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历史随笔]内向的巨龟－大明帝国Ｚ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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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正28年，明洪武元年八月初二（公元1368年9月14日），大明中书右丞相征虏大将军徐达站在大都的城楼上，极目北望，在他身后，微凉的秋风中，大明的军旗猎猎招展。今年的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府正式建国称帝，国号大明。从去年十月开始，二十五万大军由南向北，所向披靡，历时近一年，终于在8月攻占了大元帝国的首都---大都。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已经与28日晨，北逃到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元朝近百年的统治，就此宣告结束。
此时的征虏大将军徐达，完全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他是自公元936年之后，第一位率领中国军队进入并且攻占燕云十六州的中国将军。他也是自大唐天宝14年（公元755年）以来，第一位进入河北地区的代表中央政府的军事将领。
936年-----1368年，400年的岁月，似乎弹指一挥。燕山还是那么巍峨，远处的居庸关还是那么险要。似乎一切都没发生过，一如盛唐时候的美丽多娇。但是，实在是太长了。400年的时光，一个花团锦簇的王朝建立又灭亡了，“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倒了”。400年的时光，承载了无数的英雄豪杰的梦想。柴荣、杨业、岳飞、辛弃疾、文天祥，太多了，太多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如果地下有知道，也一定会含笑九泉的吧。现在，所有的屈辱与苦难都成为了过去。久已消失的汉唐帝国的光荣与威严，又将到来。
应天府，夏天的燥热还没有过去，洪武皇帝朱元璋斜倚在龙塌上，看着自北方传来的捷报。脸上并没有出现惊喜的表情，似乎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元朝气数已尽，尽管云南等地还有蒙元残余尚未肃清，但是已经不足为滤。从皇觉寺的小沙弥到九五至尊的大明天子，短短十几年的时光，太短了，太短了。佛说，刹那即是菩提，不知道，这一瞬间的永恒，是否能和长江一样，永不停息？是时候做一次总体的规划了，要保持帝国的千秋万代，必须在这只巨轮建造的时候，一丝不苟，必须考虑到一切可能的危险。这样，才会在漫长的航行中不会沉没。
大都的收复，标志着从安史之乱开始的中华帝国的政治分裂的彻底结束。燕云十六州的回归，使得中华的锦绣山河又处于长城雄关的庇护之下。胡人凭一万铁骑就能饮马长江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每次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总会感到激动。此时的大明帝国，如朝阳初升，谋臣如云，猛将如雨。外部的政治，军事环境空前之好，蒙古已经四分五裂，西藏沉睡在喇嘛的诵经声中。
中国分裂400年的政治版图重归统一。无论从那个方面说，明朝都完全有实力成为汉唐光荣的继承者。去恢复那些只能在泛黄的史书之中才能看到的帝国西域。可是，前进的车轮就在它运行最快的时候开始刹车了。统一中国内地之后，明朝基本上停止了对外的主动军事行动。将北方的防线定在了长城上。此后的近300年间，除了永乐皇帝的五次亲征之外，再没有大明的军队出塞北征了。在西边，明朝的军队止步在新疆哈密一带，在满足于察合台后裔的朝贡之后，帝国的西部边境定在了嘉峪关。在东边，明朝一度将势力扩展到库页岛一带，但是，对于东北的女真，采取羁縻政策，200年间相安无事，帝国满足于形式上的宗主关系。朝鲜又成为了忠实的属国。甚至，连朝鲜的国号都是洪武皇帝钦定的。与日本也保持了互不相扰的政策。在南方，除了永乐皇帝发动的灾难性的安南之战以外（让人想起了20世纪美国的越南战争）。基本无事。元至正28年，明洪武元年八月初二（公元1368年9月14日），大明中书右丞相征虏大将军徐达站在大都的城楼上，极目北望，在他身后，微凉的秋风中，大明的军旗猎猎招展。今年的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府正式建国称帝，国号大明。从去年十月开始，二十五万大军由南向北，所向披靡，历时近一年，终于在8月攻占了大元帝国的首都---大都。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已经与28日晨，北逃到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元朝近百年的统治，就此宣告结束。
此时的征虏大将军徐达，完全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他是自公元936年之后，第一位率领中国军队进入并且攻占燕云十六州的中国将军。他也是自大唐天宝14年（公元755年）以来，第一位进入河北地区的代表中央政府的军事将领。
936年-----1368年，400年的岁月，似乎弹指一挥。燕山还是那么巍峨，远处的居庸关还是那么险要。似乎一切都没发生过，一如盛唐时候的美丽多娇。但是，实在是太长了。400年的时光，一个花团锦簇的王朝建立又灭亡了，“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倒了”。400年的时光，承载了无数的英雄豪杰的梦想。柴荣、杨业、岳飞、辛弃疾、文天祥，太多了，太多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如果地下有知道，也一定会含笑九泉的吧。现在，所有的屈辱与苦难都成为了过去。久已消失的汉唐帝国的光荣与威严，又将到来。
应天府，夏天的燥热还没有过去，洪武皇帝朱元璋斜倚在龙塌上，看着自北方传来的捷报。脸上并没有出现惊喜的表情，似乎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元朝气数已尽，尽管云南等地还有蒙元残余尚未肃清，但是已经不足为滤。从皇觉寺的小沙弥到九五至尊的大明天子，短短十几年的时光，太短了，太短了。佛说，刹那即是菩提，不知道，这一瞬间的永恒，是否能和长江一样，永不停息？是时候做一次总体的规划了，要保持帝国的千秋万代，必须在这只巨轮建造的时候，一丝不苟，必须考虑到一切可能的危险。这样，才会在漫长的航行中不会沉没。
大都的收复，标志着从安史之乱开始的中华帝国的政治分裂的彻底结束。燕云十六州的回归，使得中华的锦绣山河又处于长城雄关的庇护之下。胡人凭一万铁骑就能饮马长江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每次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总会感到激动。此时的大明帝国，如朝阳初升，谋臣如云，猛将如雨。外部的政治，军事环境空前之好，蒙古已经四分五裂，西藏沉睡在喇嘛的诵经声中。
中国分裂400年的政治版图重归统一。无论从那个方面说，明朝都完全有实力成为汉唐光荣的继承者。去恢复那些只能在泛黄的史书之中才能看到的帝国西域。可是，前进的车轮就在它运行最快的时候开始刹车了。统一中国内地之后，明朝基本上停止了对外的主动军事行动。将北方的防线定在了长城上。此后的近300年间，除了永乐皇帝的五次亲征之外，再没有大明的军队出塞北征了。在西边，明朝的军队止步在新疆哈密一带，在满足于察合台后裔的朝贡之后，帝国的西部边境定在了嘉峪关。在东边，明朝一度将势力扩展到库页岛一带，但是，对于东北的女真，采取羁縻政策，200年间相安无事，帝国满足于形式上的宗主关系。朝鲜又成为了忠实的属国。甚至，连朝鲜的国号都是洪武皇帝钦定的。与日本也保持了互不相扰的政策。在南方，除了永乐皇帝发动的灾难性的安南之战以外（让人想起了20世纪美国的越南战争）。基本无事。
此时的征虏大将军徐达，完全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他是自公元936年之后，第一位率领中国军队进入并且攻占燕云十六州的中国将军。他也是自大唐天宝14年（公元755年）以来，第一位进入河北地区的代表中央政府的军事将领。
936年-----1368年，400年的岁月，似乎弹指一挥。燕山还是那么巍峨，远处的居庸关还是那么险要。似乎一切都没发生过，一如盛唐时候的美丽多娇。但是，实在是太长了。400年的时光，一个花团锦簇的王朝建立又灭亡了，“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倒了”。400年的时光，承载了无数的英雄豪杰的梦想。柴荣、杨业、岳飞、辛弃疾、文天祥，太多了，太多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如果地下有知道，也一定会含笑九泉的吧。现在，所有的屈辱与苦难都成为了过去。久已消失的汉唐帝国的光荣与威严，又将到来。
应天府，夏天的燥热还没有过去，洪武皇帝朱元璋斜倚在龙塌上，看着自北方传来的捷报。脸上并没有出现惊喜的表情，似乎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元朝气数已尽，尽管云南等地还有蒙元残余尚未肃清，但是已经不足为滤。从皇觉寺的小沙弥到九五至尊的大明天子，短短十几年的时光，太短了，太短了。佛说，刹那即是菩提，不知道，这一瞬间的永恒，是否能和长江一样，永不停息？是时候做一次总体的规划了，要保持帝国的千秋万代，必须在这只巨轮建造的时候，一丝不苟，必须考虑到一切可能的危险。这样，才会在漫长的航行中不会沉没。
大都的收复，标志着从安史之乱开始的中华帝国的政治分裂的彻底结束。燕云十六州的回归，使得中华的锦绣山河又处于长城雄关的庇护之下。胡人凭一万铁骑就能饮马长江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每次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总会感到激动。此时的大明帝国，如朝阳初升，谋臣如云，猛将如雨。外部的政治，军事环境空前之好，蒙古已经四分五裂，西藏沉睡在喇嘛的诵经声中。
中国分裂400年的政治版图重归统一。无论从那个方面说，明朝都完全有实力成为汉唐光荣的继承者。去恢复那些只能在泛黄的史书之中才能看到的帝国西域。可是，前进的车轮就在它运行最快的时候开始刹车了。统一中国内地之后，明朝基本上停止了对外的主动军事行动。将北方的防线定在了长城上。此后的近300年间，除了永乐皇帝的五次亲征之外，再没有大明的军队出塞北征了。在西边，明朝的军队止步在新疆哈密一带，在满足于察合台后裔的朝贡之后，帝国的西部边境定在了嘉峪关。在东边，明朝一度将势力扩展到库页岛一带，但是，对于东北的女真，采取羁縻政策，200年间相安无事，帝国满足于形式上的宗主关系。朝鲜又成为了忠实的属国。甚至，连朝鲜的国号都是洪武皇帝钦定的。与日本也保持了互不相扰的政策。在南方，除了永乐皇帝发动的灾难性的安南之战以外（让人想起了20世纪美国的越南战争）。基本无事。元至正28年，明洪武元年八月初二（公元1368年9月14日），大明中书右丞相征虏大将军徐达站在大都的城楼上，极目北望，在他身后，微凉的秋风中，大明的军旗猎猎招展。今年的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府正式建国称帝，国号大明。从去年十月开始，二十五万大军由南向北，所向披靡，历时近一年，终于在8月攻占了大元帝国的首都---大都。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已经与28日晨，北逃到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元朝近百年的统治，就此宣告结束。
此时的征虏大将军徐达，完全有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他是自公元936年之后，第一位率领中国军队进入并且攻占燕云十六州的中国将军。他也是自大唐天宝14年（公元755年）以来，第一位进入河北地区的代表中央政府的军事将领。
936年-----1368年，400年的岁月，似乎弹指一挥。燕山还是那么巍峨，远处的居庸关还是那么险要。似乎一切都没发生过，一如盛唐时候的美丽多娇。但是，实在是太长了。400年的时光，一个花团锦簇的王朝建立又灭亡了，“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倒了”。400年的时光，承载了无数的英雄豪杰的梦想。柴荣、杨业、岳飞、辛弃疾、文天祥，太多了，太多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陆游如果地下有知道，也一定会含笑九泉的吧。现在，所有的屈辱与苦难都成为了过去。久已消失的汉唐帝国的光荣与威严，又将到来。
应天府，夏天的燥热还没有过去，洪武皇帝朱元璋斜倚在龙塌上，看着自北方传来的捷报。脸上并没有出现惊喜的表情，似乎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元朝气数已尽，尽管云南等地还有蒙元残余尚未肃清，但是已经不足为滤。从皇觉寺的小沙弥到九五至尊的大明天子，短短十几年的时光，太短了，太短了。佛说，刹那即是菩提，不知道，这一瞬间的永恒，是否能和长江一样，永不停息？是时候做一次总体的规划了，要保持帝国的千秋万代，必须在这只巨轮建造的时候，一丝不苟，必须考虑到一切可能的危险。这样，才会在漫长的航行中不会沉没。
大都的收复，标志着从安史之乱开始的中华帝国的政治分裂的彻底结束。燕云十六州的回归，使得中华的锦绣山河又处于长城雄关的庇护之下。胡人凭一万铁骑就能饮马长江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每次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总会感到激动。此时的大明帝国，如朝阳初升，谋臣如云，猛将如雨。外部的政治，军事环境空前之好，蒙古已经四分五裂，西藏沉睡在喇嘛的诵经声中。
中国分裂400年的政治版图重归统一。无论从那个方面说，明朝都完全有实力成为汉唐光荣的继承者。去恢复那些只能在泛黄的史书之中才能看到的帝国西域。可是，前进的车轮就在它运行最快的时候开始刹车了。统一中国内地之后，明朝基本上停止了对外的主动军事行动。将北方的防线定在了长城上。此后的近300年间，除了永乐皇帝的五次亲征之外，再没有大明的军队出塞北征了。在西边，明朝的军队止步在新疆哈密一带，在满足于察合台后裔的朝贡之后，帝国的西部边境定在了嘉峪关。在东边，明朝一度将势力扩展到库页岛一带，但是，对于东北的女真，采取羁縻政策，200年间相安无事，帝国满足于形式上的宗主关系。朝鲜又成为了忠实的属国。甚至，连朝鲜的国号都是洪武皇帝钦定的。与日本也保持了互不相扰的政策。在南方，除了永乐皇帝发动的灾难性的安南之战以外（让人想起了20世纪美国的越南战争）。基本无事。
如果，将古代中国比喻成一个人的话，那么春秋战国就是是它的少年时代，很多对世界，对人生的思考就发生在这个阶段。秦汉时代是它的青年时代，勇于探索实践的岁月。南北朝经历了青春期的痛苦。到了中年的隋唐，从青春时代的困惑走出，步入了人生的辉煌期。随后而来的则是宋元的中年危机。而到了明朝，似乎所有的热情已经消耗殆尽，中华帝国步入了老年，显得保守而安详。的确，有很多人将明朝比喻成一个老人，甚至认为，就是在明朝，中国才开始落后于世界。那么为什么大明帝国在锋芒正盛的时候选择了背向世界？真的是中华帝国到了老态龙钟的时候吗？
如果将历史简单的比喻为人生的话，那么，历史就太简单了，人生就太复杂了。事实上，明帝国的内向的国家性格，并不是单纯的民族老化，甚至不思进取。个人认为，是下面的三个因素导致了当年朱元璋的选择：
第一， 对于中华帝国历史的总结和反思。
第二， 帝国在当时的政治现状。
第三， 朱元璋的个人价值取向。
1] 第三帝国对于历史的反思。
中国的历史上，对于大一统王朝，依照期帝国的总体方针和国家性格，可以分为三个帝国时代：秦汉的第一帝国，隋唐的第二帝国，明清的第三帝国。
第一帝国时代，国家的总方针是各种政策方针的草创以及试验时期。
秦帝国，秦始皇一统六国，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废分封，置郡县，同时，采用法家思想治理帝国，对内大兴宫室，建直道，修长城，对外北逐匈奴，南征百越，使得人民疲惫，怨愤所积之下，辉煌的秦帝国只在历史上存在了15年，随着秦始皇的逝去，它也灰飞烟灭了。对于秦始皇，最令古代历史学家诟病的就是他的“轻民力”。视人民如草芥。可是，从整个中国历史进程来看，秦始皇及他的大帝国最大的贡献就是定义了古代中国的国家观念。即：中央集权的农业帝国。“封建”的政治格局，自秦开始，在中国迅速消亡。中国的古代，其实是没有“封建”的封建社会。
汉帝国，总结了秦失败的教训，进行了稳步的试验与创新。例如，将国家行政区域采取分封和郡县两种模式下，避免了秦朝单一郡县的设定。废除了秦朝的严刑峻法，采用以儒家学说为治国方略，王霸道杂用之的实施方法。在汉朝诸帝中，汉武帝无疑是最耀眼的一位。对于这位千古一帝，历来褒贬不一。贬者，指斥他对内穷奢极侈，劳民伤财。对外穷兵黩武，大事征伐。褒者，认为他独尊儒术，开立帝国国家哲学之先河，打击豪强，扬威异域，除匈奴百年之外患，给了中国人挺立千秋的自信（“汉武大帝”的片头字，嘿嘿）。其实，从中国历史的全景上来看，汉武帝最大的功绩在于定义了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念。就是；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这决不是妄自尊大，而是当时中国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通过对那时世界的实际考察得出的结论），按照“五服”来界定世界，并由此衍生出一整套国家外交以及政治理论。在在中央帝国的北边，是主要的威胁：冷兵器时代最伟大的战士----东北亚游牧民族（汉时的匈奴，唐时的突厥。。。。。。）。在西方，是一系列散布与绿洲上的印欧人种的小国，是中国的战略盟友（“断匈奴右臂”的国家战略，从汉到唐一直得到坚持不辍的执行）。在极西部，有着和中国同样辉煌的大秦国（罗马帝国）。西南青藏高原的各个羌族部落（天仙MM的祖先）人数众多，但组织松散，应力求避免他们与匈奴的结盟。东北边的朝鲜半岛，为帝国的东部屏藩甚至一度成为帝国的直接领土。东部大海中的日本诸国，与中国的文化联系较密而政治疏远。这样的世界观念，一直到鸦片战争前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而中国，正是基于这样的世界观念下，通过“贡纳制度”与各国进行交往和互动的。
第一帝国时代，中间经历秦末变乱和王莽的篡汉，最后以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各州郡长官群起讨伐董卓为标志，结束了前后绵延400余年的大一统岁月。帝国的崩溃，源于土地兼并引起农民破产的经济因素（王朝土地的由分散到集中的过程几乎是所有中国封建王朝由盛至衰的内在原因），以及外戚政治及宦官专权的政治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帝国灭亡了，但由它创造和发展的中国国家的世界理念（五服理论，其实，五服理论远在汉朝以前的周朝就以产生，不过，汉朝是首先将其运用在国家政治中）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外交政策（以贡纳制度为核心）却获得了成功。与其他王朝崩溃前军事力量的孱弱不同，汉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其军事力量依然强大，威胁帝国生存的外部力量已经被它基本肃清。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帝国外交方面的成就。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争战，以打击北方匈奴为中心，同时南征百越，东取朝鲜（朝鲜半岛北部，在汉朝的大部分时间内是中国的正式领土），向西凿空西域，东南西北打了一圈。最终确立了中国在东亚政治中心的地位。（汉朝以后的岁月即三国时代，中国军队的素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军队数量不多，但是质量极高。令我想起了二战时期的德国军队。作战类型是典型的谋略型。魏国在与南方两国对峙的同时，依然取得了对乌桓战争的胜利。最后结束了南匈奴汗国。经营西域。蜀国在南方也取得了显著的军事成就。七擒孟获的故事，不用多说了。可惜，目前没有一部影视剧能够表现那时侯中国军队的强大。张纪中作品里的三国军队充其量只是农民起义军的水平，而且还是起义初期。）
秦汉第一帝国国家理念和世界理念的形成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深深的烙印在了中国人的心中。成为其后继者追求的理想国家模式和政治模式。而以华夏文明为支撑的新的民族---------汉族最终形成。
如果将历史简单的比喻为人生的话，那么，历史就太简单了，人生就太复杂了。事实上，明帝国的内向的国家性格，并不是单纯的民族老化，甚至不思进取。个人认为，是下面的三个因素导致了当年朱元璋的选择：
第一， 对于中华帝国历史的总结和反思。
第二， 帝国在当时的政治现状。
第三， 朱元璋的个人价值取向。
1] 第三帝国对于历史的反思。
中国的历史上，对于大一统王朝，依照期帝国的总体方针和国家性格，可以分为三个帝国时代：秦汉的第一帝国，隋唐的第二帝国，明清的第三帝国。
第一帝国时代，国家的总方针是各种政策方针的草创以及试验时期。
秦帝国，秦始皇一统六国，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废分封，置郡县，同时，采用法家思想治理帝国，对内大兴宫室，建直道，修长城，对外北逐匈奴，南征百越，使得人民疲惫，怨愤所积之下，辉煌的秦帝国只在历史上存在了15年，随着秦始皇的逝去，它也灰飞烟灭了。对于秦始皇，最令古代历史学家诟病的就是他的“轻民力”。视人民如草芥。可是，从整个中国历史进程来看，秦始皇及他的大帝国最大的贡献就是定义了古代中国的国家观念。即：中央集权的农业帝国。“封建”的政治格局，自秦开始，在中国迅速消亡。中国的古代，其实是没有“封建”的封建社会。
汉帝国，总结了秦失败的教训，进行了稳步的试验与创新。例如，将国家行政区域采取分封和郡县两种模式下，避免了秦朝单一郡县的设定。废除了秦朝的严刑峻法，采用以儒家学说为治国方略，王霸道杂用之的实施方法。在汉朝诸帝中，汉武帝无疑是最耀眼的一位。对于这位千古一帝，历来褒贬不一。贬者，指斥他对内穷奢极侈，劳民伤财。对外穷兵黩武，大事征伐。褒者，认为他独尊儒术，开立帝国国家哲学之先河，打击豪强，扬威异域，除匈奴百年之外患，给了中国人挺立千秋的自信（“汉武大帝”的片头字，嘿嘿）。其实，从中国历史的全景上来看，汉武帝最大的功绩在于定义了古代中国的世界观念。就是；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这决不是妄自尊大，而是当时中国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通过对那时世界的实际考察得出的结论），按照“五服”来界定世界，并由此衍生出一整套国家外交以及政治理论。在在中央帝国的北边，是主要的威胁：冷兵器时代最伟大的战士----东北亚游牧民族（汉时的匈奴，唐时的突厥。。。。。。）。在西方，是一系列散布与绿洲上的印欧人种的小国，是中国的战略盟友（“断匈奴右臂”的国家战略，从汉到唐一直得到坚持不辍的执行）。在极西部，有着和中国同样辉煌的大秦国（罗马帝国）。西南青藏高原的各个羌族部落（天仙MM的祖先）人数众多，但组织松散，应力求避免他们与匈奴的结盟。东北边的朝鲜半岛，为帝国的东部屏藩甚至一度成为帝国的直接领土。东部大海中的日本诸国，与中国的文化联系较密而政治疏远。这样的世界观念，一直到鸦片战争前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而中国，正是基于这样的世界观念下，通过“贡纳制度”与各国进行交往和互动的。
第一帝国时代，中间经历秦末变乱和王莽的篡汉，最后以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各州郡长官群起讨伐董卓为标志，结束了前后绵延400余年的大一统岁月。帝国的崩溃，源于土地兼并引起农民破产的经济因素（王朝土地的由分散到集中的过程几乎是所有中国封建王朝由盛至衰的内在原因），以及外戚政治及宦官专权的政治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帝国灭亡了，但由它创造和发展的中国国家的世界理念（五服理论，其实，五服理论远在汉朝以前的周朝就以产生，不过，汉朝是首先将其运用在国家政治中）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外交政策（以贡纳制度为核心）却获得了成功。与其他王朝崩溃前军事力量的孱弱不同，汉朝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其军事力量依然强大，威胁帝国生存的外部力量已经被它基本肃清。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帝国外交方面的成就。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争战，以打击北方匈奴为中心，同时南征百越，东取朝鲜（朝鲜半岛北部，在汉朝的大部分时间内是中国的正式领土），向西凿空西域，东南西北打了一圈。最终确立了中国在东亚政治中心的地位。（汉朝以后的岁月即三国时代，中国军队的素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军队数量不多，但是质量极高。令我想起了二战时期的德国军队。作战类型是典型的谋略型。魏国在与南方两国对峙的同时，依然取得了对乌桓战争的胜利。最后结束了南匈奴汗国。经营西域。蜀国在南方也取得了显著的军事成就。七擒孟获的故事，不用多说了。可惜，目前没有一部影视剧能够表现那时侯中国军队的强大。张纪中作品里的三国军队充其量只是农民起义军的水平，而且还是起义初期。）
秦汉第一帝国国家理念和世界理念的形成以及所取得的成就，深深的烙印在了中国人的心中。成为其后继者追求的理想国家模式和政治模式。而以华夏文明为支撑的新的民族---------汉族最终形成。
隋开皇9年（公元589年），隋朝攻灭陈国，结束了中国自东汉以来400余年的大分裂。中华第二帝国（隋唐）正式建立。第二帝国的国家政策基本上承袭于第一帝国。并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但是，在完全恢复第一帝国的国家地位并大大超过之后，第二帝国并没有及时的停止扩张的步伐，过分滥用帝国资源以及权力分配的严重失调，终于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秩序崩溃。由此带来的政治影响直到明洪武元年才基本肃清。而且，第二帝国的由盛而衰，直到最后的黯然收场，其间的欢乐与痛苦，已深深的烙进了全体中国人的精神深处。在此后的一千年时间内，对中华帝国的国家性格发生着深刻和永久的影响。
产生与北魏时期的均田制与府兵制适应了连年争战引起的人口减少与土地分散的社会现实情况，唐朝初年，通过均田、租庸调制以及府兵制相结合，同时，精英阶层充分吸收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使得全国很快出现了自汉朝以来的繁荣昌盛的局面。而事实上，隋朝和唐朝的统治阶层，也一直将恢复汉朝的伟大与光荣视为己任
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桃入汉家。”，这是当时的大多数文人对当时大唐帝国对外政策的反映。隋唐第二帝国建立后，对外发动了连续不断的对外战争。当千年以后我们重新回顾第二帝国的征伐时，不得不承认，这些战争到了后来，已经远远的超越了最初发动这些争战的防御目的。唐帝国在天宝年间的正规军，处于边境的超过80%。在内地驻防的，都是质量低劣的杂牌军。
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将军
亲爱的孙将军：
我已被解除中印缅战区的职务，必须和您分别。要在长时间的并肩战斗后就这样离
开您对我来说是很难的。如你所知，我一直坚持中国军队只要有适当的装备和训练，
就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军队比肩，我很欣慰我们已经有机会将之证实了。您已经充分
证实了中国军队的勇敢和能力，而能为此略尽微力让我非常骄傲。没有人能抹杀我
们证明了的事实。从此已后，您已是世人瞩目的军人了。您已经为一支新的、善战
的国家军队打好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将能够建立起使中国自由和强盛的陆军。
您应该以您的此一成就自豪，我希望您能够忘却我们之间以往的所有误会和冲突，
把我当作您和中国的朋友。
忠实的，史迪威美国陆军四星上将
以上文字为1944年9月史迪威将军致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军军长孙立人将军的告别信。
翻开中国的历史，可以长篇累牍的看到中国政府对外战争的失败纪录。从宋军对辽、金、西夏的一触即溃，到明军土木堡之败，到甲午辱国，到豫湘桂战役国军的一败千里。到处是令我们中国人脸红的战斗。以致于外国人甚至中国人本身都认为中国人是不善于战争的民族，认为汉人儒弱，不是合格的战士。其实，这都是对于民族脸谱化的最不切实际和对事实无知的结论（偏偏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喜欢用简单的脸谱化来定义事物）。我要说的是，一场战争的结果，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较量的结果。其中的种种因素错综复杂。非一篇短文能够阐述清楚。但是，单就国家正规军队而言，政治对与军队建设和素质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在一个抑武崇文的国家政策下，是不可能培养出一直专业化、职业化和现代化的军队的。只能产生出有数量无质量的业余化的军队。所以，评价中国军队在历史上的表现，必须着眼与和军队同时代的国家政策。
通过通读中国历史，我认为中国人（主要是占绝对多数的汉族人）性格中天生具有不次于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军事天分。正如史迪威所言，温和淳朴善良的中国农民性格中有着令人惊讶的坚忍精神。只要充分的调动起此种精神，甚至只需要稍微正规化的训练加上跟的上时代的装备，那么一种惊人的战争力量则顷刻形成。例如，宋朝正规军在女真铁蹄下兵败如山到的情况下，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南宋中兴四将）以非政府正规渠道训练下的带有私人性质的军队，全部由汉族农民组成，在对金国的战斗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战绩。以至于在“绍兴和议”之前，宋朝在由东到西的各个战线上已经由战略防御转到了战略进攻（没有战略相持）的态势。尤其是岳飞的岳家军，在和女真军队交手的过程中，几个重要的大战几乎都是以少胜多。而且，战斗环境全部是北方游牧民族所擅长的野战。而此时的金国，正是立国之初，气贯长虹之时。同样，明朝戚继光训练下的戚家军，短短几年内就平定了明朝自洪武年间就存在的倭乱，而倭寇，其实也是日本由于政治原因而流浪出来的正规军人。还是在明朝，袁崇焕建立的关宁铁骑同样在后金/清朝立国之初，军力正盛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宁远、宁锦大捷”。并且在北京广渠门外的野战中，以9千对10万，仍然取得了胜利。在抗战中，孙立人将军训练的新一军，在缅甸战斗中，整建制的消灭了日军的第十八师团。待远征结束后，新一军和日军的伤亡比例为1：4。
通过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军队的正规化建设直接影响着军队的素质。而国家的政治方向又决定着军队的正规化建设。一旦国家政治方向与军队建设背道而驰，则军队的战斗力将受到毁灭性的影响。
战斗的胜负并不能简单的判定一个民族是否具有战斗素质，却能够判定一个国家的政治方向是否与军队建设发生冲突。凡政治利益与军队建设相抵触的国家，国家正规军大体不堪一击。但是在国家危亡的时刻，人民的抵抗以及取得战斗的辉煌胜利，本身就说明了一个民族的军事素质以及战斗精神的高超。
同时，必须清楚，军队利益，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之中都必须为政治利益无条件的服务。一旦军事利益凌驾于政治利益之上，则带给它的负面影响则是深远的和难以愈合的。而军队带给中国的痛苦和创伤，从天宝十四年起就深深的印在了全体中国人的心灵中，直到千年以后。现在，中国人似乎也忘记了他们曾经有过的那支强大军队，忘记了这支军队曾经有过的辉煌。忘记了那茫茫万里的大漠和草原。只剩下距中国国境线千里之外的唐朝古城，在在夕阳残照中默默的荒芜下去。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天宝十四（公元755年）年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姑且不论它对于政治、经济、乃至国家政策和国民性格的影响。单就中国军队建设理念来讲，安史之乱是中国军队由正规化、职业化的质量型军队转向非正规化、非职业化的数量型军队的标志。从此以后，中国的军队建设受到来自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多方面的制肘。重文轻武的国家政策渐次形成。
虽然在唐之后的历代王朝初建时由于战争环境的需要，军队的战斗力可达到正规化和职业化，但是，一待局面稳定，以文制武的国家政策立即开始运转，军队素质迅速下降，其速度之快，令人吃惊。例如，明永乐时尚能5征朔漠，但仅仅70年之后，50万的明军就被数量远远低于自己的瓦拉打的全军覆没，连正统皇帝也成了俘虏。所以，以国家力量来长久的建设正规化、职业化军队的国家政策，自755年断绝以后，直到公元1949年共和国建立之后才算重新正式启动。
始建于唐高宗景云年间的节度使，初时的目的是为了使应对边疆的局势更具有灵活性，其职权受到严格的监控。可是，随着唐帝国巨大战争机器的开动，新的领土不断增加，伴随着新的敌人不断涌现。而节度使的权力也逐渐由小变大。到安禄山叛乱之前，唐朝已经在边疆设置了9个强大的藩镇以及一个小一级的经略府。它们分别是：范阳（镇抚契丹和奚）、平卢（镇抚室韦靺鞨诸部）、河东（防御突厥和回纥）、河西（切断突厥和吐蕃的联系）、陇右（防御吐蕃）、安西（统领西域诸国）、北庭（防御突厥各部落）、剑南（防御吐蕃和南诏），岭南五府经略（镇抚印度支那各国）。
毫无例外的，这些藩镇的设立，最初的目的都是为了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帝国军队能够保持最大的机动灵活性，从而更有效的维护帝国在现今的东北、朝鲜蒙古、新疆、中亚、青海、西藏、云南、印度支那半岛等地无处不在的利益。
这些藩镇的职能，基本类似与现在美国在冲绳、关岛、韩国、关塔纳摩等海外军事基地。可是，这些藩镇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毫无例外的全部具有了相当恐怖的进攻能力。而且，军队与将领之间的联系也日渐超出了安全警戒线。应该承认，唐朝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历代王朝中最为险恶和具有挑战性的。与汉朝只面对匈奴一个同等级的对手不同，唐朝四面八方几乎都是和它一样组织完善、军事强大的国家。
在辽东，有通古斯血统的高句丽，再向西，有“两藩”即契丹和奚，蒙古草原先有东突厥汗国，后有薛延陀和回纥汗国（维吾尔人的祖先）.在中亚，有西突厥汗国和后来的突骑施等部落，以及正在向东方坚定推进的阿拉伯帝国。在青藏高原，有吐谷浑和更为可怕的吐蕃王国。在云南，有南诏王国。几乎每一个国家或者部落都完全有能力给唐帝国制造足够的麻烦。所以，帝国在建立后的百余年间，不断的和周边的敌人发生大大小小的战争。往往消灭了一个敌人，又一个新的敌人在新的边境出现。
凡玩过“帝国时代”的人都知道，就算是单单为了防守，只在自己的国土周围建起一道城墙也不能算是一个明智的做法。最好的防御方法应是将防线建在远离国土的地方，形成有梯次的战略纵深。并以此为基础，转守为攻，变被动为主动。这是军事上的常识。在隋唐第二帝国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处于当时世界的峰，其对于世界的影响，千年以降，只有美国方能达到当时唐帝国的地位。（有人会说同时代的拜占庭帝国和稍后的阿拉伯帝国可以与唐朝相提并论，但是拜占庭帝国经济文化发达而政治军事衰落。阿拉伯帝国横跨欧亚非三
大洲，一度光芒四射，可惜统一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倭马亚王朝灭亡后，大一统的帝国也即四分五裂。况且，阿拉伯作为单一的宗教国家，对于文化的心态也不及唐朝的开阔和包容。）这样的情形，就决定了中华帝国只能而且理应在国家战略上采取防御。
但是，当国家的力量大为增长，伴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帝国决策者的征服欲望也随之增强。原来以防御为目的的一系列运做体系，也在慢慢的转变为进攻机制。与工业社会不同，农业社会国家所从事的战争基本上是亏损的事业。因为工业社会可以利用战争攫取到和工业发展生死攸关的战略资源，例如石油，从而实现以战养战，愈战愈强。日俄战争和甲午战争中的日本，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就是典型的例子。而农业社会的命脉是水资源（就好象工业社会的命脉是石油一样），如果一个农业国家水资源充足，并且得到合理利用，在国土能够容纳足够人口的情况
下，国家并不会具有太强的侵略性。反之，如果农业社会水资源和人口压力过大，那么一样会使国家具有侵略性。古代日本，就是如此。
中国拥有长江、黄河两大水系，水资源可谓充足。自秦以来，都江堰的修筑，灌溉了成都平原。灵渠的开凿，沟通了珠江和长江。而大运河的开通更是将长江黄河相勾连，并且使南方的战略物资能快速的运抵北方的政治中心。可以说，从公元前221年中华帝国建立伊始，中国对于农业的掌控就居于世界前列。此后两千年之中此地位一直没有变化。仅凭中国的资源，支持一个统一繁荣的自己自足的农业社会毫无困难。所以，历代王朝都在国家战略上采取防御。就好象，如果地球人口适度，资源充足，单单为了生活，实在没有必要去遥远的月亮上去开辟殖民地。除非是为了满足猎奇和征服心理。不幸的是，从第二帝国建立开始，基于这种目的的战争就已经存在。这些性质的战争，混在保卫国家安全的战争之中，同样的被冠以维护中华文化保护文明的名义，而取得了正义的头衔。（美国现今的某些做法，与它千年前的前辈---隋唐帝国如出一辙。）相比与秦汉第一帝国，它的继任者更具有侵略性，更注重在国际范围内推行自己的价值观以及实现中华帝国主义。从而滥用了国家资源，超出了农业社会所承受的极限，终至酿成大祸。 尽管第二帝国的这些行为来自于对于第一帝国伟大光荣的回忆和眷恋。
游牧民族之所以具有侵略性，很大程度是因为国家的资源稀少，游牧经济脆弱，受气候影响巨大。处于生存考量，配合游牧民族天生的军事特长（古代的骑射本领和数量庞大的马匹）终于形成了强大的军事机器，从而征战四方。（有人说古代的骑兵就好象是现代的坦克，我认为还是不能准确的描述游牧民族骑兵的威力，对比一下美国的强大的空军，我们可以稍稍了解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所给予世界的震撼。）可以说，两千年间，促使中国北方剽悍的骑士进行战斗的原动力就是生存。从这一点上，战争绝对是最有效的和最直接的选择，无论是牧民还是农民，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但是，与游牧民族不同，农业帝国在完全能够保障国民生活和国家安全的基础上，仅仅为了荣誉和征服欲望所从事的征战具有绝对的非正义性质。无论它以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进行这些活动。不幸的是，从大业到贞观，从开元到天宝，这类的战争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上越来越多，越来越频，战线越来越长，距离越来越远。唐朝军队向西推进的最远距离，是现在国境线两千多公里之外的咸海。对于这类地区的征服，已经远远超越了战略防御的根本目的，而成为了实现世界帝国梦想的行为。当“年年战骨埋荒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不教胡马度阴山”，而是“空见葡桃入汉家”的时候，对于帝国本身的反作用力也随之而来。而陷大唐帝国与万劫不复之境的安史之乱，就是对这种行为的必然回报。
产生与北魏时期的均田制与府兵制适应了连年争战引起的人口减少与土地分散的社会现实情况，唐朝初年，通过均田、租庸调制以及府兵制相结合，同时，精英阶层充分吸收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使得全国很快出现了自汉朝以来的繁荣昌盛的局面。而事实上，隋朝和唐朝的统治阶层，也一直将恢复汉朝的伟大与光荣视为己任
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桃入汉家。”，这是当时的大多数文人对当时大唐帝国对外政策的反映。隋唐第二帝国建立后，对外发动了连续不断的对外战争。当千年以后我们重新回顾第二帝国的征伐时，不得不承认，这些战争到了后来，已经远远的超越了最初发动这些争战的防御目的。唐帝国在天宝年间的正规军，处于边境的超过80%。在内地驻防的，都是质量低劣的杂牌军。
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将军
亲爱的孙将军：
我已被解除中印缅战区的职务，必须和您分别。要在长时间的并肩战斗后就这样离
开您对我来说是很难的。如你所知，我一直坚持中国军队只要有适当的装备和训练，
就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军队比肩，我很欣慰我们已经有机会将之证实了。您已经充分
证实了中国军队的勇敢和能力，而能为此略尽微力让我非常骄傲。没有人能抹杀我
们证明了的事实。从此已后，您已是世人瞩目的军人了。您已经为一支新的、善战
的国家军队打好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将能够建立起使中国自由和强盛的陆军。
您应该以您的此一成就自豪，我希望您能够忘却我们之间以往的所有误会和冲突，
把我当作您和中国的朋友。
忠实的，史迪威美国陆军四星上将
以上文字为1944年9月史迪威将军致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军军长孙立人将军的告别信。
翻开中国的历史，可以长篇累牍的看到中国政府对外战争的失败纪录。从宋军对辽、金、西夏的一触即溃，到明军土木堡之败，到甲午辱国，到豫湘桂战役国军的一败千里。到处是令我们中国人脸红的战斗。以致于外国人甚至中国人本身都认为中国人是不善于战争的民族，认为汉人儒弱，不是合格的战士。其实，这都是对于民族脸谱化的最不切实际和对事实无知的结论（偏偏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喜欢用简单的脸谱化来定义事物）。我要说的是，一场战争的结果，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较量的结果。其中的种种因素错综复杂。非一篇短文能够阐述清楚。但是，单就国家正规军队而言，政治对与军队建设和素质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在一个抑武崇文的国家政策下，是不可能培养出一直专业化、职业化和现代化的军队的。只能产生出有数量无质量的业余化的军队。所以，评价中国军队在历史上的表现，必须着眼与和军队同时代的国家政策。
通过通读中国历史，我认为中国人（主要是占绝对多数的汉族人）性格中天生具有不次于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军事天分。正如史迪威所言，温和淳朴善良的中国农民性格中有着令人惊讶的坚忍精神。只要充分的调动起此种精神，甚至只需要稍微正规化的训练加上跟的上时代的装备，那么一种惊人的战争力量则顷刻形成。例如，宋朝正规军在女真铁蹄下兵败如山到的情况下，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南宋中兴四将）以非政府正规渠道训练下的带有私人性质的军队，全部由汉族农民组成，在对金国的战斗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战绩。以至于在“绍兴和议”之前，宋朝在由东到西的各个战线上已经由战略防御转到了战略进攻（没有战略相持）的态势。尤其是岳飞的岳家军，在和女真军队交手的过程中，几个重要的大战几乎都是以少胜多。而且，战斗环境全部是北方游牧民族所擅长的野战。而此时的金国，正是立国之初，气贯长虹之时。同样，明朝戚继光训练下的戚家军，短短几年内就平定了明朝自洪武年间就存在的倭乱，而倭寇，其实也是日本由于政治原因而流浪出来的正规军人。还是在明朝，袁崇焕建立的关宁铁骑同样在后金/清朝立国之初，军力正盛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宁远、宁锦大捷”。并且在北京广渠门外的野战中，以9千对10万，仍然取得了胜利。在抗战中，孙立人将军训练的新一军，在缅甸战斗中，整建制的消灭了日军的第十八师团。待远征结束后，新一军和日军的伤亡比例为1：4。
通过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军队的正规化建设直接影响着军队的素质。而国家的政治方向又决定着军队的正规化建设。一旦国家政治方向与军队建设背道而驰，则军队的战斗力将受到毁灭性的影响。
战斗的胜负并不能简单的判定一个民族是否具有战斗素质，却能够判定一个国家的政治方向是否与军队建设发生冲突。凡政治利益与军队建设相抵触的国家，国家正规军大体不堪一击。但是在国家危亡的时刻，人民的抵抗以及取得战斗的辉煌胜利，本身就说明了一个民族的军事素质以及战斗精神的高超。
同时，必须清楚，军队利益，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之中都必须为政治利益无条件的服务。一旦军事利益凌驾于政治利益之上，则带给它的负面影响则是深远的和难以愈合的。而军队带给中国的痛苦和创伤，从天宝十四年起就深深的印在了全体中国人的心灵中，直到千年以后。现在，中国人似乎也忘记了他们曾经有过的那支强大军队，忘记了这支军队曾经有过的辉煌。忘记了那茫茫万里的大漠和草原。只剩下距中国国境线千里之外的唐朝古城，在在夕阳残照中默默的荒芜下去。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天宝十四（公元755年）年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姑且不论它对于政治、经济、乃至国家政策和国民性格的影响。单就中国军队建设理念来讲，安史之乱是中国军队由正规化、职业化的质量型军队转向非正规化、非职业化的数量型军队的标志。从此以后，中国的军队建设受到来自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多方面的制肘。重文轻武的国家政策渐次形成。
虽然在唐之后的历代王朝初建时由于战争环境的需要，军队的战斗力可达到正规化和职业化，但是，一待局面稳定，以文制武的国家政策立即开始运转，军队素质迅速下降，其速度之快，令人吃惊。例如，明永乐时尚能5征朔漠，但仅仅70年之后，50万的明军就被数量远远低于自己的瓦拉打的全军覆没，连正统皇帝也成了俘虏。所以，以国家力量来长久的建设正规化、职业化军队的国家政策，自755年断绝以后，直到公元1949年共和国建立之后才算重新正式启动。
始建于唐高宗景云年间的节度使，初时的目的是为了使应对边疆的局势更具有灵活性，其职权受到严格的监控。可是，随着唐帝国巨大战争机器的开动，新的领土不断增加，伴随着新的敌人不断涌现。而节度使的权力也逐渐由小变大。到安禄山叛乱之前，唐朝已经在边疆设置了9个强大的藩镇以及一个小一级的经略府。它们分别是：范阳（镇抚契丹和奚）、平卢（镇抚室韦靺鞨诸部）、河东（防御突厥和回纥）、河西（切断突厥和吐蕃的联系）、陇右（防御吐蕃）、安西（统领西域诸国）、北庭（防御突厥各部落）、剑南（防御吐蕃和南诏），岭南五府经略（镇抚印度支那各国）。
毫无例外的，这些藩镇的设立，最初的目的都是为了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帝国军队能够保持最大的机动灵活性，从而更有效的维护帝国在现今的东北、朝鲜蒙古、新疆、中亚、青海、西藏、云南、印度支那半岛等地无处不在的利益。
这些藩镇的职能，基本类似与现在美国在冲绳、关岛、韩国、关塔纳摩等海外军事基地。可是，这些藩镇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毫无例外的全部具有了相当恐怖的进攻能力。而且，军队与将领之间的联系也日渐超出了安全警戒线。应该承认，唐朝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历代王朝中最为险恶和具有挑战性的。与汉朝只面对匈奴一个同等级的对手不同，唐朝四面八方几乎都是和它一样组织完善、军事强大的国家。
在辽东，有通古斯血统的高句丽，再向西，有“两藩”即契丹和奚，蒙古草原先有东突厥汗国，后有薛延陀和回纥汗国（维吾尔人的祖先）.在中亚，有西突厥汗国和后来的突骑施等部落，以及正在向东方坚定推进的阿拉伯帝国。在青藏高原，有吐谷浑和更为可怕的吐蕃王国。在云南，有南诏王国。几乎每一个国家或者部落都完全有能力给唐帝国制造足够的麻烦。所以，帝国在建立后的百余年间，不断的和周边的敌人发生大大小小的战争。往往消灭了一个敌人，又一个新的敌人在新的边境出现。
凡玩过“帝国时代”的人都知道，就算是单单为了防守，只在自己的国土周围建起一道城墙也不能算是一个明智的做法。最好的防御方法应是将防线建在远离国土的地方，形成有梯次的战略纵深。并以此为基础，转守为攻，变被动为主动。这是军事上的常识。在隋唐第二帝国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处于当时世界的峰，其对于世界的影响，千年以降，只有美国方能达到当时唐帝国的地位。（有人会说同时代的拜占庭帝国和稍后的阿拉伯帝国可以与唐朝相提并论，但是拜占庭帝国经济文化发达而政治军事衰落。阿拉伯帝国横跨欧亚非三
大洲，一度光芒四射，可惜统一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倭马亚王朝灭亡后，大一统的帝国也即四分五裂。况且，阿拉伯作为单一的宗教国家，对于文化的心态也不及唐朝的开阔和包容。）这样的情形，就决定了中华帝国只能而且理应在国家战略上采取防御。
但是，当国家的力量大为增长，伴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帝国决策者的征服欲望也随之增强。原来以防御为目的的一系列运做体系，也在慢慢的转变为进攻机制。与工业社会不同，农业社会国家所从事的战争基本上是亏损的事业。因为工业社会可以利用战争攫取到和工业发展生死攸关的战略资源，例如石油，从而实现以战养战，愈战愈强。日俄战争和甲午战争中的日本，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就是典型的例子。而农业社会的命脉是水资源（就好象工业社会的命脉是石油一样），如果一个农业国家水资源充足，并且得到合理利用，在国土能够容纳足够人口的情况
下，国家并不会具有太强的侵略性。反之，如果农业社会水资源和人口压力过大，那么一样会使国家具有侵略性。古代日本，就是如此。
中国拥有长江、黄河两大水系，水资源可谓充足。自秦以来，都江堰的修筑，灌溉了成都平原。灵渠的开凿，沟通了珠江和长江。而大运河的开通更是将长江黄河相勾连，并且使南方的战略物资能快速的运抵北方的政治中心。可以说，从公元前221年中华帝国建立伊始，中国对于农业的掌控就居于世界前列。此后两千年之中此地位一直没有变化。仅凭中国的资源，支持一个统一繁荣的自己自足的农业社会毫无困难。所以，历代王朝都在国家战略上采取防御。就好象，如果地球人口适度，资源充足，单单为了生活，实在没有必要去遥远的月亮上去开辟殖民地。除非是为了满足猎奇和征服心理。不幸的是，从第二帝国建立开始，基于这种目的的战争就已经存在。这些性质的战争，混在保卫国家安全的战争之中，同样的被冠以维护中华文化保护文明的名义，而取得了正义的头衔。（美国现今的某些做法，与它千年前的前辈---隋唐帝国如出一辙。）相比与秦汉第一帝国，它的继任者更具有侵略性，更注重在国际范围内推行自己的价值观以及实现中华帝国主义。从而滥用了国家资源，超出了农业社会所承受的极限，终至酿成大祸。 尽管第二帝国的这些行为来自于对于第一帝国伟大光荣的回忆和眷恋。
游牧民族之所以具有侵略性，很大程度是因为国家的资源稀少，游牧经济脆弱，受气候影响巨大。处于生存考量，配合游牧民族天生的军事特长（古代的骑射本领和数量庞大的马匹）终于形成了强大的军事机器，从而征战四方。（有人说古代的骑兵就好象是现代的坦克，我认为还是不能准确的描述游牧民族骑兵的威力，对比一下美国的强大的空军，我们可以稍稍了解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所给予世界的震撼。）可以说，两千年间，促使中国北方剽悍的骑士进行战斗的原动力就是生存。从这一点上，战争绝对是最有效的和最直接的选择，无论是牧民还是农民，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但是，与游牧民族不同，农业帝国在完全能够保障国民生活和国家安全的基础上，仅仅为了荣誉和征服欲望所从事的征战具有绝对的非正义性质。无论它以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进行这些活动。不幸的是，从大业到贞观，从开元到天宝，这类的战争在中国的对外交往上越来越多，越来越频，战线越来越长，距离越来越远。唐朝军队向西推进的最远距离，是现在国境线两千多公里之外的咸海。对于这类地区的征服，已经远远超越了战略防御的根本目的，而成为了实现世界帝国梦想的行为。当“年年战骨埋荒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不教胡马度阴山”，而是“空见葡桃入汉家”的时候，对于帝国本身的反作用力也随之而来。而陷大唐帝国与万劫不复之境的安史之乱，就是对这种行为的必然回报。
在唐开元、天宝的全盛时期，在目前所有能见到的当时的各种奏折和书信中，在当时帝国统治阶层的各色人等中，无论张九龄、李林甫、裴光庭、无论姚崇、宋景，在涉及对藩镇的事物时，有主张对外克制，减少兵祸的。有主张主动出击，决胜千里的。惟独，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没有被帝国的决策者们所提及，那就是，藩镇在当时作为一种制度，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在当时的情况下，既然藩镇在应付对外军事行动上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并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利益，并且强大富裕的帝国有能力负担维持它的高昂费用，那么，它就存在下去好了。没有人认真的想过它的存在是否和中央集权的农业帝国的治国理念相违背。这样，在帝国高度自信的心理基础上，一条她豢养的蟒蛇渐渐的变成了一条毒龙。当千载之下，读到这段历史时，仍然禁不住惊出一身冷汗。
在中国史学界，一般把李林甫登上相位作为玄宗统治由清明转向昏庸的标志，的确，李的所作所为以正统的儒家观念来看，乃是一个口蜜腹剑的小人（不过，在当今社会，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抛弃了儒家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但是他们评价历史所采用的视角却是儒家理论中最灰暗的部分，并由此得出中国历史是失败的结论。呵呵，可笑而可悲），平心而论，李林甫的人品即使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也是一个道德缺失的人。但是，仅仅以人品来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评价标准未免有失公允。实际上，玄宗朝最辉煌的成就都是在李林甫和张九龄两人共同担任宰相的时候取得的。（关于张九龄与李林甫PK的历史，已经成为历史学家眼中经典的善恶之争。这里不在多说，相关资料很多。）由李林甫主持编撰的“唐会律”乃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国家法律著作之一。直到14世纪，仍然被作为大明律的参考，并且对周边的日本、朝鲜的法律制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通过屏蔽一切感情色彩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看到，李林甫作为一个具有突出才能的政治家，在19年漫长的执政生涯中，确实为帝国带来了瞩目的成就，这一点，远非处于他对立面的张九龄所能相比，更不用说他们后来的愚蠢的继任者杨国忠。这一切，不应该因为他是一个道德边缘化的人就统统抹杀。
但是，李林甫政治上最大的败笔就是为了政治斗争而将藩镇的控制权交给了异族将领。在李林甫主政之前，中央政府对于节度使的任命可以说是极为慎重的。该职位经常轮换，很少有一个节度使在任上超过4年。并且担任该职务的基本是长安派出的文官，他们把藩镇的任职作为一项可贵的政治经历，期望在任满后调回中央。张嘉贞、王鉷、张说、萧蒿、杜暹都是以节度使的身份入知政事，即由将入相，渐成定例。但是，李林甫上台后，这些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了打击长安的政治敌人，李将藩镇的指挥权交给了他信任的异族将领，这样，他的政敌就不可能和军队有所瓜葛，而且异族将领对政治的野心很小，他们关心的是军队和战争。因而对李不具有政治上的挑战性。由是，帝国豢养的蟒蛇在李林甫的眷顾下，一步步的变异为毒龙。结果，到安史之乱前，帝国的各大藩镇基本上都掌握在非汉族人手中。平卢、范阳、河东节度使为突厥和栗特混血的安禄山，朔方节度使为安思顺（安禄山之族弟），河西、陇右节度使为突厥人哥舒翰，在极西部，高句丽血统的高仙芝以中国在中亚的总督身份出现在帕米尔以西。尾大不掉之势终成。
不过，在李林甫掌权时期，依靠他个人的威望和权利，他仍然能够牢牢的控制每一个掌握军权的节度使，他对他们保持着绝对的权威和威慑力。并且他也遥领节度使的正职，将副职交给将领作为实际的执行者。史书上记载，安禄山每次见到李林甫时，都寒蝉若襟，极为畏惧。他时时派遣线人去京都打探消息。如果哪次听说李林甫对自己稍有微词，就会吓得这个胡人大胖子数九隆冬也一身大汗，躺在胡床上嚷嚷“我要死了”。因为李林甫掌握着他下一级部下的任免，他们也是李林甫的亲信，彼此的利益终端都是李林甫，相互之间并没有形成后来的同盟关系。并且李林甫在各个藩镇将领之间维系着微妙的平衡。例如安禄山和哥舒翰。
而这种平衡，随着李林甫的死亡而被打破，他的继任杨国忠是凭着裙带关系进入帝国决策层的。本人并无李林甫那样干练的政治才能。他上台后和安禄山的关系急剧恶化，终于使安禄山在天宝14年策动叛乱，辉煌的大唐盛世嘎然而止。
对于安史之乱的过程和之后唐帝国的历史，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故不在赘述。到此，我们已经能够看到，造成第二帝国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滥用自身的资源超出了自身承受的极限。此外， 8世纪气候的转变（也就是“小冰河期”的发生），促使游牧民族南下，造成帝国边境压力过大，也是最终导致叛乱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小冰河期”，大概每隔几百年出现一次，下一次的出现是在大明崇祯年间，那一次的“小冰河期”，对于中国的影响既深且巨，在下会在下文详细说明）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首金刚经结尾的偈语，相信8世纪中叶的中国人有着最深的体会。几乎一夜之间，千秋万代繁荣昌盛的大帝国不复存在，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满是刀兵过后的荒凉和哀伤。中国，在公元8世纪的时候，经历了一场严重的“中年危机”。在她和这场危机进行斗争的同时，也开始对过去进行着深刻的反思。她的中年时代，一直是在这种反思的状态下度过的。直到了公元1368年朱元璋做上龙椅的那一刻。这种反思对后世的中国产生着无法衡量的影响，时至今日，依然可以清晰的感觉到它所带来的影响。
千载之下，我们回顾这段令人神伤的往事时，所得出的结论是建立在各国多种历史资料、考古成就、心理学研究、气候研究等等现代科学基础之上。加之时光荏苒，我们已经能够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依照现代人的价值观，更冷静客观的分析和总结历史。所以，得出的结论，往往与古人大相径庭。
实际上，在唐帝国结束后的岁月里，中国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文人一直对它由盛转衰的原因进行总结和反思。而这种反思是建立在儒家价值观念基础之上，建立在男权社会和君权社会基础之上的。所以，在大明帝国成立之前，已经有了“三祸乱唐”的定论。“三祸”指的是：女祸、藩祸和阉祸（此外，还有“党祸”一说，不过唐朝牛李党争发生在中唐以后，此时帝国形势已是秋风日暮，故尔对国家的影响不及前面三个）。
从字面上我们很容易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家把终结盛唐的责任归咎于“女人、军人和阉人”。在唐以后的政治生活中，政治家们对这三类人采取了严加防范的措施，从思想上和从制度上想方设法阻止这三类人干预政治。
首先是女人，对她们，主要在思想上加强封建伦理道德的灌输，从而使女人的思想完全围绕男权社会而展开。并在行为上对女性提出诸多限制，阻止她们从事过多的社会活动。经过百余年的努力，中国的政治家在这方面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将女性牢牢的束缚在一整套由儒家道德衍生出来的礼教之下。（尽管儒家原始的伦理观念并没有这样的狰狞。）从宋朝开始，对女性的道德教化日益加强，三从四德、从一而终、贞洁牌坊、缠足……，越来越多的规矩和限制加诸在我们的善良、美丽、温柔的中国女性身上。汉族女性的思想，从唐朝之后，就被有意识的约束了。尽管直到1644年前，中国女性的物质生活在世界上仍然居于首位，但是，其参与社会生活和的能力却日渐萎缩。
自唐朝以后，女性以及外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现象日渐减少，对政治的影响也无复之前的力量。虽然其间也数度出现垂帘的情况，但是没有再发生严重的女性干预政治的事情。
搞定女人之后，帝国的政治家们对历来深恶痛绝的阉人也进行了严格的控制，通过总结历史，很容易看到宦官之所以在唐朝后期政治生活中显赫一时的原因，那就是：军权。掌握了神策军的唐朝宦官，甚至掌握了皇帝的生死。所以，自宋朝使，通过精心的制度，将军事权力分割开来，连职业军人都无法完全掌握的军队，更不用说太见了。所以，唐朝以降，宦官才真正成了皇帝的家奴，他们的荣辱，完全依附与皇权，再也没有出现能够操纵国家政治走向的大太监了。
所以，明朝的太监尽管有王振、刘瑾、汪直、魏忠贤等大腕，但是他们的势力全部寄生在皇帝身上，并且无一例外的没有掌握君权。所以，明朝并不是柏杨说的所谓“第三次宦官时代”，此时的宦官只不过是皇权的延伸，至多是皇帝的代理。它无法左右皇权，更无法替代皇权。尽管在某些时候它确实貌似强大，并且给中国带来了确实的伤害。但是，它永远也无法再对皇权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威胁了。
消除女人和宦官对于政治的威胁其实相对简单，因为他们毕竟是附属品（在当时的时代），但是对于军人，事情则没那么简单，因为他们也是帝国政治生活的合法参与者。在漫长的千年中，一代接一代的帝国军人创造出的辉煌业绩，也是被史家铭记在心的。所以，政治家们对于军人的感情，就好像一个被深爱的妻子背叛的丈夫，爱恨交加之下，起码的信任也就荡然无存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既然藩镇在应付对外军事行动上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并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利益，并且强大富裕的帝国有能力负担维持它的高昂费用，那么，它就存在下去好了。没有人认真的想过它的存在是否和中央集权的农业帝国的治国理念相违背。这样，在帝国高度自信的心理基础上，一条她豢养的蟒蛇渐渐的变成了一条毒龙。当千载之下，读到这段历史时，仍然禁不住惊出一身冷汗。
在中国史学界，一般把李林甫登上相位作为玄宗统治由清明转向昏庸的标志，的确，李的所作所为以正统的儒家观念来看，乃是一个口蜜腹剑的小人（不过，在当今社会，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抛弃了儒家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但是他们评价历史所采用的视角却是儒家理论中最灰暗的部分，并由此得出中国历史是失败的结论。呵呵，可笑而可悲），平心而论，李林甫的人品即使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也是一个道德缺失的人。但是，仅仅以人品来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评价标准未免有失公允。实际上，玄宗朝最辉煌的成就都是在李林甫和张九龄两人共同担任宰相的时候取得的。（关于张九龄与李林甫PK的历史，已经成为历史学家眼中经典的善恶之争。这里不在多说，相关资料很多。）由李林甫主持编撰的“唐会律”乃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国家法律著作之一。直到14世纪，仍然被作为大明律的参考，并且对周边的日本、朝鲜的法律制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通过屏蔽一切感情色彩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看到，李林甫作为一个具有突出才能的政治家，在19年漫长的执政生涯中，确实为帝国带来了瞩目的成就，这一点，远非处于他对立面的张九龄所能相比，更不用说他们后来的愚蠢的继任者杨国忠。这一切，不应该因为他是一个道德边缘化的人就统统抹杀。
但是，李林甫政治上最大的败笔就是为了政治斗争而将藩镇的控制权交给了异族将领。在李林甫主政之前，中央政府对于节度使的任命可以说是极为慎重的。该职位经常轮换，很少有一个节度使在任上超过4年。并且担任该职务的基本是长安派出的文官，他们把藩镇的任职作为一项可贵的政治经历，期望在任满后调回中央。张嘉贞、王鉷、张说、萧蒿、杜暹都是以节度使的身份入知政事，即由将入相，渐成定例。但是，李林甫上台后，这些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了打击长安的政治敌人，李将藩镇的指挥权交给了他信任的异族将领，这样，他的政敌就不可能和军队有所瓜葛，而且异族将领对政治的野心很小，他们关心的是军队和战争。因而对李不具有政治上的挑战性。由是，帝国豢养的蟒蛇在李林甫的眷顾下，一步步的变异为毒龙。结果，到安史之乱前，帝国的各大藩镇基本上都掌握在非汉族人手中。平卢、范阳、河东节度使为突厥和栗特混血的安禄山，朔方节度使为安思顺（安禄山之族弟），河西、陇右节度使为突厥人哥舒翰，在极西部，高句丽血统的高仙芝以中国在中亚的总督身份出现在帕米尔以西。尾大不掉之势终成。
不过，在李林甫掌权时期，依靠他个人的威望和权利，他仍然能够牢牢的控制每一个掌握军权的节度使，他对他们保持着绝对的权威和威慑力。并且他也遥领节度使的正职，将副职交给将领作为实际的执行者。史书上记载，安禄山每次见到李林甫时，都寒蝉若襟，极为畏惧。他时时派遣线人去京都打探消息。如果哪次听说李林甫对自己稍有微词，就会吓得这个胡人大胖子数九隆冬也一身大汗，躺在胡床上嚷嚷“我要死了”。因为李林甫掌握着他下一级部下的任免，他们也是李林甫的亲信，彼此的利益终端都是李林甫，相互之间并没有形成后来的同盟关系。并且李林甫在各个藩镇将领之间维系着微妙的平衡。例如安禄山和哥舒翰。
而这种平衡，随着李林甫的死亡而被打破，他的继任杨国忠是凭着裙带关系进入帝国决策层的。本人并无李林甫那样干练的政治才能。他上台后和安禄山的关系急剧恶化，终于使安禄山在天宝14年策动叛乱，辉煌的大唐盛世嘎然而止。
对于安史之乱的过程和之后唐帝国的历史，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故不在赘述。到此，我们已经能够看到，造成第二帝国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滥用自身的资源超出了自身承受的极限。此外， 8世纪气候的转变（也就是“小冰河期”的发生），促使游牧民族南下，造成帝国边境压力过大，也是最终导致叛乱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小冰河期”，大概每隔几百年出现一次，下一次的出现是在大明崇祯年间，那一次的“小冰河期”，对于中国的影响既深且巨，在下会在下文详细说明）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首金刚经结尾的偈语，相信8世纪中叶的中国人有着最深的体会。几乎一夜之间，千秋万代繁荣昌盛的大帝国不复存在，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满是刀兵过后的荒凉和哀伤。中国，在公元8世纪的时候，经历了一场严重的“中年危机”。在她和这场危机进行斗争的同时，也开始对过去进行着深刻的反思。她的中年时代，一直是在这种反思的状态下度过的。直到了公元1368年朱元璋做上龙椅的那一刻。这种反思对后世的中国产生着无法衡量的影响，时至今日，依然可以清晰的感觉到它所带来的影响。
千载之下，我们回顾这段令人神伤的往事时，所得出的结论是建立在各国多种历史资料、考古成就、心理学研究、气候研究等等现代科学基础之上。加之时光荏苒，我们已经能够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依照现代人的价值观，更冷静客观的分析和总结历史。所以，得出的结论，往往与古人大相径庭。
实际上，在唐帝国结束后的岁月里，中国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文人一直对它由盛转衰的原因进行总结和反思。而这种反思是建立在儒家价值观念基础之上，建立在男权社会和君权社会基础之上的。所以，在大明帝国成立之前，已经有了“三祸乱唐”的定论。“三祸”指的是：女祸、藩祸和阉祸（此外，还有“党祸”一说，不过唐朝牛李党争发生在中唐以后，此时帝国形势已是秋风日暮，故尔对国家的影响不及前面三个）。
从字面上我们很容易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家把终结盛唐的责任归咎于“女人、军人和阉人”。在唐以后的政治生活中，政治家们对这三类人采取了严加防范的措施，从思想上和从制度上想方设法阻止这三类人干预政治。
首先是女人，对她们，主要在思想上加强封建伦理道德的灌输，从而使女人的思想完全围绕男权社会而展开。并在行为上对女性提出诸多限制，阻止她们从事过多的社会活动。经过百余年的努力，中国的政治家在这方面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将女性牢牢的束缚在一整套由儒家道德衍生出来的礼教之下。（尽管儒家原始的伦理观念并没有这样的狰狞。）从宋朝开始，对女性的道德教化日益加强，三从四德、从一而终、贞洁牌坊、缠足……，越来越多的规矩和限制加诸在我们的善良、美丽、温柔的中国女性身上。汉族女性的思想，从唐朝之后，就被有意识的约束了。尽管直到1644年前，中国女性的物质生活在世界上仍然居于首位，但是，其参与社会生活和的能力却日渐萎缩。
自唐朝以后，女性以及外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现象日渐减少，对政治的影响也无复之前的力量。虽然其间也数度出现垂帘的情况，但是没有再发生严重的女性干预政治的事情。
搞定女人之后，帝国的政治家们对历来深恶痛绝的阉人也进行了严格的控制，通过总结历史，很容易看到宦官之所以在唐朝后期政治生活中显赫一时的原因，那就是：军权。掌握了神策军的唐朝宦官，甚至掌握了皇帝的生死。所以，自宋朝使，通过精心的制度，将军事权力分割开来，连职业军人都无法完全掌握的军队，更不用说太见了。所以，唐朝以降，宦官才真正成了皇帝的家奴，他们的荣辱，完全依附与皇权，再也没有出现能够操纵国家政治走向的大太监了。
所以，明朝的太监尽管有王振、刘瑾、汪直、魏忠贤等大腕，但是他们的势力全部寄生在皇帝身上，并且无一例外的没有掌握君权。所以，明朝并不是柏杨说的所谓“第三次宦官时代”，此时的宦官只不过是皇权的延伸，至多是皇帝的代理。它无法左右皇权，更无法替代皇权。尽管在某些时候它确实貌似强大，并且给中国带来了确实的伤害。但是，它永远也无法再对皇权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威胁了。
消除女人和宦官对于政治的威胁其实相对简单，因为他们毕竟是附属品（在当时的时代），但是对于军人，事情则没那么简单，因为他们也是帝国政治生活的合法参与者。在漫长的千年中，一代接一代的帝国军人创造出的辉煌业绩，也是被史家铭记在心的。所以，政治家们对于军人的感情，就好像一个被深爱的妻子背叛的丈夫，爱恨交加之下，起码的信任也就荡然无存了。
在读《宋史》的时候，赵匡胤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极深，他曾经对臣子说过：“一个地方就算有十个贪官污吏，也赶不上一个军阀对人民的祸害。”这句话如果出自文人之口，那么我们大体可以一笑置之，但是出自职业军人的宋太祖口中，则颇令人深思。因为这并不是门外汉的情绪宣泄，而是一个军人出身的政治家对当时社会的切身体会。（赵本人就是一个成功的军人，而且是当时军人中的老大。）自唐安史之乱之后，中国军人干预政治的能力日渐加强，这种情况到五代十国时期达到顶峰。军阀在自己统治的地方，实行彻底的愚民政策，连年的征战，对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更为严重的是，对政治的统一产生了强大的反作用。
只要读过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的人都知道，由唐自宋，中国的古代社会文化逐渐攀上史无前例的顶峰。事实上宋代的经济、文化、科技在世界上的地位，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宋代，这个繁花似锦的王朝，是中国最接近现代社会的时代。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在公元1279年之前的文化、科技总体上是呈现上升的势态。虽然有五胡乱华以及南北朝的大分裂时代，但是南方的汉文化基本得到了完整的保存。而北方的汉文化主干，也精心的维护在未南渡的汉族世家之中。汉人血统的隋朝统一中国后，对于南方的汉文化保护和发扬的国策。唐朝继承隋朝政策，使得分裂400年后而统一的中国容光焕发，汉文化在短短百年之中东抵日本，西达帕米尔，南至印度支那，北接蒙古高原。东亚的大部分地区都受到汉文化的滋养。（回顾当时对于门第以及血统的重视，本人认为当前流行的唐室胡人血统论甚为荒谬。并且隋唐皇室对于自身的汉族血统极为重视以及骄傲。可以假设，如果某人对康熙皇帝说：“您的祖上是塞外的胡人，您是胡人血统。”康熙必会点头称是，并且会他讲讲祖先的骁勇善战。但是如果同样的话你对李世民说，估计他会灭了你的九族。）当赵匡胤御宇天下之时，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农业社会的转型期。类似于欧洲的工业革命前夕。但是，由宋代中国农业社会脱胎出的新社会形态，是否就是马克思定义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呢？恐怕未必。实际上，马克思对于社会形态的定义是依照欧洲社会的历史来总结出的。拿它完全套用亚洲的历史，本身就很牵强。中国由秦至清的2000多年的社会形态，硬要归入封建社会，本身就难以自圆其说。所以，宋朝的中国，如果其文化、科技等继续发展下去，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已经是永远无人知晓了。因为，历史没有如果。
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相当严峻，宋朝不得不吃下唐朝酿下的苦酒。它自身的条件先天不足：抵抗游牧民族南下的军事防线燕云十六州落入契丹手中。而如上所说，契丹汲取了汉文化的精髓，但是由于生存环境没有变化，受汉文化中颓废的东西影响甚少。宋朝的科技、文化继承了唐朝的成果，而同时，唐朝后期政治和军事形势的恶化也保留到了宋朝。同时，周世宗和赵匡胤的英年早逝，也使得中国缺乏优秀的政治领袖来对抗北方的强敌。自唐天宝年间，中国政治、军事能力的持续下降，游牧民族政治军事能力的持续上升，终于在宋朝突破了临界点，超出了中国所能控制的范围。而且，又失去了长城的保护。所以，公元1279年崖山之战的结果，早在公元755年安禄山跨上战马的那一刻，变已注定。宋朝犹如一个精美的瓷器，华丽而脆弱，失去了窗户的保护，暴露于狂风之下，其结果只能是粉身碎骨。
转型期的文明社会，犹如正要破茧而出的蝴蝶，正是最脆弱的时期。宋朝的社会转型，被蒙古旋风打断了。在蒙古征服以及中国期间，大量的人口损失，残酷的民族压迫，使得中华文明出现大的断层，自春秋战国以来持续上升的中华文化第一次出现了大的倒退。北宋的汝窑，冠绝天下，但是自南宋历来，历代的瓷器都无法达到汝窑当年的水准，而汝窑的工艺，已经随着游牧民族的南下而永久的失传了。至于其他失传的文化以及技艺，更是不可胜数。由于优秀的、富有抵抗精神的中国人的消亡（蒙古的征服，使得中国人口损失了一半以上），使得宋以后中国人的素质大为降低。文明的倒退，直到明朝立国百年之后的正德年间，方逐渐复苏，走出低谷。而明朝中叶至晚明，是中国文化自宋以来又一次发展时期，至1644年前，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素质又基本恢复到了宋代的水平，中国又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同时处于转型的还有欧洲。而此时，又一次的游牧民族征服，使得中国彻底失去了自身文明转型的机会，此后的近300年间堕落到野蛮的文化水准。中国的汉文化处于休眠状态。处于列强环伺之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只能从西方的文化中寻找出路，而无法从正统的汉文化中获得滋养。（试想，连天工开物这样的科学书籍都不知道的知识分子，他们眼中的中国传统只能是鲁迅狂人日记中的那样。而这种传统文化，其实更应该叫做伪传统，是被肢解、阉割后的文化，与真正的汉文化截然不同。）
由上可知，契丹、女真、蒙古对于中国渐进式征服的得手，缘自于隋唐第二帝国过度的扩张，以及游牧民族力量的持续增长。同时，还包括气候的原因。所以，公元1368年，展现朱元璋面前的，不仅仅是惊恐、疲惫的中国人，满目疮痍的神州大地，更有千年以来宿命般沉重的历史。
只要读过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的人都知道，由唐自宋，中国的古代社会文化逐渐攀上史无前例的顶峰。事实上宋代的经济、文化、科技在世界上的地位，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宋代，这个繁花似锦的王朝，是中国最接近现代社会的时代。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在公元1279年之前的文化、科技总体上是呈现上升的势态。虽然有五胡乱华以及南北朝的大分裂时代，但是南方的汉文化基本得到了完整的保存。而北方的汉文化主干，也精心的维护在未南渡的汉族世家之中。汉人血统的隋朝统一中国后，对于南方的汉文化保护和发扬的国策。唐朝继承隋朝政策，使得分裂400年后而统一的中国容光焕发，汉文化在短短百年之中东抵日本，西达帕米尔，南至印度支那，北接蒙古高原。东亚的大部分地区都受到汉文化的滋养。（回顾当时对于门第以及血统的重视，本人认为当前流行的唐室胡人血统论甚为荒谬。并且隋唐皇室对于自身的汉族血统极为重视以及骄傲。可以假设，如果某人对康熙皇帝说：“您的祖上是塞外的胡人，您是胡人血统。”康熙必会点头称是，并且会他讲讲祖先的骁勇善战。但是如果同样的话你对李世民说，估计他会灭了你的九族。）当赵匡胤御宇天下之时，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农业社会的转型期。类似于欧洲的工业革命前夕。但是，由宋代中国农业社会脱胎出的新社会形态，是否就是马克思定义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呢？恐怕未必。实际上，马克思对于社会形态的定义是依照欧洲社会的历史来总结出的。拿它完全套用亚洲的历史，本身就很牵强。中国由秦至清的2000多年的社会形态，硬要归入封建社会，本身就难以自圆其说。所以，宋朝的中国，如果其文化、科技等继续发展下去，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已经是永远无人知晓了。因为，历史没有如果。
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相当严峻，宋朝不得不吃下唐朝酿下的苦酒。它自身的条件先天不足：抵抗游牧民族南下的军事防线燕云十六州落入契丹手中。而如上所说，契丹汲取了汉文化的精髓，但是由于生存环境没有变化，受汉文化中颓废的东西影响甚少。宋朝的科技、文化继承了唐朝的成果，而同时，唐朝后期政治和军事形势的恶化也保留到了宋朝。同时，周世宗和赵匡胤的英年早逝，也使得中国缺乏优秀的政治领袖来对抗北方的强敌。自唐天宝年间，中国政治、军事能力的持续下降，游牧民族政治军事能力的持续上升，终于在宋朝突破了临界点，超出了中国所能控制的范围。而且，又失去了长城的保护。所以，公元1279年崖山之战的结果，早在公元755年安禄山跨上战马的那一刻，变已注定。宋朝犹如一个精美的瓷器，华丽而脆弱，失去了窗户的保护，暴露于狂风之下，其结果只能是粉身碎骨。
转型期的文明社会，犹如正要破茧而出的蝴蝶，正是最脆弱的时期。宋朝的社会转型，被蒙古旋风打断了。在蒙古征服以及中国期间，大量的人口损失，残酷的民族压迫，使得中华文明出现大的断层，自春秋战国以来持续上升的中华文化第一次出现了大的倒退。北宋的汝窑，冠绝天下，但是自南宋历来，历代的瓷器都无法达到汝窑当年的水准，而汝窑的工艺，已经随着游牧民族的南下而永久的失传了。至于其他失传的文化以及技艺，更是不可胜数。由于优秀的、富有抵抗精神的中国人的消亡（蒙古的征服，使得中国人口损失了一半以上），使得宋以后中国人的素质大为降低。文明的倒退，直到明朝立国百年之后的正德年间，方逐渐复苏，走出低谷。而明朝中叶至晚明，是中国文化自宋以来又一次发展时期，至1644年前，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素质又基本恢复到了宋代的水平，中国又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同时处于转型的还有欧洲。而此时，又一次的游牧民族征服，使得中国彻底失去了自身文明转型的机会，此后的近300年间堕落到野蛮的文化水准。中国的汉文化处于休眠状态。处于列强环伺之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只能从西方的文化中寻找出路，而无法从正统的汉文化中获得滋养。（试想，连天工开物这样的科学书籍都不知道的知识分子，他们眼中的中国传统只能是鲁迅狂人日记中的那样。而这种传统文化，其实更应该叫做伪传统，是被肢解、阉割后的文化，与真正的汉文化截然不同。）
由上可知，契丹、女真、蒙古对于中国渐进式征服的得手，缘自于隋唐第二帝国过度的扩张，以及游牧民族力量的持续增长。同时，还包括气候的原因。所以，公元1368年，展现朱元璋面前的，不仅仅是惊恐、疲惫的中国人，满目疮痍的神州大地，更有千年以来宿命般沉重的历史。
二.帝国的政治现状
大明洪武21年4月（公元1388年），捕鱼儿海。春天的早晨。风，夹杂着黄沙，从北方席卷而来，篮玉策马迎向北方，猩红的斗篷在风中起伏，恰如一面旗帜－－－血染的旗帜。大明的军旗，蒙古人的鲜血。通体墨黑的烈马，在风中狂躁的打着响鼻。身上，应天府军械司打造的纯铁甲与坐骑连成了一体。黑色和红色，篮玉最喜欢的颜色。象征着鲜血和死亡。尽管刘基刘先生曾经告诉他，这两种颜色，乃是上古至今皇帝祭祀天地时穿着的颜色，最是高贵庄严。身为臣子，最好不要着此二色，以免有越礼之嫌。但他不管，作为一个军人，皇帝陛下的爱将，这些小节，没必要在意。经过一天一夜的混战，在这个血色的清晨，红色和黑色，汉民族最尊贵的颜色，象征着鲜血和死亡的颜色，牢牢的刻印在了北元皇室和臣民的脑海中。远处，大队的明军骑兵在扫荡残敌。篮玉的身前，除了小队的明军之外，还跪着数不清的蒙古人，做了俘虏的蒙古人。最前面的的，是北元皇帝的次子地保奴以及嫔妃一百多人，在往后，是北元各色官员三千多人，再往后，是七万多人的降兵以及满山遍野的牛羊牲畜。黑压压的一大片，仿佛是另一个黑色的捕鱼儿海。哦，原来你们也会下跪啊，不可一世的天之骄子们。长长的马鞭挑起一位北元嫔妃的脸，惊惶绝望的眼眸，象极了那多年前那被抢入蒙古贵族人家的情人。手腕一抖，鞭梢过处，一大片衣服已经从妃子的身上剥落。身旁的士兵轰然大笑。这样的把戏，所有的明军士兵几乎在小的时候都看到过。只不过，又是一个轮回而已。如今骑在马上的，是大明帝国的军人。跪在地上的，是当年作威作福的一等人。篮玉抬头向天：常将军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当年的梦想，已经实现。而蒙古人的梦想，这永远的破灭了。当年鞑子给予我们的痛苦，现在是加倍还给他们的时候了。我要让他们也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痛苦和绝望。
过去的一天，对于皇子地保奴来说，仿佛是一场噩梦，黑色的沙尘，红色的鲜血，惊惶失措的父皇，绝望哭泣的女人。等到他跪在明军马前的时候，还是没有从梦中醒来。偷偷的抬起眼睑，正迎上篮玉冰冷嘲弄的目光。皇子急忙低下头。“你在发抖？”，篮玉问。皇子没有回答。“成吉思汗的子孙也会怕死吗？”皇子霍然站起，：“成吉思汗的子孙不怕死。”。生硬的汉语，决然的目光望向篮玉。篮玉冷冷的笑了，：“好，不愧是黄金家族的人。你和我较量一次，如何，你赢了，你走。我死在你手上，我认命，手下决不为难你。我赢了，你认命，如何？”皇子愣住了......
两匹马，相距五丈，两张弓已满弦，羽箭直指对方。皇子额头的汗，慢慢的滑到了鼻尖，痒痒的感觉。他这一生，象其他的蒙古人一样，曾带给无数的汉人百姓以死亡。对于死亡，他见的太多了，但当此时，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死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一会，品尝到死亡的，会是我吗？成吉思汗的子孙？汗继续向下滑，那种痒痒的感觉突然刺激的他发狂，张口狂呼，利箭离弦。就在这一瞬间，喉头突然有种凉凉的感觉。同时，那滴汗水也落入了他的口中。终于知道死亡的滋味了，是咸的。
篮玉的马，慢慢的踱到了皇子的尸体前，又起风了，只一小会，黄沙已经掩盖了他大半个身体。所有的蒙古人在一阵骚动过后，又恢复了平静。草原上的狼是凶狠的，但也是现实的。它们知道如何向羊群亮出獠牙，更知道如何在苍龙面前收起爪子。
篮玉的马，慢慢的从尸体上踏过。回首，望向皇子那双仍然惊恐绝望的眼睛，篮玉狰狞的笑了：“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决不会是你。”
五天后的一个黄昏，无数衣衫褴褛的俘虏以及军容整齐的明军列队向南开进，北元的皇室臣民在明朝军队的鞭打押送下，走向未知的命运。已经到了沙漠的边缘，前方的长城已经依稀可见。今天晚上，就可以不用露宿在沙漠中了，会有温暖的炉火、美味的佳肴、干净的衣裳甚至美丽的女人来接待这些自遥远的北方凯旋而归的军人们。当然，这一切，不属于失败者。等待他们的，或许是更大的痛苦。篮玉走在队伍的末尾，在苍茫的暮色中最后向北方望了一眼：“成吉思汗，我还会回来的。我一定会打到当年霍去病去过的北海，找到当时的那块石碑，在上面刻下我的名字！”这时，黑暗已完全笼罩大地，明月已经升起。
大明洪武21年4月（公元1388年），捕鱼儿海。春天的早晨。风，夹杂着黄沙，从北方席卷而来，篮玉策马迎向北方，猩红的斗篷在风中起伏，恰如一面旗帜－－－血染的旗帜。大明的军旗，蒙古人的鲜血。通体墨黑的烈马，在风中狂躁的打着响鼻。身上，应天府军械司打造的纯铁甲与坐骑连成了一体。黑色和红色，篮玉最喜欢的颜色。象征着鲜血和死亡。尽管刘基刘先生曾经告诉他，这两种颜色，乃是上古至今皇帝祭祀天地时穿着的颜色，最是高贵庄严。身为臣子，最好不要着此二色，以免有越礼之嫌。但他不管，作为一个军人，皇帝陛下的爱将，这些小节，没必要在意。经过一天一夜的混战，在这个血色的清晨，红色和黑色，汉民族最尊贵的颜色，象征着鲜血和死亡的颜色，牢牢的刻印在了北元皇室和臣民的脑海中。远处，大队的明军骑兵在扫荡残敌。篮玉的身前，除了小队的明军之外，还跪着数不清的蒙古人，做了俘虏的蒙古人。最前面的的，是北元皇帝的次子地保奴以及嫔妃一百多人，在往后，是北元各色官员三千多人，再往后，是七万多人的降兵以及满山遍野的牛羊牲畜。黑压压的一大片，仿佛是另一个黑色的捕鱼儿海。哦，原来你们也会下跪啊，不可一世的天之骄子们。长长的马鞭挑起一位北元嫔妃的脸，惊惶绝望的眼眸，象极了那多年前那被抢入蒙古贵族人家的情人。手腕一抖，鞭梢过处，一大片衣服已经从妃子的身上剥落。身旁的士兵轰然大笑。这样的把戏，所有的明军士兵几乎在小的时候都看到过。只不过，又是一个轮回而已。如今骑在马上的，是大明帝国的军人。跪在地上的，是当年作威作福的一等人。篮玉抬头向天：常将军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当年的梦想，已经实现。而蒙古人的梦想，这永远的破灭了。当年鞑子给予我们的痛苦，现在是加倍还给他们的时候了。我要让他们也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痛苦和绝望。
过去的一天，对于皇子地保奴来说，仿佛是一场噩梦，黑色的沙尘，红色的鲜血，惊惶失措的父皇，绝望哭泣的女人。等到他跪在明军马前的时候，还是没有从梦中醒来。偷偷的抬起眼睑，正迎上篮玉冰冷嘲弄的目光。皇子急忙低下头。“你在发抖？”，篮玉问。皇子没有回答。“成吉思汗的子孙也会怕死吗？”皇子霍然站起，：“成吉思汗的子孙不怕死。”。生硬的汉语，决然的目光望向篮玉。篮玉冷冷的笑了，：“好，不愧是黄金家族的人。你和我较量一次，如何，你赢了，你走。我死在你手上，我认命，手下决不为难你。我赢了，你认命，如何？”皇子愣住了......
两匹马，相距五丈，两张弓已满弦，羽箭直指对方。皇子额头的汗，慢慢的滑到了鼻尖，痒痒的感觉。他这一生，象其他的蒙古人一样，曾带给无数的汉人百姓以死亡。对于死亡，他见的太多了，但当此时，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死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一会，品尝到死亡的，会是我吗？成吉思汗的子孙？汗继续向下滑，那种痒痒的感觉突然刺激的他发狂，张口狂呼，利箭离弦。就在这一瞬间，喉头突然有种凉凉的感觉。同时，那滴汗水也落入了他的口中。终于知道死亡的滋味了，是咸的。
篮玉的马，慢慢的踱到了皇子的尸体前，又起风了，只一小会，黄沙已经掩盖了他大半个身体。所有的蒙古人在一阵骚动过后，又恢复了平静。草原上的狼是凶狠的，但也是现实的。它们知道如何向羊群亮出獠牙，更知道如何在苍龙面前收起爪子。
篮玉的马，慢慢的从尸体上踏过。回首，望向皇子那双仍然惊恐绝望的眼睛，篮玉狰狞的笑了：“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决不会是你。”
五天后的一个黄昏，无数衣衫褴褛的俘虏以及军容整齐的明军列队向南开进，北元的皇室臣民在明朝军队的鞭打押送下，走向未知的命运。已经到了沙漠的边缘，前方的长城已经依稀可见。今天晚上，就可以不用露宿在沙漠中了，会有温暖的炉火、美味的佳肴、干净的衣裳甚至美丽的女人来接待这些自遥远的北方凯旋而归的军人们。当然，这一切，不属于失败者。等待他们的，或许是更大的痛苦。篮玉走在队伍的末尾，在苍茫的暮色中最后向北方望了一眼：“成吉思汗，我还会回来的。我一定会打到当年霍去病去过的北海，找到当时的那块石碑，在上面刻下我的名字！”这时，黑暗已完全笼罩大地，明月已经升起。
洪武永乐年间还是多次出击漠北的，前期的战果非常辉煌。
不过后来一下子就缩回长城后面了，莫名其妙。
不过后来一下子就缩回长城后面了，莫名其妙。
明朝那些皇帝......
是啊，明朝错过了许多机会！
楼主的内容看似是出自什么文章，楼主能透露一下吗？
后面还有吗？期待ing
后面还有吗？期待ing
机会多多,全部错过~!
顶一下楼主！中国武功衰弱，自宋始。
原帖由 大秦猛士 于 2006-9-4 11:07 发表
洪武永乐年间还是多次出击漠北的，前期的战果非常辉煌。
不过后来一下子就缩回长城后面了，莫名其妙。
史书写得有问题呗，蒙古吃了前几次亏，就采用流寇战术，明军不注重战略侦察能力，根本发现不了蒙古的主力。倒是朱棣死后几十年，也先差点要了明朝的小命。
是天涯里转的,作者现在还没写完,应该也是个巨坑,只是他有点文不对题
中国走向衰败就源于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