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布里奇《十字军》第一章翻译节选

来自我翻译得托马斯·阿斯布里奇《十字军》一书。预计由后浪图书明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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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字军的来临



1，        圣战，圣地

1095年11月末的一个早晨，教皇乌尔班二世进行了一次将改变欧洲历史的布道。他激昂的话语鼓动了聚集在法国南部小城克莱蒙（Clermont）外一小块原野上的人群，此后的数月中，其讯息在西方不胫而走，点燃了即将持续数百年苦涩的圣战。
乌尔班声称，基督徒因外敌入侵和骇人的迫害而身处危局。圣城耶路撒冷如今陷入穆斯林之手——“上帝的敌人”正致力于酷刑与难以言状的亵渎。他号召拉丁欧洲以“基督的战士”的名义起来反抗这些传说中的野蛮敌人，光复圣地并解放遭受“奴役”的东方基督徒。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受到投身这一正义之战将会被赦免灵魂罪愆承诺的蛊惑，数以万计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离开西方踏上了讨伐穆斯林世界的征途。1


                                                     教皇乌尔班与十字军的构想

当乌尔班二世于1095年发起第一次十字军时，他大约60岁。这位法国北方贵族之子，曾是一名教士及克吕尼修会修士，1088年成为了教皇，当时教廷因长期陷入与德意志皇帝充满敌意的权力斗争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乌尔班的地位如此不稳以至于他花费了六年光阴方才在罗马拉特兰宫（Lateran Palace，传统意义上教皇的官邸）恢复了权势。然而，在新教皇的监督之下，通过谨慎的外交手腕及适度而非激进的改革政策，教廷的声望与影响力得到了逐步的回升。至1095年，上述缓慢的复兴已初见端倪，但教宗理论上作为拉丁教会之首及西欧每一基督徒精神世界统治者的观念还远未成真。
在此局部复兴的背景之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构想诞生了。1095年三月，当拜占庭使节抵达时，乌尔班正于意大利北部城市皮亚琴查（Piacenza）主持一场宗教会议。他们带来了希腊基督教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us I Comnenus）的请求，后者依靠自己的机敏与坚毅遏制住了数十年来这个伟大东部帝国内衰败的势头。极高的赋税方案令君士坦丁堡的国库再度充盈，并重塑了拜占庭的慷慨与威仪，但阿莱克修斯依旧要面对一系列外敌，其中包括小亚细亚的突厥穆斯林。因此他向皮亚琴查会议发出陈情，力促乌尔班派遣一支拉丁军队助其抵御伊斯兰的威胁。很可能阿莱克修斯希望的是一支规模不大法兰克佣兵部队，它更易于打造和指挥。而实际上，接下来的两年中，他的帝国将被滚滚人潮所淹没。
希腊皇帝的请求似乎与乌尔班二世心中酝酿已久的想法不谋而合，春去夏至，教皇的构想有所精进，以努力实现他的一系列雄心壮志：某种形式的前往东方的武装朝圣，如今被冠以“十字军”之名。历史学家们有时将乌尔班描绘为在无意中发动了这次意义深远的冒险，提出他仅仅期望数百名骑士响应他的参战号召。但事实上，他似乎对此计划潜在的深度与广度有着清晰敏锐的认识，并勤勉地为大规模的人员招募打下了基础。
乌尔班意识到推行援助拜占庭的远征构想提供了以下契机：不仅仅是援助东部基督教国家和改善与希腊教会之关系，而且能重振、扩张罗马的权威并驾驭西方拉丁世界基督徒富有破坏性的尚武精神。这一宏伟计划被视作将教皇影响力自意大利中部延伸至其故乡法国的更广阔运动之组成部分。从1095年7月起，他北上阿尔卑斯山，开启了一段漫长的布道之旅——教皇首次这样的出访已发生于近半个世纪前；同时宣布一场重要的教会会议将于11月在克莱蒙（位于法国中部奥弗涅地区）举行。从夏天至初秋，乌尔班拜访了一系列知名的修道院（包括他之前的克吕尼隐修院），以寻求对罗马的支持并为他提出十字军构想奠定基础。他也物色了两员将在未来远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干将：勒皮主教阿德马尔[1]（Adhémar,bishop of Le Puy），一位重要的普罗旺斯教士，亦是教皇的坚定拥趸；图卢兹伯爵雷蒙德[2]（Count Raymond of Toulouse），法国南部最富裕、最具权势的世俗领主。

到了11月，教皇对展现其计划已经做好了准备。12位枢机主教、80位主教以及90位修道院长齐聚克莱蒙以参加乌尔班履职以来最大规模的宗教会议。在九天日常的宗教事务讨论后，教皇宣布他将举行一场特别的布道。11月27日，大批观众云集在城外原野，聆听他的演讲。2
                                                      
乌尔班在克莱蒙号召西方拉丁世界为两个密不可分的目标拿起武器。首先，他宣称保护基督教国家拜占庭的东部边界实属必要，强调与希腊人保持基督徒间的友爱团结及假定中的穆斯林入侵威胁。据一份文献的记载，他督促其听众“争分夺秒地奔赴援助居住于东海岸的兄弟们”，因为“突厥人已经在整个地中海肆虐”。但乌尔班口中这张宏伟蓝图绝不仅局限于兵援君士坦丁堡。相反，作为富有远见的神来之笔，他为自己的诉求增加了一个必然令法兰克人心潮澎湃的额外目标。将战争与朝圣的理念合二为一后，他宣布对圣地本身发起一场远征，以夺回基督教世界中最神圣的财富——耶路撒冷。乌尔班重申这座城市无以伦比的崇高地位，它是“世界之脐”、“基督教教义之源”，是基督生活与殉难之地。3
尽管上述两个互相关联的目标足以令人心有戚戚，但同每位试图发起战争的统治者一样，教皇依旧需要合理性、急迫性方面的借口，但对此他面临着难题。近期历史中并无显著的事件能够激起人们狂热的复仇怒火。诚然，耶路撒冷正由穆斯林统治，但自七世纪以来便是如此。拜占庭帝国虽然面临突厥人日益加深的入侵威胁，但西方基督教国家并未遭受近东伊斯兰教徒进犯或处于毁灭的边缘。由于缺乏骇人听闻的暴行或迫在眉睫的威胁，乌尔班选择刻意营造出一种危机感，并通过丑化其酝酿中“十字军”的敌人来激起血债血还的渴望。
因此，穆斯林被描绘为对侵害基督教诸国一意孤行的衣冠禽兽。乌尔班描述着突厥人如何“屠杀、俘获了许多人（希腊人），摧毁教堂并将上帝的国度变为废土”。他亦断言，前往圣地的基督教朝圣者遭到了穆斯林的盘剥虐待——富人被课以非法的重税，穷人则备受折磨：
“这些异教徒竟如此暴虐：思忖难民们可能吞下金银，或强迫他们饮下泻药[3]以呕吐或排泄，或令人发指地用利刃剖开其肚腹，拉出肠衣，以这样可怕的伤害来“揭示”自然的秘密。”
穆斯林治下的黎凡特基督徒据说遭受烧杀劫掠，已沦为“奴隶”。在持续的迫害折磨中，这些可怜的人或被强制施加割礼，或遭缓慢剖腹之刑，或被活活献祭。“关于对妇女的侵犯，”教皇根据传闻表示说，“谈及它是如此骇人听闻，还是保持缄默为好。”乌尔班似乎对这种形象而富有煽动性的描绘颇为倚重，如果放在今天，它也许会与战争罪或种族屠杀联系到一起。他对穆斯林在近东统治的指控夸大其词，甚至是空穴来风；但教皇究竟是相信其自身宣传还是有意开始了一场充满操纵与矫饰的战役已经无从得知。无论如何，他对穆斯林世界不加掩饰的妖魔化为发起十字军提供了有力的催化剂，同时也令他得以进一步主张与异教徒作战胜于基督徒在欧洲同室操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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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班谴责伊斯兰教的决定在未来的岁月中将产生持久、负面的影响。但实际上澄清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与穆斯林世界冲突的观念并非十字军东征与生俱来。乌尔班的设想是一场罗马首肯的富有宗教热忱的远征，当务之急是保卫或收复圣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选择伊斯兰教为敌几乎是附带的，很少有迹象表明在1095年前拉丁人与其希腊盟友真地将穆斯林世界视作公开的敌人。
向恶行累累的穆斯林复仇的观念固然令乌尔班在克莱蒙的听众们血脉贲张，但他关于十字军的讯息还包含着更深沉、更强烈的诱惑；它直抵中世纪基督徒生活的本性。由于在宗教信仰上强调罪孽与天罚的巨大威胁，西方拉丁人急切地陷入了净化其灵魂腐化污点的毕生的精神斗争之中。为准备赎罪，当教皇宣称前往东方的远征是圣洁的，参与其中将能洗清其全部罪愆时，他们因此心向往之。昔日，即便是正义战争（即上帝认为必要的武力）依旧被认为有罪。然而现今乌尔班谈论的征战超乎以往。他的理由是圣战具备超凡的品质——不仅仅是被上帝所宽恕，而且得到了其主动的赞许与鼓励。据一位目击者所说，教皇甚至断言是“基督要求”信徒们从军出征。
从固有宗教实践的架构中创立出“十字军”计划是乌尔班的天才之处，因此，至少以11世纪的标准看来，他在战争与救赎间确立的联系清晰而合理。1095年，罪孽带来的惩罚可通过忏悔及苦修（包括祈祷、斋戒、朝圣等）一笔勾销的观念在拉丁基督徒中深入人心。乌尔班在克莱蒙将类似于救赎之旅的观念打造为更加大胆的“为上帝而战”，他敦促“每一个人，无论阶级，无论骑士或步卒，富人或穷人”加入一场实质上的“武装朝圣”。这一充满艰难险阻的伟大壮举将引领其参与者直抵基督徒最重要的朝圣地——耶路撒冷的门外。如此，它有望成为一段具有无比赎罪力量的经历，其效果如同“超级忏悔”，足以洗涤灵魂中的任何罪恶。
从异教敌人对圣城的洗劫到许诺新的救赎之路，教皇口灿莲花般地勾勒出一幅令人信服动容的图景以支撑其征兵的号令。受此影响，其听众群情激昂，有的涕泪横流，有的战栗不止。想必是提前设好的步骤，勒皮主教阿德马尔第一个上前表态将投身此项大业。第二天，主教被任命为未来远征中的教皇特使（乌尔班的官方代表）。在贯彻教皇的议程尤其是缓和与拜占庭希腊教会关系方面，他被寄予厚望。与此同时，图卢兹伯爵雷蒙德的信使抵达并宣布了伯爵本人对此事的支持。乌尔班的布道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接下来的七个月中他继续着传道之旅，其讯息遍布了整个法兰西。5
可是，尽管克莱蒙被认为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源头，乌尔班二世却并非十字军理想的唯一建筑师。早前的历史学家便正确地强调他对过去的继承，尤其是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开创性的圣战理论探索的关联。的确，在此事件后，当世界试图理解诠释这一划时代的插曲时，该进程甚至将继续持续。
很容易将第一次十字军想象为受乌尔班动人布道的驱动前往耶路撒冷的一支秩序井然的军队。实际上，1095年11月之后的岁月里，出发的队伍是各自为政的。甚至我们所说的十字军“主力”在启程的最初阶段也并非一支部队，而更像是由小股分队凑成的乌合之众，渐渐地才感觉他们拥有共同的目标和指挥体系。
在教皇首次布道后的一月中，民间（通常未获官方认可）传道者便开始穿越欧洲各地发起十字军号召。在他们的巧舌如簧下，某些远征带来的精神犒赏的精髓（以十字军“大赦”[4]之名而被熟知）似乎已经变质。乌尔班很可能本打算让赦免仅限于悔罪后的世俗惩罚，这是精密的教会法之下一套相当复杂的规则。 此后的事件表明许多十字军以为他们获得了来自天国确凿无疑的救赎，并且相信在战役中阵亡将会成为殉道者。上述观念在十字军未来的数百年中经久不衰，在官方与民间制造了一道关于圣战认知的痛苦鸿沟。
尤其是，教皇乌尔班二世并未发明“十字军”这一术语。他在克莱蒙发动的这场远征是如此史无前例（某种程度上说尚处于理论上的萌芽期）以至于这里并无专门用于形容它的词汇。同时代的人通常将“十字军”称为“旅程”或“朝圣”。直到12世纪末才发展出一个更明确的术语crucesignatus（佩戴十字架的人），并最终形成了法语术语croisade（大意为“十字架之路”）。出于约定俗成和清晰易懂的缘故，历史学家们采用crusade（十字军）一词指代1095年以后的基督徒圣战，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会为早期“十字军”的一致性、连贯性造成一定误导。6



十字架的召唤

克莱蒙会议后的一月中，十字军的讯息在西欧不胫而走，并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波澜。当乌尔班教皇在法国四处宣传时，参加过他的布道来自拉丁世界各地的主教们亦将其召唤带回了自己的教区。
在深孚众望、出身草根的布道者中也兴起了这一运动，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未得到教会的认证与管理。隐士彼得[5]（Peter the Hermit）是当中最知名的人物。隐士彼得很可能出身于亚眠（位于法国东北部）的贫苦阶层，其闻名之处除了云游四方、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臼头深目的相貌，还有异于常人的饮食习惯——同时代人曾如此记载：“他以鱼肉和酒为食，极少甚至从不食用面包。”以现代的标准，他可能会被当作一名流浪者，但在11世纪法国穷人中，却被尊为先知。他是如此圣洁以至于其追随者甚至收集他骡子的毛发作为圣物。一位同时代希腊人记载道：“仿佛令所有人醍醐灌顶，隐士彼得激励各地法兰克人携带其武器、马匹和其他军事装备聚集起来。”他想必的确是一位善于鼓舞人心的演讲家，在克莱蒙的六个月中，他成功招募了一支军队（大部分来自下层民众），人数超过了15000人。历史上这支武装（包含部分来自德意志的部队）被称作“人民十字军”。受十字军狂热的驱使，鱼龙混杂的该部队于1096年春为了圣地而开拔（早于友军数月），军纪败坏地向着君士坦丁堡前行。途中部分“十字军”认定也应与邻近家园的“基督敌人”作战，于是便发生了对莱茵兰犹太人的屠杀。“人民十字军”几乎刚一踏上穆斯林的领土便遭到歼灭，尽管隐士彼得得以逃出生天。7
第一波十字军或许以失败告终，但回到欧洲，更大规模的军队正在集结。大型公共集会以激情澎湃的言辞招徕听众，并令狂热的应征者激增；非正式地通过亲族、教皇拥趸的关系网及修道院团体与贵族间的联系，十字军热忱似乎也得到了增长。一直以来，历史学家对涉及的人数存在争议，主要是由于同时代的估计过于浮夸而显得不可信（其中一些甚至超过了50万人）。最佳的估计是参与第一次十字军的拉丁基督徒人数介于60000至100000之间，其中7000至10000为骑士，可能包含35000-50000步兵，剩余的则是数以万计的非战斗人员、妇女和儿童。确凿无疑的是十字军的号召引发了非同寻常的反应，其规模撼动了中世纪的世界。自昔日辉煌的罗马时代以来，从未征集过如此一支大军。8
这批军队中的核心是贵族骑士——中世纪涌现的军事精英。 基督教战士投身于充满暴力的世俗生涯，并被教会训诫罪恶的战争将使他们堕入地狱，教皇乌尔班对其焦虑心知肚明。一位同时代人曾评论道：
“上帝在我们的时代创立了圣战，使骑士与平民阶层得以追随……或许找到了一条救赎的新路。因此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被迫放弃世俗事务选择修道院生活或其他宗教职业，而可以保留自由和惯用的服装，继续其职业来获得上帝的恩典。”
精神上的进退维谷令贵族骑士们夜不能寐，教皇打造的武装朝圣的理念至少部分地直击要害；他也明白，将贵族纳入麾下后，骑士扈从与步兵将唯马首是瞻，虽然十字军要求自愿献身，但家庭纽带与封建义务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令各社会群体投入共同的事业之中。实际上，教皇触发了一个连锁反应。领取十字的每一位贵族均站在征兵浪潮的中心。
虽然并无国王参与远征（大部分都忙于国内政治上的勾心斗角），西方基督教国家的贵族精英还是投身于这场冒险。来自法国、西德意志、低地国家和意大利的高阶贵族（其地位仅次于王室）通常拥有公爵或伯爵头衔并能挑战王权，有时甚至令后者相形见绌。他们显然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因此作为一个群体，大部分可被称作“王公”。每一位领导人都指挥着自己的军队，但也以领主的契约、家庭或同文同种吸引着更加松散、富有流动性的跟随者。
法国东南部最有权势的世俗领主图卢兹伯爵雷蒙德第一个投身于十字军东征。作为改革教宗的公开支持者和勒皮主教阿德马尔的盟友，伯爵几乎肯定甚至在克莱蒙布道之前便已得到了乌尔班二世的指点。雷蒙德时年约55岁，可谓远征中较年长的政治家；他自大、执拗，以其财富和无处不在的权势、影响力而引以为荣，他承担了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军队的指挥职务。后世传说声称他曾与伊比利亚的摩尔人作战，甚至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时，因拒绝支付穆斯林对拉丁朝圣者定下的过高税款而被挖出一目作为惩罚。的确，据说伯爵返回西方时口袋里揣着自己的眼珠以用作寄托对伊斯兰教徒仇恨的护身符。虽然这些传说带有幻想成分，但雷蒙德拥有经验和资源（这更为重要）以争夺对整个十字军东征的世俗领导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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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职位，伯爵最明显的竞争对手是一位40岁的南意大利诺曼人塔兰托的博希蒙德[6]（Bohemond of Taranto）。作为11世纪征服了意大利南部的诺曼冒险家罗伯特·圭斯卡德（Robert Guiscard，人称“狡猾的”罗伯特）之子，博希蒙德获得了宝贵的军事教育。1080年代博希蒙德跟随父亲参加了一场为期四年在巴尔干对抗希腊人的战役，从而掌握了野战与围城战的真谛。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他在军事方面的出身人所难及，令一位大约同时代人如此形容他：“论英勇和对战争艺术的了解均无出其右。”甚至他的拜占庭敌人也承认他风度不凡：
“博希蒙德的外貌，简而言之，在当时的罗马、希腊或野蛮人世界中可谓鹤立鸡群。看见他会令人倾慕，而提及其名字却令人恐惧。他的身高超过最高的男人几乎一肘[7]。他腰侧纤细，但肩、胸宽广，手臂强健有力……除了脸部肤色白中带红以外，其全身皮肤十分白皙。他的头发是浅褐色，并不像其他蛮族那样长发披肩……他的眼睛为浅蓝色，炯炯有神，透露出高贵的气质。他无疑富有魅力，但其外表亦给人粗鄙之感，我猜测是由于他异于常人的身高和眼睛；甚至其笑声对他人而言听上去也是一种威胁。”
但相较于他狮子般的外表，博希蒙德在1085年被他贪婪的同父异母弟弟[8]剥夺了继承权而财力不济。受勃勃野心的驱使，至少部分为了个人前途，他怀揣在黎凡特获得爵位的梦想于1096年夏领取了十字架。十字军东征路上，博希蒙德刚至弱冠之年的外甥欧特维尔的坦克雷德[9]（Tancred of Hauteville）追随着他，虽然欠缺实战经验，但他精力充沛并据说通晓阿拉伯语，很快便在随同博希蒙德进军东方的那支规模不大但令人敬畏的南意大利诺曼军队中获得了副帅的地位。假以时日，坦克雷德将跻身十字军东征运动中的名将之列。10
领军的法国南部与意大利诺曼十字军都是改革教宗的盟友，然而在1095年之后，甚至部分教皇的宿敌也加入了对耶路撒冷的远征。其中一位是来自洛林(Lorraine)的布永的戈弗雷[10]（Godfrey of Bouillon）。他出生于1060年左右，是布洛涅伯爵的第二子，其家系可上溯至查理曼（稍后甚至有传说称他是天鹅所生），据说他“较常人高大壮硕……钢筋铁骨，虎背熊腰，仪表堂堂，有着浅金色的发须。”戈弗雷拥有下洛林公爵头衔，但事实证明他无法真正掌控这一以反复无常著称的地区，他领取十字架很可能是为了在圣地开始新的生涯。尽管他曾有着夺取教会财产的恶名并且军事背景有限，在未来的岁月里戈弗雷将证明自己对十字军理念的忠贞不二，同时亦是一位头脑清醒的指挥官。
戈弗雷身后是来自洛林、洛泰尔尼亚(Lotharingia)、德意志组织松散的军队，他的兄弟布洛涅的鲍德温[11]( Baldwin of Boulogne)也加入其中。据说鲍德温与兄长一样目光犀利，但发色更深，肤色较白。与坦克雷德类似，十字军东征期间他将从默默无闻的亲族中脱颖而出，并证明自己在战场上如公牛般坚韧，同时也雄心勃勃。
上述五位贵族——图卢兹的雷蒙德、塔兰托的博希蒙德、布永的戈弗雷、欧特维尔的坦克雷德、布洛涅的鲍德温，在收复耶路撒冷的远征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领导着三支法兰克主力部队，并塑造了十字军的早期历史。加入这场征战的第四支（也是最后一支）部队由北方法国人组建。它受三位具有紧密亲缘关系的贵族支配：出身名门的诺曼底公爵罗贝尔（Robert, duke of Normandy），他是“征服者”威廉长子、英王威廉·鲁弗斯（William Rufus，即威廉二世）之兄；罗贝尔的妹夫，布卢瓦伯爵艾蒂安二世(étienne II de Blois)；以及他的同名堂弟佛兰德伯爵罗贝尔二世（Robert II, Count of Flanders）。
对这些权贵、其追随者甚至或许贫苦阶层而言，加入十字军的过程包含着一种充满戏剧性和情感的仪式。类似于朝圣者，每个前往耶路撒冷的人都要许下十字军之誓，随后在衣服缝上十字架标记以表明身份。当塔兰托的博希蒙德听闻战争的号令，他的反应十分神速：“受圣灵的鼓舞，他订购了一件最昂贵的斗篷，当即将它割开用以制作十字，在场的大部分骑士满怀热忱，立刻加入了他。”在其他地方，一些人将仪式引向了极端，他们在血肉之躯烙上十字架标记，或用鲜血往身体、衣物上书写。
通过醒目标志进行认证的过程，势必有助于区分、定义出十字军作为一个独特群体的身份，而其中朝圣的誓言则为十字军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带来系列法律保障。同时代对于此献身时刻的记载倾向于强调其精神上的动机。考虑到它几乎总是由教士们提供，我们或许会质疑这一证据，除了以下事实——它得到了大量法律文书的证实，后者是人们在前往耶路撒冷前为将自身事务安排妥当而制作（或委托制作）的。上述材料似乎证明许多十字军的确将其所作所为纳入宗教范畴。一位名叫蒙孔图尔的贝特朗（Bertrand of Moncontour）的十字军受此感化，决定放弃他从旺多姆（Vendôme）一所修道院非法获得的土地因为“他相信当他手握不义之财，‘上帝之路’（即十字军东征）便不可能为自己带来任何裨益。”
文献证据也反映出一种敬畏和自我牺牲的氛围。未来的十字军们似乎有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觉悟，并为此出售了几乎全部财产为其投身的事业筹措资金。甚至诺曼底的罗贝尔也被迫将他的公国抵押给了兄弟。那种一度风靡的不实之词——十字军由一群被剥夺继承权、自私自利、渴望土地的年轻子弟构成——应该被弃若敝履了。加入十字军首先是令人生畏、花费甚巨的行动，而非能带来精神与物质上的犒赏。宗教热情激励欧洲东征，在未来的漫长岁月中，第一次十字军屡次证明了他们最有力的武器正是其碧血丹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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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字军的来临



1，        圣战，圣地

1095年11月末的一个早晨，教皇乌尔班二世进行了一次将改变欧洲历史的布道。他激昂的话语鼓动了聚集在法国南部小城克莱蒙（Clermont）外一小块原野上的人群，此后的数月中，其讯息在西方不胫而走，点燃了即将持续数百年苦涩的圣战。
乌尔班声称，基督徒因外敌入侵和骇人的迫害而身处危局。圣城耶路撒冷如今陷入穆斯林之手——“上帝的敌人”正致力于酷刑与难以言状的亵渎。他号召拉丁欧洲以“基督的战士”的名义起来反抗这些传说中的野蛮敌人，光复圣地并解放遭受“奴役”的东方基督徒。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受到投身这一正义之战将会被赦免灵魂罪愆承诺的蛊惑，数以万计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离开西方踏上了讨伐穆斯林世界的征途。1


                                                     教皇乌尔班与十字军的构想

当乌尔班二世于1095年发起第一次十字军时，他大约60岁。这位法国北方贵族之子，曾是一名教士及克吕尼修会修士，1088年成为了教皇，当时教廷因长期陷入与德意志皇帝充满敌意的权力斗争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乌尔班的地位如此不稳以至于他花费了六年光阴方才在罗马拉特兰宫（Lateran Palace，传统意义上教皇的官邸）恢复了权势。然而，在新教皇的监督之下，通过谨慎的外交手腕及适度而非激进的改革政策，教廷的声望与影响力得到了逐步的回升。至1095年，上述缓慢的复兴已初见端倪，但教宗理论上作为拉丁教会之首及西欧每一基督徒精神世界统治者的观念还远未成真。
在此局部复兴的背景之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构想诞生了。1095年三月，当拜占庭使节抵达时，乌尔班正于意大利北部城市皮亚琴查（Piacenza）主持一场宗教会议。他们带来了希腊基督教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us I Comnenus）的请求，后者依靠自己的机敏与坚毅遏制住了数十年来这个伟大东部帝国内衰败的势头。极高的赋税方案令君士坦丁堡的国库再度充盈，并重塑了拜占庭的慷慨与威仪，但阿莱克修斯依旧要面对一系列外敌，其中包括小亚细亚的突厥穆斯林。因此他向皮亚琴查会议发出陈情，力促乌尔班派遣一支拉丁军队助其抵御伊斯兰的威胁。很可能阿莱克修斯希望的是一支规模不大法兰克佣兵部队，它更易于打造和指挥。而实际上，接下来的两年中，他的帝国将被滚滚人潮所淹没。
希腊皇帝的请求似乎与乌尔班二世心中酝酿已久的想法不谋而合，春去夏至，教皇的构想有所精进，以努力实现他的一系列雄心壮志：某种形式的前往东方的武装朝圣，如今被冠以“十字军”之名。历史学家们有时将乌尔班描绘为在无意中发动了这次意义深远的冒险，提出他仅仅期望数百名骑士响应他的参战号召。但事实上，他似乎对此计划潜在的深度与广度有着清晰敏锐的认识，并勤勉地为大规模的人员招募打下了基础。
乌尔班意识到推行援助拜占庭的远征构想提供了以下契机：不仅仅是援助东部基督教国家和改善与希腊教会之关系，而且能重振、扩张罗马的权威并驾驭西方拉丁世界基督徒富有破坏性的尚武精神。这一宏伟计划被视作将教皇影响力自意大利中部延伸至其故乡法国的更广阔运动之组成部分。从1095年7月起，他北上阿尔卑斯山，开启了一段漫长的布道之旅——教皇首次这样的出访已发生于近半个世纪前；同时宣布一场重要的教会会议将于11月在克莱蒙（位于法国中部奥弗涅地区）举行。从夏天至初秋，乌尔班拜访了一系列知名的修道院（包括他之前的克吕尼隐修院），以寻求对罗马的支持并为他提出十字军构想奠定基础。他也物色了两员将在未来远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干将：勒皮主教阿德马尔[1]（Adhémar,bishop of Le Puy），一位重要的普罗旺斯教士，亦是教皇的坚定拥趸；图卢兹伯爵雷蒙德[2]（Count Raymond of Toulouse），法国南部最富裕、最具权势的世俗领主。

到了11月，教皇对展现其计划已经做好了准备。12位枢机主教、80位主教以及90位修道院长齐聚克莱蒙以参加乌尔班履职以来最大规模的宗教会议。在九天日常的宗教事务讨论后，教皇宣布他将举行一场特别的布道。11月27日，大批观众云集在城外原野，聆听他的演讲。2
                                                      
乌尔班在克莱蒙号召西方拉丁世界为两个密不可分的目标拿起武器。首先，他宣称保护基督教国家拜占庭的东部边界实属必要，强调与希腊人保持基督徒间的友爱团结及假定中的穆斯林入侵威胁。据一份文献的记载，他督促其听众“争分夺秒地奔赴援助居住于东海岸的兄弟们”，因为“突厥人已经在整个地中海肆虐”。但乌尔班口中这张宏伟蓝图绝不仅局限于兵援君士坦丁堡。相反，作为富有远见的神来之笔，他为自己的诉求增加了一个必然令法兰克人心潮澎湃的额外目标。将战争与朝圣的理念合二为一后，他宣布对圣地本身发起一场远征，以夺回基督教世界中最神圣的财富——耶路撒冷。乌尔班重申这座城市无以伦比的崇高地位，它是“世界之脐”、“基督教教义之源”，是基督生活与殉难之地。3
尽管上述两个互相关联的目标足以令人心有戚戚，但同每位试图发起战争的统治者一样，教皇依旧需要合理性、急迫性方面的借口，但对此他面临着难题。近期历史中并无显著的事件能够激起人们狂热的复仇怒火。诚然，耶路撒冷正由穆斯林统治，但自七世纪以来便是如此。拜占庭帝国虽然面临突厥人日益加深的入侵威胁，但西方基督教国家并未遭受近东伊斯兰教徒进犯或处于毁灭的边缘。由于缺乏骇人听闻的暴行或迫在眉睫的威胁，乌尔班选择刻意营造出一种危机感，并通过丑化其酝酿中“十字军”的敌人来激起血债血还的渴望。
因此，穆斯林被描绘为对侵害基督教诸国一意孤行的衣冠禽兽。乌尔班描述着突厥人如何“屠杀、俘获了许多人（希腊人），摧毁教堂并将上帝的国度变为废土”。他亦断言，前往圣地的基督教朝圣者遭到了穆斯林的盘剥虐待——富人被课以非法的重税，穷人则备受折磨：
“这些异教徒竟如此暴虐：思忖难民们可能吞下金银，或强迫他们饮下泻药[3]以呕吐或排泄，或令人发指地用利刃剖开其肚腹，拉出肠衣，以这样可怕的伤害来“揭示”自然的秘密。”
穆斯林治下的黎凡特基督徒据说遭受烧杀劫掠，已沦为“奴隶”。在持续的迫害折磨中，这些可怜的人或被强制施加割礼，或遭缓慢剖腹之刑，或被活活献祭。“关于对妇女的侵犯，”教皇根据传闻表示说，“谈及它是如此骇人听闻，还是保持缄默为好。”乌尔班似乎对这种形象而富有煽动性的描绘颇为倚重，如果放在今天，它也许会与战争罪或种族屠杀联系到一起。他对穆斯林在近东统治的指控夸大其词，甚至是空穴来风；但教皇究竟是相信其自身宣传还是有意开始了一场充满操纵与矫饰的战役已经无从得知。无论如何，他对穆斯林世界不加掩饰的妖魔化为发起十字军提供了有力的催化剂，同时也令他得以进一步主张与异教徒作战胜于基督徒在欧洲同室操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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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班谴责伊斯兰教的决定在未来的岁月中将产生持久、负面的影响。但实际上澄清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与穆斯林世界冲突的观念并非十字军东征与生俱来。乌尔班的设想是一场罗马首肯的富有宗教热忱的远征，当务之急是保卫或收复圣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选择伊斯兰教为敌几乎是附带的，很少有迹象表明在1095年前拉丁人与其希腊盟友真地将穆斯林世界视作公开的敌人。
向恶行累累的穆斯林复仇的观念固然令乌尔班在克莱蒙的听众们血脉贲张，但他关于十字军的讯息还包含着更深沉、更强烈的诱惑；它直抵中世纪基督徒生活的本性。由于在宗教信仰上强调罪孽与天罚的巨大威胁，西方拉丁人急切地陷入了净化其灵魂腐化污点的毕生的精神斗争之中。为准备赎罪，当教皇宣称前往东方的远征是圣洁的，参与其中将能洗清其全部罪愆时，他们因此心向往之。昔日，即便是正义战争（即上帝认为必要的武力）依旧被认为有罪。然而现今乌尔班谈论的征战超乎以往。他的理由是圣战具备超凡的品质——不仅仅是被上帝所宽恕，而且得到了其主动的赞许与鼓励。据一位目击者所说，教皇甚至断言是“基督要求”信徒们从军出征。
从固有宗教实践的架构中创立出“十字军”计划是乌尔班的天才之处，因此，至少以11世纪的标准看来，他在战争与救赎间确立的联系清晰而合理。1095年，罪孽带来的惩罚可通过忏悔及苦修（包括祈祷、斋戒、朝圣等）一笔勾销的观念在拉丁基督徒中深入人心。乌尔班在克莱蒙将类似于救赎之旅的观念打造为更加大胆的“为上帝而战”，他敦促“每一个人，无论阶级，无论骑士或步卒，富人或穷人”加入一场实质上的“武装朝圣”。这一充满艰难险阻的伟大壮举将引领其参与者直抵基督徒最重要的朝圣地——耶路撒冷的门外。如此，它有望成为一段具有无比赎罪力量的经历，其效果如同“超级忏悔”，足以洗涤灵魂中的任何罪恶。
从异教敌人对圣城的洗劫到许诺新的救赎之路，教皇口灿莲花般地勾勒出一幅令人信服动容的图景以支撑其征兵的号令。受此影响，其听众群情激昂，有的涕泪横流，有的战栗不止。想必是提前设好的步骤，勒皮主教阿德马尔第一个上前表态将投身此项大业。第二天，主教被任命为未来远征中的教皇特使（乌尔班的官方代表）。在贯彻教皇的议程尤其是缓和与拜占庭希腊教会关系方面，他被寄予厚望。与此同时，图卢兹伯爵雷蒙德的信使抵达并宣布了伯爵本人对此事的支持。乌尔班的布道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接下来的七个月中他继续着传道之旅，其讯息遍布了整个法兰西。5
可是，尽管克莱蒙被认为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源头，乌尔班二世却并非十字军理想的唯一建筑师。早前的历史学家便正确地强调他对过去的继承，尤其是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开创性的圣战理论探索的关联。的确，在此事件后，当世界试图理解诠释这一划时代的插曲时，该进程甚至将继续持续。
很容易将第一次十字军想象为受乌尔班动人布道的驱动前往耶路撒冷的一支秩序井然的军队。实际上，1095年11月之后的岁月里，出发的队伍是各自为政的。甚至我们所说的十字军“主力”在启程的最初阶段也并非一支部队，而更像是由小股分队凑成的乌合之众，渐渐地才感觉他们拥有共同的目标和指挥体系。
在教皇首次布道后的一月中，民间（通常未获官方认可）传道者便开始穿越欧洲各地发起十字军号召。在他们的巧舌如簧下，某些远征带来的精神犒赏的精髓（以十字军“大赦”[4]之名而被熟知）似乎已经变质。乌尔班很可能本打算让赦免仅限于悔罪后的世俗惩罚，这是精密的教会法之下一套相当复杂的规则。 此后的事件表明许多十字军以为他们获得了来自天国确凿无疑的救赎，并且相信在战役中阵亡将会成为殉道者。上述观念在十字军未来的数百年中经久不衰，在官方与民间制造了一道关于圣战认知的痛苦鸿沟。
尤其是，教皇乌尔班二世并未发明“十字军”这一术语。他在克莱蒙发动的这场远征是如此史无前例（某种程度上说尚处于理论上的萌芽期）以至于这里并无专门用于形容它的词汇。同时代的人通常将“十字军”称为“旅程”或“朝圣”。直到12世纪末才发展出一个更明确的术语crucesignatus（佩戴十字架的人），并最终形成了法语术语croisade（大意为“十字架之路”）。出于约定俗成和清晰易懂的缘故，历史学家们采用crusade（十字军）一词指代1095年以后的基督徒圣战，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会为早期“十字军”的一致性、连贯性造成一定误导。6



十字架的召唤

克莱蒙会议后的一月中，十字军的讯息在西欧不胫而走，并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波澜。当乌尔班教皇在法国四处宣传时，参加过他的布道来自拉丁世界各地的主教们亦将其召唤带回了自己的教区。
在深孚众望、出身草根的布道者中也兴起了这一运动，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并未得到教会的认证与管理。隐士彼得[5]（Peter the Hermit）是当中最知名的人物。隐士彼得很可能出身于亚眠（位于法国东北部）的贫苦阶层，其闻名之处除了云游四方、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臼头深目的相貌，还有异于常人的饮食习惯——同时代人曾如此记载：“他以鱼肉和酒为食，极少甚至从不食用面包。”以现代的标准，他可能会被当作一名流浪者，但在11世纪法国穷人中，却被尊为先知。他是如此圣洁以至于其追随者甚至收集他骡子的毛发作为圣物。一位同时代希腊人记载道：“仿佛令所有人醍醐灌顶，隐士彼得激励各地法兰克人携带其武器、马匹和其他军事装备聚集起来。”他想必的确是一位善于鼓舞人心的演讲家，在克莱蒙的六个月中，他成功招募了一支军队（大部分来自下层民众），人数超过了15000人。历史上这支武装（包含部分来自德意志的部队）被称作“人民十字军”。受十字军狂热的驱使，鱼龙混杂的该部队于1096年春为了圣地而开拔（早于友军数月），军纪败坏地向着君士坦丁堡前行。途中部分“十字军”认定也应与邻近家园的“基督敌人”作战，于是便发生了对莱茵兰犹太人的屠杀。“人民十字军”几乎刚一踏上穆斯林的领土便遭到歼灭，尽管隐士彼得得以逃出生天。7
第一波十字军或许以失败告终，但回到欧洲，更大规模的军队正在集结。大型公共集会以激情澎湃的言辞招徕听众，并令狂热的应征者激增；非正式地通过亲族、教皇拥趸的关系网及修道院团体与贵族间的联系，十字军热忱似乎也得到了增长。一直以来，历史学家对涉及的人数存在争议，主要是由于同时代的估计过于浮夸而显得不可信（其中一些甚至超过了50万人）。最佳的估计是参与第一次十字军的拉丁基督徒人数介于60000至100000之间，其中7000至10000为骑士，可能包含35000-50000步兵，剩余的则是数以万计的非战斗人员、妇女和儿童。确凿无疑的是十字军的号召引发了非同寻常的反应，其规模撼动了中世纪的世界。自昔日辉煌的罗马时代以来，从未征集过如此一支大军。8
这批军队中的核心是贵族骑士——中世纪涌现的军事精英。 基督教战士投身于充满暴力的世俗生涯，并被教会训诫罪恶的战争将使他们堕入地狱，教皇乌尔班对其焦虑心知肚明。一位同时代人曾评论道：
“上帝在我们的时代创立了圣战，使骑士与平民阶层得以追随……或许找到了一条救赎的新路。因此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被迫放弃世俗事务选择修道院生活或其他宗教职业，而可以保留自由和惯用的服装，继续其职业来获得上帝的恩典。”
精神上的进退维谷令贵族骑士们夜不能寐，教皇打造的武装朝圣的理念至少部分地直击要害；他也明白，将贵族纳入麾下后，骑士扈从与步兵将唯马首是瞻，虽然十字军要求自愿献身，但家庭纽带与封建义务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令各社会群体投入共同的事业之中。实际上，教皇触发了一个连锁反应。领取十字的每一位贵族均站在征兵浪潮的中心。
虽然并无国王参与远征（大部分都忙于国内政治上的勾心斗角），西方基督教国家的贵族精英还是投身于这场冒险。来自法国、西德意志、低地国家和意大利的高阶贵族（其地位仅次于王室）通常拥有公爵或伯爵头衔并能挑战王权，有时甚至令后者相形见绌。他们显然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因此作为一个群体，大部分可被称作“王公”。每一位领导人都指挥着自己的军队，但也以领主的契约、家庭或同文同种吸引着更加松散、富有流动性的跟随者。
法国东南部最有权势的世俗领主图卢兹伯爵雷蒙德第一个投身于十字军东征。作为改革教宗的公开支持者和勒皮主教阿德马尔的盟友，伯爵几乎肯定甚至在克莱蒙布道之前便已得到了乌尔班二世的指点。雷蒙德时年约55岁，可谓远征中较年长的政治家；他自大、执拗，以其财富和无处不在的权势、影响力而引以为荣，他承担了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军队的指挥职务。后世传说声称他曾与伊比利亚的摩尔人作战，甚至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时，因拒绝支付穆斯林对拉丁朝圣者定下的过高税款而被挖出一目作为惩罚。的确，据说伯爵返回西方时口袋里揣着自己的眼珠以用作寄托对伊斯兰教徒仇恨的护身符。虽然这些传说带有幻想成分，但雷蒙德拥有经验和资源（这更为重要）以争夺对整个十字军东征的世俗领导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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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职位，伯爵最明显的竞争对手是一位40岁的南意大利诺曼人塔兰托的博希蒙德[6]（Bohemond of Taranto）。作为11世纪征服了意大利南部的诺曼冒险家罗伯特·圭斯卡德（Robert Guiscard，人称“狡猾的”罗伯特）之子，博希蒙德获得了宝贵的军事教育。1080年代博希蒙德跟随父亲参加了一场为期四年在巴尔干对抗希腊人的战役，从而掌握了野战与围城战的真谛。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他在军事方面的出身人所难及，令一位大约同时代人如此形容他：“论英勇和对战争艺术的了解均无出其右。”甚至他的拜占庭敌人也承认他风度不凡：
“博希蒙德的外貌，简而言之，在当时的罗马、希腊或野蛮人世界中可谓鹤立鸡群。看见他会令人倾慕，而提及其名字却令人恐惧。他的身高超过最高的男人几乎一肘[7]。他腰侧纤细，但肩、胸宽广，手臂强健有力……除了脸部肤色白中带红以外，其全身皮肤十分白皙。他的头发是浅褐色，并不像其他蛮族那样长发披肩……他的眼睛为浅蓝色，炯炯有神，透露出高贵的气质。他无疑富有魅力，但其外表亦给人粗鄙之感，我猜测是由于他异于常人的身高和眼睛；甚至其笑声对他人而言听上去也是一种威胁。”
但相较于他狮子般的外表，博希蒙德在1085年被他贪婪的同父异母弟弟[8]剥夺了继承权而财力不济。受勃勃野心的驱使，至少部分为了个人前途，他怀揣在黎凡特获得爵位的梦想于1096年夏领取了十字架。十字军东征路上，博希蒙德刚至弱冠之年的外甥欧特维尔的坦克雷德[9]（Tancred of Hauteville）追随着他，虽然欠缺实战经验，但他精力充沛并据说通晓阿拉伯语，很快便在随同博希蒙德进军东方的那支规模不大但令人敬畏的南意大利诺曼军队中获得了副帅的地位。假以时日，坦克雷德将跻身十字军东征运动中的名将之列。10
领军的法国南部与意大利诺曼十字军都是改革教宗的盟友，然而在1095年之后，甚至部分教皇的宿敌也加入了对耶路撒冷的远征。其中一位是来自洛林(Lorraine)的布永的戈弗雷[10]（Godfrey of Bouillon）。他出生于1060年左右，是布洛涅伯爵的第二子，其家系可上溯至查理曼（稍后甚至有传说称他是天鹅所生），据说他“较常人高大壮硕……钢筋铁骨，虎背熊腰，仪表堂堂，有着浅金色的发须。”戈弗雷拥有下洛林公爵头衔，但事实证明他无法真正掌控这一以反复无常著称的地区，他领取十字架很可能是为了在圣地开始新的生涯。尽管他曾有着夺取教会财产的恶名并且军事背景有限，在未来的岁月里戈弗雷将证明自己对十字军理念的忠贞不二，同时亦是一位头脑清醒的指挥官。
戈弗雷身后是来自洛林、洛泰尔尼亚(Lotharingia)、德意志组织松散的军队，他的兄弟布洛涅的鲍德温[11]( Baldwin of Boulogne)也加入其中。据说鲍德温与兄长一样目光犀利，但发色更深，肤色较白。与坦克雷德类似，十字军东征期间他将从默默无闻的亲族中脱颖而出，并证明自己在战场上如公牛般坚韧，同时也雄心勃勃。
上述五位贵族——图卢兹的雷蒙德、塔兰托的博希蒙德、布永的戈弗雷、欧特维尔的坦克雷德、布洛涅的鲍德温，在收复耶路撒冷的远征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领导着三支法兰克主力部队，并塑造了十字军的早期历史。加入这场征战的第四支（也是最后一支）部队由北方法国人组建。它受三位具有紧密亲缘关系的贵族支配：出身名门的诺曼底公爵罗贝尔（Robert, duke of Normandy），他是“征服者”威廉长子、英王威廉·鲁弗斯（William Rufus，即威廉二世）之兄；罗贝尔的妹夫，布卢瓦伯爵艾蒂安二世(étienne II de Blois)；以及他的同名堂弟佛兰德伯爵罗贝尔二世（Robert II, Count of Flanders）。
对这些权贵、其追随者甚至或许贫苦阶层而言，加入十字军的过程包含着一种充满戏剧性和情感的仪式。类似于朝圣者，每个前往耶路撒冷的人都要许下十字军之誓，随后在衣服缝上十字架标记以表明身份。当塔兰托的博希蒙德听闻战争的号令，他的反应十分神速：“受圣灵的鼓舞，他订购了一件最昂贵的斗篷，当即将它割开用以制作十字，在场的大部分骑士满怀热忱，立刻加入了他。”在其他地方，一些人将仪式引向了极端，他们在血肉之躯烙上十字架标记，或用鲜血往身体、衣物上书写。
通过醒目标志进行认证的过程，势必有助于区分、定义出十字军作为一个独特群体的身份，而其中朝圣的誓言则为十字军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带来系列法律保障。同时代对于此献身时刻的记载倾向于强调其精神上的动机。考虑到它几乎总是由教士们提供，我们或许会质疑这一证据，除了以下事实——它得到了大量法律文书的证实，后者是人们在前往耶路撒冷前为将自身事务安排妥当而制作（或委托制作）的。上述材料似乎证明许多十字军的确将其所作所为纳入宗教范畴。一位名叫蒙孔图尔的贝特朗（Bertrand of Moncontour）的十字军受此感化，决定放弃他从旺多姆（Vendôme）一所修道院非法获得的土地因为“他相信当他手握不义之财，‘上帝之路’（即十字军东征）便不可能为自己带来任何裨益。”
文献证据也反映出一种敬畏和自我牺牲的氛围。未来的十字军们似乎有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觉悟，并为此出售了几乎全部财产为其投身的事业筹措资金。甚至诺曼底的罗贝尔也被迫将他的公国抵押给了兄弟。那种一度风靡的不实之词——十字军由一群被剥夺继承权、自私自利、渴望土地的年轻子弟构成——应该被弃若敝履了。加入十字军首先是令人生畏、花费甚巨的行动，而非能带来精神与物质上的犒赏。宗教热情激励欧洲东征，在未来的漫长岁月中，第一次十字军屡次证明了他们最有力的武器正是其碧血丹心。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