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李大钊的大亚洲主义

一　孙李交谊与国共合作

孙中山和李大钊，分别是与国共合作最有关系的两党领袖，对他们二人彼此的交往和友谊进行考察，于我们认识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初期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据宋庆龄回忆，孙中山同李大钊的最早交往发生在1919年。她说：“早在1919年，他(指孙中山――引者)就同李大钊等人有了接触，他看到人们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著作，感到非常高兴。”①可惜她没有对此提供具体的证据。从孙中山在五四前后的思想状态和行为来看，他和李大钊在1919年有过接触是存在可能的。经过一次又一次革命的失败，尤其是护法战争的失败，孙中山意识到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都不足靠，从而陷入到深深的失望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他带来了启发和希望。从1918年开始，他就与苏俄有了表示合作愿望的书信来往。而他个人对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兴趣，则是早已有之。五四前后，他的最亲密的助手朱执信热衷于研究马克思、列宁，善意地介绍苏俄，从这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孙中山对人们研究马克思、列宁感到高兴之事确属不误。在五四运动期间，孙中山爱看《每周评论》，且有营救陈独秀和胡适的举措。②之后又派戴季陶、沈玄庐创办《建设》和《星期评论》，以共同致力于新文化运动，而戴、沈等人皆与李大钊相熟识。上述这一切都说明在1919年间，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的巨子、热情介绍苏俄、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李大钊不会感到陌生，且有可能接触。但是，这种接触即使有过，恐怕也不会多，更不会很正式。直到1922年8月以前，李大钊在文章中似乎都未曾提到孙中山的名字。1921年夏，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希望见到孙中山与其商谈合作事宜时，李大钊不是直接给孙中山写介绍信，而是请求蔡元培帮忙予以介绍。③这也说明，在此之前，孙李之间并没有什么正式的交往。

孙中山同李大钊的正式接触，是1922年8月在上海的那几次著名会谈。这些会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已作出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之后，李大钊奉组织的委派而行的。在此之前，李大钊对中共中央作出这一决议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底，马林同孙中山商谈了扩大国民党和建军等问题之后，在回国之前，曾与李大钊等中央同志多次交换意见，讨论关于联合帮助国民党的问题，并取得了李大钊等同志的大体同意。1922年5月，中共发表了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7月又召开了“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在这两个文件里，中共赞扬了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真诚地批评了它对内对外政策的动摇性，并表示愿意邀请国民党等全国革新党派，建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联合战线。8月，马林重来中国，带来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指示。为此，中共中央于8月下旬特别召开了杭州会议，对此进行议决。据陈独秀回忆说，当时他和李大钊、张国焘等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④。但张国焘的回忆则与此不同，他说当马林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时，中共当时的高级领导人中只有李大钊最为赞同，经他向其他人进行“疏通”工作，最后才形成了决议。⑤从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和活动来看，张国焘的回忆似更真实。1922年前后，李大钊正热心于搞民主联合战线工作，他认为在坚持共产党彻底革命的纲领的同时，也不妨在改造中国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上谋求“调和”的统一行动。1922年8月，李大钊从上海到杭州参加西湖会议前，曾给胡适写过一信，信中说：“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静，愿结束护法主张，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县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洛阳对此，可表示一致。中山命议员即日返京。昨与溥泉、仲甫商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 (Democratic front)，与反动派决裂。……《努力》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⑥由此可见，李大钊在参加西湖会议前即持联合孙中山的态度。

西湖会议后即1922年8月底，李大钊受中央委托，专门到上海与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热情地接待了他和同去者。此时避居上海的孙中山，经陈炯明叛变的打击后，不仅与苏俄和中共合作的愿望加强，而且同时也有着与北方军阀妥协的念头。因此，他对于李大钊这样一个既有学识又有广泛政治接触的人表示欢迎，是毫不足怪的。但李大钊与孙中山商谈的主题则仍是国共合作。后来，李大钊在《狱中自述》第三稿中回忆这段事情时写道：“大约在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叛变，避居上海。钊曾亲赴上海与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在《自述》的初稿中，“亘数时间”一句之后，尚有“先生与我等畅谈不倦，几乎忘食”⑦之语。由此可见，孙中山与李大钊二人谈话投机、情志相契的程度。

经过这些会谈，孙中山与李大钊之间的相互了解日益加深。尤其是孙中山，他认识到像李大钊这样襟怀坦白，立志改造中国的共产党人要求共同合作、振兴中华的真诚愿望，也从李大钊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强烈地感受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需要注入共产党这样的新血液。在孙中山眼中，李大钊还是个学识渊博、有勇有谋、思想明晰、朝气蓬勃而又脚踏实地的真正的值得钦敬的革命同志。因此，当他还在与李大钊会谈期间，就迫不及待地要求李大钊马上加入国民党，好立即帮助他进行改组工作。在李大钊表示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党员时，他又当即答道：“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尽管加入本党帮助我。”⑧这样，李大钊就作为共产党员最早地加入了国民党。

在此之后，孙中山开始了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加快了联俄联共的步伐，而李大钊则进一步成为其间的一个重要桥梁，并得到了孙中山的极大信赖。1923年初，孙中山邀请李大钊参加了为时6天的孙文越飞会谈，并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孙中山与李大钊之间过从甚密，建立起了真挚的革命情谊。与此同时，他们还对各自党内的不同意见，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以维护和推动这一宝贵的开始。

1923年初，李大钊针对共产党内一些同志对国共合作的前途表示悲观的情形时指出，尽管国民党现在很腐朽，但是“如果孙中山有决心有把握把国民党大大地改组一下，确定它的政策方针，还是大有可为的”⑨。1923年四五月，他又先后发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和《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两文，为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制造舆论。在前文中他指出，“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国民党应该有适应这种需要，努力于普遍全国的组织和宣传的觉悟。”在后一文中，他认为社会改造必有一个中心，国民党现在的实力还很不足，但是“这个团体尚有容纳我们考虑问题的包容力。而且孙文氏具有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如果我们对之进行适当的改良，它还是可以担负改造中国中心的使命的。李大钊的这两篇文章既说服了党内同志，又鼓励了孙中山及国民党改组派。

孙中山在国民党内也做了不少说服工作，在说服不听的情况下，他则对一些顽固坚持反对立场的右派分子进行了打击或将其调离党务岗位或听任其辞职，直至不惜将其开除出党。从而表明了他对国共合作的坚决态度。

1923年夏，孙中山特地邀请李大钊赴广东，共商广东革命政府外交政策的有关问题。年底，又同他一起具体研究有关国民党一大的筹备工作事宜。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会前，孙中山亲自指派李大钊作为北京地区特别代表出席。会议期间，他又以主席身分指定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李大钊还担任了其他三种审查委员，并专门作了一个有关国共合作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驳斥了“国内有党”、“跨党”等右派谬论，明确说明了共产党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目的和意义。他的报告，受到了孙中山及其左派的支持，使得右派分子的阴谋流于破产。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还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最终确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李大钊等共产党人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后补中央执行委员。自此，孙中山与李大钊一起磋商、筹划，广大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而得来的国共合作，终于正式建立。

国民党“一大”后，李大钊回到北方开展工作，不久就成为北方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物。在孙中山北上病重期间，李大钊还被任命为九个政治委员会委员之一，享有很高的地位。国民党右派为此大为不满，叫嚣什么“以共产巨子式之李大钊等为委员……实深诧异”⑩。殊不知这正是孙中山的英明决定。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逝世。临终前，他留下了三份遗嘱，其党务遗嘱写道：“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反映了国共合作的基本精神。李大钊参与了这项遗嘱的草定工作。

从1922年8月至孙中山逝世，孙、李之间始终互相敬重，精诚相交，有力地推动了国共合作事业的形成和发展。宋庆龄在回忆孙中山对李大钊的情谊时曾真实地写道：“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在同共产党进行合作以后，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一回到华北以后，就担负了国共两党在那个地区的领导任务。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会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11。李大钊对孙中山的敬重和亲情，则更有过之。他在1924年所写的《人种问题》一文中，称孙中山为“我们革命的先锋”；在《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一文中，又尊孙中山为“中国革命的老祖”，并动情地介绍了苏俄人民对孙中山流露出来的“诚敬的钦感”。1924年6月，当李大钊得知路透社恶意制造孙中山逝世的谣言时，他怒不可遏，坚决主张“将那些造谣生事的，侮辱中国的外国新闻记者，驱逐出境，一个不留，才是正办”12。至于孙中山逝世后，他对孙中山的深切怀念和高度评价，则更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二　一个共同涉及的问题：

所谓“大亚洲主义”

孙中山和李大钊都是一生致力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革命家，在我们所从事的民族革命中，曾先后都涉及到一个与日本最有关系的问题，即所谓“大亚洲主义”。

“大亚洲主义”，又叫“大亚细亚主义”。一般认为最早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日本。其早期，主要是日本国权主义团体玄洋社社员的一种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以日本为盟主组成日、中、朝三国“亚洲大同盟”，在日本的指导下。共同驱逐欧美列强的势力出亚洲。这种主张的提出，是经明治维新后日益强盛的日本民族精神的表现，是对欧美民族感到自卑，对亚洲各落后民族又复觉自大的民族变态心理的综合反映。就其主流而言，它一开始就带有较强的对亚洲各民族的歧视性。其出笼不久，又被“黑龙会”、“浪人会”等组织予以利用和改造，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侵朝的理论依据和主义的基本特点。30年代出现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便是这种“大亚洲主义”恶性发展的产物。

就上述这种主流意义而言，应当说，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李大钊，一生都不曾有过“大亚洲主义”。但是，孙中山和李大钊二人却都使用过“大亚洲主义”的概念，或以其为题作演讲，或以其为题做文章，并形成过各自的“大亚洲主义”思想。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萌发较早，最早可推至1897年，13但他正式完整地使用这个概念，集中地论述这个问题却较晚。1924年11月28日，他北上途经日本时，在神户讲演《大亚洲主义》，这是他平生最集中地讲这一问题，也是最早使用这一完整概念。李大钊的“大亚洲主义”思想萌发虽晚，约在1915年，14但他于1917年2月16日发表的《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中使用了日本人提出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概念，并形成了“大亚细亚主义”的最初思想。1917年4月17日，他又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一文，对这一思想进一步发展。1919年元旦，李大钊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进行了实质的揭露和批判，同时提出了“新亚细亚主义”与之相对。1919年11月，在回答对有关问题的诘难时，他又作《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一文，对“新亚细亚主义”进一步作了说明和完善。

如果对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和李大钊的“亚细亚主义”进行一下比较，可以看出二者存在着共同点：

第一，他们的“大亚洲主义”或者“大亚细亚主义”，都是对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一种反响。孙中山最早具有这种思想，是萌芽于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期，那时，日本的“大东亚主义”思潮刚刚兴起。1924年他在日本讲演《大亚洲主义》之前，也正是日本反对美国制造排日移民法运动高涨，谴责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的野蛮行径、号召亚洲民族团结的“大亚细亚主义”舆论兴盛之时。李大钊主张“大亚细亚主义”也是这样，他在最初的有关文章里，总是以“近来日本之倡大亚细亚主义”来引发他的意见。

第二，他们都强调亚洲各国内部必须首先平等，日本不应压迫亚洲其他民族，尤其是中国人。孙中山以主与仆的关系为例，说明日本人若不放弃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特权，那么“中日亲善”就只能是空话。他指出，日本“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15。李大钊则要求亚洲各国尤其是中日应“相扶持相援助”，“若乃假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以颜饰其帝国主义，而攘极东之霸权，禁他洲人之掠夺而自为掠夺，拒他洲人之欺凌而自相欺凌，其结果必召白人之忌，终以嫁祸于全亚之同胞。则其唱大亚细亚主义，不独不能维持亚细亚之大势，且以促其危亡，殊非亚细亚人所宜出，此则望日本人之深加注意也。”16

孙中山和李大钊的“大亚洲主义”也有两个不同点：其一，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主张“极东门罗主义”，即认为“亚洲为亚细亚人之亚洲”，中国与日本，以亚洲主义，开发太平洋以西之富源，而美国亦以门罗主义，综合太平洋以东之势力，各遂其生长，百岁无冲突之虞”17。而李大钊的“大亚洲主义”则反对“极东门罗主义”，他认为“宣言者”既没有“此决心与实力，足以贯彻到底”，欧战终结后，还可能“因此宣言引起世界大战”18。不过，应当注意到，孙中山的“极东门罗主义”与日本的“极东门罗主义”又不尽相同，日本主张的“门罗主义”是以日本为主体，而孙中山的主张则是以中日同为主体。其二，尽管他们在根本上都强调亚洲各民族应当平等，但在实际的认识倾向上又有所偏重。孙中山似乎更强调日本强盛对东亚的历史影响和意义，要求它起现实的表率作用，而李大钊则偏重于强调中华民族在东亚的地位。他说：“吾人终认苟无中国即无亚细亚，吾中国人苟不能自立即亚细亚人不能存立于世界，即幸而有一国焉、悍然自居为亚细亚之主人翁，亦终必为欧美列强集矢之一，而召歼灭之祸。……故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19，“必新中华民族主义确能发扬于东亚，而后大亚细亚主义始能耀于世界。否则，幻想而已矣，梦呓而已矣”20。他还指出：“日本国民而果有建立大亚细亚主义理想之觉悟也，首当承认吾中华为亚洲大局之柱石”。“吾国民而果有建立大亚细亚主义之觉悟也，首当自觉吾人对于亚细亚之责任及于亚细亚之地位”21。这实际上是一个“新中华民族主义”，其所以称“新”而不称“大”乃在于这种主义“非欲对于世界人类有何侵略压迫之行为，即势力之所许，亦非吾人理想之所容”，他还进一步明确指出：“吾人但求吾民族若国家不受他人之侵略压迫，于愿已足，于责已尽，更进而出其宽仁博大之精神，以感化诱提亚洲之诸兄弟国、俾悉进于独立自治之域，免受他人之残虐，脱于他人之束制。苟所谓大亚细亚主义者，其意义止于如斯”22。这种“新中华民族主义”，就是李大钊心中的“大亚细亚主义”。它体现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和自信精神。

同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发展缓慢，变化殊少不同，李大钊经过两年的认识，到1919年元旦时，他就完全看透了日本所谓“大亚细亚主义”的本质。从李大钊的文章来看，他几年来一直密切注意着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思想动态。经过认真研究和分析，他得出如下精辟的结论：“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不是和平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23。因此，这种主义无论是对日本，还是对整个亚洲，都是一种“自杀政策”，是完全应该抛弃的。李大钊提出“一种新亚细亚主义，以代日本一部分人所倡的‘大亚细亚主义’”。这种“新亚细亚主义”，“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在此基础上组成一个亚洲“大联合”24。1919年11月，李大钊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又对这种“新亚细亚主义”进行了进一步说明。他指出，他的“新亚细亚主义”，不是“有亲疏差别的亚细亚主义”，乃是“适应世界的组织创造世界联合一部分的亚细亚主义”，谁主张强权，违反公理，我们就要反对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亚细亚是我们划出改造世界先行着手的一部分，不是亚人独占的舞台。”25李大钊特别强调指出：他这种“新亚细亚主义”是针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而提出的，它的第一步是对内；是受日本压迫的亚洲弱小民族起来打倒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然后才是对欧美的“排亚主义”。实际上，李大钊的这种“新亚细亚主义”，不过是亚洲被压迫民族推翻帝国主义，实行民族解放运动的代名词罢了。所以，李大钊最后郑重地告诫人们两点：一是不要“震于日本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势力，轻视弱小民族和那军国主义、资本主义下的民众势力”，前者貌似强大，实际内部虚空；二是应坚信民族自决的力量，不要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搞“以夷制夷”的自杀策略26。这反映了此时的李大钊对列宁主义的世界革命理论，已有了认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远远地超越了他的过去，也远远地超越了孙中山。


三　李大钊对孙中山的怀想和评价

孙中山逝世后，李大钊怀着悲痛的心情参与组织了他的追悼会，并送了一幅长长的挽联：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凌，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黯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27

在这幅挽联中，李大钊高度评价了孙中山40年瘁心于民族革命事业的精神和伟大功勋，称他为“革命的中流砥柱”、中华民国的“建国山斗”，描述了孙中山逝世后举国上下的悲痛之情。一句“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既表达了他自己对孙中山逝世后国内局势的深深担忧，又显示了他自己的志向。最后，他号召人们遵依孙中山的遗训、完成国民革命的大业，以告慰英灵。李大钊的这幅挽联，因其为国民党中地位最高的共产党领导人所做，代表了共产党人对孙中山之死以及今后革命态度，且全联较长，感情真挚，评价得当，因而在当时就格外引人注目，随之广为流传。

对于李大钊继承孙中山遗志，反击国民党右派分裂阴谋的实际斗争，我们不拟论述。在此，我们只探讨其对孙中山的怀念、宣传、认识和评价问题。

孙中山逝世之后，李大钊时刻怀念着这位与他有着深厚情谊的革命“先锋”和“老祖”。在讲述帝国主义侵华史的时候，他不由得想起孙中山，想起他所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临终遗言，告诫人们“当如何努力，才可对得起我们的先哲，我们的革命首领，为国奋斗而劳死的孙先生!”在国民党于北京升旗典礼的时候，他又“不由得要追思那已经离开我们的总理孙先生”，想起他对青年的希望和勉励，想起他卧病在床为胜利的喜讯而乐，为军阀卖国之举而怒的伤感情景，并由此号召国共人士“肝胆相照”、“披诚相见”，在“国民领袖孙中山先生手订”的青天白日旗帜下，“牵起手来，向革命的阵线前进”28。在纪念列宁逝世二周年的大会上，他还是不由得“回想起我们的中山先生”，并将孙中山与列宁的人格、精神和思想两相比较，号召列宁主义信徒和中山主义信徒不必分出“此疆彼界”，而“应该紧紧的联合起来!”29进而，他又去研究孙中山，评判他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的位置，估价中山主义在世界革命中的意义。最后在《狱中自述》里，他仍挚情地回忆他与孙中山相交、合作的愉快往事，并以中山先生的遗嘱来驳斥所谓国民党与苏俄签定秘约、出卖主权的恶毒中伤。

同1922年以前的情形相反，孙中山逝世后，李大钊在文章中经常提到孙中山。可以说，在这两年之间，对孙中山的怀念，对孙中山革命事迹的宣传与革命精神的阐发和提倡，对孙中山及其思想的研究和评价，以及通过这些来服务于国共合作的革命事业，已成为李大钊思考、工作乃至生活的极其重要的内容之一。

李大钊对孙中山的认识和评价，可以概括为人格、精神、思想以及历史地位和贡献四个方面。李大钊认为，孙中山的人格同列宁一样，是极其高尚和伟大的，“无论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敌，都没有不承认的”30；孙中山的精神也同列宁一样，“遇到反动不灰心不失望”，百折不回，不断革命，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他说：“列宁精神就是中山精神，就是革命者的精神!我们应该服膺这种精神!”31对于孙中山的思想、李大钊的论述比较分散，也比较早。还在孙中山生前，李大钊就提到他的“三民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他认为三民主义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民生主义其目的；民族主义是达到这目的的手段，是三民主义的主干；至于民权主义，乃运用民生主义的方法。”32关于民族主义，他认为孙中山“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解释略有更变。其在未革命时(辛亥以前)，所谓民族主义，不过是对汉满民族而言的意义；其在既革命(辛亥)以后，所谓民族主义是指合中国汉、满、蒙、回、藏五族为一家，只不过稍有汉族为中心的意义。至去年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开会，关于民族主义又有新的解释。这解释系分对外、对内两方面：“在现世中国的民族，为要独立而反抗其他任何民族的侵略与压迫，这是对外；同时在国内经济生活不同的民族要使其解放，自决而独立，这是对内”。并指出，“国民党的民族主义经了这番解释，其意义也更新而切当了”33。李大钊对民族主义发展过程的论述和评价，简明清晰，大致准确。在当时能达到这种水平，实为难得。值得注意的是，与一般强调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看法不同，李大钊认为民族主义虽是实现后者的前提和手段，但却是三民主义的“主干”。这一理解，和他对整个近代革命、尤其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特点的认识是紧密相关的。

孙中山逝世时，李大钊在挽联中曾提到“须本三民五权”，但在此之后，鉴于国民党右派利用三民主义对孙中山的思想进行歪曲，并以此来反对国共合作，他便不再使用“三民主义”的总概念，而代之以“中山主义”。即使是“三民主义”之中的分支概念，他也很少谈及。从《李大钊文集》所收的文章来看，他只是在讲述中国历史上平均地权运动时，提到过一次“民生主义”的概念。他说：“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其中心亦在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惜其所拟的平均地权办法，未能及身而见其实行”34。

李大钊以“中山主义”来概括孙中山的思想核心，那么，“中山主义”是什么呢?李大钊认为，“中山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理论和策略”35。这种理论和策略有一个发展过程，直到孙中山晚年才完全成熟。其主要内容是建立和发展一个革命政党，它能容入广大的民众参加，尤其能将民族革命纳入世界革命的轨道。实际上，李大钊所谓的“中山主义”，只是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而已。这种民族主义之“新”，具体表现为“容纳中国共产党的分子”36，联合“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和依靠广大的民众。而这三者又紧密相连。所以李大钊说：“即如把共产党加入组织，就是他自己将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亲手给连接起来了”37。在这个意义上，李大钊还将“中山主义”与作为“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策略”的“列宁主义”进行了比较，认为它们同是帝国主义时代“革命的主义”。

李大钊对孙中山革命功绩和地位的评价也正是从上述“中山主义”即民族主义角度来进行的。首先，李大钊论述了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的地位，他指出：近代中国既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又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在浩浩荡荡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的洪流中，“孙中山先生所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实据有中心的位置，实为最重要的部分。他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而把那个时代农业经济所反映出来的帝王思想，以及随着帝国主义进来的宗教迷信，一一淘洗净尽。他整理了许多明季清初流下来以反清复明为基础、后来因为受了帝国主义压迫而渐次扩大着有仇洋色彩的下层结社，使他们渐渐的脱弃农业的宗法的社会的会党的性质，而入于国民革命的正轨。他揭破满清以预备立宪、欺骗民众的奸计，使那些实在起于民族解放运动而趋于立宪运动的民众，不能不渐渐的回头，重新集合于革命的旗帜之下。他经过长时期矫正盲目的排外仇洋运动，以后更指导着国民革命的力量，集中于很鲜明的反帝国主义的战斗。他接受了代表中国工农阶级利益的共产党员，改组了中国国民党，使国民党注重工农的组织而成为普遍的群众的党，使中国国民运动很密切的与世界革命运动相联结。”李大钊还指出：“中山先生在这个运动中，是个惟一的指导者。他以毕生的精力，把中国民族革命种种运动，疏导整理、溶解联合，以入于普遍的民众，革命的正轨”。李大钊充满感情地赞颂道：“他这样指导革命的功绩，是何等的伟大!他这样的指导革命的全生涯，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是何等的重要!”①

其次，李大钊论述了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和意义。他认为，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晚年，“真正确定了他那接近世界革命潮流的倾向”，将中国革命纳入了“世界革命的正轨”之后，其意义更加重大。他指出：“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奋斗，已经唤起了沉睡的亚洲，中山主义所指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亦必要影响到英国、经过英国影响到欧洲，到全世界。”39

从李大钊对孙中山及其思想的上述认识和评价中，可以发现一条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那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这条基线同世界革命相结合，构成了李大钊关于孙中山思想的整体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孙中山的人格思想及其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特点和贡献，都得到了大体真实的反映和实事求是的评价。尤其是他对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地位的评定，更是早期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近代革命史和革命家的光辉的杰作，他的好些特点，曾影响了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当然，李大钊对孙中山的认识和评价也有不少缺陷。如仅将孙中山的思想归结为所谓的“中山主义”，即民族解放的革命理论和策略，把他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归结为民族革命和解放运动，是不全面的。另外，他称孙中山为其诞生以后中国革命“惟一的指导者”等提法，也有欠准确。只讲“中山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同一性，将其混为一谈，而不讲它们之间的差别，乃至全然不提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它在革命中的先锋作用，这在当时所起的作用，也不全是积极的。

李大钊对孙中山的追悼、怀想、认识和评价，反映了他对孙中山的深厚的革命感情，和他对孙中山所开创的国共合作事业的无限忠诚。从这当中，实际上也可反观到李大钊自身的一些特点。同孙中山一样，李大钊也具有高尚和伟大的人格，有着为革命百折不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一点，也无论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敌，都没有不承认的。1927年4月，在《狱中自述》中，李大钊曾这样总结他的一生：“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40可见他至死都将自己视为孙中山民族革命的同志。从这个意义上看，李大钊对孙中山及其思想的理解和评价，也可作为我们认识李大钊的一面反观镜子。

注：

① 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第43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述辑：《孙中山先生与五四运动》，《团结报》1984年5月5日。

③ 张静如等著：《李大钊》，第9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④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转引自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1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⑤ 张国焘：《我的回忆》，转引自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第63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⑥⑦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955、89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⑧ 汪精卫：《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5期，第12页。

⑦ 栖梧老人：《回忆李大钊》，转引自张静如等著：《李大钊》，第97页。

⑩ 《晨报》1925年2月16日，转引自张静如等著：《李大钊》，第133页。

11 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第430页。

12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775页。

13 黄德发：《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问题平议》，《华中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

14 《李大钊文集》上册，第121页。

15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6 18 19 《李大钊文集》上册，第450、307、449――450页。

17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95页。

20 21 《李大钊文集》上册，第303、450页。

22 23 24 25 26 《李大钊文集》上册，第450、609――610、611页；下册，第110、111―112页。

27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796页

28 29 30 31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837――840、846、846、845页。

32 33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771――772页。

34 35 36 37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824、845、853――854、845――846页。

38 39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848、853、883页。

40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893页。《李大钊研究论文集》

作者:龚书铎 黄兴涛一　孙李交谊与国共合作

孙中山和李大钊，分别是与国共合作最有关系的两党领袖，对他们二人彼此的交往和友谊进行考察，于我们认识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初期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据宋庆龄回忆，孙中山同李大钊的最早交往发生在1919年。她说：“早在1919年，他(指孙中山――引者)就同李大钊等人有了接触，他看到人们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著作，感到非常高兴。”①可惜她没有对此提供具体的证据。从孙中山在五四前后的思想状态和行为来看，他和李大钊在1919年有过接触是存在可能的。经过一次又一次革命的失败，尤其是护法战争的失败，孙中山意识到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都不足靠，从而陷入到深深的失望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他带来了启发和希望。从1918年开始，他就与苏俄有了表示合作愿望的书信来往。而他个人对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兴趣，则是早已有之。五四前后，他的最亲密的助手朱执信热衷于研究马克思、列宁，善意地介绍苏俄，从这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孙中山对人们研究马克思、列宁感到高兴之事确属不误。在五四运动期间，孙中山爱看《每周评论》，且有营救陈独秀和胡适的举措。②之后又派戴季陶、沈玄庐创办《建设》和《星期评论》，以共同致力于新文化运动，而戴、沈等人皆与李大钊相熟识。上述这一切都说明在1919年间，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的巨子、热情介绍苏俄、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李大钊不会感到陌生，且有可能接触。但是，这种接触即使有过，恐怕也不会多，更不会很正式。直到1922年8月以前，李大钊在文章中似乎都未曾提到孙中山的名字。1921年夏，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希望见到孙中山与其商谈合作事宜时，李大钊不是直接给孙中山写介绍信，而是请求蔡元培帮忙予以介绍。③这也说明，在此之前，孙李之间并没有什么正式的交往。

孙中山同李大钊的正式接触，是1922年8月在上海的那几次著名会谈。这些会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已作出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之后，李大钊奉组织的委派而行的。在此之前，李大钊对中共中央作出这一决议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底，马林同孙中山商谈了扩大国民党和建军等问题之后，在回国之前，曾与李大钊等中央同志多次交换意见，讨论关于联合帮助国民党的问题，并取得了李大钊等同志的大体同意。1922年5月，中共发表了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7月又召开了“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在这两个文件里，中共赞扬了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真诚地批评了它对内对外政策的动摇性，并表示愿意邀请国民党等全国革新党派，建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联合战线。8月，马林重来中国，带来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指示。为此，中共中央于8月下旬特别召开了杭州会议，对此进行议决。据陈独秀回忆说，当时他和李大钊、张国焘等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④。但张国焘的回忆则与此不同，他说当马林提出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时，中共当时的高级领导人中只有李大钊最为赞同，经他向其他人进行“疏通”工作，最后才形成了决议。⑤从李大钊当时的思想和活动来看，张国焘的回忆似更真实。1922年前后，李大钊正热心于搞民主联合战线工作，他认为在坚持共产党彻底革命的纲领的同时，也不妨在改造中国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上谋求“调和”的统一行动。1922年8月，李大钊从上海到杭州参加西湖会议前，曾给胡适写过一信，信中说：“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静，愿结束护法主张，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县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洛阳对此，可表示一致。中山命议员即日返京。昨与溥泉、仲甫商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 (Democratic front)，与反动派决裂。……《努力》对中山的态度，似宜赞助之。”⑥由此可见，李大钊在参加西湖会议前即持联合孙中山的态度。

西湖会议后即1922年8月底，李大钊受中央委托，专门到上海与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热情地接待了他和同去者。此时避居上海的孙中山，经陈炯明叛变的打击后，不仅与苏俄和中共合作的愿望加强，而且同时也有着与北方军阀妥协的念头。因此，他对于李大钊这样一个既有学识又有广泛政治接触的人表示欢迎，是毫不足怪的。但李大钊与孙中山商谈的主题则仍是国共合作。后来，李大钊在《狱中自述》第三稿中回忆这段事情时写道：“大约在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叛变，避居上海。钊曾亲赴上海与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在《自述》的初稿中，“亘数时间”一句之后，尚有“先生与我等畅谈不倦，几乎忘食”⑦之语。由此可见，孙中山与李大钊二人谈话投机、情志相契的程度。

经过这些会谈，孙中山与李大钊之间的相互了解日益加深。尤其是孙中山，他认识到像李大钊这样襟怀坦白，立志改造中国的共产党人要求共同合作、振兴中华的真诚愿望，也从李大钊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强烈地感受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需要注入共产党这样的新血液。在孙中山眼中，李大钊还是个学识渊博、有勇有谋、思想明晰、朝气蓬勃而又脚踏实地的真正的值得钦敬的革命同志。因此，当他还在与李大钊会谈期间，就迫不及待地要求李大钊马上加入国民党，好立即帮助他进行改组工作。在李大钊表示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党员时，他又当即答道：“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尽管加入本党帮助我。”⑧这样，李大钊就作为共产党员最早地加入了国民党。

在此之后，孙中山开始了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加快了联俄联共的步伐，而李大钊则进一步成为其间的一个重要桥梁，并得到了孙中山的极大信赖。1923年初，孙中山邀请李大钊参加了为时6天的孙文越飞会谈，并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孙中山与李大钊之间过从甚密，建立起了真挚的革命情谊。与此同时，他们还对各自党内的不同意见，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以维护和推动这一宝贵的开始。

1923年初，李大钊针对共产党内一些同志对国共合作的前途表示悲观的情形时指出，尽管国民党现在很腐朽，但是“如果孙中山有决心有把握把国民党大大地改组一下，确定它的政策方针，还是大有可为的”⑨。1923年四五月，他又先后发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和《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两文，为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制造舆论。在前文中他指出，“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国民党应该有适应这种需要，努力于普遍全国的组织和宣传的觉悟。”在后一文中，他认为社会改造必有一个中心，国民党现在的实力还很不足，但是“这个团体尚有容纳我们考虑问题的包容力。而且孙文氏具有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如果我们对之进行适当的改良，它还是可以担负改造中国中心的使命的。李大钊的这两篇文章既说服了党内同志，又鼓励了孙中山及国民党改组派。

孙中山在国民党内也做了不少说服工作，在说服不听的情况下，他则对一些顽固坚持反对立场的右派分子进行了打击或将其调离党务岗位或听任其辞职，直至不惜将其开除出党。从而表明了他对国共合作的坚决态度。

1923年夏，孙中山特地邀请李大钊赴广东，共商广东革命政府外交政策的有关问题。年底，又同他一起具体研究有关国民党一大的筹备工作事宜。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会前，孙中山亲自指派李大钊作为北京地区特别代表出席。会议期间，他又以主席身分指定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李大钊还担任了其他三种审查委员，并专门作了一个有关国共合作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驳斥了“国内有党”、“跨党”等右派谬论，明确说明了共产党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目的和意义。他的报告，受到了孙中山及其左派的支持，使得右派分子的阴谋流于破产。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还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最终确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李大钊等共产党人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后补中央执行委员。自此，孙中山与李大钊一起磋商、筹划，广大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而得来的国共合作，终于正式建立。

国民党“一大”后，李大钊回到北方开展工作，不久就成为北方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物。在孙中山北上病重期间，李大钊还被任命为九个政治委员会委员之一，享有很高的地位。国民党右派为此大为不满，叫嚣什么“以共产巨子式之李大钊等为委员……实深诧异”⑩。殊不知这正是孙中山的英明决定。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逝世。临终前，他留下了三份遗嘱，其党务遗嘱写道：“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反映了国共合作的基本精神。李大钊参与了这项遗嘱的草定工作。

从1922年8月至孙中山逝世，孙、李之间始终互相敬重，精诚相交，有力地推动了国共合作事业的形成和发展。宋庆龄在回忆孙中山对李大钊的情谊时曾真实地写道：“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在同共产党进行合作以后，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一回到华北以后，就担负了国共两党在那个地区的领导任务。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会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11。李大钊对孙中山的敬重和亲情，则更有过之。他在1924年所写的《人种问题》一文中，称孙中山为“我们革命的先锋”；在《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一文中，又尊孙中山为“中国革命的老祖”，并动情地介绍了苏俄人民对孙中山流露出来的“诚敬的钦感”。1924年6月，当李大钊得知路透社恶意制造孙中山逝世的谣言时，他怒不可遏，坚决主张“将那些造谣生事的，侮辱中国的外国新闻记者，驱逐出境，一个不留，才是正办”12。至于孙中山逝世后，他对孙中山的深切怀念和高度评价，则更好的说明了这一点。



二　一个共同涉及的问题：

所谓“大亚洲主义”

孙中山和李大钊都是一生致力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革命家，在我们所从事的民族革命中，曾先后都涉及到一个与日本最有关系的问题，即所谓“大亚洲主义”。

“大亚洲主义”，又叫“大亚细亚主义”。一般认为最早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日本。其早期，主要是日本国权主义团体玄洋社社员的一种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以日本为盟主组成日、中、朝三国“亚洲大同盟”，在日本的指导下。共同驱逐欧美列强的势力出亚洲。这种主张的提出，是经明治维新后日益强盛的日本民族精神的表现，是对欧美民族感到自卑，对亚洲各落后民族又复觉自大的民族变态心理的综合反映。就其主流而言，它一开始就带有较强的对亚洲各民族的歧视性。其出笼不久，又被“黑龙会”、“浪人会”等组织予以利用和改造，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侵朝的理论依据和主义的基本特点。30年代出现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便是这种“大亚洲主义”恶性发展的产物。

就上述这种主流意义而言，应当说，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李大钊，一生都不曾有过“大亚洲主义”。但是，孙中山和李大钊二人却都使用过“大亚洲主义”的概念，或以其为题作演讲，或以其为题做文章，并形成过各自的“大亚洲主义”思想。

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萌发较早，最早可推至1897年，13但他正式完整地使用这个概念，集中地论述这个问题却较晚。1924年11月28日，他北上途经日本时，在神户讲演《大亚洲主义》，这是他平生最集中地讲这一问题，也是最早使用这一完整概念。李大钊的“大亚洲主义”思想萌发虽晚，约在1915年，14但他于1917年2月16日发表的《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中使用了日本人提出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概念，并形成了“大亚细亚主义”的最初思想。1917年4月17日，他又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一文，对这一思想进一步发展。1919年元旦，李大钊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进行了实质的揭露和批判，同时提出了“新亚细亚主义”与之相对。1919年11月，在回答对有关问题的诘难时，他又作《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一文，对“新亚细亚主义”进一步作了说明和完善。

如果对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和李大钊的“亚细亚主义”进行一下比较，可以看出二者存在着共同点：

第一，他们的“大亚洲主义”或者“大亚细亚主义”，都是对日本“大亚细亚主义”的一种反响。孙中山最早具有这种思想，是萌芽于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时期，那时，日本的“大东亚主义”思潮刚刚兴起。1924年他在日本讲演《大亚洲主义》之前，也正是日本反对美国制造排日移民法运动高涨，谴责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的野蛮行径、号召亚洲民族团结的“大亚细亚主义”舆论兴盛之时。李大钊主张“大亚细亚主义”也是这样，他在最初的有关文章里，总是以“近来日本之倡大亚细亚主义”来引发他的意见。

第二，他们都强调亚洲各国内部必须首先平等，日本不应压迫亚洲其他民族，尤其是中国人。孙中山以主与仆的关系为例，说明日本人若不放弃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特权，那么“中日亲善”就只能是空话。他指出，日本“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15。李大钊则要求亚洲各国尤其是中日应“相扶持相援助”，“若乃假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以颜饰其帝国主义，而攘极东之霸权，禁他洲人之掠夺而自为掠夺，拒他洲人之欺凌而自相欺凌，其结果必召白人之忌，终以嫁祸于全亚之同胞。则其唱大亚细亚主义，不独不能维持亚细亚之大势，且以促其危亡，殊非亚细亚人所宜出，此则望日本人之深加注意也。”16

孙中山和李大钊的“大亚洲主义”也有两个不同点：其一，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主张“极东门罗主义”，即认为“亚洲为亚细亚人之亚洲”，中国与日本，以亚洲主义，开发太平洋以西之富源，而美国亦以门罗主义，综合太平洋以东之势力，各遂其生长，百岁无冲突之虞”17。而李大钊的“大亚洲主义”则反对“极东门罗主义”，他认为“宣言者”既没有“此决心与实力，足以贯彻到底”，欧战终结后，还可能“因此宣言引起世界大战”18。不过，应当注意到，孙中山的“极东门罗主义”与日本的“极东门罗主义”又不尽相同，日本主张的“门罗主义”是以日本为主体，而孙中山的主张则是以中日同为主体。其二，尽管他们在根本上都强调亚洲各民族应当平等，但在实际的认识倾向上又有所偏重。孙中山似乎更强调日本强盛对东亚的历史影响和意义，要求它起现实的表率作用，而李大钊则偏重于强调中华民族在东亚的地位。他说：“吾人终认苟无中国即无亚细亚，吾中国人苟不能自立即亚细亚人不能存立于世界，即幸而有一国焉、悍然自居为亚细亚之主人翁，亦终必为欧美列强集矢之一，而召歼灭之祸。……故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19，“必新中华民族主义确能发扬于东亚，而后大亚细亚主义始能耀于世界。否则，幻想而已矣，梦呓而已矣”20。他还指出：“日本国民而果有建立大亚细亚主义理想之觉悟也，首当承认吾中华为亚洲大局之柱石”。“吾国民而果有建立大亚细亚主义之觉悟也，首当自觉吾人对于亚细亚之责任及于亚细亚之地位”21。这实际上是一个“新中华民族主义”，其所以称“新”而不称“大”乃在于这种主义“非欲对于世界人类有何侵略压迫之行为，即势力之所许，亦非吾人理想之所容”，他还进一步明确指出：“吾人但求吾民族若国家不受他人之侵略压迫，于愿已足，于责已尽，更进而出其宽仁博大之精神，以感化诱提亚洲之诸兄弟国、俾悉进于独立自治之域，免受他人之残虐，脱于他人之束制。苟所谓大亚细亚主义者，其意义止于如斯”22。这种“新中华民族主义”，就是李大钊心中的“大亚细亚主义”。它体现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和自信精神。

同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发展缓慢，变化殊少不同，李大钊经过两年的认识，到1919年元旦时，他就完全看透了日本所谓“大亚细亚主义”的本质。从李大钊的文章来看，他几年来一直密切注意着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思想动态。经过认真研究和分析，他得出如下精辟的结论：“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不是和平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23。因此，这种主义无论是对日本，还是对整个亚洲，都是一种“自杀政策”，是完全应该抛弃的。李大钊提出“一种新亚细亚主义，以代日本一部分人所倡的‘大亚细亚主义’”。这种“新亚细亚主义”，“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在此基础上组成一个亚洲“大联合”24。1919年11月，李大钊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又对这种“新亚细亚主义”进行了进一步说明。他指出，他的“新亚细亚主义”，不是“有亲疏差别的亚细亚主义”，乃是“适应世界的组织创造世界联合一部分的亚细亚主义”，谁主张强权，违反公理，我们就要反对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亚细亚是我们划出改造世界先行着手的一部分，不是亚人独占的舞台。”25李大钊特别强调指出：他这种“新亚细亚主义”是针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而提出的，它的第一步是对内；是受日本压迫的亚洲弱小民族起来打倒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然后才是对欧美的“排亚主义”。实际上，李大钊的这种“新亚细亚主义”，不过是亚洲被压迫民族推翻帝国主义，实行民族解放运动的代名词罢了。所以，李大钊最后郑重地告诫人们两点：一是不要“震于日本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势力，轻视弱小民族和那军国主义、资本主义下的民众势力”，前者貌似强大，实际内部虚空；二是应坚信民族自决的力量，不要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搞“以夷制夷”的自杀策略26。这反映了此时的李大钊对列宁主义的世界革命理论，已有了认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远远地超越了他的过去，也远远地超越了孙中山。


三　李大钊对孙中山的怀想和评价

孙中山逝世后，李大钊怀着悲痛的心情参与组织了他的追悼会，并送了一幅长长的挽联：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凌，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黯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27

在这幅挽联中，李大钊高度评价了孙中山40年瘁心于民族革命事业的精神和伟大功勋，称他为“革命的中流砥柱”、中华民国的“建国山斗”，描述了孙中山逝世后举国上下的悲痛之情。一句“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既表达了他自己对孙中山逝世后国内局势的深深担忧，又显示了他自己的志向。最后，他号召人们遵依孙中山的遗训、完成国民革命的大业，以告慰英灵。李大钊的这幅挽联，因其为国民党中地位最高的共产党领导人所做，代表了共产党人对孙中山之死以及今后革命态度，且全联较长，感情真挚，评价得当，因而在当时就格外引人注目，随之广为流传。

对于李大钊继承孙中山遗志，反击国民党右派分裂阴谋的实际斗争，我们不拟论述。在此，我们只探讨其对孙中山的怀念、宣传、认识和评价问题。

孙中山逝世之后，李大钊时刻怀念着这位与他有着深厚情谊的革命“先锋”和“老祖”。在讲述帝国主义侵华史的时候，他不由得想起孙中山，想起他所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临终遗言，告诫人们“当如何努力，才可对得起我们的先哲，我们的革命首领，为国奋斗而劳死的孙先生!”在国民党于北京升旗典礼的时候，他又“不由得要追思那已经离开我们的总理孙先生”，想起他对青年的希望和勉励，想起他卧病在床为胜利的喜讯而乐，为军阀卖国之举而怒的伤感情景，并由此号召国共人士“肝胆相照”、“披诚相见”，在“国民领袖孙中山先生手订”的青天白日旗帜下，“牵起手来，向革命的阵线前进”28。在纪念列宁逝世二周年的大会上，他还是不由得“回想起我们的中山先生”，并将孙中山与列宁的人格、精神和思想两相比较，号召列宁主义信徒和中山主义信徒不必分出“此疆彼界”，而“应该紧紧的联合起来!”29进而，他又去研究孙中山，评判他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的位置，估价中山主义在世界革命中的意义。最后在《狱中自述》里，他仍挚情地回忆他与孙中山相交、合作的愉快往事，并以中山先生的遗嘱来驳斥所谓国民党与苏俄签定秘约、出卖主权的恶毒中伤。

同1922年以前的情形相反，孙中山逝世后，李大钊在文章中经常提到孙中山。可以说，在这两年之间，对孙中山的怀念，对孙中山革命事迹的宣传与革命精神的阐发和提倡，对孙中山及其思想的研究和评价，以及通过这些来服务于国共合作的革命事业，已成为李大钊思考、工作乃至生活的极其重要的内容之一。

李大钊对孙中山的认识和评价，可以概括为人格、精神、思想以及历史地位和贡献四个方面。李大钊认为，孙中山的人格同列宁一样，是极其高尚和伟大的，“无论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敌，都没有不承认的”30；孙中山的精神也同列宁一样，“遇到反动不灰心不失望”，百折不回，不断革命，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他说：“列宁精神就是中山精神，就是革命者的精神!我们应该服膺这种精神!”31对于孙中山的思想、李大钊的论述比较分散，也比较早。还在孙中山生前，李大钊就提到他的“三民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他认为三民主义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民生主义其目的；民族主义是达到这目的的手段，是三民主义的主干；至于民权主义，乃运用民生主义的方法。”32关于民族主义，他认为孙中山“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解释略有更变。其在未革命时(辛亥以前)，所谓民族主义，不过是对汉满民族而言的意义；其在既革命(辛亥)以后，所谓民族主义是指合中国汉、满、蒙、回、藏五族为一家，只不过稍有汉族为中心的意义。至去年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开会，关于民族主义又有新的解释。这解释系分对外、对内两方面：“在现世中国的民族，为要独立而反抗其他任何民族的侵略与压迫，这是对外；同时在国内经济生活不同的民族要使其解放，自决而独立，这是对内”。并指出，“国民党的民族主义经了这番解释，其意义也更新而切当了”33。李大钊对民族主义发展过程的论述和评价，简明清晰，大致准确。在当时能达到这种水平，实为难得。值得注意的是，与一般强调民生主义和民权主义的看法不同，李大钊认为民族主义虽是实现后者的前提和手段，但却是三民主义的“主干”。这一理解，和他对整个近代革命、尤其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特点的认识是紧密相关的。

孙中山逝世时，李大钊在挽联中曾提到“须本三民五权”，但在此之后，鉴于国民党右派利用三民主义对孙中山的思想进行歪曲，并以此来反对国共合作，他便不再使用“三民主义”的总概念，而代之以“中山主义”。即使是“三民主义”之中的分支概念，他也很少谈及。从《李大钊文集》所收的文章来看，他只是在讲述中国历史上平均地权运动时，提到过一次“民生主义”的概念。他说：“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其中心亦在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惜其所拟的平均地权办法，未能及身而见其实行”34。

李大钊以“中山主义”来概括孙中山的思想核心，那么，“中山主义”是什么呢?李大钊认为，“中山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理论和策略”35。这种理论和策略有一个发展过程，直到孙中山晚年才完全成熟。其主要内容是建立和发展一个革命政党，它能容入广大的民众参加，尤其能将民族革命纳入世界革命的轨道。实际上，李大钊所谓的“中山主义”，只是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而已。这种民族主义之“新”，具体表现为“容纳中国共产党的分子”36，联合“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和依靠广大的民众。而这三者又紧密相连。所以李大钊说：“即如把共产党加入组织，就是他自己将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亲手给连接起来了”37。在这个意义上，李大钊还将“中山主义”与作为“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策略”的“列宁主义”进行了比较，认为它们同是帝国主义时代“革命的主义”。

李大钊对孙中山革命功绩和地位的评价也正是从上述“中山主义”即民族主义角度来进行的。首先，李大钊论述了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的地位，他指出：近代中国既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又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在浩浩荡荡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的洪流中，“孙中山先生所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实据有中心的位置，实为最重要的部分。他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而把那个时代农业经济所反映出来的帝王思想，以及随着帝国主义进来的宗教迷信，一一淘洗净尽。他整理了许多明季清初流下来以反清复明为基础、后来因为受了帝国主义压迫而渐次扩大着有仇洋色彩的下层结社，使他们渐渐的脱弃农业的宗法的社会的会党的性质，而入于国民革命的正轨。他揭破满清以预备立宪、欺骗民众的奸计，使那些实在起于民族解放运动而趋于立宪运动的民众，不能不渐渐的回头，重新集合于革命的旗帜之下。他经过长时期矫正盲目的排外仇洋运动，以后更指导着国民革命的力量，集中于很鲜明的反帝国主义的战斗。他接受了代表中国工农阶级利益的共产党员，改组了中国国民党，使国民党注重工农的组织而成为普遍的群众的党，使中国国民运动很密切的与世界革命运动相联结。”李大钊还指出：“中山先生在这个运动中，是个惟一的指导者。他以毕生的精力，把中国民族革命种种运动，疏导整理、溶解联合，以入于普遍的民众，革命的正轨”。李大钊充满感情地赞颂道：“他这样指导革命的功绩，是何等的伟大!他这样的指导革命的全生涯，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是何等的重要!”①

其次，李大钊论述了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和意义。他认为，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晚年，“真正确定了他那接近世界革命潮流的倾向”，将中国革命纳入了“世界革命的正轨”之后，其意义更加重大。他指出：“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奋斗，已经唤起了沉睡的亚洲，中山主义所指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亦必要影响到英国、经过英国影响到欧洲，到全世界。”39

从李大钊对孙中山及其思想的上述认识和评价中，可以发现一条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那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这条基线同世界革命相结合，构成了李大钊关于孙中山思想的整体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孙中山的人格思想及其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特点和贡献，都得到了大体真实的反映和实事求是的评价。尤其是他对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地位的评定，更是早期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近代革命史和革命家的光辉的杰作，他的好些特点，曾影响了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当然，李大钊对孙中山的认识和评价也有不少缺陷。如仅将孙中山的思想归结为所谓的“中山主义”，即民族解放的革命理论和策略，把他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归结为民族革命和解放运动，是不全面的。另外，他称孙中山为其诞生以后中国革命“惟一的指导者”等提法，也有欠准确。只讲“中山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同一性，将其混为一谈，而不讲它们之间的差别，乃至全然不提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它在革命中的先锋作用，这在当时所起的作用，也不全是积极的。

李大钊对孙中山的追悼、怀想、认识和评价，反映了他对孙中山的深厚的革命感情，和他对孙中山所开创的国共合作事业的无限忠诚。从这当中，实际上也可反观到李大钊自身的一些特点。同孙中山一样，李大钊也具有高尚和伟大的人格，有着为革命百折不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一点，也无论是他的朋友、他的信徒、他的仇敌，都没有不承认的。1927年4月，在《狱中自述》中，李大钊曾这样总结他的一生：“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40可见他至死都将自己视为孙中山民族革命的同志。从这个意义上看，李大钊对孙中山及其思想的理解和评价，也可作为我们认识李大钊的一面反观镜子。

注：

① 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第43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述辑：《孙中山先生与五四运动》，《团结报》1984年5月5日。

③ 张静如等著：《李大钊》，第9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④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转引自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1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⑤ 张国焘：《我的回忆》，转引自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第63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⑥⑦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955、890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⑧ 汪精卫：《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5期，第12页。

⑦ 栖梧老人：《回忆李大钊》，转引自张静如等著：《李大钊》，第97页。

⑩ 《晨报》1925年2月16日，转引自张静如等著：《李大钊》，第133页。

11 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第430页。

12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775页。

13 黄德发：《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问题平议》，《华中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

14 《李大钊文集》上册，第121页。

15 《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6 18 19 《李大钊文集》上册，第450、307、449――450页。

17 《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95页。

20 21 《李大钊文集》上册，第303、450页。

22 23 24 25 26 《李大钊文集》上册，第450、609――610、611页；下册，第110、111―112页。

27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796页

28 29 30 31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837――840、846、846、845页。

32 33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771――772页。

34 35 36 37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824、845、853――854、845――846页。

38 39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848、853、883页。

40 《李大钊文集》下册，第893页。《李大钊研究论文集》

作者:龚书铎 黄兴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