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媒文章《中国的萨拉菲主义以及与沙特阿拉伯的联系》

　日媒文章《中国的萨拉菲主义以及与沙特阿拉伯的联系》
　　中国萨拉菲派及其与沙特阿拉伯的联系有着悠久且复杂的历史。虽然沙特萨拉菲对中国穆斯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如今中国穆斯林正在形成自己的特色，绘制偏离沙特主流萨拉菲主义的新话语。中国新一代穆斯林强烈反对宗派主义，且更愿意与政府合作。他们关注的是宗教合法性，谋求更加积极地参与政府工作，希望在中国开拓出自己的空间。
　　【本刊讯】日本外交学者网站10月23日发表美国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卡塔尔分校毕业生、曾在北京从事两年自由研究的穆罕默德苏德里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萨拉菲主义以及与沙特阿拉伯的联系》，摘要如下：
　　（原文提要：在中国，回族萨拉菲派及其与沙特阿拉伯的联系，有着悠久且复杂的历史。）
　　萨拉菲主义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教义—学术思潮，拥护回归到虔诚先辈（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前后生活的头3代穆斯林）的方式。萨拉菲主义经常被描述为植根于中世纪学者伊本罕百里和伊本泰米叶的作品之中，它寻求建立更“正宗”的宗教经验，而其前提是正确阅读《古兰经》和圣训（先知的说法和做法），远离假想的异端（创新）和“污染”宗教的异端做法。
　　这一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抵制在伊斯兰教早期世纪出现的（法律学派）逊尼派传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传统的穆斯林当局未能抗衡内外部出现的挑战，再加上新的现代性话语的传播，萨拉菲主义在许多穆斯林社会受到欢迎。沙特阿拉伯为其发展提供了便利。沙特接受自己特质品牌的萨拉菲主义，它植根于18世纪中叶席卷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宗教复兴运动（通常被其批评者称为瓦哈比主义，以其“缔造者”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瓦哈比命名），尤其是在沙特在1924年至1925年吞并麦加和麦地那，以及随后坐拥石油财富之后。石油赋予这个国家宗教权威和手段（大学、慈善机构、组织、宣讲员和交际媒介），从而将这一思潮推向全球。
　　沙特萨拉菲主义在中国回族中的影响已经存在了近一个世纪。萨拉菲派在中国的伊斯兰教派中占据少数，他们主要集中在西北和云南，人数很少，可以从他们的“沙特”服饰中看得出来。萨拉菲派已经在更广泛的中国穆斯林社区中的意识形态对手中引发了恐惧和反对，时常导致彻底的教派冲突。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911”恐怖袭击之后，中国一直担心本国萨拉菲社区与沙特以及据推测维吾尔族萨拉菲网络有着紧密联系，更何况该教派在过去5年间人数大幅增长（不仅吸引其他回族，而且还越来越吸引汉族），这可能预示着未来的政治和宗教暴力事件。随着“伊斯兰国”组织幽灵的崛起，再加上几名中国武装人员出现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集团队伍中，这些安全关切与日俱增。
　　中国萨拉菲主义的历史根源
　　自14世纪元朝解体以来，回族穆斯林社区，尤其是中国西北部的回族穆斯林社区虽然相对孤立，但仍然对源自伊斯兰世界其他地方的宗教和思想影响保持开放的态度。在17世纪的明末清初，各种苏菲派（伊斯兰各种神秘主义派别的总称———本刊注）“道乘”（泛指伊斯兰寻道者在导师指引下修炼过程———本刊注），如纳黑希班底教派等，得以传播，再加上苏菲派“道乘”巩固了自己不同的谱系、墓葬和惯例（如虎非耶派的“隐没”以及“哲合忍耶”等），都表明了这种渗透性，这主要是通过朝觐，并通过中亚和云南的陆路贸易网络来传播。不出所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萨拉菲主义———或者最初的瓦哈比理念———在回族中的传播遵循的就是这个模式。
　　在共和时代，瓦哈比主义在中国赢得了信徒，这主要是穆斯林去沙特汉志地区朝觐的交通发展的副产品，而这要归功于轮船等交通手段的大阔步发展。在1923年至1934年，数百名回族穆斯林进行了朝觐。1937年，也就是在日本全面入侵中国之前，据报道超过170名回族在上海登上了驶往麦加的轮船。这样做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回族学者马通所说，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的瓦哈比文学显著增加。再加上，反对这一运动的人中也有人高调皈依。
　　在这一背景下，赛莱菲耶派（受沙特瓦哈比运动影响形成的中国伊斯兰教派别———本刊注），在中国首次明显出现，这基本上是对伊赫瓦尼派（中国伊斯兰教派别———本刊注）“脱离”其原瓦哈比精神而做出的反应。人们通常认为，萨拉菲主义的创始传播者是马德宝（1867—1977年）。他原本是伊赫瓦尼派信徒，在整个西北地区的各清真寺都当过阿訇。他最早接触萨拉菲主义是通过一次拜访。1934年，马德宝拜访了在青海省西宁传授瓦哈比教义的一位到访学者（大概是阿拉伯人）。这一接触使马德宝重新评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不过，他的重大认识转变发生在1936年。当时他去朝觐，在此期间，他在萨拉菲哈迪塞学校花了大量时间学习。
　　在1937年返回中国之后，马德宝成为这些教义的狂热信徒，迅速以甘肃临夏的一座清真寺为核心聚集了自己的追随者，随后脱离了伊赫瓦尼运动。他认为该运动已经损害了他们的信仰。他的萨拉菲集团遭到根深蒂固的伊赫瓦尼派神职人员及其军阀支持者的强烈反对，迫使该运动为了生存而对政治抱有更谨慎的态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之后，萨拉菲派（现在不再受到穆斯林军阀的束缚）经历了短暂的宗教发展期，其领导层积极参与多个国家机构以及新成立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IAC）。
　　沙特影响力的渠道
　　1978年“改革开放”的启动标志着对中国穆斯林社区（包括萨拉菲派）的宗教崇拜限制取消了，清真寺恢复了，IAC的改革重新巩固了国家对这些社区的控制，但更显著的是，有助于展示北京对伊斯兰教的包容，而该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团结各伊斯兰国家。开放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允许重新引入，甚至是扩大沙特萨拉菲主义在中国整个国家的影响，对萨拉菲派乃至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整体都产生了影响。这一切是通过各种渠道产生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出台了新规定允许个人去沙特朝觐，朝觐在1979年得以恢复。有相当多的回族穆斯林每年去沙特，1985年近2000人，到了1999年达到近万人。还有，一些朝觐者选择留下来继续学习，或者与亲戚建立联系。这些亲戚来自已经在沙特安家落户的中国流散人口（他们在中国内战结束后在赫加齐定居下来，并获得公民身份）。这些互动让中国穆斯林接触到新的话语和宗教体验，从而挑战了他们自己对伊斯兰教的传统理解。他们回到中国时带着瓦哈比教派的书籍、传单、法特瓦（宗教裁决），以及广为传播萨拉菲理念的讲经录像带。
　　其他显著的渠道包括沙特组织和神职人员在上个世纪80年代来到中国。最初，宗教活动仅限于有影响力的集团，如伊斯兰合作组织、世界穆斯林联盟和伊斯兰开发银行等。这些组织都在IAC的羽翼下运作。除了提供沙特与中国官方之间替代性的沟通渠道，他们的活动还涵盖建造各种伊斯兰研究院，装修大清真寺，启动一个《古兰经》印刷和发行项目（在1987年，作为沙特国王的“王室礼物”，一百多万册《古兰经》在中国全国各地免费发放）。他们还为学生提供神职人员的培训讲习班和奖学金（最初是在中国和巴基斯坦），如此等等。到了80年代中期，中国的宗教政策大幅放宽，允许越来越多的沙特私人组织和个人（主要是带来宗教文献的神职人员）越来越多地在IAC渠道之外活动。在这种新的环境下，这些实体开始选择性地将其经费面向特定群体，特别是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和云南地区那些明显被标识为萨拉菲派的群体，普及了IAC由于担心会招致国家谴责而拒绝的某些宗教话语。
　　中国萨拉菲派活动人士组成的网络为这些团体的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些活动人士毕业于沙特或者沙特的附属机构，如伊玛目沙特大学和麦地那大学等。虽然数字很难得到，但麦地那大学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在1961年至2000/2001年间，沙特向中国大陆652人提供了奖学金。这些人中近76％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拿到奖学金的。不过，相当数量的毕业生（从来没有真正完成学业）被广州和义乌的中间商的工作所吸引，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阿拉伯语水平。少数人加入了云南和甘肃省由私人经营的宗教院校。在21世纪头十年，中国放松了对雇用受外国培训的伊玛目的长期官方障碍之后，有的人开始主理清真寺。一个较小但更有影响力的组织与沙特组织和神职人员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一关系对双方都有利。
　　哈拉曼伊斯兰基金会就很能说明问题。由于据推测与“基地”组织有关系，联合国在美国的支持下在2004年取缔了它。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该组织花费大量资金在中国各地建造萨拉菲派清真寺，赞助与萨拉菲派结盟的学校（通常是兼作伊斯兰机构的“阿拉伯语”学校），以及向感兴趣的学生提供奖学金。一连串的活动基本上受到各种（有时候是相互竞争的）麦地那大学毕业生圈的监督，这些毕业生在更广泛的社区范围内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在这些发展的同时，北京也在上个世纪90年代采取了更审慎的态度。不出所料，这些限制在过去10年间变得更加严格，但是它们并没有完全切断与沙特的关系。
　　沙特的影响
　　沙特对中国的回族萨拉菲派和较广泛的穆斯林社区产生了有点矛盾的影响。在一个层面上，这些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回族穆斯林社会的“萨拉菲化”（即，在文化上和宗教上接受“理想化的”沙特正统）。这种萨拉菲化包括采纳萨拉菲主义、祷告礼仪、态度，甚至是文化上而言真正的装束（戴沙特头巾通常与这个王国的宗教保守有关），清真寺的建造也可以被描述成阿拉伯化进程，尽管这些趋势的出现并不总是表明萨拉菲派的影响。回族穆斯林的萨拉菲化已经影响到几乎所有的派别，虽然方式不同。在萨拉菲派当中，在相当长的隔离期之后重新引进正统源，现在又由于全球化的力量而放大，导致了旧萨拉菲社区的解体，因为20世纪80年代的新一代萨拉菲派（早期的毕业生和朝觐者）谋求“纠正”长辈的错误。这主要表现在对《古兰经》某些经文的解释出现了分裂，苏菲派遭到激进人士的反对，对“离经叛道的”萨拉菲派和非萨拉菲派穆斯林的驱逐导致教派明争暗斗。除了萨拉菲派，在伊赫瓦尼派和“古老”的传统穆斯林当中也可以观察到萨拉菲化。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人不一定将自己描述成萨拉菲派（因为担心会遭到驱逐或者出于对哈乃斐教法学派的忠诚），但他们接受这种思想传统的各个方面。在伊赫瓦尼派，他们对这一运动的瓦哈比起源重新点燃了兴趣。
　　在另一个层面上，沙特的影响反而促进了中国境内萨拉菲社区的分裂。这是由两个因素驱动的：首先，沙特组织、神职人员和相关毕业生带来了新的经费和思想，造成新的“清真寺社区”或者萨拉菲派寺坊的激增，这种发展主要是由领导权的争斗所塑造的。其次，萨拉菲派像其他派别一样，没有接触到对伊斯兰教或者萨拉菲主义的本土阐释，这主要是因为现有的文化和语言障碍，以及各种组织和神职人员追求多样化的理论和议程。
　　事实上，这两个同时发展的局势的最显著结果是，它有助于“中国特色萨拉菲主义”的构成。其支持者———主要来自20世纪90年代的一代人———正在绘制关于偏离沙特主流萨拉菲主义的新话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强烈反对宗派主义（虽然反什叶派情绪令人不安地在增大），并强调合一做法———这一转变主要源于来自许多人所认为的20世纪80年代的驱逐出教的做法。这种做法导致与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事实上，萨拉菲派如今在劝诱改宗方面遇到了严峻的挑战，甚至是在西宁和青海等地。
　　90后一代人也更加国际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更加认识到中国境内回族穆斯林面临的现状———作为少数民族中的少数引起国家的注意。虽然想求得沙特的资金和知识，他们在话语方面还是具有选择性。正因如此，一些有沙特倾向的萨拉菲派日益拒绝沙特神职人员的到访，因为这些人不能够理解中国伊斯兰教的特殊性。更重要的是，新一代更愿意与政府合作。他们显示的迹象表明，他们正谋求更加积极地参与历来由苏菲派和伊赫瓦尼派群体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渠道。
　　总之，回族萨拉菲派及其与沙特的联系十分复杂。该社区在知识方面四分五裂，创造的新话语反映出新宗教机构和团体在谋求所谓的正统和现状之间艰难导航时面临着紧张局势。回族萨拉菲派想在中国境内开拓出自己的空间。他们的担忧不是政治本身：在整个频谱，他们似乎已经接受了人们预计在沙特神职层面看到的非政治性清静无为。即使在维吾尔族的萨拉菲派方面，也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两个群体之间新出现了团结。尽管有宿仇，维吾尔族萨拉菲主义的发展采取了跟回族完全不同的轨迹，其政治/宗教动态因此也是不同的。相反，对于绝大多数回族萨拉菲派，他们的担忧依然仅存在于认同和宗教合法性的问题上。（洪漫译）http://www.cetin.net.cn/cetin2/s ... =1&docno=589492日媒文章《中国的萨拉菲主义以及与沙特阿拉伯的联系》
　　中国萨拉菲派及其与沙特阿拉伯的联系有着悠久且复杂的历史。虽然沙特萨拉菲对中国穆斯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如今中国穆斯林正在形成自己的特色，绘制偏离沙特主流萨拉菲主义的新话语。中国新一代穆斯林强烈反对宗派主义，且更愿意与政府合作。他们关注的是宗教合法性，谋求更加积极地参与政府工作，希望在中国开拓出自己的空间。
　　【本刊讯】日本外交学者网站10月23日发表美国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卡塔尔分校毕业生、曾在北京从事两年自由研究的穆罕默德苏德里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萨拉菲主义以及与沙特阿拉伯的联系》，摘要如下：
　　（原文提要：在中国，回族萨拉菲派及其与沙特阿拉伯的联系，有着悠久且复杂的历史。）
　　萨拉菲主义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教义—学术思潮，拥护回归到虔诚先辈（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前后生活的头3代穆斯林）的方式。萨拉菲主义经常被描述为植根于中世纪学者伊本罕百里和伊本泰米叶的作品之中，它寻求建立更“正宗”的宗教经验，而其前提是正确阅读《古兰经》和圣训（先知的说法和做法），远离假想的异端（创新）和“污染”宗教的异端做法。
　　这一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抵制在伊斯兰教早期世纪出现的（法律学派）逊尼派传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传统的穆斯林当局未能抗衡内外部出现的挑战，再加上新的现代性话语的传播，萨拉菲主义在许多穆斯林社会受到欢迎。沙特阿拉伯为其发展提供了便利。沙特接受自己特质品牌的萨拉菲主义，它植根于18世纪中叶席卷阿拉伯半岛中部的宗教复兴运动（通常被其批评者称为瓦哈比主义，以其“缔造者”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瓦哈比命名），尤其是在沙特在1924年至1925年吞并麦加和麦地那，以及随后坐拥石油财富之后。石油赋予这个国家宗教权威和手段（大学、慈善机构、组织、宣讲员和交际媒介），从而将这一思潮推向全球。
　　沙特萨拉菲主义在中国回族中的影响已经存在了近一个世纪。萨拉菲派在中国的伊斯兰教派中占据少数，他们主要集中在西北和云南，人数很少，可以从他们的“沙特”服饰中看得出来。萨拉菲派已经在更广泛的中国穆斯林社区中的意识形态对手中引发了恐惧和反对，时常导致彻底的教派冲突。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911”恐怖袭击之后，中国一直担心本国萨拉菲社区与沙特以及据推测维吾尔族萨拉菲网络有着紧密联系，更何况该教派在过去5年间人数大幅增长（不仅吸引其他回族，而且还越来越吸引汉族），这可能预示着未来的政治和宗教暴力事件。随着“伊斯兰国”组织幽灵的崛起，再加上几名中国武装人员出现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集团队伍中，这些安全关切与日俱增。
　　中国萨拉菲主义的历史根源
　　自14世纪元朝解体以来，回族穆斯林社区，尤其是中国西北部的回族穆斯林社区虽然相对孤立，但仍然对源自伊斯兰世界其他地方的宗教和思想影响保持开放的态度。在17世纪的明末清初，各种苏菲派（伊斯兰各种神秘主义派别的总称———本刊注）“道乘”（泛指伊斯兰寻道者在导师指引下修炼过程———本刊注），如纳黑希班底教派等，得以传播，再加上苏菲派“道乘”巩固了自己不同的谱系、墓葬和惯例（如虎非耶派的“隐没”以及“哲合忍耶”等），都表明了这种渗透性，这主要是通过朝觐，并通过中亚和云南的陆路贸易网络来传播。不出所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萨拉菲主义———或者最初的瓦哈比理念———在回族中的传播遵循的就是这个模式。
　　在共和时代，瓦哈比主义在中国赢得了信徒，这主要是穆斯林去沙特汉志地区朝觐的交通发展的副产品，而这要归功于轮船等交通手段的大阔步发展。在1923年至1934年，数百名回族穆斯林进行了朝觐。1937年，也就是在日本全面入侵中国之前，据报道超过170名回族在上海登上了驶往麦加的轮船。这样做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回族学者马通所说，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的瓦哈比文学显著增加。再加上，反对这一运动的人中也有人高调皈依。
　　在这一背景下，赛莱菲耶派（受沙特瓦哈比运动影响形成的中国伊斯兰教派别———本刊注），在中国首次明显出现，这基本上是对伊赫瓦尼派（中国伊斯兰教派别———本刊注）“脱离”其原瓦哈比精神而做出的反应。人们通常认为，萨拉菲主义的创始传播者是马德宝（1867—1977年）。他原本是伊赫瓦尼派信徒，在整个西北地区的各清真寺都当过阿訇。他最早接触萨拉菲主义是通过一次拜访。1934年，马德宝拜访了在青海省西宁传授瓦哈比教义的一位到访学者（大概是阿拉伯人）。这一接触使马德宝重新评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不过，他的重大认识转变发生在1936年。当时他去朝觐，在此期间，他在萨拉菲哈迪塞学校花了大量时间学习。
　　在1937年返回中国之后，马德宝成为这些教义的狂热信徒，迅速以甘肃临夏的一座清真寺为核心聚集了自己的追随者，随后脱离了伊赫瓦尼运动。他认为该运动已经损害了他们的信仰。他的萨拉菲集团遭到根深蒂固的伊赫瓦尼派神职人员及其军阀支持者的强烈反对，迫使该运动为了生存而对政治抱有更谨慎的态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之后，萨拉菲派（现在不再受到穆斯林军阀的束缚）经历了短暂的宗教发展期，其领导层积极参与多个国家机构以及新成立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IAC）。
　　沙特影响力的渠道
　　1978年“改革开放”的启动标志着对中国穆斯林社区（包括萨拉菲派）的宗教崇拜限制取消了，清真寺恢复了，IAC的改革重新巩固了国家对这些社区的控制，但更显著的是，有助于展示北京对伊斯兰教的包容，而该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团结各伊斯兰国家。开放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允许重新引入，甚至是扩大沙特萨拉菲主义在中国整个国家的影响，对萨拉菲派乃至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整体都产生了影响。这一切是通过各种渠道产生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出台了新规定允许个人去沙特朝觐，朝觐在1979年得以恢复。有相当多的回族穆斯林每年去沙特，1985年近2000人，到了1999年达到近万人。还有，一些朝觐者选择留下来继续学习，或者与亲戚建立联系。这些亲戚来自已经在沙特安家落户的中国流散人口（他们在中国内战结束后在赫加齐定居下来，并获得公民身份）。这些互动让中国穆斯林接触到新的话语和宗教体验，从而挑战了他们自己对伊斯兰教的传统理解。他们回到中国时带着瓦哈比教派的书籍、传单、法特瓦（宗教裁决），以及广为传播萨拉菲理念的讲经录像带。
　　其他显著的渠道包括沙特组织和神职人员在上个世纪80年代来到中国。最初，宗教活动仅限于有影响力的集团，如伊斯兰合作组织、世界穆斯林联盟和伊斯兰开发银行等。这些组织都在IAC的羽翼下运作。除了提供沙特与中国官方之间替代性的沟通渠道，他们的活动还涵盖建造各种伊斯兰研究院，装修大清真寺，启动一个《古兰经》印刷和发行项目（在1987年，作为沙特国王的“王室礼物”，一百多万册《古兰经》在中国全国各地免费发放）。他们还为学生提供神职人员的培训讲习班和奖学金（最初是在中国和巴基斯坦），如此等等。到了80年代中期，中国的宗教政策大幅放宽，允许越来越多的沙特私人组织和个人（主要是带来宗教文献的神职人员）越来越多地在IAC渠道之外活动。在这种新的环境下，这些实体开始选择性地将其经费面向特定群体，特别是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和云南地区那些明显被标识为萨拉菲派的群体，普及了IAC由于担心会招致国家谴责而拒绝的某些宗教话语。
　　中国萨拉菲派活动人士组成的网络为这些团体的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些活动人士毕业于沙特或者沙特的附属机构，如伊玛目沙特大学和麦地那大学等。虽然数字很难得到，但麦地那大学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在1961年至2000/2001年间，沙特向中国大陆652人提供了奖学金。这些人中近76％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拿到奖学金的。不过，相当数量的毕业生（从来没有真正完成学业）被广州和义乌的中间商的工作所吸引，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阿拉伯语水平。少数人加入了云南和甘肃省由私人经营的宗教院校。在21世纪头十年，中国放松了对雇用受外国培训的伊玛目的长期官方障碍之后，有的人开始主理清真寺。一个较小但更有影响力的组织与沙特组织和神职人员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一关系对双方都有利。
　　哈拉曼伊斯兰基金会就很能说明问题。由于据推测与“基地”组织有关系，联合国在美国的支持下在2004年取缔了它。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该组织花费大量资金在中国各地建造萨拉菲派清真寺，赞助与萨拉菲派结盟的学校（通常是兼作伊斯兰机构的“阿拉伯语”学校），以及向感兴趣的学生提供奖学金。一连串的活动基本上受到各种（有时候是相互竞争的）麦地那大学毕业生圈的监督，这些毕业生在更广泛的社区范围内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在这些发展的同时，北京也在上个世纪90年代采取了更审慎的态度。不出所料，这些限制在过去10年间变得更加严格，但是它们并没有完全切断与沙特的关系。
　　沙特的影响
　　沙特对中国的回族萨拉菲派和较广泛的穆斯林社区产生了有点矛盾的影响。在一个层面上，这些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回族穆斯林社会的“萨拉菲化”（即，在文化上和宗教上接受“理想化的”沙特正统）。这种萨拉菲化包括采纳萨拉菲主义、祷告礼仪、态度，甚至是文化上而言真正的装束（戴沙特头巾通常与这个王国的宗教保守有关），清真寺的建造也可以被描述成阿拉伯化进程，尽管这些趋势的出现并不总是表明萨拉菲派的影响。回族穆斯林的萨拉菲化已经影响到几乎所有的派别，虽然方式不同。在萨拉菲派当中，在相当长的隔离期之后重新引进正统源，现在又由于全球化的力量而放大，导致了旧萨拉菲社区的解体，因为20世纪80年代的新一代萨拉菲派（早期的毕业生和朝觐者）谋求“纠正”长辈的错误。这主要表现在对《古兰经》某些经文的解释出现了分裂，苏菲派遭到激进人士的反对，对“离经叛道的”萨拉菲派和非萨拉菲派穆斯林的驱逐导致教派明争暗斗。除了萨拉菲派，在伊赫瓦尼派和“古老”的传统穆斯林当中也可以观察到萨拉菲化。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人不一定将自己描述成萨拉菲派（因为担心会遭到驱逐或者出于对哈乃斐教法学派的忠诚），但他们接受这种思想传统的各个方面。在伊赫瓦尼派，他们对这一运动的瓦哈比起源重新点燃了兴趣。
　　在另一个层面上，沙特的影响反而促进了中国境内萨拉菲社区的分裂。这是由两个因素驱动的：首先，沙特组织、神职人员和相关毕业生带来了新的经费和思想，造成新的“清真寺社区”或者萨拉菲派寺坊的激增，这种发展主要是由领导权的争斗所塑造的。其次，萨拉菲派像其他派别一样，没有接触到对伊斯兰教或者萨拉菲主义的本土阐释，这主要是因为现有的文化和语言障碍，以及各种组织和神职人员追求多样化的理论和议程。
　　事实上，这两个同时发展的局势的最显著结果是，它有助于“中国特色萨拉菲主义”的构成。其支持者———主要来自20世纪90年代的一代人———正在绘制关于偏离沙特主流萨拉菲主义的新话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强烈反对宗派主义（虽然反什叶派情绪令人不安地在增大），并强调合一做法———这一转变主要源于来自许多人所认为的20世纪80年代的驱逐出教的做法。这种做法导致与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事实上，萨拉菲派如今在劝诱改宗方面遇到了严峻的挑战，甚至是在西宁和青海等地。
　　90后一代人也更加国际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更加认识到中国境内回族穆斯林面临的现状———作为少数民族中的少数引起国家的注意。虽然想求得沙特的资金和知识，他们在话语方面还是具有选择性。正因如此，一些有沙特倾向的萨拉菲派日益拒绝沙特神职人员的到访，因为这些人不能够理解中国伊斯兰教的特殊性。更重要的是，新一代更愿意与政府合作。他们显示的迹象表明，他们正谋求更加积极地参与历来由苏菲派和伊赫瓦尼派群体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渠道。
　　总之，回族萨拉菲派及其与沙特的联系十分复杂。该社区在知识方面四分五裂，创造的新话语反映出新宗教机构和团体在谋求所谓的正统和现状之间艰难导航时面临着紧张局势。回族萨拉菲派想在中国境内开拓出自己的空间。他们的担忧不是政治本身：在整个频谱，他们似乎已经接受了人们预计在沙特神职层面看到的非政治性清静无为。即使在维吾尔族的萨拉菲派方面，也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两个群体之间新出现了团结。尽管有宿仇，维吾尔族萨拉菲主义的发展采取了跟回族完全不同的轨迹，其政治/宗教动态因此也是不同的。相反，对于绝大多数回族萨拉菲派，他们的担忧依然仅存在于认同和宗教合法性的问题上。（洪漫译）http://www.cetin.net.cn/cetin2/s ... =1&docno=589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