六百万员；
癸卯年六月间交银三百万员，十二月间交银三百万员，共银六百万员；
甲辰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员，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五十万员，共银五百万员；
乙巳年六月间交银二百万员，十二月间交银二百万员，共银四百万员；
自壬寅年起至乙巳年止，四年共交银二千一百万员。
倘有按期未能交足之数，则酌定每年每百员加息五员。
一、凡系大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今在中国所管辖各地方被禁者，大清大皇帝准即释放。
一、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候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一、前第二条内言明开关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今又议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只可按估价则例若干，每两加税不过分。
一、议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覆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用禀明字样为著。
一、俟奉大清大皇帝允准和约各条施行，并以此时准交之六百万员交清，大英水陆军士当即退出江宁、京口等处江面，并不再行拦阻中国各省商贾贸易。至镇海之招宝山，亦将退让。惟有定海县之舟山海岛、厦门厅之古浪屿小岛，仍归英兵暂为驻守；迨及所议洋银全数交清，而前议各海口均已开辟俾英人通商后，即将驻守二处军士退出，不复占据。
一、以上各条均关议和要约，应候大臣等分别奏明大清大皇帝、大英君主各用亲笔批准后，即速行相交，俾两国分执一册，以昭信守；惟两国相离遥远，不得一旦而到，是以另缮二册，先由大清钦差便宜行事大臣等、大英钦奉全权公使大臣各为君上定事，盖用关防印信，各执一册为据，俾即日按照和约开载之条，施行妥办无碍矣。要至和约者。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即英国记年之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由江宁省会行大英君主汗华丽船上铃关防。
（见《海关中外条约》，卷1，页351―356；又是《道光条约》，卷1，页34―37。英文本见《海关中外条约》，与汉文本载在同页上。本条约原无名称，通常称为《江宁条约》或《南京条约》；据《道光条约》，又称为《白门条约》。条约于一八四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香港交换批准。）
条约是英国人草拟的，自然是按他们认为的重要程度加以排列。第一条是停战协定，这是通行做法。第二条是五口通商，英国人的主要目的，甚至下面的几个条款也都是围绕着通商而设定的。第三条是以修船堆货的名义割让香港岛。第四、五、六条是赔偿问题。后面几条涉及到关税和领事裁判权问题，到后面的谈判修约中得到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第十一条是关于平等国交的-----这个当时被争得面红耳赤的条款，现在看来，却是最平等的一条！
割地赔款，本也是十九世纪战败国的通常之事，普法战争后法国也曾遭遇此等屈辱。为保住颜面，天朝一再说香港岛是“商借”，幸好割的只是天边之一小岛，对此倒也没看出有多么的心疼-----后来甲午战争还割让台湾岛呢。
天朝上下没有想到的是，香港后来倒成了繁华之地------又是一个意外。五口通商的其他地方，也大都顺势发展，特别是上海，由一个几乎是滩涂之地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其繁荣远胜于内地其他城市。这反过来说明，全球化的过程，早进入早受益，似乎是不争的事实。对于此等尴尬事实，国人往往回避，这里的疙瘩，其实还是因为不平等和主观上被强迫的“不爽”导致。
但是《南京条约》还不是鸦片战争的全部结局，第二年（1843年）7月的《五口通商章程》及10月的《虎门条约》，英国人又巧夺豪取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从英国人刻意制造的陷阱看来，这次战争的实质并不在鸦片本身。
1842年12月，当美国总统泰勒得知《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后，立刻派出众议员顾盛前往中国交涉，争取和英国一样的待遇。美国人比英国人还要狡黠，他们甚至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英国人辛苦获得的同样成果，甚至更多------当然，根据片面最惠国待遇，英国也同样享受好处。
顾盛为了显示美国的先进和强大，给天朝带了不少新鲜的玩意：地球仪、航海地图、手枪、步枪、蒸汽战舰模型、气温计、众多的科技书籍等，这些本是战败的中国最需要的，但却被视为“奇技淫巧”给拒绝了。
但顾盛没想到的是，他的致命武器居然是他携带的“国书”。他从天朝官员闪烁不定的言辞里看出，天朝的人非常不愿意让他这个洋夷前往北京面圣，在他们眼里，如果众多夷人都要面见皇上的话，天朝的威仪何在？谈判的官员甚至一再威胁说，如果坚持进京的话，就停止谈判。顾盛当然很好的利用了这个“威胁”，他的真正本义是在通商条约，而不是什么面见皇上。
这是何等奇特的利益观啊，人跟人是差异为啥就这么大呢？
最后，天朝的谈判官员主动屈尊去了澳门，在澳门旁边的小村子-----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天朝官员的前提条件是顾盛交出国书，答应不去北京面见皇上。而在这个条约里，美国人比英国人更进一步的获得了完全的领事裁判权，从此，各通商口岸的洋人，都不再受到中国政府的司法管辖，成为了中国领土上的特权人士。
但让天朝大员们诧异的是，法国-----这个对华贸易还不及英国零头、每年来华船舶还不超过十艘的国家，居然也派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舰队前来中国谈判签约。也许是在鸦片战争后，法国人亲眼观看了天朝官员和英国人签订条约的全过程，所以他们当然不想错过这次盛宴。
被英国人教训过的天朝大员们，很难分清这些白种人的差别，他们的办法就是干脆“一视同仁”，甚至早就按照英国人的样式把条约拟好了。
法国人显然继承了路易十六的堂皇和气派，他们的排场很大，比起美国人只有一艘军舰的“穷酸”来说，他们简直就是暴发户-----法国使团一共来了八艘军舰，500多人。不过，据说他们从美国人那里学到了和天朝官员打交道的技巧，那就是要在合适的时机威胁说要去北京面圣！最后，在达到了所有目的后，法国人把签约仪式搞得漂漂亮亮、然后风光回国------但传教士却因此来了，他们可以合法的来到中国传教了，而这却给后来的中国外交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后叙。
最搞笑的莫过于1871年中国和日本的修约，两个对近代外交一窍不通的国家居然签下如下条款：双方相互开放通商口岸、相互拥有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权、双方军舰均可以自由进入对方的通商口岸。。。（1）
这些可都是对彼此都不平等的条款啊。这就是当时全球化之外的亚洲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第一个平等条约是1881年和巴西签订的条约，双方各有最惠国待遇并取消协定关税，而这已经是近40年后是事情了。
天朝再也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天朝了------甚至它想要平等的时候，已经是不可求了。
帝国终于戴上了条约的枷锁，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还有很多不平等的条约在等着签字画押。
马克思曾对晚清的中国作过这样的评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总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茅海建先生说，“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越早结束越为有利！”这句话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但结束以后，国人应该真正做什么呢？是自我反思、自我更新，还是仅仅激于道义，痛斥那些侵略者？
遗憾的是，国人一提到这场鸦片战争的时候，似乎还在继续“激于道义”，并继续义愤填膺，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尽善尽美的幻想”，一种“悲歌”呢。
注：（1）、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第54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待续）
1．8、咸丰逃难到热河，联军火烧圆明园
热河行宫，也就是后来的承德避暑山庄，离北京大约有二百多里，周围群山起伏，树木郁郁葱葱，更有热河蜿蜒流淌，山色风光，可谓是美不胜收。
这个行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经屡次扩建后完工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花了近90年的时间修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时候，就曾在这里接见过远道而来的英国使团，而清朝的皇帝们也往往把这里当成避暑的胜地，但谁又曾知道，“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却在热河中？”（1）
弹指一挥间，从英国人打破天朝的大门后，又近20年过去了。在这20年间，帝国却已经翻天覆地，几无宁日。老爷子道光帝在1850年撒手西去，给儿子咸丰留下的，却是一个偌大的烂摊子。
咸丰作为道光帝的第四子承继皇位，也并不是一帆风顺。道光帝本来有九男十女，但很不幸的是，前面三子都在他之前先后去世他，老年丧子，道光帝也是伤心不已。幸好1831年连得两子，皇四子奕泞（即咸丰）和皇五子奕誴；而1833年皇六子奕（恭亲王）的出世，让道光帝很是犹豫------到底该立谁为皇位的继承人呢？
晚年的道光帝很是为这个事情头疼不已。当时道光帝有六个儿子，后面的三个年龄太小，基本可以被排除在，而和咸丰同年出生的皇五子奕誴相貌粗陋，举止浮躁，道光一向不喜欢，后来干脆过继给自己的三弟、已经去世八年而无后的惇恪亲王绵恺，也被排除出了考虑范围。
据野史上说，皇五子奕誴这个人也根本不像是当皇帝的料，相传他的酒量极大，又好恶作剧，有一次请人吃饭，有酒无菜，却不许人家吃菜，只准饮酒，谁要是受不了讨饭吃，就给韭馅包子，包子极为辛辣而难以下咽，以捉弄人为乐。不过，他虽然没有当上皇帝，但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光绪，却做上了皇帝。
道光帝可选的继承人就剩下奕泞和奕兄弟二人了，但就是这两兄弟，让道光帝难以取舍。
按传统，长子如无大过的，应该立奕泞；可要说相貌和聪明程度，奕则要远胜奕泞，奕泞还因为一次骑马摔成骨折，脚还有点跛。但在老成稳重方面，奕泞又胜过奕，倒有点道光帝的风格。
据《满清外史》上说，相比而言，道光帝还是比较喜欢奕，甚至几次把他的名字写进了密匣子，但道光帝又考虑到奕泞居长，又无大过，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
当时滨州杜受田是奕泞的师傅，对道光帝的心思非常了解。有一次，道光帝命诸子校猎南苑，杜受田就悄悄的跟奕泞说：“阿哥到时候到了围场，只管坐观他人骑射，自己千万别发一枪一矢，你手下人也不准捕一猎物。要是皇上问起来，你就说时方春和，鸟兽字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之长与诸弟竞也。这样一定能契合上意。”奕泞听后如计行事。
复命的时候，奕所献最多，而咸丰却一只猎物都没有，大家心里不说，其实都嘲笑奕泞无能。道光果然非常奇怪，就问奕泞怎么回事，于是奕泞就把师傅教给他的话说了一遍。道光帝听后大喜，说：“是真有人君之度矣。”
野史记载未必真实，但在老成稳重或者说保守呆板方面，奕泞的确有老爸道光帝的几分风采。道光一朝，最为保守平庸，道光帝最宠信的大臣曹振镛就是明证。有一次曹振镛的门生问怎样做官时，曹振镛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以此标准看来，奕就过于聪明、过于活跃，最后道光帝还是选择了奕泞，也就是后面的咸丰。
后人常常以奕没有承继皇位而感到遗憾。以奕的能力和变通，肯定比平庸好色而短命的咸丰强很多，至少也不会有后来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把持朝政近半个世纪！慈禧太后把持朝政这半个世纪里，是中华民族最为屈辱的一段时期。只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更不会倒流的。
咸丰登上皇位，年方二十，风华正茂，但他又是一个极其不走运的皇帝，从他做上皇帝开始，就没有过过一天安宁的日子。1851，也就是咸丰元年，就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太平军起义，席卷了整个大江南北，一直到他死，都没有任何平息的迹象。
据说咸丰开始临政时也算勤勉，但后来发现内乱外患，远不是他的能力所及，于是后来也就灰心丧意，沉湎美酒和女色了。据说咸丰常在宫中喝酒，酒醉后往往发怒，身边的宫女和太监就难免皮肉之苦了。
《清代野记》上记载过这样一件趣事。“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其时有雏伶朱莲芬者，貌为诸伶冠，善昆曲，歌喉娇脆无比，且能作小诗，工楷法。文宗嬖之，不时传召。有陆御史者（相传即常熟陆懋宗不知是否），亦狎之，因不得常见，遂直言极谏，引经据典，洋洋数千言。文宗阅之，大笑曰：‘陆都老爷醋矣！’即手批其奏云：‘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不加罪也。”
这位和臣下争风吃醋的皇上还写过一首关于酒的诗，意境不错，比他乾隆的诗好多了，试录如下：
“一杯冷酒千年泪，数盏残灯万姓膏！”
咸丰的郁闷可能和他身体不好有关，野史上说，咸丰患有肺痨，有人说喝鹿血既有利于肺，又可以壮阳，于是咸丰就在圆明园里养了大群的鹿，甚至逃难的时候也想把鹿带上。
说起逃难，那是因为修约问题引起。《南京条约》后的第12年，也就是1854年，英国按照约定，向清政府提出了18项修约要求，其中的头一项就是要求派公使驻京，这种严重侵犯“夷夏之防”的无理要求，当然遭到天朝的断然拒绝。
但英国仍不死心，1856年又联合法国和美国提出要派遣使节驻京，并建议中国派代表分驻伦敦、巴黎和华盛顿，但再次被天朝严拒。
这下英国人火了。他们想起了小斯当东的话，“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已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尝到甜头的英国人，这次决不会善罢甘休。
他们要达到目标，要让天朝彻底的低下高傲的头颅；他们不但要派公使驻京，而且还要对“夷人”的蔑称说“不”。他们要证明的是，他们不是时代的怪物，天朝才是。
如果把镜头倒回一个半世纪，在公使驻京的问题上，天朝的确和时代潮流格格不入了。
从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威斯特里发里亚和约》开始，欧洲各国互派公使已经成为通常惯例；而在欧洲各国击败拿破仑帝国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也对外交人员的地位和权利作了详细的规定。在十九世纪的国际社会里，谁也不会为互派使节这样的问题大动干戈。
但这种在欧洲极为寻常的事情，对天朝来说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互派公使？让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随意觐见皇上？这不意味着高高在上的天朝从此以后和这些夷人平起平坐了吗！？
英国人终归是有办法的。终于，他们后来觅得了一个借口，这就是“亚罗号事件”。
说起“亚罗号”，这又是一个奇特时代的奇特产物。这艘船，船东是中国人，船长是英国人，但水手全是中国人。该船在香港注册，悬挂的是英国旗帜-----归英国保护。
自从香港被英国人割占后，海上的商业活动大为增加，同时也让海盗的生意兴隆。据说该船也参与到其中的海盗活动，所以两广总督叶名琛将他们缉拿了问罪。
本来英国人对广东水域一带的海盗活动也是深恶痛绝，并曾经组织人员前去打击，但这次，却站在了海盗的一边。英国19世纪著名政治家帕默斯顿的名言，“我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看来所有的英国人对这句话都学习得不错。
叶名琛却也是个有个性的官员。，他以不变应万变，对于英国人的交涉一概不予理会，广州也不设防，甚至1856年英国人攻到广州后，每十分钟向他的总督衙门开炮，他也不予理睬。
铁的事实证明，叶名琛才是“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真正先驱，而不是印度的甘地先生。看来，我们应该感谢叶名琛总督为我们赢得了这个莫大的荣誉。
不过，这时印度发生了点小意外，英国人的后继部队被派去镇压印度的兵变了，于是英国人推迟了他们的计划并退出了广州。叶名琛大喜，赶紧向北京飞章报捷，谎称胜战。
但仅过一年，英国人又卷土重来，而且，这次还带了个帮手-----法国人借口“马神甫事件”，也参与了这场修约战争。英法联军下了最后通牒，叶总督仍旧不予理会，他此刻在长春仙馆里拜吕洞宾、李太白二个大仙，一切军机都取决于乩语后行事。
洋人终于忍无可忍，冲进总督衙门把叶名琛给逮捕了。后来，这位老兄被囚禁在印度加尔各答的镇海楼。到了夷人之地后，叶名琛每日诵读“吕祖经”，只吃自己和仆人带的食物，拒绝洋食，最后终于因营养问题而病死在异地他乡。
叶名琛在加尔各答还曾作诗一首，后与其灵柩一同送回国内，当时传诵一时。
诗云：“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空言一范军中有，其奈诸公壁上观。向戍何心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近闻日绘丹青像，恨态愁容下笔难。零丁南去叹无家，鹤讯犹传节度衙。海外难寻高士粟，斗边真泛使臣槎。心惊跃虎波涛阔，望断慈乌日影斜。惟有春风依旧返，女墙红遍木棉花。”（《镇海楼题壁》）
苏卿者，一位被匈奴囚禁数十年而不改志的汉使苏武是也。
时人对叶名琛的评价说：“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可谓是一针见骨。其迂腐至此，虽死又何益？
英国人既然不喜欢叶总督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当然不会忌讳对广州使用暴力。广州城陷后，他们找来了广东巡抚柏贵，成立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个傀儡政府，这个怪胎居然一直持续了三年半，到1861年才结束。如果要寻找近代史上汉奸鼻祖的话，应该就在这里了。
但令人奇怪的是，北京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撤免柏贵的官职，直到1859年他去世为止。
历史又重演了一次。英法联军随后进攻天津，摆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架势。咸丰没有办法，只好答应谈判。美国、俄国、闻风赶来----据说他们早就串通一气-----和英国、法国一起分享了好处。这就是1858年的《天津条约》。
本来这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毕竟，咸丰这时还有一个更为危险的心腹大患太平军需要对付。但在1859年在北京换约的时候又节外生枝。
不知何故，咸丰的爱将僧格林沁亲王和英法联军在天津大沽口发生了冲突，据说是僧王把引诱英法舰队到了烂泥塘后，岸上守军用新买的洋炮狠狠轰击了这些夷人，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胜利，此役光英国人就死伤四百多人，军舰被毁四艘。
这下事情可就闹大了。1860年，英法联军组成了一支25000人的联军，在英国额尔金勋爵的命令下，气势汹汹的前来报复。
骄傲的僧王没有把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怪物丑类”放在眼里。他心想，洋人长处不过是船坚炮利，姑且先放他们上岸，等到了陆地，我的三千铁骑定把他们踏为肉泥！
只可惜冷兵器时代早已一去而不复返了。当时僧王幕府中有个叫郭嵩焘的名士（后来成为第一任驻英公使，也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力谏不可轻易放洋人上岸，但僧王不听，无奈之下郭嵩焘只好辞职离去。
果然，在随后的新河一战中，僧王的三千骑兵在英法联军的长枪大炮面前，如同稻草一般的纷纷倒下，三千骑兵最后竟只剩下七骑。
在新和之战前，也就是1860年的六月，荧祸星（火星）侵入南斗。这种星相，在星相学上叫“荧祸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一向被认为是不祥的征兆。但这次，咸丰不但是要下殿，而是要离开北京，再也没回来了。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初八，本是一个吉利的好日子，但对于咸丰来说，却是一个极为无奈的日子。
据《清稗类钞》里说，这一天，当咸丰带领六宫粉黛从圆明园后门出逃时，年幼的皇子载淳（即后来的同治帝），模仿起从前宫女们在咸丰泛舟靠岸时的轻歌，“安乐渡！” “安乐渡！”
咸丰听到后，伤感的摸着儿子的头说，“今日无复有是矣！”
咸丰的目的地是热河行宫，当年乾隆帝接见马戛尔尼的地方，也是清朝皇帝避暑的胜地。但这一次，咸丰远没有祖先们风光，他这次不是来避暑的，而是来逃难的。
由于出来的时候走得仓促，一行人甚至忘记了带被褥，这件事情，后来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再次出逃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次-----慈禧太后总共逃了两次难，算是经验丰富的了。
失去了天子的北京城很快被英法联军攻破。 5天之后，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洗劫并焚毁了这个举世闻名的园林。这些强盗抢掠时惊奇的发现，前辈马戛尔尼留下的大部分礼品，包括天文地理音乐钟和火炮，甚至炮弹等，都依旧原样陈列在那里。转了一圈后，这些东西又回到了制造它们的英国。
在整个欧洲都在为他们的抢劫成果而兴高采烈之时，维克多•雨果写下了下面的句子。
“在地球的一隅有过一个世界奇迹：它叫圆明园，一个特等民族的想象力所能创造的一切几乎都集中在那里……用大理石、玉料、青铜和瓷器建起了一个梦一般的世界，外面镶以宝石，裹上丝绸，这里是圣殿，那里是后宫，后面是城堡，放入众神与鬼怪，涂漆上釉，贴金抹粉，请具有诗人气质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里的一千零一个梦境，再加上园林、水池、喷泉、天鹅、白鹃与孔雀，请您想象一下人们幻想中的光辉夺目的桃源世界吧！”
“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大肆抢掠，另一个放火焚烧。同这些连在一起的是让人不得不想起巴台农神庙的额尔金这个名字。额尔金在巴台农神庙开始干的事，他又到圆明园干了。这次他干得更为彻底漂亮，连一点都没有留下。我们所有教堂里的珍宝加在一起也抵不上这个伟大壮丽的东方博物馆。战功赫赫，战果辉煌！胜者之一装满了腰包，另一个装满了他的箱子：他们臂挽着臂欢笑着回到了欧洲。”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我们认为中国人是野蛮人。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所作所为。”
“ 在历史上，两个强盗之一就是法兰西，另一个则是英国。但我要抗议！法兰西帝国装走了一半的胜利果实，今天它天真地拿出一副物主的架势，成了圆明园的珍宝陈列所。我希望终有一日摆脱了束缚并清除了污垢的法兰西将把这些赃物交还给被掠夺的中国。”
“历史记下了一次抢掠和两个盗贼。”
“我记下了这笔帐。 先生，这就是我对这次远征的赞扬。”
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侵华和南京大屠杀，是近代历史上对中国人的集体心理伤害最严重的三次。即使很多年过去了，我们仍旧没有忘记，也不能忘记。
随后签订的《北京条约》，这些强盗又获得了新的权利：香港被扩大了，加上了九龙半岛；外国租界完全自治了！互派公使了！不许再叫夷人了！
天朝终于痛苦的接受了国际惯例。
除了国交平等的国际惯例外，不要忘了还有弱肉强食的国际惯例。
圆明园残留的石柱依旧无声的矗立在那里，在夜幕快要来临的时候，往往发出惨白的颜色。它们想诉说些什么吗？
有时候，笔者坐在那残垣断壁下想：耻辱也是一种沉思的力量，耻辱也是一种奋起的鞭策。如果我们这些后人还记得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侵华和南京大屠杀的话，我们的民族就还没有失去希望！
注：（1）、池子华：《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第4页，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热河行宫，也就是后来的承德避暑山庄，离北京大约有二百多里，周围群山起伏，树木郁郁葱葱，更有热河蜿蜒流淌，山色风光，可谓是美不胜收。
这个行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经屡次扩建后完工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花了近90年的时间修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时候，就曾在这里接见过远道而来的英国使团，而清朝的皇帝们也往往把这里当成避暑的胜地，但谁又曾知道，“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却在热河中？”（1）
弹指一挥间，从英国人打破天朝的大门后，又近20年过去了。在这20年间，帝国却已经翻天覆地，几无宁日。老爷子道光帝在1850年撒手西去，给儿子咸丰留下的，却是一个偌大的烂摊子。
咸丰作为道光帝的第四子承继皇位，也并不是一帆风顺。道光帝本来有九男十女，但很不幸的是，前面三子都在他之前先后去世他，老年丧子，道光帝也是伤心不已。幸好1831年连得两子，皇四子奕泞（即咸丰）和皇五子奕誴；而1833年皇六子奕（恭亲王）的出世，让道光帝很是犹豫------到底该立谁为皇位的继承人呢？
晚年的道光帝很是为这个事情头疼不已。当时道光帝有六个儿子，后面的三个年龄太小，基本可以被排除在，而和咸丰同年出生的皇五子奕誴相貌粗陋，举止浮躁，道光一向不喜欢，后来干脆过继给自己的三弟、已经去世八年而无后的惇恪亲王绵恺，也被排除出了考虑范围。
据野史上说，皇五子奕誴这个人也根本不像是当皇帝的料，相传他的酒量极大，又好恶作剧，有一次请人吃饭，有酒无菜，却不许人家吃菜，只准饮酒，谁要是受不了讨饭吃，就给韭馅包子，包子极为辛辣而难以下咽，以捉弄人为乐。不过，他虽然没有当上皇帝，但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光绪，却做上了皇帝。
道光帝可选的继承人就剩下奕泞和奕兄弟二人了，但就是这两兄弟，让道光帝难以取舍。
按传统，长子如无大过的，应该立奕泞；可要说相貌和聪明程度，奕则要远胜奕泞，奕泞还因为一次骑马摔成骨折，脚还有点跛。但在老成稳重方面，奕泞又胜过奕，倒有点道光帝的风格。
据《满清外史》上说，相比而言，道光帝还是比较喜欢奕，甚至几次把他的名字写进了密匣子，但道光帝又考虑到奕泞居长，又无大过，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
当时滨州杜受田是奕泞的师傅，对道光帝的心思非常了解。有一次，道光帝命诸子校猎南苑，杜受田就悄悄的跟奕泞说：“阿哥到时候到了围场，只管坐观他人骑射，自己千万别发一枪一矢，你手下人也不准捕一猎物。要是皇上问起来，你就说时方春和，鸟兽字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之长与诸弟竞也。这样一定能契合上意。”奕泞听后如计行事。
复命的时候，奕所献最多，而咸丰却一只猎物都没有，大家心里不说，其实都嘲笑奕泞无能。道光果然非常奇怪，就问奕泞怎么回事，于是奕泞就把师傅教给他的话说了一遍。道光帝听后大喜，说：“是真有人君之度矣。”
野史记载未必真实，但在老成稳重或者说保守呆板方面，奕泞的确有老爸道光帝的几分风采。道光一朝，最为保守平庸，道光帝最宠信的大臣曹振镛就是明证。有一次曹振镛的门生问怎样做官时，曹振镛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以此标准看来，奕就过于聪明、过于活跃，最后道光帝还是选择了奕泞，也就是后面的咸丰。
后人常常以奕没有承继皇位而感到遗憾。以奕的能力和变通，肯定比平庸好色而短命的咸丰强很多，至少也不会有后来慈禧太后的垂帘听政，把持朝政近半个世纪！慈禧太后把持朝政这半个世纪里，是中华民族最为屈辱的一段时期。只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更不会倒流的。
咸丰登上皇位，年方二十，风华正茂，但他又是一个极其不走运的皇帝，从他做上皇帝开始，就没有过过一天安宁的日子。1851，也就是咸丰元年，就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太平军起义，席卷了整个大江南北，一直到他死，都没有任何平息的迹象。
据说咸丰开始临政时也算勤勉，但后来发现内乱外患，远不是他的能力所及，于是后来也就灰心丧意，沉湎美酒和女色了。据说咸丰常在宫中喝酒，酒醉后往往发怒，身边的宫女和太监就难免皮肉之苦了。
《清代野记》上记载过这样一件趣事。“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其时有雏伶朱莲芬者，貌为诸伶冠，善昆曲，歌喉娇脆无比，且能作小诗，工楷法。文宗嬖之，不时传召。有陆御史者（相传即常熟陆懋宗不知是否），亦狎之，因不得常见，遂直言极谏，引经据典，洋洋数千言。文宗阅之，大笑曰：‘陆都老爷醋矣！’即手批其奏云：‘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不加罪也。”
这位和臣下争风吃醋的皇上还写过一首关于酒的诗，意境不错，比他乾隆的诗好多了，试录如下：
“一杯冷酒千年泪，数盏残灯万姓膏！”
咸丰的郁闷可能和他身体不好有关，野史上说，咸丰患有肺痨，有人说喝鹿血既有利于肺，又可以壮阳，于是咸丰就在圆明园里养了大群的鹿，甚至逃难的时候也想把鹿带上。
说起逃难，那是因为修约问题引起。《南京条约》后的第12年，也就是1854年，英国按照约定，向清政府提出了18项修约要求，其中的头一项就是要求派公使驻京，这种严重侵犯“夷夏之防”的无理要求，当然遭到天朝的断然拒绝。
但英国仍不死心，1856年又联合法国和美国提出要派遣使节驻京，并建议中国派代表分驻伦敦、巴黎和华盛顿，但再次被天朝严拒。
这下英国人火了。他们想起了小斯当东的话，“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已经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尝到甜头的英国人，这次决不会善罢甘休。
他们要达到目标，要让天朝彻底的低下高傲的头颅；他们不但要派公使驻京，而且还要对“夷人”的蔑称说“不”。他们要证明的是，他们不是时代的怪物，天朝才是。
如果把镜头倒回一个半世纪，在公使驻京的问题上，天朝的确和时代潮流格格不入了。
从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威斯特里发里亚和约》开始，欧洲各国互派公使已经成为通常惯例；而在欧洲各国击败拿破仑帝国后，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也对外交人员的地位和权利作了详细的规定。在十九世纪的国际社会里，谁也不会为互派使节这样的问题大动干戈。
但这种在欧洲极为寻常的事情，对天朝来说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互派公使？让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随意觐见皇上？这不意味着高高在上的天朝从此以后和这些夷人平起平坐了吗！？
英国人终归是有办法的。终于，他们后来觅得了一个借口，这就是“亚罗号事件”。
说起“亚罗号”，这又是一个奇特时代的奇特产物。这艘船，船东是中国人，船长是英国人，但水手全是中国人。该船在香港注册，悬挂的是英国旗帜-----归英国保护。
自从香港被英国人割占后，海上的商业活动大为增加，同时也让海盗的生意兴隆。据说该船也参与到其中的海盗活动，所以两广总督叶名琛将他们缉拿了问罪。
本来英国人对广东水域一带的海盗活动也是深恶痛绝，并曾经组织人员前去打击，但这次，却站在了海盗的一边。英国19世纪著名政治家帕默斯顿的名言，“我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看来所有的英国人对这句话都学习得不错。
叶名琛却也是个有个性的官员。，他以不变应万变，对于英国人的交涉一概不予理会，广州也不设防，甚至1856年英国人攻到广州后，每十分钟向他的总督衙门开炮，他也不予理睬。
铁的事实证明，叶名琛才是“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真正先驱，而不是印度的甘地先生。看来，我们应该感谢叶名琛总督为我们赢得了这个莫大的荣誉。
不过，这时印度发生了点小意外，英国人的后继部队被派去镇压印度的兵变了，于是英国人推迟了他们的计划并退出了广州。叶名琛大喜，赶紧向北京飞章报捷，谎称胜战。
但仅过一年，英国人又卷土重来，而且，这次还带了个帮手-----法国人借口“马神甫事件”，也参与了这场修约战争。英法联军下了最后通牒，叶总督仍旧不予理会，他此刻在长春仙馆里拜吕洞宾、李太白二个大仙，一切军机都取决于乩语后行事。
洋人终于忍无可忍，冲进总督衙门把叶名琛给逮捕了。后来，这位老兄被囚禁在印度加尔各答的镇海楼。到了夷人之地后，叶名琛每日诵读“吕祖经”，只吃自己和仆人带的食物，拒绝洋食，最后终于因营养问题而病死在异地他乡。
叶名琛在加尔各答还曾作诗一首，后与其灵柩一同送回国内，当时传诵一时。
诗云：“镇海楼头月色寒，将星翻作客星单。空言一范军中有，其奈诸公壁上观。向戍何心求免死，苏卿无恙劝加餐。近闻日绘丹青像，恨态愁容下笔难。零丁南去叹无家，鹤讯犹传节度衙。海外难寻高士粟，斗边真泛使臣槎。心惊跃虎波涛阔，望断慈乌日影斜。惟有春风依旧返，女墙红遍木棉花。”（《镇海楼题壁》）
苏卿者，一位被匈奴囚禁数十年而不改志的汉使苏武是也。
时人对叶名琛的评价说：“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可谓是一针见骨。其迂腐至此，虽死又何益？
英国人既然不喜欢叶总督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当然不会忌讳对广州使用暴力。广州城陷后，他们找来了广东巡抚柏贵，成立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个傀儡政府，这个怪胎居然一直持续了三年半，到1861年才结束。如果要寻找近代史上汉奸鼻祖的话，应该就在这里了。
但令人奇怪的是，北京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撤免柏贵的官职，直到1859年他去世为止。
历史又重演了一次。英法联军随后进攻天津，摆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架势。咸丰没有办法，只好答应谈判。美国、俄国、闻风赶来----据说他们早就串通一气-----和英国、法国一起分享了好处。这就是1858年的《天津条约》。
本来这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毕竟，咸丰这时还有一个更为危险的心腹大患太平军需要对付。但在1859年在北京换约的时候又节外生枝。
不知何故，咸丰的爱将僧格林沁亲王和英法联军在天津大沽口发生了冲突，据说是僧王把引诱英法舰队到了烂泥塘后，岸上守军用新买的洋炮狠狠轰击了这些夷人，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胜利，此役光英国人就死伤四百多人，军舰被毁四艘。
这下事情可就闹大了。1860年，英法联军组成了一支25000人的联军，在英国额尔金勋爵的命令下，气势汹汹的前来报复。
骄傲的僧王没有把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怪物丑类”放在眼里。他心想，洋人长处不过是船坚炮利，姑且先放他们上岸，等到了陆地，我的三千铁骑定把他们踏为肉泥！
只可惜冷兵器时代早已一去而不复返了。当时僧王幕府中有个叫郭嵩焘的名士（后来成为第一任驻英公使，也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力谏不可轻易放洋人上岸，但僧王不听，无奈之下郭嵩焘只好辞职离去。
果然，在随后的新河一战中，僧王的三千骑兵在英法联军的长枪大炮面前，如同稻草一般的纷纷倒下，三千骑兵最后竟只剩下七骑。
在新和之战前，也就是1860年的六月，荧祸星（火星）侵入南斗。这种星相，在星相学上叫“荧祸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一向被认为是不祥的征兆。但这次，咸丰不但是要下殿，而是要离开北京，再也没回来了。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初八，本是一个吉利的好日子，但对于咸丰来说，却是一个极为无奈的日子。
据《清稗类钞》里说，这一天，当咸丰带领六宫粉黛从圆明园后门出逃时，年幼的皇子载淳（即后来的同治帝），模仿起从前宫女们在咸丰泛舟靠岸时的轻歌，“安乐渡！” “安乐渡！”
咸丰听到后，伤感的摸着儿子的头说，“今日无复有是矣！”
咸丰的目的地是热河行宫，当年乾隆帝接见马戛尔尼的地方，也是清朝皇帝避暑的胜地。但这一次，咸丰远没有祖先们风光，他这次不是来避暑的，而是来逃难的。
由于出来的时候走得仓促，一行人甚至忘记了带被褥，这件事情，后来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再次出逃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次-----慈禧太后总共逃了两次难，算是经验丰富的了。
失去了天子的北京城很快被英法联军攻破。 5天之后，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洗劫并焚毁了这个举世闻名的园林。这些强盗抢掠时惊奇的发现，前辈马戛尔尼留下的大部分礼品，包括天文地理音乐钟和火炮，甚至炮弹等，都依旧原样陈列在那里。转了一圈后，这些东西又回到了制造它们的英国。
在整个欧洲都在为他们的抢劫成果而兴高采烈之时，维克多•雨果写下了下面的句子。
“在地球的一隅有过一个世界奇迹：它叫圆明园，一个特等民族的想象力所能创造的一切几乎都集中在那里……用大理石、玉料、青铜和瓷器建起了一个梦一般的世界，外面镶以宝石，裹上丝绸，这里是圣殿，那里是后宫，后面是城堡，放入众神与鬼怪，涂漆上釉，贴金抹粉，请具有诗人气质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里的一千零一个梦境，再加上园林、水池、喷泉、天鹅、白鹃与孔雀，请您想象一下人们幻想中的光辉夺目的桃源世界吧！”
“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大肆抢掠，另一个放火焚烧。同这些连在一起的是让人不得不想起巴台农神庙的额尔金这个名字。额尔金在巴台农神庙开始干的事，他又到圆明园干了。这次他干得更为彻底漂亮，连一点都没有留下。我们所有教堂里的珍宝加在一起也抵不上这个伟大壮丽的东方博物馆。战功赫赫，战果辉煌！胜者之一装满了腰包，另一个装满了他的箱子：他们臂挽着臂欢笑着回到了欧洲。”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我们认为中国人是野蛮人。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所作所为。”
“ 在历史上，两个强盗之一就是法兰西，另一个则是英国。但我要抗议！法兰西帝国装走了一半的胜利果实，今天它天真地拿出一副物主的架势，成了圆明园的珍宝陈列所。我希望终有一日摆脱了束缚并清除了污垢的法兰西将把这些赃物交还给被掠夺的中国。”
“历史记下了一次抢掠和两个盗贼。”
“我记下了这笔帐。 先生，这就是我对这次远征的赞扬。”
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侵华和南京大屠杀，是近代历史上对中国人的集体心理伤害最严重的三次。即使很多年过去了，我们仍旧没有忘记，也不能忘记。
随后签订的《北京条约》，这些强盗又获得了新的权利：香港被扩大了，加上了九龙半岛；外国租界完全自治了！互派公使了！不许再叫夷人了！
天朝终于痛苦的接受了国际惯例。
除了国交平等的国际惯例外，不要忘了还有弱肉强食的国际惯例。
圆明园残留的石柱依旧无声的矗立在那里，在夜幕快要来临的时候，往往发出惨白的颜色。它们想诉说些什么吗？
有时候，笔者坐在那残垣断壁下想：耻辱也是一种沉思的力量，耻辱也是一种奋起的鞭策。如果我们这些后人还记得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侵华和南京大屠杀的话，我们的民族就还没有失去希望！
注：（1）、池子华：《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第4页，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9、热河事变和慈禧太后的上台（上）
咸丰帝死了，他屈辱的死在了热河行宫。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和康乾盛世人口剧增相反的是，爱新觉罗皇族的子嗣却一直在走下坡路。康熙皇帝有三十五子、二十个女儿；雍正帝有十六子、八个女儿；到了道光帝只有九子（其中前三子夭亡）、十女；而咸丰帝只有两子（次子夭折）一女；到了同治、光绪和宣统，这最后三个皇帝，在已经成年的情况下，竟然都没有子女。
天亡爱新觉罗皇族！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天意！
既然咸丰只有一个儿子载淳，那秘密立储就没有任何的意义，载淳成为当然的皇位继承人。但当时的载淳只有六岁，无法理政，咸丰经过仔细的考虑后，弥留之际下了两道口谕：
一、皇长子（载淳）立为皇太子；
二、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
这种制度，实际上康熙时期实行小皇帝继立后的大臣辅弼制度，只不过是由原来的四大臣变成了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
鉴于大臣擅权的历史教训，咸丰又将两枚随身印章“御赏”与“同道堂”分别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和儿子载淳，作为皇权的象征。这就是说，在皇帝年幼尚不能亲政时，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谕旨，必须在谕旨前加盖皇后持有的“御赏”印；文末则钤印 “同道堂”印，这样的谕旨才有效。
但当时载淳只有六岁，于是他的亲生母亲慈禧太后就顺理成章的代理了钤印之责。这样，在朝政的运作上就形成了两宫太后代政和八大臣辅政的平行体制。咸丰帝临终时精心设计的权力分配方案，其实是以两位皇后加小皇帝为一方，八位辅政大臣为一方，通过多方牵制达到权力的制衡，以确保皇权不会旁落。（1）
但这样的安排，要求双方通力合作，这对于专制思想如此浓厚的天朝，显然是不现实的。就皇权一方来说，慈安太后不识汉字，对政治也不感兴趣，“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而载淳年龄太小，实际上皇权一方只有26岁的慈禧太后一人；而八大臣一边，则是以肃顺为核心。慈禧太后和肃顺两人都是强势人物，对这样的安排，怎么可能通力合作？
先说肃顺。肃顺本是宗室出身，但他这辈已经家世中落。年轻时的肃顺虽然长得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但成天无所事事，经常在街上遛狗斗鸡，一副无赖相。
据《近代名人小传》上说，肃顺的同学郎中墨裕在一个很冷的冬日，街上遇到肃顺盘辫反披羊皮褂，牵着狗在街头溜达。因为宗室关系，墨裕有时候还会接济接济他，看了肃顺这个样子就问他：“你觉得你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肃顺大咧咧的说：“亡赖耳。”墨裕很生气，说：“做亡赖光荣吗？”肃顺答到：“因亡所赖，斯亡赖耳。”（既然无所依赖，就只好做无赖了！）
墨裕听了，后来就想办法以闲散宗室的名义，给肃顺弄了小官做做，谁知道肃顺反而在官场里如鱼得水，一发而不可收拾，居然做到了刑部郎中，远胜于郎中墨裕。
世上有三种人：第一种是没本事，有脾气；第二种是有本事，有脾气；第三种是有本事，没脾气。而肃顺就属于典型的第二种人。肃顺记忆力很强，只要和人见过一面，终身都记得别人的形体相貌；办理一件事情后，过上几年都还记得里面的词句。
但肃顺虽有能力，脾气也坏，得罪的人不少。清人笔记《奴才小史》里提到咸丰年间顺天科场舞弊案里主考官柏葰被杀一事，肃顺就做得很绝。柏葰曾经出使朝鲜，离任时朝鲜国王馈赠五千金，盛情难却，柏葰只好携带回国，交给礼部备存，一时间颇有清廉之名。咸丰八年，柏葰出任顺天乡试主考官，发榜之日，某戏子居然高中第七名，舆论大哗。后查出副考官从中大肆收受贿赂，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柏葰受贿，但查明他的小妾在其中游说谋利。咸丰震怒，下诏将柏葰等五人处斩。
按本朝惯例，一二品大员在临刑前一般会有格外恩典免死，即监斩官等待皇帝签发驾帖。柏葰当时也很镇定，以为自己责任不大，皇上一定会免其一死。但后来见刑部尚书赵光一路痛哭而来，柏葰一瞧，脚底立刻发软，长叹道：“完了，完了。皇上断不肯如此，此必肃六从中作祟，我死不足惜，肃六他日亦必同我一样。”
这事还真让柏葰说对了，赵光等候驾帖时，咸丰有点迟疑，说：“罪无可逭，情有可原。”肃顺在旁说：“虽属情有可原，究竟罪无可逭。”咸丰仍旧犹豫不决，肃顺见咸丰下不了决心，干脆拿过朱笔代书，柏葰就这样被送命了。有意思的是，柏葰不仅这事说对了，他预测肃顺“他日亦必同我一样”，也说中了。肃顺在热河政变后被杀，监斩的居然还是赵光！
由于肃顺屡兴大狱，用刑过严，弄得大家对他又恨又怕，人人切齿。更有甚者，肃顺对自己满人也极为的蔑视。《清代野史大观》中所钞的《花随人圣庵摭忆》里说，肃顺主政时对待满人官员如同奴隶，喝来唤去，但对待汉员却很谦恭。肃顺自己也跟人说：“咱们旗人浑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枝笔利害得很。”就连受贿，肃顺也只收满人而不收汉人的。后来，在他的周围，倒是罗致了不少有才学的汉人，如高心夔、曾国藩、胡林翼等人，都受到了肃顺的青睐和提拔。
肃顺和慈禧太后的矛盾也是由来已久。《清史拾遗》里说，咸丰帝临终前，也曾担心自己死后因为儿子年幼而导致母亲慈禧干政的局面。于是肃顺就给咸丰讲“钩弋夫人”的故事，意图除掉慈禧太后。
钩弋夫人是汉武帝的宠姬，汉昭帝弗陵的母亲。由于弗陵小时候身体健壮，十分聪慧，汉武帝很想立他为皇位继承人。但汉朝时期外戚势力很大，汉武帝担心年轻而又富有活力的钩弋夫人以子专权，于是有一天找了个借口责罚钩弋夫人，钩弋夫人叩头谢罪也不理会，高声命令左右将钩弋夫人带走杀掉。钩弋夫人非常委屈，以为汉武帝是在开玩笑，走一步就回头用乞求的目光希望汉武帝撤回命令。但汉武帝坚决的说：“快走，你不能活！”
结果，钩弋夫人被处死了。
事情过后，汉武帝问手下的人：“外面是怎么说我杀钩弋夫人的事情啊？”手下说：“大家都说大王心太狠，既然立她的儿子为继承人，没道理杀了他的母亲啊？”汉武帝摇摇头，叹道：“你们这些庸人哪里能明白主少母壮的道理！我朝高祖死后，吕后专权，这不就是前车之鉴吗？我这是为儿子登基先除掉母后擅权的隐患啊。”
没想到，慈禧太后不但没有成为钩弋夫人般的冤魂，反而做上了晚清的吕后。
慈禧又是何许人也？
慈禧，出身于镶蓝旗，父亲是个文职小官，家住西四牌楼劈柴胡同，其实算是个地道的北京人。后来慈禧参加选秀进宫，当时被封为兰贵人。
按清朝的后妃制度，后宫尊贵的先后顺序是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八个等级，贵人不过是第六等。女人的青春有限，虽有幸进宫，要想进到皇后这个级别，决非易事。隋丽娟老师在《说慈禧》一书里夸赞慈禧是个大美人，笔者不敢苟同。清朝后宫选秀主要强调端庄，过于美貌和妖艳反不能入选。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清朝后宫的画像，大都姿色一般，决不是个个都美如天仙。就拿慈禧太后的画像来看，眼光凌厉，神色阴毒，很难和“美人”两字挂上钩。（当然，个人审美观不一样，这也只是笔者个人意见）
由于慈禧太后执政期间，国难内患，民不聊生，民间对她诽谤的也不少。有野史说她送父亲灵柩回京时，误收了他人的丧银才得以进宫选秀，后来误送的那个人还因此当了总督；也有说慈禧太后在做兰贵人的时候，常常等到咸丰帝来圆明园的时候，在不远的地方唱起南方的小调----她家的保姆是南方人-----以吸引咸丰的注意。总之，手段狡猾，不择手段。
但从历史上看，慈禧进宫后的最初两年里，兰贵人的地位一直没有变化。真正改变慈禧地位的，是她后来生了儿子载淳（同治）。咸丰好不容易盼来自己的第一个儿子，自然是喜出望外。由此，慈禧的地位也快速提升，晋升懿妃后一年，又晋为懿贵妃。由于当时后宫里没有皇贵妃，这样，慈禧的地位事实上只在皇后（后来的慈安太后）之下。
母因子贵，咸丰死后只有慈禧太后生的一个儿子，慈禧太后也就自然而然的在儿子同治即位后，与慈安太后并列为“两宫”。
慈禧文化不高，往往一道两三百字的谕旨会有十几个错别字，但对政治却很有兴趣，咸丰生病不愿批折子的时候，往往由慈禧代批。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咸丰帝和后妃们哭成一团，唯有慈禧很冷静的站出来说：“事情到了这份上，哭也没用。恭亲王办事果敢坚决，不如把他找来商量。”
但慈禧帮助皇帝批阅奏章的事情，是违反祖制和家法的行为，这导致了朝中拥有实权的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特别是肃顺等人的不满。咸丰帝归天后的第三天，慈禧、慈安共同召见了八位辅政大臣，商议有关谕旨拟定发布、疏章批阅及官吏任免等事情的处理方法。
两派的交锋开始了。
八大臣早有准备，肃顺不慌不忙的拿出早已写好的条陈说：“谕旨由大臣拟订，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内览。”这意味着，八大臣只把两个太后当成盖章的机器，具体事情不必过问！
慈禧这下气坏了。从北京到热河，慈禧就一直在受肃顺的气。由于逃难时准备不足，途中苦不堪言，慈禧受不了路上的颠簸，甚至三次屈尊向肃顺“泣求”换辆好点的车，但山高皇帝远，肃顺一时也找不到好车，被逼得急了，就大声呵斥慈禧，甚至骂出“汝何人”等这样伤慈禧自尊的话。（1）
而到了热河后，作为行宫大总管的肃顺，忙前忙后，对后宫的生活也是照顾不周，“供应极薄”，包括慈安慈禧在内，后妃们对肃顺几乎是恨之入骨。但热河几乎就是肃顺的天下，慈禧孤立无援，无计可施。在这危急时候，她忽然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小叔子恭亲王奕！
注：池子华：《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第175页，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咸丰帝死了，他屈辱的死在了热河行宫。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和康乾盛世人口剧增相反的是，爱新觉罗皇族的子嗣却一直在走下坡路。康熙皇帝有三十五子、二十个女儿；雍正帝有十六子、八个女儿；到了道光帝只有九子（其中前三子夭亡）、十女；而咸丰帝只有两子（次子夭折）一女；到了同治、光绪和宣统，这最后三个皇帝，在已经成年的情况下，竟然都没有子女。
天亡爱新觉罗皇族！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天意！
既然咸丰只有一个儿子载淳，那秘密立储就没有任何的意义，载淳成为当然的皇位继承人。但当时的载淳只有六岁，无法理政，咸丰经过仔细的考虑后，弥留之际下了两道口谕：
一、皇长子（载淳）立为皇太子；
二、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
这种制度，实际上康熙时期实行小皇帝继立后的大臣辅弼制度，只不过是由原来的四大臣变成了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
鉴于大臣擅权的历史教训，咸丰又将两枚随身印章“御赏”与“同道堂”分别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和儿子载淳，作为皇权的象征。这就是说，在皇帝年幼尚不能亲政时，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谕旨，必须在谕旨前加盖皇后持有的“御赏”印；文末则钤印 “同道堂”印，这样的谕旨才有效。
但当时载淳只有六岁，于是他的亲生母亲慈禧太后就顺理成章的代理了钤印之责。这样，在朝政的运作上就形成了两宫太后代政和八大臣辅政的平行体制。咸丰帝临终时精心设计的权力分配方案，其实是以两位皇后加小皇帝为一方，八位辅政大臣为一方，通过多方牵制达到权力的制衡，以确保皇权不会旁落。（1）
但这样的安排，要求双方通力合作，这对于专制思想如此浓厚的天朝，显然是不现实的。就皇权一方来说，慈安太后不识汉字，对政治也不感兴趣，“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而载淳年龄太小，实际上皇权一方只有26岁的慈禧太后一人；而八大臣一边，则是以肃顺为核心。慈禧太后和肃顺两人都是强势人物，对这样的安排，怎么可能通力合作？
先说肃顺。肃顺本是宗室出身，但他这辈已经家世中落。年轻时的肃顺虽然长得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但成天无所事事，经常在街上遛狗斗鸡，一副无赖相。
据《近代名人小传》上说，肃顺的同学郎中墨裕在一个很冷的冬日，街上遇到肃顺盘辫反披羊皮褂，牵着狗在街头溜达。因为宗室关系，墨裕有时候还会接济接济他，看了肃顺这个样子就问他：“你觉得你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肃顺大咧咧的说：“亡赖耳。”墨裕很生气，说：“做亡赖光荣吗？”肃顺答到：“因亡所赖，斯亡赖耳。”（既然无所依赖，就只好做无赖了！）
墨裕听了，后来就想办法以闲散宗室的名义，给肃顺弄了小官做做，谁知道肃顺反而在官场里如鱼得水，一发而不可收拾，居然做到了刑部郎中，远胜于郎中墨裕。
世上有三种人：第一种是没本事，有脾气；第二种是有本事，有脾气；第三种是有本事，没脾气。而肃顺就属于典型的第二种人。肃顺记忆力很强，只要和人见过一面，终身都记得别人的形体相貌；办理一件事情后，过上几年都还记得里面的词句。
但肃顺虽有能力，脾气也坏，得罪的人不少。清人笔记《奴才小史》里提到咸丰年间顺天科场舞弊案里主考官柏葰被杀一事，肃顺就做得很绝。柏葰曾经出使朝鲜，离任时朝鲜国王馈赠五千金，盛情难却，柏葰只好携带回国，交给礼部备存，一时间颇有清廉之名。咸丰八年，柏葰出任顺天乡试主考官，发榜之日，某戏子居然高中第七名，舆论大哗。后查出副考官从中大肆收受贿赂，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柏葰受贿，但查明他的小妾在其中游说谋利。咸丰震怒，下诏将柏葰等五人处斩。
按本朝惯例，一二品大员在临刑前一般会有格外恩典免死，即监斩官等待皇帝签发驾帖。柏葰当时也很镇定，以为自己责任不大，皇上一定会免其一死。但后来见刑部尚书赵光一路痛哭而来，柏葰一瞧，脚底立刻发软，长叹道：“完了，完了。皇上断不肯如此，此必肃六从中作祟，我死不足惜，肃六他日亦必同我一样。”
这事还真让柏葰说对了，赵光等候驾帖时，咸丰有点迟疑，说：“罪无可逭，情有可原。”肃顺在旁说：“虽属情有可原，究竟罪无可逭。”咸丰仍旧犹豫不决，肃顺见咸丰下不了决心，干脆拿过朱笔代书，柏葰就这样被送命了。有意思的是，柏葰不仅这事说对了，他预测肃顺“他日亦必同我一样”，也说中了。肃顺在热河政变后被杀，监斩的居然还是赵光！
由于肃顺屡兴大狱，用刑过严，弄得大家对他又恨又怕，人人切齿。更有甚者，肃顺对自己满人也极为的蔑视。《清代野史大观》中所钞的《花随人圣庵摭忆》里说，肃顺主政时对待满人官员如同奴隶，喝来唤去，但对待汉员却很谦恭。肃顺自己也跟人说：“咱们旗人浑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枝笔利害得很。”就连受贿，肃顺也只收满人而不收汉人的。后来，在他的周围，倒是罗致了不少有才学的汉人，如高心夔、曾国藩、胡林翼等人，都受到了肃顺的青睐和提拔。
肃顺和慈禧太后的矛盾也是由来已久。《清史拾遗》里说，咸丰帝临终前，也曾担心自己死后因为儿子年幼而导致母亲慈禧干政的局面。于是肃顺就给咸丰讲“钩弋夫人”的故事，意图除掉慈禧太后。
钩弋夫人是汉武帝的宠姬，汉昭帝弗陵的母亲。由于弗陵小时候身体健壮，十分聪慧，汉武帝很想立他为皇位继承人。但汉朝时期外戚势力很大，汉武帝担心年轻而又富有活力的钩弋夫人以子专权，于是有一天找了个借口责罚钩弋夫人，钩弋夫人叩头谢罪也不理会，高声命令左右将钩弋夫人带走杀掉。钩弋夫人非常委屈，以为汉武帝是在开玩笑，走一步就回头用乞求的目光希望汉武帝撤回命令。但汉武帝坚决的说：“快走，你不能活！”
结果，钩弋夫人被处死了。
事情过后，汉武帝问手下的人：“外面是怎么说我杀钩弋夫人的事情啊？”手下说：“大家都说大王心太狠，既然立她的儿子为继承人，没道理杀了他的母亲啊？”汉武帝摇摇头，叹道：“你们这些庸人哪里能明白主少母壮的道理！我朝高祖死后，吕后专权，这不就是前车之鉴吗？我这是为儿子登基先除掉母后擅权的隐患啊。”
没想到，慈禧太后不但没有成为钩弋夫人般的冤魂，反而做上了晚清的吕后。
慈禧又是何许人也？
慈禧，出身于镶蓝旗，父亲是个文职小官，家住西四牌楼劈柴胡同，其实算是个地道的北京人。后来慈禧参加选秀进宫，当时被封为兰贵人。
按清朝的后妃制度，后宫尊贵的先后顺序是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八个等级，贵人不过是第六等。女人的青春有限，虽有幸进宫，要想进到皇后这个级别，决非易事。隋丽娟老师在《说慈禧》一书里夸赞慈禧是个大美人，笔者不敢苟同。清朝后宫选秀主要强调端庄，过于美貌和妖艳反不能入选。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清朝后宫的画像，大都姿色一般，决不是个个都美如天仙。就拿慈禧太后的画像来看，眼光凌厉，神色阴毒，很难和“美人”两字挂上钩。（当然，个人审美观不一样，这也只是笔者个人意见）
由于慈禧太后执政期间，国难内患，民不聊生，民间对她诽谤的也不少。有野史说她送父亲灵柩回京时，误收了他人的丧银才得以进宫选秀，后来误送的那个人还因此当了总督；也有说慈禧太后在做兰贵人的时候，常常等到咸丰帝来圆明园的时候，在不远的地方唱起南方的小调----她家的保姆是南方人-----以吸引咸丰的注意。总之，手段狡猾，不择手段。
但从历史上看，慈禧进宫后的最初两年里，兰贵人的地位一直没有变化。真正改变慈禧地位的，是她后来生了儿子载淳（同治）。咸丰好不容易盼来自己的第一个儿子，自然是喜出望外。由此，慈禧的地位也快速提升，晋升懿妃后一年，又晋为懿贵妃。由于当时后宫里没有皇贵妃，这样，慈禧的地位事实上只在皇后（后来的慈安太后）之下。
母因子贵，咸丰死后只有慈禧太后生的一个儿子，慈禧太后也就自然而然的在儿子同治即位后，与慈安太后并列为“两宫”。
慈禧文化不高，往往一道两三百字的谕旨会有十几个错别字，但对政治却很有兴趣，咸丰生病不愿批折子的时候，往往由慈禧代批。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咸丰帝和后妃们哭成一团，唯有慈禧很冷静的站出来说：“事情到了这份上，哭也没用。恭亲王办事果敢坚决，不如把他找来商量。”
但慈禧帮助皇帝批阅奏章的事情，是违反祖制和家法的行为，这导致了朝中拥有实权的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特别是肃顺等人的不满。咸丰帝归天后的第三天，慈禧、慈安共同召见了八位辅政大臣，商议有关谕旨拟定发布、疏章批阅及官吏任免等事情的处理方法。
两派的交锋开始了。
八大臣早有准备，肃顺不慌不忙的拿出早已写好的条陈说：“谕旨由大臣拟订，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内览。”这意味着，八大臣只把两个太后当成盖章的机器，具体事情不必过问！
慈禧这下气坏了。从北京到热河，慈禧就一直在受肃顺的气。由于逃难时准备不足，途中苦不堪言，慈禧受不了路上的颠簸，甚至三次屈尊向肃顺“泣求”换辆好点的车，但山高皇帝远，肃顺一时也找不到好车，被逼得急了，就大声呵斥慈禧，甚至骂出“汝何人”等这样伤慈禧自尊的话。（1）
而到了热河后，作为行宫大总管的肃顺，忙前忙后，对后宫的生活也是照顾不周，“供应极薄”，包括慈安慈禧在内，后妃们对肃顺几乎是恨之入骨。但热河几乎就是肃顺的天下，慈禧孤立无援，无计可施。在这危急时候，她忽然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小叔子恭亲王奕！
注：池子华：《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第175页，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恩~
只是另一种风格罢了~
就当学习吧~
;P ;P :P
只是另一种风格罢了~
就当学习吧~
;P ;P :P
1．10、热河风云激变，慈禧阴谋得逞（下）
恭亲王奕本是有机会当上皇帝的。
论聪明才智，相貌体格，奕都要胜过奕泞。尽管道光帝为皇位继承人考虑了很长时间，但最终的天平却还是倒下了看起来老成稳重的奕泞。奕的聪明伶俐和争强好胜，反而成为皇位竞争时的缺点。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道光帝立储密旨并建储匣，亲笔写下了两份朱谕：皇四子奕泞为太子，皇六子奕封为亲王。书写两份建储密谕，一份写皇位继承人，一份写立亲王，这在清朝是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也许，道光帝想给奕一点补偿吧？
咸丰十岁的时候，其生母全皇后突然暴崩，咸丰于是交由奕的生母静皇贵妃一起带养。咸丰和奕两兄弟小时候的关系还算不错，在上书房里一起学习，一起玩耍，甚至一起习武。咸丰当上皇帝后，对奕母子还算可以，静皇贵妃封为康慈皇太妃，奕封为恭亲王，咸丰甚至打破祖制，任命奕为军机大臣上行走，入军机处才两个月，就被提为“首揆”，当时奕只有21岁。
皇兄的格外恩典，奕当然鞠躬尽瘁，力图尽忠报答。但这时出了个意外的事情：当时的康慈皇太后，也就是奕的生母，不慎说漏了嘴，导致咸丰帝心中极为不快，甚至迁怒并冷落奕，把他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清人王闿运在《祺祥故事》里说，咸丰五年间，康慈皇太妃病危，咸丰帝因有养育之恩，也经常前去探问。有一天咸丰去请安的时候，正好太妃睡得迷迷糊糊，以为身边的人是亲儿子奕，就说：“阿玛本意立汝，今若次，命也，汝宜自爱。”刚说完，发现是咸丰，尴尬至极，于是转身装睡，不再言语。
从此以后，咸丰心里开始有了疙瘩，对奕也有了猜疑之心。过了几天，奕从母亲宫中急急走出，正好遇上前来看望的咸丰，咸丰就问情况怎样，奕哭着说母亲恐怕没得救了，希望皇兄能尽快给母亲一个皇太后的封号-----这事奕早就提过，但不知为何，咸丰一直没有批准。
咸丰帝听了后，支吾了两声“哦”“哦”，既没说同意，也没说反对。奕以为皇兄同意了，当时又想着能让母亲在死前获得封号，就急急忙忙的赶到军机处，命令臣僚准备了册封典礼。这下咸丰骑虎难下，只好勉强同意了封号，尊康慈皇太妃为康慈皇太后。但咸丰对奕的自作主张非常恼火，加上前面听到康慈皇太后说本来道光帝想立奕为皇帝，心里更是怒火中烧，只等机会就要爆发出来-----可怜的恭亲王还蒙在鼓里！
没多久，康慈皇太后去世。刚过一周，咸丰就找奕算总账了，他以办理母后丧仪不周的名义，将奕赶出军机处，罢免一切官职，罚他回上书房读书。而在责罚奕办理丧仪不周的同时，却把康慈皇太后的丧仪规格大为降低，以出心中的恶气。自此，咸丰和奕的兄弟亲密关系结束。
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在慈禧的提议下，咸丰重新起用了奕，派他为钦差大臣去和英法联军谈判。但当时主政的肃顺是主战派，而奕是主和派，两人“哄于御前，不能决”。旁人洞若观火，两个人不仅仅是对外政策之争，更重要的是权力之争------肃顺暴发的起点正是奕失势的开始，这一点想必两人都是心知肚明的。
咸丰死的时候，奕还在北京和英法联军周旋。后来遗诏下来，作为咸丰最亲的弟弟，奕发现自己居然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心中自然极为的郁闷和委屈。这时，慈禧太后的贴身太监安德海给奕带来了一封密信，要奕赶紧设法赶到热河，两宫太后有要事相商！
如此看来，两宫太后对这个八大臣辅政的安排也很不满，特别对肃顺的飞扬跋扈，内心更是感到担忧和恐惧。但作为女人，她们并不能直接站出来和八大臣斗，她们唯一能依靠的就是自己家族里的人，而奕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第一人选。
奕得信后不敢怠慢，立刻星夜赶到了热河。但两宫太后和奕的见面，还颇费了一番周折。《庸庵笔记》里说，肃顺等人企图阻拦奕入宫，侍郎杜翰（咸丰帝的师傅杜受田之子）甚至跳出来指责说，“叔嫂应当避嫌，先帝刚死，皇太后居丧，不适合召见亲王。”但两宫太后坚决要召见恭亲王，连派太监几次出来催促，奕不敢自主，请端华一同进见。端华向肃顺使眼色，肃顺没办法，只得皮笑肉不笑的说：“老六，你和两宫太后是叔嫂，我们陪同进见算怎么回事啊，你自己去吧！”
奕与慈禧究竟商议了什么，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两宫太后一定向小叔子哭诉了肃顺的蛮横无礼，飞扬跋扈，根本不把她们母子放在眼里。当然，话题毫无疑问的会转移到如何扳倒这八大臣，重新夺回权力上去。
和两宫太后见过面后，奕立刻启程回京。肃顺一派显然大意了，他们没想到这样一个简短的“叔嫂会”竟然已经定下政变的基调------当时他们是巴不得奕早点从热河滚开。
这时的热河，看似平静，但其实两派都在暗中积蓄力量，随时都可能掀起滔天大浪。作为“遗诏派”的八大臣，以为自己遗诏在手，自然想稳定局面；而“垂帘派”的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却也没闲着，一直也在暗中动作。
奕回京后，立刻找到了当时的协办大学士周祖培。周祖培是三朝老臣，名望甚高，但和肃顺的矛盾极深。肃顺和周祖培曾分别为户部满汉尚书，但肃顺为人专横，根本就不把比他年长二十多岁的周祖培这个汉尚书放在眼里。有一次，文件已经周祖培批阅过了，但肃顺装作不知道，故意问：“这是谁批的啊？”手下秘书低声说：“周中堂批过了。”肃顺鼻子一哼，骂道：“ 呸！不过是一帮吃干饭的混混，懂什么公事！？”拿起笔就把周祖培的画诺全部勾掉。周祖培受此奇耻大辱，表面上还不敢表露，但心里恨透了肃顺这个政治流氓！
周祖培作为三朝老臣，同情他的人不少，这次得了机会，自然要想尽办法要和奕等人一起扳倒肃顺。在明白慈禧太后的意思后，周祖培暗中授意他的得意门生，时任山东道监察御使的董元醇写一篇奏折，这就是后来的《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
按照慈禧太后和奕的意思，董元醇在奏折中提出两点极为重要的建议：一是认为皇帝年幼，国家又在危难中，皇太后应该出来权理朝政，垂帘听政，左右不得干预；二是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辅政，防止皇权旁落。
董元醇只是个小棋子，这个贸然上奏的奏折也只是棋局的开始而已。董元醇的奏折意思很明显，就是为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和恭亲王辅政造势，并以此来试探一下八大臣的态度。
果不其然，董元醇的奏折就像是在热河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使“遗诏派”和“垂帘派”的矛盾完全暴露无遗。
八大臣看过董元醇的奏折后，暴跳如雷------这等于是把权力从八大臣手里剥夺，转移到太后和亲王的手中------完全是和咸丰的遗诏对着干，和八大臣对着干！
作为主要棋手的慈禧，当时很冷静，将董元醇的奏折“留中不发”，既表示对这个奏折的重视，又以此来试探一下八大臣的反应。
八大臣果然坐不住了，他们立刻责成八大臣之一的焦佑瀛拟定了批驳董元醇奏折的谕旨，大批“皇太后垂帘听政和亲王参政”的建议，并要求对董元醇严加惩处。慈禧不予理会，仍旧将折子“留中不发”。八大臣心急火燎，竟然不顾君臣礼节，向两宫太后反复催要。
被逼无奈，两宫太后抱着小皇帝，在八月十一日召见了八大臣，要求将董元醇的奏章交由群臣共商。八大臣当然不是傻子，岂肯轻易答应！两宫太后和八大臣展开激烈论辩，但两个女人怎能说得过八个男人！
可以想象当时的场面是何等的紧张。八个壮硕男人声震殿瓦的咆哮声，把六岁的小皇帝载淳吓得哇哇直哭，一头钻进慈安太后的怀里，裤子都尿湿了-----大家注意，小皇帝这时找的不是亲生母亲慈禧太后，而是慈安太后！
肃顺等人干脆公然宣称：“今后请太后看奏章已经是多余了！” 慈安太后当下就被气得浑身发抖，眼泪哗哗直流。
八大臣第二天更加变本加厉，不等宣召就直接入宫和两宫太后大吵大闹，在下发批驳董元醇谕旨的要求被拒绝后，八大臣就以“搁车”（罢工）相威胁------既不处理奏章，也不向太后移交。这种让朝政瘫痪的做法，历朝历代还真没发生过。
在当时的热河，完全被肃顺一党控制，慈禧太后孤立无援，最后只能服软，把八大臣拟定公开批驳董元醇的谕旨下发，肃顺等人这才“照常办事，言笑如初”。看起来，遗诏派似乎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遭受重大羞辱的两宫太后决定尽早回京，另做打算。按常例，小皇帝必须每天扶送灵柩归京，但慈禧太后以小皇帝年龄太小、身体弱为理由，要求先行归京。八大臣被刚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居然轻易答应了。
这样，八大臣就被分开了，肃顺等人护送咸丰的灵柩慢慢回京，而载垣、端华护送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先走，并于九月二十八日先到北京。还没进城，慈禧太后就立刻秘密召见了奕，准备对八大臣痛下杀手！
回到北京后，两宫太后声泪俱下向留京的众大臣控诉了肃顺等人欺侮她们孤儿寡母的恶劣行径。女人的柔弱是很容易得到同情和支持的，加上肃顺得罪的人太多大多数的大臣在奕和周祖培的鼓噪下，很快的倒向了两宫太后。
其实计划早就由奕和周祖培拟订好了。周祖培当时愤懑的说：“太后为何不将他们（八大臣）治罪？”二位太后装作不解：“先帝遗诏任命他们为赞襄王大臣，能治罪吗？” 周祖培说：“皇太后可先降旨解除他们的官职，再治罪不迟。”慈禧太后说：“好，就这么办。”于是恭亲王奕把早写好的治罪诏书奉上，两宫太后盖印，要治八大臣的罪。
肃顺等人垮台为何如此之快？一来是因为其树敌太多，北京的大臣就几乎都倒向了太后和奕。但更重要的是，肃顺没有得到实力派将领的支持！就连当时护送咸丰帝灵柩的胜保，这位握有重兵的将领也反对肃顺，对于这点，肃顺也不是不了解。事实上，他也试图拉拢一些实力派将领如僧格林沁为自己撑腰，但因为多年的人品太差，无人支持，甚至他提携过的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对于这场政治风暴，也都处于观望态度。
据说，肃顺的门人王闿运亲自到曾国藩帐中游说，试图拉拢他支持肃顺，但曾国藩在听完他的话后，用手渍茶水在桌上写了个“妄”字。而在慈禧太后等人回宫的途中，一直是荣禄的军队保护，京畿一带，则完全是胜保的军队！
由此，肃顺为首的八大臣，其结局可想而知。他们太相信那封遗诏了，以为那是尚方宝剑呢！
载垣和端华的表现更像是个书呆子，当奕拿着对载垣、端华、肃顺治罪的诏书前来捉拿的时候，这两人还傻乎乎的质问：“我辈未入，诏从何来？”（意思是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写诏书）
侍卫们才不管谁的诏书，立刻上前将两人按倒在地，捆了送宗人府关押。当天晚上，肃顺奉咸丰的灵柩驻足在密云县。当咸丰第七子醇郡王奕澴和睿亲王仁寿的亲兵踹开卧室大门的时候，肃顺还和两个小妾横卧在床上呢。肃顺被抓后，还骂不绝口，“悔不早治此贱婢（慈禧太后）！”
整个政变，从计划到实施，只用了三天时间。某京师官员记载，政变当天（九月三十日），上午乌云密布，天色阴沉，风声不止，到中午才风开云散。莫非又是天意！？
八大臣最后的结果是：载垣、端华赐令自尽，肃顺被判斩立决，其余五人革职；肃顺和当年顺天科场舞弊案的柏葰一样，被斩于市口，监刑者竟然还是刑部尚书赵光。柏葰被杀前曾说，“肃六他日亦必同我一样”，果然如此！
政变成功后，慈禧论功行赏也不含糊，特别是奕，更是备极恩宠，一月四赏。十月一日，授奕为议政王、军机处行走；二日，授奕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初八，赏奕食亲王双俸；初九封奕的长女为固伦公主。
政变成功的第九天，小皇帝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原来的年号“祺祥”弃之不用，改为“同治”。同治同治，共同治理，但是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的“同治”呢，还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的“同治”呢，抑或就是一个人的专制？
历史在这里划了个重重的顿号。
注：（1）隋丽娟：《说慈禧》，第11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本章参考书目及文章：
1、阿兰•佩雷菲特（法）：《停滞的帝国》，王国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2、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3、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4、樊美平：“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 ——简评《天朝的崩溃》”，《书屋》2001年第三期。
5、托马斯.弗里德曼（美）：《世界是平的》，何帆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
6、费正清（美）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7、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版。
8、柏杨：《中国人史纲》，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
9、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池子华：《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李春光：《清代名人轶事辑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1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13、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4、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5、隋丽娟：《说慈禧》，中华书局2007年版。
16、孟森：《清代野史-----一个王朝模糊的背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请继续期待第二章《1851：太平记》
恭亲王奕本是有机会当上皇帝的。
论聪明才智，相貌体格，奕都要胜过奕泞。尽管道光帝为皇位继承人考虑了很长时间，但最终的天平却还是倒下了看起来老成稳重的奕泞。奕的聪明伶俐和争强好胜，反而成为皇位竞争时的缺点。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道光帝立储密旨并建储匣，亲笔写下了两份朱谕：皇四子奕泞为太子，皇六子奕封为亲王。书写两份建储密谕，一份写皇位继承人，一份写立亲王，这在清朝是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也许，道光帝想给奕一点补偿吧？
咸丰十岁的时候，其生母全皇后突然暴崩，咸丰于是交由奕的生母静皇贵妃一起带养。咸丰和奕两兄弟小时候的关系还算不错，在上书房里一起学习，一起玩耍，甚至一起习武。咸丰当上皇帝后，对奕母子还算可以，静皇贵妃封为康慈皇太妃，奕封为恭亲王，咸丰甚至打破祖制，任命奕为军机大臣上行走，入军机处才两个月，就被提为“首揆”，当时奕只有21岁。
皇兄的格外恩典，奕当然鞠躬尽瘁，力图尽忠报答。但这时出了个意外的事情：当时的康慈皇太后，也就是奕的生母，不慎说漏了嘴，导致咸丰帝心中极为不快，甚至迁怒并冷落奕，把他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清人王闿运在《祺祥故事》里说，咸丰五年间，康慈皇太妃病危，咸丰帝因有养育之恩，也经常前去探问。有一天咸丰去请安的时候，正好太妃睡得迷迷糊糊，以为身边的人是亲儿子奕，就说：“阿玛本意立汝，今若次，命也，汝宜自爱。”刚说完，发现是咸丰，尴尬至极，于是转身装睡，不再言语。
从此以后，咸丰心里开始有了疙瘩，对奕也有了猜疑之心。过了几天，奕从母亲宫中急急走出，正好遇上前来看望的咸丰，咸丰就问情况怎样，奕哭着说母亲恐怕没得救了，希望皇兄能尽快给母亲一个皇太后的封号-----这事奕早就提过，但不知为何，咸丰一直没有批准。
咸丰帝听了后，支吾了两声“哦”“哦”，既没说同意，也没说反对。奕以为皇兄同意了，当时又想着能让母亲在死前获得封号，就急急忙忙的赶到军机处，命令臣僚准备了册封典礼。这下咸丰骑虎难下，只好勉强同意了封号，尊康慈皇太妃为康慈皇太后。但咸丰对奕的自作主张非常恼火，加上前面听到康慈皇太后说本来道光帝想立奕为皇帝，心里更是怒火中烧，只等机会就要爆发出来-----可怜的恭亲王还蒙在鼓里！
没多久，康慈皇太后去世。刚过一周，咸丰就找奕算总账了，他以办理母后丧仪不周的名义，将奕赶出军机处，罢免一切官职，罚他回上书房读书。而在责罚奕办理丧仪不周的同时，却把康慈皇太后的丧仪规格大为降低，以出心中的恶气。自此，咸丰和奕的兄弟亲密关系结束。
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在慈禧的提议下，咸丰重新起用了奕，派他为钦差大臣去和英法联军谈判。但当时主政的肃顺是主战派，而奕是主和派，两人“哄于御前，不能决”。旁人洞若观火，两个人不仅仅是对外政策之争，更重要的是权力之争------肃顺暴发的起点正是奕失势的开始，这一点想必两人都是心知肚明的。
咸丰死的时候，奕还在北京和英法联军周旋。后来遗诏下来，作为咸丰最亲的弟弟，奕发现自己居然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心中自然极为的郁闷和委屈。这时，慈禧太后的贴身太监安德海给奕带来了一封密信，要奕赶紧设法赶到热河，两宫太后有要事相商！
如此看来，两宫太后对这个八大臣辅政的安排也很不满，特别对肃顺的飞扬跋扈，内心更是感到担忧和恐惧。但作为女人，她们并不能直接站出来和八大臣斗，她们唯一能依靠的就是自己家族里的人，而奕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第一人选。
奕得信后不敢怠慢，立刻星夜赶到了热河。但两宫太后和奕的见面，还颇费了一番周折。《庸庵笔记》里说，肃顺等人企图阻拦奕入宫，侍郎杜翰（咸丰帝的师傅杜受田之子）甚至跳出来指责说，“叔嫂应当避嫌，先帝刚死，皇太后居丧，不适合召见亲王。”但两宫太后坚决要召见恭亲王，连派太监几次出来催促，奕不敢自主，请端华一同进见。端华向肃顺使眼色，肃顺没办法，只得皮笑肉不笑的说：“老六，你和两宫太后是叔嫂，我们陪同进见算怎么回事啊，你自己去吧！”
奕与慈禧究竟商议了什么，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两宫太后一定向小叔子哭诉了肃顺的蛮横无礼，飞扬跋扈，根本不把她们母子放在眼里。当然，话题毫无疑问的会转移到如何扳倒这八大臣，重新夺回权力上去。
和两宫太后见过面后，奕立刻启程回京。肃顺一派显然大意了，他们没想到这样一个简短的“叔嫂会”竟然已经定下政变的基调------当时他们是巴不得奕早点从热河滚开。
这时的热河，看似平静，但其实两派都在暗中积蓄力量，随时都可能掀起滔天大浪。作为“遗诏派”的八大臣，以为自己遗诏在手，自然想稳定局面；而“垂帘派”的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却也没闲着，一直也在暗中动作。
奕回京后，立刻找到了当时的协办大学士周祖培。周祖培是三朝老臣，名望甚高，但和肃顺的矛盾极深。肃顺和周祖培曾分别为户部满汉尚书，但肃顺为人专横，根本就不把比他年长二十多岁的周祖培这个汉尚书放在眼里。有一次，文件已经周祖培批阅过了，但肃顺装作不知道，故意问：“这是谁批的啊？”手下秘书低声说：“周中堂批过了。”肃顺鼻子一哼，骂道：“ 呸！不过是一帮吃干饭的混混，懂什么公事！？”拿起笔就把周祖培的画诺全部勾掉。周祖培受此奇耻大辱，表面上还不敢表露，但心里恨透了肃顺这个政治流氓！
周祖培作为三朝老臣，同情他的人不少，这次得了机会，自然要想尽办法要和奕等人一起扳倒肃顺。在明白慈禧太后的意思后，周祖培暗中授意他的得意门生，时任山东道监察御使的董元醇写一篇奏折，这就是后来的《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
按照慈禧太后和奕的意思，董元醇在奏折中提出两点极为重要的建议：一是认为皇帝年幼，国家又在危难中，皇太后应该出来权理朝政，垂帘听政，左右不得干预；二是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辅政，防止皇权旁落。
董元醇只是个小棋子，这个贸然上奏的奏折也只是棋局的开始而已。董元醇的奏折意思很明显，就是为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和恭亲王辅政造势，并以此来试探一下八大臣的态度。
果不其然，董元醇的奏折就像是在热河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使“遗诏派”和“垂帘派”的矛盾完全暴露无遗。
八大臣看过董元醇的奏折后，暴跳如雷------这等于是把权力从八大臣手里剥夺，转移到太后和亲王的手中------完全是和咸丰的遗诏对着干，和八大臣对着干！
作为主要棋手的慈禧，当时很冷静，将董元醇的奏折“留中不发”，既表示对这个奏折的重视，又以此来试探一下八大臣的反应。
八大臣果然坐不住了，他们立刻责成八大臣之一的焦佑瀛拟定了批驳董元醇奏折的谕旨，大批“皇太后垂帘听政和亲王参政”的建议，并要求对董元醇严加惩处。慈禧不予理会，仍旧将折子“留中不发”。八大臣心急火燎，竟然不顾君臣礼节，向两宫太后反复催要。
被逼无奈，两宫太后抱着小皇帝，在八月十一日召见了八大臣，要求将董元醇的奏章交由群臣共商。八大臣当然不是傻子，岂肯轻易答应！两宫太后和八大臣展开激烈论辩，但两个女人怎能说得过八个男人！
可以想象当时的场面是何等的紧张。八个壮硕男人声震殿瓦的咆哮声，把六岁的小皇帝载淳吓得哇哇直哭，一头钻进慈安太后的怀里，裤子都尿湿了-----大家注意，小皇帝这时找的不是亲生母亲慈禧太后，而是慈安太后！
肃顺等人干脆公然宣称：“今后请太后看奏章已经是多余了！” 慈安太后当下就被气得浑身发抖，眼泪哗哗直流。
八大臣第二天更加变本加厉，不等宣召就直接入宫和两宫太后大吵大闹，在下发批驳董元醇谕旨的要求被拒绝后，八大臣就以“搁车”（罢工）相威胁------既不处理奏章，也不向太后移交。这种让朝政瘫痪的做法，历朝历代还真没发生过。
在当时的热河，完全被肃顺一党控制，慈禧太后孤立无援，最后只能服软，把八大臣拟定公开批驳董元醇的谕旨下发，肃顺等人这才“照常办事，言笑如初”。看起来，遗诏派似乎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遭受重大羞辱的两宫太后决定尽早回京，另做打算。按常例，小皇帝必须每天扶送灵柩归京，但慈禧太后以小皇帝年龄太小、身体弱为理由，要求先行归京。八大臣被刚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居然轻易答应了。
这样，八大臣就被分开了，肃顺等人护送咸丰的灵柩慢慢回京，而载垣、端华护送小皇帝和两宫皇太后先走，并于九月二十八日先到北京。还没进城，慈禧太后就立刻秘密召见了奕，准备对八大臣痛下杀手！
回到北京后，两宫太后声泪俱下向留京的众大臣控诉了肃顺等人欺侮她们孤儿寡母的恶劣行径。女人的柔弱是很容易得到同情和支持的，加上肃顺得罪的人太多大多数的大臣在奕和周祖培的鼓噪下，很快的倒向了两宫太后。
其实计划早就由奕和周祖培拟订好了。周祖培当时愤懑的说：“太后为何不将他们（八大臣）治罪？”二位太后装作不解：“先帝遗诏任命他们为赞襄王大臣，能治罪吗？” 周祖培说：“皇太后可先降旨解除他们的官职，再治罪不迟。”慈禧太后说：“好，就这么办。”于是恭亲王奕把早写好的治罪诏书奉上，两宫太后盖印，要治八大臣的罪。
肃顺等人垮台为何如此之快？一来是因为其树敌太多，北京的大臣就几乎都倒向了太后和奕。但更重要的是，肃顺没有得到实力派将领的支持！就连当时护送咸丰帝灵柩的胜保，这位握有重兵的将领也反对肃顺，对于这点，肃顺也不是不了解。事实上，他也试图拉拢一些实力派将领如僧格林沁为自己撑腰，但因为多年的人品太差，无人支持，甚至他提携过的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对于这场政治风暴，也都处于观望态度。
据说，肃顺的门人王闿运亲自到曾国藩帐中游说，试图拉拢他支持肃顺，但曾国藩在听完他的话后，用手渍茶水在桌上写了个“妄”字。而在慈禧太后等人回宫的途中，一直是荣禄的军队保护，京畿一带，则完全是胜保的军队！
由此，肃顺为首的八大臣，其结局可想而知。他们太相信那封遗诏了，以为那是尚方宝剑呢！
载垣和端华的表现更像是个书呆子，当奕拿着对载垣、端华、肃顺治罪的诏书前来捉拿的时候，这两人还傻乎乎的质问：“我辈未入，诏从何来？”（意思是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写诏书）
侍卫们才不管谁的诏书，立刻上前将两人按倒在地，捆了送宗人府关押。当天晚上，肃顺奉咸丰的灵柩驻足在密云县。当咸丰第七子醇郡王奕澴和睿亲王仁寿的亲兵踹开卧室大门的时候，肃顺还和两个小妾横卧在床上呢。肃顺被抓后，还骂不绝口，“悔不早治此贱婢（慈禧太后）！”
整个政变，从计划到实施，只用了三天时间。某京师官员记载，政变当天（九月三十日），上午乌云密布，天色阴沉，风声不止，到中午才风开云散。莫非又是天意！？
八大臣最后的结果是：载垣、端华赐令自尽，肃顺被判斩立决，其余五人革职；肃顺和当年顺天科场舞弊案的柏葰一样，被斩于市口，监刑者竟然还是刑部尚书赵光。柏葰被杀前曾说，“肃六他日亦必同我一样”，果然如此！
政变成功后，慈禧论功行赏也不含糊，特别是奕，更是备极恩宠，一月四赏。十月一日，授奕为议政王、军机处行走；二日，授奕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初八，赏奕食亲王双俸；初九封奕的长女为固伦公主。
政变成功的第九天，小皇帝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原来的年号“祺祥”弃之不用，改为“同治”。同治同治，共同治理，但是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的“同治”呢，还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的“同治”呢，抑或就是一个人的专制？
历史在这里划了个重重的顿号。
注：（1）隋丽娟：《说慈禧》，第11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本章参考书目及文章：
1、阿兰•佩雷菲特（法）：《停滞的帝国》，王国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2、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3、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4、樊美平：“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 ——简评《天朝的崩溃》”，《书屋》2001年第三期。
5、托马斯.弗里德曼（美）：《世界是平的》，何帆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
6、费正清（美）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7、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版。
8、柏杨：《中国人史纲》，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
9、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池子华：《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李春光：《清代名人轶事辑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1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13、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4、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5、隋丽娟：《说慈禧》，中华书局2007年版。
16、孟森：《清代野史-----一个王朝模糊的背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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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851：太平记
太平富贵，是每个人都期望的，但不是每个人生下来都能够享受得到的，正因为如此，世界才分为人间、地狱和天堂。
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即使是穷途末路，大丈夫也不当死于沟壑。既然没有希望改变现状，而苟且偷生的诱惑是如此之小，造反就几乎没有成本。洪秀全豁出去了，他带领的太平军也这样跟着干了。
让人深思的是，洪秀全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我们回眸晚清的中华大地时，看到的往往是英雄豪杰壮志难酬，黎民百姓又常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在造反声浪中，如石达开、李秀成等少年英雄的屡屡涌现，只证明了这个走向衰亡的帝国，人才并不缺乏。
但它又何以走向衰亡呢？
它的答案就是，当一个国家不能满足其黎民基本的发展要求时，太平是梦，天国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2．1、孽龙出海潭自深，山雨欲来风满楼
农民造反，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什么希奇事。洪秀全出山的时代，其实是陈胜吴广、张角黄巢揭竿而起的时代，是李自成、张献忠等枭雄逞强的时代，其实也是中国历史周期率的表现。
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个农业大帝国，在工业化完成之前，财富的积累非常缓慢，国民对土地的依赖严重，但凡遇到大的天灾，加上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必然会有黄巢、张献忠一类的煞星杀出，结果是血流成河，生灵涂炭。通过人口非正常的大量减少并缓解了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后，帝国往往又重新回归平衡，并创造出一个新的朝代。
这种经验，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农业大帝国特有的。但是，在日渐工业化的时代，太平天国这样的农民暴动，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经验的最后挽歌，将永远不会再出现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需要重新来审视这段非同寻常的历史。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十九世纪中叶，此时距离康乾盛世并不遥远，中英鸦片战争也不过十年。道光帝在1850年闭了眼，老爷子一走，帝国立刻就乱了套。
乱世的产生，归根结底，是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晚清面临的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如果我们回推历史就会发现，在清朝以前，中国的人口从来没有超过一个亿。但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特别是雍正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后，“盛世滋生人口永不加赋”，导致人口急剧上升，由清初的不足一个亿，很快发展到乾隆五年（1740年）的两亿，而到了道光时期，中国人口更是到了破天荒的四亿三千万。
以十九世纪中期的农业耕作水平，人均四亩地才能免于饥寒之虞。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来看，清初大约人均6亩，乾隆初期降至4亩，到咸丰元年（1851年），也就是洪秀全造反的那一年，人均耕地不到2亩，而太平军初起的广西，更是只有人均1.1亩！
吃饭问题永远是人类最大的问题。人多地窄，在传统经济模式和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几乎没有任何缓冲的余地。清朝时期，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又是些劳作终年却难得温饱的贫农。面对这种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生存状态，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人生乐趣，而对于那些稍微有点野心，不想终身困苦、死于沟壑的人来说，往往就要铤而走险，集体暴动了。
这时，洪秀全的横空出世，自然和这些人的要求一拍即合。洪秀全虽然不存在生存问题，但多年的应试不第，一次次的击碎了他未来生活的信心和乐趣。而对于杨秀清、萧朝贵等这些一无所有的烧炭党人来说，他们连吃饭都成问题，造反是改变他们命运的好机会，他们的要求当然更为简单而直接。
既然造反的成本如此之低-----苟且偷生不过累死于沟壑，起来造反也只是掉脑袋而已，加上和他们同样情况的人又是如此之多，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当然群起一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马尔萨斯的理论指出，要解决人口膨胀问题，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瘟疫，一个是战争。当然，倘若不想这样解决问题，办法还有两条，一是将多余人口移民海外，所谓殖民主义的方法；二是开发新兴产业，用如开矿办厂等工业化手段来创造新的财富并吸纳富余劳动力。
但令人扼腕的是，前一条即使自明清时就有少量华人前往南洋谋生，但终因政府的禁海政策而无法大量实施；而后一条的成功又需要有工业革命的基础。过去三百多年的历史证明，殖民主义和工业革命正是西欧国家发展壮大并一举超越天朝的两个法宝。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偶然的，但无数的偶然，又形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传统经济条件下民穷财尽的周期律现象，因为平添了一个世界经济的竞争因素，在鸦片战争后更为严重。譬如鸦片战争中，各地方政府往往强迫老百姓捐饷助银，即使是富庶如苏州地区，也有一年所得不够完纳以至于弃田不顾的，何况广西这样的贫瘠之地？
当时的广西情况复杂，汉番杂处。苗人有“生苗”、“熟苗”之分，汉人之间也有土居汉人与客家之别（基本以迁移时间为分别，客家人往往是后迁）。汉番之争，土客之争，地痞流氓，打架杀人，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加上广西土地贫瘠，山多洞广，用李宗仁将军的话来说，就是“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1）
洪秀全本是广东花县人，他舍近求远的跑到邻省广西去造反，一来是因为整个西江流域都说粤语，语言上有所便利；二来也是因为广西远比广州一带贫穷，造反的成本低，条件更为有利。何况，洪秀全的家乡花县距离广州不远，当地的经济文化水平不差，洪秀全想在附近开教授徒，信的人不多。但溯西江而上，跑到地瘠民贫、客家聚居的广西桂平紫荆山一带的话，发动群众就容易多了。
另外，鸦片战争后带来了世界经济的蝴蝶效应。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沿海的通商口岸扩为五口，广州十三行垄断时代的结束和上海的崛起，导致中国外贸进出中心移往长江下游，这种效应看似不为人知，但效果明显显现并扩散。
譬如以江西为例，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以前，中国北方和中部地区的货物，多经赣江翻越大臾岭南下广州，江西在明清时期经济繁荣，可算是物华天宝，人才辈出，贸易通道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口岸，贸易干道移往长江，导致赣江的地位一落千丈。江西可用于发展工业的资源如煤炭钢铁矿产不多，多年来只能固守农业传统，后来修建的京广线又取道湖南，江西经济从此一蹶不振，江西老表们当然热情支持革命，成为红色革命的根据地。
而广西桂平、贵县一带作为广州的腹地，当地必然因广州的衰落而受到影响。譬如南岭深山的客家人，东西江流域的船民，广州衰落往往会导致无货可卖，无货可运等引发失业的严重问题。比如杨秀清等烧炭党人，一旦失业危及生存，这些人的怒气冲天在洪秀全的教导之下，当然要化为揭竿而起！
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恰好在其中起到了组织作用。即使跟着洪天王造反的人未必明白外来宗教的教义，但一旦组织起来，力量就不可小觑了。政府的瘫痪无能，生存环境的艰苦恶劣，不过是给造反的熊熊烈火上添油加薪。
造反前，塑造一个共同的敌人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效的。宗教教义过于遥远，难以理解，但共同的敌人-----满族权贵-----却很具体直接。太平军起事后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渝》，“天下为上帝之天下，满洲为胡虏妖人，肆毒混乱，玷辱中国女子，胁制中国男子。以中国五千余万之众，受制于满洲十万，可谓奇耻。现在皇天震怒，命天王扫除妖孽，廓清中夏。”
洪秀全很聪明，“玷辱中国女子，胁制中国男子”，这句话就足以点燃亿万汉人的怒火。洪秀全直斥满族皇帝为妖，革命对象极为明确，革命火种一旦燃起，如果机缘巧合，必然形成燎原之势。何况，广西民众并不陌生于此类思想，天地会等造反组织不是早已提出 “反清复明”的口号，后来孙中山先生不也接过太平天国的旗帜，大声疾呼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吗？
有意思的是，和太平军、捻军同时发难的天顺王苗沛霖，也曾象洪秀全一样，抱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入仕梦想，但梦想同样被击得粉碎。失落中的苗沛霖，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的愤诗（谭嗣同后来的绝笔大概来源与此），和洪秀全高呼“不穿清朝衣，不做清朝官”，意思基本相同。（2）
同样是造反，苗沛霖的文化水平看来比洪秀全要高出许多。对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和什么基督教洋玩意，他显然是不屑一顾的。他曾经写有一联，讽刺洪秀全和满清王朝，上联是：“什么天主教，敢称天父天兄，丧天伦，灭天理，竟把青天白日搅得天昏，何时伸天讨天威，天才有眼”
下联是：“这些地方官，尽是地痞流氓，暗地鬼，明地人，可怜福地名区闹成地狱，到处抽地丁地税，地也无皮”（3）
国之将亡，一切典章制度都瘫痪到底，内忧外患，一时俱来。苗沛霖的一个对联，说尽了千千万万个洪秀全造反的原因和本质！
注：
（1）、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59页。岳麓书社1999年版。
（2）、苗沛霖诗《秋宵独坐》，转引自池子华：《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第44页。
（3）、转引自池子华：《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第51页。
太平富贵，是每个人都期望的，但不是每个人生下来都能够享受得到的，正因为如此，世界才分为人间、地狱和天堂。
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即使是穷途末路，大丈夫也不当死于沟壑。既然没有希望改变现状，而苟且偷生的诱惑是如此之小，造反就几乎没有成本。洪秀全豁出去了，他带领的太平军也这样跟着干了。
让人深思的是，洪秀全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当我们回眸晚清的中华大地时，看到的往往是英雄豪杰壮志难酬，黎民百姓又常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在造反声浪中，如石达开、李秀成等少年英雄的屡屡涌现，只证明了这个走向衰亡的帝国，人才并不缺乏。
但它又何以走向衰亡呢？
它的答案就是，当一个国家不能满足其黎民基本的发展要求时，太平是梦，天国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2．1、孽龙出海潭自深，山雨欲来风满楼
农民造反，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什么希奇事。洪秀全出山的时代，其实是陈胜吴广、张角黄巢揭竿而起的时代，是李自成、张献忠等枭雄逞强的时代，其实也是中国历史周期率的表现。
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个农业大帝国，在工业化完成之前，财富的积累非常缓慢，国民对土地的依赖严重，但凡遇到大的天灾，加上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必然会有黄巢、张献忠一类的煞星杀出，结果是血流成河，生灵涂炭。通过人口非正常的大量减少并缓解了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后，帝国往往又重新回归平衡，并创造出一个新的朝代。
这种经验，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农业大帝国特有的。但是，在日渐工业化的时代，太平天国这样的农民暴动，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经验的最后挽歌，将永远不会再出现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需要重新来审视这段非同寻常的历史。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十九世纪中叶，此时距离康乾盛世并不遥远，中英鸦片战争也不过十年。道光帝在1850年闭了眼，老爷子一走，帝国立刻就乱了套。
乱世的产生，归根结底，是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晚清面临的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如果我们回推历史就会发现，在清朝以前，中国的人口从来没有超过一个亿。但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特别是雍正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后，“盛世滋生人口永不加赋”，导致人口急剧上升，由清初的不足一个亿，很快发展到乾隆五年（1740年）的两亿，而到了道光时期，中国人口更是到了破天荒的四亿三千万。
以十九世纪中期的农业耕作水平，人均四亩地才能免于饥寒之虞。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来看，清初大约人均6亩，乾隆初期降至4亩，到咸丰元年（1851年），也就是洪秀全造反的那一年，人均耕地不到2亩，而太平军初起的广西，更是只有人均1.1亩！
吃饭问题永远是人类最大的问题。人多地窄，在传统经济模式和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几乎没有任何缓冲的余地。清朝时期，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又是些劳作终年却难得温饱的贫农。面对这种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生存状态，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人生乐趣，而对于那些稍微有点野心，不想终身困苦、死于沟壑的人来说，往往就要铤而走险，集体暴动了。
这时，洪秀全的横空出世，自然和这些人的要求一拍即合。洪秀全虽然不存在生存问题，但多年的应试不第，一次次的击碎了他未来生活的信心和乐趣。而对于杨秀清、萧朝贵等这些一无所有的烧炭党人来说，他们连吃饭都成问题，造反是改变他们命运的好机会，他们的要求当然更为简单而直接。
既然造反的成本如此之低-----苟且偷生不过累死于沟壑，起来造反也只是掉脑袋而已，加上和他们同样情况的人又是如此之多，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当然群起一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马尔萨斯的理论指出，要解决人口膨胀问题，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瘟疫，一个是战争。当然，倘若不想这样解决问题，办法还有两条，一是将多余人口移民海外，所谓殖民主义的方法；二是开发新兴产业，用如开矿办厂等工业化手段来创造新的财富并吸纳富余劳动力。
但令人扼腕的是，前一条即使自明清时就有少量华人前往南洋谋生，但终因政府的禁海政策而无法大量实施；而后一条的成功又需要有工业革命的基础。过去三百多年的历史证明，殖民主义和工业革命正是西欧国家发展壮大并一举超越天朝的两个法宝。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偶然的，但无数的偶然，又形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传统经济条件下民穷财尽的周期律现象，因为平添了一个世界经济的竞争因素，在鸦片战争后更为严重。譬如鸦片战争中，各地方政府往往强迫老百姓捐饷助银，即使是富庶如苏州地区，也有一年所得不够完纳以至于弃田不顾的，何况广西这样的贫瘠之地？
当时的广西情况复杂，汉番杂处。苗人有“生苗”、“熟苗”之分，汉人之间也有土居汉人与客家之别（基本以迁移时间为分别，客家人往往是后迁）。汉番之争，土客之争，地痞流氓，打架杀人，几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加上广西土地贫瘠，山多洞广，用李宗仁将军的话来说，就是“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1）
洪秀全本是广东花县人，他舍近求远的跑到邻省广西去造反，一来是因为整个西江流域都说粤语，语言上有所便利；二来也是因为广西远比广州一带贫穷，造反的成本低，条件更为有利。何况，洪秀全的家乡花县距离广州不远，当地的经济文化水平不差，洪秀全想在附近开教授徒，信的人不多。但溯西江而上，跑到地瘠民贫、客家聚居的广西桂平紫荆山一带的话，发动群众就容易多了。
另外，鸦片战争后带来了世界经济的蝴蝶效应。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沿海的通商口岸扩为五口，广州十三行垄断时代的结束和上海的崛起，导致中国外贸进出中心移往长江下游，这种效应看似不为人知，但效果明显显现并扩散。
譬如以江西为例，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以前，中国北方和中部地区的货物，多经赣江翻越大臾岭南下广州，江西在明清时期经济繁荣，可算是物华天宝，人才辈出，贸易通道在其中起到很大作用。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口岸，贸易干道移往长江，导致赣江的地位一落千丈。江西可用于发展工业的资源如煤炭钢铁矿产不多，多年来只能固守农业传统，后来修建的京广线又取道湖南，江西经济从此一蹶不振，江西老表们当然热情支持革命，成为红色革命的根据地。
而广西桂平、贵县一带作为广州的腹地，当地必然因广州的衰落而受到影响。譬如南岭深山的客家人，东西江流域的船民，广州衰落往往会导致无货可卖，无货可运等引发失业的严重问题。比如杨秀清等烧炭党人，一旦失业危及生存，这些人的怒气冲天在洪秀全的教导之下，当然要化为揭竿而起！
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恰好在其中起到了组织作用。即使跟着洪天王造反的人未必明白外来宗教的教义，但一旦组织起来，力量就不可小觑了。政府的瘫痪无能，生存环境的艰苦恶劣，不过是给造反的熊熊烈火上添油加薪。
造反前，塑造一个共同的敌人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效的。宗教教义过于遥远，难以理解，但共同的敌人-----满族权贵-----却很具体直接。太平军起事后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渝》，“天下为上帝之天下，满洲为胡虏妖人，肆毒混乱，玷辱中国女子，胁制中国男子。以中国五千余万之众，受制于满洲十万，可谓奇耻。现在皇天震怒，命天王扫除妖孽，廓清中夏。”
洪秀全很聪明，“玷辱中国女子，胁制中国男子”，这句话就足以点燃亿万汉人的怒火。洪秀全直斥满族皇帝为妖，革命对象极为明确，革命火种一旦燃起，如果机缘巧合，必然形成燎原之势。何况，广西民众并不陌生于此类思想，天地会等造反组织不是早已提出 “反清复明”的口号，后来孙中山先生不也接过太平天国的旗帜，大声疾呼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吗？
有意思的是，和太平军、捻军同时发难的天顺王苗沛霖，也曾象洪秀全一样，抱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入仕梦想，但梦想同样被击得粉碎。失落中的苗沛霖，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的愤诗（谭嗣同后来的绝笔大概来源与此），和洪秀全高呼“不穿清朝衣，不做清朝官”，意思基本相同。（2）
同样是造反，苗沛霖的文化水平看来比洪秀全要高出许多。对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和什么基督教洋玩意，他显然是不屑一顾的。他曾经写有一联，讽刺洪秀全和满清王朝，上联是：“什么天主教，敢称天父天兄，丧天伦，灭天理，竟把青天白日搅得天昏，何时伸天讨天威，天才有眼”
下联是：“这些地方官，尽是地痞流氓，暗地鬼，明地人，可怜福地名区闹成地狱，到处抽地丁地税，地也无皮”（3）
国之将亡，一切典章制度都瘫痪到底，内忧外患，一时俱来。苗沛霖的一个对联，说尽了千千万万个洪秀全造反的原因和本质！
注：
（1）、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59页。岳麓书社1999年版。
（2）、苗沛霖诗《秋宵独坐》，转引自池子华：《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第44页。
（3）、转引自池子华：《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第51页。
2．2、凡人洪秀全，缘何上梁山
洪秀全当然不是什么天王，跟神仙鬼怪也是风牛马不相及，他的性格特征，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两样。
洪秀全原名洪火秀，广东花县官禄布村人，出生于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1814年），家中兄弟三个，洪秀全排行老三。洪秀全的父亲名叫洪镜扬，家中有几亩地，数头牛，家道还算殷实-----不然家里哪有钱给他读书考秀才？
说到考秀才这件事，是洪秀全心中永远的痛，可算是把他害苦了。小时候的洪秀全还算是聪颖过人，13岁就通过县试当上童生，取得府试考秀才的资格，可就是秀才这道坎，楞把洪童生活活逼上绝路！
但凡读过《范进中举》的朋友，都能体会到古代读书人考学的苦楚。这种苦楚，可比现在考大学、考研究生要厉害得多了！如今小朋友们考上大学、研究生，未必就能找个好工作，但古代要考上秀才，至少可以保证有碗塾师的饭吃；考上举人就有机会进官府任做官或者做个幕僚什么的；要是考上进士甚至点中状元，乖乖，那简直就是一举成名，不得了的事情，不但光宗耀祖，而且有机会入朝为官，施展平生抱负，怪不得古人把“金榜题名”当成是人生三大快事之首。
但现实是残酷的，成千上万的读书人中，能够金榜题名的人是少之又少。我们的洪童生就倒在了最基础的考秀才一关上¬------从16岁那年开始考起，他老人家连考三次，成绩是一次比一次差。最为可恨的是，每次初试，洪童生的名次总在前十，但到复试院考的时候，却总是无一例外地落选。
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好比现在研究生考试，初试名列前茅，复试给刷了下来，心中的愤懑当然是可想而知了。是天意弄人吗？不是。从洪童生留下的诗词作品看来，广州府的主考官绝对是公正的。您要不信，我们可以来看看洪秀全的作品，什么“手提三尺定山河，四海民家共饮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等，言语实在是粗鄙不堪，而其后来在天京更是留下大量的打油诗歌，更是让人喷饭不已（后面有引用）。
和他一起长大并共同参加考学的表弟和后来的战友冯云山，在诗品上比这个洪秀全可要强多了，有诗为证：“孤寒到此把身藏，举目无亲也着忙。执粪生涯来度日，他日得志姓名扬。”“穿山透地不辞劳，到底方知出处高。溪漳焉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冯云山这样的水平都考不上，洪秀全就更别提了。
古代科场上的故事讲都讲不完。40年后，同一个科场来了一个叫康有为的人，他的成绩更加糟糕。洪秀全是四战四北，康有为的成绩还要糟糕，大家姑且猜猜看，他考秀才总共考了几回？
七次，我的天！
我们的康老师在36岁的时候，参加他的第七次府试才中了秀才，随后时来运转，乡试连科及第考上举人，二年后又会试高中，居然当上了进士！更绝的是郑板桥，他是康熙时期的秀才，雍正时期的举人，到了乾隆时才考上进士！这还是幸运的，古代多少读书人穷经皓首，最后连个秀才举人都没混上的，多了去了！
据后人总结，县试考童生，府试考秀才，最重要的是文才要好。正因为如此，文才出众、“笔端常带感情”的梁启超才会在12岁就考上秀才，17岁就中了举人。康老师的问题是，有学问无文采，但一旦通过府试，上升空间就很大了。就我们洪童生当时的文笔，您要说他考不上冤，我看一点都不冤。
屡屡落第的洪秀全，没有康老师那样的耐性，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他继续光读书，不干活。这对洪秀全来说，真可谓是雪上加霜，对这个狗屁考试和满清政府更是恨得牙痒痒。他满腔怒火的发誓：“再也不考清朝试，再也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
最后还真让他做到了。打下天京后，洪秀全果然自己开科取士。只可惜，洪秀全因考不上秀才而恨上孔老夫子，到处要砸孔庙，烧儒书，那些自小熟读孔孟之书的士子们，那敢前来赶考，避之还唯恐不及呢？！
说到对孔庙不敬，洪秀全并不是近代历史第一人。据清人笔记《栖霞阁野乘》里说，明末清初的著名书评家金圣叹，因为对文字狱的愤恨，就曾带领学生哭孔庙，并大喊“孔夫子死了”等乖戾之语，结果被关进监狱。据说他儿子带着莲子和梨来看他，他写下“莲（怜）子内心苦,梨（离）儿腹中酸”两名句，一语双关。最后，一辈子玩世不恭的金大师干脆把幽默进行到底，当他被刽子手砍掉脑袋后，居然从其左耳滚出一纸团，上书“好”；右耳也滚出一纸团，上书“痛”！果然“好痛！”
洪秀全当然没有那样的洒脱，考试的失败让他得了一场大病，四十多天里高烧不止。在昏迷当中，洪秀全做了一个梦，梦中看到黄衣童子来到他床前，并把他用轿子抬到天堂，看见一个身着龙袍、留着金色胡须的威严长者，并将他的肚腹剖开，把污秽的内脏洗涤后重新缝入------大概是基督教中的赎罪和洗礼？
随后这个身材高大的长者，自称是他的父亲，并告诉他妖魔祸害人间百姓的种种行径，要洪秀全去与妖魔决战，于是洪秀全舞着宝剑，杀向人间，他的兄长耶酥则手捧金印，发出火光，令妖魔丧胆。
昏迷中的洪秀全，由此经常高呼“杀妖！”“杀妖！”家人都以为他得了神经病，大为惊恐。后人常常以为这个梦是洪秀全和冯云山为了欺骗会众而编出的一个神话，但从洪秀全多次引用来看，他可能的确是做过这样一个梦，梦的原型，可能来自于他曾经浏览过的一本宗教小册子，他当时看后可能没太在意。人难免会发烧，发烧会梦见东西，本是不希奇的事情，洪秀全这次得病可谓是劫后余生，对梦见的东西深信不疑，也属正常。
高烧退后，洪秀全却又重新平静下来，拿起儒家课本准备再次赶考。但很不幸的是，第四次又告落榜。自此以后，洪秀全对科举考试彻底死心。1843年他联合好友冯云山和堂弟洪仁玕，创立了“拜上帝会”，自行洗礼入教后，又干出一番敲砸孔圣人牌位的大胆行动。但是，这样的行为害得洪秀全连塾师的饭碗也给砸了。
宗教的力量是巨大的。丢了饭碗后，洪秀全便和冯云山离开老家，到在广州一带开始了一边贩卖笔砚，一边传教的游历活动。但在洪秀全意料之外的是，由于广州一带的经济文化水平较高，他们的宗教理论被视为异端邪说，根本就吸引不了人。
失望之余，二人决定溯西江而上，去广西继续发展。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夏天，两人来到到了洪秀全的表兄王盛均所在的贵县赐谷村传教。但由于他们为了宣传上帝，把当地祭祀的“土神”给砸了，引起当地人的共愤，结果二人只好狼狈的离开，洪秀全灰心丧气，返回了老家花县。
和洪秀全不同的是，冯云山是个实干家，为人坚忍不拔，凡事都不肯轻言放弃。在洪秀全返回老家后，冯云山继续留在广西桂平一带，一边教书糊口，一边积极传教，教化了杨秀青、萧朝贵等大批革命骨干，创下了革命的根据地。
当然，洪秀全回到花县也没闲着，他在这两年多时间里，一边教书，一边日夜不停的进行理论创造工作，写出了太平天国运动的“老三篇”：《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后来创作完成的），为后来的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依据。
但洪秀全真懂基督教吗？未必。洪天王最初的理论依据，来自于一本名叫《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是一个叫粱发的中国人所写。梁发本人原只是一个印刷工人，本识字不多，后因为帮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印刷《圣经》而后皈依入了基督教，成为中国本土的第一个华人牧师。后来，水平得到提高的梁牧师就自己写了《劝世良言》这本小册子，其中主要是圣经的原文和梁牧师的学习体会，比较适合初学者。
洪秀全最后也意识到自己的理论水平不行，1847年他到香港向美国牧师罗孝全学习，看到了真正的圣经。但当他向罗孝全讲述了他奇异的梦后，这个美国牧师听后去拒绝给他施洗礼，让洪天王没能做成真正的基督徒。
那罗牧师为什么会拒绝给洪秀全施洗礼呢？原因就是那个梦。当罗牧师听到洪秀全自称梦中上帝称他为儿子的时候，大为惊骇，认为这根本就是一种玷污上帝的异端思想，完全没有达到基督徒最基本的要求。最可恼的是，在洪秀全的主持下，天父上帝后来又添了几个儿子，如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等，甚至还有个女婿西王萧朝贵，如果上帝知道了，不被气得吐血才怪呢？
洪秀全宗教理论最大的硬伤是不懂基督教的“三位一位”说。所谓“三位一位”，指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并非是分开的三个神。洪秀全说自己梦中见到天父和天兄，并自称自己是天父的小儿子，这反映了他不仅是不懂这个理论，而根本就是对上帝大不敬的忤逆思想。
不过，话说回来，要怪只能怪梁发那个《劝世良言》小册子没有讲清楚，洪秀全见到小册子里说“救世主天兄耶稣赎罪功劳”，就以为“三位一体”是三个人，并把自己当成上帝的小儿子也给列了进去。幸好这是在中国，要是在中世纪的欧洲，洪秀全这样胡说八道非被当成异端烧死不可。
不仅如此，洪秀全的拜上帝教还对基督教的仪式作了中国化的改进。比如拜上帝教的布道，洪秀全就结合了中国特色的道士作法，把布道的文稿当众焚烧，装神弄鬼的，甚至鸣放鞭炮，弄得热热闹闹，倒也蛮吸引人的。后来由布道衍化出来的“讲道理”活动，更是形式多样，五花八门，中国特色非常明显。
最要命的是，基督教主张逆来顺受，并不强调斗争，洪秀全却动辄说要“斩邪留正”，斩杀“清妖”，和真正的基督教相去十万八千里。更为搞笑的是，洪秀全居然不知道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圣诞节，太平天国也从来没有过圣诞节。相反，他倒是创立了一些独有的节日，如“爷降节”、“东王升天节”、“哥降节”等，实在是让欧洲的基督教会大大的跌破眼镜。
当然，洪秀全独创的“教义”也不是一无是处，还是有些好东西的，比如劝诫戒酒戒鸦片，有诗为证：“炼食洋烟最颠狂，如今多少英雄汉，多被烟枪自打伤；即如好酒亦非正，成家宜戒败家汤。请观桀纣君天下，铁桶江山为酒亡。”
虽然洪秀全的教义不是那么的正宗，但也足以奠定了他“拜上帝会”理论家和精神领袖的地位了。于是洪秀全离开香港，返回广西和冯云山会合，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短短三年时间，冯云山已经在紫荆山打开局面，开创了革命的新天地，并拥有了近三千的信教会众。
洪秀全最为人指责的是，他自己在《原道醒世训》里宣传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但是，说的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这个污点，不是靠刷点石灰就可以抹去的。
太平天国里等级森严，特权现象极为严重。虽说人人平等，但在圣库制度下，高层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当然是“无处不饱暖”，但下面的会众却一无所有，过集体供应的生活。在革命早期，甚至还别男女，会众连娶老婆组建家庭都在禁止之列，而天王、东王等人却拥有众多的妻妾，甚至连十岁的小天王都拥有四个老婆。
太平天国说“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妇女的大脚是解放了，但目的是去干活和行军打仗，这样的解放，广大妇女同志未必满意。更为恶劣的是，有时候甚至拿妇女作为赏赐品，赏给那些打仗出力的人。
据《江南春梦笔记》中记载，洪秀全的天王府里有爱娘、嬉娘、妙女、姣女等16个名位共208人，24个王妃名下又有姹女、元女等7个名位共960人，光妃嫔就有1168人。加上宫中服役的女官，总计有2300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天王一个男人。
据说天王府也曾经尝试用太监，但阉割太监是高难度的技术活，结果阉了八十个，死掉七十七个，剩下的三个都成了废人，只好作罢。至于其他男性，天朝门外有诏：“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云雪中！”（太平军称呼刀剑为“云中雪”）
这些可怜的女人们进宫后，除了给洪天王提供各种全方位的服务外，首先要熟悉以下杖责戒律：“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夫主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说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嘴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甚至“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
洪天王还喜新厌旧，到了美女如云的江南后，开始嫌那些广西来的乡下老姊妹们粗鲁、脏污，训斥她们说：“耕田婆有耕田样，天堂人物好威仪，尔们想做真月亮，到今还不晓提理！”“跟主不上永不上，永远不得见太阳！面突乌骚身腥臭，嘴饿臭化烧硫磺！”甚至听见老姊妹们高声说话，天王也要斥责：“娇娥美女娇声贵，因何似狗吠城边？”
一旦后宫妇女犯错，处罚起来也没轻的，“打开知错是单重，打不知错是双重，单重打过罪消融，双重雪（刀）下罪难容！”天王府里顶撞天王，至死不认错的人，往往要受到五马分尸或者点天灯的酷刑。
洪秀全住的天王府，由原两江总督衙门改建，规模宏大，方圆近十里，从1853年建到1861年，才完工一半。东王府也不示弱，杨秀清的床上珍珠结帐，杂以宝石，穷奢极欲。（1）洪天王在宫中“苑内游行真快活，百鸟作乐和车声，”自从1853年进了天王府后，除了有一次被逼去东王府给杨秀清封万岁外，就从没有出过天王府，一直到死。在女儿国中如此快活，怪不得后来天京危急时李秀成请求“让城别走”，洪天王死也不肯答应的。
人性的弱点，在洪秀全身上暴露无遗。
洪秀全不是什么天王，真实的洪秀全只是个普通凡人，人有的一切弱点他都有。后人只有以凡人之心去度量洪秀全，才不会过分颂扬和拔高，也不至于会感到受了欺骗，从而愤懑的辱骂和指责了。
注：（1）、沈渭滨主编：《天国寻踪》，第9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
洪秀全当然不是什么天王，跟神仙鬼怪也是风牛马不相及，他的性格特征，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两样。
洪秀全原名洪火秀，广东花县官禄布村人，出生于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1814年），家中兄弟三个，洪秀全排行老三。洪秀全的父亲名叫洪镜扬，家中有几亩地，数头牛，家道还算殷实-----不然家里哪有钱给他读书考秀才？
说到考秀才这件事，是洪秀全心中永远的痛，可算是把他害苦了。小时候的洪秀全还算是聪颖过人，13岁就通过县试当上童生，取得府试考秀才的资格，可就是秀才这道坎，楞把洪童生活活逼上绝路！
但凡读过《范进中举》的朋友，都能体会到古代读书人考学的苦楚。这种苦楚，可比现在考大学、考研究生要厉害得多了！如今小朋友们考上大学、研究生，未必就能找个好工作，但古代要考上秀才，至少可以保证有碗塾师的饭吃；考上举人就有机会进官府任做官或者做个幕僚什么的；要是考上进士甚至点中状元，乖乖，那简直就是一举成名，不得了的事情，不但光宗耀祖，而且有机会入朝为官，施展平生抱负，怪不得古人把“金榜题名”当成是人生三大快事之首。
但现实是残酷的，成千上万的读书人中，能够金榜题名的人是少之又少。我们的洪童生就倒在了最基础的考秀才一关上¬------从16岁那年开始考起，他老人家连考三次，成绩是一次比一次差。最为可恨的是，每次初试，洪童生的名次总在前十，但到复试院考的时候，却总是无一例外地落选。
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好比现在研究生考试，初试名列前茅，复试给刷了下来，心中的愤懑当然是可想而知了。是天意弄人吗？不是。从洪童生留下的诗词作品看来，广州府的主考官绝对是公正的。您要不信，我们可以来看看洪秀全的作品，什么“手提三尺定山河，四海民家共饮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等，言语实在是粗鄙不堪，而其后来在天京更是留下大量的打油诗歌，更是让人喷饭不已（后面有引用）。
和他一起长大并共同参加考学的表弟和后来的战友冯云山，在诗品上比这个洪秀全可要强多了，有诗为证：“孤寒到此把身藏，举目无亲也着忙。执粪生涯来度日，他日得志姓名扬。”“穿山透地不辞劳，到底方知出处高。溪漳焉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冯云山这样的水平都考不上，洪秀全就更别提了。
古代科场上的故事讲都讲不完。40年后，同一个科场来了一个叫康有为的人，他的成绩更加糟糕。洪秀全是四战四北，康有为的成绩还要糟糕，大家姑且猜猜看，他考秀才总共考了几回？
七次，我的天！
我们的康老师在36岁的时候，参加他的第七次府试才中了秀才，随后时来运转，乡试连科及第考上举人，二年后又会试高中，居然当上了进士！更绝的是郑板桥，他是康熙时期的秀才，雍正时期的举人，到了乾隆时才考上进士！这还是幸运的，古代多少读书人穷经皓首，最后连个秀才举人都没混上的，多了去了！
据后人总结，县试考童生，府试考秀才，最重要的是文才要好。正因为如此，文才出众、“笔端常带感情”的梁启超才会在12岁就考上秀才，17岁就中了举人。康老师的问题是，有学问无文采，但一旦通过府试，上升空间就很大了。就我们洪童生当时的文笔，您要说他考不上冤，我看一点都不冤。
屡屡落第的洪秀全，没有康老师那样的耐性，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他继续光读书，不干活。这对洪秀全来说，真可谓是雪上加霜，对这个狗屁考试和满清政府更是恨得牙痒痒。他满腔怒火的发誓：“再也不考清朝试，再也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
最后还真让他做到了。打下天京后，洪秀全果然自己开科取士。只可惜，洪秀全因考不上秀才而恨上孔老夫子，到处要砸孔庙，烧儒书，那些自小熟读孔孟之书的士子们，那敢前来赶考，避之还唯恐不及呢？！
说到对孔庙不敬，洪秀全并不是近代历史第一人。据清人笔记《栖霞阁野乘》里说，明末清初的著名书评家金圣叹，因为对文字狱的愤恨，就曾带领学生哭孔庙，并大喊“孔夫子死了”等乖戾之语，结果被关进监狱。据说他儿子带着莲子和梨来看他，他写下“莲（怜）子内心苦,梨（离）儿腹中酸”两名句，一语双关。最后，一辈子玩世不恭的金大师干脆把幽默进行到底，当他被刽子手砍掉脑袋后，居然从其左耳滚出一纸团，上书“好”；右耳也滚出一纸团，上书“痛”！果然“好痛！”
洪秀全当然没有那样的洒脱，考试的失败让他得了一场大病，四十多天里高烧不止。在昏迷当中，洪秀全做了一个梦，梦中看到黄衣童子来到他床前，并把他用轿子抬到天堂，看见一个身着龙袍、留着金色胡须的威严长者，并将他的肚腹剖开，把污秽的内脏洗涤后重新缝入------大概是基督教中的赎罪和洗礼？
随后这个身材高大的长者，自称是他的父亲，并告诉他妖魔祸害人间百姓的种种行径，要洪秀全去与妖魔决战，于是洪秀全舞着宝剑，杀向人间，他的兄长耶酥则手捧金印，发出火光，令妖魔丧胆。
昏迷中的洪秀全，由此经常高呼“杀妖！”“杀妖！”家人都以为他得了神经病，大为惊恐。后人常常以为这个梦是洪秀全和冯云山为了欺骗会众而编出的一个神话，但从洪秀全多次引用来看，他可能的确是做过这样一个梦，梦的原型，可能来自于他曾经浏览过的一本宗教小册子，他当时看后可能没太在意。人难免会发烧，发烧会梦见东西，本是不希奇的事情，洪秀全这次得病可谓是劫后余生，对梦见的东西深信不疑，也属正常。
高烧退后，洪秀全却又重新平静下来，拿起儒家课本准备再次赶考。但很不幸的是，第四次又告落榜。自此以后，洪秀全对科举考试彻底死心。1843年他联合好友冯云山和堂弟洪仁玕，创立了“拜上帝会”，自行洗礼入教后，又干出一番敲砸孔圣人牌位的大胆行动。但是，这样的行为害得洪秀全连塾师的饭碗也给砸了。
宗教的力量是巨大的。丢了饭碗后，洪秀全便和冯云山离开老家，到在广州一带开始了一边贩卖笔砚，一边传教的游历活动。但在洪秀全意料之外的是，由于广州一带的经济文化水平较高，他们的宗教理论被视为异端邪说，根本就吸引不了人。
失望之余，二人决定溯西江而上，去广西继续发展。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夏天，两人来到到了洪秀全的表兄王盛均所在的贵县赐谷村传教。但由于他们为了宣传上帝，把当地祭祀的“土神”给砸了，引起当地人的共愤，结果二人只好狼狈的离开，洪秀全灰心丧气，返回了老家花县。
和洪秀全不同的是，冯云山是个实干家，为人坚忍不拔，凡事都不肯轻言放弃。在洪秀全返回老家后，冯云山继续留在广西桂平一带，一边教书糊口，一边积极传教，教化了杨秀青、萧朝贵等大批革命骨干，创下了革命的根据地。
当然，洪秀全回到花县也没闲着，他在这两年多时间里，一边教书，一边日夜不停的进行理论创造工作，写出了太平天国运动的“老三篇”：《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后来创作完成的），为后来的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依据。
但洪秀全真懂基督教吗？未必。洪天王最初的理论依据，来自于一本名叫《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是一个叫粱发的中国人所写。梁发本人原只是一个印刷工人，本识字不多，后因为帮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印刷《圣经》而后皈依入了基督教，成为中国本土的第一个华人牧师。后来，水平得到提高的梁牧师就自己写了《劝世良言》这本小册子，其中主要是圣经的原文和梁牧师的学习体会，比较适合初学者。
洪秀全最后也意识到自己的理论水平不行，1847年他到香港向美国牧师罗孝全学习，看到了真正的圣经。但当他向罗孝全讲述了他奇异的梦后，这个美国牧师听后去拒绝给他施洗礼，让洪天王没能做成真正的基督徒。
那罗牧师为什么会拒绝给洪秀全施洗礼呢？原因就是那个梦。当罗牧师听到洪秀全自称梦中上帝称他为儿子的时候，大为惊骇，认为这根本就是一种玷污上帝的异端思想，完全没有达到基督徒最基本的要求。最可恼的是，在洪秀全的主持下，天父上帝后来又添了几个儿子，如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等，甚至还有个女婿西王萧朝贵，如果上帝知道了，不被气得吐血才怪呢？
洪秀全宗教理论最大的硬伤是不懂基督教的“三位一位”说。所谓“三位一位”，指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并非是分开的三个神。洪秀全说自己梦中见到天父和天兄，并自称自己是天父的小儿子，这反映了他不仅是不懂这个理论，而根本就是对上帝大不敬的忤逆思想。
不过，话说回来，要怪只能怪梁发那个《劝世良言》小册子没有讲清楚，洪秀全见到小册子里说“救世主天兄耶稣赎罪功劳”，就以为“三位一体”是三个人，并把自己当成上帝的小儿子也给列了进去。幸好这是在中国，要是在中世纪的欧洲，洪秀全这样胡说八道非被当成异端烧死不可。
不仅如此，洪秀全的拜上帝教还对基督教的仪式作了中国化的改进。比如拜上帝教的布道，洪秀全就结合了中国特色的道士作法，把布道的文稿当众焚烧，装神弄鬼的，甚至鸣放鞭炮，弄得热热闹闹，倒也蛮吸引人的。后来由布道衍化出来的“讲道理”活动，更是形式多样，五花八门，中国特色非常明显。
最要命的是，基督教主张逆来顺受，并不强调斗争，洪秀全却动辄说要“斩邪留正”，斩杀“清妖”，和真正的基督教相去十万八千里。更为搞笑的是，洪秀全居然不知道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圣诞节，太平天国也从来没有过圣诞节。相反，他倒是创立了一些独有的节日，如“爷降节”、“东王升天节”、“哥降节”等，实在是让欧洲的基督教会大大的跌破眼镜。
当然，洪秀全独创的“教义”也不是一无是处，还是有些好东西的，比如劝诫戒酒戒鸦片，有诗为证：“炼食洋烟最颠狂，如今多少英雄汉，多被烟枪自打伤；即如好酒亦非正，成家宜戒败家汤。请观桀纣君天下，铁桶江山为酒亡。”
虽然洪秀全的教义不是那么的正宗，但也足以奠定了他“拜上帝会”理论家和精神领袖的地位了。于是洪秀全离开香港，返回广西和冯云山会合，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短短三年时间，冯云山已经在紫荆山打开局面，开创了革命的新天地，并拥有了近三千的信教会众。
洪秀全最为人指责的是，他自己在《原道醒世训》里宣传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但是，说的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这个污点，不是靠刷点石灰就可以抹去的。
太平天国里等级森严，特权现象极为严重。虽说人人平等，但在圣库制度下，高层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当然是“无处不饱暖”，但下面的会众却一无所有，过集体供应的生活。在革命早期，甚至还别男女，会众连娶老婆组建家庭都在禁止之列，而天王、东王等人却拥有众多的妻妾，甚至连十岁的小天王都拥有四个老婆。
太平天国说“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妇女的大脚是解放了，但目的是去干活和行军打仗，这样的解放，广大妇女同志未必满意。更为恶劣的是，有时候甚至拿妇女作为赏赐品，赏给那些打仗出力的人。
据《江南春梦笔记》中记载，洪秀全的天王府里有爱娘、嬉娘、妙女、姣女等16个名位共208人，24个王妃名下又有姹女、元女等7个名位共960人，光妃嫔就有1168人。加上宫中服役的女官，总计有2300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天王一个男人。
据说天王府也曾经尝试用太监，但阉割太监是高难度的技术活，结果阉了八十个，死掉七十七个，剩下的三个都成了废人，只好作罢。至于其他男性，天朝门外有诏：“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云雪中！”（太平军称呼刀剑为“云中雪”）
这些可怜的女人们进宫后，除了给洪天王提供各种全方位的服务外，首先要熟悉以下杖责戒律：“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夫主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说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嘴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甚至“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
洪天王还喜新厌旧，到了美女如云的江南后，开始嫌那些广西来的乡下老姊妹们粗鲁、脏污，训斥她们说：“耕田婆有耕田样，天堂人物好威仪，尔们想做真月亮，到今还不晓提理！”“跟主不上永不上，永远不得见太阳！面突乌骚身腥臭，嘴饿臭化烧硫磺！”甚至听见老姊妹们高声说话，天王也要斥责：“娇娥美女娇声贵，因何似狗吠城边？”
一旦后宫妇女犯错，处罚起来也没轻的，“打开知错是单重，打不知错是双重，单重打过罪消融，双重雪（刀）下罪难容！”天王府里顶撞天王，至死不认错的人，往往要受到五马分尸或者点天灯的酷刑。
洪秀全住的天王府，由原两江总督衙门改建，规模宏大，方圆近十里，从1853年建到1861年，才完工一半。东王府也不示弱，杨秀清的床上珍珠结帐，杂以宝石，穷奢极欲。（1）洪天王在宫中“苑内游行真快活，百鸟作乐和车声，”自从1853年进了天王府后，除了有一次被逼去东王府给杨秀清封万岁外，就从没有出过天王府，一直到死。在女儿国中如此快活，怪不得后来天京危急时李秀成请求“让城别走”，洪天王死也不肯答应的。
人性的弱点，在洪秀全身上暴露无遗。
洪秀全不是什么天王，真实的洪秀全只是个普通凡人，人有的一切弱点他都有。后人只有以凡人之心去度量洪秀全，才不会过分颂扬和拔高，也不至于会感到受了欺骗，从而愤懑的辱骂和指责了。
注：（1）、沈渭滨主编：《天国寻踪》，第9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
2．3、湖广挡不住，一路下金陵
冯云山在紫荆山的努力，对后来太平天国的建立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譬如太平天国的早期领导，如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等，就都是冯云山发现并培养出来的。
后来成为太平天国东王和西王的杨秀清、萧朝贵，本是紫荆山里的烧炭党人。杨秀清孤儿出身，成年后以烧炭为生，生活极其困苦。萧朝贵是跟随杨秀清的一个小伙计，此人性情凶悍，相貌既凶且丑，但为人忠心耿耿，刚勇过人，打仗时冲锋陷阵，没有丝毫的畏惧。
东王杨秀清，其本人身材矮瘦，体格虚弱，一个眼睛还有毛病，但此人智商很高，志向远大，为人豪侠仗义，实则为乱世弃用的草莽英雄。但如果不是有洪秀全和冯云山的话，这些社会弃民估计还是死于沟壑而不为人所知----诸多的太平军英雄何尝不是如此？
拜上帝教最开始的斗争，是在紫荆山一带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偶像捣毁运动。当时的广西，各种势力、各种矛盾纷合交错，拜上帝教为树立上帝的威信而捣毁其他偶像，势必影响到其他势力的威信，因而也遭到了其他势力的反感。
这时，乡绅王作新看不下去了，于是就向当地官府告发了冯云山及拜上帝教，结果导致冯云山和会徒卢六（后死于狱中）被抓走关进县牢。洪秀全得了消息后，急忙赶到广州找当年他求教过的牧师罗孝全，试图通过他来影响两广总督以营救冯云山，但由于当时两广总督调任未果。
不过，后来在杨秀清的主持下，会众的穷哥们筹了一笔钱去贿赂官府，官府接受贿赂以后，判定冯云山“并无为匪不法情事”，但认为他“无籍游荡”，影响到地方的安定团结，于是派差役将冯云山押送回原籍花县管束。
殊为搞笑的是，冯云山用三寸不烂之舌，在路上成功说服并让两个解差加入了拜上帝会。记得《大话西游》里，唠唠叨叨的唐僧对牛魔王的手下说：“你妈贵姓啊？我只是想在临死前交个朋友”，最后把牛魔王的手下给彻底逼疯了，看来冯云山的嘴上工夫和《大话西游》里的唐僧有得一拼，这三年来他在紫荆山发展会众三四千人，断断不是吹牛的。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拜上帝会的主要领导冯云山被抓走、精神领袖洪秀全远走他乡的时候，会众们害怕官府迫害，人心惶惶，这时候，紫荆山烧炭党领袖兼拜上帝会的高管杨秀清和萧朝贵站了出来，他俩利用当地的降僮巫术，为大家演出了一场“天父、天兄”附身的好戏。
说到降僮巫术，也叫降神，现在已经不太多见，但在南方一些偏僻的小山村里，还是有巫婆神汉存在的------越是落后的地方，就越有人相信这些东西。笔者小时候也见过此类表演，往往开头是巫婆在那里默坐冥想，继而突然跃起，手舞足蹈，披头散发，嘴里还念念有词，并且换声说话，形同两人在交流，但旁观者又往往不知其所云。
乡下倘若有小孩子哭闹，几日不止的，家长往往也会请来巫婆，每到傍晚，夜色渐暗，荒野旷郊里就会传来巫婆的喊声“回来吧、回来吧”的喊魂声，听来毛骨悚然，非常可怖，在笔者童年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类降神通神的迷信表演，在后来的义和团更是发扬光大，几乎人人可以通神，人人皆会此术。只可惜，义和团大师兄们在洋人的长枪大炮面前哗啦啦的倒下，惨重的失败导致中国神术遭到国内外人士普遍的怀疑。尽管现代人对这些古老的东西是嗤之以鼻，但笔者倒认为，这类东西可能就像气功一样，究竟有无科学道理，恐怕还要科学研究验证，不能简单的指责为迷信了事。
回头说杨秀清和萧朝贵的降神把戏。在拜上帝会群龙无首兼之会众们文化水平低下的状况下，杨秀清和萧朝贵两人一前一后，咣当一声的摔倒在地，随后又一个鲤鱼打滚，挺身而起，神色肃穆，自称为“天父天兄”，让会众们不要慌张------这时的拜上帝会，最需要的就是有人勇敢的站出来。（1）
这一切，洪秀全和冯云山都蒙在鼓里。当他俩返回紫荆山的时候，发现杨秀清和萧朝贵已经利用“天父天兄”的身份，树立了在会众中的威信，而此时洪、冯两人为官府迫害，不便公开活动，只能暂时依靠杨、萧两人来出面主持组织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投鼠忌器，不可能撕破脸皮揭发杨秀清和萧朝贵是在假传圣言，因为揭发他们的把戏也就意味着自己一直念叨的神梦也可能被人怀疑。
无奈之下，洪秀全只好违心认了这从天而降的“老爸和老哥”，承认了杨、萧“天父天兄”代言人的特殊身份。这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拜上帝会的权力结构由洪、冯的一元控制模式，已经悄悄的变成了杨萧与洪冯的二元组合模式，这为后来“天京事变”的权力斗争埋下了重要伏笔。
再来看一下太平军起事前的国内局势。1850年2月，道光老爷子去世，民间盛传“清尽明复，天下大乱”，当时的广西也是风声鹤唳，谣言四起，当时就有三合会、天地会首先发难，并逼近桂林。几乎与此同时，拜上帝会也开始号召各地会众，前来桂平县金田村“团营”。
不信教的人，往往无法理解宗教强大的号召力。所谓“团营”，就是各地拜上帝会的会众变卖自己所有家产，携家带口，前往桂平县金田村聚合，一时间竟然有数万人之多。促成团营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广西当地愈演愈烈的村落间械斗，特别的客家人和当地人的争斗，这也导致大量会众下决心离开原住地，前往金田村。
说到村落间的械斗，此乃中古遗风，特别在地方政府软弱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中国的乡村，村和村之间大多毗连而居，人口的增多导致资源紧张，常常会发生争水或争山之类的事端，官府如果没有能力调解或者偏袒一方的话，受到损害的村庄将会联合起来自保，不服管束，一旦械斗起来，虽然武器都是些锄头扁担，也往往会打个头破血流。这种事情，笔者小时候都曾经见过，那还是不远前的上世纪80年代咧。
根据《石达开自述》里说，当时首先率众而来的贵县石达开，就是因为“道光二十九年，因本县（贵县）土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才同率领会众上千人，又沿路收容了四五千的客家人，来到了金田村，成为太平天国的原始股民。
其他大股入伙的也不少，除去金田本部会众二千人外（多为金田村地主韦昌辉的力量），另有紫荆山一带烧炭党人近三千（杨秀清、萧朝贵的力量），秦日纲在贵县龙山招募的矿工上千人，黄文金收容的客家武装上千人。这些能征善战的广西老战士，后来都成了革命最重要的班底，其中特别以客家人最为强悍。
此时的洪秀全、冯云山为避开官方的注意，匿居在平南县，这也隐喻了太平天国未来的不稳定------洪秀全多作为一个精神领袖出现，而武装力量大都为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人控制，彼此山头明显。特别是杨秀清和萧朝贵，经常借“天父天兄”为名屡屡下凡，挟洪秀全以令诸侯，势力更为强大。
当时的北京政府对于广西的乱象并不了解，在广西巡抚向朝廷的奏报里，根本就没有提及拜上帝会。朝廷后来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剿灭乱贼，对象是天地会而不是拜上帝会，更不知道洪秀全是何许人也。但这次清廷是看走了眼了。
不过，这对于太平军的发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太平军一来躲避了过早的打击，二来被官军打散的其他会党可以吸收进来，如后来的猛将罗大纲。说来有趣，当时罗大纲和天地会的同事张嘉祥（后改名为张国梁）一起来投拜上帝会，但却因拜上帝会只尊崇上帝，指斥他神而最后掉头而去，投向了清军的怀抱，并在围困天京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此看来，太平天国的一元信仰也是有利有弊，它既保证了会众的忠诚度，如在天京事变中，天王府的女兵们不顾性命，誓死保卫天王------没有信仰，一群女人怎能做到？但是，这同样也导致了天地会、捻军、和前面提到的苗沛霖等人志同而道不合，无法齐心合力的联合起来反清。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日造反，终身为贼。对于这时的洪秀全等人来说，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了。拜上帝会会众向金田村团营的途中，屡次和地方团练发生激烈冲突，影响也越来越大，加上聚集在金田的会众日益增多，势力必然要向外扩张，不然连这上万人的口粮问题都无法解决。
于是，杨秀清就派出数千人马向思旺墟驻扎的清军开战，一举端掉这个潜在的威胁，并乘机把洪秀全从平南迎回了金田。但胜利有时候也会带来麻烦，地方的正规军和壮勇团练闻讯后纷纷杀向金田，意图剿灭革命的火种。但他们大概还不知道太平军是只厉害老虎，一下就被太平军杀得落花流水，兵翻马仰，连清将伊克坦布也丧了命。
这一仗打得痛快淋漓，于是在洪秀全的生日那一天（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金田村自称天王，并宣布建立“太平天国”。只可惜金田村太小，装不下整个天国，加上会众越来越多，清军围剿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拜上帝会的会众（后面改称太平军）在建“天国”后的第三天，杀出金田村，从此一去而不复返，终于将革命的大幕隆重拉开了。
太平军和其他起义军不同的是，其会众有着极为坚定的宗教信仰，人人报着为建立天国而奋斗的信念，这些人并变卖家产交给圣库，背井离乡、拖家带口的来到金田村，并且同食同穿，统一过战时共产主义生活，这要没有高度的信仰是很难做到的。
早期的太平军讲纪律，战斗力强，组织严密，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各置伍长、两司马、卒长、旅帅、师帅、军帅；军帅之上为监军、总制、将军、指挥、检点、丞相、主将、军师。（2）虽然这样的编制有点理想主义，但还颇为管用。
离开金田村后，太平军数万人的粮食供应很成问题，由此也放弃了占领的第一个据点江口圩，西向转移到武宣东乡。在此，洪秀全对外号称天王，并分封五军主将，也就是后来分封五王的基础。洪秀全称“天王”后，虽有小胜，但围剿的清军也越来越多，并开始采取“坐战之法”，围困太平军。此种战法后来被曾国藩等人发展成为“长围坐战法”，成为湘军的主要战法之一。
同样是因为粮食短缺问题，太平军又从东乡突围，直趋象州，7月份又奔往桂平的新墟，在这里遇到清将向荣、周天爵等人的拦截，加上钦差大臣赛尚阿的生力军杀到，太平军被杀死伤无数，纵然杨秀清、萧朝贵三次倒地下凡，以“天父”、“天兄”助战来鼓励大家，但最终还是大败，被迫突围而走。
9月，太平军攻克永安州（今蒙城县），这是太平军攻克的第一个“大城市”，此时的太平军已有近四万之众。在这里，太平军滞留了半年多，进行政权建设。洪秀全论功行赏，下诏封五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四王“俱受东王节制”。事实上，这就形成了准二元的王制，洪秀全有点类似于虚君（精神领袖），实权掌握在东王杨秀清手里。
小小永安城，一下来了一个天王、五个王爷，真是不得了。当时的洪秀全虚岁不过四十，杨秀清刚满三十，石达开大概二十岁还不到，也是极品。至于东南西北四王各管四方，加上个天上的翼王，这种理想化的封王，很难说是天国的宗教特色，还是洪秀全说书看多了。
在永安州半年多的相持中，清军使用围困之法，断了太平军的饷道，太平军粮食吃尽，只得在一个风雨大作的夜晚再次突围。在突围中，大败追赶的清军，杀掉清军四个总兵并导致上千清军伤亡，士气大振，便向北进发，杀奔桂林。
古代兵书说，“哀兵莫追，流寇难防”，果然是有道理咧！自古流寇的作战方式，往往是穿空钻隙，飘忽不定，陡然疾风暴雨，此时官军倘若要正面拦截，往往会被踏得粉身碎骨。官军与其上前撸老虎胡须，倒不入尾随在后，既可纵兵大掠，归罪于叛军；又可尾随收复叛军之弃地，向朝廷邀功请赏，如此好事，官军当然乐此不疲。
大部队到达长沙之前，杨秀清设下一计，先派出小股太平军穿上缴获的清军号衣，试图骗开桂林城，可惜清将向荣先到一步，没能成功，太平军围攻桂林一个多月未果，只好主动撤围继续北上，攻克全州并血洗该城。
随后太平军冲进湖南，向永州进发。但太平军一时大意，被湘军元老江忠源（3）在蓑衣渡杀得血流成河，由五万多人被杀得剩下不满万人，连南王冯云山也被弹片击中肚子，肠子外流，没过几天就挂了。
冯云山是拜上帝会的主要组织者，也是洪秀全的主要支持者，冯云山的死对于后来的太平天国发展带来很大的消极意义，事实上，冯云山是太平天国上层领导的重要协调人，如果他能多活几年，或许就不会发生“天京事变”这样的内讧，至少也不来得如此之快。失去了亲密战友的洪秀全嚎啕大哭，说：“老天这是不想让我定天下啊，为什么这么快就夺去我良辅的性命哪？”
埋葬了冯云山后，太平军继续向北进军，很快就杀近长沙。西王萧朝贵率李开芳、林凤祥攻打长沙，在太平军中，萧朝贵的勇猛是出名的，他身着黄袍，立于城下督战，但很不幸被大炮击中，当下就口舌不能言，立马挂了。东南西北翼，封王不过一年多，南西两王已上了天，看来“天父天兄”是想他们了。
萧朝贵死后，太平军全部主力进逼长沙，但打了三个月也没拿下。太平军在道州和郴州招来的数千挖煤工人发挥了很大作用，加上紫荆山的烧炭党人，人人善挖地道和使用炸药，在攻打长沙、武昌、南京等地时，都是挖地道进去，然后埋炸药，“砰”的一声巨响，城墙就倒了一大片。可惜到了天京后，这些人却被派往兴修王府，实在是大材小用。由于太平军有很多人是矿工、烧炭党人等，由于经常使用火药，对枪炮等热兵器也不陌生，所以武器方面未必不如清军。
长沙久攻不下，太平军只好弃城而去，1852年底克益阳，数千船户带着民船参加太平军，帮助太平军渡过洞庭湖后攻下岳州，又得到民船五千，于是顺势拔汉阳、武昌，一时间声势大震，已经足以和清廷一较高下。
但太平军随后又放弃武汉，在拥有上万船只的情况下，“蔽江而下，帆樯如雪，”一路上势如破竹，很快攻克九江、安庆。不过短短四周的时间，太平军已经逼近金陵。
面对太平军乘风破浪的威势，清廷的江防军被吓破了胆，几乎都是闻风而溃。一路上太平军江上横行，首尾相接，几近十里，对外号称五十万，实际作战兵力约七万五千人，而大部分在后面追赶的清军疲于奔命，怎么跑得过坐船的以逸待劳！由于清廷害怕太平军北进，兵力主要集中在北方，防守九江、安庆、巢湖等地的清军人数很少，和太平军正面交锋，基本就是以卵击石。
1853年3月8日，太平军把金陵团团围住，据时人江士铎《乙丙日记》的描述，“自城外至江东门，一望无际，横广十余里；直望无际，皆红头人也（太平军）”，太平军扎下铁桶阵，不分昼夜的攻城，挖地道，埋炸药，“砰”的一声，又崩开了南京的城门，随后太平军蜂拥而入，南京城陷，不过七日。
南京失陷后，两江总督陆建瀛和一些官员全部被杀，凡是在政府中任职的汉人，也被视为“清妖”，加以捕杀。南京城内的满城，江宁将军祥厚以下的满人男女老幼大约有四万多人，统统被杀，一个不剩------太平军果然言必行，行必果，真真是一场民族主义的灾难。
南京的陷落，不但让北京的朝廷震惊，连世界都为之震惊。各国外交人员都纷纷猜测中国将改朝换代，并准备和未来可能的政府打交道，以尽早获得未来的利益。如当时的香港总督文翰（兼任英国在华事务代表），就赶忙提醒英国政府重视太平军的发展。
南京城破后，太平军搞了一个规格很高的入城仪式，据清人笔记《盾鼻随闻辱》说，天王洪秀全从一个遍插红旗、点灯三十六盏的王船上下来，随后坐着64人抬的大轿入城，而东王杨秀清则坐着48人抬的大轿，前后相拥者，竟然有数十里之长。天王、东王所到之处，老百姓必须跪着迎接，不得仰视。
一个新的王朝诞生了------它的名字叫太平天国。至此，洪秀全可谓是鸟气出尽，可以和满清皇帝分庭抗礼了。
只可惜，此国只应天上有，缘何下凡到人间？
注：
（1）、详见赫连勃薄大王《极度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的精彩描述，特引用。
（2）、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3）、江忠源（1812—1854年），字常濡，号岷樵，金石镇杨溪村人，道光17年中举人。太平天国起义后，江忠源奉调召集所练乡兵，号称“楚勇”，随清军赴广西进击义军，后被提升为安徽巡抚，1854年太平军攻庐州时身亡，年42岁。清廷追赠其为总督，缢忠烈。
冯云山在紫荆山的努力，对后来太平天国的建立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譬如太平天国的早期领导，如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等，就都是冯云山发现并培养出来的。
后来成为太平天国东王和西王的杨秀清、萧朝贵，本是紫荆山里的烧炭党人。杨秀清孤儿出身，成年后以烧炭为生，生活极其困苦。萧朝贵是跟随杨秀清的一个小伙计，此人性情凶悍，相貌既凶且丑，但为人忠心耿耿，刚勇过人，打仗时冲锋陷阵，没有丝毫的畏惧。
东王杨秀清，其本人身材矮瘦，体格虚弱，一个眼睛还有毛病，但此人智商很高，志向远大，为人豪侠仗义，实则为乱世弃用的草莽英雄。但如果不是有洪秀全和冯云山的话，这些社会弃民估计还是死于沟壑而不为人所知----诸多的太平军英雄何尝不是如此？
拜上帝教最开始的斗争，是在紫荆山一带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偶像捣毁运动。当时的广西，各种势力、各种矛盾纷合交错，拜上帝教为树立上帝的威信而捣毁其他偶像，势必影响到其他势力的威信，因而也遭到了其他势力的反感。
这时，乡绅王作新看不下去了，于是就向当地官府告发了冯云山及拜上帝教，结果导致冯云山和会徒卢六（后死于狱中）被抓走关进县牢。洪秀全得了消息后，急忙赶到广州找当年他求教过的牧师罗孝全，试图通过他来影响两广总督以营救冯云山，但由于当时两广总督调任未果。
不过，后来在杨秀清的主持下，会众的穷哥们筹了一笔钱去贿赂官府，官府接受贿赂以后，判定冯云山“并无为匪不法情事”，但认为他“无籍游荡”，影响到地方的安定团结，于是派差役将冯云山押送回原籍花县管束。
殊为搞笑的是，冯云山用三寸不烂之舌，在路上成功说服并让两个解差加入了拜上帝会。记得《大话西游》里，唠唠叨叨的唐僧对牛魔王的手下说：“你妈贵姓啊？我只是想在临死前交个朋友”，最后把牛魔王的手下给彻底逼疯了，看来冯云山的嘴上工夫和《大话西游》里的唐僧有得一拼，这三年来他在紫荆山发展会众三四千人，断断不是吹牛的。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拜上帝会的主要领导冯云山被抓走、精神领袖洪秀全远走他乡的时候，会众们害怕官府迫害，人心惶惶，这时候，紫荆山烧炭党领袖兼拜上帝会的高管杨秀清和萧朝贵站了出来，他俩利用当地的降僮巫术，为大家演出了一场“天父、天兄”附身的好戏。
说到降僮巫术，也叫降神，现在已经不太多见，但在南方一些偏僻的小山村里，还是有巫婆神汉存在的------越是落后的地方，就越有人相信这些东西。笔者小时候也见过此类表演，往往开头是巫婆在那里默坐冥想，继而突然跃起，手舞足蹈，披头散发，嘴里还念念有词，并且换声说话，形同两人在交流，但旁观者又往往不知其所云。
乡下倘若有小孩子哭闹，几日不止的，家长往往也会请来巫婆，每到傍晚，夜色渐暗，荒野旷郊里就会传来巫婆的喊声“回来吧、回来吧”的喊魂声，听来毛骨悚然，非常可怖，在笔者童年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类降神通神的迷信表演，在后来的义和团更是发扬光大，几乎人人可以通神，人人皆会此术。只可惜，义和团大师兄们在洋人的长枪大炮面前哗啦啦的倒下，惨重的失败导致中国神术遭到国内外人士普遍的怀疑。尽管现代人对这些古老的东西是嗤之以鼻，但笔者倒认为，这类东西可能就像气功一样，究竟有无科学道理，恐怕还要科学研究验证，不能简单的指责为迷信了事。
回头说杨秀清和萧朝贵的降神把戏。在拜上帝会群龙无首兼之会众们文化水平低下的状况下，杨秀清和萧朝贵两人一前一后，咣当一声的摔倒在地，随后又一个鲤鱼打滚，挺身而起，神色肃穆，自称为“天父天兄”，让会众们不要慌张------这时的拜上帝会，最需要的就是有人勇敢的站出来。（1）
这一切，洪秀全和冯云山都蒙在鼓里。当他俩返回紫荆山的时候，发现杨秀清和萧朝贵已经利用“天父天兄”的身份，树立了在会众中的威信，而此时洪、冯两人为官府迫害，不便公开活动，只能暂时依靠杨、萧两人来出面主持组织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洪秀全投鼠忌器，不可能撕破脸皮揭发杨秀清和萧朝贵是在假传圣言，因为揭发他们的把戏也就意味着自己一直念叨的神梦也可能被人怀疑。
无奈之下，洪秀全只好违心认了这从天而降的“老爸和老哥”，承认了杨、萧“天父天兄”代言人的特殊身份。这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拜上帝会的权力结构由洪、冯的一元控制模式，已经悄悄的变成了杨萧与洪冯的二元组合模式，这为后来“天京事变”的权力斗争埋下了重要伏笔。
再来看一下太平军起事前的国内局势。1850年2月，道光老爷子去世，民间盛传“清尽明复，天下大乱”，当时的广西也是风声鹤唳，谣言四起，当时就有三合会、天地会首先发难，并逼近桂林。几乎与此同时，拜上帝会也开始号召各地会众，前来桂平县金田村“团营”。
不信教的人，往往无法理解宗教强大的号召力。所谓“团营”，就是各地拜上帝会的会众变卖自己所有家产，携家带口，前往桂平县金田村聚合，一时间竟然有数万人之多。促成团营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广西当地愈演愈烈的村落间械斗，特别的客家人和当地人的争斗，这也导致大量会众下决心离开原住地，前往金田村。
说到村落间的械斗，此乃中古遗风，特别在地方政府软弱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中国的乡村，村和村之间大多毗连而居，人口的增多导致资源紧张，常常会发生争水或争山之类的事端，官府如果没有能力调解或者偏袒一方的话，受到损害的村庄将会联合起来自保，不服管束，一旦械斗起来，虽然武器都是些锄头扁担，也往往会打个头破血流。这种事情，笔者小时候都曾经见过，那还是不远前的上世纪80年代咧。
根据《石达开自述》里说，当时首先率众而来的贵县石达开，就是因为“道光二十九年，因本县（贵县）土人赶逐客人，无家可归”，才同率领会众上千人，又沿路收容了四五千的客家人，来到了金田村，成为太平天国的原始股民。
其他大股入伙的也不少，除去金田本部会众二千人外（多为金田村地主韦昌辉的力量），另有紫荆山一带烧炭党人近三千（杨秀清、萧朝贵的力量），秦日纲在贵县龙山招募的矿工上千人，黄文金收容的客家武装上千人。这些能征善战的广西老战士，后来都成了革命最重要的班底，其中特别以客家人最为强悍。
此时的洪秀全、冯云山为避开官方的注意，匿居在平南县，这也隐喻了太平天国未来的不稳定------洪秀全多作为一个精神领袖出现，而武装力量大都为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人控制，彼此山头明显。特别是杨秀清和萧朝贵，经常借“天父天兄”为名屡屡下凡，挟洪秀全以令诸侯，势力更为强大。
当时的北京政府对于广西的乱象并不了解，在广西巡抚向朝廷的奏报里，根本就没有提及拜上帝会。朝廷后来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剿灭乱贼，对象是天地会而不是拜上帝会，更不知道洪秀全是何许人也。但这次清廷是看走了眼了。
不过，这对于太平军的发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太平军一来躲避了过早的打击，二来被官军打散的其他会党可以吸收进来，如后来的猛将罗大纲。说来有趣，当时罗大纲和天地会的同事张嘉祥（后改名为张国梁）一起来投拜上帝会，但却因拜上帝会只尊崇上帝，指斥他神而最后掉头而去，投向了清军的怀抱，并在围困天京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此看来，太平天国的一元信仰也是有利有弊，它既保证了会众的忠诚度，如在天京事变中，天王府的女兵们不顾性命，誓死保卫天王------没有信仰，一群女人怎能做到？但是，这同样也导致了天地会、捻军、和前面提到的苗沛霖等人志同而道不合，无法齐心合力的联合起来反清。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日造反，终身为贼。对于这时的洪秀全等人来说，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了。拜上帝会会众向金田村团营的途中，屡次和地方团练发生激烈冲突，影响也越来越大，加上聚集在金田的会众日益增多，势力必然要向外扩张，不然连这上万人的口粮问题都无法解决。
于是，杨秀清就派出数千人马向思旺墟驻扎的清军开战，一举端掉这个潜在的威胁，并乘机把洪秀全从平南迎回了金田。但胜利有时候也会带来麻烦，地方的正规军和壮勇团练闻讯后纷纷杀向金田，意图剿灭革命的火种。但他们大概还不知道太平军是只厉害老虎，一下就被太平军杀得落花流水，兵翻马仰，连清将伊克坦布也丧了命。
这一仗打得痛快淋漓，于是在洪秀全的生日那一天（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金田村自称天王，并宣布建立“太平天国”。只可惜金田村太小，装不下整个天国，加上会众越来越多，清军围剿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拜上帝会的会众（后面改称太平军）在建“天国”后的第三天，杀出金田村，从此一去而不复返，终于将革命的大幕隆重拉开了。
太平军和其他起义军不同的是，其会众有着极为坚定的宗教信仰，人人报着为建立天国而奋斗的信念，这些人并变卖家产交给圣库，背井离乡、拖家带口的来到金田村，并且同食同穿，统一过战时共产主义生活，这要没有高度的信仰是很难做到的。
早期的太平军讲纪律，战斗力强，组织严密，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各置伍长、两司马、卒长、旅帅、师帅、军帅；军帅之上为监军、总制、将军、指挥、检点、丞相、主将、军师。（2）虽然这样的编制有点理想主义，但还颇为管用。
离开金田村后，太平军数万人的粮食供应很成问题，由此也放弃了占领的第一个据点江口圩，西向转移到武宣东乡。在此，洪秀全对外号称天王，并分封五军主将，也就是后来分封五王的基础。洪秀全称“天王”后，虽有小胜，但围剿的清军也越来越多，并开始采取“坐战之法”，围困太平军。此种战法后来被曾国藩等人发展成为“长围坐战法”，成为湘军的主要战法之一。
同样是因为粮食短缺问题，太平军又从东乡突围，直趋象州，7月份又奔往桂平的新墟，在这里遇到清将向荣、周天爵等人的拦截，加上钦差大臣赛尚阿的生力军杀到，太平军被杀死伤无数，纵然杨秀清、萧朝贵三次倒地下凡，以“天父”、“天兄”助战来鼓励大家，但最终还是大败，被迫突围而走。
9月，太平军攻克永安州（今蒙城县），这是太平军攻克的第一个“大城市”，此时的太平军已有近四万之众。在这里，太平军滞留了半年多，进行政权建设。洪秀全论功行赏，下诏封五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四王“俱受东王节制”。事实上，这就形成了准二元的王制，洪秀全有点类似于虚君（精神领袖），实权掌握在东王杨秀清手里。
小小永安城，一下来了一个天王、五个王爷，真是不得了。当时的洪秀全虚岁不过四十，杨秀清刚满三十，石达开大概二十岁还不到，也是极品。至于东南西北四王各管四方，加上个天上的翼王，这种理想化的封王，很难说是天国的宗教特色，还是洪秀全说书看多了。
在永安州半年多的相持中，清军使用围困之法，断了太平军的饷道，太平军粮食吃尽，只得在一个风雨大作的夜晚再次突围。在突围中，大败追赶的清军，杀掉清军四个总兵并导致上千清军伤亡，士气大振，便向北进发，杀奔桂林。
古代兵书说，“哀兵莫追，流寇难防”，果然是有道理咧！自古流寇的作战方式，往往是穿空钻隙，飘忽不定，陡然疾风暴雨，此时官军倘若要正面拦截，往往会被踏得粉身碎骨。官军与其上前撸老虎胡须，倒不入尾随在后，既可纵兵大掠，归罪于叛军；又可尾随收复叛军之弃地，向朝廷邀功请赏，如此好事，官军当然乐此不疲。
大部队到达长沙之前，杨秀清设下一计，先派出小股太平军穿上缴获的清军号衣，试图骗开桂林城，可惜清将向荣先到一步，没能成功，太平军围攻桂林一个多月未果，只好主动撤围继续北上，攻克全州并血洗该城。
随后太平军冲进湖南，向永州进发。但太平军一时大意，被湘军元老江忠源（3）在蓑衣渡杀得血流成河，由五万多人被杀得剩下不满万人，连南王冯云山也被弹片击中肚子，肠子外流，没过几天就挂了。
冯云山是拜上帝会的主要组织者，也是洪秀全的主要支持者，冯云山的死对于后来的太平天国发展带来很大的消极意义，事实上，冯云山是太平天国上层领导的重要协调人，如果他能多活几年，或许就不会发生“天京事变”这样的内讧，至少也不来得如此之快。失去了亲密战友的洪秀全嚎啕大哭，说：“老天这是不想让我定天下啊，为什么这么快就夺去我良辅的性命哪？”
埋葬了冯云山后，太平军继续向北进军，很快就杀近长沙。西王萧朝贵率李开芳、林凤祥攻打长沙，在太平军中，萧朝贵的勇猛是出名的，他身着黄袍，立于城下督战，但很不幸被大炮击中，当下就口舌不能言，立马挂了。东南西北翼，封王不过一年多，南西两王已上了天，看来“天父天兄”是想他们了。
萧朝贵死后，太平军全部主力进逼长沙，但打了三个月也没拿下。太平军在道州和郴州招来的数千挖煤工人发挥了很大作用，加上紫荆山的烧炭党人，人人善挖地道和使用炸药，在攻打长沙、武昌、南京等地时，都是挖地道进去，然后埋炸药，“砰”的一声巨响，城墙就倒了一大片。可惜到了天京后，这些人却被派往兴修王府，实在是大材小用。由于太平军有很多人是矿工、烧炭党人等，由于经常使用火药，对枪炮等热兵器也不陌生，所以武器方面未必不如清军。
长沙久攻不下，太平军只好弃城而去，1852年底克益阳，数千船户带着民船参加太平军，帮助太平军渡过洞庭湖后攻下岳州，又得到民船五千，于是顺势拔汉阳、武昌，一时间声势大震，已经足以和清廷一较高下。
但太平军随后又放弃武汉，在拥有上万船只的情况下，“蔽江而下，帆樯如雪，”一路上势如破竹，很快攻克九江、安庆。不过短短四周的时间，太平军已经逼近金陵。
面对太平军乘风破浪的威势，清廷的江防军被吓破了胆，几乎都是闻风而溃。一路上太平军江上横行，首尾相接，几近十里，对外号称五十万，实际作战兵力约七万五千人，而大部分在后面追赶的清军疲于奔命，怎么跑得过坐船的以逸待劳！由于清廷害怕太平军北进，兵力主要集中在北方，防守九江、安庆、巢湖等地的清军人数很少，和太平军正面交锋，基本就是以卵击石。
1853年3月8日，太平军把金陵团团围住，据时人江士铎《乙丙日记》的描述，“自城外至江东门，一望无际，横广十余里；直望无际，皆红头人也（太平军）”，太平军扎下铁桶阵，不分昼夜的攻城，挖地道，埋炸药，“砰”的一声，又崩开了南京的城门，随后太平军蜂拥而入，南京城陷，不过七日。
南京失陷后，两江总督陆建瀛和一些官员全部被杀，凡是在政府中任职的汉人，也被视为“清妖”，加以捕杀。南京城内的满城，江宁将军祥厚以下的满人男女老幼大约有四万多人，统统被杀，一个不剩------太平军果然言必行，行必果，真真是一场民族主义的灾难。
南京的陷落，不但让北京的朝廷震惊，连世界都为之震惊。各国外交人员都纷纷猜测中国将改朝换代，并准备和未来可能的政府打交道，以尽早获得未来的利益。如当时的香港总督文翰（兼任英国在华事务代表），就赶忙提醒英国政府重视太平军的发展。
南京城破后，太平军搞了一个规格很高的入城仪式，据清人笔记《盾鼻随闻辱》说，天王洪秀全从一个遍插红旗、点灯三十六盏的王船上下来，随后坐着64人抬的大轿入城，而东王杨秀清则坐着48人抬的大轿，前后相拥者，竟然有数十里之长。天王、东王所到之处，老百姓必须跪着迎接，不得仰视。
一个新的王朝诞生了------它的名字叫太平天国。至此，洪秀全可谓是鸟气出尽，可以和满清皇帝分庭抗礼了。
只可惜，此国只应天上有，缘何下凡到人间？
注：
（1）、详见赫连勃薄大王《极度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的精彩描述，特引用。
（2）、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3）、江忠源（1812—1854年），字常濡，号岷樵，金石镇杨溪村人，道光17年中举人。太平天国起义后，江忠源奉调召集所练乡兵，号称“楚勇”，随清军赴广西进击义军，后被提升为安徽巡抚，1854年太平军攻庐州时身亡，年42岁。清廷追赠其为总督，缢忠烈。
我们的国家确实在相对安逸了2000年后落后了。我们的士大夫的脊梁跨了，我们的信仰丢失了，我们的民族团结不存在了。所以，我们落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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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原因,一下子总结不出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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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胡马西风，北伐一去不复返
在永安的时候，有个道州的举人胡孝先投奔了太平军，洪秀全很欣赏他，与之高谈阔论，共商大计。胡孝先说：“关中乃天府之国，是周朝和秦朝兴起的地方，欲争天下的话，必须先取咸阳，然后北定燕蓟，这样的话，天下就唾手可得了。”洪秀全听后大喜，对胡孝先更加宠信。（1）
东王杨秀清，大字不识一箩筐，对胡孝先这样的文人很是反感，同时也怕他影响自己的地位，于是借永安突围的时候将胡孝先给杀了，丢在半路上喂狗。洪秀全听说后捶足叹息，但斯人已去，遗憾也没有，唯有胡孝先的计策还在洪秀全的心中念念不忘。
当打到安庆的时候，洪秀全提出从安徽北进河南，杀往陕西，再定中原，但这个提议遭到杨秀清等人的坚决反对。在这些人的心目中，陕西乃贫瘠荒凉之地，哪有六朝古都、秦淮金粉的吸引力大？杨秀清甚至“哐当”一声倒地，再次以“天父”名义下凡，命令大伙前往南京，说那里就是地上小天堂，不得有误！
要说定都南京，倒也不是完全错误，假如他们以此为基地，并保持昂扬的士气迅速向北进军的话，是非常有可能推翻清廷另立王朝的------这是上策。倘若这个不能成功，也完全可以打通长江，断绝清廷和南方各省的联系，并进而控制南方各省，形成南北朝一般的南北割据政权------此为中策。最糟糕的，就是疲于奔命，困守南京------实在是下策。
事实上，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并不是没有想到，但行动的效果不佳，究其原因，还是对北伐重视不够，而西进的主要目的是保卫南京的安全。当太平军战士浴血奋战的时候，天京领导层的腐败和分裂却来得如此之快，让人始料未及。由此，小王朝也很快由盛转衰，不过十一年即土崩瓦解，这也就在人的意料之中了。
中国古代一贯讲究“势”，常说“大势所趋”“势之使然”，这个“势”，的确是个难以琢磨但相当有道理的东西。在攻下南京前，太平军可谓是“势不可挡”，但来到南京后，整个太平军特别是领导层的进取之气下去了，奢侈淫秽之风却上来了。没有了士气，就没有了势力，“势”也就稍纵即逝，很快转换。在此背景下，北伐西征的前途命运，可想而知。
1853年四月，东王杨秀清命令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加上春官正丞相吉文元等带领九军两万人进行北伐。临行前，杨秀清叮嘱他们说，不要等待后援，也不必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只管杀奔北京，捉拿满妖皇帝。
得令后，林凤祥、李开芳等便兵分三路，杀奔六合、滁州，很快就到了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府，随后又北渡淮河，克怀远，下蒙城，陷亳州，一路上可谓是连战连胜，好不得意！
但是危机同样存在，北伐军如同过河卒子，虽然一路上攻城拔寨，但毕竟兵力有限，无法分兵留守攻下的城池，这使得北伐军和南京的联系完全被尾随的清军切断，这两万多人就象断线的风筝没奶的娘，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自生自灭了。
幸好这时有捻军兄弟来帮忙。蒙城、亳州一带的捻党见太平北伐军将清军打得落花流水，很是羡慕，于是也蜂拥而起，群起归附，北伐军的势力一时间急剧壮大。但这些会党和广西老战士毕竟是两回事，他们既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也不懂得尊奉上帝，更没有建立天国的远大理想，这些人更喜欢的是趁乱剽掠的土匪行径。这样的结果就是，当北伐大军离境的时候，这些人往往大半开溜散去，真正北进的，还是那些广西老战士。
当北伐军进到河南归德刘家渡，准备北渡黄河的时候，黄河水突然暴涨，两岸船只早被清军拆散烧毁，北伐军望着对岸苍茫的平原，只能望河兴叹。
无奈之下，北伐军只得沿着黄河南岸绕道西上，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后，总算在巩、汜河边掳得一些运煤船，但由于船只既小又少，一两天根本渡不完。刚渡到一半，就被跟踪而来的清军截击，剩余的一小半人乘机掉头南下，向着小天堂奔去，但最终还是被清军消灭于安徽境内-------这些太平天国的原始股民，终究没有享受到小天堂之福。
已经北渡的主力部队没有退路，他们一路狂奔，攻下温县，逼近怀庆。但怀庆是个硬骨头，有清将胜保和直隶总督纳尔经额坐镇指挥，兵力也有六万人，北伐军久攻不下，只好越过王屋山挺进到山西。
进入山西后，北伐军沿着太行山的羊径小道，连下垣曲、平阳（今临汾）、霍县等地。正当北伐军准备继续北上之时，听说前方清将胜保已经布下重兵，北伐军不想主动钻入口袋，于是从苏三起解的洪洞县再次改道平行向东，进入直隶（今河北）境内。
随后，北伐军钻隙前进，进军速度飞快，很快过邯郸，克正定（今石家庄的机场就在正定），下深州，正要逼近保定的时候，又有大批清军北下阻截，于是便又掉头东进沧州。
但杀到沧州时，遇到了当地团练的顽强抵抗，北伐军遭到重大伤亡。林凤翔大怒，把主要兵力全部压上，在付出了沉重代价后，终于攻陷沧州。因为伤亡过大，林凤翔等在城内纵军大肆烧杀，作为报复。据说，城破之日，全城满汉回居民万余男女老幼，均被屠杀殆尽。
在这里，笔者插句题外话：战争这个东西，除了反抗侵略是正义的外，其他就没有什么正义可言的。中国有句古话，“一将成名万骨枯”，但凡内战，遭殃的总是那些无辜的老百姓。要知道，一个英雄的后面，往往是千万孤儿寡母的万千泪水！
譬如太平天国时期，战争连年不断，往往是太平军攻杀在前，官军掳掠在后，加上太平军一贯挟裹平民，离开武昌时就征发了上万民船-------那可是数十万船民的身家性命，那些失去了家中男人和主要财产的船民老小，又该怎样面对凄惨的人生呢？
古代没有战争法的约束，但凡战斗激烈的攻城战，城破后多半会发生屠城和烧杀抢掠的悲惨事件。发生这种不幸事情的原因，多半是获胜的一方死伤惨重，这些获胜者看着旁边的战友都一个个的死去，心中的愤懑和悲伤当然要发泄，而主帅为了抚慰这些人，往往默许甚至纵容部下滥杀无辜，大肆抢劫，甚至奸淫妇女，胡作非为。
另外，有的军队为了震慑对方，往往也故意大肆屠杀，制造屠城事件，其中特别以蒙古人和满洲人最为恶劣与凶残。平民被屠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如五胡乱华时的各族互屠、蒙古人灭金和南宋时攻城逢抵抗即屠、张献忠屠四川、满人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还有日本人制造的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杀得中原大地遍地是血，所有的这些，都是国人难以磨灭的伤痕哪！
林凤翔等在沧州的屠杀引起了北方人的反感。本来直隶、山东等省的老百姓不满于清朝统治，聚众抗命的起义团体如捻军、白莲教、天地会、回教等此伏彼起，在太平军来到的时候，纷纷附和助战，但太平军所到之处，就焚庙毁佛，强迫他人信仰“天父天兄”，又在沧州大肆焚杀，等于把这些人逼到了清军阵营。民心不再，北伐军越往北走就越艰难了。
此时的北伐军，一些归附的义军纷纷散去，实力已经大不如前。尽管有天王在小天堂遥加封赏，林凤翔、李开芳等五人同时被封为侯，但这些封赏对那些在北方拼命的老战士不过是画饼充饥，毫无用处，特别是当他们听说留在天京的同伴们在小天堂里锦衣玉食，吃香的喝辣的，心理如何能平衡？譬如那些没有渡过黄河的那一小半人，到底真是受到清军截击而被迫南撤，还是乘机开溜，还很难说呢？
更为要命的是，攻下沧州已是十月底，北方开始进入寒冷的冬季，这些南国来的广西老战士，能不能经受得了北方苦寒的考验，是个极为严重的问题。想当年，拿破仑意气风发，一心北进，直取莫斯科，但最后却在漫天风雪里狼狈逃回，而二战中希特勒的铁甲兵团，还不是照样重蹈覆辙？兵书上说，宁可南行千里，不愿北上一天-------北方往往苦寒贫穷，而南方却富裕温暖，这些北伐军将士大都来自南方，他们当然更情愿留在南方。
现在很多人以为北伐军攻下沧州，进占静海、独流、杨柳青，迫近天津后，胜利在望，并时常引用“京城大恐，居民外逃，咸丰帝都做好避难热河”的说法，为北伐军顿足叹息，以为是时运不济，以至于功亏一篑-------再往前拱一拱，不就把满清皇帝给拱下来了吗？
其实不然！北伐军迫近天津，用“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来形容可能更恰切。要知道，当时的北伐军像没娘的孩子一样孤军深入，已陷于严寒风沙之中，其实力已经发挥到了极限，所谓物极必反，攻防转换，北伐军已经基本接近死亡的边缘了。
从地势上来说，北伐军虽然占据津郊三镇，但在华北平原地带上，无险可守，无隙可钻，面对经验老道的清将胜保的追兵，加之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率领的生力军蒙古铁骑，已经疲惫不堪的北伐军很快被团团围住，此时莫说攻打北京，能够安全突围已经是胜利了！
在据守相持中，北方的天气越来越寒冷，已经到了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北伐军粮草严重缺乏，只好放弃杨柳青，由林凤翔、李开芳分别退守独流镇和静海两个据点。当时正好漳水暴涨，运河水泛滥，清军和北伐军便互相掘堤灌淹对方，你来我往，打成胶着状态。
但是，北方毕竟是清军的大本营，粮饷充足，而僧王的蒙古铁骑又刚参战，战马来去如飞，对付这万余人的北伐残军还是绰绰有余的。果不其然，弹尽粮绝的北伐军被迫在次年（1854年）南逃，但是，两条腿的广西老战士怎可能跑过四条腿的蒙古骑兵？在南撤的路上，光酷寒的天气就冻死冻伤了上千名的北伐老战士，有的人脚指头被冻得青黑发烂，而因冻伤落单的人又往往被追兵所杀。
二月初，华北平原突起大雾，林凤翔率北伐残军乘雾南撤，破献县，随后占领阜城，但就在当天，僧格林沁和胜保的追兵接踵而至，又将阜城团团围住，无奈之下，林凤翔等只好在此固守待援。
此时的天京闻讯后，也派出了曾立昌、许宗杨等人率兵八千北上救援，但遗憾的是，这支北伐援军虽然在前期进展极为顺利，但在距离林凤翔等据守的阜城大概只有两三天路程的时候，却在临清城被阻，和清军和地方团练混战三月，结果被打败南逃，主将曾立昌最后战死在黄河水中，副将许宗杨则带领少量残兵败将逃回天京，被东王杨秀清严加惩处。许宗杨由此怀恨在心，后来他跟随北王韦昌辉，当时杀进东王府手刃杨秀清的，就是此人。
林凤翔见援军无望，只能再次冒死突围逃至连镇，但前脚刚到连镇，后脚就又被清军追上，林凤翔只得让李开芳再次突围，自己据守西连镇。连镇城小，城内粮食很快吃尽，城内的树皮被剥光，甚至死去同伴身上的人肉也被割下来做干粮。当时北伐残军人心惶惶，饥饿难忍，不断有人向清军投降。
终于在半年之后（1855年3月），连城被攻陷，坚守的北伐军战士几乎被清军杀光殆尽。但在清查尸体的时候，却没有发现林凤翔的踪迹，僧格林沁命令手下全力查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就是把连城翻三个盖，也要林凤翔给找到。
清兵后来终于在一个废弃的帐篷下，找到一个极为隐蔽的地道。翻开盖板进入地道后，竟然发现洞里宽阔无比，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而林凤翔和剩余的将领正躲在洞中，里面的粮食居然足以维持一个月有余。
当时的林凤翔已经身受重伤，僧王下令立刻押往北京，最后在菜市口被凌迟处死。据说林凤翔在受刑时未吭一声，并一直看着刽子手行刑，时人有所记载，惨不忍睹，不忍再录。
冒死突出连镇寻找援军的李开芳残军再度冲入山东，掠过德州、平原县后，进入高唐州。直到此时，他才知道援军已经失败南奔，援军已经无望。而此时清军如鬼影相随，李开芳没有办法，只好再次死守高唐据点，撑住一天是一天。
林凤翔被擒杀后，僧格林沁又率兵赶来，李开芳自知死守无用，于是率领500骑连夜冲出高唐。这批最后的北伐军战士被逼到荏平县冯官屯后，已经无路可逃，周围早被清军围得水泄不通。
1855年5月底，李开芳率百余人出降，时人记载，李开芳戴黄绸绣花帽，穿月白绸短袄，灯裤红鞋，身后跟随着两个十六、七岁的娈童，穿大红绣花衣裤，红鞋，美如女子，左右挥扇，随李开芳直入帐中。李开芳仅向僧王和各大人屈一膝，随后便盘腿坐地上。僧王手下持刀环立，怒目而视。李开芳和两童仰面四视，毫无惧色，称如能宽贷，愿意说服金陵伙党来降，并求赐饭。饭到后，李开芳开怀大嚼，谈笑如常。（《李开芳在冯官屯被擒始末》，载《太平天国丛书13种》第一缉）
冯官屯剩下的北伐军战士被俘后，被清军一一处决，李开芳的两名娈童被当众剖腹割心，而李开芳和林凤翔一样，被押送到北京后凌迟处死，同样是惨不可言。
十年后，僧王没有想到的是，他的骑兵在被英法联军打得大败后，又被捻军打得全军覆没，老僧王仓惶躲进麦田中，被捻军的小鬼张皮鲠给撞上，当下就给一刀砍成了两段！
僧格林沁最值得骄傲的战绩，是1859年将英法舰队诱至大沽口烂泥塘后，重炮轰击，当下就伤亡了四百多英军，英法军舰也被击毁四艘，这是到现在为止，中国对西方国家取得的最大海战胜绩。
一代名将，居然死在一个十几岁的小鬼手里！皇帝也会感到郁闷的。僧王死的地方是山东曹州高楼寨，离荏平县冯官屯不远，19世纪末华北平原大闹义和团的时候，这一带就是发源地咧。
也难怪，这里本就是出草莽英雄的地方，水泊梁山可不就在这里吗。
注：（1）、（清）罗惇曧：《太平天国战记》，选自《罗瘿公历史笔记辑》。
在永安的时候，有个道州的举人胡孝先投奔了太平军，洪秀全很欣赏他，与之高谈阔论，共商大计。胡孝先说：“关中乃天府之国，是周朝和秦朝兴起的地方，欲争天下的话，必须先取咸阳，然后北定燕蓟，这样的话，天下就唾手可得了。”洪秀全听后大喜，对胡孝先更加宠信。（1）
东王杨秀清，大字不识一箩筐，对胡孝先这样的文人很是反感，同时也怕他影响自己的地位，于是借永安突围的时候将胡孝先给杀了，丢在半路上喂狗。洪秀全听说后捶足叹息，但斯人已去，遗憾也没有，唯有胡孝先的计策还在洪秀全的心中念念不忘。
当打到安庆的时候，洪秀全提出从安徽北进河南，杀往陕西，再定中原，但这个提议遭到杨秀清等人的坚决反对。在这些人的心目中，陕西乃贫瘠荒凉之地，哪有六朝古都、秦淮金粉的吸引力大？杨秀清甚至“哐当”一声倒地，再次以“天父”名义下凡，命令大伙前往南京，说那里就是地上小天堂，不得有误！
要说定都南京，倒也不是完全错误，假如他们以此为基地，并保持昂扬的士气迅速向北进军的话，是非常有可能推翻清廷另立王朝的------这是上策。倘若这个不能成功，也完全可以打通长江，断绝清廷和南方各省的联系，并进而控制南方各省，形成南北朝一般的南北割据政权------此为中策。最糟糕的，就是疲于奔命，困守南京------实在是下策。
事实上，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并不是没有想到，但行动的效果不佳，究其原因，还是对北伐重视不够，而西进的主要目的是保卫南京的安全。当太平军战士浴血奋战的时候，天京领导层的腐败和分裂却来得如此之快，让人始料未及。由此，小王朝也很快由盛转衰，不过十一年即土崩瓦解，这也就在人的意料之中了。
中国古代一贯讲究“势”，常说“大势所趋”“势之使然”，这个“势”，的确是个难以琢磨但相当有道理的东西。在攻下南京前，太平军可谓是“势不可挡”，但来到南京后，整个太平军特别是领导层的进取之气下去了，奢侈淫秽之风却上来了。没有了士气，就没有了势力，“势”也就稍纵即逝，很快转换。在此背景下，北伐西征的前途命运，可想而知。
1853年四月，东王杨秀清命令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加上春官正丞相吉文元等带领九军两万人进行北伐。临行前，杨秀清叮嘱他们说，不要等待后援，也不必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只管杀奔北京，捉拿满妖皇帝。
得令后，林凤祥、李开芳等便兵分三路，杀奔六合、滁州，很快就到了朱元璋的老家凤阳府，随后又北渡淮河，克怀远，下蒙城，陷亳州，一路上可谓是连战连胜，好不得意！
但是危机同样存在，北伐军如同过河卒子，虽然一路上攻城拔寨，但毕竟兵力有限，无法分兵留守攻下的城池，这使得北伐军和南京的联系完全被尾随的清军切断，这两万多人就象断线的风筝没奶的娘，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自生自灭了。
幸好这时有捻军兄弟来帮忙。蒙城、亳州一带的捻党见太平北伐军将清军打得落花流水，很是羡慕，于是也蜂拥而起，群起归附，北伐军的势力一时间急剧壮大。但这些会党和广西老战士毕竟是两回事，他们既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也不懂得尊奉上帝，更没有建立天国的远大理想，这些人更喜欢的是趁乱剽掠的土匪行径。这样的结果就是，当北伐大军离境的时候，这些人往往大半开溜散去，真正北进的，还是那些广西老战士。
当北伐军进到河南归德刘家渡，准备北渡黄河的时候，黄河水突然暴涨，两岸船只早被清军拆散烧毁，北伐军望着对岸苍茫的平原，只能望河兴叹。
无奈之下，北伐军只得沿着黄河南岸绕道西上，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后，总算在巩、汜河边掳得一些运煤船，但由于船只既小又少，一两天根本渡不完。刚渡到一半，就被跟踪而来的清军截击，剩余的一小半人乘机掉头南下，向着小天堂奔去，但最终还是被清军消灭于安徽境内-------这些太平天国的原始股民，终究没有享受到小天堂之福。
已经北渡的主力部队没有退路，他们一路狂奔，攻下温县，逼近怀庆。但怀庆是个硬骨头，有清将胜保和直隶总督纳尔经额坐镇指挥，兵力也有六万人，北伐军久攻不下，只好越过王屋山挺进到山西。
进入山西后，北伐军沿着太行山的羊径小道，连下垣曲、平阳（今临汾）、霍县等地。正当北伐军准备继续北上之时，听说前方清将胜保已经布下重兵，北伐军不想主动钻入口袋，于是从苏三起解的洪洞县再次改道平行向东，进入直隶（今河北）境内。
随后，北伐军钻隙前进，进军速度飞快，很快过邯郸，克正定（今石家庄的机场就在正定），下深州，正要逼近保定的时候，又有大批清军北下阻截，于是便又掉头东进沧州。
但杀到沧州时，遇到了当地团练的顽强抵抗，北伐军遭到重大伤亡。林凤翔大怒，把主要兵力全部压上，在付出了沉重代价后，终于攻陷沧州。因为伤亡过大，林凤翔等在城内纵军大肆烧杀，作为报复。据说，城破之日，全城满汉回居民万余男女老幼，均被屠杀殆尽。
在这里，笔者插句题外话：战争这个东西，除了反抗侵略是正义的外，其他就没有什么正义可言的。中国有句古话，“一将成名万骨枯”，但凡内战，遭殃的总是那些无辜的老百姓。要知道，一个英雄的后面，往往是千万孤儿寡母的万千泪水！
譬如太平天国时期，战争连年不断，往往是太平军攻杀在前，官军掳掠在后，加上太平军一贯挟裹平民，离开武昌时就征发了上万民船-------那可是数十万船民的身家性命，那些失去了家中男人和主要财产的船民老小，又该怎样面对凄惨的人生呢？
古代没有战争法的约束，但凡战斗激烈的攻城战，城破后多半会发生屠城和烧杀抢掠的悲惨事件。发生这种不幸事情的原因，多半是获胜的一方死伤惨重，这些获胜者看着旁边的战友都一个个的死去，心中的愤懑和悲伤当然要发泄，而主帅为了抚慰这些人，往往默许甚至纵容部下滥杀无辜，大肆抢劫，甚至奸淫妇女，胡作非为。
另外，有的军队为了震慑对方，往往也故意大肆屠杀，制造屠城事件，其中特别以蒙古人和满洲人最为恶劣与凶残。平民被屠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如五胡乱华时的各族互屠、蒙古人灭金和南宋时攻城逢抵抗即屠、张献忠屠四川、满人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还有日本人制造的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杀得中原大地遍地是血，所有的这些，都是国人难以磨灭的伤痕哪！
林凤翔等在沧州的屠杀引起了北方人的反感。本来直隶、山东等省的老百姓不满于清朝统治，聚众抗命的起义团体如捻军、白莲教、天地会、回教等此伏彼起，在太平军来到的时候，纷纷附和助战，但太平军所到之处，就焚庙毁佛，强迫他人信仰“天父天兄”，又在沧州大肆焚杀，等于把这些人逼到了清军阵营。民心不再，北伐军越往北走就越艰难了。
此时的北伐军，一些归附的义军纷纷散去，实力已经大不如前。尽管有天王在小天堂遥加封赏，林凤翔、李开芳等五人同时被封为侯，但这些封赏对那些在北方拼命的老战士不过是画饼充饥，毫无用处，特别是当他们听说留在天京的同伴们在小天堂里锦衣玉食，吃香的喝辣的，心理如何能平衡？譬如那些没有渡过黄河的那一小半人，到底真是受到清军截击而被迫南撤，还是乘机开溜，还很难说呢？
更为要命的是，攻下沧州已是十月底，北方开始进入寒冷的冬季，这些南国来的广西老战士，能不能经受得了北方苦寒的考验，是个极为严重的问题。想当年，拿破仑意气风发，一心北进，直取莫斯科，但最后却在漫天风雪里狼狈逃回，而二战中希特勒的铁甲兵团，还不是照样重蹈覆辙？兵书上说，宁可南行千里，不愿北上一天-------北方往往苦寒贫穷，而南方却富裕温暖，这些北伐军将士大都来自南方，他们当然更情愿留在南方。
现在很多人以为北伐军攻下沧州，进占静海、独流、杨柳青，迫近天津后，胜利在望，并时常引用“京城大恐，居民外逃，咸丰帝都做好避难热河”的说法，为北伐军顿足叹息，以为是时运不济，以至于功亏一篑-------再往前拱一拱，不就把满清皇帝给拱下来了吗？
其实不然！北伐军迫近天津，用“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来形容可能更恰切。要知道，当时的北伐军像没娘的孩子一样孤军深入，已陷于严寒风沙之中，其实力已经发挥到了极限，所谓物极必反，攻防转换，北伐军已经基本接近死亡的边缘了。
从地势上来说，北伐军虽然占据津郊三镇，但在华北平原地带上，无险可守，无隙可钻，面对经验老道的清将胜保的追兵，加之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率领的生力军蒙古铁骑，已经疲惫不堪的北伐军很快被团团围住，此时莫说攻打北京，能够安全突围已经是胜利了！
在据守相持中，北方的天气越来越寒冷，已经到了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北伐军粮草严重缺乏，只好放弃杨柳青，由林凤翔、李开芳分别退守独流镇和静海两个据点。当时正好漳水暴涨，运河水泛滥，清军和北伐军便互相掘堤灌淹对方，你来我往，打成胶着状态。
但是，北方毕竟是清军的大本营，粮饷充足，而僧王的蒙古铁骑又刚参战，战马来去如飞，对付这万余人的北伐残军还是绰绰有余的。果不其然，弹尽粮绝的北伐军被迫在次年（1854年）南逃，但是，两条腿的广西老战士怎可能跑过四条腿的蒙古骑兵？在南撤的路上，光酷寒的天气就冻死冻伤了上千名的北伐老战士，有的人脚指头被冻得青黑发烂，而因冻伤落单的人又往往被追兵所杀。
二月初，华北平原突起大雾，林凤翔率北伐残军乘雾南撤，破献县，随后占领阜城，但就在当天，僧格林沁和胜保的追兵接踵而至，又将阜城团团围住，无奈之下，林凤翔等只好在此固守待援。
此时的天京闻讯后，也派出了曾立昌、许宗杨等人率兵八千北上救援，但遗憾的是，这支北伐援军虽然在前期进展极为顺利，但在距离林凤翔等据守的阜城大概只有两三天路程的时候，却在临清城被阻，和清军和地方团练混战三月，结果被打败南逃，主将曾立昌最后战死在黄河水中，副将许宗杨则带领少量残兵败将逃回天京，被东王杨秀清严加惩处。许宗杨由此怀恨在心，后来他跟随北王韦昌辉，当时杀进东王府手刃杨秀清的，就是此人。
林凤翔见援军无望，只能再次冒死突围逃至连镇，但前脚刚到连镇，后脚就又被清军追上，林凤翔只得让李开芳再次突围，自己据守西连镇。连镇城小，城内粮食很快吃尽，城内的树皮被剥光，甚至死去同伴身上的人肉也被割下来做干粮。当时北伐残军人心惶惶，饥饿难忍，不断有人向清军投降。
终于在半年之后（1855年3月），连城被攻陷，坚守的北伐军战士几乎被清军杀光殆尽。但在清查尸体的时候，却没有发现林凤翔的踪迹，僧格林沁命令手下全力查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就是把连城翻三个盖，也要林凤翔给找到。
清兵后来终于在一个废弃的帐篷下，找到一个极为隐蔽的地道。翻开盖板进入地道后，竟然发现洞里宽阔无比，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而林凤翔和剩余的将领正躲在洞中，里面的粮食居然足以维持一个月有余。
当时的林凤翔已经身受重伤，僧王下令立刻押往北京，最后在菜市口被凌迟处死。据说林凤翔在受刑时未吭一声，并一直看着刽子手行刑，时人有所记载，惨不忍睹，不忍再录。
冒死突出连镇寻找援军的李开芳残军再度冲入山东，掠过德州、平原县后，进入高唐州。直到此时，他才知道援军已经失败南奔，援军已经无望。而此时清军如鬼影相随，李开芳没有办法，只好再次死守高唐据点，撑住一天是一天。
林凤翔被擒杀后，僧格林沁又率兵赶来，李开芳自知死守无用，于是率领500骑连夜冲出高唐。这批最后的北伐军战士被逼到荏平县冯官屯后，已经无路可逃，周围早被清军围得水泄不通。
1855年5月底，李开芳率百余人出降，时人记载，李开芳戴黄绸绣花帽，穿月白绸短袄，灯裤红鞋，身后跟随着两个十六、七岁的娈童，穿大红绣花衣裤，红鞋，美如女子，左右挥扇，随李开芳直入帐中。李开芳仅向僧王和各大人屈一膝，随后便盘腿坐地上。僧王手下持刀环立，怒目而视。李开芳和两童仰面四视，毫无惧色，称如能宽贷，愿意说服金陵伙党来降，并求赐饭。饭到后，李开芳开怀大嚼，谈笑如常。（《李开芳在冯官屯被擒始末》，载《太平天国丛书13种》第一缉）
冯官屯剩下的北伐军战士被俘后，被清军一一处决，李开芳的两名娈童被当众剖腹割心，而李开芳和林凤翔一样，被押送到北京后凌迟处死，同样是惨不可言。
十年后，僧王没有想到的是，他的骑兵在被英法联军打得大败后，又被捻军打得全军覆没，老僧王仓惶躲进麦田中，被捻军的小鬼张皮鲠给撞上，当下就给一刀砍成了两段！
僧格林沁最值得骄傲的战绩，是1859年将英法舰队诱至大沽口烂泥塘后，重炮轰击，当下就伤亡了四百多英军，英法军舰也被击毁四艘，这是到现在为止，中国对西方国家取得的最大海战胜绩。
一代名将，居然死在一个十几岁的小鬼手里！皇帝也会感到郁闷的。僧王死的地方是山东曹州高楼寨，离荏平县冯官屯不远，19世纪末华北平原大闹义和团的时候，这一带就是发源地咧。
也难怪，这里本就是出草莽英雄的地方，水泊梁山可不就在这里吗。
注：（1）、（清）罗惇曧：《太平天国战记》，选自《罗瘿公历史笔记辑》。
2．5、湘军突起，谁说儒将不风流？
几乎在北伐的同时，在杨秀清派遣下，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人于1853年5月沿长江西向，开始西征。
从战略上说，西征是太平天国的中策，控制安徽的安庆庐州、江西的南昌九江和湖北的武昌等主要目标，以打通并控制长江，断绝清廷和南方各省的联系，并进而控制南方各省，形成南北割据政权。
如此一来，两江（江西、江苏和安徽）、湖广（湖南、湖北）都在太平天国的控制之下，而两广、闽浙、四川、云贵，也可顺势战略。如果西征目标顺利实现，太平天国就进可攻，退可守，据有了半壁江山。
1853年6月，西征军轻车熟路，重新占领了安庆，随后又搠江而上，攻打南昌。但这里，西征军遇到了江忠源“楚勇”的顽强抵抗。
江忠源，就是当年指挥衰衣渡之战的湖南将领，南王冯云山就死于此役。江忠源虽然是一介书生，但胆识过人，很早就和太平军交过手。在他的指挥下，太平军围攻南昌三个多月，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杨秀清大怒，将赖汉英革职问罪，这位 “国舅爷”（他老妹是洪秀全老婆）又气又怒，给投江自尽了。
太平军见南昌是块硬骨头，于是改变计划，将西征军一分为二，一路由胡以晃率领，杀往庐州（今合肥）。由于江忠源的卓越表现，清廷火速任命其为安徽巡抚，并命他火速赶往庐州救援。
但在赶往庐州的途中，江忠源却染上重病，无奈之下，只能用担架抬着赶往庐州前线。尽管江忠源拼尽全力，但城内守军远少于攻城部队，庐州终于被围一个多月后（1854年1月中旬），被太平军轰开水西门，江忠源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跳水自杀。安徽以北，由此尽入太平军之手。
另一路西征军由韦志俊（北王韦昌辉之弟）率领，西进湖北，直奔武昌而去。1854年2月，这路西征军在黄州城外的堵城外大败湖广总督吴文镕的部队，逼得这位曾国藩的座师最后投湖自尽。太平军随后攻破武昌，转而进入湖南。太平军本以为只是借道湖南，挺进两广，谁知道，在湖南他们却遇到了最强大的对手------湘军。
说起湘军，就不得不提到曾国藩。传说曾国藩在出生的时候，他的曾祖父梦见一条虬龙从空中蜿蜒而下，降于中庭，头着梁，尾攀柱，黄色鳞甲闪耀着光芒，耀眼得让人睁不开眼。这时，家人来报说曾孙已经出世了。老人非常惊讶，预感到这刚出生的曾孙一定不是凡人，于是他把孙子（也就是曾国藩的父亲）郑重的叫到跟前，要他好好培养，以光大曾家门庭！
关于虬龙之说，恐怕是和曾国藩天生患有皮癣有关，这个病困扰了曾国藩很多年。江西饶州知府善于看相，有一次给曾国藩相面后说，曾国藩是只癞龙，其坐相和捋须都有龙状。于是曾国藩“癞龙转世”之说也就不胫而走，连北京的皇帝都有所风闻。
曾国藩可谓是传统文人的楷模。他曾经在给弟弟们的信中说到：“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断不甘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1）
正因为“有志、有识、有恒”，曾国藩既成为了世代少有的儒学大师，同时又成为兵马倥戎的军事统帅和乱世复生的中兴之臣。儒家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曾国藩的身上可谓发挥到了极致，他的书信集《曾国藩家书》和奏稿文集，都是后人汲取传统文化和道德修养的极好教材。
曾国藩编练的湘军和八旗、绿营军大不一样。湘军选兵时，尽量多选湖南人，只要那些朴实憨厚、体格健壮、土里土气的青年农民，那些油腔滑调、有市井流氓气的城市游民一律不要。另外，凡是编练入伍的湘军将士，都要将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儿登记在案，以便控制。
从组织上来说，湘军有点类似于南宋的岳家军和戚继光的戚家军，私人性很强，非常讲究血缘关系和地缘圈子。湘军的各级统领，从营官到哨长甚至什长的大小头目，大都是亲戚故旧、同乡好友或者师生门徒，如果没有一定关系，在湘军中很难有出头之日。
湘军中的重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可谓是关系复杂，盘根错节。譬如，曾国藩、曾国荃、曾国葆、曾国华是兄弟；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江忠源是朋友；李续宾、李续宜是罗泽南的学生；曾国藩和江忠源的座师同为湖广总督；曾国藩和罗泽南、李元度、李续宾、郭嵩焘、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又有“姻亲”关系。
太平军以天国理想为号召，湘军内部也同样重视思想教育。湘军首领如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左宗棠以及后来的淮军领袖李鸿章等人，这些人大都是理学大儒，受过多年的儒家传统教育，一直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使命，即使是在带兵打仗，也保持自己读书人的本分。
湘军首领常在练兵行军中，也不忘给士兵讲习伦理纲常，目的是训练出一支忠义之军。如此悉心教化，湘军士兵当然耳濡目染，成为最有文化的军人，变得有信仰有理想-------打仗是为了给国家分忧解难，为黎民百姓安居乐业，这比起太平天国的那些虚无缥缈的平等、天国什么的，要实在许多，甚至不比我们后来的政治教官水平差呀。
当下很多年轻人不遗余力的大骂儒家，以为中国的落后全是因为儒家引起，其实他们并不理解儒家真义。要知道，儒家学说的力量大着呢！上可以治国安邦，下可以立人安家，这些年来我们社会出现道德水准严重下降、人际关系毒化的现象，说到底，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放纵自己并习惯于撒谎，到最后整个社会都被传染，而这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儒家被打倒在地了呢。
儒家讲亲亲尊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实是非常有道理呢！这样的伦理观念下，讲关系也就是必然了。中国是关系社会，连刚来中国两天的老外都知道中国人讲“guanxi”------听说已经和“mianzi”(面子)一起成为了英语的新词汇。讲关系是国人的特色和传统，也是一个事实，但有时候，讲关系也未必就一定是坏事，这个东西我们还真不好一棍子打死。
就拿湘军来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些血缘、姻亲、朋友、故旧、师生的关系让湘军上下团结紧密，在关键时刻能相互以死相拼，同仇敌忾。要碰到其他清军，往往都是胜不相让，败则壁上旁观，咧嘴痴笑，这样怎么能协同作战？
让人惊讶的是，湘军甚至很少会出现叛乱投降的现象。1858年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合军进攻庐州三河镇，湘军主力李续宾部六千余人在重围中血战六昼夜，绝大部分人战死，还有几百人被俘虏，在看押的路上，这些湖南军人突然奋起，杀死陈玉成的士兵数十人，陈玉成只好将这些人全部处死。（2）
回头说曾国藩。曾国藩二十四岁中举人，二十七岁得中进士，可谓是少年得志，春风得意。在仕途上，曾国藩也算是一帆风顺，但在当时的体制下，并没有发挥他真正的作用。在太平军起事的时候，他因为丁忧在家，咸丰帝当时就想起了他，下诏让他以侍郎身份帮办湖南团练。
由此，“癞龙”正式出山，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太平军离湖南而去并定都南京的时候，湖南境内各会党也蠢蠢欲动，曾国藩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奉行“乱世用重典”的原则，大开杀戒，严厉打击各种会党匪徒，虽然得了个“曾剃头”的外号，但湖南境内得到安定，并成为反攻太平军的湘军基地。
1854年，湘军在曾国藩的调教下，在衡州初步练成，分为水陆两师，全军大约有一万七千人。在太平军进攻长沙的时候，湘军正式开赴战场。临行前，曾国藩不忘他的好笔头，一篇《讨粤匪檄》，写得是一针见骨，特别是对洪秀全太平军的揭发，很符合当时中国老百姓的传统观念，具有相当的煽动力。
试录一段揭发太平军行事规则的：“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濬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於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减者也。”（倒也没有完全造谣）
随后《讨粤匪檄》又讽刺了太平天国的信仰：“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
由此看来，孔孟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决不会因为洪秀全考不上秀才打破其偶像，就能摧毁儒家学说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的。
但是，湘军没有和太平军交战，在岳州就自乱了阵脚。据说是一阵大风把水师船只刮沉了二十多艘，湘军不战自乱，只好退出岳州，回保长沙。太平军于是水路直奔离长沙只有60里路的靖港，陆路从江西直趋湘潭，准备南北夹击长沙。
大军压境之下，长沙乱成一团。曾国藩当时还算冷静，他把赌注压在了防守湘潭上，而自己带领水师牵制靖港之敌。这招果然见效，乘太平军立足未稳，湘军主力在湘潭一阵猛攻，太平军损失惨重，连战皆北。
但在靖港，虽然曾国藩亲率水陆两军，但在进攻太平军时却遭到大败。在太平军的顺风纵火之下，水师大溃，陆师看水师溃逃了，也慌不择路，尽管曾国藩在阵前大喝：“过旗者斩！”，也无法阻挡士兵的溃散。
曾国藩想不到自己苦心练就的军队如此不堪，又气又羞之下，纵身一跃，跳水寻死。不过，曾国藩命大，每次自杀都有部下奋不顾身的把他救出来，不像江忠源、吴文镕和赖汉英，一跳即死------看来跳水自杀也要看时间和地点的。
曾国藩回到长沙后，被城内士绅讥讽，面子上很挂不住，感到心灰意冷，无脸见人，甚至连交待后事的遗书都写好了，再次准备自杀。正当曾国藩准备抹脖子的时候，湘潭那边却传来捷报，太平军几乎被打得全军覆没，长沙之围，不战自解。
看来曾国藩编练湘军的心血还是没有白花，再加上一点点好运气，终于成就了这位“中兴之臣”。咸丰也欣喜不已，后来说，想不到曾国藩一介书生，竟然能有如此本领，不容易啊。
西征军在湘军的打击下，节节败退，这时东王杨秀清派来了翼王石达开和罗大纲前来接应。而此时的曾国藩却犯了轻敌冒进的错误，他以为太平军从此不堪一击，天京指日可下，甚至像后来朝鲜战争上那位麦克阿瑟元帅一样，以为可以结束战争回去过圣诞节呢。
石达开当然也不是吃素的。在九江和湖口的鄱阳湖上，太平军日夜骚扰曾国藩的水师，时而大喊大叫，时而溜船放火，每天都搞得要进攻的样子，弄得湘军水师一惊一乍，时间长了自然是疲惫不堪。最后，太平军来真格的，乘着夜色，顺风放火，数百只火箭喷筒，火网密布，直扑湘军水师。
湘军水师猝不及防，大船小船乱做一团，而太平军的火船已到跟前，很快把他们的船只点燃，一下被烧了一百多艘，熊熊火光在江面上沸腾，几里之外都是一片红光，照亮了湘军被杀得人仰马翻的狼狈。此役曾国藩的座船也丢失了，惊恐之余，曾帅再次跃入水中寻死，幸好又被部下救起，在残兵败将的护送下，赶紧退守南昌。
遥望江水，老谋深算的曾国藩怎么也没想到，居然栽到了当时只有二十四岁的石达开手上。而此时的少年英雄石达开，可谓是英姿勃发。
滚滚长江，淘尽多少英雄！都是人才啊。
在南昌保卫战的同时，武昌的战事也很吃紧，双方争夺非常激烈。湘军将领罗泽南分军一路，配合湖广巡抚胡林翼攻打武昌，围城已久。石达开等在得知武昌被围困消息后，率军前去解救，遭到罗泽南所率湘军的阻拦，双方又开始缠战，不分胜负。
石达开见无法顺利前往武昌，于是突然南下，杀回江西。太平军顺着湖南和江西结合的软肋部位，势如破竹，旬日之内，连克宜春、吉安、樟树等江西中北部重镇，占领了江西一半以上的土地，并越过樟树、丰城，由南向北向南昌发动进攻。
曾国藩困守南昌孤城，见江西的形势大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为保住江西的省城南昌，他一下乱了分寸，忘记了和胡林翼、罗泽南约定的战略计划，而要求罗泽南立刻回援南昌。
罗泽南又是一位传奇儒将，要说湘军真正的元老，首先当推罗山先生，因为曾国藩的湘军就是在罗泽南的乡勇基础上编练而成的。罗泽南，家住罗山，弟子如云，人称“罗山先生”，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罗泽南虽然比曾国藩年长4岁，但在科举上却远不如曾国藩那样一帆风顺，一直到太平军起事，罗山先生还在当地设馆授徒，每日惟有青灯黄卷。
虽然没有功名，罗泽南但在学术上却是一流水平，他的著作包括《西铭讲义》、《人极衍义》、《小学韵语》、《桃江学辨》、《读孟子札记》、《周易附说》、《方舆要览》等，乃晚清一代理学大师。罗老师授徒多年，得意门生也不少，如李续宾、李续宜、王鑫等，后来都是名震一时的湘军名将。
在湘军湖口大败后，罗泽南向曾国藩建议：“欲取九江、湖口，当先图武昌；欲取武昌，当先清岳鄂之交”。曾国藩点头称是，于是令其率湘军三营自江西进发，奔往湖北援助胡林翼夺取武昌。
罗泽南虽然是儒将，但气势不下职业军人。在武昌90多天的战斗中，湘军伤亡3000余人，罗泽南仍然阵前指挥，坚持不退。后来，九江的太平军赶来援救武昌，罗泽南率军前去堵截打援，一日突起大雾，城内太平军突然冲出，直扑罗军大营，激战之中，罗泽南头部被弹片击中，顿时血流如注。最后，罗泽南因失血过多而死于军营之中。
乱世英雄乱世情，英雄不须问出处。铁马金戈，血染沃野，谁又堪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谁又堪说儒将自在不风流？
注、（1）（清）曾国藩：《曾国藩家书》，第17页，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版。
（2）沈渭滨主编：《天国寻踪》，第211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
几乎在北伐的同时，在杨秀清派遣下，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人于1853年5月沿长江西向，开始西征。
从战略上说，西征是太平天国的中策，控制安徽的安庆庐州、江西的南昌九江和湖北的武昌等主要目标，以打通并控制长江，断绝清廷和南方各省的联系，并进而控制南方各省，形成南北割据政权。
如此一来，两江（江西、江苏和安徽）、湖广（湖南、湖北）都在太平天国的控制之下，而两广、闽浙、四川、云贵，也可顺势战略。如果西征目标顺利实现，太平天国就进可攻，退可守，据有了半壁江山。
1853年6月，西征军轻车熟路，重新占领了安庆，随后又搠江而上，攻打南昌。但这里，西征军遇到了江忠源“楚勇”的顽强抵抗。
江忠源，就是当年指挥衰衣渡之战的湖南将领，南王冯云山就死于此役。江忠源虽然是一介书生，但胆识过人，很早就和太平军交过手。在他的指挥下，太平军围攻南昌三个多月，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杨秀清大怒，将赖汉英革职问罪，这位 “国舅爷”（他老妹是洪秀全老婆）又气又怒，给投江自尽了。
太平军见南昌是块硬骨头，于是改变计划，将西征军一分为二，一路由胡以晃率领，杀往庐州（今合肥）。由于江忠源的卓越表现，清廷火速任命其为安徽巡抚，并命他火速赶往庐州救援。
但在赶往庐州的途中，江忠源却染上重病，无奈之下，只能用担架抬着赶往庐州前线。尽管江忠源拼尽全力，但城内守军远少于攻城部队，庐州终于被围一个多月后（1854年1月中旬），被太平军轰开水西门，江忠源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跳水自杀。安徽以北，由此尽入太平军之手。
另一路西征军由韦志俊（北王韦昌辉之弟）率领，西进湖北，直奔武昌而去。1854年2月，这路西征军在黄州城外的堵城外大败湖广总督吴文镕的部队，逼得这位曾国藩的座师最后投湖自尽。太平军随后攻破武昌，转而进入湖南。太平军本以为只是借道湖南，挺进两广，谁知道，在湖南他们却遇到了最强大的对手------湘军。
说起湘军，就不得不提到曾国藩。传说曾国藩在出生的时候，他的曾祖父梦见一条虬龙从空中蜿蜒而下，降于中庭，头着梁，尾攀柱，黄色鳞甲闪耀着光芒，耀眼得让人睁不开眼。这时，家人来报说曾孙已经出世了。老人非常惊讶，预感到这刚出生的曾孙一定不是凡人，于是他把孙子（也就是曾国藩的父亲）郑重的叫到跟前，要他好好培养，以光大曾家门庭！
关于虬龙之说，恐怕是和曾国藩天生患有皮癣有关，这个病困扰了曾国藩很多年。江西饶州知府善于看相，有一次给曾国藩相面后说，曾国藩是只癞龙，其坐相和捋须都有龙状。于是曾国藩“癞龙转世”之说也就不胫而走，连北京的皇帝都有所风闻。
曾国藩可谓是传统文人的楷模。他曾经在给弟弟们的信中说到：“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断不甘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1）
正因为“有志、有识、有恒”，曾国藩既成为了世代少有的儒学大师，同时又成为兵马倥戎的军事统帅和乱世复生的中兴之臣。儒家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曾国藩的身上可谓发挥到了极致，他的书信集《曾国藩家书》和奏稿文集，都是后人汲取传统文化和道德修养的极好教材。
曾国藩编练的湘军和八旗、绿营军大不一样。湘军选兵时，尽量多选湖南人，只要那些朴实憨厚、体格健壮、土里土气的青年农民，那些油腔滑调、有市井流氓气的城市游民一律不要。另外，凡是编练入伍的湘军将士，都要将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儿登记在案，以便控制。
从组织上来说，湘军有点类似于南宋的岳家军和戚继光的戚家军，私人性很强，非常讲究血缘关系和地缘圈子。湘军的各级统领，从营官到哨长甚至什长的大小头目，大都是亲戚故旧、同乡好友或者师生门徒，如果没有一定关系，在湘军中很难有出头之日。
湘军中的重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可谓是关系复杂，盘根错节。譬如，曾国藩、曾国荃、曾国葆、曾国华是兄弟；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江忠源是朋友；李续宾、李续宜是罗泽南的学生；曾国藩和江忠源的座师同为湖广总督；曾国藩和罗泽南、李元度、李续宾、郭嵩焘、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又有“姻亲”关系。
太平军以天国理想为号召，湘军内部也同样重视思想教育。湘军首领如曾国藩、胡林翼、罗泽南、左宗棠以及后来的淮军领袖李鸿章等人，这些人大都是理学大儒，受过多年的儒家传统教育，一直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使命，即使是在带兵打仗，也保持自己读书人的本分。
湘军首领常在练兵行军中，也不忘给士兵讲习伦理纲常，目的是训练出一支忠义之军。如此悉心教化，湘军士兵当然耳濡目染，成为最有文化的军人，变得有信仰有理想-------打仗是为了给国家分忧解难，为黎民百姓安居乐业，这比起太平天国的那些虚无缥缈的平等、天国什么的，要实在许多，甚至不比我们后来的政治教官水平差呀。
当下很多年轻人不遗余力的大骂儒家，以为中国的落后全是因为儒家引起，其实他们并不理解儒家真义。要知道，儒家学说的力量大着呢！上可以治国安邦，下可以立人安家，这些年来我们社会出现道德水准严重下降、人际关系毒化的现象，说到底，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放纵自己并习惯于撒谎，到最后整个社会都被传染，而这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儒家被打倒在地了呢。
儒家讲亲亲尊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实是非常有道理呢！这样的伦理观念下，讲关系也就是必然了。中国是关系社会，连刚来中国两天的老外都知道中国人讲“guanxi”------听说已经和“mianzi”(面子)一起成为了英语的新词汇。讲关系是国人的特色和传统，也是一个事实，但有时候，讲关系也未必就一定是坏事，这个东西我们还真不好一棍子打死。
就拿湘军来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些血缘、姻亲、朋友、故旧、师生的关系让湘军上下团结紧密，在关键时刻能相互以死相拼，同仇敌忾。要碰到其他清军，往往都是胜不相让，败则壁上旁观，咧嘴痴笑，这样怎么能协同作战？
让人惊讶的是，湘军甚至很少会出现叛乱投降的现象。1858年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合军进攻庐州三河镇，湘军主力李续宾部六千余人在重围中血战六昼夜，绝大部分人战死，还有几百人被俘虏，在看押的路上，这些湖南军人突然奋起，杀死陈玉成的士兵数十人，陈玉成只好将这些人全部处死。（2）
回头说曾国藩。曾国藩二十四岁中举人，二十七岁得中进士，可谓是少年得志，春风得意。在仕途上，曾国藩也算是一帆风顺，但在当时的体制下，并没有发挥他真正的作用。在太平军起事的时候，他因为丁忧在家，咸丰帝当时就想起了他，下诏让他以侍郎身份帮办湖南团练。
由此，“癞龙”正式出山，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在太平军离湖南而去并定都南京的时候，湖南境内各会党也蠢蠢欲动，曾国藩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奉行“乱世用重典”的原则，大开杀戒，严厉打击各种会党匪徒，虽然得了个“曾剃头”的外号，但湖南境内得到安定，并成为反攻太平军的湘军基地。
1854年，湘军在曾国藩的调教下，在衡州初步练成，分为水陆两师，全军大约有一万七千人。在太平军进攻长沙的时候，湘军正式开赴战场。临行前，曾国藩不忘他的好笔头，一篇《讨粤匪檄》，写得是一针见骨，特别是对洪秀全太平军的揭发，很符合当时中国老百姓的传统观念，具有相当的煽动力。
试录一段揭发太平军行事规则的：“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濬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於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减者也。”（倒也没有完全造谣）
随后《讨粤匪檄》又讽刺了太平天国的信仰：“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
由此看来，孔孟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决不会因为洪秀全考不上秀才打破其偶像，就能摧毁儒家学说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的。
但是，湘军没有和太平军交战，在岳州就自乱了阵脚。据说是一阵大风把水师船只刮沉了二十多艘，湘军不战自乱，只好退出岳州，回保长沙。太平军于是水路直奔离长沙只有60里路的靖港，陆路从江西直趋湘潭，准备南北夹击长沙。
大军压境之下，长沙乱成一团。曾国藩当时还算冷静，他把赌注压在了防守湘潭上，而自己带领水师牵制靖港之敌。这招果然见效，乘太平军立足未稳，湘军主力在湘潭一阵猛攻，太平军损失惨重，连战皆北。
但在靖港，虽然曾国藩亲率水陆两军，但在进攻太平军时却遭到大败。在太平军的顺风纵火之下，水师大溃，陆师看水师溃逃了，也慌不择路，尽管曾国藩在阵前大喝：“过旗者斩！”，也无法阻挡士兵的溃散。
曾国藩想不到自己苦心练就的军队如此不堪，又气又羞之下，纵身一跃，跳水寻死。不过，曾国藩命大，每次自杀都有部下奋不顾身的把他救出来，不像江忠源、吴文镕和赖汉英，一跳即死------看来跳水自杀也要看时间和地点的。
曾国藩回到长沙后，被城内士绅讥讽，面子上很挂不住，感到心灰意冷，无脸见人，甚至连交待后事的遗书都写好了，再次准备自杀。正当曾国藩准备抹脖子的时候，湘潭那边却传来捷报，太平军几乎被打得全军覆没，长沙之围，不战自解。
看来曾国藩编练湘军的心血还是没有白花，再加上一点点好运气，终于成就了这位“中兴之臣”。咸丰也欣喜不已，后来说，想不到曾国藩一介书生，竟然能有如此本领，不容易啊。
西征军在湘军的打击下，节节败退，这时东王杨秀清派来了翼王石达开和罗大纲前来接应。而此时的曾国藩却犯了轻敌冒进的错误，他以为太平军从此不堪一击，天京指日可下，甚至像后来朝鲜战争上那位麦克阿瑟元帅一样，以为可以结束战争回去过圣诞节呢。
石达开当然也不是吃素的。在九江和湖口的鄱阳湖上，太平军日夜骚扰曾国藩的水师，时而大喊大叫，时而溜船放火，每天都搞得要进攻的样子，弄得湘军水师一惊一乍，时间长了自然是疲惫不堪。最后，太平军来真格的，乘着夜色，顺风放火，数百只火箭喷筒，火网密布，直扑湘军水师。
湘军水师猝不及防，大船小船乱做一团，而太平军的火船已到跟前，很快把他们的船只点燃，一下被烧了一百多艘，熊熊火光在江面上沸腾，几里之外都是一片红光，照亮了湘军被杀得人仰马翻的狼狈。此役曾国藩的座船也丢失了，惊恐之余，曾帅再次跃入水中寻死，幸好又被部下救起，在残兵败将的护送下，赶紧退守南昌。
遥望江水，老谋深算的曾国藩怎么也没想到，居然栽到了当时只有二十四岁的石达开手上。而此时的少年英雄石达开，可谓是英姿勃发。
滚滚长江，淘尽多少英雄！都是人才啊。
在南昌保卫战的同时，武昌的战事也很吃紧，双方争夺非常激烈。湘军将领罗泽南分军一路，配合湖广巡抚胡林翼攻打武昌，围城已久。石达开等在得知武昌被围困消息后，率军前去解救，遭到罗泽南所率湘军的阻拦，双方又开始缠战，不分胜负。
石达开见无法顺利前往武昌，于是突然南下，杀回江西。太平军顺着湖南和江西结合的软肋部位，势如破竹，旬日之内，连克宜春、吉安、樟树等江西中北部重镇，占领了江西一半以上的土地，并越过樟树、丰城，由南向北向南昌发动进攻。
曾国藩困守南昌孤城，见江西的形势大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为保住江西的省城南昌，他一下乱了分寸，忘记了和胡林翼、罗泽南约定的战略计划，而要求罗泽南立刻回援南昌。
罗泽南又是一位传奇儒将，要说湘军真正的元老，首先当推罗山先生，因为曾国藩的湘军就是在罗泽南的乡勇基础上编练而成的。罗泽南，家住罗山，弟子如云，人称“罗山先生”，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罗泽南虽然比曾国藩年长4岁，但在科举上却远不如曾国藩那样一帆风顺，一直到太平军起事，罗山先生还在当地设馆授徒，每日惟有青灯黄卷。
虽然没有功名，罗泽南但在学术上却是一流水平，他的著作包括《西铭讲义》、《人极衍义》、《小学韵语》、《桃江学辨》、《读孟子札记》、《周易附说》、《方舆要览》等，乃晚清一代理学大师。罗老师授徒多年，得意门生也不少，如李续宾、李续宜、王鑫等，后来都是名震一时的湘军名将。
在湘军湖口大败后，罗泽南向曾国藩建议：“欲取九江、湖口，当先图武昌；欲取武昌，当先清岳鄂之交”。曾国藩点头称是，于是令其率湘军三营自江西进发，奔往湖北援助胡林翼夺取武昌。
罗泽南虽然是儒将，但气势不下职业军人。在武昌90多天的战斗中，湘军伤亡3000余人，罗泽南仍然阵前指挥，坚持不退。后来，九江的太平军赶来援救武昌，罗泽南率军前去堵截打援，一日突起大雾，城内太平军突然冲出，直扑罗军大营，激战之中，罗泽南头部被弹片击中，顿时血流如注。最后，罗泽南因失血过多而死于军营之中。
乱世英雄乱世情，英雄不须问出处。铁马金戈，血染沃野，谁又堪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谁又堪说儒将自在不风流？
注、（1）（清）曾国藩：《曾国藩家书》，第17页，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版。
（2）沈渭滨主编：《天国寻踪》，第211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
2．6、天京事变：权力再分配，兄弟大火拼
唐太宗贞观年间出的一本《推背图》，据说是中华第一预言书，历史上的很多事情，还真被它说中了。这本书在宋元明三朝都是禁书，因为涉嫌妖言祸众，在宋太祖赵匡胤时期看了这书可就是死罪。但人的通病是，越隐秘的东西，人就越想看。古今中外研究《推背图》的人还真不少，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那位临死还幽默了一把的金圣叹大师。
《推背图》里有一卦是对应太平天国的，在它的第三十四象里说，“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这卦不难理解。“头有发，衣怕白”，太平军被人称为长毛，因为太平军的人都是解开大辨留长发，不像清朝人都按满人习俗，半个脑袋剃个精光，光留一大鞭子。至于“衣怕白”，那些广西老战士还真从不穿白衣服------杨秀清等人是烧炭党人，大概出于职业特征而忌讳白色？
前两句都不打紧，关键是后面两句，“太平时，王杀王。”如果是一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人预测了太平天国会发生“天京事变”，那就不能不说，这的确是高人写的一本奇书了。
闲话少说，下面且来看看那场血雨腥风的政变是怎样发生的。1856年9月初，天京城外秦淮河通往长江的出口处，江水忽然被染成了红色，“接连捆绑及黄衣黄褂者”的尸体顺河漂流，数不胜数，令人震惊。江南大营的清军断定，太平天国一定发生了内讧。
清军还真猜对了，太平天国果然发生了大事件。
这还得从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说起。太平天国刚刚定都南京后不久，清军就在南京城的东南郊建立了江南大营，一来用来困住天京，二来可以庇护苏州、常州地区的产粮区。另外，在扬州城的北郊又建立了江北大营，以从上游威胁天京，并庇护淮北一带的产盐区。这两个大营像定时炸弹一样，时刻威胁着天京的安全。
1855年初，太平天国的北伐军虽然已经全军覆没，但西征军的形势还不错，第三次攻克武昌，曾国藩也被围困在南昌孤城，皖北等地区都落入了太平军之手。1856年初，在东王杨秀清的指挥调度下，太平军先击破镇江城外及扬州之敌，击溃江北大营；随后又调回围困南昌的石达开部队，在石达开外围作战并调走清军主力的掩护下，太平军猛扑江南大营，一举打破江南大营。长期和太平军顽强作战的清将向荣，战败后上吊自尽，天京围解，太平军总算出了心头恶气。
巨大胜利的后面，却隐藏着重大的危机。外患刚去，内忧就很快浮出海面，问题就出在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层上。太平天国本是一个天王加上东南西北翼五王，天王高高在上，下面五王的地位却是不平等的，其余四王都要受东王杨秀清的节制。
1852年，南王冯云山已死于衰衣渡一战，而西王萧朝贵也死于同年的长沙之战。这样，首义的最高领导层只剩下了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
最说不清楚也最矛盾的是天王和东王的关系。按太平天国的宗教理论，天王洪秀全是上帝次子，是上帝派来解救人间的最高代表，但东王杨秀清在当时洪秀全和冯云山不在而会众思想动摇的危急时候，和西王萧朝贵联手搞了“天父天兄”下凡的把戏，稳住了会众的情绪。洪秀全回来后只得承认事实，不能去揭穿------要是揭穿，大家就都露馅了，我要不是什么天父天兄，你洪秀全又算什么上帝的次子！？
但承认杨秀清“天父下凡”有效就导致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会出问题了。东王杨秀清本应该在天王之下，但他时不时的可以“天父”下凡的名义，直接越过洪秀全给太平军部众发号施令，甚至还可以训斥洪秀全并打天王的屁股呢！
实事求是的说，东王杨秀清主持了太平天国早期的全面工作，取得的功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而洪天王则大都是高高挂起，反有点虚君的味道。这种类似二元的体制一直带到了天京，天王通常都在天王府中深居不出，很少参与具体的军政事务，只是醉心于搞搞宗教活动、写写打油诗并享受天王的快活日子。由此，杨秀清也权威日盛，日益骄横，也起了篡位之心。
东王建有的东王府，穷极奢丽，内有妃妾数百，连宫中服务的都全部是美女，一点都不逊色于天王府。杨秀清也是昼夜淫佚，还造有龙车放在东王府里，让美女侍妾裸体拖曳，以此淫乐。杨秀清小时候穷怕了，一旦发迹，当然要大讲排场。杨秀清坐的轿子，需要三十二个人抬，轿子里还有两个小童服侍，连轿夫都穿着华丽的衣服，派头不下当年的福康安。每次出门，杨秀清的队伍前必打着绣有青白二巨龙的旗仗，鼓乐齐奏，扈从千人，一副煞有介事的暴发户样子。
杨秀清有自己的一套行政班子，大政方针都出自东王府，弄到后来天国中的人只知道东王，而不知有天王的。杨秀清大权在握，不但视洪秀全如无物，对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后来封的燕王）等老兄弟也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韦昌辉等人为求自保，只好对杨秀清曲意奉承。据说杨秀清纵欲过度，“久乃不能入”，韦昌辉为杨秀清四方发榜求医，能治愈东王病的就授爵封官，以此来讨好杨秀清。
但危险依然存在。自从西王萧朝贵去见上帝后，太平天国里只有杨秀清可以合法通神，所以每当杨秀清要表演他的“保留节目”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紧张，跪伏屏息，被吓得汗不敢出，生怕东王借“天父”发怒为名，把自己的小命枉送。洪秀全的二哥洪仁达，就因小事被杨秀清借“天父”名义给捆了结结实实的打了一顿。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人知道杨秀清忌讳他们，更是谨慎有加，心存畏惧。
甚至高贵庄严连天王洪秀全，其本人也屡次被杨秀清责罚。据《贼情汇篡》上说，太平军中别男女，普通士兵见不到女人，但洪秀全却妻妾成群，军中有人憋不住，夜间偷窥了洪天王和妃子们行男女之事，不巧被洪天王发觉，洪天王大怒，将此人绑了要杀头。杨秀清对此很不以为然，于是他咣当一声倒地，摇身一变，再次“天父”下凡训斥洪秀全：“尔与兄弟打江山，杀人大事，何不与四弟（即杨秀清）商议！此须重罚！”-------重罚就是要打洪秀全屁股。洪天王有苦说不出，只能跪下认罚。幸好有其他人求情说愿意替天王受罚，杨秀清才见好就收。
打破江南江北大营后，杨秀清更是野心膨胀，想趁势迫使洪秀全禅位。关于杨秀清想篡位的故事，版本很多，大同小异，一般都是说杨秀清假称“天父下凡”，说四弟杨秀清如此大的功劳，怎么才九千岁啊？洪秀全惊恐之下，慌忙说应该是万岁。“天父”又说，那东王世子呢，洪秀全赶忙说，也是万岁，世代都是万岁！杨秀清很满意，说，我做万岁，你做万万岁！
下面姑且录清人罗惇曧的《太平天国战记》里记载的另一个版本，供参考。
杨秀清在图谋篡位前，已经做了舆论准备，在科举考试中出了个题目叫“四海之内有东王”，意图非常明显。后来杨秀清假装生病，要洪天王前去探视。洪天王第一次走出自己的天王府，见到杨秀清仰卧在卧室内，旁边有四个妖艳的美女伺候，床边既没有椅子，也没有凳子，只设了一个小榻给洪天王坐。
洪天王强压心头之火，假心假意的宽慰东王好生养病。杨秀清也不理会，故作呓语说：“人家都说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秦时二日相斗，这是为什么啊？”洪秀全大惊，赶紧下令让手下从官对杨秀清九叩首，三呼东王万岁。
洪秀全的突然之举动，反倒让杨秀清一时没反应过来。本来呢，杨秀清想引诱洪秀全逊位，如果不答应的话就动手杀了他。但是洪秀全猝令手下对杨秀清高呼万岁，反而使得杨秀清无话可说，于是只好打起呼噜装睡了。
见杨秀清没有反应，洪秀全就假称上厕所，乘着机会跑回了天王府。洪秀全走了后，杨秀清突然睁开眼睛，问左右：“天王去哪了？”左右说上厕所了，杨秀清才停止假装的呼噜-------这简直就是当年鸿门宴的翻版，按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理论来说，杨秀清毕竟还是心不够黑，反应也不够快，所以做不成大事，注定要被人所杀。
洪天王出了东王府，全身冷汗直流，回到天王府后，立刻下令紧闭宫门，让女兵们加强护卫，并连夜写下血书诏，召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人速回天京护驾。
韦昌辉与秦日昌得令后，带领三千精兵昼夜兼程，在五日后的一个深夜赶到了天京城外。当他们到达水西门的时候，守城士兵不给开门，说：“没有东王的令箭，不能开城门。”韦昌辉听后大怒：“我就是奉了东王的密书，这才星夜赶来的，你们竟然胆敢阻拦，不想活了吗？”
守城士兵一听是北王，心里害怕，就把他们给放了进来。韦昌辉也不作片刻停留，立刻拍马杀奔东王府。在东王府的门口，遇到卫士的激烈抵抗，韦昌辉登高大呼：“奉诏讨贼，顺从的人散去不加罪！”深夜当中，大家都迷迷糊糊，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便渐渐被驱散。
控制局面后，韦昌辉带兵直扑杨秀清的卧室。杨秀清当时本已睡了，一下被外面的打斗声吵醒，听到外面动静不对，吓得赶紧躲在水阁下面，但最后还是被找到并被捆了带走。东王所有的妻妾子女，全部被韦昌辉的亲兵杀死，特别是那些身怀有孕的王妃，更是一个不留。
说实话，韦昌辉早就看杨秀清不顺眼了，他心想，杨秀清你小子当年不过是个大字不识的烧炭工，身材矮小，一个眼睛还是半瞎，居然还胆敢人模狗样的，动不动冒充天父下凡，你也不看看你那模样！我堂堂七尺男儿，比你有钱有文化，竟然被你这样的人踩在脚下，当年要不是我带领金田村人支持你们，太平天国哪有今天？轮得到你来欺压我等？
想到这里，韦昌辉命手下捆了杨秀清，连夜前去天王府见洪秀全，但洪秀全听说韦昌辉杀了杨秀清全家，心想这又是一个手段更加毒辣的“杨秀清”，要是把他扶正到杨秀清地位的话，恐怕以后同样是专横难制，于是便想赦免杨秀清，以便自己从中操控。
韦昌辉见天王出尔反尔，极为愤怒，命令左右立刻杀了杨秀清。天王得知杨秀清被杀后，还下诏说不要多杀，也不褒奖韦昌辉的功劳，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韦昌辉这下才发现自己是被洪秀全当枪使了，气得是一佛升天，二佛出世。得不到天王的支持，韦昌辉又担心杨秀清的余党会报复，于是矫诏说前去和杨秀清划清界限的人都可以赦免，否则就杀无赦。
受此大变，杨秀清的余党群龙无首，三千多位东王府的高干受骗前去投诚，结果被韦昌辉的精兵一网打尽，杀得遍地流血，随后韦昌辉又下令关闭城门，全力捉拿杨秀清剩余的党羽。在这半个多月里，天京城内，血雨腥风，近两万革命精英，一时被屠杀殆尽。此时的事件，已经演变成杨秀清篡位未成，而韦昌辉叛乱是实。
翼王石达开闻此大变，赶回天京，见到韦昌辉如此滥杀，壮着大家还算是兄弟，就好言劝导韦昌辉说：“杨秀清谋反篡位，死不足惜。但那些广西老乡，大都无罪，你现在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们都杀了，弄得人人自危，这只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啊。”
韦昌辉听后非常不爽，他心里清楚自己杀戮过分，天京人都痛恨自己而盼望石达开来主持工作，于是又想杀了石达开，去除这个政治对手。由于走漏了消息，石达开家门都没进，就连夜用绳子从城墙上逃走。韦昌辉一不做，二不休，率兵杀进石达开家，给来了个满门抄斩。石达开奔到安庆，召集部属，发兵杀回天京。韦昌辉听说石达开大军将至，惊恐之下，干脆破罐子破摔------既然大家都恨我，我就每天都要杀人泄愤。
韦昌辉的暴行，终于引起天京剩余将士的愤怒，在洪秀全的号召下，这些人反攻韦昌辉并将之捉拿。洪秀全在第一时间下令将韦昌辉五马分尸，并逮捕了同党燕王秦日纲，将之斩首示众。随后，洪秀全将两人首级派人送到石达开军中，石达开这才重新回到了天京。
自此，东南西北，四王皆去，还剩个翼王，也要飞离！
石达开是个聪明人，还善于拉拢人心、招揽人才，曾国藩就常说他“凶悍、诡谲”，其智力和志向远在其他人之上。特别可贵的是，石达开对于洪秀全的那套东西，颇不以为然，显示了他的思考能力和独立性。
洪天王经此大变，心里自然多长了个心眼，对于外人也是心存畏惧，只相信自己的家族中人。虽然石达开深孚众望，但因他兵多将广，洪天王也对他起了疑惧之心，生怕他又成为杨秀清一样的人物。于是洪秀全把大权分了两半，军权分给李秀成等人，政权则分给了洪秀全的胞兄洪仁发、洪仁达，而正是当打之年的石达开，反而闲居天京，无所事事。
话说洪秀全的胞兄洪仁发、洪仁达这两兄弟，虽说是个宗教迷，但却喜好贪敛财物；自己无才无能，却又偏好不懂装懂瞎指挥，还自以为得计，且日渐专横。年轻气盛的石达开哪里受到了这两个野心大、气量小的活宝，这时，他手下有个谋士说：“大王既然得深军心，何必在此受制于人？中原虽然不易拿下，何不挺进四川，做一番当年刘玄德的鼎足之业？”
石达开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决心离开天京，自立门户，不再受洪氏兄弟的鸟气。石达开出走的时候，在沿途城市发榜广而告之，哭诉了他在天京所受的遭遇，以鼓惑更多的老战士加入他的队伍。这一招果然有效，一路上太平老战士从者入云，跟随石达开而去的人竟有十万多人，狠狠挖了一下太平天国的墙角。
当石达开大军到达安庆的时候，约陈玉成、李秀成带领部队跟着他走，陈玉成听后已经跟着走了，并飞马告诉老乡和好友李秀成，李秀成说：“我们背井离乡，拼死拼活，就是为了建立天国，如今干到一半就变心，后世将怎么看我们啊？你要去就去，我反正是坚决不去的。”陈玉成被李秀成这么一洗脑，半路上又折了回来。
石达开出走的时候，至少带走了当时太平天国一半的兵力，太平军精华，一时俱去。1859年，石达开的大军从江西东部抚州一带杀入浙江西部金华衢州一带，随后又辗转进入福建，下底后进入赣南（从此江西无一完土，均被太平军蹂躏）。紧接着石达开又西入湖南，打算向四川进军。此时的石达开军队，已成流寇之势。
但进军到湖南宝庆（今邵阳）的时候，石达开的大军被刘长佑、李续宜（李续宾之弟）的湘军阻截并遭到重大挫败，石达开于是率军改而南进广西，到老家兜了一圈。石达开的大军在最鼎盛的时候有二十万人之多，但在宝庆战败后，军心涣散，很多人纷纷脱队。
广西本就是因为贫穷而首义，石达开的军队来广西后连饭都吃不上，大家都觉得前途渺茫，士气沮丧。无奈之下，石达开只好在1861年率残部约一万余人，再入湖南，取湖南湖北的边地进军，并在次年进入四川东南境。四川虽说是天府之国，地险民富，清廷当然不敢掉以轻心，新任四川总督骆秉章听说石达开进入四川，便急领湘军先至布防，严阵以待。
1863年，石达开率军又进入西南贵州一带，这些地方穷山恶水，地势险要，石达开屡遭当地苗人勒索，终于在大渡河前，遭当地土司和清军的夹击，败退无路，陷于绝境。军中粮食耗尽，大家忍饥挨饿，完全失去战斗力。无奈之下，石达开自请入骆秉章军帐之中，骆秉章说：“你来投降的吗？”石达开说：“我来求死，兼为士卒请命，请你放过那些剩余将士的性命。”
石达开最终被凌迟处死，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五岁，另一个刚刚出生数日，却要被清廷收养，养到十八岁后才凌迟处死。石达开的残部二千余人，包括他的十几个王妃，也最终被屠戮干净。当年英姿勃发的一代翼王，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
君臣内讧，兄弟相残，太平天国赖以维系的拜上帝教宗教权威体系，终于被天京事变的血腥屠杀撕下了面纱。事变后，石达开的出走，更是让太平天国从此“内政不修，人心各别”。军中当时流传歌谣说：“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
偌大的天下，还不知道有多少是可以同患难，却不可以同享福的所谓“兄弟”！天国如梦，梦醒后，剩下的人却还要苦苦挣扎！
唐太宗贞观年间出的一本《推背图》，据说是中华第一预言书，历史上的很多事情，还真被它说中了。这本书在宋元明三朝都是禁书，因为涉嫌妖言祸众，在宋太祖赵匡胤时期看了这书可就是死罪。但人的通病是，越隐秘的东西，人就越想看。古今中外研究《推背图》的人还真不少，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那位临死还幽默了一把的金圣叹大师。
《推背图》里有一卦是对应太平天国的，在它的第三十四象里说，“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这卦不难理解。“头有发，衣怕白”，太平军被人称为长毛，因为太平军的人都是解开大辨留长发，不像清朝人都按满人习俗，半个脑袋剃个精光，光留一大鞭子。至于“衣怕白”，那些广西老战士还真从不穿白衣服------杨秀清等人是烧炭党人，大概出于职业特征而忌讳白色？
前两句都不打紧，关键是后面两句，“太平时，王杀王。”如果是一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人预测了太平天国会发生“天京事变”，那就不能不说，这的确是高人写的一本奇书了。
闲话少说，下面且来看看那场血雨腥风的政变是怎样发生的。1856年9月初，天京城外秦淮河通往长江的出口处，江水忽然被染成了红色，“接连捆绑及黄衣黄褂者”的尸体顺河漂流，数不胜数，令人震惊。江南大营的清军断定，太平天国一定发生了内讧。
清军还真猜对了，太平天国果然发生了大事件。
这还得从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说起。太平天国刚刚定都南京后不久，清军就在南京城的东南郊建立了江南大营，一来用来困住天京，二来可以庇护苏州、常州地区的产粮区。另外，在扬州城的北郊又建立了江北大营，以从上游威胁天京，并庇护淮北一带的产盐区。这两个大营像定时炸弹一样，时刻威胁着天京的安全。
1855年初，太平天国的北伐军虽然已经全军覆没，但西征军的形势还不错，第三次攻克武昌，曾国藩也被围困在南昌孤城，皖北等地区都落入了太平军之手。1856年初，在东王杨秀清的指挥调度下，太平军先击破镇江城外及扬州之敌，击溃江北大营；随后又调回围困南昌的石达开部队，在石达开外围作战并调走清军主力的掩护下，太平军猛扑江南大营，一举打破江南大营。长期和太平军顽强作战的清将向荣，战败后上吊自尽，天京围解，太平军总算出了心头恶气。
巨大胜利的后面，却隐藏着重大的危机。外患刚去，内忧就很快浮出海面，问题就出在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层上。太平天国本是一个天王加上东南西北翼五王，天王高高在上，下面五王的地位却是不平等的，其余四王都要受东王杨秀清的节制。
1852年，南王冯云山已死于衰衣渡一战，而西王萧朝贵也死于同年的长沙之战。这样，首义的最高领导层只剩下了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
最说不清楚也最矛盾的是天王和东王的关系。按太平天国的宗教理论，天王洪秀全是上帝次子，是上帝派来解救人间的最高代表，但东王杨秀清在当时洪秀全和冯云山不在而会众思想动摇的危急时候，和西王萧朝贵联手搞了“天父天兄”下凡的把戏，稳住了会众的情绪。洪秀全回来后只得承认事实，不能去揭穿------要是揭穿，大家就都露馅了，我要不是什么天父天兄，你洪秀全又算什么上帝的次子！？
但承认杨秀清“天父下凡”有效就导致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会出问题了。东王杨秀清本应该在天王之下，但他时不时的可以“天父”下凡的名义，直接越过洪秀全给太平军部众发号施令，甚至还可以训斥洪秀全并打天王的屁股呢！
实事求是的说，东王杨秀清主持了太平天国早期的全面工作，取得的功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而洪天王则大都是高高挂起，反有点虚君的味道。这种类似二元的体制一直带到了天京，天王通常都在天王府中深居不出，很少参与具体的军政事务，只是醉心于搞搞宗教活动、写写打油诗并享受天王的快活日子。由此，杨秀清也权威日盛，日益骄横，也起了篡位之心。
东王建有的东王府，穷极奢丽，内有妃妾数百，连宫中服务的都全部是美女，一点都不逊色于天王府。杨秀清也是昼夜淫佚，还造有龙车放在东王府里，让美女侍妾裸体拖曳，以此淫乐。杨秀清小时候穷怕了，一旦发迹，当然要大讲排场。杨秀清坐的轿子，需要三十二个人抬，轿子里还有两个小童服侍，连轿夫都穿着华丽的衣服，派头不下当年的福康安。每次出门，杨秀清的队伍前必打着绣有青白二巨龙的旗仗，鼓乐齐奏，扈从千人，一副煞有介事的暴发户样子。
杨秀清有自己的一套行政班子，大政方针都出自东王府，弄到后来天国中的人只知道东王，而不知有天王的。杨秀清大权在握，不但视洪秀全如无物，对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后来封的燕王）等老兄弟也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韦昌辉等人为求自保，只好对杨秀清曲意奉承。据说杨秀清纵欲过度，“久乃不能入”，韦昌辉为杨秀清四方发榜求医，能治愈东王病的就授爵封官，以此来讨好杨秀清。
但危险依然存在。自从西王萧朝贵去见上帝后，太平天国里只有杨秀清可以合法通神，所以每当杨秀清要表演他的“保留节目”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紧张，跪伏屏息，被吓得汗不敢出，生怕东王借“天父”发怒为名，把自己的小命枉送。洪秀全的二哥洪仁达，就因小事被杨秀清借“天父”名义给捆了结结实实的打了一顿。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人知道杨秀清忌讳他们，更是谨慎有加，心存畏惧。
甚至高贵庄严连天王洪秀全，其本人也屡次被杨秀清责罚。据《贼情汇篡》上说，太平军中别男女，普通士兵见不到女人，但洪秀全却妻妾成群，军中有人憋不住，夜间偷窥了洪天王和妃子们行男女之事，不巧被洪天王发觉，洪天王大怒，将此人绑了要杀头。杨秀清对此很不以为然，于是他咣当一声倒地，摇身一变，再次“天父”下凡训斥洪秀全：“尔与兄弟打江山，杀人大事，何不与四弟（即杨秀清）商议！此须重罚！”-------重罚就是要打洪秀全屁股。洪天王有苦说不出，只能跪下认罚。幸好有其他人求情说愿意替天王受罚，杨秀清才见好就收。
打破江南江北大营后，杨秀清更是野心膨胀，想趁势迫使洪秀全禅位。关于杨秀清想篡位的故事，版本很多，大同小异，一般都是说杨秀清假称“天父下凡”，说四弟杨秀清如此大的功劳，怎么才九千岁啊？洪秀全惊恐之下，慌忙说应该是万岁。“天父”又说，那东王世子呢，洪秀全赶忙说，也是万岁，世代都是万岁！杨秀清很满意，说，我做万岁，你做万万岁！
下面姑且录清人罗惇曧的《太平天国战记》里记载的另一个版本，供参考。
杨秀清在图谋篡位前，已经做了舆论准备，在科举考试中出了个题目叫“四海之内有东王”，意图非常明显。后来杨秀清假装生病，要洪天王前去探视。洪天王第一次走出自己的天王府，见到杨秀清仰卧在卧室内，旁边有四个妖艳的美女伺候，床边既没有椅子，也没有凳子，只设了一个小榻给洪天王坐。
洪天王强压心头之火，假心假意的宽慰东王好生养病。杨秀清也不理会，故作呓语说：“人家都说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秦时二日相斗，这是为什么啊？”洪秀全大惊，赶紧下令让手下从官对杨秀清九叩首，三呼东王万岁。
洪秀全的突然之举动，反倒让杨秀清一时没反应过来。本来呢，杨秀清想引诱洪秀全逊位，如果不答应的话就动手杀了他。但是洪秀全猝令手下对杨秀清高呼万岁，反而使得杨秀清无话可说，于是只好打起呼噜装睡了。
见杨秀清没有反应，洪秀全就假称上厕所，乘着机会跑回了天王府。洪秀全走了后，杨秀清突然睁开眼睛，问左右：“天王去哪了？”左右说上厕所了，杨秀清才停止假装的呼噜-------这简直就是当年鸿门宴的翻版，按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理论来说，杨秀清毕竟还是心不够黑，反应也不够快，所以做不成大事，注定要被人所杀。
洪天王出了东王府，全身冷汗直流，回到天王府后，立刻下令紧闭宫门，让女兵们加强护卫，并连夜写下血书诏，召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人速回天京护驾。
韦昌辉与秦日昌得令后，带领三千精兵昼夜兼程，在五日后的一个深夜赶到了天京城外。当他们到达水西门的时候，守城士兵不给开门，说：“没有东王的令箭，不能开城门。”韦昌辉听后大怒：“我就是奉了东王的密书，这才星夜赶来的，你们竟然胆敢阻拦，不想活了吗？”
守城士兵一听是北王，心里害怕，就把他们给放了进来。韦昌辉也不作片刻停留，立刻拍马杀奔东王府。在东王府的门口，遇到卫士的激烈抵抗，韦昌辉登高大呼：“奉诏讨贼，顺从的人散去不加罪！”深夜当中，大家都迷迷糊糊，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便渐渐被驱散。
控制局面后，韦昌辉带兵直扑杨秀清的卧室。杨秀清当时本已睡了，一下被外面的打斗声吵醒，听到外面动静不对，吓得赶紧躲在水阁下面，但最后还是被找到并被捆了带走。东王所有的妻妾子女，全部被韦昌辉的亲兵杀死，特别是那些身怀有孕的王妃，更是一个不留。
说实话，韦昌辉早就看杨秀清不顺眼了，他心想，杨秀清你小子当年不过是个大字不识的烧炭工，身材矮小，一个眼睛还是半瞎，居然还胆敢人模狗样的，动不动冒充天父下凡，你也不看看你那模样！我堂堂七尺男儿，比你有钱有文化，竟然被你这样的人踩在脚下，当年要不是我带领金田村人支持你们，太平天国哪有今天？轮得到你来欺压我等？
想到这里，韦昌辉命手下捆了杨秀清，连夜前去天王府见洪秀全，但洪秀全听说韦昌辉杀了杨秀清全家，心想这又是一个手段更加毒辣的“杨秀清”，要是把他扶正到杨秀清地位的话，恐怕以后同样是专横难制，于是便想赦免杨秀清，以便自己从中操控。
韦昌辉见天王出尔反尔，极为愤怒，命令左右立刻杀了杨秀清。天王得知杨秀清被杀后，还下诏说不要多杀，也不褒奖韦昌辉的功劳，把自己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韦昌辉这下才发现自己是被洪秀全当枪使了，气得是一佛升天，二佛出世。得不到天王的支持，韦昌辉又担心杨秀清的余党会报复，于是矫诏说前去和杨秀清划清界限的人都可以赦免，否则就杀无赦。
受此大变，杨秀清的余党群龙无首，三千多位东王府的高干受骗前去投诚，结果被韦昌辉的精兵一网打尽，杀得遍地流血，随后韦昌辉又下令关闭城门，全力捉拿杨秀清剩余的党羽。在这半个多月里，天京城内，血雨腥风，近两万革命精英，一时被屠杀殆尽。此时的事件，已经演变成杨秀清篡位未成，而韦昌辉叛乱是实。
翼王石达开闻此大变，赶回天京，见到韦昌辉如此滥杀，壮着大家还算是兄弟，就好言劝导韦昌辉说：“杨秀清谋反篡位，死不足惜。但那些广西老乡，大都无罪，你现在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们都杀了，弄得人人自危，这只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啊。”
韦昌辉听后非常不爽，他心里清楚自己杀戮过分，天京人都痛恨自己而盼望石达开来主持工作，于是又想杀了石达开，去除这个政治对手。由于走漏了消息，石达开家门都没进，就连夜用绳子从城墙上逃走。韦昌辉一不做，二不休，率兵杀进石达开家，给来了个满门抄斩。石达开奔到安庆，召集部属，发兵杀回天京。韦昌辉听说石达开大军将至，惊恐之下，干脆破罐子破摔------既然大家都恨我，我就每天都要杀人泄愤。
韦昌辉的暴行，终于引起天京剩余将士的愤怒，在洪秀全的号召下，这些人反攻韦昌辉并将之捉拿。洪秀全在第一时间下令将韦昌辉五马分尸，并逮捕了同党燕王秦日纲，将之斩首示众。随后，洪秀全将两人首级派人送到石达开军中，石达开这才重新回到了天京。
自此，东南西北，四王皆去，还剩个翼王，也要飞离！
石达开是个聪明人，还善于拉拢人心、招揽人才，曾国藩就常说他“凶悍、诡谲”，其智力和志向远在其他人之上。特别可贵的是，石达开对于洪秀全的那套东西，颇不以为然，显示了他的思考能力和独立性。
洪天王经此大变，心里自然多长了个心眼，对于外人也是心存畏惧，只相信自己的家族中人。虽然石达开深孚众望，但因他兵多将广，洪天王也对他起了疑惧之心，生怕他又成为杨秀清一样的人物。于是洪秀全把大权分了两半，军权分给李秀成等人，政权则分给了洪秀全的胞兄洪仁发、洪仁达，而正是当打之年的石达开，反而闲居天京，无所事事。
话说洪秀全的胞兄洪仁发、洪仁达这两兄弟，虽说是个宗教迷，但却喜好贪敛财物；自己无才无能，却又偏好不懂装懂瞎指挥，还自以为得计，且日渐专横。年轻气盛的石达开哪里受到了这两个野心大、气量小的活宝，这时，他手下有个谋士说：“大王既然得深军心，何必在此受制于人？中原虽然不易拿下，何不挺进四川，做一番当年刘玄德的鼎足之业？”
石达开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决心离开天京，自立门户，不再受洪氏兄弟的鸟气。石达开出走的时候，在沿途城市发榜广而告之，哭诉了他在天京所受的遭遇，以鼓惑更多的老战士加入他的队伍。这一招果然有效，一路上太平老战士从者入云，跟随石达开而去的人竟有十万多人，狠狠挖了一下太平天国的墙角。
当石达开大军到达安庆的时候，约陈玉成、李秀成带领部队跟着他走，陈玉成听后已经跟着走了，并飞马告诉老乡和好友李秀成，李秀成说：“我们背井离乡，拼死拼活，就是为了建立天国，如今干到一半就变心，后世将怎么看我们啊？你要去就去，我反正是坚决不去的。”陈玉成被李秀成这么一洗脑，半路上又折了回来。
石达开出走的时候，至少带走了当时太平天国一半的兵力，太平军精华，一时俱去。1859年，石达开的大军从江西东部抚州一带杀入浙江西部金华衢州一带，随后又辗转进入福建，下底后进入赣南（从此江西无一完土，均被太平军蹂躏）。紧接着石达开又西入湖南，打算向四川进军。此时的石达开军队，已成流寇之势。
但进军到湖南宝庆（今邵阳）的时候，石达开的大军被刘长佑、李续宜（李续宾之弟）的湘军阻截并遭到重大挫败，石达开于是率军改而南进广西，到老家兜了一圈。石达开的大军在最鼎盛的时候有二十万人之多，但在宝庆战败后，军心涣散，很多人纷纷脱队。
广西本就是因为贫穷而首义，石达开的军队来广西后连饭都吃不上，大家都觉得前途渺茫，士气沮丧。无奈之下，石达开只好在1861年率残部约一万余人，再入湖南，取湖南湖北的边地进军，并在次年进入四川东南境。四川虽说是天府之国，地险民富，清廷当然不敢掉以轻心，新任四川总督骆秉章听说石达开进入四川，便急领湘军先至布防，严阵以待。
1863年，石达开率军又进入西南贵州一带，这些地方穷山恶水，地势险要，石达开屡遭当地苗人勒索，终于在大渡河前，遭当地土司和清军的夹击，败退无路，陷于绝境。军中粮食耗尽，大家忍饥挨饿，完全失去战斗力。无奈之下，石达开自请入骆秉章军帐之中，骆秉章说：“你来投降的吗？”石达开说：“我来求死，兼为士卒请命，请你放过那些剩余将士的性命。”
石达开最终被凌迟处死，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五岁，另一个刚刚出生数日，却要被清廷收养，养到十八岁后才凌迟处死。石达开的残部二千余人，包括他的十几个王妃，也最终被屠戮干净。当年英姿勃发的一代翼王，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
君臣内讧，兄弟相残，太平天国赖以维系的拜上帝教宗教权威体系，终于被天京事变的血腥屠杀撕下了面纱。事变后，石达开的出走，更是让太平天国从此“内政不修，人心各别”。军中当时流传歌谣说：“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长工。”
偌大的天下，还不知道有多少是可以同患难，却不可以同享福的所谓“兄弟”！天国如梦，梦醒后，剩下的人却还要苦苦挣扎！
2．7、乱世英雄少年郎
天京事变加上石达开的出走，太平天国的精英已经损失大半。1857年，清军于是重新建立了江南、江北大营，再次将天京紧紧围困。
在长江上游，形势也开始变得危急。在攻占武昌后，湘军悍将李续宾率军直取九江。李续宾是罗泽南的门生，此人同样是读书人出身，单却文武双全，胆识过人，能从万人中取敌首级，人称湘军“兵胆”。罗泽南战死后，李续宾接替恩师掌管这部分湘军，并打造成湘军里最为精锐的部队。
太平军在九江的守将也不弱。此人乃跟随杨秀清多年的林启容，同样是身经百战的“老贼”悍将，湘军在他手里就没少吃亏，譬如副统帅塔齐布就是因为败于林启容而愤懑而死的。李续宾来到九江后，依旧是使用长围法，挖开长濠，把九江城围个水泄不通。在城内太平军弹尽粮绝之后，清军以逸待劳，最后破城而入，将城内近两万太平军屠杀殆尽。
湘军的下一个目标是安徽重镇安庆。安庆位皖河和长江交汇处，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里说，“安庆者，金陵之门户也”。安庆的得失，不仅关系到天京的安危，同时也关系到整个太平天国的命运。
天京当然知道安庆的重要性，但石达开出走后，朝中无人，急也没用。仗还是要打，安庆也不能不保，在危机时刻，洪秀全恢复原来的五军主将制度，并在年轻一代中寻找合适的人选，后来封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李秀成之弟）为左军主将，韦志俊（韦昌辉亲弟，后叛变）为右军主将，连杨秀清之族弟杨辅清也不计前嫌，加以任用。天朝的用人之际，这些太平军的少年英雄如陈玉成和李秀成等也开始崭露头角，并由此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中坚力量。
先说陈玉成。英王陈玉成乃广西藤县人，早年父母就已去世，他一直跟随叔父陈承瑢生活。1851年金田起义的时候，14岁的陈玉成也随同叔父加入太平军，从此跟随太平军踏遍大江南北。由于从小就在南征北战的残酷环境中成长，陈玉成远比其他同龄人要更成熟，也经受到了更多的考验。
陈玉成第一次参加战斗是在1854年，太平军西征时的“二下武昌”之战中，这个十七岁的少年勇猛异常，第一个杀上武昌城头。因建此奇功，陈玉成被提拔为“殿右三十检点”，进入了太平军中层干部的行列。
在随后的九江战役中，陈玉成配合林启容坚守九江，帮助石达开大破曾国藩的湘军水师。天京事变前夕，已升为冬宫正丞相的陈玉成和老乡李秀成一起赴援镇江。陈玉成冒死进入镇江城中，协调内外太平军一举攻破江北大营。紧接着，陈玉成又率军回击江南大营，立下了赫赫战功。
这真是，乱世果然出英雄，英雄又在少年出！
天京事变时，陈玉成不过十九岁，但已经是太平军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了。洪秀全任命了陈玉成等五军主将后，这些年轻人的能量被迅速释放了。陈玉成和李秀成两个前后军主将联手，在1858年的秋天再次攻破江北大营，清将冯子材的五千精骑被杀得狼狈逃窜，天京之围暂时又被解除。
真正让陈玉成名扬海内的是庐州三河镇之役。清军江北大营被摧毁后，湘军悍将李续宾正率七千湘军精锐赶往庐州（今合肥），以控制天京上游。太平军也不敢怠慢，李秀成和陈玉成的部队也纷纷赶往庐州前线。
当时太平军在庐州的外围三河镇筑有一坚城，九层堡垒，一面临江，防卫严密，正好挡在李续宾前进的必经之路上。李续宾的湘军果然凶悍无比，杀敌七千，攻克三河堡垒。但胜利只是短暂的，李续宾很快发现他们已经陷入了重重包围当中。
就在湘军消灭三河镇太平军的同时，陈玉成的部队已经包抄了湘军的后路。另外，又有数万捻军来帮太平军的忙，这样总共有十多万的兵力把李续宾的湘军团团围住。这有点像解放战争中的孟良崮战役，张灵甫所率领的整编七十四师------这个装备精良的国民党王牌师------被围困在孟良崮上，外面是陈毅粟裕指挥着华东野战军的十个纵队，兵力足足比整编七十四师多了十多倍。
三河镇当时的形势和孟良崮一样，也是里三层外三层，最里面的部队被外面数十倍的敌方部队包围，但在敌方的外面，则有大量前来救援的友军，有可能对中间的敌人形成内外夹击。就象下围棋一样，战役最重要的莫过于中间的棋子要存活。一般来说，中间的棋子往往都是精锐之师，他们以自己的生命来拖延时间，吸引对方的主力。只要里面棋子不死，再设法和外面合围的话，对方夹在中间的棋子就要死一大片了。
据说，善打仗都爱好下围棋，谢安、曾国藩、陈毅等人可都是下围棋的好手。这种包围与反包围其实时间和战斗力的较量，就看谁先顶不住。从战术上来说，这种战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啃硬骨头，要硬啃，哪怕自己死的人远比对方多（终究是包围方的人多）；另一个是坚决打援，不为消灭对方援军，只为拖延时间。
尽管都是精锐之师，并让对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李续宾没有顶住，张灵甫也没有顶住。面对二十多倍于自己的太平军和捻军，李续宾的部卒们杀得刀口卷刃，但还是不能杀出重围，最终全部战死。据《清史稿》说，李续宾最后“跃马驰入贼阵死之”（也有说上吊自尽），果然壮烈！另外，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死于此役，连尸体都找不到，曾国藩听到战败的消息后，几乎呕血厥倒！
一将成名万骨枯。陈玉成破庐州后，受封为“英王”。随后，陈玉成和李秀成再度联手，第二攻破江南大营，江南大营的统师和春和提督张国梁，一个自杀，一个阵亡。
这里要提一下另一个横空出世的少年英雄。李秀成，广西藤县人，贫苦子弟，陈玉成的老乡（比陈玉成略长几岁），同样是童子军首义出身，一直跟随杨秀清、石达开征战南北。天京事变前，李秀成已经屡立战功，官居地官副丞相，年仅二十三岁。
为解除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威胁，李秀成和众将领使出“围魏救赵”之计，他亲率大军杀奔浙江，向杭州直扑去。1860年3月太平军杀到达杭州武林门外，用火药轰开清波门后，杭州城陷，浙江各大员包括巡抚罗殿遵等人大都自杀身亡。值得一提的是，杭州将军瑞昌率兵死守满人居住的内城，太平军一时仓促，居然放了他们一马------不过还有下一次，待叙。
杭州被占的消息传到北京，咸丰帝急令和春与张国梁调派江南大营的兵力前去援救。这一下，正中了李秀成的下怀，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于是李秀成迅速撤出杭州，太平军分兵合进，五路大军直扑江南大营。这五路大军分别由五个年轻的主将率领（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一路上势不可挡。
5月，在天京城内太平军的配合下，太平军终于再次荡平了江南大营，清军江南大营提督张国梁，战死，统师和春就着烧酒生吞鸦片自杀身亡。这个张国梁，和冯子材一样，都是会党出身呢！真是各为其主，死而后已啊。
天京事变加上石达开的出走，太平天国的精英已经损失大半。1857年，清军于是重新建立了江南、江北大营，再次将天京紧紧围困。
在长江上游，形势也开始变得危急。在攻占武昌后，湘军悍将李续宾率军直取九江。李续宾是罗泽南的门生，此人同样是读书人出身，单却文武双全，胆识过人，能从万人中取敌首级，人称湘军“兵胆”。罗泽南战死后，李续宾接替恩师掌管这部分湘军，并打造成湘军里最为精锐的部队。
太平军在九江的守将也不弱。此人乃跟随杨秀清多年的林启容，同样是身经百战的“老贼”悍将，湘军在他手里就没少吃亏，譬如副统帅塔齐布就是因为败于林启容而愤懑而死的。李续宾来到九江后，依旧是使用长围法，挖开长濠，把九江城围个水泄不通。在城内太平军弹尽粮绝之后，清军以逸待劳，最后破城而入，将城内近两万太平军屠杀殆尽。
湘军的下一个目标是安徽重镇安庆。安庆位皖河和长江交汇处，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里说，“安庆者，金陵之门户也”。安庆的得失，不仅关系到天京的安危，同时也关系到整个太平天国的命运。
天京当然知道安庆的重要性，但石达开出走后，朝中无人，急也没用。仗还是要打，安庆也不能不保，在危机时刻，洪秀全恢复原来的五军主将制度，并在年轻一代中寻找合适的人选，后来封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李秀成之弟）为左军主将，韦志俊（韦昌辉亲弟，后叛变）为右军主将，连杨秀清之族弟杨辅清也不计前嫌，加以任用。天朝的用人之际，这些太平军的少年英雄如陈玉成和李秀成等也开始崭露头角，并由此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中坚力量。
先说陈玉成。英王陈玉成乃广西藤县人，早年父母就已去世，他一直跟随叔父陈承瑢生活。1851年金田起义的时候，14岁的陈玉成也随同叔父加入太平军，从此跟随太平军踏遍大江南北。由于从小就在南征北战的残酷环境中成长，陈玉成远比其他同龄人要更成熟，也经受到了更多的考验。
陈玉成第一次参加战斗是在1854年，太平军西征时的“二下武昌”之战中，这个十七岁的少年勇猛异常，第一个杀上武昌城头。因建此奇功，陈玉成被提拔为“殿右三十检点”，进入了太平军中层干部的行列。
在随后的九江战役中，陈玉成配合林启容坚守九江，帮助石达开大破曾国藩的湘军水师。天京事变前夕，已升为冬宫正丞相的陈玉成和老乡李秀成一起赴援镇江。陈玉成冒死进入镇江城中，协调内外太平军一举攻破江北大营。紧接着，陈玉成又率军回击江南大营，立下了赫赫战功。
这真是，乱世果然出英雄，英雄又在少年出！
天京事变时，陈玉成不过十九岁，但已经是太平军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了。洪秀全任命了陈玉成等五军主将后，这些年轻人的能量被迅速释放了。陈玉成和李秀成两个前后军主将联手，在1858年的秋天再次攻破江北大营，清将冯子材的五千精骑被杀得狼狈逃窜，天京之围暂时又被解除。
真正让陈玉成名扬海内的是庐州三河镇之役。清军江北大营被摧毁后，湘军悍将李续宾正率七千湘军精锐赶往庐州（今合肥），以控制天京上游。太平军也不敢怠慢，李秀成和陈玉成的部队也纷纷赶往庐州前线。
当时太平军在庐州的外围三河镇筑有一坚城，九层堡垒，一面临江，防卫严密，正好挡在李续宾前进的必经之路上。李续宾的湘军果然凶悍无比，杀敌七千，攻克三河堡垒。但胜利只是短暂的，李续宾很快发现他们已经陷入了重重包围当中。
就在湘军消灭三河镇太平军的同时，陈玉成的部队已经包抄了湘军的后路。另外，又有数万捻军来帮太平军的忙，这样总共有十多万的兵力把李续宾的湘军团团围住。这有点像解放战争中的孟良崮战役，张灵甫所率领的整编七十四师------这个装备精良的国民党王牌师------被围困在孟良崮上，外面是陈毅粟裕指挥着华东野战军的十个纵队，兵力足足比整编七十四师多了十多倍。
三河镇当时的形势和孟良崮一样，也是里三层外三层，最里面的部队被外面数十倍的敌方部队包围，但在敌方的外面，则有大量前来救援的友军，有可能对中间的敌人形成内外夹击。就象下围棋一样，战役最重要的莫过于中间的棋子要存活。一般来说，中间的棋子往往都是精锐之师，他们以自己的生命来拖延时间，吸引对方的主力。只要里面棋子不死，再设法和外面合围的话，对方夹在中间的棋子就要死一大片了。
据说，善打仗都爱好下围棋，谢安、曾国藩、陈毅等人可都是下围棋的好手。这种包围与反包围其实时间和战斗力的较量，就看谁先顶不住。从战术上来说，这种战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啃硬骨头，要硬啃，哪怕自己死的人远比对方多（终究是包围方的人多）；另一个是坚决打援，不为消灭对方援军，只为拖延时间。
尽管都是精锐之师，并让对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李续宾没有顶住，张灵甫也没有顶住。面对二十多倍于自己的太平军和捻军，李续宾的部卒们杀得刀口卷刃，但还是不能杀出重围，最终全部战死。据《清史稿》说，李续宾最后“跃马驰入贼阵死之”（也有说上吊自尽），果然壮烈！另外，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死于此役，连尸体都找不到，曾国藩听到战败的消息后，几乎呕血厥倒！
一将成名万骨枯。陈玉成破庐州后，受封为“英王”。随后，陈玉成和李秀成再度联手，第二攻破江南大营，江南大营的统师和春和提督张国梁，一个自杀，一个阵亡。
这里要提一下另一个横空出世的少年英雄。李秀成，广西藤县人，贫苦子弟，陈玉成的老乡（比陈玉成略长几岁），同样是童子军首义出身，一直跟随杨秀清、石达开征战南北。天京事变前，李秀成已经屡立战功，官居地官副丞相，年仅二十三岁。
为解除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威胁，李秀成和众将领使出“围魏救赵”之计，他亲率大军杀奔浙江，向杭州直扑去。1860年3月太平军杀到达杭州武林门外，用火药轰开清波门后，杭州城陷，浙江各大员包括巡抚罗殿遵等人大都自杀身亡。值得一提的是，杭州将军瑞昌率兵死守满人居住的内城，太平军一时仓促，居然放了他们一马------不过还有下一次，待叙。
杭州被占的消息传到北京，咸丰帝急令和春与张国梁调派江南大营的兵力前去援救。这一下，正中了李秀成的下怀，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于是李秀成迅速撤出杭州，太平军分兵合进，五路大军直扑江南大营。这五路大军分别由五个年轻的主将率领（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一路上势不可挡。
5月，在天京城内太平军的配合下，太平军终于再次荡平了江南大营，清军江南大营提督张国梁，战死，统师和春就着烧酒生吞鸦片自杀身亡。这个张国梁，和冯子材一样，都是会党出身呢！真是各为其主，死而后已啊。
打破江南大营后，李秀成再率大军东进，直取苏州、常州和杭州等富庶地区，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便占领了苏南所有地区------上海除外。“太湖熟，天下足”，苏南地区自宋朝以来就是鱼米之乡，每年要为北京贡献二百万石的漕米。李秀成来到这里后，粮草充足，既可以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又可以和洋人买卖武器，怪不得李秀成对这里情有独钟，也怪不得咸丰帝要急得跳脚！
值得一提的是，李秀成攻城掠地的时候，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并火烧圆明园的时候呢！1860年的晚清帝国，可不就是满目创痍？！蒋介石说过，“攘外必先安内”，怕就怕内外不修啊。
1861年底，李秀成大军再次攻克杭州，新一届浙江各大员包括巡抚王有龄等数十人或被杀或自杀-------谁说做官就一定开心？而上次坚守内城的杭州将军瑞昌这次在劫难逃，内城数万满人被悉数屠杀。
看来太平天国回光返照了。有人或许会问，李秀成、陈玉成春风得意的时候，曾国藩哪里去了？难道李续宾死后，湘军就此一蹶不振？
曾国藩这时正憋屈着呢。作为湘军的首创者和领袖，曾国藩手下的将领和朋友如胡林翼、刘长佑等一个个都封了总督巡抚，曾公辛苦了这好几年，却只得些钦差大臣之类的虚衔。没有地方上的实职，曾国藩在带兵打仗时很是郁闷，因为打仗要人要钱，中央没钱给，地方上有钱也不给，为了发军饷，曾国藩弄得像讨饭的一样。所以，曾国藩发誓，一定要弄个实职的总督巡抚干干。
大家或许就纳闷了，老曾怎么就得罪了朝廷呢？说起曾国藩没能及早当上督抚的事情，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在《庸庵全集.书宰相有学无识》中说：1854年湘军攻占武汉后，咸丰帝大喜，“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一时兴奋，要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结果，当时有个汉人出身的军机大臣祁寯藻在旁边说了坏话：“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咸丰帝听后一个激灵，此事就不再提起。
虽然这事未必是真，但曾国藩的确是受了莫大的委屈。中国士大夫最忌讳的是有功不赏，有禁不罚，也许曾国藩的“癞龙”之说，传到了咸丰帝耳中吧？朝廷担心曾国藩坐大，也许是有他们的想法，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授予汉人过大权力。
就说江南江北大营，都是满人所率的绿营兵，乃清廷依靠的国防军。满清皇帝本想乘着天京事变之际，让满人和绿营军建此大功，谁知道这些人不争气，一击即溃，使得清廷四顾无人，手里无兵，当时只能起用曾国藩，并重用地方部队----湘军。
有了胡林翼的全力推荐和肃顺的力保，咸丰帝焦头烂额之下，最后下诏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曾国藩实权到手，最终打造出了“湘系”势力（1），一时权倾朝野，汉人的势力也就开始和满人一争高下，甚至略占上风。倘若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这些精明强干的汉人官僚，就不会有晚清中兴大业，也不会有南方的崛起。
这里，稍微提一下洋鬼子们和一个香港来的假洋鬼子。
当马克思博士得知大清帝国的广西发生了起义后，兴奋的认为“中国的革命，将引发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恩格斯也高兴的说：“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但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马克思博士在《中国纪事》里严厉斥责了太平天国，“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失望的还不仅仅是马克思博士。英法洋鬼子们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很是狐疑不定，刚开始他们以为太平天国信仰基督教，应该比北京的皇帝要好打交道一点------太平军不是称他们为“洋兄弟”吗？但很多传教士去天京，经过细致的了解后，发现洪秀全的宗教理论完全就是瞎扯谈，不伦不类的四不像-----什么天父天兄，上帝次子，真是乱七八糟！那些虔诚的传教士们还想纠正洪秀全的错误，但被洪教主一句话给噎了回来-------洪教主说，你们说我错了，但我上过天堂见过上帝，你们见过吗？？？
不到十年，太平天国这个潜力股一下就被打回原型，变成了垃圾股。
在洋人的眼里，太平天国更加的不堪，他们也认定太平天国不会有好结果。相对于北京的皇帝，太平天国的所作所为显然更加不利于通商，洋鬼子们终于在1860年签订了《北京条约》后，心满意足的离开北京，临行还慷慨的答应帮助清军镇压太平军。因为恰好在这时，李秀成的大军已经杀到上海附近，洋鬼子终于撕下“洋兄弟”的面纱出手了！
恭亲王奕訢对借师助剿最为热心，洋鬼子们为了保护他们既得的商业利益，自然也会使用一切手段，两者是一拍即合。李秀成大军攻打到上海杭州一带后，洋鬼子们更是觉得受到了直接的威胁，在上海官员的统筹安排下，计有以下洋枪队参战：常捷军（中法联合军）、常安军（中英联合军）及华尔、戈登统领的常胜军，这些武装力量或半土半洋，或是一些国际失业军人组成，凭借他们先进的枪械和现代战争理论，这些人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中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
而在1859年的4月，一个假洋鬼子来到了天京，这就是洪秀全的堂弟洪仁玕。说起洪仁玕，他是天王的堂弟，比洪秀全小九岁，也是洪秀全早年发展的教民之一，虽然没有参加金田首义，但也姑且算是太平天国的原始股民。
1847年洪仁玕和洪秀全一起去了香港学习宗教理论，洪秀全后来因为传教士拒绝给他洗礼而怏怏离去，但洪仁玕经过努力，终于在瑞典传教士韩山文处受洗礼。在太平天国知名人物中，洪仁玕唯一接受过正宗洗礼的基督徒。
洪仁玕后来听说老哥发迹了，洪仁玕就急忙赶着去投奔老哥，但到了上海后，兵荒马乱，路途不通，他又想让小刀会护送他去天京，但小刀会的人有眼不识泰山，竟然不相信他的身份，结果只能在上海和香港间辗转，成天厮混在外国传教士之间，按义和团大师兄的理论，是标准的“假洋鬼子”。
一直磨蹭到1859年，洪仁玕才最终到了天京。不过，洪仁玕来的很是时候，很快被天王家兄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简称干王。洪秀全的意思，是让这个弟弟像杨秀清一样，总理大小政务。干王毕竟在香港呆过多年，英语说倍溜，比这几个老土的哥哥强多了。这时，他捧出一本早在香港就打好草稿的《资政新篇》，呈献给天王阿哥。
《资政新篇》这本小书当时看来，还是有点意思的。它的主要思想，其实是“睁眼看世界”，也可以说是洋务运动的先声。在书里，洪仁玕提出要利用西方有用之物，譬如火船、火车、寒暑表、连环枪等等，并建议仿效西方开拓交通，兴办银行，鼓励发明等，在当时来说，算是很现代，很进步了。
只可惜，洪秀全未必理解这些东西，太平天国当时的环境也没有条件去实施这些东西，《资政新篇》提出的纲领，纯粹是纸上谈兵。洪仁玕总也算喝过洋墨水，和洋鬼子们打起交道来还是绰绰有余的。现在有的“香蕉人”，外黄内白，本是中国人，却带着洋做派，洪仁玕倒没这个毛病，对天国一直是忠心耿耿，最后在天京城破后护送幼主途中遇俘被杀，死前一直以文天祥的节气自谓，也算条汉子。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太平军众多少年英雄和湘军诸多儒将的涌现，只说明了一个道理，：我们可爱的国家，从来就不缺乏人才。
注：（1）、湘系人马在太平天国运动前后，胡林翼曾任湖北巡抚，刘长佑曾任广西巡抚，李鸿章曾任江苏巡抚，左宗棠曾任浙江巡抚，沈葆桢曾任江西巡抚，曾国荃曾任直隶总督，加上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可谓鼎盛。
值得一提的是，李秀成攻城掠地的时候，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期，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并火烧圆明园的时候呢！1860年的晚清帝国，可不就是满目创痍？！蒋介石说过，“攘外必先安内”，怕就怕内外不修啊。
1861年底，李秀成大军再次攻克杭州，新一届浙江各大员包括巡抚王有龄等数十人或被杀或自杀-------谁说做官就一定开心？而上次坚守内城的杭州将军瑞昌这次在劫难逃，内城数万满人被悉数屠杀。
看来太平天国回光返照了。有人或许会问，李秀成、陈玉成春风得意的时候，曾国藩哪里去了？难道李续宾死后，湘军就此一蹶不振？
曾国藩这时正憋屈着呢。作为湘军的首创者和领袖，曾国藩手下的将领和朋友如胡林翼、刘长佑等一个个都封了总督巡抚，曾公辛苦了这好几年，却只得些钦差大臣之类的虚衔。没有地方上的实职，曾国藩在带兵打仗时很是郁闷，因为打仗要人要钱，中央没钱给，地方上有钱也不给，为了发军饷，曾国藩弄得像讨饭的一样。所以，曾国藩发誓，一定要弄个实职的总督巡抚干干。
大家或许就纳闷了，老曾怎么就得罪了朝廷呢？说起曾国藩没能及早当上督抚的事情，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在《庸庵全集.书宰相有学无识》中说：1854年湘军攻占武汉后，咸丰帝大喜，“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一时兴奋，要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结果，当时有个汉人出身的军机大臣祁寯藻在旁边说了坏话：“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咸丰帝听后一个激灵，此事就不再提起。
虽然这事未必是真，但曾国藩的确是受了莫大的委屈。中国士大夫最忌讳的是有功不赏，有禁不罚，也许曾国藩的“癞龙”之说，传到了咸丰帝耳中吧？朝廷担心曾国藩坐大，也许是有他们的想法，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授予汉人过大权力。
就说江南江北大营，都是满人所率的绿营兵，乃清廷依靠的国防军。满清皇帝本想乘着天京事变之际，让满人和绿营军建此大功，谁知道这些人不争气，一击即溃，使得清廷四顾无人，手里无兵，当时只能起用曾国藩，并重用地方部队----湘军。
有了胡林翼的全力推荐和肃顺的力保，咸丰帝焦头烂额之下，最后下诏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曾国藩实权到手，最终打造出了“湘系”势力（1），一时权倾朝野，汉人的势力也就开始和满人一争高下，甚至略占上风。倘若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这些精明强干的汉人官僚，就不会有晚清中兴大业，也不会有南方的崛起。
这里，稍微提一下洋鬼子们和一个香港来的假洋鬼子。
当马克思博士得知大清帝国的广西发生了起义后，兴奋的认为“中国的革命，将引发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恩格斯也高兴的说：“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但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马克思博士在《中国纪事》里严厉斥责了太平天国，“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失望的还不仅仅是马克思博士。英法洋鬼子们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很是狐疑不定，刚开始他们以为太平天国信仰基督教，应该比北京的皇帝要好打交道一点------太平军不是称他们为“洋兄弟”吗？但很多传教士去天京，经过细致的了解后，发现洪秀全的宗教理论完全就是瞎扯谈，不伦不类的四不像-----什么天父天兄，上帝次子，真是乱七八糟！那些虔诚的传教士们还想纠正洪秀全的错误，但被洪教主一句话给噎了回来-------洪教主说，你们说我错了，但我上过天堂见过上帝，你们见过吗？？？
不到十年，太平天国这个潜力股一下就被打回原型，变成了垃圾股。
在洋人的眼里，太平天国更加的不堪，他们也认定太平天国不会有好结果。相对于北京的皇帝，太平天国的所作所为显然更加不利于通商，洋鬼子们终于在1860年签订了《北京条约》后，心满意足的离开北京，临行还慷慨的答应帮助清军镇压太平军。因为恰好在这时，李秀成的大军已经杀到上海附近，洋鬼子终于撕下“洋兄弟”的面纱出手了！
恭亲王奕訢对借师助剿最为热心，洋鬼子们为了保护他们既得的商业利益，自然也会使用一切手段，两者是一拍即合。李秀成大军攻打到上海杭州一带后，洋鬼子们更是觉得受到了直接的威胁，在上海官员的统筹安排下，计有以下洋枪队参战：常捷军（中法联合军）、常安军（中英联合军）及华尔、戈登统领的常胜军，这些武装力量或半土半洋，或是一些国际失业军人组成，凭借他们先进的枪械和现代战争理论，这些人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中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
而在1859年的4月，一个假洋鬼子来到了天京，这就是洪秀全的堂弟洪仁玕。说起洪仁玕，他是天王的堂弟，比洪秀全小九岁，也是洪秀全早年发展的教民之一，虽然没有参加金田首义，但也姑且算是太平天国的原始股民。
1847年洪仁玕和洪秀全一起去了香港学习宗教理论，洪秀全后来因为传教士拒绝给他洗礼而怏怏离去，但洪仁玕经过努力，终于在瑞典传教士韩山文处受洗礼。在太平天国知名人物中，洪仁玕唯一接受过正宗洗礼的基督徒。
洪仁玕后来听说老哥发迹了，洪仁玕就急忙赶着去投奔老哥，但到了上海后，兵荒马乱，路途不通，他又想让小刀会护送他去天京，但小刀会的人有眼不识泰山，竟然不相信他的身份，结果只能在上海和香港间辗转，成天厮混在外国传教士之间，按义和团大师兄的理论，是标准的“假洋鬼子”。
一直磨蹭到1859年，洪仁玕才最终到了天京。不过，洪仁玕来的很是时候，很快被天王家兄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简称干王。洪秀全的意思，是让这个弟弟像杨秀清一样，总理大小政务。干王毕竟在香港呆过多年，英语说倍溜，比这几个老土的哥哥强多了。这时，他捧出一本早在香港就打好草稿的《资政新篇》，呈献给天王阿哥。
《资政新篇》这本小书当时看来，还是有点意思的。它的主要思想，其实是“睁眼看世界”，也可以说是洋务运动的先声。在书里，洪仁玕提出要利用西方有用之物，譬如火船、火车、寒暑表、连环枪等等，并建议仿效西方开拓交通，兴办银行，鼓励发明等，在当时来说，算是很现代，很进步了。
只可惜，洪秀全未必理解这些东西，太平天国当时的环境也没有条件去实施这些东西，《资政新篇》提出的纲领，纯粹是纸上谈兵。洪仁玕总也算喝过洋墨水，和洋鬼子们打起交道来还是绰绰有余的。现在有的“香蕉人”，外黄内白，本是中国人，却带着洋做派，洪仁玕倒没这个毛病，对天国一直是忠心耿耿，最后在天京城破后护送幼主途中遇俘被杀，死前一直以文天祥的节气自谓，也算条汉子。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太平军众多少年英雄和湘军诸多儒将的涌现，只说明了一个道理，：我们可爱的国家，从来就不缺乏人才。
注：（1）、湘系人马在太平天国运动前后，胡林翼曾任湖北巡抚，刘长佑曾任广西巡抚，李鸿章曾任江苏巡抚，左宗棠曾任浙江巡抚，沈葆桢曾任江西巡抚，曾国荃曾任直隶总督，加上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可谓鼎盛。
精彩！
还有下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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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但是要等作者更新了!!:D
2．8、天京城破血满河
曾国藩被实授两江总督后，立即和湖北巡抚胡林翼联手制定了安庆战役的战略计划。曾国藩甚至亲自赶到湖北黄州胡林翼大帐中，九个晚上，抵足而谈。最后，两人达成一致意见：能否攻下金陵，就看能否夺取安庆；惟有取安庆后，方可高屋建瓴，以上制下，洞开天京门户。
湘军中坚胡林翼，湖南益阳人，比曾国藩小一岁，出身官宦世家，父亲曾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岳父则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两江总督陶澍。在科举考试中，胡林翼比曾国藩先中进士，后来去了贵州任职。太平军起事的时候，胡林翼被调派到湖南，由此进入了湘军体系，并一度作了曾国藩的部下。后来经过曾国藩的保荐，胡林翼被授予湖北巡抚实职，升迁速度远快于曾国藩。在曾国藩处于低落的时候，胡林翼就成为维系湘军的关键人物。
在曾国藩、胡林翼合军进逼安庆的时候，太平军也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五路救皖”的计划。这个计划以二破江南大营的部队为原班人马，其中以陈玉成、李秀成两军为主力，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三军为牵制力量。为保住安庆，陈玉成和李秀成制定了一个更大的“围魏救赵”之计，约定两军会攻武昌，吸引曾胡回军自救，安庆之围也就自然化解。
这一招，和之前李秀成大军进攻杭州将江南大营兵力调出的计策基本雷同，但这一次，曾国藩和胡林翼冷笑了笑，他们这次只认准了安庆，不会上当了-------即使当时英法联军已经进攻北京、咸丰帝告援也不放手。
太平军这边，却在协调上出了大问题，尽管陈玉成进军顺利，并已经攻至武昌附近的黄州，但李秀成只顾自己开辟的苏常地区扩充自己的势力，无心西进，这最终导致了合击武昌计划的失败。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关键时刻，曾胡同心，而陈李相左，这为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埋下了祸根。
姜还是老的辣，陈玉成和李秀成毕竟还是太年轻！
安庆争夺战总共打了18个月，曾国藩命令士兵在城外深挖长濠，结硬寨，打呆仗，死死困住城内的孤军，而外围的陈玉成等诸援军被一一阻截，始终打不进来。最后，安庆城内弹尽粮绝，一片死气，和北伐军被困连城一样，再次出现食人惨剧！正可谓，“釜中余炙存人脯，屋上饥鸟作鬼声！”
1861年9月，湘军用火药轰开安庆城墙，冲杀进城。面对那些已经饿得差不多的太平天国军民，湘军并没有丝毫的怜悯，全城男女老幼，还有守军两万余人，全被尽数屠戮，尸体浮江，江水都为之染红变色。湘军的暴行，长江滚滚，可以作证！
胜利指日可待的时候，胡林翼却已经重病缠身。在攻破安庆不到一个月，胡林翼终因心力憔悴而病死在武昌，终年50岁（和罗泽南一样寿命）。临死前，胡林翼被朝廷加封为太子太保，可惜路途遥远，封赏消息是在胡林翼死后第二天才到。
陈玉成眼睁睁的看着安庆守军全军覆没，无计可施，只能挥泪撤往庐州，从此了无进展。1862年6月，陈玉成被困庐州，被时叛时顺的淮北割据势力苗沛霖诱至寿州而被俘，后被解送到清将胜保大营，凌迟处死。从此，太平军后期纵横一时的陈玉成兵团土崩瓦解，被悉数消灭，皖北基地也由此沦入湘军之手，太平天国的“江山也就弃去了一半！”（1）
攻陷安庆后，曾国藩指挥三路大军围困天京，在安庆杀红了眼的曾国荃率湘军主力中路突进，另外浙江巡抚左宗棠和江苏巡抚李鸿章率两路偏师分别从南路和东路进行包抄。面对天京的如此危局，李秀成仍旧转战苏南，并在上海附近和洋枪队发生激烈冲突，一直等到洪秀全严诏才回到天京。
1862年5月底，湘军水陆并进，直抵天京城外。湘军陆师扎营于雨花台，直插天京的心脏；水师则由湘军才子“雪帅”彭玉麟率领，镇守河口，卡住了天京的脖子。而此时回援的太平军虽然数量众多，但大都是新兵蛋子；虽说是新兵，却早已没有了革命激情，正如湘军幕僚王闿运在《湘军水陆战纪》里说的：“（太平军）罕搏战，率恃炝声相震骇，比于初起时衰矣！” 此时的太平军，真的已经是暮气沉沉了。
随后的雨花台之战，可以清楚的看到双方“势”的转移。湘军虽然人数少，但准备充分，在水师的辅助下，粮草充足，器械精良，势在必得。尽管太平军一批又一批的连续冲杀，湘军在曾国荃的指挥下，始终巍然不动。主将曾国荃甚至在左腮中弹、满脸是血的情况下，仍旧骑马在湘军各营垒中来回驰骋，指挥并鼓舞手下的士兵拼死顶住太平军排山倒海般的进攻。在最危急的时候，湘军和太平军更是近身赤刃格斗，杀得营垒里尸横遍地，血流成河。但最终，还是湘军取得了胜利，李秀成见久攻不下，只好率军撤围进入天京。
在天京被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东南战场也是恶讯频频，李秀成打下的常熟、太仓、昆山等相继陷落，李秀成请求去苏州救援时，竟被洪秀全扣下母亲和妻儿子女作人质，并要求交银十万两助饷。当时围困苏州的有李鸿章的淮军三万人、戈登的常胜军三千多人和中法混合军（常捷军）四百多人，力量远胜于太平军，虽然李秀成亲临苏州指挥，但还是无济于事。在李秀成回到天京后，苏州很快发生叛降事件，苏州太平军的主将，也是李秀成的部下慕王谭绍光，被纳王郜永宽等人所杀，苏州于1863年底被攻破。
在苏州陷落的时候，李秀成就向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但洪秀全听后勃然大怒，严厉斥责说：“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乎？”如今李秀成带领剩余的太平军悉数进入天京城，已成瓮中鳖之势矣。
后人一直疑问洪秀全为什么就是不肯离开天京，据笔者的揣测，假如洪秀全撤出天京，路途劳顿不说，只能死得更快，倒不如困守天京，至少还可以“天京城在”的精神相号召。洪秀全作为一个神秘的精神领袖，是不能在逃难中被“臣民”们看见的，一旦大家觉得天王不过如此，谁会跟随？再者，如果离开天王府这个安乐窝跟随大部队逃难，怎么能保证不被李秀成这样的军事将领挟裹？到时乱军当中身首异处，又向谁喊冤？很简单的道理嘛。
天京被围后，粮食锐减，天王此时居然号召大家以“甘露”为食。何谓“甘露”？百草也。在湘军日逼日紧的形势下，城内的一些人不得不为自己作打算了，松王陈得风、吏部尚书朱兆英等人即开始暗通湘军，以求自保。
1864年5月30日，五十二岁的洪秀全撒手西去，据说是因为食用“甘露”慢性中毒而死。临死前，天王还幽默了一把，“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洪秀全死后，十六岁的儿子洪天贵福继位。这可怜的小东西，虽然很早就有了四个王妃，但估计还没来得及享福，就要面对天京城破后的悲惨命运了！
曾国荃得知城内粮食耗尽，火药用完后，加紧在天京城外挖地道，埋进万斤炸药。1864年7月19日，“轰”的一声，地动山摇，地道炸药炸开了天京城墙，在隆隆的炮声和阵阵喊杀声中，天京城破。在一片混乱当中，章王林绍璋投河自尽，顾王吴汝孝上吊自杀。
李秀成领着数十骑兵在城内飞奔试图堵截湘军，但湘军如潮水一样涌入，如何堵得住？无奈之下，李秀成只好奔向天王府，到后见宫门大开，宫女们纷纷逃出，数以百计的妃嫔蚂蚁般的投河自尽。御河之外，很多逃无可逃的太平天国军民男妇争相投河而死，尸体填溢如桥，水不能流。
这时，王后赖氏一手牵着洪天贵福，一手拿着剑，踉踉跄跄的从天王府中走出，看到李秀成，泪流满面的说：“天王创业一生，想不到今天覆亡，真是天绝我也！这个孩子年纪小，身体弱，就交给忠王你了。”王后随即跃入御河而死。
乘着薄暮时分，李秀成一行人带着幼主冒充清军从城破处拼死杀出，沿孝陵卫走入紫金山。但南京城外三百里，到处都是湘军的关卡，李秀成一行人屡次遭遇湘军并发生小规模的战斗，洪天贵福在清凉山外战斗中走散（被李世贤护送），最后只剩下九人奔入无名荒山之无名小庙，李秀成白天不敢出去，晚上下山取水被附近村民发现，剩余随从被杀。这些土人贪图李秀成携带的珠宝，分赃不均，最后闹哄哄的把李秀成扭送到曾国荃的大帐之中。
曾国荃随后立刻讯问李秀成，开始李秀成并不配合，曾国荃大怒，“椎刺其股”李秀成骂道：“曾九！你不要得志就猖狂，大家彼此不过各为其主，何必如此凌辱于我？”曾国荃怒极，欲杀之。后来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来讯问李秀成，问“汝今计安出？”李秀成答：“死矣！”赵烈文发现李秀成“言辞有乞活之意”，便说：“你的罪大，得听朝廷旨意，并非是统帅所能决定的。”李秀成听后俯首不语。
曾国藩得到李秀成被俘的消息后，急令好生对待，随后赶到金陵亲自讯问李秀成，曾国藩和急躁的弟弟不一样，每日对李秀成“逐日排宴，待以客礼”，还说，你也人中豪杰，没有遇到明主，才落得今天的地步，实在是可惜啊可惜。李秀成对曾国藩的胸襟大概也有些感动，随后便很配合的在单人囚室里每日奋笔疾书，从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七日，日书数千言，十日后写成《李秀成自述》。后来此文的真假问题、节气之争，都在史学界掀起了讨论的大热潮。
李秀成虽然对曾国藩报有幻想，但终究还是在写完《李秀成自述》后被凌迟处死。参与审理李秀成全过程的赵烈文在他的日记里记载说，“（李秀成）傍晚赴市，作绝命词，无韵而俚鄙可笑，付监刑庞省三，叙其尽忠之意，遂就诛。”
当然，赵烈文也亲眼目睹了湘军攻破天京的全过程，据他的记载，湘军入城后，到处杀人抢掠，连二三岁的小孩也不放过，杀之取乐。天京城中，惟见血雨腥风，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在抢掠完之后，湘军开始四处纵火，城中火光冲天，三日不止，“十年壮丽天王府”，老百姓十年的血汗，就这样被烧个一干二净。
整个天京，至少有10万多人被杀。中国近代史上，最苦惟有南京人。1853年太平军攻下南京，杀！1864年湘军攻下南京，杀！1937年日本兵攻下南京，更是血海滔天！
太平天国十一年，如今尘埃终落定。回望滔滔江水，十三年的血海拼杀，曾国藩终于如愿以偿，成为再造晚清的“中兴第一名臣”。
注：（1）转引自罗尔纲《英王陈玉成自述跋》。
曾国藩被实授两江总督后，立即和湖北巡抚胡林翼联手制定了安庆战役的战略计划。曾国藩甚至亲自赶到湖北黄州胡林翼大帐中，九个晚上，抵足而谈。最后，两人达成一致意见：能否攻下金陵，就看能否夺取安庆；惟有取安庆后，方可高屋建瓴，以上制下，洞开天京门户。
湘军中坚胡林翼，湖南益阳人，比曾国藩小一岁，出身官宦世家，父亲曾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岳父则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两江总督陶澍。在科举考试中，胡林翼比曾国藩先中进士，后来去了贵州任职。太平军起事的时候，胡林翼被调派到湖南，由此进入了湘军体系，并一度作了曾国藩的部下。后来经过曾国藩的保荐，胡林翼被授予湖北巡抚实职，升迁速度远快于曾国藩。在曾国藩处于低落的时候，胡林翼就成为维系湘军的关键人物。
在曾国藩、胡林翼合军进逼安庆的时候，太平军也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五路救皖”的计划。这个计划以二破江南大营的部队为原班人马，其中以陈玉成、李秀成两军为主力，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三军为牵制力量。为保住安庆，陈玉成和李秀成制定了一个更大的“围魏救赵”之计，约定两军会攻武昌，吸引曾胡回军自救，安庆之围也就自然化解。
这一招，和之前李秀成大军进攻杭州将江南大营兵力调出的计策基本雷同，但这一次，曾国藩和胡林翼冷笑了笑，他们这次只认准了安庆，不会上当了-------即使当时英法联军已经进攻北京、咸丰帝告援也不放手。
太平军这边，却在协调上出了大问题，尽管陈玉成进军顺利，并已经攻至武昌附近的黄州，但李秀成只顾自己开辟的苏常地区扩充自己的势力，无心西进，这最终导致了合击武昌计划的失败。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关键时刻，曾胡同心，而陈李相左，这为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埋下了祸根。
姜还是老的辣，陈玉成和李秀成毕竟还是太年轻！
安庆争夺战总共打了18个月，曾国藩命令士兵在城外深挖长濠，结硬寨，打呆仗，死死困住城内的孤军，而外围的陈玉成等诸援军被一一阻截，始终打不进来。最后，安庆城内弹尽粮绝，一片死气，和北伐军被困连城一样，再次出现食人惨剧！正可谓，“釜中余炙存人脯，屋上饥鸟作鬼声！”
1861年9月，湘军用火药轰开安庆城墙，冲杀进城。面对那些已经饿得差不多的太平天国军民，湘军并没有丝毫的怜悯，全城男女老幼，还有守军两万余人，全被尽数屠戮，尸体浮江，江水都为之染红变色。湘军的暴行，长江滚滚，可以作证！
胜利指日可待的时候，胡林翼却已经重病缠身。在攻破安庆不到一个月，胡林翼终因心力憔悴而病死在武昌，终年50岁（和罗泽南一样寿命）。临死前，胡林翼被朝廷加封为太子太保，可惜路途遥远，封赏消息是在胡林翼死后第二天才到。
陈玉成眼睁睁的看着安庆守军全军覆没，无计可施，只能挥泪撤往庐州，从此了无进展。1862年6月，陈玉成被困庐州，被时叛时顺的淮北割据势力苗沛霖诱至寿州而被俘，后被解送到清将胜保大营，凌迟处死。从此，太平军后期纵横一时的陈玉成兵团土崩瓦解，被悉数消灭，皖北基地也由此沦入湘军之手，太平天国的“江山也就弃去了一半！”（1）
攻陷安庆后，曾国藩指挥三路大军围困天京，在安庆杀红了眼的曾国荃率湘军主力中路突进，另外浙江巡抚左宗棠和江苏巡抚李鸿章率两路偏师分别从南路和东路进行包抄。面对天京的如此危局，李秀成仍旧转战苏南，并在上海附近和洋枪队发生激烈冲突，一直等到洪秀全严诏才回到天京。
1862年5月底，湘军水陆并进，直抵天京城外。湘军陆师扎营于雨花台，直插天京的心脏；水师则由湘军才子“雪帅”彭玉麟率领，镇守河口，卡住了天京的脖子。而此时回援的太平军虽然数量众多，但大都是新兵蛋子；虽说是新兵，却早已没有了革命激情，正如湘军幕僚王闿运在《湘军水陆战纪》里说的：“（太平军）罕搏战，率恃炝声相震骇，比于初起时衰矣！” 此时的太平军，真的已经是暮气沉沉了。
随后的雨花台之战，可以清楚的看到双方“势”的转移。湘军虽然人数少，但准备充分，在水师的辅助下，粮草充足，器械精良，势在必得。尽管太平军一批又一批的连续冲杀，湘军在曾国荃的指挥下，始终巍然不动。主将曾国荃甚至在左腮中弹、满脸是血的情况下，仍旧骑马在湘军各营垒中来回驰骋，指挥并鼓舞手下的士兵拼死顶住太平军排山倒海般的进攻。在最危急的时候，湘军和太平军更是近身赤刃格斗，杀得营垒里尸横遍地，血流成河。但最终，还是湘军取得了胜利，李秀成见久攻不下，只好率军撤围进入天京。
在天京被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东南战场也是恶讯频频，李秀成打下的常熟、太仓、昆山等相继陷落，李秀成请求去苏州救援时，竟被洪秀全扣下母亲和妻儿子女作人质，并要求交银十万两助饷。当时围困苏州的有李鸿章的淮军三万人、戈登的常胜军三千多人和中法混合军（常捷军）四百多人，力量远胜于太平军，虽然李秀成亲临苏州指挥，但还是无济于事。在李秀成回到天京后，苏州很快发生叛降事件，苏州太平军的主将，也是李秀成的部下慕王谭绍光，被纳王郜永宽等人所杀，苏州于1863年底被攻破。
在苏州陷落的时候，李秀成就向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但洪秀全听后勃然大怒，严厉斥责说：“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乎？”如今李秀成带领剩余的太平军悉数进入天京城，已成瓮中鳖之势矣。
后人一直疑问洪秀全为什么就是不肯离开天京，据笔者的揣测，假如洪秀全撤出天京，路途劳顿不说，只能死得更快，倒不如困守天京，至少还可以“天京城在”的精神相号召。洪秀全作为一个神秘的精神领袖，是不能在逃难中被“臣民”们看见的，一旦大家觉得天王不过如此，谁会跟随？再者，如果离开天王府这个安乐窝跟随大部队逃难，怎么能保证不被李秀成这样的军事将领挟裹？到时乱军当中身首异处，又向谁喊冤？很简单的道理嘛。
天京被围后，粮食锐减，天王此时居然号召大家以“甘露”为食。何谓“甘露”？百草也。在湘军日逼日紧的形势下，城内的一些人不得不为自己作打算了，松王陈得风、吏部尚书朱兆英等人即开始暗通湘军，以求自保。
1864年5月30日，五十二岁的洪秀全撒手西去，据说是因为食用“甘露”慢性中毒而死。临死前，天王还幽默了一把，“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洪秀全死后，十六岁的儿子洪天贵福继位。这可怜的小东西，虽然很早就有了四个王妃，但估计还没来得及享福，就要面对天京城破后的悲惨命运了！
曾国荃得知城内粮食耗尽，火药用完后，加紧在天京城外挖地道，埋进万斤炸药。1864年7月19日，“轰”的一声，地动山摇，地道炸药炸开了天京城墙，在隆隆的炮声和阵阵喊杀声中，天京城破。在一片混乱当中，章王林绍璋投河自尽，顾王吴汝孝上吊自杀。
李秀成领着数十骑兵在城内飞奔试图堵截湘军，但湘军如潮水一样涌入，如何堵得住？无奈之下，李秀成只好奔向天王府，到后见宫门大开，宫女们纷纷逃出，数以百计的妃嫔蚂蚁般的投河自尽。御河之外，很多逃无可逃的太平天国军民男妇争相投河而死，尸体填溢如桥，水不能流。
这时，王后赖氏一手牵着洪天贵福，一手拿着剑，踉踉跄跄的从天王府中走出，看到李秀成，泪流满面的说：“天王创业一生，想不到今天覆亡，真是天绝我也！这个孩子年纪小，身体弱，就交给忠王你了。”王后随即跃入御河而死。
乘着薄暮时分，李秀成一行人带着幼主冒充清军从城破处拼死杀出，沿孝陵卫走入紫金山。但南京城外三百里，到处都是湘军的关卡，李秀成一行人屡次遭遇湘军并发生小规模的战斗，洪天贵福在清凉山外战斗中走散（被李世贤护送），最后只剩下九人奔入无名荒山之无名小庙，李秀成白天不敢出去，晚上下山取水被附近村民发现，剩余随从被杀。这些土人贪图李秀成携带的珠宝，分赃不均，最后闹哄哄的把李秀成扭送到曾国荃的大帐之中。
曾国荃随后立刻讯问李秀成，开始李秀成并不配合，曾国荃大怒，“椎刺其股”李秀成骂道：“曾九！你不要得志就猖狂，大家彼此不过各为其主，何必如此凌辱于我？”曾国荃怒极，欲杀之。后来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来讯问李秀成，问“汝今计安出？”李秀成答：“死矣！”赵烈文发现李秀成“言辞有乞活之意”，便说：“你的罪大，得听朝廷旨意，并非是统帅所能决定的。”李秀成听后俯首不语。
曾国藩得到李秀成被俘的消息后，急令好生对待，随后赶到金陵亲自讯问李秀成，曾国藩和急躁的弟弟不一样，每日对李秀成“逐日排宴，待以客礼”，还说，你也人中豪杰，没有遇到明主，才落得今天的地步，实在是可惜啊可惜。李秀成对曾国藩的胸襟大概也有些感动，随后便很配合的在单人囚室里每日奋笔疾书，从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七日，日书数千言，十日后写成《李秀成自述》。后来此文的真假问题、节气之争，都在史学界掀起了讨论的大热潮。
李秀成虽然对曾国藩报有幻想，但终究还是在写完《李秀成自述》后被凌迟处死。参与审理李秀成全过程的赵烈文在他的日记里记载说，“（李秀成）傍晚赴市，作绝命词，无韵而俚鄙可笑，付监刑庞省三，叙其尽忠之意，遂就诛。”
当然，赵烈文也亲眼目睹了湘军攻破天京的全过程，据他的记载，湘军入城后，到处杀人抢掠，连二三岁的小孩也不放过，杀之取乐。天京城中，惟见血雨腥风，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在抢掠完之后，湘军开始四处纵火，城中火光冲天，三日不止，“十年壮丽天王府”，老百姓十年的血汗，就这样被烧个一干二净。
整个天京，至少有10万多人被杀。中国近代史上，最苦惟有南京人。1853年太平军攻下南京，杀！1864年湘军攻下南京，杀！1937年日本兵攻下南京，更是血海滔天！
太平天国十一年，如今尘埃终落定。回望滔滔江水，十三年的血海拼杀，曾国藩终于如愿以偿，成为再造晚清的“中兴第一名臣”。
注：（1）转引自罗尔纲《英王陈玉成自述跋》。
2．9、太平余波，纷纷扰扰
天京城破后，幼天王洪天贵福骑着李秀成给他的骏马，乘着天黑闯出了天京城，但在随后的突围中，和李秀成走散。幸好李世贤及时的拍马赶到，护送洪天贵福杀出重围，逃到安徽广德一带。
此时，正在外地召集勤王兵的干王洪仁玕听说天京城即将攻破，急忙赶回天京，但在路上得知天京已经陷落，幼主真福到了广德，洪仁玕于是又赶到那里与他们会合。洪天贵福见了族叔后，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赶紧封了洪仁玕为军师。
好不容易喘了口气后，李世贤跟洪仁玕说：“如今天京虽然已经失陷，但好在幼天王已经脱险，革命还有希望。现在长江以南堵王黄文金和康王汪海洋的兵力，加起来还有三十多万；长江以北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加上张宗禹（捻军）的兵力，大概也有六七十万，如此算来，我们还有百万之众，只要团结一心，还是能够横行天下的。当今之计，最好是以幼天王为号召，让堵王赶紧和康王合兵一起，增加彼此的势力，然后直捣湖南，夺取长沙。到时继续北上，会合汉中陈得才和张宗禹之兵力，就有百万之众了。等到大兵集合在一起，我们立刻杀奔关中，夺取咸阳，再图中兴之业。”
李世贤的计划，和道州举人胡孝先最开始时向洪秀全提出的建议，几乎如出一辙。
洪仁玕听后表示同意。于是两人领着幼天王，带领残余兵力，赶到浙江湖州去见堵王黄文金。当时太平天国的叛将蔡元隆，帮助清军攻占了湖州，堵王黄文金正把湖州围了个水泄不通。但这个蔡元隆在城内坚守不出，守了二十天，城内粮食都吃完了，就把战马也给杀了吃掉。黄文金听说后，更加想破城宰了这个叛徒。
李世贤和洪仁玕带着幼天王赶到湖州后，两人都劝黄文金不要在这里纠缠，不如赶紧穿过江西，西进湖南，然后北上汉中和江北的太平军余部会合，再图大业。但黄文金不听，说：“这个该死的叛徒已经弹尽粮绝，我马上就可以破城，必须杀了他才能泄我心头之恨。”
两人见黄文金如此顽固，也没办法，毕竟这里是黄文金的地盘。黄文金围了湖州一个月，最终攻破湖州并抓到了叛徒蔡元隆，但他的手下却私自把蔡元隆放跑了。紧接着，湘军的主力部队杀到，太平军很快战败，在撤退中，黄文金中炮身亡，该部太平军损失过半。
剩下的太平军在李秀成和洪仁玕的带领下，想南下会合康王汪海洋，但江西境内遇到左宗棠的军队追击，太平军被打得大败，人员减员非常严重，最后只剩下二三千人。随后清将席宝田又带兵追来，1865年10月在江西石城爆发遭遇战，结果洪仁玕被俘虏，幼天王再次走散，剩余的太平军被完全打散。
很遗憾的是，这时洪仁玕一行人与汪海洋所率领太平军的距离，大概只有三十里路远。
1865年11月23日，洪仁玕在南昌被处死。死前，江西巡抚沈葆桢见他是个人才，还曾派当时已经降清的原太平天国听王陈炳文去诱降他，但被洪仁玕严词拒绝。他在自己的遗言里说，“今予亦只法文丞相（文天祥）已，”“我鞠躬尽瘁，惟求速死。”临刑前，四十三岁的干王赋诗一首：“我今即永逝，一语贻后贤；天国祚虽断，复生待他年，”实现了他“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的誓言。
再说幼天王洪天贵福，在和大部队走散后，吓得躲进了山中。洪天贵福从小长在天王府，当时也只有十六岁，根本没有见识过外面的世界，也没有丝毫的生活自理能力。小孩子躲进深山三天三夜，渴了掬把山泉水喝，饿了只能靠摘野果充饥。
但光吃野果子显然没有用，洪天贵福最后饿得没有办法，只好蹒跚着独自下山，但脚下的鞋因为在清军冲击的时候已经丢失，只能光着脚丫强撑着，好不容易走到山下，两个脚板早已经满是水泡，小天王痛得没办法，只知道坐在路上低声哭泣。
说来也巧，其实当时汪洋海的军队刚从他的不远处经过，洪天贵福也看见了，但因为脚痛，根本赶不上这些人行军的速度，洪天贵福又不敢喊，最终还是没有赶上。过了一天，路上有难民成群结队的经过，洪天贵福便跟着这些人的后面，一起乞讨，辗转数月后，一个不小心，误投了敌营。更不巧的是，敌营中有个人曾经跟过小天王的叔叔洪仁政放过牛，一下就把洪天贵福给认出来了，结果小天王被送到了席宝田那里。席宝田见后大喜，预备送到北京去请功。
后来有人跟席宝田说：“大人先别急着去请功，搞不好功劳没弄到，反招来灾祸！曾国藩大帅先前已经上奏朝廷，说洪氏无遗类，大人如今说自己捉得洪天贵福，曾大人岂不是很没面子？还不如偷偷把这个小孩放了。”
席宝田听后默然不语，但也不敢私自放了，最后干脆把洪天贵福送到江西巡抚沈葆桢军中，沈葆桢便在南昌将洪天贵福处死了。虽然洪天贵福比他的族叔洪仁玕被俘要晚得多，但洪天贵福在11月18日就被处死，比洪仁玕还要早五天，大概沈葆桢认为他没有什么价值吧。
李世贤和洪天贵福走散后，和手下六十骑冲出重围，最后投奔了汪洋海军中，乞求汪洋海发兵去迎接幼天王。汪海洋派兵去找了，大概就是洪天贵福下山时看到的小股太平军，可惜机缘不巧，最后洪天贵福还是没能赶上。后来李世贤又劝汪海洋进军湖南北上，大概意见不合，李世贤想拉出人马，另立山头，结果在1865年8月被康王汪海洋派心腹给刺死。也有说李世贤在汪海洋战败后隐匿民间，剃去长发，隐居终身。
康王汪海洋最初是石达开的部下，石达开出走时路过安庆时，汪海洋便率军一直跟随左右。后来石达开进入广西、云贵，山路险阻，由于看不到希望，大家多有抱怨。石达开见军心已乱，便在营前立下红白二旗，说：“大家跟随我这几年，万里跋涉，路途辛苦，但只要我们到了四川，大家就有好日子过了。如果大家愿意跟我进军四川的，站到红旗下；想回江南的，就立到白旗下。”
出乎石达开意料的是，大部分人居然都哄然跑到了白旗下。于是汪海洋拔了白旗，大声道：“想回江南的跟我走！”
最后，有十多万人跟着汪海洋到了江西，成为李秀成的部下。天京陷落后，汪海洋手下的太平军还有近十万人。但是好景不长，后来汪海洋所率的太平军在广东梅州一带被左宗棠军队击溃，1866年1月，汪海洋在广东伤重而死，余部则由偕王谭体元率领，，但很快在1866年2月，谭体元率领的残军被左宗棠和鲍超最终剿灭，偕王谭体元投崖自尽。
由此，长江以南的太平军余部全部败灭。
再来看一下长江以北的太平军余部。当时的扶王陈得才和遵王赖文光，本都是陈玉成的旧部，加上友军张宗禹（原捻军领袖张乐行的侄子）的军队，当时也号称有百万之多。1864年，遵王赖文光率军回救天京，前锋已经抵达英霍。湘军在英霍将太平军挡住，清将派人在太平军阵前大呼：“你们的天京已经被攻破了，你们的天王也早死了，你们抵抗也没有用处，还不投降？”
众人听后愕然不已，士气一下子就低落了许多。后来这些人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清兵所说的不假，于是军心大乱，有一半多人都向清军投降了。前锋主将陈得才听说幼天王到了浙江，便收集剩下的五六万太平军，但在安徽麻城被清军打败，结果引发兵变，陈得才死于军中，剩下的太平军大都散去。
张宗禹听说天京陷落，前锋军队不战自乱，便改变计划进攻开封，当时的兵力，据称还有四五十万。开封当时有僧王僧格林沁的十万骑兵，两军交锋时，张宗禹十九岁的弟弟名叫小黑，骁勇无比，尽管僧王军队炮如雨下，小黑悍然不顾，率领捻军骑兵猛冲，僧王的骑兵反而被冲得溃不成军，大败而逃。
在来去如风的捻军骑兵面前，不可一世的僧王被打得摸不着北，最后本人也被冲得连自己队伍都找不到了，最后躲进了山东曹州高楼寨的麦地里。在1865年5月18日的凌晨，僧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居然被一个十几岁的捻军小鬼张皮鲠一刀砍死！
僧王死后，左宗棠奉命进剿捻军，左宗棠仍旧使用湘军的老办法，结硬寨，打呆仗，以困住捻军。捻军后来经过朱仙镇的时候，张宗禹等人进岳庙拜谒岳飞像，并发誓要扫除鞑虏。第二天，捻军果然大胜，于是这些人很高兴的庆祝，认为有神保佑。但后来再战遭到败绩，这些人又迁怒于神像，动手把神像的头也给削了，以泄其愤。
后来见形势不妙，张宗禹等人就聚在一起谋划说：“现在敌军人多势大，长江以南的太平军也已经绝迹，我们不如北渡黄河，直捣燕京。要是成功了就夺取满清的国都，不成功，死了也无憾！”
这种冒险的作法，李自成尝试过，开始成功了，但后来还是被八旗军打败了；李开芳、林凤翔北伐军也曾尝试过，但最终败于僧格林沁和胜保之手。
当时捻军的形势相当危急。清军已经潮水般的杀来，当时湘军和其他军队都已经追击到这里（因为基本上没有其他的敌人了），计有李鸿章、左宗棠、刘铭传、英翰、郭松林等主力部队相继赶来。正当捻军准备过河的时候，却又发现黄河渡口没有船只。正慌张之时，突然黄河结冰，捻军赶紧履冰而过。
但黄河结冰，捻军过得，清军也过得，而且很快就追上捻军，把他们打得大败，小黑也战死军中，捻军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大部分人都向清军投降了。
张宗禹带领残部继续向北进军，1868年2月，淮军刘铭传、郭松林率军在山东茌平把张宗禹的西捻军团团围住，张宗禹投徒骇河自杀，也有说张宗禹没死，最后不知所终。
李开芳的北伐军，最后也是死在了山东荏平县，地点是冯官屯。
1866年秋，因为和张宗禹意见不合，赖文光等率领东捻军继续留在中原淮北一带。1868年1月赖文光率军南撤到扬州，后面是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等部的追兵，最后在扬州瓦窑铺被道员吴毓兰部淮军围困，赖文光本人被俘后遭杀害，东捻军残部最终全军覆没。
就此，太平余波，南北悉平。
天京城破后，幼天王洪天贵福骑着李秀成给他的骏马，乘着天黑闯出了天京城，但在随后的突围中，和李秀成走散。幸好李世贤及时的拍马赶到，护送洪天贵福杀出重围，逃到安徽广德一带。
此时，正在外地召集勤王兵的干王洪仁玕听说天京城即将攻破，急忙赶回天京，但在路上得知天京已经陷落，幼主真福到了广德，洪仁玕于是又赶到那里与他们会合。洪天贵福见了族叔后，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赶紧封了洪仁玕为军师。
好不容易喘了口气后，李世贤跟洪仁玕说：“如今天京虽然已经失陷，但好在幼天王已经脱险，革命还有希望。现在长江以南堵王黄文金和康王汪海洋的兵力，加起来还有三十多万；长江以北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加上张宗禹（捻军）的兵力，大概也有六七十万，如此算来，我们还有百万之众，只要团结一心，还是能够横行天下的。当今之计，最好是以幼天王为号召，让堵王赶紧和康王合兵一起，增加彼此的势力，然后直捣湖南，夺取长沙。到时继续北上，会合汉中陈得才和张宗禹之兵力，就有百万之众了。等到大兵集合在一起，我们立刻杀奔关中，夺取咸阳，再图中兴之业。”
李世贤的计划，和道州举人胡孝先最开始时向洪秀全提出的建议，几乎如出一辙。
洪仁玕听后表示同意。于是两人领着幼天王，带领残余兵力，赶到浙江湖州去见堵王黄文金。当时太平天国的叛将蔡元隆，帮助清军攻占了湖州，堵王黄文金正把湖州围了个水泄不通。但这个蔡元隆在城内坚守不出，守了二十天，城内粮食都吃完了，就把战马也给杀了吃掉。黄文金听说后，更加想破城宰了这个叛徒。
李世贤和洪仁玕带着幼天王赶到湖州后，两人都劝黄文金不要在这里纠缠，不如赶紧穿过江西，西进湖南，然后北上汉中和江北的太平军余部会合，再图大业。但黄文金不听，说：“这个该死的叛徒已经弹尽粮绝，我马上就可以破城，必须杀了他才能泄我心头之恨。”
两人见黄文金如此顽固，也没办法，毕竟这里是黄文金的地盘。黄文金围了湖州一个月，最终攻破湖州并抓到了叛徒蔡元隆，但他的手下却私自把蔡元隆放跑了。紧接着，湘军的主力部队杀到，太平军很快战败，在撤退中，黄文金中炮身亡，该部太平军损失过半。
剩下的太平军在李秀成和洪仁玕的带领下，想南下会合康王汪海洋，但江西境内遇到左宗棠的军队追击，太平军被打得大败，人员减员非常严重，最后只剩下二三千人。随后清将席宝田又带兵追来，1865年10月在江西石城爆发遭遇战，结果洪仁玕被俘虏，幼天王再次走散，剩余的太平军被完全打散。
很遗憾的是，这时洪仁玕一行人与汪海洋所率领太平军的距离，大概只有三十里路远。
1865年11月23日，洪仁玕在南昌被处死。死前，江西巡抚沈葆桢见他是个人才，还曾派当时已经降清的原太平天国听王陈炳文去诱降他，但被洪仁玕严词拒绝。他在自己的遗言里说，“今予亦只法文丞相（文天祥）已，”“我鞠躬尽瘁，惟求速死。”临刑前，四十三岁的干王赋诗一首：“我今即永逝，一语贻后贤；天国祚虽断，复生待他年，”实现了他“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的誓言。
再说幼天王洪天贵福，在和大部队走散后，吓得躲进了山中。洪天贵福从小长在天王府，当时也只有十六岁，根本没有见识过外面的世界，也没有丝毫的生活自理能力。小孩子躲进深山三天三夜，渴了掬把山泉水喝，饿了只能靠摘野果充饥。
但光吃野果子显然没有用，洪天贵福最后饿得没有办法，只好蹒跚着独自下山，但脚下的鞋因为在清军冲击的时候已经丢失，只能光着脚丫强撑着，好不容易走到山下，两个脚板早已经满是水泡，小天王痛得没办法，只知道坐在路上低声哭泣。
说来也巧，其实当时汪洋海的军队刚从他的不远处经过，洪天贵福也看见了，但因为脚痛，根本赶不上这些人行军的速度，洪天贵福又不敢喊，最终还是没有赶上。过了一天，路上有难民成群结队的经过，洪天贵福便跟着这些人的后面，一起乞讨，辗转数月后，一个不小心，误投了敌营。更不巧的是，敌营中有个人曾经跟过小天王的叔叔洪仁政放过牛，一下就把洪天贵福给认出来了，结果小天王被送到了席宝田那里。席宝田见后大喜，预备送到北京去请功。
后来有人跟席宝田说：“大人先别急着去请功，搞不好功劳没弄到，反招来灾祸！曾国藩大帅先前已经上奏朝廷，说洪氏无遗类，大人如今说自己捉得洪天贵福，曾大人岂不是很没面子？还不如偷偷把这个小孩放了。”
席宝田听后默然不语，但也不敢私自放了，最后干脆把洪天贵福送到江西巡抚沈葆桢军中，沈葆桢便在南昌将洪天贵福处死了。虽然洪天贵福比他的族叔洪仁玕被俘要晚得多，但洪天贵福在11月18日就被处死，比洪仁玕还要早五天，大概沈葆桢认为他没有什么价值吧。
李世贤和洪天贵福走散后，和手下六十骑冲出重围，最后投奔了汪洋海军中，乞求汪洋海发兵去迎接幼天王。汪海洋派兵去找了，大概就是洪天贵福下山时看到的小股太平军，可惜机缘不巧，最后洪天贵福还是没能赶上。后来李世贤又劝汪海洋进军湖南北上，大概意见不合，李世贤想拉出人马，另立山头，结果在1865年8月被康王汪海洋派心腹给刺死。也有说李世贤在汪海洋战败后隐匿民间，剃去长发，隐居终身。
康王汪海洋最初是石达开的部下，石达开出走时路过安庆时，汪海洋便率军一直跟随左右。后来石达开进入广西、云贵，山路险阻，由于看不到希望，大家多有抱怨。石达开见军心已乱，便在营前立下红白二旗，说：“大家跟随我这几年，万里跋涉，路途辛苦，但只要我们到了四川，大家就有好日子过了。如果大家愿意跟我进军四川的，站到红旗下；想回江南的，就立到白旗下。”
出乎石达开意料的是，大部分人居然都哄然跑到了白旗下。于是汪海洋拔了白旗，大声道：“想回江南的跟我走！”
最后，有十多万人跟着汪海洋到了江西，成为李秀成的部下。天京陷落后，汪海洋手下的太平军还有近十万人。但是好景不长，后来汪海洋所率的太平军在广东梅州一带被左宗棠军队击溃，1866年1月，汪海洋在广东伤重而死，余部则由偕王谭体元率领，，但很快在1866年2月，谭体元率领的残军被左宗棠和鲍超最终剿灭，偕王谭体元投崖自尽。
由此，长江以南的太平军余部全部败灭。
再来看一下长江以北的太平军余部。当时的扶王陈得才和遵王赖文光，本都是陈玉成的旧部，加上友军张宗禹（原捻军领袖张乐行的侄子）的军队，当时也号称有百万之多。1864年，遵王赖文光率军回救天京，前锋已经抵达英霍。湘军在英霍将太平军挡住，清将派人在太平军阵前大呼：“你们的天京已经被攻破了，你们的天王也早死了，你们抵抗也没有用处，还不投降？”
众人听后愕然不已，士气一下子就低落了许多。后来这些人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清兵所说的不假，于是军心大乱，有一半多人都向清军投降了。前锋主将陈得才听说幼天王到了浙江，便收集剩下的五六万太平军，但在安徽麻城被清军打败，结果引发兵变，陈得才死于军中，剩下的太平军大都散去。
张宗禹听说天京陷落，前锋军队不战自乱，便改变计划进攻开封，当时的兵力，据称还有四五十万。开封当时有僧王僧格林沁的十万骑兵，两军交锋时，张宗禹十九岁的弟弟名叫小黑，骁勇无比，尽管僧王军队炮如雨下，小黑悍然不顾，率领捻军骑兵猛冲，僧王的骑兵反而被冲得溃不成军，大败而逃。
在来去如风的捻军骑兵面前，不可一世的僧王被打得摸不着北，最后本人也被冲得连自己队伍都找不到了，最后躲进了山东曹州高楼寨的麦地里。在1865年5月18日的凌晨，僧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居然被一个十几岁的捻军小鬼张皮鲠一刀砍死！
僧王死后，左宗棠奉命进剿捻军，左宗棠仍旧使用湘军的老办法，结硬寨，打呆仗，以困住捻军。捻军后来经过朱仙镇的时候，张宗禹等人进岳庙拜谒岳飞像，并发誓要扫除鞑虏。第二天，捻军果然大胜，于是这些人很高兴的庆祝，认为有神保佑。但后来再战遭到败绩，这些人又迁怒于神像，动手把神像的头也给削了，以泄其愤。
后来见形势不妙，张宗禹等人就聚在一起谋划说：“现在敌军人多势大，长江以南的太平军也已经绝迹，我们不如北渡黄河，直捣燕京。要是成功了就夺取满清的国都，不成功，死了也无憾！”
这种冒险的作法，李自成尝试过，开始成功了，但后来还是被八旗军打败了；李开芳、林凤翔北伐军也曾尝试过，但最终败于僧格林沁和胜保之手。
当时捻军的形势相当危急。清军已经潮水般的杀来，当时湘军和其他军队都已经追击到这里（因为基本上没有其他的敌人了），计有李鸿章、左宗棠、刘铭传、英翰、郭松林等主力部队相继赶来。正当捻军准备过河的时候，却又发现黄河渡口没有船只。正慌张之时，突然黄河结冰，捻军赶紧履冰而过。
但黄河结冰，捻军过得，清军也过得，而且很快就追上捻军，把他们打得大败，小黑也战死军中，捻军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大部分人都向清军投降了。
张宗禹带领残部继续向北进军，1868年2月，淮军刘铭传、郭松林率军在山东茌平把张宗禹的西捻军团团围住，张宗禹投徒骇河自杀，也有说张宗禹没死，最后不知所终。
李开芳的北伐军，最后也是死在了山东荏平县，地点是冯官屯。
1866年秋，因为和张宗禹意见不合，赖文光等率领东捻军继续留在中原淮北一带。1868年1月赖文光率军南撤到扬州，后面是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等部的追兵，最后在扬州瓦窑铺被道员吴毓兰部淮军围困，赖文光本人被俘后遭杀害，东捻军残部最终全军覆没。
就此，太平余波，南北悉平。
一声叹息，多灾多难的华夏古国！
每次读历史，都感觉人际表面上看起来温情脉脉，其实人心是一种太肮脏、太恐怖、太冷血、太残暴的东西。桌面上把酒谈笑言欢，桌面下恨不得我挖了你的眼睛、你抠了我的鼻子。几千年来，咱们就在这个大漩涡当中，一直不能摆脱出来，周期率果真有这么可怕？
每次读历史，都感觉人际表面上看起来温情脉脉，其实人心是一种太肮脏、太恐怖、太冷血、太残暴的东西。桌面上把酒谈笑言欢，桌面下恨不得我挖了你的眼睛、你抠了我的鼻子。几千年来，咱们就在这个大漩涡当中，一直不能摆脱出来，周期率果真有这么可怕？
2．10、太平余闻：揭竿不起的大运动
笔者的家乡，是江西吉安一带，古称庐陵，《醉翁亭记》里说，“醉翁者谁？庐陵欧阳修也。” 欧阳修就是我的老乡。
在前面，笔者屡次为江西鸣不平，说的也是事实。王勃在《腾王阁序》里说江西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从两晋南北朝衣冠南渡后，江西的秀丽风景吸引了不少的北方士家大族在江西定居。
两宋时期，江西的发展很快，明朝更是达到鼎盛。明朝时的谚语说，“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在建文二年（1400）庚辰科和永乐二年（1404）甲申科中，鼎甲三人均为吉安人（甲申科中吉安府甚至包揽前7名），这种连续两科包揽前三名的现象在中国科举史上绝无仅有，震惊全国。（1）随后的永乐三年(1405)选翰林院庶吉士中，28名江西人入文渊阁，其中吉安府籍人占10名。
明清时期，全国有三大商帮，一是徽商，二是晋商，三是江右帮。江右帮就是指江西的商人，很多城市现在都有江西会馆的遗址，就是当年江右帮曾经辉煌的写照。但是到了近代，特别是到了晚清，江西确实衰微了，成为了红色革命的故乡。
为什么要革命，穷嘛。
江西的衰落并不是偶然的。鸦片战争后，中国被逐渐卷入全球化时代，在新的竞争面前，以下两个因素大大影响了江西的发展，一是交通要道（或者说商路）的更替，二是工业化生产资源的缺乏。
在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以前，中国北方和中西部地区的货物，多经大运河和长江运输，但长江以南要要继续南下的话，往往都是经赣江走水路，翻越大臾岭后南下广州，江西在明清时期经济繁荣，赣江这个贸易通道起到了很大作用。加上江西的农业发达，在明清时期经济繁荣，人才辈出，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口岸，内地的贸易方向开始由“南下”改为“东向”，贸易主干道移往长江，这导致赣江的地位一落千丈。加之江西可用于发展工业的资源如煤炭钢铁矿产相对缺乏，多年来只能固守农业传统，后来修建的京广线又取道湖南，江西经济更是一蹶不振。
如果从地图上来看的话，京广线从北京到广州，本经过江西到广州是最短的距离，但很奇怪的是，京广线却从湖南经过了，明显的绕过江西拐了个弯。江西转型的最后一次机会，就这样无情的流失了。一直到上世纪末，中央政府才想起了要在江西修建一条京九线改变江西的交通困境，但此时的江西，已经是困窘了一百多年了。
机遇的丧失，和太平军的那场运动有很大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湖南的崛起和江西的衰败恰好是处于同一时间段，虽然笔者无意挑起湘赣人士之间的争论，但事实上的确如此。恰因为太平军，湘军才因势顺起，三湘子弟也得天下风气之先，湖南人在近代历史中驰骋天下，让人好不羡慕！而作为湘军和太平军主战场的江西，却为此付出沉重代价，饱受生灵涂炭之苦。
我的家乡吉安地区，正好是平原和山地相接的丘陵地带，此地进可攻，退可守，历来兵家都会在这里进行拉锯战。太平军在这里拉锯过，当年红军和国民党军也拉锯过，本地区一直在红区和白区中互换。
这可就苦了那些老百姓。只要是战争，不管是起义也好，征讨也罢，对老百姓来说，都是兵祸。我小时候记得大人吓唬小孩子的话，就说：“长毛来了，长毛来了，再吵就把你抓起来了！”
长毛就是太平军嘛。
笔者小时候不知道什么是长毛，总以为是长头发的魔鬼。老百姓是朴素的，他们既然这样说，那一定是当时的太平军已经军纪败坏，所过之处，扰民害民，甚至是虐杀百姓，才会有如此口碑吧？早年的美国人，只要一说“印地安人来了”，稍懂事的小孩子马上停声不闹了。印第安人可是会活剥人皮的。
杀人的当然不仅仅是太平军，湘军也没少干，一半对一半吧。经过这十几年的来回拉锯战，老百姓总是最倒霉的，人烟稠密的长江流域，满是瓦砾，遍地白骨。繁华如江南，竟然也会有二三十里地不见人烟的情况发生，可见人口的减少是何等的严重。
以下是当时人的记载：“浙江一片劫灰，道殣相望，昔时温饱之家，大半成为饿莩。号称天堂的杭州，居民由八十余万减至数万”；皖南地区“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皖北地区“但有黄蒿白骨，并无居民市镇，竟日不见一人”；江西数百里“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
江西数百里“不闻鸡犬声，饿民毙于道”的惨状，笔者的家族史可以间接证明这点。笔者祖先是北方的士家大族，南朝刘宋年间因北方战乱（五胡乱华时期）而南渡，见庐陵一带风景秀丽，于是落地于此，到现在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有家谱为证。
笔者的这个家族，在当地经过千年的发展，已经散为十几个村落，大都是以本姓为村名，前面加个地名，比如山前、庙下、古井之类的。但很奇怪的是，我出生的那个村落却不是本姓“张”，而是他姓“王”，乡人都叫这里王家。但让人好生奇怪的是，本村人只有本族的不到十户人家，并没有王姓，方圆十里之内也没有姓王的人家。
听族里长辈说，我们本不住这里，这里原本是一个叫王家的大村庄，从村边的菜地经常刨到断瓦碎瓷就可以证明这点。据说，很久以前，有个老婆婆带着一个小孩，讨饭来到王家，当时的王家也已经只剩下一个老头，后来才收留到王家，并一直住在这里，后来王姓的老人死了，这里就成了张家人居住的地方。但是乡人却一直按习惯叫这里是王家，虽然100多年来早已没有一个王家的人了。
那个老婆婆由从哪里来呢？长辈说，是从离王家大概二十里的冷水张家过来的（大概以有冷水井而命名），我曾经旧地重游过，那里早已经是一片荒地，要不是还有些残埂断壁，根本就不会认为这里曾经有过人烟。从时间上来推算，老婆婆带的那个小孩子就是我们往前推五代的祖辈了。
为何冷水张家和王家会突然衰亡呢？后来笔者仔细研究过族谱，我们这个分支本在冷水张家，时间也算久远，何至于最后落得村庄尽毁，只剩下一个老婆婆和一个小孩子？而现在居住的王家，原来也是人口众多的大村，何至于最后只剩下一个老头，王家从此断子绝孙？
翻开家谱，从时间上往回推算，一切疑问都解决了。这段时期，正是太平军战乱时候，看来清人笔记并没有说谎。
在这场大悲剧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1883年，一个美国传教士称，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中国人口的损失为5000万，而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则估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为2000万。根据太平天国前后《户部清册》所载的户口数， 1851年到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损失数量达1.6亿；而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研究认为，从1851年到1865年，十四年的战乱导致减少了1.12亿人（约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如果只从人口上来说的话，这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即使是动用了包括原子弹在内的现代化装备，战场遍及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很难与其匹敌。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仅造成了5000万的过量死亡。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之所以能激起共鸣，说明他的揭露是部分属实的，他说太平军“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虏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濬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
清人沈隽曦在《金陵癸甲摭谈补》里说，太平军攻下天京后，“杀人盈街，三五为群，入人家搜括财物，加刃于颈，索金宝，如是者累日。”“伪女官皆大脚蛮婆，入人家掳妇女归馆，每馆廿五名，立一牌长监之。搜掳各人家衣饰手扣金银玉镯，尽带手臂。身穿上色花绣衣，或大红衫，或天青外褂，皆赤足泥腿，满街挑抬物件，汗湿衣衫，而不知惜，亦不知丑。”“贼人入家搜掠什物，最爱金银首饰，及绸缎上色衣服。余布衣及旧细衣，皆抛满地。至古书，名人字画皆不识，或掷，或撕毁，较秦火尤甚，殊堪痛恨。人家冠带影像，目为妖，抛掷满街，祖先木主则毁之，可恶已极。”
太平天国最初实行“男行女行之令，令男女分馆”，也就是把老百姓强迫编入不同的馆，禁止家人团聚，夫妻同居，看到人家的小孩子，即抢去作“义子”，弄得老百姓妻离子散，也是人间罕有。这种完全违背人伦的暴行，据笔者回忆，大概也只有二战时犹太难民营和上世纪七十年代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是作如此安排的。
据说太平军是“讲道理”的。清人陈徽言在《武昌纪事》里说，在占领武昌时期，太平军天天派人在阅马场搞“讲道理”活动，每次都要敲锣打鼓，让大家去仔细临听，场面极其宏大，主要内容是宣讲“天父功德”、“天王勤苦”、“东王操劳”等，让大家跟随“天王”打江山，去天国享福。
但是，“讲道理”大会期间，也出现过不和谐之音。根据陈徽言的记载，他亲眼看见一个人高声抗辩，驳斥太平军的宣传是离经叛道。太平军的演讲家老羞成怒之下，“讲道理”变成“不讲道理”，此人很快被太平军士抓住，要处以“五马分尸”。但抓来的五匹马没有受过“分尸”的专业训练，搞了半天也没把人弄成五块。最后，演讲家不耐烦了，跳下台一刀砍死了这个不知好歹的“封建卫道士”。
五马分尸是古代的酷刑，古代叫“车裂”，商鞅后来就死于此刑。中国历史上的刑罚都是不痛快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让这些人死得极为痛苦，二是震慑那些良民。太平军被俘虏的将领，后来大都被凌迟处死。
凌迟，也就是通常说的“千刀万剐”，行刑时，把犯人的身体划为寸许区域，一小刀一小刀的割，最后才在心脏部位给予最后一刀，厉害的时候，犯人要到第三天才死的。这样的刑罚，在心理上对行刑者是巨大的考验，而受刑者临刑时发出的骇人声音和可怖的表情，足以让旁观者双腿战栗，三月不知肉味！
但是，太平天国的刑罚也一点都不逊色于凌迟。时人张汝南《金陵省难记略》里记载，太平天国里的“毒刑有跪磁，跪火炼，踩木棍，竹筱鞭背，上鹰架，绳缚手足将指而悬之，纸燃烧油滴鞭处，烁铁熨背，锥刺臂股，种种楚毒，呼号怨惨。”
这还不算最厉害的，厉害的还有“五马分尸”和“点天灯”，“五马崩尸，用五绳结人之项及手足，每一绳系一马，痛鞭各马使狂奔，鞭停马止，而人已死。复刀割项及肩与髁，仍前鞭马，而五体脱矣。又用棉絮卷人而绷之浸以油，置巨木倒缚于上，燃以火名‘点天灯’。”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门前的一条路，原来叫天灯路，后来改了名，叫天等路（大概2003年以后）。最初起名的这个人，真是无知加白痴。
双方的屠杀几乎是同比例的。湘军在攻下九江和天京后都进行屠城，真是杀得人头乱滚，片甲不留。太平军也对天京、杭州等地进行过屠城，特别是满人和在清朝做官的，更是一个都不能放过。民间相传，长毛用手抠破了不少满人少女的处女膜，甚至抓住这些女孩子的小乳房狠挤。围观的西人记载：“那些人把鞑靼处女大腿分开成大约180度绑在驴车上，残忍虐待.....他们粗暴的撕去满洲处女的旗装轮奸。”还有更多变态的举止，几乎是色情描写，不叙。
柳亚子曾经作诗，“帝子雄图浑幻梦，中原文献已无征。”这句话用来形容太平天国的文献最恰切不过了。后人引用的太平天国之著名印书，很多都是出口转内销，都是各位学者从英法等国的博物馆复印回来的。如北大程演生教授二十世纪初从巴黎东方图书馆摄影抄录《天朝田亩制度》等8种印书，这是国人首次见到太平天国的印书样式。1935年末，他又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发现《资政新篇》等10种印书，都是此前国内研究者闻而未见的书。北京大学刘半农教授也曾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撮抄了《太平条规》和《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新历》两种印书，带回国内研究。
由此，《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才编进了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广为人知。作为常识，这也说明太平天国的两个重要纲领性文件都是纸上谈兵，并没有真正广为流传和实施。尽管很多人辩解说，这是因为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军尽可能的焚毁了太平天国的一切器物，但这些东西是否真的实行过呢？
《资政新篇》因为是处于太平天国已经处于危难时期，没有实施已是定论，这也情由可原。在土地制度问题上，《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平分土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有无实行也存在争议，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太平天国自始至终都未推行过这一政策，而是大体上实施“照旧交粮纳税”政策，这也是目前多数学者的观点。
“照旧交粮纳税”，那不过是换了个皇帝、换了个地主而已。当然，洪秀全的“老三篇”（《原道醒世训》）里有“男女平等”、“解放妇女”的新东西，但天王府里数以万计的妇女沦为服务员兼保镖甚至奴隶劳工，又有点说明了真相。这些新兴的万岁、千岁们，在女人的问题上，并没有比满清的皇帝和王公们有更大的进步。正如学者袁伟时指出的，“人为涂抹的油彩，无论有多么艳丽，总有一天会脱落并恢复它原来的形状。”
当人们了解了天国的事实真相的时候，总会感到一种被欺骗的悲哀。善良的人们要问，以残暴对残暴，难道就是中国人的宿命？
笔者的家乡，是江西吉安一带，古称庐陵，《醉翁亭记》里说，“醉翁者谁？庐陵欧阳修也。” 欧阳修就是我的老乡。
在前面，笔者屡次为江西鸣不平，说的也是事实。王勃在《腾王阁序》里说江西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从两晋南北朝衣冠南渡后，江西的秀丽风景吸引了不少的北方士家大族在江西定居。
两宋时期，江西的发展很快，明朝更是达到鼎盛。明朝时的谚语说，“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在建文二年（1400）庚辰科和永乐二年（1404）甲申科中，鼎甲三人均为吉安人（甲申科中吉安府甚至包揽前7名），这种连续两科包揽前三名的现象在中国科举史上绝无仅有，震惊全国。（1）随后的永乐三年(1405)选翰林院庶吉士中，28名江西人入文渊阁，其中吉安府籍人占10名。
明清时期，全国有三大商帮，一是徽商，二是晋商，三是江右帮。江右帮就是指江西的商人，很多城市现在都有江西会馆的遗址，就是当年江右帮曾经辉煌的写照。但是到了近代，特别是到了晚清，江西确实衰微了，成为了红色革命的故乡。
为什么要革命，穷嘛。
江西的衰落并不是偶然的。鸦片战争后，中国被逐渐卷入全球化时代，在新的竞争面前，以下两个因素大大影响了江西的发展，一是交通要道（或者说商路）的更替，二是工业化生产资源的缺乏。
在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以前，中国北方和中西部地区的货物，多经大运河和长江运输，但长江以南要要继续南下的话，往往都是经赣江走水路，翻越大臾岭后南下广州，江西在明清时期经济繁荣，赣江这个贸易通道起到了很大作用。加上江西的农业发达，在明清时期经济繁荣，人才辈出，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口岸，内地的贸易方向开始由“南下”改为“东向”，贸易主干道移往长江，这导致赣江的地位一落千丈。加之江西可用于发展工业的资源如煤炭钢铁矿产相对缺乏，多年来只能固守农业传统，后来修建的京广线又取道湖南，江西经济更是一蹶不振。
如果从地图上来看的话，京广线从北京到广州，本经过江西到广州是最短的距离，但很奇怪的是，京广线却从湖南经过了，明显的绕过江西拐了个弯。江西转型的最后一次机会，就这样无情的流失了。一直到上世纪末，中央政府才想起了要在江西修建一条京九线改变江西的交通困境，但此时的江西，已经是困窘了一百多年了。
机遇的丧失，和太平军的那场运动有很大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湖南的崛起和江西的衰败恰好是处于同一时间段，虽然笔者无意挑起湘赣人士之间的争论，但事实上的确如此。恰因为太平军，湘军才因势顺起，三湘子弟也得天下风气之先，湖南人在近代历史中驰骋天下，让人好不羡慕！而作为湘军和太平军主战场的江西，却为此付出沉重代价，饱受生灵涂炭之苦。
我的家乡吉安地区，正好是平原和山地相接的丘陵地带，此地进可攻，退可守，历来兵家都会在这里进行拉锯战。太平军在这里拉锯过，当年红军和国民党军也拉锯过，本地区一直在红区和白区中互换。
这可就苦了那些老百姓。只要是战争，不管是起义也好，征讨也罢，对老百姓来说，都是兵祸。我小时候记得大人吓唬小孩子的话，就说：“长毛来了，长毛来了，再吵就把你抓起来了！”
长毛就是太平军嘛。
笔者小时候不知道什么是长毛，总以为是长头发的魔鬼。老百姓是朴素的，他们既然这样说，那一定是当时的太平军已经军纪败坏，所过之处，扰民害民，甚至是虐杀百姓，才会有如此口碑吧？早年的美国人，只要一说“印地安人来了”，稍懂事的小孩子马上停声不闹了。印第安人可是会活剥人皮的。
杀人的当然不仅仅是太平军，湘军也没少干，一半对一半吧。经过这十几年的来回拉锯战，老百姓总是最倒霉的，人烟稠密的长江流域，满是瓦砾，遍地白骨。繁华如江南，竟然也会有二三十里地不见人烟的情况发生，可见人口的减少是何等的严重。
以下是当时人的记载：“浙江一片劫灰，道殣相望，昔时温饱之家，大半成为饿莩。号称天堂的杭州，居民由八十余万减至数万”；皖南地区“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皖北地区“但有黄蒿白骨，并无居民市镇，竟日不见一人”；江西数百里“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
江西数百里“不闻鸡犬声，饿民毙于道”的惨状，笔者的家族史可以间接证明这点。笔者祖先是北方的士家大族，南朝刘宋年间因北方战乱（五胡乱华时期）而南渡，见庐陵一带风景秀丽，于是落地于此，到现在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有家谱为证。
笔者的这个家族，在当地经过千年的发展，已经散为十几个村落，大都是以本姓为村名，前面加个地名，比如山前、庙下、古井之类的。但很奇怪的是，我出生的那个村落却不是本姓“张”，而是他姓“王”，乡人都叫这里王家。但让人好生奇怪的是，本村人只有本族的不到十户人家，并没有王姓，方圆十里之内也没有姓王的人家。
听族里长辈说，我们本不住这里，这里原本是一个叫王家的大村庄，从村边的菜地经常刨到断瓦碎瓷就可以证明这点。据说，很久以前，有个老婆婆带着一个小孩，讨饭来到王家，当时的王家也已经只剩下一个老头，后来才收留到王家，并一直住在这里，后来王姓的老人死了，这里就成了张家人居住的地方。但是乡人却一直按习惯叫这里是王家，虽然100多年来早已没有一个王家的人了。
那个老婆婆由从哪里来呢？长辈说，是从离王家大概二十里的冷水张家过来的（大概以有冷水井而命名），我曾经旧地重游过，那里早已经是一片荒地，要不是还有些残埂断壁，根本就不会认为这里曾经有过人烟。从时间上来推算，老婆婆带的那个小孩子就是我们往前推五代的祖辈了。
为何冷水张家和王家会突然衰亡呢？后来笔者仔细研究过族谱，我们这个分支本在冷水张家，时间也算久远，何至于最后落得村庄尽毁，只剩下一个老婆婆和一个小孩子？而现在居住的王家，原来也是人口众多的大村，何至于最后只剩下一个老头，王家从此断子绝孙？
翻开家谱，从时间上往回推算，一切疑问都解决了。这段时期，正是太平军战乱时候，看来清人笔记并没有说谎。
在这场大悲剧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1883年，一个美国传教士称，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中国人口的损失为5000万，而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则估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为2000万。根据太平天国前后《户部清册》所载的户口数， 1851年到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损失数量达1.6亿；而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研究认为，从1851年到1865年，十四年的战乱导致减少了1.12亿人（约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如果只从人口上来说的话，这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即使是动用了包括原子弹在内的现代化装备，战场遍及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很难与其匹敌。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仅造成了5000万的过量死亡。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之所以能激起共鸣，说明他的揭露是部分属实的，他说太平军“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虏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濬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
清人沈隽曦在《金陵癸甲摭谈补》里说，太平军攻下天京后，“杀人盈街，三五为群，入人家搜括财物，加刃于颈，索金宝，如是者累日。”“伪女官皆大脚蛮婆，入人家掳妇女归馆，每馆廿五名，立一牌长监之。搜掳各人家衣饰手扣金银玉镯，尽带手臂。身穿上色花绣衣，或大红衫，或天青外褂，皆赤足泥腿，满街挑抬物件，汗湿衣衫，而不知惜，亦不知丑。”“贼人入家搜掠什物，最爱金银首饰，及绸缎上色衣服。余布衣及旧细衣，皆抛满地。至古书，名人字画皆不识，或掷，或撕毁，较秦火尤甚，殊堪痛恨。人家冠带影像，目为妖，抛掷满街，祖先木主则毁之，可恶已极。”
太平天国最初实行“男行女行之令，令男女分馆”，也就是把老百姓强迫编入不同的馆，禁止家人团聚，夫妻同居，看到人家的小孩子，即抢去作“义子”，弄得老百姓妻离子散，也是人间罕有。这种完全违背人伦的暴行，据笔者回忆，大概也只有二战时犹太难民营和上世纪七十年代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是作如此安排的。
据说太平军是“讲道理”的。清人陈徽言在《武昌纪事》里说，在占领武昌时期，太平军天天派人在阅马场搞“讲道理”活动，每次都要敲锣打鼓，让大家去仔细临听，场面极其宏大，主要内容是宣讲“天父功德”、“天王勤苦”、“东王操劳”等，让大家跟随“天王”打江山，去天国享福。
但是，“讲道理”大会期间，也出现过不和谐之音。根据陈徽言的记载，他亲眼看见一个人高声抗辩，驳斥太平军的宣传是离经叛道。太平军的演讲家老羞成怒之下，“讲道理”变成“不讲道理”，此人很快被太平军士抓住，要处以“五马分尸”。但抓来的五匹马没有受过“分尸”的专业训练，搞了半天也没把人弄成五块。最后，演讲家不耐烦了，跳下台一刀砍死了这个不知好歹的“封建卫道士”。
五马分尸是古代的酷刑，古代叫“车裂”，商鞅后来就死于此刑。中国历史上的刑罚都是不痛快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让这些人死得极为痛苦，二是震慑那些良民。太平军被俘虏的将领，后来大都被凌迟处死。
凌迟，也就是通常说的“千刀万剐”，行刑时，把犯人的身体划为寸许区域，一小刀一小刀的割，最后才在心脏部位给予最后一刀，厉害的时候，犯人要到第三天才死的。这样的刑罚，在心理上对行刑者是巨大的考验，而受刑者临刑时发出的骇人声音和可怖的表情，足以让旁观者双腿战栗，三月不知肉味！
但是，太平天国的刑罚也一点都不逊色于凌迟。时人张汝南《金陵省难记略》里记载，太平天国里的“毒刑有跪磁，跪火炼，踩木棍，竹筱鞭背，上鹰架，绳缚手足将指而悬之，纸燃烧油滴鞭处，烁铁熨背，锥刺臂股，种种楚毒，呼号怨惨。”
这还不算最厉害的，厉害的还有“五马分尸”和“点天灯”，“五马崩尸，用五绳结人之项及手足，每一绳系一马，痛鞭各马使狂奔，鞭停马止，而人已死。复刀割项及肩与髁，仍前鞭马，而五体脱矣。又用棉絮卷人而绷之浸以油，置巨木倒缚于上，燃以火名‘点天灯’。”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门前的一条路，原来叫天灯路，后来改了名，叫天等路（大概2003年以后）。最初起名的这个人，真是无知加白痴。
双方的屠杀几乎是同比例的。湘军在攻下九江和天京后都进行屠城，真是杀得人头乱滚，片甲不留。太平军也对天京、杭州等地进行过屠城，特别是满人和在清朝做官的，更是一个都不能放过。民间相传，长毛用手抠破了不少满人少女的处女膜，甚至抓住这些女孩子的小乳房狠挤。围观的西人记载：“那些人把鞑靼处女大腿分开成大约180度绑在驴车上，残忍虐待.....他们粗暴的撕去满洲处女的旗装轮奸。”还有更多变态的举止，几乎是色情描写，不叙。
柳亚子曾经作诗，“帝子雄图浑幻梦，中原文献已无征。”这句话用来形容太平天国的文献最恰切不过了。后人引用的太平天国之著名印书，很多都是出口转内销，都是各位学者从英法等国的博物馆复印回来的。如北大程演生教授二十世纪初从巴黎东方图书馆摄影抄录《天朝田亩制度》等8种印书，这是国人首次见到太平天国的印书样式。1935年末，他又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发现《资政新篇》等10种印书，都是此前国内研究者闻而未见的书。北京大学刘半农教授也曾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撮抄了《太平条规》和《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新历》两种印书，带回国内研究。
由此，《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才编进了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广为人知。作为常识，这也说明太平天国的两个重要纲领性文件都是纸上谈兵，并没有真正广为流传和实施。尽管很多人辩解说，这是因为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军尽可能的焚毁了太平天国的一切器物，但这些东西是否真的实行过呢？
《资政新篇》因为是处于太平天国已经处于危难时期，没有实施已是定论，这也情由可原。在土地制度问题上，《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平分土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有无实行也存在争议，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太平天国自始至终都未推行过这一政策，而是大体上实施“照旧交粮纳税”政策，这也是目前多数学者的观点。
“照旧交粮纳税”，那不过是换了个皇帝、换了个地主而已。当然，洪秀全的“老三篇”（《原道醒世训》）里有“男女平等”、“解放妇女”的新东西，但天王府里数以万计的妇女沦为服务员兼保镖甚至奴隶劳工，又有点说明了真相。这些新兴的万岁、千岁们，在女人的问题上，并没有比满清的皇帝和王公们有更大的进步。正如学者袁伟时指出的，“人为涂抹的油彩，无论有多么艳丽，总有一天会脱落并恢复它原来的形状。”
当人们了解了天国的事实真相的时候，总会感到一种被欺骗的悲哀。善良的人们要问，以残暴对残暴，难道就是中国人的宿命？
（接上文）英国人呤唎在他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里说，“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面目愚蠢、装饰恶劣的民族；而使面容变丑的剃发不能不说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他们的活力被束缚，他们的希望和精神被，压抑被摧毁。太平军则相反，使人立刻觉得他们是有智慧的，好钻研的，追求知识的。的确，根据双方不同的智力才能来看，-------再不能有比这更显著的区别，-----要说他们是同一国家的人，那简直令人无法想象。太平军是聪敏的、直率的、英武的，尤其他们的自由风度 特别具有吸引力。你可以看见被鞑靼人所征服的中国人的奴颜婢膝；但是太平军纵使面对死亡，也都表现了自由人的庄严不屈的风度。”
呤唎给了太平军很高的评价，但伟大导师马克思却发表了完全不同的意见。
1850年，当马克思得知中国广西发生了革命时（天地会），他兴奋的认定，“（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原文三个词为法语）”。
而在得知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马克思更是信心满满地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连恩格斯也感染了这种兴奋，他说：“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但是在1862年，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马克思已经对这个太平天国完全失望了。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马克思毫不容情地斥责道：“（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象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想要真正客观的评价一个历史事件非常的难，特别是象太平天国这样在历史上富有争议的敏感题材。笔者没有能力去评价，只能引用一些历史大家的观点，供读者参考。
智者梁启超的评价算是一针见血的，他说：“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太平军的仇满是人所皆知的。和梁启超同出于康有为门下的反满人士欧榘甲认为，“洪、杨与其徒党，起于草泽无赖……稍得土地，即以为安，封王数百，彼此争功。”“（洪、杨）一旦得意（成功），其骄横无礼，贻害众民，恐有甚于满清者。”就连同样激烈反满排满的《革命军》作者邹容，也认定太平天国立国是“以汉杀汉，山尸血海”，内战一场的结果，“所保者却是满人。”
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演中，扼要地提出了一些对太平天国的看法：“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是一个民族革命，但实际也不尽然。至少他们太不懂政治，他们占了南京十多年，几乎没有丝毫制度上的建树。”“他们对下层民众，想推行均田制度，大抵是粗浅一些的社会主义，他们是有此想法的。但说到政治就太低能了。”“他们国号太平天国，早可预示他们的失败。这样一个国名，便太违背了历史传统。正因为这一个集团里，太没有读书人。”“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的失败了。当时洪杨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有失败。”
钱穆先生是大家，他的评论是平和公允的。台湾历史学家陈致平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华通史》里，却极为严厉的批评了太平天国与洪秀全：“定都南京后，它所能统治的地方，不过江南一隅与安庆、九江、武汉几个据点而已。所以太平天国的政权完全建立在军事上，而不能与政治配合。其作战的‘冲击’、‘屠戮’、‘裹胁’与‘流窜’的行动颇类流寇，而中国历史上的流寇政权’是没有能成功的。”
“天国的法令森严，刑律惨酷，凡犯天条者，一律处死刑。天条以外之罪，也非杖即死。死刑中又有‘点天灯’‘五马分尸’‘割肉’‘抽肠’等非刑。行刑之前，往往先鸣锣聚众，讲说道理，宣布罪状，然后当众行刑，令观者惊心怵目，自然俯首听命，而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统治，完全违背了当初革命救世的人道宗旨，自然要归于失败。”
“洪秀全等人，起自草莽，既缺乏政治学术，又不能罗致政治人才辅弼，而始终建立不起一个健全合理的政治组织。人性弱点，往往能共患难而难共安乐，早年誓同生死的患难兄弟，一旦享富尊荣，经不住物欲的诱惑，与权势的冲突，竟自斗而亡。最为讽刺的，是他自己揭橥的革命宗旨，常自行推翻；自己所订的天条，已自行违犯。”
孙中山先生曾一度以洪氏自许，但后来他却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单纯的造反并不解决问题，“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近代史学者郭廷以在《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
研究太平天国运动史的专家简又文先生，认为“以破坏性及毁灭力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仅亚于现今日本侵略之一役耳，其前盖无匹也”并由此得出太平天国“大破坏” 论，而同世代的罗尔纲先生却热情讴歌了太平天国的革命精神和反抗精神，甚至是创新精神。简与罗，两位同治太平天国运动史的专家，同样有着极高的史学造诣，得出的观点却是如此的迥然不同。
“大破坏”，就是对人口和社会财富的巨大破坏，而这种破坏又是中国历史可悲的历史循环率。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说，大自然消灭过多的人口只能通过瘟疫和战争。这场部分因为人口太多而引发的内战，终于消灭了大量的中国人口，这样的结果，是不是为后来的中兴提供了条件呢？
如果答案是的话，又何尝不是一种壮烈的悲凉？
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里说的，太平天国就是一场“揭竿不起的大运动”，以暴制暴，从来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愿中国不再有农民式的造反。
注：（1）、永乐二年(1404年)甲申科状元曾启是江西吉安永丰人，榜眼周水和探花是吉安府吉水人。二甲第一名杨相是吉安泰和人。二甲第二、三、四名宋子环、王训、王直也是吉安府人。杨相又兼得会元。7名内阁大学士担任甲申科主考官和读卷官解缙、胡广、杨士奇、胡俨、金幼孜5人都是江西人。
本章参考书目：
1、池子华：《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1991年版。
3、茅家琦：《太平天国通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4、赫连勃勃大王：《极度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
5、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6、（清）罗惇曧：《太平天国战记》，选自《罗瘿公历史笔记辑》。
7、（清）曾国藩：《曾国藩家书》，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版。
8、孟森：《清代野史-----一个王朝模糊的背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9、费正清（美）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0、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版。
11、沈渭滨主编：《天国寻踪》，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
12、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王元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3、潘旭澜：《太平杂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4、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15、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中华书局1982年版。
呤唎给了太平军很高的评价，但伟大导师马克思却发表了完全不同的意见。
1850年，当马克思得知中国广西发生了革命时（天地会），他兴奋的认定，“（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原文三个词为法语）”。
而在得知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马克思更是信心满满地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连恩格斯也感染了这种兴奋，他说：“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但是在1862年，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马克思已经对这个太平天国完全失望了。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马克思毫不容情地斥责道：“（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象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想要真正客观的评价一个历史事件非常的难，特别是象太平天国这样在历史上富有争议的敏感题材。笔者没有能力去评价，只能引用一些历史大家的观点，供读者参考。
智者梁启超的评价算是一针见血的，他说：“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太平军的仇满是人所皆知的。和梁启超同出于康有为门下的反满人士欧榘甲认为，“洪、杨与其徒党，起于草泽无赖……稍得土地，即以为安，封王数百，彼此争功。”“（洪、杨）一旦得意（成功），其骄横无礼，贻害众民，恐有甚于满清者。”就连同样激烈反满排满的《革命军》作者邹容，也认定太平天国立国是“以汉杀汉，山尸血海”，内战一场的结果，“所保者却是满人。”
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演中，扼要地提出了一些对太平天国的看法：“大家同情太平天国，认为是一个民族革命，但实际也不尽然。至少他们太不懂政治，他们占了南京十多年，几乎没有丝毫制度上的建树。”“他们对下层民众，想推行均田制度，大抵是粗浅一些的社会主义，他们是有此想法的。但说到政治就太低能了。”“他们国号太平天国，早可预示他们的失败。这样一个国名，便太违背了历史传统。正因为这一个集团里，太没有读书人。”“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的失败了。当时洪杨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有失败。”
钱穆先生是大家，他的评论是平和公允的。台湾历史学家陈致平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华通史》里，却极为严厉的批评了太平天国与洪秀全：“定都南京后，它所能统治的地方，不过江南一隅与安庆、九江、武汉几个据点而已。所以太平天国的政权完全建立在军事上，而不能与政治配合。其作战的‘冲击’、‘屠戮’、‘裹胁’与‘流窜’的行动颇类流寇，而中国历史上的流寇政权’是没有能成功的。”
“天国的法令森严，刑律惨酷，凡犯天条者，一律处死刑。天条以外之罪，也非杖即死。死刑中又有‘点天灯’‘五马分尸’‘割肉’‘抽肠’等非刑。行刑之前，往往先鸣锣聚众，讲说道理，宣布罪状，然后当众行刑，令观者惊心怵目，自然俯首听命，而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统治，完全违背了当初革命救世的人道宗旨，自然要归于失败。”
“洪秀全等人，起自草莽，既缺乏政治学术，又不能罗致政治人才辅弼，而始终建立不起一个健全合理的政治组织。人性弱点，往往能共患难而难共安乐，早年誓同生死的患难兄弟，一旦享富尊荣，经不住物欲的诱惑，与权势的冲突，竟自斗而亡。最为讽刺的，是他自己揭橥的革命宗旨，常自行推翻；自己所订的天条，已自行违犯。”
孙中山先生曾一度以洪氏自许，但后来他却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单纯的造反并不解决问题，“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近代史学者郭廷以在《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
研究太平天国运动史的专家简又文先生，认为“以破坏性及毁灭力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仅亚于现今日本侵略之一役耳，其前盖无匹也”并由此得出太平天国“大破坏” 论，而同世代的罗尔纲先生却热情讴歌了太平天国的革命精神和反抗精神，甚至是创新精神。简与罗，两位同治太平天国运动史的专家，同样有着极高的史学造诣，得出的观点却是如此的迥然不同。
“大破坏”，就是对人口和社会财富的巨大破坏，而这种破坏又是中国历史可悲的历史循环率。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说，大自然消灭过多的人口只能通过瘟疫和战争。这场部分因为人口太多而引发的内战，终于消灭了大量的中国人口，这样的结果，是不是为后来的中兴提供了条件呢？
如果答案是的话，又何尝不是一种壮烈的悲凉？
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里说的，太平天国就是一场“揭竿不起的大运动”，以暴制暴，从来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愿中国不再有农民式的造反。
注：（1）、永乐二年(1404年)甲申科状元曾启是江西吉安永丰人，榜眼周水和探花是吉安府吉水人。二甲第一名杨相是吉安泰和人。二甲第二、三、四名宋子环、王训、王直也是吉安府人。杨相又兼得会元。7名内阁大学士担任甲申科主考官和读卷官解缙、胡广、杨士奇、胡俨、金幼孜5人都是江西人。
本章参考书目：
1、池子华：《幻灭与觉醒-----咸丰十一年实纪》，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1991年版。
3、茅家琦：《太平天国通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4、赫连勃勃大王：《极度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
5、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6、（清）罗惇曧：《太平天国战记》，选自《罗瘿公历史笔记辑》。
7、（清）曾国藩：《曾国藩家书》，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版。
8、孟森：《清代野史-----一个王朝模糊的背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9、费正清（美）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10、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版。
11、沈渭滨主编：《天国寻踪》，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
12、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王元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3、潘旭澜：《太平杂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4、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15、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中华书局1982年版。
大革命,300年一次,小革命,100年一次,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历史循环论？
三、1871：伊犁记
中国的西部和北部，古代一向就难以安宁，常有强悍的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农业帝国进行骚扰甚至侵略，譬如匈奴之于汉朝，突厥之于唐朝，即使修建了长城，也并大管用。到了宋朝时期，更有契丹、女真、蒙古人进军中原，并进而改朝换代。
明末满族人从关外杀入建立清朝后，中国的西部和北部倒还算安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满族本就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加上其对蒙古族的羁绊，解除了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大患。但是，到了清朝的后期，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却出现了一个新的威胁，那就是沙俄对我国领土的鲸吞蚕食。本章即以伊犁事件为介入口，说说中俄领土的历史争端和问题。
鸦片战争后，英法美等强国一向被清朝统治者视为大患，其实不然。这些欧美国家，大都奉行商业殖民主义，商业利益最为主要，倒没有什么大的领土野心------即使是香港，最初也是为了贸易的方便。但俄国和日本就大不一样了，这两个国家推行的是土地殖民主义，动辄就要中国裂疆割土，据为己有，那可是会导致中国亡国亡钟，开不得玩笑的。
对于沙俄侵占中国的大量领土，满清统治者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当然，这并不仅仅是指的那些和沙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事实上，那些条约的签订，一来是因为大清孱弱无力有所逼迫，二来是因为统治者对疆域领土概念的盲目无知无所作为。但最关键的是，因为满族人的自私，他们将东北三省和新疆当成是满族人的最后依附之地，在非常之时留给自己的一条退路，而禁止汉族和其他民族向这些地区移民，这导致这些地区人口极度缺乏，这才给了沙俄可乘之机。
实事求是的说，晚清时期被沙俄割去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都是人口极其稀少的地区，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满清统治者禁止人口向这些地区迁移的政策失误。就连约瑟夫.弗莱彻教授在《剑桥中国晚清史》里都不无遗憾的说，“清帝国丧失了最东北的广袤而宝贵的土地，因为清政府没有看到这些土地的价值，并且依然坚持把汉人限制在中国本土这一过时的政策”。（1）
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清政府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放开汉人迁移移居的限制，这开始了中国东北和西北部的人口充实化、实体化过程，要不然，恐怕东三省和新疆都保不住呢！
人守其土，先占先得，国土必须要本国的人去据有，俄国人就是钻了这个空子，才占有了黑龙江下游地区。在十八世纪后，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下，倘若满族统治者早点让富余的人口闯关东进入东三省，假以时日，中国人就自然会占有整个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那时哪有沙俄的机会呢？苏联解体后，俄国人如今对中国人大量进入他们的远东地区，不也是抱有十二分的警惕吗？！
注：（1）、（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3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的西部和北部，古代一向就难以安宁，常有强悍的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农业帝国进行骚扰甚至侵略，譬如匈奴之于汉朝，突厥之于唐朝，即使修建了长城，也并大管用。到了宋朝时期，更有契丹、女真、蒙古人进军中原，并进而改朝换代。
明末满族人从关外杀入建立清朝后，中国的西部和北部倒还算安宁。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满族本就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加上其对蒙古族的羁绊，解除了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大患。但是，到了清朝的后期，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却出现了一个新的威胁，那就是沙俄对我国领土的鲸吞蚕食。本章即以伊犁事件为介入口，说说中俄领土的历史争端和问题。
鸦片战争后，英法美等强国一向被清朝统治者视为大患，其实不然。这些欧美国家，大都奉行商业殖民主义，商业利益最为主要，倒没有什么大的领土野心------即使是香港，最初也是为了贸易的方便。但俄国和日本就大不一样了，这两个国家推行的是土地殖民主义，动辄就要中国裂疆割土，据为己有，那可是会导致中国亡国亡钟，开不得玩笑的。
对于沙俄侵占中国的大量领土，满清统治者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当然，这并不仅仅是指的那些和沙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事实上，那些条约的签订，一来是因为大清孱弱无力有所逼迫，二来是因为统治者对疆域领土概念的盲目无知无所作为。但最关键的是，因为满族人的自私，他们将东北三省和新疆当成是满族人的最后依附之地，在非常之时留给自己的一条退路，而禁止汉族和其他民族向这些地区移民，这导致这些地区人口极度缺乏，这才给了沙俄可乘之机。
实事求是的说，晚清时期被沙俄割去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都是人口极其稀少的地区，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满清统治者禁止人口向这些地区迁移的政策失误。就连约瑟夫.弗莱彻教授在《剑桥中国晚清史》里都不无遗憾的说，“清帝国丧失了最东北的广袤而宝贵的土地，因为清政府没有看到这些土地的价值，并且依然坚持把汉人限制在中国本土这一过时的政策”。（1）
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清政府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放开汉人迁移移居的限制，这开始了中国东北和西北部的人口充实化、实体化过程，要不然，恐怕东三省和新疆都保不住呢！
人守其土，先占先得，国土必须要本国的人去据有，俄国人就是钻了这个空子，才占有了黑龙江下游地区。在十八世纪后，在中国巨大的人口压力下，倘若满族统治者早点让富余的人口闯关东进入东三省，假以时日，中国人就自然会占有整个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那时哪有沙俄的机会呢？苏联解体后，俄国人如今对中国人大量进入他们的远东地区，不也是抱有十二分的警惕吗？！
注：（1）、（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3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3．1、来邻不善，沙俄的鲸吞蚕食
原来的沙俄，一直被叫作“罗刹国”（Russia的译名），本并不与中国接壤，汉朝将军驰骋西域的时候，俄国人还不知道在哪里玩泥巴呢。
直到公元820年，在基辅一带建立了一个名叫“罗斯”（Ross）的公国。13世纪蒙古人西征的时候，罗斯公国分崩离析，归附于当时蒙古人建立的金帐汗国。为了获得蒙古人授予的“俄罗斯大公”封号，当地的各王公不惜奴颜婢膝，相互倾轧，最后莫斯科公国脱颖而出，日渐强大，并最终摆脱了蒙古人的羁绊。1547年，伊凡四世正式加冕沙皇（即罗马凯撒Caesar的俄译名），由此，沙皇俄国走上了四出扩张的道路。
到了十七世纪，沙俄开始扩张到西伯利亚地区，并逐渐接近了中国的领土。1650年到1680年间，俄国的哥萨克雇佣兵多次侵占到雅克萨和松花江口一带。当时的康熙帝见来者不善，便于1685年到1686年下令清军分水陆两路，进攻雅克萨并重创了俄军，双方在1689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尼布楚条约》规定，以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外兴安岭以南为中国领土；在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未及划分的土地，待两国查明后，再作决定。《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肯定了额尔古纳河以东、外兴安岭直到鄂霍次克海以南的黑龙江流域，及乌苏里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领土，都属于中国的疆域。条约还特别规定，俄国在雅克萨所建的城堡全部拆除，所有俄国人全部迁回。
在雍正帝时期，中俄之间又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划定了中俄在蒙古一带的边界。但不知何故，这两个条约把贝加尔湖一带和唐努乌梁海以北的叶尼塞河上游地区，这些原属于当时大清帝国的领土，本是蒙古人游牧的地区，却划入了俄国的版图。
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深的湖泊，因地层断裂陷落而成，长达636公里，平均宽度达48公里，平均水深730米，中部最深达1620米，总面积约为3.15万平方公里-------一个海南省的面积也不过如此。贝加尔湖的淡水储量，占到全球地表淡水量的四分之一，外星人如果要侵略地球的话，这个地方或许是首选地。
贝加尔湖内因为经常有火山喷发，由此带出的火山灰烬对湖泊起到相当好的净化作用，因此湖水异常清澈，肉眼甚至可以看湖水面以下几十米深的景物。贝加尔湖有水生植物600种和动物1200种，其中的四分之三是贝加尔湖的特有品种，目前该湖已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
贝加尔湖自古以来就在中国范围，当年的汉使苏武还曾经在湖区南面，如今的乌兰乌德地区一带给匈奴人放过羊呢。再说叶尼塞河，这条大河横穿了如今的俄罗斯，但究其上游，却是发源于如今的蒙古共和国西北部。雍正帝也未免太不把这大片地区当回事了，居然如此慷慨的将之划给沙俄，也许在他眼里，那里只是不毛之地而已。
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两国边界稍显平静。但鸦片战争结束后，一个孱弱的大清帝国重新展现在世界面前，沙俄意识到这是东扩的好机会，便迅速成立“黑龙江问题特别委员会”，以加紧对黑龙江的侵略活动。
当时的清朝，已经不再有昔日的威风赫赫，而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内外的各种矛盾，焦头烂额，一触即发。趁着这样的机会，俄国海军军官涅维尔斯科依带领武装人员，侵入黑龙江下游，并于1850年侵占了黑龙江出海口的庙街，并将它改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
庙街，一看就是中国的名字，那可是中国渔民们沿着黑龙江出海时的停留靠岸之所。俄国人并没有什么想象力，也没有什么历史文化底蕴，他们在中国边境上建立的城市，大都是以那些扩张先行者的名字来命名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可不就是一个急先锋？
在随后的1854年，在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指挥下，俄国人出动七十余艘舰船，沿着黑龙江强行武装航行，并沿途设立军事据点，造成占领黑龙江下游地区的既定事实。1857年底，俄国干脆在中国领土黑龙江下游流域上，非法设立了以庙街为中心的“滨海省”。
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的大清帝国正是内外交困的时期，内部有太平天国、捻军、回乱等起义活动，外有因修约问题而导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1月，沙俄政府得知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后，决定加快向黑龙江“移民”，并准备以武力为后盾，向清政府进行外交讹诈，逼迫清政府承认俄国占领黑龙江下游的既定事实。随后，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领俄国哥萨克军队，直逼瑷珲城下。
1858年5月，穆拉维约夫在两艘炮舰护送下，来到瑷珲城面见当时的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就在此时，英法联军已经攻占了大沽，穆拉维约夫假意声称此行目的是为了“助华防英”，同时，也是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如此一来，“为了双方的利益，中俄必须沿黑龙江、乌苏里江划界。”俄国人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据我所知，俄国人是最会看菜下饭，做事情一贯是“三分抢、七分赖”的民族之一。在一战结束的时候，它可以先和德国签订割让大片土地的密约，但德国一战败，立刻翻脸不认账；二战前，它也可以先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然后默默加紧备战；甚至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它怂恿朝鲜发动战争，最后却要求中国去收拾烂摊子，帮他们擦屁股-------这可不就是俄国人？！
奕山显然还没有那么傻。他严正指出，中俄两国的边界早有《尼布楚条约》划定，“百数十年从无更改”。穆拉维约夫见讹诈不成，就干脆把早拟好的“条约草案”交给奕山，要求第二天就给答复。在随后的谈判中，俄方一直无理取闹，纠缠不休。在谈判没有结果的情况下。穆拉维约夫给奕山下了最后通牒，并恫吓要使用武力进行谈判。
当夜，瑷珲城外，俄国兵船上枪炮大作，彻夜不息。而中国这边，守军却少得可怜，完全就不是俄国人的对手。在沙俄的武力威胁和恫吓之下，奕山最终被逼屈服，与穆拉维约夫签订了《瑷珲条约》。
《瑷珲条约》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正式条约，充其量之能算是草约。这个条约只有短短三条，主要内容是：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但瑷珲对岸精奇哩江(今俄国结雅河)上游东南的一小块地区，保留中国方面的永久居住权和管辖权；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原属中国内河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船只航行。
上面说的那一小块地区，就是我们通常称的“江东六十四屯”，当时中国人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很长的时间，完全是中国的领土，但《瑷珲条约》的约定，本是中国的领土却成为了俄国境内的中国“飞地”，后来俄国人对此不能容忍，趁着庚子年（1900年）中国的那场混乱，俄国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江东六十四屯血案”，强行驱赶并屠杀了那里的中国居民，将江东六十四屯据为己有，这是后话。
《瑷珲条约》作为城下之盟，清政府当然没有批准，还为此严厉处分了奕山等人，但俄国人并不罢休，他们在等待更好的机会来迫使清朝中央政府承认这个条约，这就是后来1860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后，沙俄趁火打劫迫使清政府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
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前，俄国人已经强行侵占了海参崴一带，并把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思是“统治东方”。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后，俄国人又故伎重演，假装积极的从中调停，而奉命谈判的恭亲王奕訢不明就里，加上求和心切，竟然还真请求了俄国公使伊格那季耶夫出面斡旋。
伊格那季耶夫心头大喜，于是便大拍胸脯说保证让英法联军撤出北京，但是有个要求，那就是同意俄国人的领土要求。奕訢对俄方的要求不敢提出异议，为了让英法联军早日撤出北京，便与伊格那季耶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
奕訢毕竟年纪尚轻，哪里知道俄国人的诡计！其实英法联军本就没有长期占领北京的计划，被俄国人这么一忽悠，奕訢还真以为俄国人神通广大呢！？后来奕訢得知真相后，连呼上当，半天都没回过神来。中国人不懂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当然要吃亏上当，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
《中俄北京条约》共15条，事实上是在确认非法的《瑷珲条约》的基础上，变本加厉，把《瑷珲条约》规定为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割占给了俄国，并为侵占中国西北部领土埋下了伏笔。
《中俄北京条约》主要内容有：1．中俄东段边界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黑龙江以北（约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原住这一地区的中国人，仍准留住。（《瑷珲条约》规定的管理权没了！）2．中俄两国未经划定之西部疆界，今后应顺山岭的走向、大河的流向以及中国现有常驻卡伦路线而行，即从沙宾达巴哈界牌起，经斋桑湖、特穆尔图淖尔至浩罕一线为界。
乖乖，俄国人不费一枪一弹，就割占了中国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要是英法联军知道，不被气疯掉才怪呢！更可恨的是，在英法联军已经撤出北京后，伊格那季耶夫居然还威胁奕訢说要召回了英法联军！俄国人果然是个火中取栗的高手。
《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图们江和图们江以北数千公里的海岸线全部划归了俄国，中国通向日本海的出海口则完全被封死。从此，俄国人打开了东方海洋的大门，而库页岛也就此改名为萨哈林岛，中国从此不能再所染指。
《中俄北京条约》还涉及了中俄西段的疆界。同治三年(1864年)，沙俄再次强迫清政府于塔城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中国领土，包括原属中国内湖的斋桑湖、特穆尔图淖尔在内的共计约44万平方公里土地。
清朝时，中国西部疆界应在巴尔喀什湖。19世纪后，沙俄在中亚开始殖民扩张，并把俄国的边界推进到中国的斋桑湖，直至卡伦线，随后又武装侵占了巴尔喀什湖东南的喀拉塔勒河、伊犁河等七河地区。1854年，俄国人强占了阿拉木图，并把伊犁河下游一带据为己有。
在武力强占中国西部大片领土，并威胁进一步扩大侵略的情况下，沙俄趁着清政府正值内乱，援引中俄《北京条约》关于中俄西部边界走向的规定，逼迫清政府赶紧订约割地，承认既定事实。在谈判中，俄国人坚持要以中国“常驻卡伦（类似哨所）”为界，强迫清政府接受俄国的划界方案。
中方代表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对俄国单方面提出的方案严加驳斥，认为“常驻卡伦”并非中国的国境线，就是按照中俄《北京条约》第2条规定，中、俄两国也“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划界，斋桑湖和特克斯河上游等地仍属中国，俄国无权霸占。（1）
俄方代表理屈词穷，就开始横加破坏，耍横耍赖，并派出军队强占伊犁、塔城地区中国常驻卡伦西侧的战略要地，阻止中国军队出常设卡伦查边；还派人在斋桑湖、额尔齐斯河和伊塞克湖周围设立哨所、垒石立界，伪造碑界的既定事实。这种事实，后来老毛子和小老弟越南都没少干过，经常乘人不备，玩些把界石往中国边境移动个几百米的小伎俩。
1864年9月，清政府在外有沙俄大军压境、内有新疆回民反清的形势下，被迫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这样，中国西部的3个大湖------巴尔喀什湖、斋桑湖和伊塞克湖，连同周围的广大地区共达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被沙俄完全侵占。
斋桑泊宽400里，景色壮美，碧波万顷，乃护卫新疆塔城的天然屏障；巴尔喀什湖面积为1.82万平方公里，西淡东咸，几乎半个台湾省大；伊塞克湖本名称大清池，得源于天山雪峰，湖水清澈，这三个湖泊，乃是镶嵌在中国西北的三颗明珠，如此就落入了沙俄的手中。
苏联解体后，斋桑泊和巴尔喀什湖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伊塞克湖则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我国古代著名的汗血宝马的故乡，就是大清池（伊塞克湖）附近，唐代伟大诗人李白，也是出生在这一地区的碎叶城。
一眨眼功夫，老母鸡变鸭，李白居然也成了外国出生的人！
固然，我国古代疆域变化极为的复杂，而且也没有具体的国界概念，统治者大都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边远之地，尽是蛮荒。但就近代而言，特别是民族国家兴起后，中国国境应当以1759年即乾隆二十四年开始形成的稳定疆域作为衡量标准，那就是北起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南至南海诸岛。
但是，通过《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总共割去中国144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今天两个法国与一个波兰面积的总和。对照历史，沙俄是中国近代屈辱史里的最大受益者，但很奇怪的是，它并没有和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冲突！
这就不得不佩服了！
注：（1）、《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条规定，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
原来的沙俄，一直被叫作“罗刹国”（Russia的译名），本并不与中国接壤，汉朝将军驰骋西域的时候，俄国人还不知道在哪里玩泥巴呢。
直到公元820年，在基辅一带建立了一个名叫“罗斯”（Ross）的公国。13世纪蒙古人西征的时候，罗斯公国分崩离析，归附于当时蒙古人建立的金帐汗国。为了获得蒙古人授予的“俄罗斯大公”封号，当地的各王公不惜奴颜婢膝，相互倾轧，最后莫斯科公国脱颖而出，日渐强大，并最终摆脱了蒙古人的羁绊。1547年，伊凡四世正式加冕沙皇（即罗马凯撒Caesar的俄译名），由此，沙皇俄国走上了四出扩张的道路。
到了十七世纪，沙俄开始扩张到西伯利亚地区，并逐渐接近了中国的领土。1650年到1680年间，俄国的哥萨克雇佣兵多次侵占到雅克萨和松花江口一带。当时的康熙帝见来者不善，便于1685年到1686年下令清军分水陆两路，进攻雅克萨并重创了俄军，双方在1689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
《尼布楚条约》规定，以格尔必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外兴安岭以南为中国领土；在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未及划分的土地，待两国查明后，再作决定。《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肯定了额尔古纳河以东、外兴安岭直到鄂霍次克海以南的黑龙江流域，及乌苏里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领土，都属于中国的疆域。条约还特别规定，俄国在雅克萨所建的城堡全部拆除，所有俄国人全部迁回。
在雍正帝时期，中俄之间又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划定了中俄在蒙古一带的边界。但不知何故，这两个条约把贝加尔湖一带和唐努乌梁海以北的叶尼塞河上游地区，这些原属于当时大清帝国的领土，本是蒙古人游牧的地区，却划入了俄国的版图。
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深的湖泊，因地层断裂陷落而成，长达636公里，平均宽度达48公里，平均水深730米，中部最深达1620米，总面积约为3.15万平方公里-------一个海南省的面积也不过如此。贝加尔湖的淡水储量，占到全球地表淡水量的四分之一，外星人如果要侵略地球的话，这个地方或许是首选地。
贝加尔湖内因为经常有火山喷发，由此带出的火山灰烬对湖泊起到相当好的净化作用，因此湖水异常清澈，肉眼甚至可以看湖水面以下几十米深的景物。贝加尔湖有水生植物600种和动物1200种，其中的四分之三是贝加尔湖的特有品种，目前该湖已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
贝加尔湖自古以来就在中国范围，当年的汉使苏武还曾经在湖区南面，如今的乌兰乌德地区一带给匈奴人放过羊呢。再说叶尼塞河，这条大河横穿了如今的俄罗斯，但究其上游，却是发源于如今的蒙古共和国西北部。雍正帝也未免太不把这大片地区当回事了，居然如此慷慨的将之划给沙俄，也许在他眼里，那里只是不毛之地而已。
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两国边界稍显平静。但鸦片战争结束后，一个孱弱的大清帝国重新展现在世界面前，沙俄意识到这是东扩的好机会，便迅速成立“黑龙江问题特别委员会”，以加紧对黑龙江的侵略活动。
当时的清朝，已经不再有昔日的威风赫赫，而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内外的各种矛盾，焦头烂额，一触即发。趁着这样的机会，俄国海军军官涅维尔斯科依带领武装人员，侵入黑龙江下游，并于1850年侵占了黑龙江出海口的庙街，并将它改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
庙街，一看就是中国的名字，那可是中国渔民们沿着黑龙江出海时的停留靠岸之所。俄国人并没有什么想象力，也没有什么历史文化底蕴，他们在中国边境上建立的城市，大都是以那些扩张先行者的名字来命名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可不就是一个急先锋？
在随后的1854年，在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指挥下，俄国人出动七十余艘舰船，沿着黑龙江强行武装航行，并沿途设立军事据点，造成占领黑龙江下游地区的既定事实。1857年底，俄国干脆在中国领土黑龙江下游流域上，非法设立了以庙街为中心的“滨海省”。
十八世纪五十年代的大清帝国正是内外交困的时期，内部有太平天国、捻军、回乱等起义活动，外有因修约问题而导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1月，沙俄政府得知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后，决定加快向黑龙江“移民”，并准备以武力为后盾，向清政府进行外交讹诈，逼迫清政府承认俄国占领黑龙江下游的既定事实。随后，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领俄国哥萨克军队，直逼瑷珲城下。
1858年5月，穆拉维约夫在两艘炮舰护送下，来到瑷珲城面见当时的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就在此时，英法联军已经攻占了大沽，穆拉维约夫假意声称此行目的是为了“助华防英”，同时，也是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如此一来，“为了双方的利益，中俄必须沿黑龙江、乌苏里江划界。”俄国人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据我所知，俄国人是最会看菜下饭，做事情一贯是“三分抢、七分赖”的民族之一。在一战结束的时候，它可以先和德国签订割让大片土地的密约，但德国一战败，立刻翻脸不认账；二战前，它也可以先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然后默默加紧备战；甚至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它怂恿朝鲜发动战争，最后却要求中国去收拾烂摊子，帮他们擦屁股-------这可不就是俄国人？！
奕山显然还没有那么傻。他严正指出，中俄两国的边界早有《尼布楚条约》划定，“百数十年从无更改”。穆拉维约夫见讹诈不成，就干脆把早拟好的“条约草案”交给奕山，要求第二天就给答复。在随后的谈判中，俄方一直无理取闹，纠缠不休。在谈判没有结果的情况下。穆拉维约夫给奕山下了最后通牒，并恫吓要使用武力进行谈判。
当夜，瑷珲城外，俄国兵船上枪炮大作，彻夜不息。而中国这边，守军却少得可怜，完全就不是俄国人的对手。在沙俄的武力威胁和恫吓之下，奕山最终被逼屈服，与穆拉维约夫签订了《瑷珲条约》。
《瑷珲条约》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正式条约，充其量之能算是草约。这个条约只有短短三条，主要内容是：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但瑷珲对岸精奇哩江(今俄国结雅河)上游东南的一小块地区，保留中国方面的永久居住权和管辖权；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原属中国内河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船只航行。
上面说的那一小块地区，就是我们通常称的“江东六十四屯”，当时中国人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很长的时间，完全是中国的领土，但《瑷珲条约》的约定，本是中国的领土却成为了俄国境内的中国“飞地”，后来俄国人对此不能容忍，趁着庚子年（1900年）中国的那场混乱，俄国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江东六十四屯血案”，强行驱赶并屠杀了那里的中国居民，将江东六十四屯据为己有，这是后话。
《瑷珲条约》作为城下之盟，清政府当然没有批准，还为此严厉处分了奕山等人，但俄国人并不罢休，他们在等待更好的机会来迫使清朝中央政府承认这个条约，这就是后来1860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后，沙俄趁火打劫迫使清政府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
在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前，俄国人已经强行侵占了海参崴一带，并把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思是“统治东方”。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后，俄国人又故伎重演，假装积极的从中调停，而奉命谈判的恭亲王奕訢不明就里，加上求和心切，竟然还真请求了俄国公使伊格那季耶夫出面斡旋。
伊格那季耶夫心头大喜，于是便大拍胸脯说保证让英法联军撤出北京，但是有个要求，那就是同意俄国人的领土要求。奕訢对俄方的要求不敢提出异议，为了让英法联军早日撤出北京，便与伊格那季耶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
奕訢毕竟年纪尚轻，哪里知道俄国人的诡计！其实英法联军本就没有长期占领北京的计划，被俄国人这么一忽悠，奕訢还真以为俄国人神通广大呢！？后来奕訢得知真相后，连呼上当，半天都没回过神来。中国人不懂国际事务和国际规则，当然要吃亏上当，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
《中俄北京条约》共15条，事实上是在确认非法的《瑷珲条约》的基础上，变本加厉，把《瑷珲条约》规定为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割占给了俄国，并为侵占中国西北部领土埋下了伏笔。
《中俄北京条约》主要内容有：1．中俄东段边界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黑龙江以北（约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原住这一地区的中国人，仍准留住。（《瑷珲条约》规定的管理权没了！）2．中俄两国未经划定之西部疆界，今后应顺山岭的走向、大河的流向以及中国现有常驻卡伦路线而行，即从沙宾达巴哈界牌起，经斋桑湖、特穆尔图淖尔至浩罕一线为界。
乖乖，俄国人不费一枪一弹，就割占了中国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要是英法联军知道，不被气疯掉才怪呢！更可恨的是，在英法联军已经撤出北京后，伊格那季耶夫居然还威胁奕訢说要召回了英法联军！俄国人果然是个火中取栗的高手。
《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图们江和图们江以北数千公里的海岸线全部划归了俄国，中国通向日本海的出海口则完全被封死。从此，俄国人打开了东方海洋的大门，而库页岛也就此改名为萨哈林岛，中国从此不能再所染指。
《中俄北京条约》还涉及了中俄西段的疆界。同治三年(1864年)，沙俄再次强迫清政府于塔城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中国领土，包括原属中国内湖的斋桑湖、特穆尔图淖尔在内的共计约44万平方公里土地。
清朝时，中国西部疆界应在巴尔喀什湖。19世纪后，沙俄在中亚开始殖民扩张，并把俄国的边界推进到中国的斋桑湖，直至卡伦线，随后又武装侵占了巴尔喀什湖东南的喀拉塔勒河、伊犁河等七河地区。1854年，俄国人强占了阿拉木图，并把伊犁河下游一带据为己有。
在武力强占中国西部大片领土，并威胁进一步扩大侵略的情况下，沙俄趁着清政府正值内乱，援引中俄《北京条约》关于中俄西部边界走向的规定，逼迫清政府赶紧订约割地，承认既定事实。在谈判中，俄国人坚持要以中国“常驻卡伦（类似哨所）”为界，强迫清政府接受俄国的划界方案。
中方代表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对俄国单方面提出的方案严加驳斥，认为“常驻卡伦”并非中国的国境线，就是按照中俄《北京条约》第2条规定，中、俄两国也“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划界，斋桑湖和特克斯河上游等地仍属中国，俄国无权霸占。（1）
俄方代表理屈词穷，就开始横加破坏，耍横耍赖，并派出军队强占伊犁、塔城地区中国常驻卡伦西侧的战略要地，阻止中国军队出常设卡伦查边；还派人在斋桑湖、额尔齐斯河和伊塞克湖周围设立哨所、垒石立界，伪造碑界的既定事实。这种事实，后来老毛子和小老弟越南都没少干过，经常乘人不备，玩些把界石往中国边境移动个几百米的小伎俩。
1864年9月，清政府在外有沙俄大军压境、内有新疆回民反清的形势下，被迫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这样，中国西部的3个大湖------巴尔喀什湖、斋桑湖和伊塞克湖，连同周围的广大地区共达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被沙俄完全侵占。
斋桑泊宽400里，景色壮美，碧波万顷，乃护卫新疆塔城的天然屏障；巴尔喀什湖面积为1.82万平方公里，西淡东咸，几乎半个台湾省大；伊塞克湖本名称大清池，得源于天山雪峰，湖水清澈，这三个湖泊，乃是镶嵌在中国西北的三颗明珠，如此就落入了沙俄的手中。
苏联解体后，斋桑泊和巴尔喀什湖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伊塞克湖则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我国古代著名的汗血宝马的故乡，就是大清池（伊塞克湖）附近，唐代伟大诗人李白，也是出生在这一地区的碎叶城。
一眨眼功夫，老母鸡变鸭，李白居然也成了外国出生的人！
固然，我国古代疆域变化极为的复杂，而且也没有具体的国界概念，统治者大都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边远之地，尽是蛮荒。但就近代而言，特别是民族国家兴起后，中国国境应当以1759年即乾隆二十四年开始形成的稳定疆域作为衡量标准，那就是北起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南至南海诸岛。
但是，通过《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总共割去中国144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今天两个法国与一个波兰面积的总和。对照历史，沙俄是中国近代屈辱史里的最大受益者，但很奇怪的是，它并没有和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冲突！
这就不得不佩服了！
注：（1）、《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条规定，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
更新了。。。开心～～～:victory: 。。。。
3．2、鸩占雀巣，外贼侵地妄称王
新疆地域辽阔，天山纵横其中，通常以此为界限，分为南疆和北疆。在大片的沙漠和戈壁滩的边缘，河流交错，点缀着一些绿洲，在绿洲的中心则形成了城市。近代数百年以来，新疆以维吾尔族为主，但也有很多其他民族如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和吉尔吉斯族等，各民族大都信仰伊斯兰教，宗教的影响力比较强大。因此，在近代历史上，因民族和宗教而引发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处理不当，往往会导致更大的变故。
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之时，新疆正处于一个多事之秋。此时的清政府，注意力大都被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内地起义军吸引，对新疆的控制有所放松，一时间，南疆先后出现了三个大规模的割据叛乱政权，即库车的热西丁霍加、和阗的哈比布拉帕夏与喀什噶尔(今喀什)的司迪克伯克。
三个割据叛乱政权中，以喀什噶尔的司迪克伯克危害最大。司迪克本是一个没有什么根基、趁乱起事的西域枭雄，占城为王后感到底气不足，人心不稳，于是就想请一个有宗教和贵族背景的人来压压场子，以更长久的维持自己的统治，后来他左盘算右盘算，最后选定了一个人，那就是当时避居在浩罕国的布素鲁克，当年大和卓（1）之曾孙、张格尔之独子，血统纯正的白山派“霍加后裔”。
说起这张格尔，乃是当年的大和卓之孙。“大小和卓”之乱被平定之后，新疆安定发展了半个多世纪，但是，躲在中亚浩罕国避难并由其庇护的张格尔仍旧贼心不死，19世纪初，他在浩罕国的支持下，屡次潜回新疆，试图制造混乱，夺回原来的权势。
张格尔的机会，是因当时的“斌静”案所引发的。1819年，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强占浩罕商人萨赖占的女儿，出于民族和宗教的禁忌，萨赖占在羞忿之下，将女儿杀死，抛尸在参赞衙门。此案发生后，新疆人心激愤，要求清政府严惩肇事凶手，当时清政府就派了伊犁将军庆祥前往查办，但庆祥庇护斌静，只将斌静革职查办而草草收场，结果引发了更大的民族和宗教矛盾。
“斌静案”发生后，张格尔在浩罕统治者的支持下，乘虚而人，大肆鼓噪，带领数百人入境企图煽动民众作乱，但没想到的是，这些人刚一入境就遭到清军的伏击，结果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张格尔和少数几个亲随冒死逃脱。1824年，张格尔再次入境作乱，结果还是无功而返。两年后，他第三次入境，并利用狂热的宗教煽动，裹胁了万余人攻占喀什噶尔，并一度占领了塔里木盆地南缘的英吉沙、叶尔羌、和阗等地。
但好景不长，清政府很快派伊犁将军长龄和陕甘总督杨遇春率兵进剿张格尔，并收复了英吉沙、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等地，张格尔后来也被清军将领杨芳活捉，结果张格尔被送到北京后斩首示众。老将杨芳，后来还参加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果却被英国人打得大败呢。
在“大小和卓”和“张格尔”之乱后，大小和卓的后裔一直躲在浩罕国避难。清政府曾多次要求将这些人引渡回国，但遭到了浩罕统治者的拒绝，原因一是出于宗教原因，二是浩罕统治者还想利用这些人在当地的“圣裔”身份和宗教影响力，来干涉新疆的事务，谋求自己的利益。
这里必须提到的一个国家就是浩罕国。浩罕国，本是十九世纪的中亚国家，处于费尔干纳盆地，清初的时候也曾归附过清政府。19世纪初期，这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小国，利用清朝开始衰落的机会，控制了哈萨克草原和帕米尔以西的广大地区，其疆域北到锡尔河，西达咸海，南接印度，其疆域跨越了现在除土库曼斯坦的中亚四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一跃成为一个野心勃勃的中亚地区大国。
浩罕国的主要居民为乌兹别克人，其次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核心地区在包括浩罕、安集延、马尔吉兰、纳曼干等城的费尔干纳盆地，19世纪中期，人口约150万。在奥马尔汗（1809～1822在位）和马达里汗（全名穆罕默德•阿里，1822～1842在位）的统治下，汗国进入鼎盛时期。马达里汗统治期间，曾竭力支持和卓后裔进行叛乱活动。只可惜此人统治暴虐，后在1842年的内乱中被杀死，浩罕国的国内政局也由此陷入动荡之中，最后在1876年被沙俄吞并。
浩罕国支持和卓后裔进行叛乱活动的主要原因，虽有在喀什噶尔的商业利益考虑，但其中也不乏对新疆的领土野心。在当时的喀什噶尔，有很多来自浩罕的商人，浩罕甚至还在喀什噶尔设立了特别领事对这些人进行管辖。当时的新疆人多以“安集延人”代指浩罕国的人，而安集延正是浩罕国的商贸名城。由此看来，如果浩罕派遣的官员算是领事的话，英法并不是最早获得使节驻华权和领事裁判权的国家。
回头说这个在喀什噶尔割据为王的司迪克，他派人前往浩罕国，请求浩罕国王艾力木浑尔汗将张格尔的独生子布素鲁克送回喀什噶尔，企图以白山派“霍加后裔”的名号哄骗人心，政教结合，以维护自己的统治。
艾力木库尔汗听后，心头一动，赶紧派人把当时正穷途潦倒的布素鲁克找来，让他好好和司迪克“合作”，为浩罕国效力。布素鲁克见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当然乐颠颠的一口答应立即前往喀什噶尔。
但是，对这个一天之前还不名一文的布素鲁克，艾力木库尔汗很是不放心，于是便派了一名得力的心腹监送布素鲁克回喀什噶尔，以便从中操纵渔利，而这个人，就是后来在新疆兴风作浪的阿古柏。
阿古柏又是何许人也？
阿古柏(约1829—1877年)，全名叫穆罕默德•雅霍甫；后来靠出卖脸蛋和妹妹混了个小官，就改叫“雅霍甫伯克”(伯克为突厥语的官名)，汉译过来就叫阿古柏。阿古柏出生在浩罕国塔什干城附近，族别不明，可能是乌孜别克族的，但绝不是维吾尔族的，是一个标准的外国人。
少年时代的阿古柏长得漂亮，身段风流，一度成为了一个舞姿出众的街头“巴特恰”（男扮女装的舞童），由此被人看中，转送给浩罕国王玛达里汗的侍卫官。后来，阿古柏又投靠了塔什干总督，并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总督大人，善于馅媚逢迎的阿古柏，由此在浩罕国的军政界崭露头角。
1865年春，布素鲁克在阿古柏的监督下，乐滋滋的返回了喀什噶尔。布素鲁克这个人，不文不武，毫无主见，在老奸巨滑的阿古柏面前，注定只能做一个被操纵的傀儡。再者，布素鲁克虽然有白山派“霍加后裔”的虚号，但阿古柏却是随身带着亲兵和幕僚，表面上是说要保护和辅佐布素鲁克，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阿古柏的实际动机就可想而知了。
再说那西域枭雄司迪克，当他见布素鲁克身后多了一个阴险奸诈的外国人阿古柏，并且看到后面还有整齐的卫队，不觉心头一惊，“请神容易送神难”，这点道理，司迪克还是懂得的。
果不其然，司迪克和阿古柏都很快猜到了各自的目的。司迪克很是懊悔，把布素鲁克请回来，这人好摆弄，问题不大；但他身边的阿古柏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弄不好就是“引狼入室”！于是乎，司迪克很快与阿古柏反目成仇。阿古柏见阴谋被看破，一不做，二不绣，立即组织兵变，将司迪克杀得大败，并将之赶出了喀什城。
这样的结果，可不就是鸩占雀巣？
这么快就丢掉了自己的老巢，司迪克气得几乎要发疯。心有不甘的他，随后便纠集了六七千人反攻喀什噶尔。阿古柏在明知布素鲁克水平不行的情况，却先让布素鲁克出城迎战，以便让他战败后好操控。果然，布素鲁克被打得大败，狼狈的逃回喀什城，求阿古柏赶紧想办法。随后，阿古柏才拿出看家本领，一举击溃司迪克的进攻，并继续追击，司迪克战败后，不知所终。
1865年4月，在控制了局面后，阿古柏在喀什噶尔宣布成立所谓的“哲德沙尔国”，布素鲁克当傀儡大汗，但实权却控制在阿古柏这个军阀手中。“哲德沙尔”，乃是“七城”的意思，指的是天山以南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乌什七座大城。很奇怪的是，当时阿古柏除控制了喀什噶尔回城（今喀什）与英吉沙外，其他5城甚至包括喀什噶尔汉城(今疏勒县)都不在掌握之中。
但是，阿古柏立即对剩余五个城市的打坏主意了。就在宣布“建国”后不久，阿古柏纠集六千兵马，借着朝拜的机会，向另一个割据叛乱政权，库车热西丁控制的叶尔羌城发起偷袭。但阿古柏没想到的是，叶尔羌城的老百姓高喊“见到安集延人就杀”（当时新疆人称浩罕国人为安集延人），在大街小巷和外来侵略者展开巷战，阿古柏侵略军被杀得大败而归，正所谓是“偷鸡不成反蚀了把米！”
阿古柏率领残兵败将回撤途中，屋漏偏逢连夜雨，又碰到库车热西丁部将的军队，结果被杀得落花流水，慌忙窜回了喀什噶尔。急火攻心之下，阿古柏把火全撒在了当时还没有攻下的喀什噶尔汉城上。被围困13个月后，喀什噶尔汉城守备何步云暗通敌人，帮办大臣奎英等人自杀殉国。阿古柏占领汉城后，纵兵大杀，未死的居民被逼迫迫皈依伊斯兰教，方可幸免于难。
而此时，中亚地区也日益遭到了沙俄的蚕食，浩罕国也已处于亡国的边缘。1865年秋，约七千浩罕残军在玉努斯江的率领下，逃到喀什噶尔投奔了阿古柏。阿古柏见故国难保，就干脆下定决心要吞并整个新疆，把中国新疆割裂出去，占地为王。阿古柏的罪恶行经，已经完全演变成了割裂中国领土的侵略行为。
当七千浩罕残军整编完成之后，阿古柏派玉努斯江对叶尔羌再次发动强攻。攻克叶尔羌后，玉努斯江进行了血腥屠城，杀得城内人头乱滚，血流成河，作为上次偷袭失败的报复。随后，阿古柏又以去和阗朝拜的名义，诱捕了和阗“帕夏”哈比布拉。紧接着，阿古柏侵略军血洗了和阗城，并将之纳入阿古柏的魔掌之中。
库车的热西丁不甘心失败，便率领剩余军队反攻叶尔羌，并准备从阿克苏进军，南北夹击喀什噶尔，但这个计划遭到失败，阿克苏反被阿古柏攻占。1867年5月，阿古柏亲率大军到达拜城与热西丁的库车军队决战，最终击溃热西丁势力，阿古柏随之占领了库车、喀喇沙尔(今库尔勒、焉耆)。
至此，阿古柏已基本占有了整个南疆。这时的阿古柏，已经不在需要什么“霍加圣裔”之类的傀儡，布素鲁克被阿古柏一脚踢开，最后以去麦加朝觐为名，将布素鲁克赶回了浩罕。阿古柏则自称建立“洪福汗国”，开始了十多年的反动军事独裁和宗教极端统治，当地老百姓可谓是苦不堪言。
阿古柏为了稳住其反动政权，立刻和英俄两国进行勾结。当时英国和沙俄的势力已经扩张到中亚，并展开了对中国新疆的争夺。为维护自己在印度和阿富汗的既得利益，英国力图控制阿古柏政权，以抵制俄国势力的南侵。
早在1868年，英国就已经派人到了喀什噶尔，与阿古柏建立了直接联系；第二年，英国驻印度总督赠与阿古柏大批枪支弹药和修造军械的设备，并为阿古柏建立军火工厂提供帮助。为了得到英国的庇护，阿古柏还厚颜无耻的对英国使节说：“女王就和太阳一样，在她的温和的阳光里，像我这样可怜的人才能够很好地滋长繁荣”，并声称“从这里到伦敦，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来往”。（2）
1873年，英国又派出费赛斯使团带给阿古柏一封英国女王的亲笔信和大批武器。次年，阿古柏和英国签订了《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通过条约，英国取得在新疆自由进出、商品自由流通及派驻领事享有治外法权等侵略权益。1875年，英国人从印度一次性就给阿古柏运去了连发枪2万多支，山炮8门，炮弹2000发。
在英国的帮助和沙俄的怂恿下，1870年3月，阿古柏发兵进攻吐鲁番，两个月后，吐鲁番城落入阿古柏之手。1871年，阿古柏侵略军带着英国人的洋枪洋炮，相继攻占了乌鲁木齐、古牧地、木垒、玛纳斯、鄯善等地，一时间气焰甚嚣尘上，当时新疆陷入极为危急的境地，只剩下少数清军退据塔城、乌苏一线在艰难固守，等待内地派大军前来救援。
眼见阿古柏侵略军攻占了乌鲁木齐等地，俄国见时机成熟，便乘火打劫，以“代中国守土”的名义，悍然出兵侵占了伊犁，并派使者到喀什噶尔，劝诱阿古柏投靠沙俄。1872年5月，阿古柏便与沙俄签订了所谓《俄阿条约》，大量出卖了中国的主权。
1873年，阿古柏甚至还派人跑到土耳其，承认土尔其奥斯曼帝国是其宗主国，并获得“艾米尔”(伊斯兰教政权首领)的封号，妄图使阿古柏的伪政权在伊斯兰世界合法化。后来，阿古柏还从土耳其购得大量武器，试图对抗中国政府的正义行动。
这场瓜分吞并我国新疆的领土闹剧，在阿古柏这个跳梁小丑和外国殖民主义分子们的激情舞动下，一时间居然还弄得有声有色，但正如电影《小兵张嘎》里说的，“别看今天蹦得欢，小心明天拉清单”，等到中国政府做好进剿的准备后，这外贼阿古柏蹦达的日子也已经不多了！
注：（1）、和卓为波斯语的汉语音译，意为“圣裔”，专指伊斯兰教创始者穆罕默德的子孙，后来也用以称呼伊斯兰教学者和大阿匐。
（2）、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第 185 页，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
新疆地域辽阔，天山纵横其中，通常以此为界限，分为南疆和北疆。在大片的沙漠和戈壁滩的边缘，河流交错，点缀着一些绿洲，在绿洲的中心则形成了城市。近代数百年以来，新疆以维吾尔族为主，但也有很多其他民族如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和吉尔吉斯族等，各民族大都信仰伊斯兰教，宗教的影响力比较强大。因此，在近代历史上，因民族和宗教而引发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处理不当，往往会导致更大的变故。
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之时，新疆正处于一个多事之秋。此时的清政府，注意力大都被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内地起义军吸引，对新疆的控制有所放松，一时间，南疆先后出现了三个大规模的割据叛乱政权，即库车的热西丁霍加、和阗的哈比布拉帕夏与喀什噶尔(今喀什)的司迪克伯克。
三个割据叛乱政权中，以喀什噶尔的司迪克伯克危害最大。司迪克本是一个没有什么根基、趁乱起事的西域枭雄，占城为王后感到底气不足，人心不稳，于是就想请一个有宗教和贵族背景的人来压压场子，以更长久的维持自己的统治，后来他左盘算右盘算，最后选定了一个人，那就是当时避居在浩罕国的布素鲁克，当年大和卓（1）之曾孙、张格尔之独子，血统纯正的白山派“霍加后裔”。
说起这张格尔，乃是当年的大和卓之孙。“大小和卓”之乱被平定之后，新疆安定发展了半个多世纪，但是，躲在中亚浩罕国避难并由其庇护的张格尔仍旧贼心不死，19世纪初，他在浩罕国的支持下，屡次潜回新疆，试图制造混乱，夺回原来的权势。
张格尔的机会，是因当时的“斌静”案所引发的。1819年，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强占浩罕商人萨赖占的女儿，出于民族和宗教的禁忌，萨赖占在羞忿之下，将女儿杀死，抛尸在参赞衙门。此案发生后，新疆人心激愤，要求清政府严惩肇事凶手，当时清政府就派了伊犁将军庆祥前往查办，但庆祥庇护斌静，只将斌静革职查办而草草收场，结果引发了更大的民族和宗教矛盾。
“斌静案”发生后，张格尔在浩罕统治者的支持下，乘虚而人，大肆鼓噪，带领数百人入境企图煽动民众作乱，但没想到的是，这些人刚一入境就遭到清军的伏击，结果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张格尔和少数几个亲随冒死逃脱。1824年，张格尔再次入境作乱，结果还是无功而返。两年后，他第三次入境，并利用狂热的宗教煽动，裹胁了万余人攻占喀什噶尔，并一度占领了塔里木盆地南缘的英吉沙、叶尔羌、和阗等地。
但好景不长，清政府很快派伊犁将军长龄和陕甘总督杨遇春率兵进剿张格尔，并收复了英吉沙、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等地，张格尔后来也被清军将领杨芳活捉，结果张格尔被送到北京后斩首示众。老将杨芳，后来还参加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果却被英国人打得大败呢。
在“大小和卓”和“张格尔”之乱后，大小和卓的后裔一直躲在浩罕国避难。清政府曾多次要求将这些人引渡回国，但遭到了浩罕统治者的拒绝，原因一是出于宗教原因，二是浩罕统治者还想利用这些人在当地的“圣裔”身份和宗教影响力，来干涉新疆的事务，谋求自己的利益。
这里必须提到的一个国家就是浩罕国。浩罕国，本是十九世纪的中亚国家，处于费尔干纳盆地，清初的时候也曾归附过清政府。19世纪初期，这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小国，利用清朝开始衰落的机会，控制了哈萨克草原和帕米尔以西的广大地区，其疆域北到锡尔河，西达咸海，南接印度，其疆域跨越了现在除土库曼斯坦的中亚四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一跃成为一个野心勃勃的中亚地区大国。
浩罕国的主要居民为乌兹别克人，其次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核心地区在包括浩罕、安集延、马尔吉兰、纳曼干等城的费尔干纳盆地，19世纪中期，人口约150万。在奥马尔汗（1809～1822在位）和马达里汗（全名穆罕默德•阿里，1822～1842在位）的统治下，汗国进入鼎盛时期。马达里汗统治期间，曾竭力支持和卓后裔进行叛乱活动。只可惜此人统治暴虐，后在1842年的内乱中被杀死，浩罕国的国内政局也由此陷入动荡之中，最后在1876年被沙俄吞并。
浩罕国支持和卓后裔进行叛乱活动的主要原因，虽有在喀什噶尔的商业利益考虑，但其中也不乏对新疆的领土野心。在当时的喀什噶尔，有很多来自浩罕的商人，浩罕甚至还在喀什噶尔设立了特别领事对这些人进行管辖。当时的新疆人多以“安集延人”代指浩罕国的人，而安集延正是浩罕国的商贸名城。由此看来，如果浩罕派遣的官员算是领事的话，英法并不是最早获得使节驻华权和领事裁判权的国家。
回头说这个在喀什噶尔割据为王的司迪克，他派人前往浩罕国，请求浩罕国王艾力木浑尔汗将张格尔的独生子布素鲁克送回喀什噶尔，企图以白山派“霍加后裔”的名号哄骗人心，政教结合，以维护自己的统治。
艾力木库尔汗听后，心头一动，赶紧派人把当时正穷途潦倒的布素鲁克找来，让他好好和司迪克“合作”，为浩罕国效力。布素鲁克见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当然乐颠颠的一口答应立即前往喀什噶尔。
但是，对这个一天之前还不名一文的布素鲁克，艾力木库尔汗很是不放心，于是便派了一名得力的心腹监送布素鲁克回喀什噶尔，以便从中操纵渔利，而这个人，就是后来在新疆兴风作浪的阿古柏。
阿古柏又是何许人也？
阿古柏(约1829—1877年)，全名叫穆罕默德•雅霍甫；后来靠出卖脸蛋和妹妹混了个小官，就改叫“雅霍甫伯克”(伯克为突厥语的官名)，汉译过来就叫阿古柏。阿古柏出生在浩罕国塔什干城附近，族别不明，可能是乌孜别克族的，但绝不是维吾尔族的，是一个标准的外国人。
少年时代的阿古柏长得漂亮，身段风流，一度成为了一个舞姿出众的街头“巴特恰”（男扮女装的舞童），由此被人看中，转送给浩罕国王玛达里汗的侍卫官。后来，阿古柏又投靠了塔什干总督，并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总督大人，善于馅媚逢迎的阿古柏，由此在浩罕国的军政界崭露头角。
1865年春，布素鲁克在阿古柏的监督下，乐滋滋的返回了喀什噶尔。布素鲁克这个人，不文不武，毫无主见，在老奸巨滑的阿古柏面前，注定只能做一个被操纵的傀儡。再者，布素鲁克虽然有白山派“霍加后裔”的虚号，但阿古柏却是随身带着亲兵和幕僚，表面上是说要保护和辅佐布素鲁克，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阿古柏的实际动机就可想而知了。
再说那西域枭雄司迪克，当他见布素鲁克身后多了一个阴险奸诈的外国人阿古柏，并且看到后面还有整齐的卫队，不觉心头一惊，“请神容易送神难”，这点道理，司迪克还是懂得的。
果不其然，司迪克和阿古柏都很快猜到了各自的目的。司迪克很是懊悔，把布素鲁克请回来，这人好摆弄，问题不大；但他身边的阿古柏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弄不好就是“引狼入室”！于是乎，司迪克很快与阿古柏反目成仇。阿古柏见阴谋被看破，一不做，二不绣，立即组织兵变，将司迪克杀得大败，并将之赶出了喀什城。
这样的结果，可不就是鸩占雀巣？
这么快就丢掉了自己的老巢，司迪克气得几乎要发疯。心有不甘的他，随后便纠集了六七千人反攻喀什噶尔。阿古柏在明知布素鲁克水平不行的情况，却先让布素鲁克出城迎战，以便让他战败后好操控。果然，布素鲁克被打得大败，狼狈的逃回喀什城，求阿古柏赶紧想办法。随后，阿古柏才拿出看家本领，一举击溃司迪克的进攻，并继续追击，司迪克战败后，不知所终。
1865年4月，在控制了局面后，阿古柏在喀什噶尔宣布成立所谓的“哲德沙尔国”，布素鲁克当傀儡大汗，但实权却控制在阿古柏这个军阀手中。“哲德沙尔”，乃是“七城”的意思，指的是天山以南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乌什七座大城。很奇怪的是，当时阿古柏除控制了喀什噶尔回城（今喀什）与英吉沙外，其他5城甚至包括喀什噶尔汉城(今疏勒县)都不在掌握之中。
但是，阿古柏立即对剩余五个城市的打坏主意了。就在宣布“建国”后不久，阿古柏纠集六千兵马，借着朝拜的机会，向另一个割据叛乱政权，库车热西丁控制的叶尔羌城发起偷袭。但阿古柏没想到的是，叶尔羌城的老百姓高喊“见到安集延人就杀”（当时新疆人称浩罕国人为安集延人），在大街小巷和外来侵略者展开巷战，阿古柏侵略军被杀得大败而归，正所谓是“偷鸡不成反蚀了把米！”
阿古柏率领残兵败将回撤途中，屋漏偏逢连夜雨，又碰到库车热西丁部将的军队，结果被杀得落花流水，慌忙窜回了喀什噶尔。急火攻心之下，阿古柏把火全撒在了当时还没有攻下的喀什噶尔汉城上。被围困13个月后，喀什噶尔汉城守备何步云暗通敌人，帮办大臣奎英等人自杀殉国。阿古柏占领汉城后，纵兵大杀，未死的居民被逼迫迫皈依伊斯兰教，方可幸免于难。
而此时，中亚地区也日益遭到了沙俄的蚕食，浩罕国也已处于亡国的边缘。1865年秋，约七千浩罕残军在玉努斯江的率领下，逃到喀什噶尔投奔了阿古柏。阿古柏见故国难保，就干脆下定决心要吞并整个新疆，把中国新疆割裂出去，占地为王。阿古柏的罪恶行经，已经完全演变成了割裂中国领土的侵略行为。
当七千浩罕残军整编完成之后，阿古柏派玉努斯江对叶尔羌再次发动强攻。攻克叶尔羌后，玉努斯江进行了血腥屠城，杀得城内人头乱滚，血流成河，作为上次偷袭失败的报复。随后，阿古柏又以去和阗朝拜的名义，诱捕了和阗“帕夏”哈比布拉。紧接着，阿古柏侵略军血洗了和阗城，并将之纳入阿古柏的魔掌之中。
库车的热西丁不甘心失败，便率领剩余军队反攻叶尔羌，并准备从阿克苏进军，南北夹击喀什噶尔，但这个计划遭到失败，阿克苏反被阿古柏攻占。1867年5月，阿古柏亲率大军到达拜城与热西丁的库车军队决战，最终击溃热西丁势力，阿古柏随之占领了库车、喀喇沙尔(今库尔勒、焉耆)。
至此，阿古柏已基本占有了整个南疆。这时的阿古柏，已经不在需要什么“霍加圣裔”之类的傀儡，布素鲁克被阿古柏一脚踢开，最后以去麦加朝觐为名，将布素鲁克赶回了浩罕。阿古柏则自称建立“洪福汗国”，开始了十多年的反动军事独裁和宗教极端统治，当地老百姓可谓是苦不堪言。
阿古柏为了稳住其反动政权，立刻和英俄两国进行勾结。当时英国和沙俄的势力已经扩张到中亚，并展开了对中国新疆的争夺。为维护自己在印度和阿富汗的既得利益，英国力图控制阿古柏政权，以抵制俄国势力的南侵。
早在1868年，英国就已经派人到了喀什噶尔，与阿古柏建立了直接联系；第二年，英国驻印度总督赠与阿古柏大批枪支弹药和修造军械的设备，并为阿古柏建立军火工厂提供帮助。为了得到英国的庇护，阿古柏还厚颜无耻的对英国使节说：“女王就和太阳一样，在她的温和的阳光里，像我这样可怜的人才能够很好地滋长繁荣”，并声称“从这里到伦敦，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来往”。（2）
1873年，英国又派出费赛斯使团带给阿古柏一封英国女王的亲笔信和大批武器。次年，阿古柏和英国签订了《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通过条约，英国取得在新疆自由进出、商品自由流通及派驻领事享有治外法权等侵略权益。1875年，英国人从印度一次性就给阿古柏运去了连发枪2万多支，山炮8门，炮弹2000发。
在英国的帮助和沙俄的怂恿下，1870年3月，阿古柏发兵进攻吐鲁番，两个月后，吐鲁番城落入阿古柏之手。1871年，阿古柏侵略军带着英国人的洋枪洋炮，相继攻占了乌鲁木齐、古牧地、木垒、玛纳斯、鄯善等地，一时间气焰甚嚣尘上，当时新疆陷入极为危急的境地，只剩下少数清军退据塔城、乌苏一线在艰难固守，等待内地派大军前来救援。
眼见阿古柏侵略军攻占了乌鲁木齐等地，俄国见时机成熟，便乘火打劫，以“代中国守土”的名义，悍然出兵侵占了伊犁，并派使者到喀什噶尔，劝诱阿古柏投靠沙俄。1872年5月，阿古柏便与沙俄签订了所谓《俄阿条约》，大量出卖了中国的主权。
1873年，阿古柏甚至还派人跑到土耳其，承认土尔其奥斯曼帝国是其宗主国，并获得“艾米尔”(伊斯兰教政权首领)的封号，妄图使阿古柏的伪政权在伊斯兰世界合法化。后来，阿古柏还从土耳其购得大量武器，试图对抗中国政府的正义行动。
这场瓜分吞并我国新疆的领土闹剧，在阿古柏这个跳梁小丑和外国殖民主义分子们的激情舞动下，一时间居然还弄得有声有色，但正如电影《小兵张嘎》里说的，“别看今天蹦得欢，小心明天拉清单”，等到中国政府做好进剿的准备后，这外贼阿古柏蹦达的日子也已经不多了！
注：（1）、和卓为波斯语的汉语音译，意为“圣裔”，专指伊斯兰教创始者穆罕默德的子孙，后来也用以称呼伊斯兰教学者和大阿匐。
（2）、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第 185 页，商务印书馆 1976 年版。
赶上更新了！！
新疆~新疆~
我国必须要用弓箭去守护的领土~
她的地形是“三山夹两盆”~
我国必须要用弓箭去守护的领土~
她的地形是“三山夹两盆”~
3．3、西域展雄风，惟我左大将军
1871年，当阿古柏在英国的支持下进占乌鲁木齐、鄯善等地的时候，沙俄便乘机侵占了中国的伊犁，声称“回乱平定，中国威令能达伊犁之后即行撤军”，以加紧与英国争夺中国西北边陲，边疆危机由此愈演愈烈。
而此时的中国，太平军和捻军之乱虽然已经基本平定，但陕甘的回乱却正如火如荼，当时湘系元老左宗棠受命前往平定回乱。左宗棠本也是一介书生，有学识，有才气，但在科举考试中却一直郁郁而不得志，只获得了举人的功名，直到后来的镇压太平军运动中，左宗棠才崭露峥嵘，成为晚清中兴名臣。
左宗棠是个恃才傲物的人，性格相对张扬，清人刘禺生在《世载堂杂记》里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咸丰十年（1860）三月，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中做师爷，当时很受骆秉章器重。湖南各级官员向骆秉章汇报工作时，骆往往都让他们先向左师爷请示汇报，左宗棠也当仁不让，一时好不得意。
有一次，永州镇总兵、署理提督樊燮拜谒骆秉章，骆命他去见左师爷。樊燮见了左宗棠后，认为他不过是个举人，便未向左请安。左很不高兴，厉声喝道：“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 樊燮很不服气说：“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 左宗棠又怒又急，起欲以脚蹴之，呵斥道：“王八蛋，滚出去！”
樊燮愤愤而退。不久，樊燮便被炒了鱿鱼，当时人都知道樊燮被罢官与左宗棠有关。樊燮回到老家，将“王八蛋，滚出去”六个大字写上木牌，树于祖宗神龛之下，又为儿子延请名师，令儿子穿女子衣裤，“考中秀才进学，脱女外服；中举人脱女内服，方与左宗棠功名相等。中进士点翰林，则焚吾所树六字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
这样的激励教学法居然奏效，樊燮的儿子樊祥增后来真的发奋读书，光绪三年中了进士，授庶吉士，后来官居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成为晚清大名士，总算是雪了老父当年之耻，这大概也是左宗棠所没有想到的吧。
左宗棠虽然被胡林翼称为“楚才第一”，但如此的恃才傲物，自然很容易就触犯官场上的众怒。果不其然，很快就有人告了左宗棠的黑状，朝廷命湖广总督官文密查，如确有不法事情，可以将之就地正法。幸好这时肃顺知道左宗棠是个难得的人才，加上胡林翼、曾国藩等人也纷纷保荐，左宗棠才逃过一劫，随同曾国藩襄理军务，后独立门户建立楚军，并署理浙江巡抚，随后又被调任陕甘总督平定回乱。
早在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的时候，左宗棠已经非常警觉，当下就写信给正在休假的部将刘锦棠，让他假满后立刻募练数千湘勇准备西行。1873年，左宗棠最终平定回乱，当时他已经年届六十，且疾病缠身，完全可以在陇事平定后急流勇退，告老还乡。但左宗棠看到朝廷当时派往新疆的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等满族贵族根本无力解决新疆危难，便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毅然向清政府请缨，筹议出关大略，并敦促清廷立刻对新疆用兵，收回新疆主权。左宗棠在家信中说：“关外局势，何敢自惜残生，置身事外！”
当时的大清帝国，毕竟不是现在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可以同时赢得两场战争的胜利。在阿古柏和沙俄在新疆兴风作浪的时候，东南沿海的防务也很紧张，除了英法等强国经常滋事外，连小日本也在台湾插了一脚，弄得清政府很是忙乱了一阵。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清廷分成了“海防”派和“塞防”派，两派之间争论不休，反而贻误了时机。
一贯喜欢妥协的李鸿章当时提出一个观点，说“新疆乃是化外之地，满是沙漠和赤地，加之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耗费全国之力，不过收复数千里旷地而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
李鸿章的意思是暂且不要大动干戈的去收回新疆，因为这样成本太大，胜算不高，倒不如暂时保存实力，先把兵饷用到东南海防，拱卫京师。这个观点，其实李鸿章是夹带着自己的私心在内的，如果朝廷把主要国防开支移到东南海防，李鸿章的淮军和后来的北洋系可不就大有前途了？！
左宗棠对李鸿章的意见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新疆资源丰富，粮产充足，而且还盛产瓜果，牧场上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看起来是千里荒漠，但实际上是聚宝之盆。”从战略上来说，“要拱卫京师，必须先保住蒙古，要保蒙古，就必须保住新疆；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左宗棠最后特别指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
左宗棠还特别提出，西方列强通常是为了商业利益开战，沙俄则更多的是领土要求，危害更大的显然是后者。当然，左宗棠并不是说海防不重要，事实上他本人是非常重视海防的，早在1866年左宗棠就提议创办福州船政局，后因调任陕甘总督才由沈葆贞接手。左宗棠的观点，其实是“海防”与“塞防”并重，并强调先解决最现实的问题。
现在看来，“海防”派和“塞防”派都有道理，毕竟国家寸土寸地，岂可轻言放弃？但关键问题是，在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应当区分轻重缓急，把最有效的资源用到最能解决问题的地方上去。李鸿章说保新疆花钱且难度又大，不如“严守现有边界，招抚新疆回首，准其自为部落，略奉中国正朔”，的确有妥协卖国之嫌疑，但他强调东南海防吃紧，日本可能成为中国大患，也算是极有眼光了。只可惜李鸿章后来费尽心力练就的北洋舰队，最后还不是被日本人给全部干掉？看来乱世当中，没有一点勇气也是不行的！
也许是左宗棠说的“我退寸，而寇进尺”的观点打动了清政府。1865年，清廷发布“上谕”，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授左宗棠关外用兵、粮饷转运等各项权力，令左宗棠准备开进新疆平乱。
左宗棠在平定陕甘回乱的时候，也没有放松对新疆敌情和地理特点的观察。当时回民的乱党白彦虎在左宗棠的镇压之下，也逃奔新疆投靠了阿古柏，而英国人一直在支持阿古柏，并为之输送武器，占据了伊犁的沙俄则暂时坐山观虎斗，试图在其中搞势力均衡，分而治之。
“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出了玉门关，关外大都是戈壁沙漠，粮草和水源非常重要。出征前，左宗棠加紧筹运粮饷，并对出征军队进行了整编，用新买来的西式火器大大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其中就有威力巨大的开花炮，这在后来的攻城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出征大军整编成了以道员刘锦棠部、都统金顺部、提督张曜部为主的作战部队，兵力约六七万人，刘锦棠被委派总理行营营务，负责前线指挥之责。经过缜密的分析和周全的准备后，左宗棠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先拿下北疆，随后再进军南疆。
“提戎敌忾效前驱，马蹄蹴破天山雪，”计划制定后，已经六十五岁的左宗棠不顾边塞之苦，指挥大军向新疆进发，出关西征。临行前，正值江南春暖花开的日子，河西走廊沿途的榆柳，“自肃州（酒泉）以西至玉门，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这些树都是左宗棠署理陕甘总督时，命人广为种植的，当时人称“左公柳”。
古诗有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如今玉门关外的“左公柳”，也在春风里摇曳多姿，也许是为老帅和将士们默默送行并预祝他们得胜归来吧？
1871年，当阿古柏在英国的支持下进占乌鲁木齐、鄯善等地的时候，沙俄便乘机侵占了中国的伊犁，声称“回乱平定，中国威令能达伊犁之后即行撤军”，以加紧与英国争夺中国西北边陲，边疆危机由此愈演愈烈。
而此时的中国，太平军和捻军之乱虽然已经基本平定，但陕甘的回乱却正如火如荼，当时湘系元老左宗棠受命前往平定回乱。左宗棠本也是一介书生，有学识，有才气，但在科举考试中却一直郁郁而不得志，只获得了举人的功名，直到后来的镇压太平军运动中，左宗棠才崭露峥嵘，成为晚清中兴名臣。
左宗棠是个恃才傲物的人，性格相对张扬，清人刘禺生在《世载堂杂记》里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咸丰十年（1860）三月，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中做师爷，当时很受骆秉章器重。湖南各级官员向骆秉章汇报工作时，骆往往都让他们先向左师爷请示汇报，左宗棠也当仁不让，一时好不得意。
有一次，永州镇总兵、署理提督樊燮拜谒骆秉章，骆命他去见左师爷。樊燮见了左宗棠后，认为他不过是个举人，便未向左请安。左很不高兴，厉声喝道：“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 樊燮很不服气说：“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 左宗棠又怒又急，起欲以脚蹴之，呵斥道：“王八蛋，滚出去！”
樊燮愤愤而退。不久，樊燮便被炒了鱿鱼，当时人都知道樊燮被罢官与左宗棠有关。樊燮回到老家，将“王八蛋，滚出去”六个大字写上木牌，树于祖宗神龛之下，又为儿子延请名师，令儿子穿女子衣裤，“考中秀才进学，脱女外服；中举人脱女内服，方与左宗棠功名相等。中进士点翰林，则焚吾所树六字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
这样的激励教学法居然奏效，樊燮的儿子樊祥增后来真的发奋读书，光绪三年中了进士，授庶吉士，后来官居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成为晚清大名士，总算是雪了老父当年之耻，这大概也是左宗棠所没有想到的吧。
左宗棠虽然被胡林翼称为“楚才第一”，但如此的恃才傲物，自然很容易就触犯官场上的众怒。果不其然，很快就有人告了左宗棠的黑状，朝廷命湖广总督官文密查，如确有不法事情，可以将之就地正法。幸好这时肃顺知道左宗棠是个难得的人才，加上胡林翼、曾国藩等人也纷纷保荐，左宗棠才逃过一劫，随同曾国藩襄理军务，后独立门户建立楚军，并署理浙江巡抚，随后又被调任陕甘总督平定回乱。
早在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的时候，左宗棠已经非常警觉，当下就写信给正在休假的部将刘锦棠，让他假满后立刻募练数千湘勇准备西行。1873年，左宗棠最终平定回乱，当时他已经年届六十，且疾病缠身，完全可以在陇事平定后急流勇退，告老还乡。但左宗棠看到朝廷当时派往新疆的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等满族贵族根本无力解决新疆危难，便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毅然向清政府请缨，筹议出关大略，并敦促清廷立刻对新疆用兵，收回新疆主权。左宗棠在家信中说：“关外局势，何敢自惜残生，置身事外！”
当时的大清帝国，毕竟不是现在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可以同时赢得两场战争的胜利。在阿古柏和沙俄在新疆兴风作浪的时候，东南沿海的防务也很紧张，除了英法等强国经常滋事外，连小日本也在台湾插了一脚，弄得清政府很是忙乱了一阵。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清廷分成了“海防”派和“塞防”派，两派之间争论不休，反而贻误了时机。
一贯喜欢妥协的李鸿章当时提出一个观点，说“新疆乃是化外之地，满是沙漠和赤地，加之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耗费全国之力，不过收复数千里旷地而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
李鸿章的意思是暂且不要大动干戈的去收回新疆，因为这样成本太大，胜算不高，倒不如暂时保存实力，先把兵饷用到东南海防，拱卫京师。这个观点，其实李鸿章是夹带着自己的私心在内的，如果朝廷把主要国防开支移到东南海防，李鸿章的淮军和后来的北洋系可不就大有前途了？！
左宗棠对李鸿章的意见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新疆资源丰富，粮产充足，而且还盛产瓜果，牧场上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看起来是千里荒漠，但实际上是聚宝之盆。”从战略上来说，“要拱卫京师，必须先保住蒙古，要保蒙古，就必须保住新疆；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左宗棠最后特别指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
左宗棠还特别提出，西方列强通常是为了商业利益开战，沙俄则更多的是领土要求，危害更大的显然是后者。当然，左宗棠并不是说海防不重要，事实上他本人是非常重视海防的，早在1866年左宗棠就提议创办福州船政局，后因调任陕甘总督才由沈葆贞接手。左宗棠的观点，其实是“海防”与“塞防”并重，并强调先解决最现实的问题。
现在看来，“海防”派和“塞防”派都有道理，毕竟国家寸土寸地，岂可轻言放弃？但关键问题是，在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应当区分轻重缓急，把最有效的资源用到最能解决问题的地方上去。李鸿章说保新疆花钱且难度又大，不如“严守现有边界，招抚新疆回首，准其自为部落，略奉中国正朔”，的确有妥协卖国之嫌疑，但他强调东南海防吃紧，日本可能成为中国大患，也算是极有眼光了。只可惜李鸿章后来费尽心力练就的北洋舰队，最后还不是被日本人给全部干掉？看来乱世当中，没有一点勇气也是不行的！
也许是左宗棠说的“我退寸，而寇进尺”的观点打动了清政府。1865年，清廷发布“上谕”，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授左宗棠关外用兵、粮饷转运等各项权力，令左宗棠准备开进新疆平乱。
左宗棠在平定陕甘回乱的时候，也没有放松对新疆敌情和地理特点的观察。当时回民的乱党白彦虎在左宗棠的镇压之下，也逃奔新疆投靠了阿古柏，而英国人一直在支持阿古柏，并为之输送武器，占据了伊犁的沙俄则暂时坐山观虎斗，试图在其中搞势力均衡，分而治之。
“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出了玉门关，关外大都是戈壁沙漠，粮草和水源非常重要。出征前，左宗棠加紧筹运粮饷，并对出征军队进行了整编，用新买来的西式火器大大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其中就有威力巨大的开花炮，这在后来的攻城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出征大军整编成了以道员刘锦棠部、都统金顺部、提督张曜部为主的作战部队，兵力约六七万人，刘锦棠被委派总理行营营务，负责前线指挥之责。经过缜密的分析和周全的准备后，左宗棠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先拿下北疆，随后再进军南疆。
“提戎敌忾效前驱，马蹄蹴破天山雪，”计划制定后，已经六十五岁的左宗棠不顾边塞之苦，指挥大军向新疆进发，出关西征。临行前，正值江南春暖花开的日子，河西走廊沿途的榆柳，“自肃州（酒泉）以西至玉门，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这些树都是左宗棠署理陕甘总督时，命人广为种植的，当时人称“左公柳”。
古诗有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如今玉门关外的“左公柳”，也在春风里摇曳多姿，也许是为老帅和将士们默默送行并预祝他们得胜归来吧？
1876年4月，左宗棠将自己的行营从甘肃省城兰州移驻到肃州(今酒泉)，就近指挥收复南北疆之战。当时张曜部先行进入新疆屯军哈密，金顺部则屯军巴里坤、古城(今奇台)一带，为进攻乌鲁木齐做准备。
随后，左宗棠令主力部队刘锦棠部分批出嘉峪关，取道哈密后前往巴里坤会合金顺的部队，准备先取北路；而张曜部则做疑兵，实际上是固守哈密，以防范敌人从吐鲁番东犯，抄了清军的后路。
阿古柏得悉左宗棠所率的清军已经西进，当然不敢怠慢，赶忙由阿克苏奔至托克逊，召集党羽们部署防御。最后，以刚投奔过来的回乱首领白彦虎和新疆叛党马人得两个伪军驻守乌鲁木齐等北疆要地；另派兵力防守胜金台、辟展(今鄯善)一线。阿古柏以为清军会南下进攻，因而把主力两万多人都布置在了达坂、吐鲁番，托克逊，分兵把守，试图顽抗。
令阿古柏没有想到的是，1876年8月上旬刘锦棠和金顺二部清军从阜康出发，避开大道，直奔小道，声东击西，出敌意外地迫近乌鲁木齐北面重地古牧地(今米泉)。阿古柏本以为清军大部队会走大道，但左宗棠和刘锦棠等人考虑到大道虽速度快，但供水相对困难，小道敌人虽然严密防守，但水源充足，乘其不备，倒有奇兵的效果。
白彦虎、马人得等匪徒没料到清军来得如此之快，一下就慌了手脚，很快被刘锦棠所率部队扫清乌鲁木齐的外围据点。随后，刘锦棠和金顺军队逼近乌鲁木齐，这时，左宗棠出征前置买的开花大炮立刻派上了用场。
大炮一开花，城墙哗啦啦，很快就把城墙轰出了一个大缺口，清军顺势从缺口冲入城内，只闻杀声震天，敌人落花流水，很快就就歼敌五千余人，白彦虎、马人得等叛军被打得屁滚尿流，仓皇南逃，清军一举收复了乌鲁木齐。
随后，左宗棠命刘锦棠部驻守乌鲁木齐，继续清剿阿古柏方面的残敌，并以主力之势震慑阿古柏不敢北犯；有了刘锦棠部的屏护，左宗棠又命金顺率军继续西进，昌吉、呼图壁及玛纳斯北城的守敌听说乌鲁木齐已经被清军收复，大都闻风溃逃。只有玛纳斯南城的守敌还负隅顽抗，金顺部攻打了一个多月也没拿下，后来刘锦棠和伊犁将军荣全先后赶来增援，才最终占领该城。
至此，被阿古柏军占领的天山北路之地已经全部收复。而这时冬季已经来临，只见北疆大地，白雪纷飞，银装素裹，好一派北国风光！由于大雪封山，双方无法展开军事行动，刘锦棠等便在天山北路筹集粮草，整练军队，以待来年进军南疆。
这里要稍微说一下西征的前军主将刘锦棠。刘锦棠，字毅斋，湖南湘乡人，父亲刘厚荣和叔父刘松山，都是曾国藩一手带出的湘军将领。刘锦棠十岁时，父亲死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刘锦棠成年后便一直跟着叔父刘松山，随叔父南征北战，后来刘松山部被调派给了左宗棠，用以平定回乱。
1870年，刘松山在平定回乱时被击身亡，左宗棠便推荐刘锦棠接统他叔父留下的老湘军。刘锦棠接任后，立下了赫赫战功，左宗棠也识人善用，委派刘锦棠为西征的前军主将，这一年他不过三十一岁。
经过一个冬天的休整后，1877年4月，左宗棠指挥清军三军齐发，对阿古柏匪军展开强大的攻势：主力刘锦棠部自乌鲁木齐南下攻打达坂城；张曜部从哈密出发西进；记名提督叫煺彪部从巴里坤出发，至盐池与张曜部会合，一起进军辟展和吐鲁番。
刘锦棠部的湘军子弟果然非同凡响，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奇袭达坂城，毙敌三千，迅疾破城。随后刘锦棠分兵一部分助攻吐鲁番，自己则率主力直捣托克逊，阿古柏的次子海古拉见清军来势汹汹，抵抗了没多久，赶紧弃城西逃。与此同时，张、徐二部清军也捷报频传，连克辟展、胜金台等地，逃到吐鲁番的白彦虎守敌望风西窜，马人得见逃无可逃，只好率部投降。
至此，南疆门户洞开，平定全疆指日可待。
兵败如山倒。阿古柏见大势已去，5月下旬在库尔勒气急暴病而死。后来，有人说阿古柏是因浩汗被沙俄占领（1876年）而绝望自杀的（那好歹能算是浩罕爱国人士），但也有人说是被人毒死的。不管怎么说，反正这个在新疆兴风作浪十几年的外国人阿古柏总归是死了。
败军之将，阿古柏的次子海古拉，扛着老爸的灵柩继续西逃，跑到了叛贼白彦虎防守的喀喇沙尔(今焉耆)、库尔勒等地。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害怕弟弟前来争夺王位，假装前去库车迎接老爸的灵柩，却偷偷派人将海古拉给宰了，自己称心如意的在喀什噶尔(今喀什)称王，先过几天瘾再说。
1877年秋，在短暂的休整后，左宗棠以刘锦棠部为主力部队，张曜部为“且战且防”之军，相继长驱西进。这时，饱受阿古柏荼毒之苦的南疆各族人民，纷纷起来配合清军作战。10月，刘锦棠率领湘军子弟驰骋2000余里，势如破竹，很快收复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南疆东四城。
最后的残敌，困守在剩余的南疆西四城：叶尔羌(今莎车)、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和阗(今和田)和喀什噶尔（今喀什）。大军当前，其内部也分崩离析，已降敌的前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乘机反正，固守喀什噶尔汉城等待清军救援。刘锦棠得到消息后，立即挥军分路前进，于12月中下旬连克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三城。遭到毁灭性打击后，伯克•胡里和白彦虎等人逃入俄境，了此残生。
1878年1月2日，清军总兵董福祥攻克和阗，阿古柏的残余势力被彻底荡平。董福祥本也是回中枭雄，后来才投靠了左宗棠，为清廷效力，后来在庚子年中还惹下了大麻烦，后叙。
至此，整个新疆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外，全部收复。当清军收复天山南北之后，喀什噶尔回城西北树起了一个“明瑶洛纪功石碑”，以纪念新疆各族军民平定阿古柏入侵的重大胜利。
心怀鬼胎的英俄两国很是诧异，没想到阿古柏失败得如此之快。英国人本想扶持阿古柏，将新疆变成印度的外围，在外交上，英国人一再威胁中国承认新疆只是藩属，但遭到中国的拒绝。而俄国人担心英国人的势力通过阿古柏进入新疆后，威胁到自己在中亚的利益，最开始还想假手左军，直接打击阿古柏，间接打击英国，同时又可以消耗中国的力量，三败俱伤，俄国人就可以渔翁得利，永远占领伊犁地区。
据说，左宗棠动员军队西征的最初，俄国军官还特意至兰州，对左佯示友好，说只要中国收回北路，即交还伊犁，并愿为清军代为置办粮食。但后来一看阿古柏快要战败的时候，俄国人反给阿古柏运送军火，不再将粮食转售左军。（1）很明显，俄国人想在里面玩势力均衡，手段也未免露骨了一点。
说实话，英国人是想真心想帮阿古柏割裂新疆的，但为地理所限，又担心过分触犯俄国，所以只能给予有限的外交与物资（如军火）支持。英国人还真就这么干了，刘锦棠在攻克阿古柏军的后方巢穴时，就俘获了一些英国、土耳其教官和工匠。
俄国看左宗棠进军迅速，也想拉阿古柏一把，但阿古柏不得民心，新疆各族人民对他恨之入骨，人心思汉，决定了其败局难以挽回，加上此时俄国刚侵占了中亚，需要消化，也不愿意全力卷入新疆之事。而清军这边，主帅左宗棠意志果决，计划周密，且得到了清廷的全力支持，加上湘军主将刘锦棠又善于抚兵用众，最后终成大功。
值得一提的是，平定新疆阿古柏之乱的刘锦棠所率湘军，大都是生长于鱼米之乡的湖湘子弟，这些年轻人却在西域风沙漫天、戈壁千里的战场上一展雄风，为保住祖国宝贵的疆土而披坚执锐、义无返顾，很多人甚至捐躯疆场，把一首古诗送给他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最后记一个相关的小故事。梁启超在《咸同将相琐闻》里记载了曾国藩和左宗棠的交恶趣闻，说左宗棠和曾国藩绝交后，经常在部将面前大骂曾国藩，而他的部将很多都曾经是曾国藩的手下，退下后这些人愤愤不平的说，“左帅自不快于曾公，何必对我辈烦呱，且其理不直，其说不圆，聆其所述，不过如是，吾耳中已生茧矣。”
后来左宗棠从西域回来做两江总督后，大概因为年纪大了，喜欢唠叨的毛病更厉害了，而且声音还特别大，别人连嘴都插不进去。有客人来拜访，往往刚刚寒暄完，左宗棠就开始大谈自己的西陲功绩，刺刺不能休，令人无可插话；随后又开始大骂曾国藩，有时候还连带着骂李鸿章，等到客人受不了要告辞了，左老帅尚言如泉涌，意犹未尽。
左宗棠和曾国藩交恶，大概是因为当时太平军快要失败的时候，左宗棠认为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不给自己筹备兵饷，意在抢功，对此而念念不忘。其实曾国藩对左宗棠平定陕甘回乱和新疆之乱还是给了很大帮助的，曾国藩当时不但不遗余力的为左宗棠筹备兵饷，而且还调派了湘军精兵如刘松山部（后由刘锦棠接任）帮助平定回乱和西征。
同为晚清大儒，但儒亦有别。左宗棠骂曾国藩，最强调一个“伪”字，快人快语，开怀大笑，无所顾忌，此公性格，可见一斑！
尽管有些个性方面的小毛病，梁启超先生还是盛赞左宗棠是“五百年来第一伟人”！正因为左宗棠和广大爱国官兵的努力，才保住了新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这或许是左宗棠至今仍为后人缅怀的主要原因吧。
注：（1）、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随后，左宗棠令主力部队刘锦棠部分批出嘉峪关，取道哈密后前往巴里坤会合金顺的部队，准备先取北路；而张曜部则做疑兵，实际上是固守哈密，以防范敌人从吐鲁番东犯，抄了清军的后路。
阿古柏得悉左宗棠所率的清军已经西进，当然不敢怠慢，赶忙由阿克苏奔至托克逊，召集党羽们部署防御。最后，以刚投奔过来的回乱首领白彦虎和新疆叛党马人得两个伪军驻守乌鲁木齐等北疆要地；另派兵力防守胜金台、辟展(今鄯善)一线。阿古柏以为清军会南下进攻，因而把主力两万多人都布置在了达坂、吐鲁番，托克逊，分兵把守，试图顽抗。
令阿古柏没有想到的是，1876年8月上旬刘锦棠和金顺二部清军从阜康出发，避开大道，直奔小道，声东击西，出敌意外地迫近乌鲁木齐北面重地古牧地(今米泉)。阿古柏本以为清军大部队会走大道，但左宗棠和刘锦棠等人考虑到大道虽速度快，但供水相对困难，小道敌人虽然严密防守，但水源充足，乘其不备，倒有奇兵的效果。
白彦虎、马人得等匪徒没料到清军来得如此之快，一下就慌了手脚，很快被刘锦棠所率部队扫清乌鲁木齐的外围据点。随后，刘锦棠和金顺军队逼近乌鲁木齐，这时，左宗棠出征前置买的开花大炮立刻派上了用场。
大炮一开花，城墙哗啦啦，很快就把城墙轰出了一个大缺口，清军顺势从缺口冲入城内，只闻杀声震天，敌人落花流水，很快就就歼敌五千余人，白彦虎、马人得等叛军被打得屁滚尿流，仓皇南逃，清军一举收复了乌鲁木齐。
随后，左宗棠命刘锦棠部驻守乌鲁木齐，继续清剿阿古柏方面的残敌，并以主力之势震慑阿古柏不敢北犯；有了刘锦棠部的屏护，左宗棠又命金顺率军继续西进，昌吉、呼图壁及玛纳斯北城的守敌听说乌鲁木齐已经被清军收复，大都闻风溃逃。只有玛纳斯南城的守敌还负隅顽抗，金顺部攻打了一个多月也没拿下，后来刘锦棠和伊犁将军荣全先后赶来增援，才最终占领该城。
至此，被阿古柏军占领的天山北路之地已经全部收复。而这时冬季已经来临，只见北疆大地，白雪纷飞，银装素裹，好一派北国风光！由于大雪封山，双方无法展开军事行动，刘锦棠等便在天山北路筹集粮草，整练军队，以待来年进军南疆。
这里要稍微说一下西征的前军主将刘锦棠。刘锦棠，字毅斋，湖南湘乡人，父亲刘厚荣和叔父刘松山，都是曾国藩一手带出的湘军将领。刘锦棠十岁时，父亲死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刘锦棠成年后便一直跟着叔父刘松山，随叔父南征北战，后来刘松山部被调派给了左宗棠，用以平定回乱。
1870年，刘松山在平定回乱时被击身亡，左宗棠便推荐刘锦棠接统他叔父留下的老湘军。刘锦棠接任后，立下了赫赫战功，左宗棠也识人善用，委派刘锦棠为西征的前军主将，这一年他不过三十一岁。
经过一个冬天的休整后，1877年4月，左宗棠指挥清军三军齐发，对阿古柏匪军展开强大的攻势：主力刘锦棠部自乌鲁木齐南下攻打达坂城；张曜部从哈密出发西进；记名提督叫煺彪部从巴里坤出发，至盐池与张曜部会合，一起进军辟展和吐鲁番。
刘锦棠部的湘军子弟果然非同凡响，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奇袭达坂城，毙敌三千，迅疾破城。随后刘锦棠分兵一部分助攻吐鲁番，自己则率主力直捣托克逊，阿古柏的次子海古拉见清军来势汹汹，抵抗了没多久，赶紧弃城西逃。与此同时，张、徐二部清军也捷报频传，连克辟展、胜金台等地，逃到吐鲁番的白彦虎守敌望风西窜，马人得见逃无可逃，只好率部投降。
至此，南疆门户洞开，平定全疆指日可待。
兵败如山倒。阿古柏见大势已去，5月下旬在库尔勒气急暴病而死。后来，有人说阿古柏是因浩汗被沙俄占领（1876年）而绝望自杀的（那好歹能算是浩罕爱国人士），但也有人说是被人毒死的。不管怎么说，反正这个在新疆兴风作浪十几年的外国人阿古柏总归是死了。
败军之将，阿古柏的次子海古拉，扛着老爸的灵柩继续西逃，跑到了叛贼白彦虎防守的喀喇沙尔(今焉耆)、库尔勒等地。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害怕弟弟前来争夺王位，假装前去库车迎接老爸的灵柩，却偷偷派人将海古拉给宰了，自己称心如意的在喀什噶尔(今喀什)称王，先过几天瘾再说。
1877年秋，在短暂的休整后，左宗棠以刘锦棠部为主力部队，张曜部为“且战且防”之军，相继长驱西进。这时，饱受阿古柏荼毒之苦的南疆各族人民，纷纷起来配合清军作战。10月，刘锦棠率领湘军子弟驰骋2000余里，势如破竹，很快收复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南疆东四城。
最后的残敌，困守在剩余的南疆西四城：叶尔羌(今莎车)、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和阗(今和田)和喀什噶尔（今喀什）。大军当前，其内部也分崩离析，已降敌的前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乘机反正，固守喀什噶尔汉城等待清军救援。刘锦棠得到消息后，立即挥军分路前进，于12月中下旬连克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三城。遭到毁灭性打击后，伯克•胡里和白彦虎等人逃入俄境，了此残生。
1878年1月2日，清军总兵董福祥攻克和阗，阿古柏的残余势力被彻底荡平。董福祥本也是回中枭雄，后来才投靠了左宗棠，为清廷效力，后来在庚子年中还惹下了大麻烦，后叙。
至此，整个新疆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外，全部收复。当清军收复天山南北之后，喀什噶尔回城西北树起了一个“明瑶洛纪功石碑”，以纪念新疆各族军民平定阿古柏入侵的重大胜利。
心怀鬼胎的英俄两国很是诧异，没想到阿古柏失败得如此之快。英国人本想扶持阿古柏，将新疆变成印度的外围，在外交上，英国人一再威胁中国承认新疆只是藩属，但遭到中国的拒绝。而俄国人担心英国人的势力通过阿古柏进入新疆后，威胁到自己在中亚的利益，最开始还想假手左军，直接打击阿古柏，间接打击英国，同时又可以消耗中国的力量，三败俱伤，俄国人就可以渔翁得利，永远占领伊犁地区。
据说，左宗棠动员军队西征的最初，俄国军官还特意至兰州，对左佯示友好，说只要中国收回北路，即交还伊犁，并愿为清军代为置办粮食。但后来一看阿古柏快要战败的时候，俄国人反给阿古柏运送军火，不再将粮食转售左军。（1）很明显，俄国人想在里面玩势力均衡，手段也未免露骨了一点。
说实话，英国人是想真心想帮阿古柏割裂新疆的，但为地理所限，又担心过分触犯俄国，所以只能给予有限的外交与物资（如军火）支持。英国人还真就这么干了，刘锦棠在攻克阿古柏军的后方巢穴时，就俘获了一些英国、土耳其教官和工匠。
俄国看左宗棠进军迅速，也想拉阿古柏一把，但阿古柏不得民心，新疆各族人民对他恨之入骨，人心思汉，决定了其败局难以挽回，加上此时俄国刚侵占了中亚，需要消化，也不愿意全力卷入新疆之事。而清军这边，主帅左宗棠意志果决，计划周密，且得到了清廷的全力支持，加上湘军主将刘锦棠又善于抚兵用众，最后终成大功。
值得一提的是，平定新疆阿古柏之乱的刘锦棠所率湘军，大都是生长于鱼米之乡的湖湘子弟，这些年轻人却在西域风沙漫天、戈壁千里的战场上一展雄风，为保住祖国宝贵的疆土而披坚执锐、义无返顾，很多人甚至捐躯疆场，把一首古诗送给他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最后记一个相关的小故事。梁启超在《咸同将相琐闻》里记载了曾国藩和左宗棠的交恶趣闻，说左宗棠和曾国藩绝交后，经常在部将面前大骂曾国藩，而他的部将很多都曾经是曾国藩的手下，退下后这些人愤愤不平的说，“左帅自不快于曾公，何必对我辈烦呱，且其理不直，其说不圆，聆其所述，不过如是，吾耳中已生茧矣。”
后来左宗棠从西域回来做两江总督后，大概因为年纪大了，喜欢唠叨的毛病更厉害了，而且声音还特别大，别人连嘴都插不进去。有客人来拜访，往往刚刚寒暄完，左宗棠就开始大谈自己的西陲功绩，刺刺不能休，令人无可插话；随后又开始大骂曾国藩，有时候还连带着骂李鸿章，等到客人受不了要告辞了，左老帅尚言如泉涌，意犹未尽。
左宗棠和曾国藩交恶，大概是因为当时太平军快要失败的时候，左宗棠认为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不给自己筹备兵饷，意在抢功，对此而念念不忘。其实曾国藩对左宗棠平定陕甘回乱和新疆之乱还是给了很大帮助的，曾国藩当时不但不遗余力的为左宗棠筹备兵饷，而且还调派了湘军精兵如刘松山部（后由刘锦棠接任）帮助平定回乱和西征。
同为晚清大儒，但儒亦有别。左宗棠骂曾国藩，最强调一个“伪”字，快人快语，开怀大笑，无所顾忌，此公性格，可见一斑！
尽管有些个性方面的小毛病，梁启超先生还是盛赞左宗棠是“五百年来第一伟人”！正因为左宗棠和广大爱国官兵的努力，才保住了新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这或许是左宗棠至今仍为后人缅怀的主要原因吧。
注：（1）、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3．4、虎口夺食，伊犁谈判曲与折
伊犁位于中国的西北部，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有塞人在伊犁河谷一带活动。公元前176年，原生活在河西走廊和祁连山之间的大月氏（读ròu zhī），在被匈奴人打败后，西迁到了伊犁河谷一带。但过了没多久，乌孙人又在匈奴的支持下，从河西走廊追逐到伊犁河流域并攻破大月氏。乌孙人随后便在此建立了乌孙国，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汉时乌孙已有“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算是西域的大国了。
乌孙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是在公元前60年，西汉设置了西域都护府，乌孙当时就归属西域都护府管辖。由此，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的伊犁河流域就首次纳入了中国版图。
从东汉到唐朝初年，伊犁河流域先后成为柔然汗国、西突厥汗国的领地。唐太宗派兵击败西突厥后，伊犁地区归属于当时的北庭大都护府管辖。明代时，伊犁成为蒙古准噶尔部的游牧地。清朝初期，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发动叛乱。后来，康熙帝命清军开进伊犁河谷一带，平定了噶尔丹的叛乱，伊犁地区再次牢牢的控制在大清帝国的手中。
1762年，乾隆帝下旨设置伊犁将军府，管辖新疆全境的军政，号令天山南北。为了守护伊犁将军府，一座新城拔地而起，乾隆帝赐名“惠远”城，作为伊犁将军的驻地。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惠远一直是全疆的政治、军事乃至文化中心。只可惜，后来在沙俄入侵的时候，原惠远城被夷为平地，现存的惠远故城钟鼓楼也是1883年在原址7公里外按老城的模式重建的。
在修建惠远城的时候，伊犁河北岸又陆续修建拱宸、绥定、宁远、瞻德等八座卫星城，这些卫星城与惠远一起合称为“伊犁九城”，以拱卫帝国的西北边疆。伊犁将军府和伊犁九城的建立，与东部的乌里雅苏台将军府一起，形成了中国西北部的完整防线，是遏制沙俄东侵的最前沿。
1842年，被革职的林则徐发配到了伊犁的惠远城，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水利专家，林则徐在当地开凿了一条名曰“皇渠”的河渠， 把奔腾的喀什河水引入，河渠穿越今天的伊宁县、伊宁市、霍城县， 全长约100多公里，河北岸150多万亩农田由此得到滋润，并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产粮区。为纪念林则徐的功绩，后人也常把这条皇渠称为“林公渠”。
伊犁的九座城池为保卫我国西北部的主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物换星移，时光流逝，当我们今天回望这九座古城的时候，不经意间，伊犁九城大多已在近代岁月的销蚀中，逐渐退却了昔日的辉煌。九城中最东部的宁远城，如今已经更名为伊宁，由此发展出一座新的中心城市，并已成为现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首府；而在原拱宸城的旧址上，已经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62团部的所在，近代屯垦戍边的历史，仍旧在这里延续；九城中惟一保留了原名的古城，曾经风光无限的惠远，如今正以其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每天都吸引着众多的游客来此寻访。
我们的祖先创业艰难，土地寸土寸金，都是百战而得，得之不易。但在1871年，伊犁这样一片美丽的土地，却被一个叫做沙俄的强盗趁火打劫，强行占领。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在解决了外贼阿古柏的侵略之后，下面的问题，就要着手收回伊犁主权了。1878年，清政府任命吏部侍郎崇厚为出使俄国头等钦差大臣，赴沙俄彼得堡谈判收复伊犁事宜。
崇厚，满洲贵族，本是八旗镶黄旗人，曾任三口通商大臣并署理直隶总督。1871年天津发生教案后，崇厚被清廷派赴法国“谢罪”，也算是清廷里极少数出过洋的人了。
据当时的出使英国大臣侍郎郭嵩焘（相当于驻英大使）说，他曾在巴黎的时候和见过前往俄国的崇厚一次，顺便问起崇厚对西洋各国的印象，崇厚啧啧连声说，洋鬼子的船坚炮利，兵力之强大，实在可畏。听到这话，笔者倒记得好像有个野史说，胡林翼当年在安徽镇压太平军的时候，曾经看见洋人的汽轮沿着长江上溯，在江面上来去入飞，胡公当场从马上滚下，就地呕血，其惊吓一态，可见一斑！
如果崇厚所知道的洋务，不过是感到洋人器物可畏而已，那不过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然；后来郭嵩焘问他有无伊犁谈判的具体机宜，崇厚光扯些“伊犁重地，岂能不收回”之类大话，看起来似乎信心满满，看起来完全不在话下，其实仍旧是满清贵族的昏聩自大。郭嵩焘心想伊犁如此大事，崇厚竟把问题想得这么简单，对于外交事物如此蒙昧，恐怕要坏事。
果不其然，崇厚抵达彼得堡后，俄国人逐步向崇厚提出条件，试探他的底细，后来发现崇厚在外交和伊犁的具体事务上根本就是个大苯伯，对俄国人的险恶用心完全懵懂无知，被俄国人牵着鼻子走。最后的结果，在沙俄胁迫和欺骗下，经过大半年的谈判后，崇厚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几亚擅自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十八条（另有《瑗珲专条》、《兵费及恤款专条》、《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条）。
崇厚所签的《里瓦几亚条约》，名义上把伊犁归还中国，但需要赔偿“代收代守”伊犁兵费及恤款五百万卢布（合银二百八十万两），而且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以及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地区斋桑湖以东本属于中国的土地，统统划归了俄属。如此一来，伊犁实际上已成“弹丸孤注，控守弥难”的残破孤城。这样一个孤城，却还要花近三百万两白银来赎回，岂不荒唐？！
更过分的是，《里瓦几亚条约》还做出以下规定：俄商在蒙古、新疆的贸易免税；通商路线增开三条，除原有从恰克图至库伦，经张家口、通州到天津外，增加尼布楚至库伦；从科布伦多至归化，经张家口转天津；从新疆经嘉峪关、西安或汉中至汉口；由陆路运入天津、汉口的俄国货物，进口税则较海路运入者减低三分之一。另外，开放松花江，俄商在嘉峪关、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古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七处增设领事。
据说崇厚为了急于回国处理家事，在总理衙门已经电令不准签字的情况下，居然回电说该条约已经缔结，并于1879年10月2日擅自在条约上签了字，随后又未经奉旨就擅自回国。
条约送回国内后，全国舆论大哗，国人皆曰崇厚可杀，并纷纷要求朝廷改约。清政府也觉得此约“流弊甚大”，拒绝批准这个条约，并将崇厚革职拿问，处以死刑。一时间，朝中议论纷纷，正好当时左宗棠刚刚平定新疆阿古柏之乱，大臣们纷纷主张对沙俄采取强硬措施。文官好言战，也是晚清的一大特点，但真正打起来，却大都是一塌糊涂，甲午战争可不就是这样？怪不得后来光绪帝恨死了那些好战的文官。
沙俄听到清政府拒绝批准条约的消息后，就在我国东北和西北边境集结了大量兵力，并派遣舰队在中国海面示威，以发动战争相威胁，进行外交恫吓，妄图逼迫中国就范。
当时出使英国大臣侍郎郭嵩焘已经回国，他上书朝廷指出：“崇厚签订的条约，尽割我膏腴之地，让伊犁一城孤悬浮寄，名为收还，而实弃之。崇厚的问题一是不明白伊犁的地势，比如霍尔果斯河、特克斯河等，原因是谈判前自己没去做好考览图志工作，最后光凭俄国人口讲指画，结果被俄国人玩弄欺骗；二是崇厚的心意专在伊犁一城，对于其它种种要求，都以为无甚关系，完全不辨事理之轻重；三是崇厚对俄国人心存畏惧，谈判中一味退让，知其势而不知其理，办理洋务的时候，也是无所得于心而力持敷衍之计。
郭嵩焘认为，现在的麻烦，是崇厚在懵然无知的情况下，已经签订了条约，如果我朝先允后翻，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冲突。对于朝议主战的意见，郭嵩焘认为不到非不得已，不应轻言开战。沙俄毕竟不是阿古柏，一旦战事爆发，费财费力，旷日持久，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何况，以目前大清帝国的实力，未必能和沙俄抗衡，一旦战败，恐怕要丧失更多的领土，到不如先用外交手段，酌情而定。
历史证明，郭嵩焘的意见还算是比较明智的，十多年后，大清帝国连日本都搞不过，如果此时真和老毛子干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当时还真不好说。清廷后来也觉得郭嵩焘说的有理，便在他的建议下，决定改派当时已经出使英法大臣的曾纪泽前往俄国，负责伊犁改约谈判事宜。
伊犁位于中国的西北部，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有塞人在伊犁河谷一带活动。公元前176年，原生活在河西走廊和祁连山之间的大月氏（读ròu zhī），在被匈奴人打败后，西迁到了伊犁河谷一带。但过了没多久，乌孙人又在匈奴的支持下，从河西走廊追逐到伊犁河流域并攻破大月氏。乌孙人随后便在此建立了乌孙国，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汉时乌孙已有“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算是西域的大国了。
乌孙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是在公元前60年，西汉设置了西域都护府，乌孙当时就归属西域都护府管辖。由此，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的伊犁河流域就首次纳入了中国版图。
从东汉到唐朝初年，伊犁河流域先后成为柔然汗国、西突厥汗国的领地。唐太宗派兵击败西突厥后，伊犁地区归属于当时的北庭大都护府管辖。明代时，伊犁成为蒙古准噶尔部的游牧地。清朝初期，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发动叛乱。后来，康熙帝命清军开进伊犁河谷一带，平定了噶尔丹的叛乱，伊犁地区再次牢牢的控制在大清帝国的手中。
1762年，乾隆帝下旨设置伊犁将军府，管辖新疆全境的军政，号令天山南北。为了守护伊犁将军府，一座新城拔地而起，乾隆帝赐名“惠远”城，作为伊犁将军的驻地。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惠远一直是全疆的政治、军事乃至文化中心。只可惜，后来在沙俄入侵的时候，原惠远城被夷为平地，现存的惠远故城钟鼓楼也是1883年在原址7公里外按老城的模式重建的。
在修建惠远城的时候，伊犁河北岸又陆续修建拱宸、绥定、宁远、瞻德等八座卫星城，这些卫星城与惠远一起合称为“伊犁九城”，以拱卫帝国的西北边疆。伊犁将军府和伊犁九城的建立，与东部的乌里雅苏台将军府一起，形成了中国西北部的完整防线，是遏制沙俄东侵的最前沿。
1842年，被革职的林则徐发配到了伊犁的惠远城，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水利专家，林则徐在当地开凿了一条名曰“皇渠”的河渠， 把奔腾的喀什河水引入，河渠穿越今天的伊宁县、伊宁市、霍城县， 全长约100多公里，河北岸150多万亩农田由此得到滋润，并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产粮区。为纪念林则徐的功绩，后人也常把这条皇渠称为“林公渠”。
伊犁的九座城池为保卫我国西北部的主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物换星移，时光流逝，当我们今天回望这九座古城的时候，不经意间，伊犁九城大多已在近代岁月的销蚀中，逐渐退却了昔日的辉煌。九城中最东部的宁远城，如今已经更名为伊宁，由此发展出一座新的中心城市，并已成为现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首府；而在原拱宸城的旧址上，已经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62团部的所在，近代屯垦戍边的历史，仍旧在这里延续；九城中惟一保留了原名的古城，曾经风光无限的惠远，如今正以其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每天都吸引着众多的游客来此寻访。
我们的祖先创业艰难，土地寸土寸金，都是百战而得，得之不易。但在1871年，伊犁这样一片美丽的土地，却被一个叫做沙俄的强盗趁火打劫，强行占领。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在解决了外贼阿古柏的侵略之后，下面的问题，就要着手收回伊犁主权了。1878年，清政府任命吏部侍郎崇厚为出使俄国头等钦差大臣，赴沙俄彼得堡谈判收复伊犁事宜。
崇厚，满洲贵族，本是八旗镶黄旗人，曾任三口通商大臣并署理直隶总督。1871年天津发生教案后，崇厚被清廷派赴法国“谢罪”，也算是清廷里极少数出过洋的人了。
据当时的出使英国大臣侍郎郭嵩焘（相当于驻英大使）说，他曾在巴黎的时候和见过前往俄国的崇厚一次，顺便问起崇厚对西洋各国的印象，崇厚啧啧连声说，洋鬼子的船坚炮利，兵力之强大，实在可畏。听到这话，笔者倒记得好像有个野史说，胡林翼当年在安徽镇压太平军的时候，曾经看见洋人的汽轮沿着长江上溯，在江面上来去入飞，胡公当场从马上滚下，就地呕血，其惊吓一态，可见一斑！
如果崇厚所知道的洋务，不过是感到洋人器物可畏而已，那不过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然；后来郭嵩焘问他有无伊犁谈判的具体机宜，崇厚光扯些“伊犁重地，岂能不收回”之类大话，看起来似乎信心满满，看起来完全不在话下，其实仍旧是满清贵族的昏聩自大。郭嵩焘心想伊犁如此大事，崇厚竟把问题想得这么简单，对于外交事物如此蒙昧，恐怕要坏事。
果不其然，崇厚抵达彼得堡后，俄国人逐步向崇厚提出条件，试探他的底细，后来发现崇厚在外交和伊犁的具体事务上根本就是个大苯伯，对俄国人的险恶用心完全懵懂无知，被俄国人牵着鼻子走。最后的结果，在沙俄胁迫和欺骗下，经过大半年的谈判后，崇厚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几亚擅自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十八条（另有《瑗珲专条》、《兵费及恤款专条》、《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条）。
崇厚所签的《里瓦几亚条约》，名义上把伊犁归还中国，但需要赔偿“代收代守”伊犁兵费及恤款五百万卢布（合银二百八十万两），而且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以及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地区斋桑湖以东本属于中国的土地，统统划归了俄属。如此一来，伊犁实际上已成“弹丸孤注，控守弥难”的残破孤城。这样一个孤城，却还要花近三百万两白银来赎回，岂不荒唐？！
更过分的是，《里瓦几亚条约》还做出以下规定：俄商在蒙古、新疆的贸易免税；通商路线增开三条，除原有从恰克图至库伦，经张家口、通州到天津外，增加尼布楚至库伦；从科布伦多至归化，经张家口转天津；从新疆经嘉峪关、西安或汉中至汉口；由陆路运入天津、汉口的俄国货物，进口税则较海路运入者减低三分之一。另外，开放松花江，俄商在嘉峪关、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古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七处增设领事。
据说崇厚为了急于回国处理家事，在总理衙门已经电令不准签字的情况下，居然回电说该条约已经缔结，并于1879年10月2日擅自在条约上签了字，随后又未经奉旨就擅自回国。
条约送回国内后，全国舆论大哗，国人皆曰崇厚可杀，并纷纷要求朝廷改约。清政府也觉得此约“流弊甚大”，拒绝批准这个条约，并将崇厚革职拿问，处以死刑。一时间，朝中议论纷纷，正好当时左宗棠刚刚平定新疆阿古柏之乱，大臣们纷纷主张对沙俄采取强硬措施。文官好言战，也是晚清的一大特点，但真正打起来，却大都是一塌糊涂，甲午战争可不就是这样？怪不得后来光绪帝恨死了那些好战的文官。
沙俄听到清政府拒绝批准条约的消息后，就在我国东北和西北边境集结了大量兵力，并派遣舰队在中国海面示威，以发动战争相威胁，进行外交恫吓，妄图逼迫中国就范。
当时出使英国大臣侍郎郭嵩焘已经回国，他上书朝廷指出：“崇厚签订的条约，尽割我膏腴之地，让伊犁一城孤悬浮寄，名为收还，而实弃之。崇厚的问题一是不明白伊犁的地势，比如霍尔果斯河、特克斯河等，原因是谈判前自己没去做好考览图志工作，最后光凭俄国人口讲指画，结果被俄国人玩弄欺骗；二是崇厚的心意专在伊犁一城，对于其它种种要求，都以为无甚关系，完全不辨事理之轻重；三是崇厚对俄国人心存畏惧，谈判中一味退让，知其势而不知其理，办理洋务的时候，也是无所得于心而力持敷衍之计。
郭嵩焘认为，现在的麻烦，是崇厚在懵然无知的情况下，已经签订了条约，如果我朝先允后翻，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冲突。对于朝议主战的意见，郭嵩焘认为不到非不得已，不应轻言开战。沙俄毕竟不是阿古柏，一旦战事爆发，费财费力，旷日持久，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何况，以目前大清帝国的实力，未必能和沙俄抗衡，一旦战败，恐怕要丧失更多的领土，到不如先用外交手段，酌情而定。
历史证明，郭嵩焘的意见还算是比较明智的，十多年后，大清帝国连日本都搞不过，如果此时真和老毛子干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当时还真不好说。清廷后来也觉得郭嵩焘说的有理，便在他的建议下，决定改派当时已经出使英法大臣的曾纪泽前往俄国，负责伊犁改约谈判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