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多边主义与东亚的安全困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4 03:57:45
【新闻背景】朝鲜自曝“拥有核武”，朝核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地区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一些热点问题的持续升温以及一些国家双边军事同盟的加强，各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相互猜忌不断发展。由于安全困境的普遍存在，加上东亚至今尚未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安全结构，致使该地区的安全形势始终处于某种不稳定状态。如何使东亚各国摆脱安全困境，创设广泛的安全环境已经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以多边主义为视角对东亚的安全困境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东亚的安全困境及权力政治理论的弊端
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政治中，主权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是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概念的提出者约翰·赫兹认为，凡在国家间“共处但未结成较高的统一”的场合，或在缺乏“可以对它们施加行为标准并且由此保护它们彼此免遭对方攻击的较高权威”的场合，总是存在安全困境问题，每一个国家始终担心被对方侵害，因而为求得安全势必尽可能地追求实力或权势，而这又会使对方感到不安全，从而也使对方尽可能地追求实力或权势以防不测，结果就进一步加剧了原本的安全担忧(转引自时殷弘：《东亚的“安全两难”与出路》，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东亚是具有世界影响力大国的集中地带。目前世界公认的五大力量中心的四个国家——俄罗斯、日本、中国和美国都处于该地区或在该地区拥有重大的安全利益，导致彼此之间的利害关系十分复杂。而且，作为地区安全的主角，四大力量之间安全关系以及它们对地区安全的态度和政策取向，还会对东亚的整体安全产生重大影响。除上述大国外，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东盟内部各国之间也有相互矛盾的安全利益。同时，这些中小国家与地区大国之间也有盘根错节的利害关系，它们也能对地区安全形势的发展和安全态势的形成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由于缺乏有效的安全制度的约束，东亚地区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安全困境表现十分突出的地区。这些安全困境具有如下特点：其一，普遍性。既有大国如中美、中日、日俄之间的安全困境，也有中等力量国家之间如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之间的安全困境；既有大国与小国之间如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存在的低烈度的安全困境，也有小国之间如东盟成员之间存在的某种程度上的安全困境。其二，连动性。无论是大国还是中小国家，安全困境都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两个国家之间，由于各国奉行不同的安全政策，或牵制、或防范、或联盟，致使东亚众多的安全之间形成某种连动的复杂关系。如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不仅发生在南北双方之间，而且美国甚至日本也深深介入了，一旦半岛南北双方之间的安全困境失控，无疑会对朝日以及朝美之间的安全困境造成影响；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一旦失控必然引起中日之间安全困境形势的变化。其三，危险性。一方面，东亚地区至今没有形成为各方广泛接受和认同的安全制度或体制，缺乏制度约束的众多行为体之间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安全关系；另一方面，地区热点问题始终没能得到根本解决，由于超级大国奉行霸权主义政策，热点升温甚至失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东亚安全困境的上述特点表明，努力探索缓解乃至摆脱这种困境、塑造和平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的有效途径，已经成为东亚各国日益紧迫的外交课题。
霸权稳定论和均势论是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亚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制定东亚政策、处理安全事务、建立安全秩序的重要理论基础。就霸权稳定论而言，尽管这种理论有助于超级大国追求权力，占据东亚安全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并将地区安全维持在某种暂时的非战争和非激烈的对抗状态中，但却由于“霸权国的行为不是利他主义的，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0页。)，因此这不仅不能增加各国之间的信任关系、消除不稳定因素，相反会引起其他大国的猜测和担忧，促使它们作出某种反应，从而加剧原本存在的安全困境，并使大国之间的安全关系陷入某种恶性循环状态。比如近年来美国开发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并试图将台湾纳入该系统，此举必然会引起中国的疑虑和警觉，促使中国进一步重视国防现代化建设以应对可能的安全威胁，而中国的行动反过来又成为美国加强东亚军事部署、防范和遏制中国的新的借口。在均势安全体制中，国家通过自身或联盟的力量来制衡潜在或现实的对手，达到维护本国安全的目的。然而均势也只是维护地区安全的权宜之计，它可能带来短期的稳定，但不能保证持久的和平。因为作为一种状态，均势只是特定时期某种稳定的力量关系的反应，它必然会因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而进行调整，而这种打破原有状态的调整所产生的冲击和动荡有可能导致安全困境的失控。作为一种政策，均势的实施可能会使他国感到对自己构成威胁，为确保自身安全，他国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削弱对方的优势，这同样会使使用均势的国家之间陷入恶性循环。朝鲜之所以维持相对于自身人口和财力规模来说十分庞大的军队，极力追求先进武器，多半是出于对韩美结盟的反应。而朝鲜此举又招致韩美同盟关系的加强以及美国对朝鲜的孤立和遏制，从而使半岛局势的缓和进程始终步履维艰。
多边主义及其对东亚安全的意义
所谓多边主义是指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之间发生联系的方式。约翰·罗杰将它定义为“依据普遍行为的原则，协调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的制度形式”。除了这种从制度层面界定外，多边主义还表现为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行为方式，以及对国际普遍的行为准则和规制的重视和遵守(参见秦亚青：《多边主义研究：理论与方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作为一种着眼于发展国家行为体之间良性互动的社会性安排，协调与合作是多边主义的基本特征。多边主义有助于东亚国家化解相互间的矛盾和分歧，从根本上摆脱彼此间的安全困境，创设广泛的和平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
首先，多边主义安全安排可以为东亚各国提供一个降低无政府状态的活动机制。无政府状态是造成安全困境的最根本原因。而降低国家间的无政府程度，增加它们行为方式的有序性，就必须借助某种框架性安排。正是这种安排缓解了现实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的无政府状态效应，在国家之间“创造出一种稳定的和平期望在其中发育形成的气候”(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Longman,2001,pp.288-300.)，使人们有理由对国家间的和平状态的维持保持信心。而且，无论是紧密的组织还是松散的安全论坛，多边机制都会对成员国的行为产生某种规定性作用，制约着国家完全利己和不负责任的行为，防止成员国的单边主义或双边主义倾向加剧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尽管东亚一些国家之间存在双边的安全安排以及某种次区域的安全安排，但冷战阴影和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就整个地区而言，仍然需要一个广泛涵盖地区各国的多边活动机制，来降低众多安全困境所带来的无政府状态，并对超级大国的单边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形成某种程度上的约束。
其次，多边主义有助于缓解东亚各国间的猜疑和恐惧，增进彼此间的互信程度。东亚众多安全困境形成的一个普遍原因就在于处于安全困境的双方之间缺乏互信。日本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可能对日本在东亚的地位造成的冲击比较敏感，并以“中国威胁论”为依据联合美国强化针对中国的防范措施并将中国视作头号防范目标(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1页。)；而中国也因历史的原因对日本增强军事力量持有戒心，尤其是日美强化安全同盟的举措更成了加重中日之间安全困境的导火索(张蕴岭主编：《伙伴还是对手——调整中的中美日俄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页。)。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于发展安全领域的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不同，多边主义不是在损害他国安全利益的前提下的对自身国家利益的盲目追求，而是强调维护行为体之间的共同安全利益以及维护整体安全利益的责任；与双边主义军事同盟的针对性和排他性不同，多边主义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由于没有明确的针对目标，行为体之间逐渐淡化对武力手段解决分歧的重视和推崇，并倾向于通过对话和协商等非军事手段来消除成员国之间的误解和分歧，避免军事冲突，从而达到加强彼此间相互理解和信任的目的。而且，多边主义机制还可以向参与机制的国家提供相对高质量的信息，增加军事透明度，建立相互信任措施，减少政治不确定因素和国家的不确定心理。因为这种认知他方行为意图的信息，增加了行为体相互意图的预测与实际行为的吻合程度，缓解了因信息不畅可能导致的对他国行为的猜疑和恐惧，使国家间形成相对稳固的信任关系。
最后，多边主义有助于东亚各国形成对安全规则的集体认同，促进次区域安全共同体的形成。根据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理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行为体只有建立在国家自律、互信和集体认同基础上的和平才是牢固和平。在长期的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实践中，成员国之间形成了彼此之间的信任，逐渐拥有共享的和平观念和文化，这种共享的观念和文化是行为体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它重塑行为体的自身利益，影响和规定着行为体的对外政策选择，从而使行为体之间产生了对诸如互不使用武力、通过协商合作解决分歧等规则的集体认同(Emanuel Adler,Michael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56.)。冷战的结束并没有给东亚各国带来真正的安全感，相反，一些国家为了谋求一己之安全利益，不断加强军事力量，使东亚地区出现了规模空前的“逆裁军现象”。这种现象表明，通过合作谋求安全以及放弃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等原则还没有真正成为各国的广泛共识和指导各国行动的准则。而建立这种集体认同则是对东亚安全产生持久的积极影响的根本举措。而且，对于东盟这样的条件相对成熟的次区域来说，这种集体认同还可以促使成员国从更高的层次上萌生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改变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无政府逻辑，形成多边的安全共同体，最终使自我安全融入集体安全之中，走出安全困境的怪圈。【新闻背景】朝鲜自曝“拥有核武”，朝核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地区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一些热点问题的持续升温以及一些国家双边军事同盟的加强，各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相互猜忌不断发展。由于安全困境的普遍存在，加上东亚至今尚未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安全结构，致使该地区的安全形势始终处于某种不稳定状态。如何使东亚各国摆脱安全困境，创设广泛的安全环境已经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以多边主义为视角对东亚的安全困境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东亚的安全困境及权力政治理论的弊端
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政治中，主权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是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概念的提出者约翰·赫兹认为，凡在国家间“共处但未结成较高的统一”的场合，或在缺乏“可以对它们施加行为标准并且由此保护它们彼此免遭对方攻击的较高权威”的场合，总是存在安全困境问题，每一个国家始终担心被对方侵害，因而为求得安全势必尽可能地追求实力或权势，而这又会使对方感到不安全，从而也使对方尽可能地追求实力或权势以防不测，结果就进一步加剧了原本的安全担忧(转引自时殷弘：《东亚的“安全两难”与出路》，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东亚是具有世界影响力大国的集中地带。目前世界公认的五大力量中心的四个国家——俄罗斯、日本、中国和美国都处于该地区或在该地区拥有重大的安全利益，导致彼此之间的利害关系十分复杂。而且，作为地区安全的主角，四大力量之间安全关系以及它们对地区安全的态度和政策取向，还会对东亚的整体安全产生重大影响。除上述大国外，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东盟内部各国之间也有相互矛盾的安全利益。同时，这些中小国家与地区大国之间也有盘根错节的利害关系，它们也能对地区安全形势的发展和安全态势的形成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由于缺乏有效的安全制度的约束，东亚地区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安全困境表现十分突出的地区。这些安全困境具有如下特点：其一，普遍性。既有大国如中美、中日、日俄之间的安全困境，也有中等力量国家之间如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之间的安全困境；既有大国与小国之间如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存在的低烈度的安全困境，也有小国之间如东盟成员之间存在的某种程度上的安全困境。其二，连动性。无论是大国还是中小国家，安全困境都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两个国家之间，由于各国奉行不同的安全政策，或牵制、或防范、或联盟，致使东亚众多的安全之间形成某种连动的复杂关系。如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不仅发生在南北双方之间，而且美国甚至日本也深深介入了，一旦半岛南北双方之间的安全困境失控，无疑会对朝日以及朝美之间的安全困境造成影响；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一旦失控必然引起中日之间安全困境形势的变化。其三，危险性。一方面，东亚地区至今没有形成为各方广泛接受和认同的安全制度或体制，缺乏制度约束的众多行为体之间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安全关系；另一方面，地区热点问题始终没能得到根本解决，由于超级大国奉行霸权主义政策，热点升温甚至失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东亚安全困境的上述特点表明，努力探索缓解乃至摆脱这种困境、塑造和平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的有效途径，已经成为东亚各国日益紧迫的外交课题。
霸权稳定论和均势论是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亚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制定东亚政策、处理安全事务、建立安全秩序的重要理论基础。就霸权稳定论而言，尽管这种理论有助于超级大国追求权力，占据东亚安全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并将地区安全维持在某种暂时的非战争和非激烈的对抗状态中，但却由于“霸权国的行为不是利他主义的，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0页。)，因此这不仅不能增加各国之间的信任关系、消除不稳定因素，相反会引起其他大国的猜测和担忧，促使它们作出某种反应，从而加剧原本存在的安全困境，并使大国之间的安全关系陷入某种恶性循环状态。比如近年来美国开发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并试图将台湾纳入该系统，此举必然会引起中国的疑虑和警觉，促使中国进一步重视国防现代化建设以应对可能的安全威胁，而中国的行动反过来又成为美国加强东亚军事部署、防范和遏制中国的新的借口。在均势安全体制中，国家通过自身或联盟的力量来制衡潜在或现实的对手，达到维护本国安全的目的。然而均势也只是维护地区安全的权宜之计，它可能带来短期的稳定，但不能保证持久的和平。因为作为一种状态，均势只是特定时期某种稳定的力量关系的反应，它必然会因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而进行调整，而这种打破原有状态的调整所产生的冲击和动荡有可能导致安全困境的失控。作为一种政策，均势的实施可能会使他国感到对自己构成威胁，为确保自身安全，他国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削弱对方的优势，这同样会使使用均势的国家之间陷入恶性循环。朝鲜之所以维持相对于自身人口和财力规模来说十分庞大的军队，极力追求先进武器，多半是出于对韩美结盟的反应。而朝鲜此举又招致韩美同盟关系的加强以及美国对朝鲜的孤立和遏制，从而使半岛局势的缓和进程始终步履维艰。
多边主义及其对东亚安全的意义
所谓多边主义是指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之间发生联系的方式。约翰·罗杰将它定义为“依据普遍行为的原则，协调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的制度形式”。除了这种从制度层面界定外，多边主义还表现为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行为方式，以及对国际普遍的行为准则和规制的重视和遵守(参见秦亚青：《多边主义研究：理论与方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作为一种着眼于发展国家行为体之间良性互动的社会性安排，协调与合作是多边主义的基本特征。多边主义有助于东亚国家化解相互间的矛盾和分歧，从根本上摆脱彼此间的安全困境，创设广泛的和平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
首先，多边主义安全安排可以为东亚各国提供一个降低无政府状态的活动机制。无政府状态是造成安全困境的最根本原因。而降低国家间的无政府程度，增加它们行为方式的有序性，就必须借助某种框架性安排。正是这种安排缓解了现实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的无政府状态效应，在国家之间“创造出一种稳定的和平期望在其中发育形成的气候”(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Longman,2001,pp.288-300.)，使人们有理由对国家间的和平状态的维持保持信心。而且，无论是紧密的组织还是松散的安全论坛，多边机制都会对成员国的行为产生某种规定性作用，制约着国家完全利己和不负责任的行为，防止成员国的单边主义或双边主义倾向加剧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尽管东亚一些国家之间存在双边的安全安排以及某种次区域的安全安排，但冷战阴影和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就整个地区而言，仍然需要一个广泛涵盖地区各国的多边活动机制，来降低众多安全困境所带来的无政府状态，并对超级大国的单边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形成某种程度上的约束。
其次，多边主义有助于缓解东亚各国间的猜疑和恐惧，增进彼此间的互信程度。东亚众多安全困境形成的一个普遍原因就在于处于安全困境的双方之间缺乏互信。日本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可能对日本在东亚的地位造成的冲击比较敏感，并以“中国威胁论”为依据联合美国强化针对中国的防范措施并将中国视作头号防范目标(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1页。)；而中国也因历史的原因对日本增强军事力量持有戒心，尤其是日美强化安全同盟的举措更成了加重中日之间安全困境的导火索(张蕴岭主编：《伙伴还是对手——调整中的中美日俄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页。)。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于发展安全领域的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不同，多边主义不是在损害他国安全利益的前提下的对自身国家利益的盲目追求，而是强调维护行为体之间的共同安全利益以及维护整体安全利益的责任；与双边主义军事同盟的针对性和排他性不同，多边主义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由于没有明确的针对目标，行为体之间逐渐淡化对武力手段解决分歧的重视和推崇，并倾向于通过对话和协商等非军事手段来消除成员国之间的误解和分歧，避免军事冲突，从而达到加强彼此间相互理解和信任的目的。而且，多边主义机制还可以向参与机制的国家提供相对高质量的信息，增加军事透明度，建立相互信任措施，减少政治不确定因素和国家的不确定心理。因为这种认知他方行为意图的信息，增加了行为体相互意图的预测与实际行为的吻合程度，缓解了因信息不畅可能导致的对他国行为的猜疑和恐惧，使国家间形成相对稳固的信任关系。
最后，多边主义有助于东亚各国形成对安全规则的集体认同，促进次区域安全共同体的形成。根据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理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行为体只有建立在国家自律、互信和集体认同基础上的和平才是牢固和平。在长期的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实践中，成员国之间形成了彼此之间的信任，逐渐拥有共享的和平观念和文化，这种共享的观念和文化是行为体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它重塑行为体的自身利益，影响和规定着行为体的对外政策选择，从而使行为体之间产生了对诸如互不使用武力、通过协商合作解决分歧等规则的集体认同(Emanuel Adler,Michael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56.)。冷战的结束并没有给东亚各国带来真正的安全感，相反，一些国家为了谋求一己之安全利益，不断加强军事力量，使东亚地区出现了规模空前的“逆裁军现象”。这种现象表明，通过合作谋求安全以及放弃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等原则还没有真正成为各国的广泛共识和指导各国行动的准则。而建立这种集体认同则是对东亚安全产生持久的积极影响的根本举措。而且，对于东盟这样的条件相对成熟的次区域来说，这种集体认同还可以促使成员国从更高的层次上萌生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改变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无政府逻辑，形成多边的安全共同体，最终使自我安全融入集体安全之中，走出安全困境的怪圈。
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地区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一些热点问题的持续升温以及一些国家双边军事同盟的加强，各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相互猜忌不断发展。由于安全困境的普遍存在，加上东亚至今尚未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安全结构，致使该地区的安全形势始终处于某种不稳定状态。如何使东亚各国摆脱安全困境，创设广泛的安全环境已经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以多边主义为视角对东亚的安全困境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东亚的安全困境及权力政治理论的弊端
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政治中，主权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是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概念的提出者约翰·赫兹认为，凡在国家间“共处但未结成较高的统一”的场合，或在缺乏“可以对它们施加行为标准并且由此保护它们彼此免遭对方攻击的较高权威”的场合，总是存在安全困境问题，每一个国家始终担心被对方侵害，因而为求得安全势必尽可能地追求实力或权势，而这又会使对方感到不安全，从而也使对方尽可能地追求实力或权势以防不测，结果就进一步加剧了原本的安全担忧(转引自时殷弘：《东亚的“安全两难”与出路》，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东亚是具有世界影响力大国的集中地带。目前世界公认的五大力量中心的四个国家——俄罗斯、日本、中国和美国都处于该地区或在该地区拥有重大的安全利益，导致彼此之间的利害关系十分复杂。而且，作为地区安全的主角，四大力量之间安全关系以及它们对地区安全的态度和政策取向，还会对东亚的整体安全产生重大影响。除上述大国外，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东盟内部各国之间也有相互矛盾的安全利益。同时，这些中小国家与地区大国之间也有盘根错节的利害关系，它们也能对地区安全形势的发展和安全态势的形成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由于缺乏有效的安全制度的约束，东亚地区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安全困境表现十分突出的地区。这些安全困境具有如下特点：其一，普遍性。既有大国如中美、中日、日俄之间的安全困境，也有中等力量国家之间如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之间的安全困境；既有大国与小国之间如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存在的低烈度的安全困境，也有小国之间如东盟成员之间存在的某种程度上的安全困境。其二，连动性。无论是大国还是中小国家，安全困境都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两个国家之间，由于各国奉行不同的安全政策，或牵制、或防范、或联盟，致使东亚众多的安全之间形成某种连动的复杂关系。如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不仅发生在南北双方之间，而且美国甚至日本也深深介入了，一旦半岛南北双方之间的安全困境失控，无疑会对朝日以及朝美之间的安全困境造成影响；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一旦失控必然引起中日之间安全困境形势的变化。其三，危险性。一方面，东亚地区至今没有形成为各方广泛接受和认同的安全制度或体制，缺乏制度约束的众多行为体之间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安全关系；另一方面，地区热点问题始终没能得到根本解决，由于超级大国奉行霸权主义政策，热点升温甚至失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东亚安全困境的上述特点表明，努力探索缓解乃至摆脱这种困境、塑造和平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的有效途径，已经成为东亚各国日益紧迫的外交课题。
霸权稳定论和均势论是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亚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制定东亚政策、处理安全事务、建立安全秩序的重要理论基础。就霸权稳定论而言，尽管这种理论有助于超级大国追求权力，占据东亚安全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并将地区安全维持在某种暂时的非战争和非激烈的对抗状态中，但却由于“霸权国的行为不是利他主义的，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0页。)，因此这不仅不能增加各国之间的信任关系、消除不稳定因素，相反会引起其他大国的猜测和担忧，促使它们作出某种反应，从而加剧原本存在的安全困境，并使大国之间的安全关系陷入某种恶性循环状态。比如近年来美国开发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并试图将台湾纳入该系统，此举必然会引起中国的疑虑和警觉，促使中国进一步重视国防现代化建设以应对可能的安全威胁，而中国的行动反过来又成为美国加强东亚军事部署、防范和遏制中国的新的借口。在均势安全体制中，国家通过自身或联盟的力量来制衡潜在或现实的对手，达到维护本国安全的目的。然而均势也只是维护地区安全的权宜之计，它可能带来短期的稳定，但不能保证持久的和平。因为作为一种状态，均势只是特定时期某种稳定的力量关系的反应，它必然会因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而进行调整，而这种打破原有状态的调整所产生的冲击和动荡有可能导致安全困境的失控。作为一种政策，均势的实施可能会使他国感到对自己构成威胁，为确保自身安全，他国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削弱对方的优势，这同样会使使用均势的国家之间陷入恶性循环。朝鲜之所以维持相对于自身人口和财力规模来说十分庞大的军队，极力追求先进武器，多半是出于对韩美结盟的反应。而朝鲜此举又招致韩美同盟关系的加强以及美国对朝鲜的孤立和遏制，从而使半岛局势的缓和进程始终步履维艰。
多边主义及其对东亚安全的意义
所谓多边主义是指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之间发生联系的方式。约翰·罗杰将它定义为“依据普遍行为的原则，协调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的制度形式”。除了这种从制度层面界定外，多边主义还表现为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行为方式，以及对国际普遍的行为准则和规制的重视和遵守(参见秦亚青：《多边主义研究：理论与方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作为一种着眼于发展国家行为体之间良性互动的社会性安排，协调与合作是多边主义的基本特征。多边主义有助于东亚国家化解相互间的矛盾和分歧，从根本上摆脱彼此间的安全困境，创设广泛的和平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
首先，多边主义安全安排可以为东亚各国提供一个降低无政府状态的活动机制。无政府状态是造成安全困境的最根本原因。而降低国家间的无政府程度，增加它们行为方式的有序性，就必须借助某种框架性安排。正是这种安排缓解了现实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的无政府状态效应，在国家之间“创造出一种稳定的和平期望在其中发育形成的气候”(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Longman,2001,pp.288-300.)，使人们有理由对国家间的和平状态的维持保持信心。而且，无论是紧密的组织还是松散的安全论坛，多边机制都会对成员国的行为产生某种规定性作用，制约着国家完全利己和不负责任的行为，防止成员国的单边主义或双边主义倾向加剧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尽管东亚一些国家之间存在双边的安全安排以及某种次区域的安全安排，但冷战阴影和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就整个地区而言，仍然需要一个广泛涵盖地区各国的多边活动机制，来降低众多安全困境所带来的无政府状态，并对超级大国的单边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形成某种程度上的约束。
其次，多边主义有助于缓解东亚各国间的猜疑和恐惧，增进彼此间的互信程度。东亚众多安全困境形成的一个普遍原因就在于处于安全困境的双方之间缺乏互信。日本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可能对日本在东亚的地位造成的冲击比较敏感，并以“中国威胁论”为依据联合美国强化针对中国的防范措施并将中国视作头号防范目标(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1页。)；而中国也因历史的原因对日本增强军事力量持有戒心，尤其是日美强化安全同盟的举措更成了加重中日之间安全困境的导火索(张蕴岭主编：《伙伴还是对手——调整中的中美日俄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页。)。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于发展安全领域的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不同，多边主义不是在损害他国安全利益的前提下的对自身国家利益的盲目追求，而是强调维护行为体之间的共同安全利益以及维护整体安全利益的责任；与双边主义军事同盟的针对性和排他性不同，多边主义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由于没有明确的针对目标，行为体之间逐渐淡化对武力手段解决分歧的重视和推崇，并倾向于通过对话和协商等非军事手段来消除成员国之间的误解和分歧，避免军事冲突，从而达到加强彼此间相互理解和信任的目的。而且，多边主义机制还可以向参与机制的国家提供相对高质量的信息，增加军事透明度，建立相互信任措施，减少政治不确定因素和国家的不确定心理。因为这种认知他方行为意图的信息，增加了行为体相互意图的预测与实际行为的吻合程度，缓解了因信息不畅可能导致的对他国行为的猜疑和恐惧，使国家间形成相对稳固的信任关系。
最后，多边主义有助于东亚各国形成对安全规则的集体认同，促进次区域安全共同体的形成。根据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理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行为体只有建立在国家自律、互信和集体认同基础上的和平才是牢固和平。在长期的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实践中，成员国之间形成了彼此之间的信任，逐渐拥有共享的和平观念和文化，这种共享的观念和文化是行为体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它重塑行为体的自身利益，影响和规定着行为体的对外政策选择，从而使行为体之间产生了对诸如互不使用武力、通过协商合作解决分歧等规则的集体认同(Emanuel Adler,Michael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56.)。冷战的结束并没有给东亚各国带来真正的安全感，相反，一些国家为了谋求一己之安全利益，不断加强军事力量，使东亚地区出现了规模空前的“逆裁军现象”。这种现象表明，通过合作谋求安全以及放弃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等原则还没有真正成为各国的广泛共识和指导各国行动的准则。而建立这种集体认同则是对东亚安全产生持久的积极影响的根本举措。而且，对于东盟这样的条件相对成熟的次区域来说，这种集体认同还可以促使成员国从更高的层次上萌生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改变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无政府逻辑，形成多边的安全共同体，最终使自我安全融入集体安全之中，走出安全困境的怪圈。【新闻背景】朝鲜自曝“拥有核武”，朝核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地区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一些热点问题的持续升温以及一些国家双边军事同盟的加强，各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相互猜忌不断发展。由于安全困境的普遍存在，加上东亚至今尚未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安全结构，致使该地区的安全形势始终处于某种不稳定状态。如何使东亚各国摆脱安全困境，创设广泛的安全环境已经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以多边主义为视角对东亚的安全困境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东亚的安全困境及权力政治理论的弊端
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政治中，主权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是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概念的提出者约翰·赫兹认为，凡在国家间“共处但未结成较高的统一”的场合，或在缺乏“可以对它们施加行为标准并且由此保护它们彼此免遭对方攻击的较高权威”的场合，总是存在安全困境问题，每一个国家始终担心被对方侵害，因而为求得安全势必尽可能地追求实力或权势，而这又会使对方感到不安全，从而也使对方尽可能地追求实力或权势以防不测，结果就进一步加剧了原本的安全担忧(转引自时殷弘：《东亚的“安全两难”与出路》，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东亚是具有世界影响力大国的集中地带。目前世界公认的五大力量中心的四个国家——俄罗斯、日本、中国和美国都处于该地区或在该地区拥有重大的安全利益，导致彼此之间的利害关系十分复杂。而且，作为地区安全的主角，四大力量之间安全关系以及它们对地区安全的态度和政策取向，还会对东亚的整体安全产生重大影响。除上述大国外，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东盟内部各国之间也有相互矛盾的安全利益。同时，这些中小国家与地区大国之间也有盘根错节的利害关系，它们也能对地区安全形势的发展和安全态势的形成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由于缺乏有效的安全制度的约束，东亚地区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安全困境表现十分突出的地区。这些安全困境具有如下特点：其一，普遍性。既有大国如中美、中日、日俄之间的安全困境，也有中等力量国家之间如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之间的安全困境；既有大国与小国之间如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存在的低烈度的安全困境，也有小国之间如东盟成员之间存在的某种程度上的安全困境。其二，连动性。无论是大国还是中小国家，安全困境都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两个国家之间，由于各国奉行不同的安全政策，或牵制、或防范、或联盟，致使东亚众多的安全之间形成某种连动的复杂关系。如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不仅发生在南北双方之间，而且美国甚至日本也深深介入了，一旦半岛南北双方之间的安全困境失控，无疑会对朝日以及朝美之间的安全困境造成影响；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一旦失控必然引起中日之间安全困境形势的变化。其三，危险性。一方面，东亚地区至今没有形成为各方广泛接受和认同的安全制度或体制，缺乏制度约束的众多行为体之间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安全关系；另一方面，地区热点问题始终没能得到根本解决，由于超级大国奉行霸权主义政策，热点升温甚至失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东亚安全困境的上述特点表明，努力探索缓解乃至摆脱这种困境、塑造和平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的有效途径，已经成为东亚各国日益紧迫的外交课题。
霸权稳定论和均势论是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亚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制定东亚政策、处理安全事务、建立安全秩序的重要理论基础。就霸权稳定论而言，尽管这种理论有助于超级大国追求权力，占据东亚安全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并将地区安全维持在某种暂时的非战争和非激烈的对抗状态中，但却由于“霸权国的行为不是利他主义的，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0页。)，因此这不仅不能增加各国之间的信任关系、消除不稳定因素，相反会引起其他大国的猜测和担忧，促使它们作出某种反应，从而加剧原本存在的安全困境，并使大国之间的安全关系陷入某种恶性循环状态。比如近年来美国开发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并试图将台湾纳入该系统，此举必然会引起中国的疑虑和警觉，促使中国进一步重视国防现代化建设以应对可能的安全威胁，而中国的行动反过来又成为美国加强东亚军事部署、防范和遏制中国的新的借口。在均势安全体制中，国家通过自身或联盟的力量来制衡潜在或现实的对手，达到维护本国安全的目的。然而均势也只是维护地区安全的权宜之计，它可能带来短期的稳定，但不能保证持久的和平。因为作为一种状态，均势只是特定时期某种稳定的力量关系的反应，它必然会因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而进行调整，而这种打破原有状态的调整所产生的冲击和动荡有可能导致安全困境的失控。作为一种政策，均势的实施可能会使他国感到对自己构成威胁，为确保自身安全，他国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削弱对方的优势，这同样会使使用均势的国家之间陷入恶性循环。朝鲜之所以维持相对于自身人口和财力规模来说十分庞大的军队，极力追求先进武器，多半是出于对韩美结盟的反应。而朝鲜此举又招致韩美同盟关系的加强以及美国对朝鲜的孤立和遏制，从而使半岛局势的缓和进程始终步履维艰。
多边主义及其对东亚安全的意义
所谓多边主义是指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之间发生联系的方式。约翰·罗杰将它定义为“依据普遍行为的原则，协调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的制度形式”。除了这种从制度层面界定外，多边主义还表现为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行为方式，以及对国际普遍的行为准则和规制的重视和遵守(参见秦亚青：《多边主义研究：理论与方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作为一种着眼于发展国家行为体之间良性互动的社会性安排，协调与合作是多边主义的基本特征。多边主义有助于东亚国家化解相互间的矛盾和分歧，从根本上摆脱彼此间的安全困境，创设广泛的和平稳定的地区安全环境。
首先，多边主义安全安排可以为东亚各国提供一个降低无政府状态的活动机制。无政府状态是造成安全困境的最根本原因。而降低国家间的无政府程度，增加它们行为方式的有序性，就必须借助某种框架性安排。正是这种安排缓解了现实主义理论家们设想的无政府状态效应，在国家之间“创造出一种稳定的和平期望在其中发育形成的气候”(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Longman,2001,pp.288-300.)，使人们有理由对国家间的和平状态的维持保持信心。而且，无论是紧密的组织还是松散的安全论坛，多边机制都会对成员国的行为产生某种规定性作用，制约着国家完全利己和不负责任的行为，防止成员国的单边主义或双边主义倾向加剧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尽管东亚一些国家之间存在双边的安全安排以及某种次区域的安全安排，但冷战阴影和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就整个地区而言，仍然需要一个广泛涵盖地区各国的多边活动机制，来降低众多安全困境所带来的无政府状态，并对超级大国的单边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形成某种程度上的约束。
其次，多边主义有助于缓解东亚各国间的猜疑和恐惧，增进彼此间的互信程度。东亚众多安全困境形成的一个普遍原因就在于处于安全困境的双方之间缺乏互信。日本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可能对日本在东亚的地位造成的冲击比较敏感，并以“中国威胁论”为依据联合美国强化针对中国的防范措施并将中国视作头号防范目标(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1页。)；而中国也因历史的原因对日本增强军事力量持有戒心，尤其是日美强化安全同盟的举措更成了加重中日之间安全困境的导火索(张蕴岭主编：《伙伴还是对手——调整中的中美日俄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页。)。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于发展安全领域的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不同，多边主义不是在损害他国安全利益的前提下的对自身国家利益的盲目追求，而是强调维护行为体之间的共同安全利益以及维护整体安全利益的责任；与双边主义军事同盟的针对性和排他性不同，多边主义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由于没有明确的针对目标，行为体之间逐渐淡化对武力手段解决分歧的重视和推崇，并倾向于通过对话和协商等非军事手段来消除成员国之间的误解和分歧，避免军事冲突，从而达到加强彼此间相互理解和信任的目的。而且，多边主义机制还可以向参与机制的国家提供相对高质量的信息，增加军事透明度，建立相互信任措施，减少政治不确定因素和国家的不确定心理。因为这种认知他方行为意图的信息，增加了行为体相互意图的预测与实际行为的吻合程度，缓解了因信息不畅可能导致的对他国行为的猜疑和恐惧，使国家间形成相对稳固的信任关系。
最后，多边主义有助于东亚各国形成对安全规则的集体认同，促进次区域安全共同体的形成。根据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理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行为体只有建立在国家自律、互信和集体认同基础上的和平才是牢固和平。在长期的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实践中，成员国之间形成了彼此之间的信任，逐渐拥有共享的和平观念和文化，这种共享的观念和文化是行为体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它重塑行为体的自身利益，影响和规定着行为体的对外政策选择，从而使行为体之间产生了对诸如互不使用武力、通过协商合作解决分歧等规则的集体认同(Emanuel Adler,Michael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56.)。冷战的结束并没有给东亚各国带来真正的安全感，相反，一些国家为了谋求一己之安全利益，不断加强军事力量，使东亚地区出现了规模空前的“逆裁军现象”。这种现象表明，通过合作谋求安全以及放弃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等原则还没有真正成为各国的广泛共识和指导各国行动的准则。而建立这种集体认同则是对东亚安全产生持久的积极影响的根本举措。而且，对于东盟这样的条件相对成熟的次区域来说，这种集体认同还可以促使成员国从更高的层次上萌生自我约束的道德规范，改变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无政府逻辑，形成多边的安全共同体，最终使自我安全融入集体安全之中，走出安全困境的怪圈。
东亚安全领域的多边主义探索：以东盟为案例的分析
冷战结束后，多边主义在东亚兴起，各种多边组织和机制纷纷出现并迅速发展，其中东盟的实践最具有代表性。东盟在安全领域的多边主义探索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东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积极推进多边主义，使成员国之间摆脱安全困境，塑造地区内的安全环境；二是以东盟地区论坛为核心和载体开展与外部大国之间的多边安全对话，缓解东盟与各大国之间以及东亚其他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营建超越东南亚的更大范围的地区安全环境。
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地区在经过长期的持续动荡和军事对抗之后，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安全形势。然而同时，原来被冷战所掩盖的矛盾以及历史遗留的领海和领土纠纷重新浮现，加上该地区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使该地区内部出现了新的不稳定因素。90年代初东盟各国竞相扩充军备进一步加重了彼此间的疑虑。为了消除互相猜疑，加强信任，消除内部的安全隐患，东盟各国积极开展以建立信任措施为主要内容的多边主义安全合作。其基本思路是增加各国的透明度，使各方的军事意图明朗化。通过加强信息交流来促进信任，使国家关系更易于预测，由此减少发生冲突和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为此，东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加强和扩大现有的安全合作，尤其是军事领域的合作，将双边演习扩大到三边；提高各成员国军事透明度，发表各自的《国防白皮书》，使防务政策更加公开化；设立东南亚武器登记处，加强成员国在购买武器装备上的合作；巩固和发展各类安全对话机制，包括官方的东盟地区论坛以及非官方的“第二轨道”活动；加强情报交流，互相通报并邀请观察军事演习，建立危机处理机制，定期举办“东南亚安全研讨会”等等(参见《东南亚建立信任措施》，东盟国际战略研究所第5号备忘录，第12～14页。转引自陆建人：《东盟的今天与明天——东盟的发展趋势及其在亚太的地位》，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03页。)。为了应对马六甲海盗猖獗这类的“低烈度威胁”，东盟建立了具有明确针对性的三边安全合作机制。马六甲海峡两岸的三个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在1992年初商定开展联合行动。三国海军和警察部队分享有关情报，建立交流网络，组织联合巡逻等。三国还建立了联合监视系统，以加强该地区海上航行的安全。此外，东盟各国还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积极协调多方立场，相互支持和配合，采取统一行动，并在1992年7月的东盟第25届外长会议通过了《东盟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宣言》，阐述了东盟关于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致立场，力图增强东盟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发言权。
除在地区内部推进多边主义外，东盟还积极开展与地区外大国之间的多边安全合作。对东盟来说，任何一个东盟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自身的安全问题，任何一种内部的双边合作或与集团外大国的双边合作也不足以解决自身的安全问题。而以集体的面目与地区外的其他大国开展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可以在三个层面上缓解东盟的现实和潜在的安全压力：其一，进一步提升东盟国家的整体安全意识，巩固东盟内部的团结和合作；其二，通过开展与地区外大国的多边安全对话，增进与大国之间的互信关系；其三，通过多边安全对话，为各大国提供一个协商和合作的机制，促进它们之间关系的缓和，防止因大国之间安全困境的发展而危及东盟的安全，缓解整个东亚地区紧张局势，并为建立地区多边安全保障机制创造条件。基于上述考虑，东盟国家将东盟地区论坛作为开展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重要载体。在目标定位上，东盟明确提出了东盟地区论坛发展的三阶段目标：第一阶段建立信任措施，旨在消除大国威胁；第二阶段开展预防性外交，维护地区局势稳定；第三阶段将论坛机制化，使之成为解决地区冲突的多边场所。在组织建设上，随着柬埔寨、缅甸、印度、蒙古和朝鲜等国的陆续加入，论坛成员由最初的18个增加到目前的23个，涵盖了东亚地区所有的小国、地区性大国乃至超级大国。在议题的选择上，强调以安全问题为重点，内容既有亚太地区的总体安全形势，也有诸如核不扩散、裁军等具体军控问题；既有南中国海争端、朝鲜半岛等热点地区安全形势，也有建立信任措施和开展预防性外交等营造安全氛围的具体措施。在运行方式上，为确保论坛的顺利发展，东盟明确将“平等协商、求同存异、循序渐进、协商一致”作为论坛的基本原则。除论坛外，东盟还积极通过“10+10”（东盟与全体对话国会议）、“10+1”（东盟与单一对话国会议）、“10+3”（东盟与中、日韩非正式会议）三种形式开展安全对话与合作。
应该说，东盟在安全领域所进行的多边主义探索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成果。通过信任措施的建立，东盟各国增强了在多边框架下解决争端的信心，各国间的安全困境得到了大大缓解，东盟的集体认同感明显增强，从而为最终实现马来西亚外长阿卜杜拉·巴达维所说的“团结在一把伞下的构想”奠定了基础(法新社吉隆坡1997年7月21日电。)。
再从地区安全环境看，作为一个多边组织，东盟地区论坛“成功地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用的框架，其中各方能够在‘中立’的气氛中讨论分歧……通过不断地扩大合作视野和拓展活动空间，多边主义框架在各国政治官员中培育出对彼此间的特定问题更容易接受和更具有安全感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得他们比先前更能妥协地解决相互冲突的利益分歧”(Emanuel Adler, Michael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208.)。尤其重要的是，有助于东亚国家在参与东盟论坛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养成就共同感兴趣和关注的政治安全问题在多边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性对话和协商的习惯，并为最终在各国间形成一种相互间不以战争解决争端而是通过协商对话寻求地区安全的文化结构。而这种文化结构恰恰是该地区国家最终走出安全困境的根本途径。
缓解东亚安全困境的多边主义思路
安全困境是国际政治中的一种常态，也是造成国际局势紧张和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常见原由。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东亚至今没有形成覆盖整个区域的多边安全体制。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很可能使东亚成为新世纪前期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之一。当前，自我防御和双边安排仍然是东亚安全的主要形式，大国权力均衡机制依然占主导地位，各种安全隐患和潜在的冲突的因素依然存在，各国之间的信任关系还没有真正建立，彼此间的紧张关系一时还难以从深层次上得到缓和。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推动安全领域的多边主义建设则不失为一种理想的选择。作为一种灵活的安全安排，多边主义在东亚安全领域的发展具有现实可行性，也容易为众多国家所接受，因为它并不要求一味地排斥单边或双边的利益和制度安排，并不要求立即建立正式的对成员国具有约束力的组织机构，而是强调合作的渐进性，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建立次区域或区域安全机制，并逐步朝制度化合作的方向发展。今后，东亚国家不妨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本地区的多边主义进程。
第一，建立大国之间的多边高层对话机制。由于美日同盟的进一步巩固以及美国近年来不断提升美台军事合作关系，中国对美国在东亚的动机和指向有很高的警觉；而美国认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将对美国在东亚的霸主地位构成挑战。中日、日俄之间还存在领土争端，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也较为脆弱。鉴于这种形势，在多边的基础上建立中、美、日、俄四大国高层对话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地就彼此间的安全问题进行交流或磋商，不仅可以减少双边机制可能产生的误解，降低中俄因美日同盟加固而产生的疑虑，缓解大国间的安全困境，而且可以通过对话以及在诸如大规模武器扩散、恐怖主义、跨国犯罪以及环境危机等问题上开展合作，逐步增加大国间相互信任的气氛，形成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问题的习惯，从而为大国间最终形成某种相对稳定的制度性安排奠定基础。从建立全区域安全机制看，在地区多边机制建立的过程中，大国的态度往往举足轻重，如果大国在建立多边安全机制方面达成了某种共识，并积极推进地区安全的多边主义进程，那么最终建立覆盖整个东亚的多边安全机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第二，发展东北亚地区的多边对话机制。从东北亚地区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缺乏相互信任是东北亚安全困境的一个突出特点。建立多边机制，可以为各国解决安全利益上的分歧和冲突创造有利条件。就朝鲜南北双方而言，恢复中、朝、韩、美四方会谈，缩小有关各方之间的矛盾与分歧，缓和半岛的紧张局势，推动建立半岛永久的和平机制，无疑将对半岛的安全形势产生重大影响。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拓展思路，发展中、日、韩之间的多边安全对话，将目前中、日、韩、俄、美五国之间的属于第二轨道性质的“东北亚安全对话”，扩展为包括朝鲜在内的六边安全对话论坛，共同营建东北亚安全的新环境。
第三，适度推进东盟论坛内外的机制化建设。在保持东盟多边安全合作的灵活性、渐进性特点的同时，适度推进东盟论坛内外的机制化建设，增强东盟在解决自身内部问题上的作用和效能。东盟在处理东南亚金融危机方面缺乏有力的应对措施以及在解决东帝汶问题上的无所作为，暴露了东盟地区论坛在机制和效能方面存在严重不足。为了有效应对今后的挑战，东盟有必要一方面适当加强论坛的机制化建设，进一步强化论坛的协调和决策功能，及时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积极探索论坛外的新机制，以弥补论坛自身存在的缺陷。值得一提的是，东盟国家已经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并着手采取措施。在2000年第33届东盟外长会议上，与会国正式决定采纳此前泰国提出的建立东盟处理危机的“三方调解机制”建议，并希望这一机制能确保东盟在第一时间对区域内的政治安全问题采取紧急协调措施，以加强东盟内部的协调合作与组织效率。
最后，中国应积极参与东亚多边安全机制建设。由于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历史等因素，作为身处东亚的国家，中国始终面临来自多方面的现实或潜在的安全威胁，而且这些威胁因素和来源相互交织，仅仅着眼于双边外交不仅很难从根本上缓解和解决中国的安全困境，而且可能加剧已经存在的诸多安全困境。比较可行的思路就在于推进东亚的多边安全机制建设。尽管多边机制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产生制约作用，但总的看来利大于弊。中国一方面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多边安全对话和协商，在多边的框架内全方位开展外交，将涉及中国安全利益的区域重大国际问题纳入稳定的和平机制或制度中去处理，努力消除或减少来自多方面的安全压力；另一方面，在多边的机制中努力发挥作为东亚大国的主导作用，进一步树立起爱好和平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并为探索出符合东亚特点的全区域安全体制，营建东亚持久的和平环境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冷战结束后，多边主义在东亚兴起，各种多边组织和机制纷纷出现并迅速发展，其中东盟的实践最具有代表性。东盟在安全领域的多边主义探索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东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积极推进多边主义，使成员国之间摆脱安全困境，塑造地区内的安全环境；二是以东盟地区论坛为核心和载体开展与外部大国之间的多边安全对话，缓解东盟与各大国之间以及东亚其他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营建超越东南亚的更大范围的地区安全环境。
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地区在经过长期的持续动荡和军事对抗之后，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安全形势。然而同时，原来被冷战所掩盖的矛盾以及历史遗留的领海和领土纠纷重新浮现，加上该地区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使该地区内部出现了新的不稳定因素。90年代初东盟各国竞相扩充军备进一步加重了彼此间的疑虑。为了消除互相猜疑，加强信任，消除内部的安全隐患，东盟各国积极开展以建立信任措施为主要内容的多边主义安全合作。其基本思路是增加各国的透明度，使各方的军事意图明朗化。通过加强信息交流来促进信任，使国家关系更易于预测，由此减少发生冲突和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为此，东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加强和扩大现有的安全合作，尤其是军事领域的合作，将双边演习扩大到三边；提高各成员国军事透明度，发表各自的《国防白皮书》，使防务政策更加公开化；设立东南亚武器登记处，加强成员国在购买武器装备上的合作；巩固和发展各类安全对话机制，包括官方的东盟地区论坛以及非官方的“第二轨道”活动；加强情报交流，互相通报并邀请观察军事演习，建立危机处理机制，定期举办“东南亚安全研讨会”等等(参见《东南亚建立信任措施》，东盟国际战略研究所第5号备忘录，第12～14页。转引自陆建人：《东盟的今天与明天——东盟的发展趋势及其在亚太的地位》，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203页。)。为了应对马六甲海盗猖獗这类的“低烈度威胁”，东盟建立了具有明确针对性的三边安全合作机制。马六甲海峡两岸的三个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在1992年初商定开展联合行动。三国海军和警察部队分享有关情报，建立交流网络，组织联合巡逻等。三国还建立了联合监视系统，以加强该地区海上航行的安全。此外，东盟各国还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积极协调多方立场，相互支持和配合，采取统一行动，并在1992年7月的东盟第25届外长会议通过了《东盟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宣言》，阐述了东盟关于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致立场，力图增强东盟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发言权。
除在地区内部推进多边主义外，东盟还积极开展与地区外大国之间的多边安全合作。对东盟来说，任何一个东盟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自身的安全问题，任何一种内部的双边合作或与集团外大国的双边合作也不足以解决自身的安全问题。而以集体的面目与地区外的其他大国开展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可以在三个层面上缓解东盟的现实和潜在的安全压力：其一，进一步提升东盟国家的整体安全意识，巩固东盟内部的团结和合作；其二，通过开展与地区外大国的多边安全对话，增进与大国之间的互信关系；其三，通过多边安全对话，为各大国提供一个协商和合作的机制，促进它们之间关系的缓和，防止因大国之间安全困境的发展而危及东盟的安全，缓解整个东亚地区紧张局势，并为建立地区多边安全保障机制创造条件。基于上述考虑，东盟国家将东盟地区论坛作为开展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重要载体。在目标定位上，东盟明确提出了东盟地区论坛发展的三阶段目标：第一阶段建立信任措施，旨在消除大国威胁；第二阶段开展预防性外交，维护地区局势稳定；第三阶段将论坛机制化，使之成为解决地区冲突的多边场所。在组织建设上，随着柬埔寨、缅甸、印度、蒙古和朝鲜等国的陆续加入，论坛成员由最初的18个增加到目前的23个，涵盖了东亚地区所有的小国、地区性大国乃至超级大国。在议题的选择上，强调以安全问题为重点，内容既有亚太地区的总体安全形势，也有诸如核不扩散、裁军等具体军控问题；既有南中国海争端、朝鲜半岛等热点地区安全形势，也有建立信任措施和开展预防性外交等营造安全氛围的具体措施。在运行方式上，为确保论坛的顺利发展，东盟明确将“平等协商、求同存异、循序渐进、协商一致”作为论坛的基本原则。除论坛外，东盟还积极通过“10+10”（东盟与全体对话国会议）、“10+1”（东盟与单一对话国会议）、“10+3”（东盟与中、日韩非正式会议）三种形式开展安全对话与合作。
应该说，东盟在安全领域所进行的多边主义探索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成果。通过信任措施的建立，东盟各国增强了在多边框架下解决争端的信心，各国间的安全困境得到了大大缓解，东盟的集体认同感明显增强，从而为最终实现马来西亚外长阿卜杜拉·巴达维所说的“团结在一把伞下的构想”奠定了基础(法新社吉隆坡1997年7月21日电。)。
再从地区安全环境看，作为一个多边组织，东盟地区论坛“成功地提供了一种非常有用的框架，其中各方能够在‘中立’的气氛中讨论分歧……通过不断地扩大合作视野和拓展活动空间，多边主义框架在各国政治官员中培育出对彼此间的特定问题更容易接受和更具有安全感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得他们比先前更能妥协地解决相互冲突的利益分歧”(Emanuel Adler, Michael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208.)。尤其重要的是，有助于东亚国家在参与东盟论坛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养成就共同感兴趣和关注的政治安全问题在多边的基础上进行建设性对话和协商的习惯，并为最终在各国间形成一种相互间不以战争解决争端而是通过协商对话寻求地区安全的文化结构。而这种文化结构恰恰是该地区国家最终走出安全困境的根本途径。
缓解东亚安全困境的多边主义思路
安全困境是国际政治中的一种常态，也是造成国际局势紧张和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常见原由。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东亚至今没有形成覆盖整个区域的多边安全体制。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很可能使东亚成为新世纪前期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区之一。当前，自我防御和双边安排仍然是东亚安全的主要形式，大国权力均衡机制依然占主导地位，各种安全隐患和潜在的冲突的因素依然存在，各国之间的信任关系还没有真正建立，彼此间的紧张关系一时还难以从深层次上得到缓和。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推动安全领域的多边主义建设则不失为一种理想的选择。作为一种灵活的安全安排，多边主义在东亚安全领域的发展具有现实可行性，也容易为众多国家所接受，因为它并不要求一味地排斥单边或双边的利益和制度安排，并不要求立即建立正式的对成员国具有约束力的组织机构，而是强调合作的渐进性，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建立次区域或区域安全机制，并逐步朝制度化合作的方向发展。今后，东亚国家不妨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本地区的多边主义进程。
第一，建立大国之间的多边高层对话机制。由于美日同盟的进一步巩固以及美国近年来不断提升美台军事合作关系，中国对美国在东亚的动机和指向有很高的警觉；而美国认为中国的迅速崛起将对美国在东亚的霸主地位构成挑战。中日、日俄之间还存在领土争端，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也较为脆弱。鉴于这种形势，在多边的基础上建立中、美、日、俄四大国高层对话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地就彼此间的安全问题进行交流或磋商，不仅可以减少双边机制可能产生的误解，降低中俄因美日同盟加固而产生的疑虑，缓解大国间的安全困境，而且可以通过对话以及在诸如大规模武器扩散、恐怖主义、跨国犯罪以及环境危机等问题上开展合作，逐步增加大国间相互信任的气氛，形成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问题的习惯，从而为大国间最终形成某种相对稳定的制度性安排奠定基础。从建立全区域安全机制看，在地区多边机制建立的过程中，大国的态度往往举足轻重，如果大国在建立多边安全机制方面达成了某种共识，并积极推进地区安全的多边主义进程，那么最终建立覆盖整个东亚的多边安全机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第二，发展东北亚地区的多边对话机制。从东北亚地区看，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缺乏相互信任是东北亚安全困境的一个突出特点。建立多边机制，可以为各国解决安全利益上的分歧和冲突创造有利条件。就朝鲜南北双方而言，恢复中、朝、韩、美四方会谈，缩小有关各方之间的矛盾与分歧，缓和半岛的紧张局势，推动建立半岛永久的和平机制，无疑将对半岛的安全形势产生重大影响。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拓展思路，发展中、日、韩之间的多边安全对话，将目前中、日、韩、俄、美五国之间的属于第二轨道性质的“东北亚安全对话”，扩展为包括朝鲜在内的六边安全对话论坛，共同营建东北亚安全的新环境。
第三，适度推进东盟论坛内外的机制化建设。在保持东盟多边安全合作的灵活性、渐进性特点的同时，适度推进东盟论坛内外的机制化建设，增强东盟在解决自身内部问题上的作用和效能。东盟在处理东南亚金融危机方面缺乏有力的应对措施以及在解决东帝汶问题上的无所作为，暴露了东盟地区论坛在机制和效能方面存在严重不足。为了有效应对今后的挑战，东盟有必要一方面适当加强论坛的机制化建设，进一步强化论坛的协调和决策功能，及时提出有效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积极探索论坛外的新机制，以弥补论坛自身存在的缺陷。值得一提的是，东盟国家已经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并着手采取措施。在2000年第33届东盟外长会议上，与会国正式决定采纳此前泰国提出的建立东盟处理危机的“三方调解机制”建议，并希望这一机制能确保东盟在第一时间对区域内的政治安全问题采取紧急协调措施，以加强东盟内部的协调合作与组织效率。
最后，中国应积极参与东亚多边安全机制建设。由于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历史等因素，作为身处东亚的国家，中国始终面临来自多方面的现实或潜在的安全威胁，而且这些威胁因素和来源相互交织，仅仅着眼于双边外交不仅很难从根本上缓解和解决中国的安全困境，而且可能加剧已经存在的诸多安全困境。比较可行的思路就在于推进东亚的多边安全机制建设。尽管多边机制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产生制约作用，但总的看来利大于弊。中国一方面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多边安全对话和协商，在多边的框架内全方位开展外交，将涉及中国安全利益的区域重大国际问题纳入稳定的和平机制或制度中去处理，努力消除或减少来自多方面的安全压力；另一方面，在多边的机制中努力发挥作为东亚大国的主导作用，进一步树立起爱好和平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并为探索出符合东亚特点的全区域安全体制，营建东亚持久的和平环境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