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原动力------上海老范

来源：百度文库编辑：超级军网时间：2024/04/28 17:15:09

投资中国的另类理由 范海辛 中国政局稳定，经济增长迅速，物价低廉，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这是世人皆知的投资中国的理由。本文拟从另一个角度来阐释投资中国的理由。2002年底，中国人均年GDP已达1000美元左右。1000美元仅仅是个温饱指标，要达到小康的水平，人均年GDP应达一万美元。从一千美元到一万美元，西欧各国差不多用了一百多年，美国也用了七十多年；日本用了三十几年，韩国则用了二十多年。中国如果措施得当，也许15－20年即可完成此过程。为此，中国的GDP年增长率必须在现有的水平上再翻一番，达到12~15％。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与欧美不同，相反与东亚的日韩二国类似，都属于一种政府主导的发展道路。中国为什么能有高于日韩与欧美的发展速度呢？这样的速度（指GDP年均增长12－15％）不是“大跃进”吗？毛泽东的“大跃进”失败了，为什么笔者预言的这个新世纪的“大跃进”就会成功呢？后发国家因“后发优势”享有较高的经济增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其增速能达到两位数并持续几年，十几年似乎很难想象，这也不是仅凭“后发优势”就能解释的。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她的“新大跃进”，必然会有自己的独特理由。凡到中国来作投资考察的境外人士都会感到，所行各地，欲争取外商投资的项目可谓俯拾即是、遍地开花，所缺的就是资金。另一方面使他们感到疑惑的是，国内市场消费水平低下，除了东部沿海几个大城市的消费接近国际水平外，中西部省份大多数地区的消费水平皆乏善可陈。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有效需求总量可观，平均到人少得可怜。国内媒体也承认，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物价持续走低，通货紧缩症状明显。但如果我们深入民间，又会觉得潜在需求强烈，总量大得惊人。这些潜在需求可分为两类：城市居民对改善住房的需求；农村居民对城市化的需求。从马斯洛对人类需求的理论来看，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只有在较低层次的需求被满足后才会产生较高层次的需求（饱暖思淫欲）。因此，我们可将常人的需求依从低到高的层次排出一个序列：吃、穿、用、住、行。目前我国城乡居民中绝大多数已越过了“吃”和“穿”这两个层面。在农村，农民要求解决的是“用”的问题，他们希望能象城里人一样，享受到现代生活的便利──用自来水，烧管道燃气，看彩电，听音响，上因特网，用空调等等。而城市居民目前最强烈的需求已越过了“用”这个层面，他们迫切希望能改善居住条件，最起码是希望三口之家能有个“两室一厅”的套房。但即使是这样并不高的要求，在比较富裕的上海也只解决了1/3－1/2。典型的上海人家是这样的，三四十岁的父母与十几岁的孩子同居一室，父母夜间床上的性生活不可能不对孩子有所影响，由此可以想见市民要求改善住房愿望的强烈程度。但目前在上海，至少有50％的在职职工认为仅靠工资尚无力购房，大部份市民只能将改善住房的希望寄托于市政改造的动迁。至于“行”的问题，即轿车进入家庭的问题，在03年由于“非典”的影响只是刚刚起步，尚未成为我国民众的主流需求。中国人的上述需求（包括有效与潜在需求）与发达国家人民的需求在层次上有所不同，发达国家人民的“吃穿用住行”这种现代人的基本需求已得到满足。这种需求相对于饥寒交迫的传统生活状况当然是一“发展”，但对于现代文明而言则只是一种基本的“生存”需求。因此，中国人为满足自己在“吃穿用住行”方面的需求，肯定比发达国家人民要求环保、闲适、豪华这种奢侈型需求来得更强烈、更迫切、更持久，也更易实现。相比之下，发达国家人民的奢侈型需求就有些可有可无──要看实现的代价（如果我要艰苦奋斗好几年才能买下一座山间别墅，那很有可能我就放弃了这个要求）。这也许是中国发展速率高于西方的根本原因，或说是中国能够实现“新大跃进”的动力因。如此说来是否意味着越落后，发展的动力就越强劲呢？也不一定如此。黑非洲大陆比中国更落后，但发展速度反而不如中国。因为发展需要一定的条件，仅有强烈的愿望是不够的 。另外，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看，非洲民众现在主要面临的是生存和温饱，在这些低层次的需求尚未解决之前，工业化的发展速度是不会出现的。以上为中国“新大跃进”的动力因，下面再来谈谈能力因。投资中国的另类理由 范海辛 中国政局稳定，经济增长迅速，物价低廉，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这是世人皆知的投资中国的理由。本文拟从另一个角度来阐释投资中国的理由。2002年底，中国人均年GDP已达1000美元左右。1000美元仅仅是个温饱指标，要达到小康的水平，人均年GDP应达一万美元。从一千美元到一万美元，西欧各国差不多用了一百多年，美国也用了七十多年；日本用了三十几年，韩国则用了二十多年。中国如果措施得当，也许15－20年即可完成此过程。为此，中国的GDP年增长率必须在现有的水平上再翻一番，达到12~15％。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与欧美不同，相反与东亚的日韩二国类似，都属于一种政府主导的发展道路。中国为什么能有高于日韩与欧美的发展速度呢？这样的速度（指GDP年均增长12－15％）不是“大跃进”吗？毛泽东的“大跃进”失败了，为什么笔者预言的这个新世纪的“大跃进”就会成功呢？后发国家因“后发优势”享有较高的经济增速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其增速能达到两位数并持续几年，十几年似乎很难想象，这也不是仅凭“后发优势”就能解释的。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她的“新大跃进”，必然会有自己的独特理由。凡到中国来作投资考察的境外人士都会感到，所行各地，欲争取外商投资的项目可谓俯拾即是、遍地开花，所缺的就是资金。另一方面使他们感到疑惑的是，国内市场消费水平低下，除了东部沿海几个大城市的消费接近国际水平外，中西部省份大多数地区的消费水平皆乏善可陈。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有效需求总量可观，平均到人少得可怜。国内媒体也承认，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物价持续走低，通货紧缩症状明显。但如果我们深入民间，又会觉得潜在需求强烈，总量大得惊人。这些潜在需求可分为两类：城市居民对改善住房的需求；农村居民对城市化的需求。从马斯洛对人类需求的理论来看，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只有在较低层次的需求被满足后才会产生较高层次的需求（饱暖思淫欲）。因此，我们可将常人的需求依从低到高的层次排出一个序列：吃、穿、用、住、行。目前我国城乡居民中绝大多数已越过了“吃”和“穿”这两个层面。在农村，农民要求解决的是“用”的问题，他们希望能象城里人一样，享受到现代生活的便利──用自来水，烧管道燃气，看彩电，听音响，上因特网，用空调等等。而城市居民目前最强烈的需求已越过了“用”这个层面，他们迫切希望能改善居住条件，最起码是希望三口之家能有个“两室一厅”的套房。但即使是这样并不高的要求，在比较富裕的上海也只解决了1/3－1/2。典型的上海人家是这样的，三四十岁的父母与十几岁的孩子同居一室，父母夜间床上的性生活不可能不对孩子有所影响，由此可以想见市民要求改善住房愿望的强烈程度。但目前在上海，至少有50％的在职职工认为仅靠工资尚无力购房，大部份市民只能将改善住房的希望寄托于市政改造的动迁。至于“行”的问题，即轿车进入家庭的问题，在03年由于“非典”的影响只是刚刚起步，尚未成为我国民众的主流需求。中国人的上述需求（包括有效与潜在需求）与发达国家人民的需求在层次上有所不同，发达国家人民的“吃穿用住行”这种现代人的基本需求已得到满足。这种需求相对于饥寒交迫的传统生活状况当然是一“发展”，但对于现代文明而言则只是一种基本的“生存”需求。因此，中国人为满足自己在“吃穿用住行”方面的需求，肯定比发达国家人民要求环保、闲适、豪华这种奢侈型需求来得更强烈、更迫切、更持久，也更易实现。相比之下，发达国家人民的奢侈型需求就有些可有可无──要看实现的代价（如果我要艰苦奋斗好几年才能买下一座山间别墅，那很有可能我就放弃了这个要求）。这也许是中国发展速率高于西方的根本原因，或说是中国能够实现“新大跃进”的动力因。如此说来是否意味着越落后，发展的动力就越强劲呢？也不一定如此。黑非洲大陆比中国更落后，但发展速度反而不如中国。因为发展需要一定的条件，仅有强烈的愿望是不够的 。另外，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看，非洲民众现在主要面临的是生存和温饱，在这些低层次的需求尚未解决之前，工业化的发展速度是不会出现的。以上为中国“新大跃进”的动力因，下面再来谈谈能力因。

中国人的勤劳能干是举世公认的，这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有关。民族的区别不在人种，而在于文化。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种态度，是一定区域内的人群为谋生而形成的共同观念，故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受谋生之地的地理环境所制约。中国地处北半球的亚热带与北温带，是典型的大河流域型农耕文明。北温带的气候迫使我们的先民在冬季来临之前要辛勤劳作，否则会在冬季死于饥寒。拿这种地理环境与热带相比，你就会明白黑人何以能歌善舞而在勤劳上不及有着千年农耕传统的亚裔。因为他们的祖先生活于热带，无严冬之虞；其次热带雨林内野果子多，一个人即使不勤不俭也不至于饿死。由此形成了亚洲北温带农耕文化与黑非洲热带雨林的狩猎采集文化间的区别。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b,1864~1920）正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的本质，这种本质不是马克思主义所抨击的贪婪，而是合理主义与理性主义（rationalism）。他在科学地考察了基督教（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中国的儒教、道教和印度的佛教、印度教这些世界主要的九大宗教之后指出，资本主义之所以首先在新教文化圈产生并获得普及，是因为新教的理性主义精神最强烈，理性化程度最高。按韦伯的观点，儒教文化虽然不会单独产生出资本主义，但因为它自身有着很强的理性，所以它在学习了西方的理性主义文化之后，能够很快产生出资本主义。韦伯曾预言，“可以预料，中国人同样能够──也许比日本人更加能够──在现代文化领域里学会在经济与技术上均已获得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引自韦伯著《儒教与道教》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95年版，P.277）经济的发展需要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保证，而一定的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又需要有相应的文化土壤的支撑，黑非洲的新石器时代的部族文化，绝然无力支撑现代宪政法治与理性主义的法律体系。印度的上层建筑全部移植于英国，但是印度的奴隶制文化──种姓文化与英国的工业文化之间落差太大，因此这种移植基本上是失败的。相反，同样为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与香港却成功了，这是为什么？因为这两地的土著文化属于儒教文化圈，而儒教理性与新教理性最为接近，故文化移植获得了成功。类似的例子还有菲律宾。菲律宾作为美国的殖民地移植了美国的整套竞选制度，但由于菲本土文化理性尚未发育（菲本土文化为西班牙天主教文化与土著热带原始部落文化的混合），故先进的民主竞选制度成了3G──GUNS私人武装，GOLD金钱和GOONS刺客。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桔逾淮则枳的现象，就是由于两种文化之间理性程度落差的悬殊。为什么说中国儒教理性为农耕文明或前工业文明的顶端呢？因为农耕文明为前工业文明的诸种文明──游牧、狩猎、采集──中生产规模最大、生产力最发达的文明；而在农耕文明中，又可细分为初级阶段的农奴制 与高级阶段的佃农制两种。东正教基本上是属于农奴制的产物，而中国的儒教，早在2000多年前就进入佃农制的高级阶段。古代的四大文明发源地──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腊与古中国，惟有中华文明一脉相传延续至今，其它古文明都在与异族的冲突中中断了。这主要是因为儒教的“仁”理性正确处理好了三类矛盾 ：1、统治集团中强势集团与弱势集团的矛盾；2、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间的矛盾；3、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如果汉以后摈弃百家、独尊法术的话，中华民族早就因内忧外患而分崩离析了。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作为儒教文化的发源地虽然受到东正教文化的列宁主义误导走了弯路，但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后，正在自觉不自觉地向新教文化学习，所以新加坡与香港的成功肯定会在中国大陆重演。中国人动力也有，能力也有，但是为什么没有出现新的市场条件下的“新大跃进”，倒反而象患了营养不良的样子──有效需求不足，市场呈通货紧缩状呢？我们的人均GDP才勉强达人均1000美元，与人均GDP接近四万美元的美国竟然处于同一数量级的年增长率，这怎能不使我们汗颜？中国现在的“新大跃进”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此东风乃资金、货币。货币是什么？一般等价物，一定意义上的货币只是符号而已。然而中央政府的政治家们由于求稳怕乱，不敢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经济学家们由于食洋不化，墨守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也不敢为扩张的货币政策鼓吹，从而进一步误导了政治家。因此使中国尽管有动力、有能力，却因符号的短却，一场蓄势已久的“新大跃进”被压制了起码有5-6年。尽管经济学家们对中国是否存在通货紧缩还在莫衷一是地争论着，中国市场上除了垄断性商品与服务之外的物价都呈走低之势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这背后是自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创立政治经济学以来从未遇到过的现象──几乎是无限量的劳动力供给。我国现时每年市场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过一千多万个，但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人口却数倍于此，另外尚有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因此实际可供劳动力人口可能是市场容量的十几倍乃至几十倍。这就导致经济总量翻番增长，珠江三角洲血汗工厂内工人工资十几年几乎不动。你嫌500元的月工资低吗？400元的月工资都有人干。与欧洲工业化的历程不同，随着工厂吸纳人数的增加，进城的农民不是逐年减少而是逐年增加。中国的“新大跃进”并非是好大喜功，实在是迫于人口压力的无奈之举。由此笔者斗胆提出，在中国现时银行存款十几万亿元的情况下，政府即使发行5-8万亿元的债券都不会引发恶性通胀。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勤劳、理性的素质。扩张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在南美会引发恶性通胀，而在中国为什么不会呢？这就不能不从两个民族的文化差异谈起。南美为拉丁民族，居民文化为天主教、黑人文化与少数印弟安人文化的混合，其理性化程度不仅比不上信奉新教的北美，也不如信奉儒教的中国和东亚。韦伯指出，全世界的主要宗教中除了两种之外都是主张“出世”的（不注重尘世功名的追求），这两种“入世”的宗教一为新教，另一就是中国的儒教。二者的区别之处在于，新教徒是积极地改造尘世而儒教徒往往只是消极地适应尘世，中国人的文化在理性上是一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文化，不仅在理性上远远高于东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小乘佛教，而且在某些方面高于天主教。为什么原本落后的东亚在80年代超过南美，90年代超过中欧？说到底还是因为人民的文化素质高、理性化程度高。<span lang="ZH-CN" style="FONT-SIZE: 14pt; FONT-FAMILY: SimSun;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size: 10.0pt;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font-kerning: 1.0pt; mso-bid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中国人有了余钱首先想到的是“积谷防饥”──储蓄，而浪漫的拉丁民族则是充分享受生活──吃光用光。中国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扩张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会引发恶性通胀（<span lang="ZH-CN" style="FONT-SIZE: 14pt; FONT-FAMILY: KaiTi_GB2312; mso-bidi-font-size: 10.0pt;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font-kerning: 1.0pt; mso-bid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投资主体为各级政府，投资者追求政绩，不对资产负责；城市民众因为生老病死依靠政府，有了余钱先花了再说<span lang="ZH-CN" style="FONT-SIZE: 14pt; FONT-FAMILY: SimSun;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size: 10.0pt;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font-kerning: 1.0pt; mso-bid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而在当今市场机制的条件下则一定不会（<span lang="ZH-CN" style="FONT-SIZE: 14pt; FONT-FAMILY: KaiTi_GB2312; mso-bidi-font-size: 10.0pt;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font-kerning: 1.0pt; mso-bid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投资借债主体为民营企业，民众的储蓄意愿比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更强，因为生老病死现在都要靠自己<span lang="ZH-CN" style="FONT-SIZE: 14pt; FONT-FAMILY: SimSun;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size: 10.0pt;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font-kerning: 1.0pt; mso-bid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以银行贷款与政府债务形式出现的<span style="FONT-SIZE: 14pt; 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size: 10.0pt; mso-fareast-font-family: SimSun; mso-font-kerning: 1.0pt;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5-8<span lang="ZH-CN" style="FONT-SIZE: 14pt; FONT-FAMILY: SimSun;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bidi-font-size: 10.0pt;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font-kerning: 1.0pt; mso-bid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万亿元的资金之所以不会引发恶性通胀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不过促成了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使许多闲置放空的生产能力得到了充分利用。一句话，这种超量的通货投向市场之所以不会引发恶性通胀就是因为这个市场上实际存在着超量的通货紧缩。这种通货紧缩的表面征兆之一，就是人民币所面临的升值压力。实际上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最好方法就是增加货币投放量

但是引发通货紧缩的原因，却是死守教条主义的中国经济学家所不了解的。这就是货币本位的问题。货币曾经有银本位（中国清朝）和金本位。但是现在很少有国家采取这种落后的货币政策了。那么现在我们奉行的是什么货币本位呢？即我们现在是凭什么发“票子”呢？这个问题的实际就是财富的本质，因为纸币是财富的符号。财富的本质是劳动力加自然资源。而在这两个因素中，劳动力无疑是财富的真正本质。因此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就说，未来我们将以人才为货币本位，在座的诸位青年才俊就是国家未来货币的本位。笔者于是暇想，将来某国多了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于是该国货币就升值，某国著名学者逝世，可能会引发该国货币贬值。实际上人材现在已经成为各国货币的本位了，而自然资源的作用则在逐步下降。我国经济学家的缺点在于见物不见人，只承认自然资源与过去留下的财产为财富，而未注意到人的作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量的通货紧缩呢？就是因为无视几亿具有一定素质的劳动力进入了创造财富的链条。拿中国的农民工、技术工、工程师与南美、中东、中欧、东南亚地区的同等人员相比，中国人的素质最高，而工资可能是最低的，这不就是通货紧缩的根源吗？多发货币，使他们的工资上升，从而大幅度拉动内需，又怎么会引发恶性通货膨呢？当然，良性的通胀是不可免的，这就象一个生长迅速的孩子基础体温较高一样，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不是病理现象。这个问题，即通货紧缩的问题早晚会被中国政府注意到，但在中国政府未注意到之前，就成为外资投资中国的一个重要机会。如果政府放松贷款，各地项目都有了资金，还要你外资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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