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重要的不在于“史”，而在于“秘”

腾讯文化 谢窦

陈忠实曾说：“我想给我死的时候写一本垫棺作枕的书。写一辈子小说，到死的时候如果发现没有一部能够垫棺作枕的书，好像棺材都躺不稳。”这话头里有一种老手艺人对待自己手中活计的敬意和野心，从查阅县志党史文史资料、去西安郊县做社会调研到闭关宅中沉心静气写作，陈忠实历经六年终于写出了可供“垫棺作枕”的《白鹿原》。

《白鹿原》甫一出版，便广受欢迎，累积销量已超过了150万册，作品还被改编成电影、电视、话剧等各种形式，并获得了第四届矛盾文学奖。《白鹿原》成就了陈忠实，但经历这次艺术创作的真正激情之后，他也进入了一种很深的疲乏，在写完《白鹿原》之后，他对长篇小说忽然丧失了兴趣，甚至连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也淡了下来。

尽管如此，这些年围绕着《白鹿原》的各种争论并未停歇，关于它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作品依然众说纷纭。而在卷帙浩繁的《白鹿原》评析中，只有跳脱那些浮于套路和模式下的误读，才能带来更多新的理解，当然也可能是新的误解。

《白鹿原》因循的不是五四，而是三国的叙述传统

《白鹿原》：一本垫棺作枕的书

电影《白鹿原》老年状态的白嘉轩（张丰毅饰）

中国久远的田园诗传统曾赋予乡土以根深蒂固的美感，五四以来，鲁迅等人火力十足的农村批判，则整个翻了一面，直刺乡土中愚昧、落后的一面。但自上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以来，一种“在运动中变动的乡土”成为新的主题，陈忠实的《白鹿原》便是其中之一。

在有关《白鹿原》的批评中，“小说人物的模式化”是最常被提到的一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确实写得太像教科书了。小说中的朱先生承载着乡村中旧式知识分子的全部美好想象，不仅饱读诗书，淡薄名利，还洞悉人情、知晓天命，兼有儒道之风，既雅正又洒脱。而其占卜算卦、预知未来的一面看似不真实，其实是长存于乡村结构里乡人对知识的一种尊重与迷信。

如果说朱先生被视为乡村秩序的精神向导，那么族长白嘉轩则是这一耕读传统的实践者和教育者。我们也能在他身上找到很多优点，如重情义、讲信用，遇事果敢镇定，处事公私分明。这一类族长式人物自五四以来，经常被处理成一种封建专制力量，《白鹿原》的处理其实是把它从五四以来的小传统中重新放回了几千年的大传统，但同时也带上了五四以来的一丝冷酷色彩，比如他对待田小娥便是如此。

相比白嘉轩被视为乡村中的正统力量，鹿子霖则更接近于一种野心力量。这类人往往精明世故，既工于心计，又善于把握时机，是一心想要攫取权势的那一类人。因为容易脱出道德的约束，所以也容易被看作乡村秩序的破坏因素。但相比鹿子霖的背后手脚，小说中纯凭着野性行动的黑娃才是更直接也是更急剧的破坏力量，而且也具有更鲜明的时代印记。

在白嘉轩与鹿子霖的相互较劲中，我们或许很难说谁胜谁败，但在年轻一辈中，他们却是共同的失败者。真正完整地接受了白嘉轩“耕读教育”的，其实是他的长工鹿三，黑娃作为鹿三之子虽也被白嘉轩送进学堂，但很快就退学，不久还进山当了土匪。而白孝文作为白嘉轩之子，同时也是白嘉轩挑选出来的继承人，却更直接地忤逆父意，背向而行。

白嘉轩在年轻一辈教育上的失败，其实正是乡村大传统的一次时代打断。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人物的模式化，与其说是没有创新，倒更像是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因循旧传统，自觉不自觉地类型化。这个几千来的乡土大传统与五四以来的批判认知是不一致的，它不是高高在上的启蒙视角，这些小说人物更像是民间传奇中土生土长的角色类型。就像民间意识产生《三国演义》一样，民间意识也催生了《白鹿原》，他们来自同一个叙述视角和叙述传统，即便在人物设置和情感倾向上也有着清晰的对位关系，诸如朱先生对诸葛亮、白嘉轩对刘备、鹿子霖对曹操等。

《白鹿原》不一定写好了女人，但写好了对性的恐惧

在《白鹿原》之前，陈忠实已经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大家普遍认为他写老汉写得好，但不会写女人。1986年，陈忠实在查阅《蓝田县志》时读了卷帙浩繁的《贞妇烈女卷》，对女性背负的精神负担深感震撼，他决定写一个“纯粹出于人的生理本能和人性的合理性要求，盲目地也是自发地反叛旧礼制的女人”，不仅要写，还要撕开写。

这个女人就是出现在《白鹿原》里的田小娥，陈忠实自陈道：“我几乎不怀疑这种女人的生活真实，这是我耳闻的大量民间故事和我亲历的真人真事给予我的自信。当然，这个女人的出现，也引发了我对文学创作中性描写的理解和认识。”所以，什么叫撕开写？简单点说，就是写性。

在《白鹿原》的传奇性开篇里，白嘉轩六娶六死，六死六娶，其中都充满了生理秘闻和床榻寻欢的书写。到娶第七房仙草时，也还是以一句“哪怕我明早起来就是死了也心甘”收尾，换言之，这种性的欢愉与死亡的恐惧在小说的一开始就被神秘地联结在了一起。白鹿原上原本赫赫有名的白家已经家徒四壁了。但一辈子古板、严肃的白嘉轩却时常将这七娶之事“引以为豪壮的”人生传奇，原因何在？

白孝文在刚完婚时，因初尝男女之欢而一发不可收拾，白嘉轩要仙草提醒儿媳，仙草又请出婆婆，各种明说暗示，都没什么效用。最后，白嘉轩只好亲自出来训示儿子，这才止住了儿子白孝文的贪色。可是好景不长，白孝文之后又被田小娥勾引，与白嘉轩分家之后，整日与田小娥厮混，将八亩半地和门房全卖给了鹿子霖。

在传统乡俗社会中，性是既让人崇拜又令人恐惧的事物。白嘉轩六死七娶，自认为制服了性的恐惧，所以引以为豪；而白孝文则是沉迷其中，自然被视为失败者。但事实上，白嘉轩和白孝文面临的性恐惧并不相同，白嘉轩面临的性恐惧，是性的身体性耗损，性被认为是身体的毁灭力量；而白孝文面临的性恐惧，是性的身体性欢愉，它的本能力量经常成为教条和规则的破坏者，因此白孝文的提裤子硬与脱裤子软，是一个精神隐喻。

正因为出于对性的这两种恐惧，男女关系一直是大防之事。而带有“性“标签的田小娥自然也就被白嘉轩视为大敌，同理，也被鹿子霖视为武器。而这种由对性的恐惧发展到把女人当做敌人的潜在幽灵，正是陈忠实在看《贞妇烈女卷》时冒出来的那个女人。对田小娥来说，性带给女性的既是屈辱，也是武器，她毕竟在鹿子霖的嘴里尿了尿，她的鬼魂毕竟附身在鹿三身上，引来瘟疫，虽然最终依旧难免于被镇的命运。

《白鹿原》重要的不在于“史”，而在于“秘”

茅盾文学奖获奖长篇《白鹿原》被誉为“一个民族的秘史”，有评论家则进一步指出，“其可贵之处不在于秘，而在于史”。事实上，我想反过来说，《白鹿原》里重要的不在于“史”，而在于“秘”。

“秘”在《白鹿原》中，不是迷信。无论是小说中出现的“白狼”（灾难和罪恶的化身）、“白鹿”（人健、谷丰、畜旺的象征），还是朱先生的未卜先知、田小娥鬼魂的附身出没，都不是简单的迷信，而是乡俗社会中的古老心理。从“集体无意识“的角度去理解，它是可信的。正如泰戈尔所说，人在出门远行前，恶劣的天气通常被视为不祥之兆，使人心情沉重。但作为现代教育下的人，我们的见解是成熟的、秉执科学的理解，所以对气候的变化毫不在意。但我们的血液却是幼稚的、原始的，它能绕开头脑意识直接引发我们的心灵感受。

同样，《白鹿原》中的“秘”，也不是秘不可传的“秘”，而是时代沿袭的“秘”，因为它是一种古老的命运观。这种命运观与史学观念是不一致的。线性史学观念中的时间观是直线地往前发展的，而且试图把时间中的相继发生整理成一种可理解的关系；但在古老的命运观中，时间是一个圆，它并不是以日、月、年为单位的，而是以一个从产生、发展到死亡的自然循环为单位，它更多地与神秘的冥冥力量相关。

在史学思维中，这种圆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循环的邪恶舞蹈”，它让历史陷于无希望的反复，但这种循环时间观的影响是如此广泛，以致于最后史学观念不得不把“圆的时间观“纳入历史进程，将之视为历史的螺旋式上升。但在《白鹿原》中，史学观念并没有挤占民间命运观的古老心理，小说中的各种线索都鲜明地呈现出了圆形的状态，白鹿一现一隐即是如此。同样，这种命运观下的圆形时间，还是民间应对历史的一大策略，正是在此种时间观念下，小说中的两党之争才不会显得那么重大，不过是一个饼子煎完一面换一面。

http://cul.qq.com/a/20160430/007492.htm腾讯文化 谢窦

陈忠实曾说：“我想给我死的时候写一本垫棺作枕的书。写一辈子小说，到死的时候如果发现没有一部能够垫棺作枕的书，好像棺材都躺不稳。”这话头里有一种老手艺人对待自己手中活计的敬意和野心，从查阅县志党史文史资料、去西安郊县做社会调研到闭关宅中沉心静气写作，陈忠实历经六年终于写出了可供“垫棺作枕”的《白鹿原》。

《白鹿原》甫一出版，便广受欢迎，累积销量已超过了150万册，作品还被改编成电影、电视、话剧等各种形式，并获得了第四届矛盾文学奖。《白鹿原》成就了陈忠实，但经历这次艺术创作的真正激情之后，他也进入了一种很深的疲乏，在写完《白鹿原》之后，他对长篇小说忽然丧失了兴趣，甚至连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也淡了下来。

尽管如此，这些年围绕着《白鹿原》的各种争论并未停歇，关于它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作品依然众说纷纭。而在卷帙浩繁的《白鹿原》评析中，只有跳脱那些浮于套路和模式下的误读，才能带来更多新的理解，当然也可能是新的误解。

《白鹿原》因循的不是五四，而是三国的叙述传统

《白鹿原》：一本垫棺作枕的书

电影《白鹿原》老年状态的白嘉轩（张丰毅饰）

中国久远的田园诗传统曾赋予乡土以根深蒂固的美感，五四以来，鲁迅等人火力十足的农村批判，则整个翻了一面，直刺乡土中愚昧、落后的一面。但自上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以来，一种“在运动中变动的乡土”成为新的主题，陈忠实的《白鹿原》便是其中之一。

在有关《白鹿原》的批评中，“小说人物的模式化”是最常被提到的一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确实写得太像教科书了。小说中的朱先生承载着乡村中旧式知识分子的全部美好想象，不仅饱读诗书，淡薄名利，还洞悉人情、知晓天命，兼有儒道之风，既雅正又洒脱。而其占卜算卦、预知未来的一面看似不真实，其实是长存于乡村结构里乡人对知识的一种尊重与迷信。

如果说朱先生被视为乡村秩序的精神向导，那么族长白嘉轩则是这一耕读传统的实践者和教育者。我们也能在他身上找到很多优点，如重情义、讲信用，遇事果敢镇定，处事公私分明。这一类族长式人物自五四以来，经常被处理成一种封建专制力量，《白鹿原》的处理其实是把它从五四以来的小传统中重新放回了几千年的大传统，但同时也带上了五四以来的一丝冷酷色彩，比如他对待田小娥便是如此。

相比白嘉轩被视为乡村中的正统力量，鹿子霖则更接近于一种野心力量。这类人往往精明世故，既工于心计，又善于把握时机，是一心想要攫取权势的那一类人。因为容易脱出道德的约束，所以也容易被看作乡村秩序的破坏因素。但相比鹿子霖的背后手脚，小说中纯凭着野性行动的黑娃才是更直接也是更急剧的破坏力量，而且也具有更鲜明的时代印记。

在白嘉轩与鹿子霖的相互较劲中，我们或许很难说谁胜谁败，但在年轻一辈中，他们却是共同的失败者。真正完整地接受了白嘉轩“耕读教育”的，其实是他的长工鹿三，黑娃作为鹿三之子虽也被白嘉轩送进学堂，但很快就退学，不久还进山当了土匪。而白孝文作为白嘉轩之子，同时也是白嘉轩挑选出来的继承人，却更直接地忤逆父意，背向而行。

白嘉轩在年轻一辈教育上的失败，其实正是乡村大传统的一次时代打断。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人物的模式化，与其说是没有创新，倒更像是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因循旧传统，自觉不自觉地类型化。这个几千来的乡土大传统与五四以来的批判认知是不一致的，它不是高高在上的启蒙视角，这些小说人物更像是民间传奇中土生土长的角色类型。就像民间意识产生《三国演义》一样，民间意识也催生了《白鹿原》，他们来自同一个叙述视角和叙述传统，即便在人物设置和情感倾向上也有着清晰的对位关系，诸如朱先生对诸葛亮、白嘉轩对刘备、鹿子霖对曹操等。

《白鹿原》不一定写好了女人，但写好了对性的恐惧

在《白鹿原》之前，陈忠实已经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大家普遍认为他写老汉写得好，但不会写女人。1986年，陈忠实在查阅《蓝田县志》时读了卷帙浩繁的《贞妇烈女卷》，对女性背负的精神负担深感震撼，他决定写一个“纯粹出于人的生理本能和人性的合理性要求，盲目地也是自发地反叛旧礼制的女人”，不仅要写，还要撕开写。

这个女人就是出现在《白鹿原》里的田小娥，陈忠实自陈道：“我几乎不怀疑这种女人的生活真实，这是我耳闻的大量民间故事和我亲历的真人真事给予我的自信。当然，这个女人的出现，也引发了我对文学创作中性描写的理解和认识。”所以，什么叫撕开写？简单点说，就是写性。

在《白鹿原》的传奇性开篇里，白嘉轩六娶六死，六死六娶，其中都充满了生理秘闻和床榻寻欢的书写。到娶第七房仙草时，也还是以一句“哪怕我明早起来就是死了也心甘”收尾，换言之，这种性的欢愉与死亡的恐惧在小说的一开始就被神秘地联结在了一起。白鹿原上原本赫赫有名的白家已经家徒四壁了。但一辈子古板、严肃的白嘉轩却时常将这七娶之事“引以为豪壮的”人生传奇，原因何在？

白孝文在刚完婚时，因初尝男女之欢而一发不可收拾，白嘉轩要仙草提醒儿媳，仙草又请出婆婆，各种明说暗示，都没什么效用。最后，白嘉轩只好亲自出来训示儿子，这才止住了儿子白孝文的贪色。可是好景不长，白孝文之后又被田小娥勾引，与白嘉轩分家之后，整日与田小娥厮混，将八亩半地和门房全卖给了鹿子霖。

在传统乡俗社会中，性是既让人崇拜又令人恐惧的事物。白嘉轩六死七娶，自认为制服了性的恐惧，所以引以为豪；而白孝文则是沉迷其中，自然被视为失败者。但事实上，白嘉轩和白孝文面临的性恐惧并不相同，白嘉轩面临的性恐惧，是性的身体性耗损，性被认为是身体的毁灭力量；而白孝文面临的性恐惧，是性的身体性欢愉，它的本能力量经常成为教条和规则的破坏者，因此白孝文的提裤子硬与脱裤子软，是一个精神隐喻。

正因为出于对性的这两种恐惧，男女关系一直是大防之事。而带有“性“标签的田小娥自然也就被白嘉轩视为大敌，同理，也被鹿子霖视为武器。而这种由对性的恐惧发展到把女人当做敌人的潜在幽灵，正是陈忠实在看《贞妇烈女卷》时冒出来的那个女人。对田小娥来说，性带给女性的既是屈辱，也是武器，她毕竟在鹿子霖的嘴里尿了尿，她的鬼魂毕竟附身在鹿三身上，引来瘟疫，虽然最终依旧难免于被镇的命运。

《白鹿原》重要的不在于“史”，而在于“秘”

茅盾文学奖获奖长篇《白鹿原》被誉为“一个民族的秘史”，有评论家则进一步指出，“其可贵之处不在于秘，而在于史”。事实上，我想反过来说，《白鹿原》里重要的不在于“史”，而在于“秘”。

“秘”在《白鹿原》中，不是迷信。无论是小说中出现的“白狼”（灾难和罪恶的化身）、“白鹿”（人健、谷丰、畜旺的象征），还是朱先生的未卜先知、田小娥鬼魂的附身出没，都不是简单的迷信，而是乡俗社会中的古老心理。从“集体无意识“的角度去理解，它是可信的。正如泰戈尔所说，人在出门远行前，恶劣的天气通常被视为不祥之兆，使人心情沉重。但作为现代教育下的人，我们的见解是成熟的、秉执科学的理解，所以对气候的变化毫不在意。但我们的血液却是幼稚的、原始的，它能绕开头脑意识直接引发我们的心灵感受。

同样，《白鹿原》中的“秘”，也不是秘不可传的“秘”，而是时代沿袭的“秘”，因为它是一种古老的命运观。这种命运观与史学观念是不一致的。线性史学观念中的时间观是直线地往前发展的，而且试图把时间中的相继发生整理成一种可理解的关系；但在古老的命运观中，时间是一个圆，它并不是以日、月、年为单位的，而是以一个从产生、发展到死亡的自然循环为单位，它更多地与神秘的冥冥力量相关。

在史学思维中，这种圆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循环的邪恶舞蹈”，它让历史陷于无希望的反复，但这种循环时间观的影响是如此广泛，以致于最后史学观念不得不把“圆的时间观“纳入历史进程，将之视为历史的螺旋式上升。但在《白鹿原》中，史学观念并没有挤占民间命运观的古老心理，小说中的各种线索都鲜明地呈现出了圆形的状态，白鹿一现一隐即是如此。同样，这种命运观下的圆形时间，还是民间应对历史的一大策略，正是在此种时间观念下，小说中的两党之争才不会显得那么重大，不过是一个饼子煎完一面换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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