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誰在制造中美戰爭威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4/29 00:31:40
10月24日，美國國家雜志（The Nation）防務記者克雷爾（Michael T. Klare）發表文章分析美國對中國戰略政策的出發點和根源。
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20日結束訪問中國之行。這是他上任以來首次踏上中國土地，輿論普遍預測，這次訪問可能有助於消除美中戰略關系越來越大的分歧，但是否起到裡程碑式的作用仍需時間去証明。
中美之間的戰略分歧並非完全止於拉氏本人對中國軍備建設上的一些偏見，而有著更深層次上的原因。
從上任開始，布什政府就面臨一個重要的長期戰略選擇：將中國視為未來的軍事敵手並依此規劃相應對策，還是將它視作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一個競爭伙伴？兩種觀點的代表都在政府高層中佔有席位。於是，政策如鐘擺左右擺動。但經過四年的平分秋色，鐘擺終於擺向反中國和准備一戰的位置。三個事件表露了這一定位的變化。
第一個事件，是今年2月19日，美國和日本包括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和國務卿賴斯這樣級別的高層官員會談後發表“美日安全協商委員會聯合聲明”。
聲明所強調的美日兩國的進一步安全合作令中國義憤填膺，因為日本在二戰時的軍國主義給中國留下巨痛，美國卻意圖與日本聯手在亞洲建立反華聯盟。更使中國怒火中燒的是，美日兩國呼吁採取聯合行動“鼓勵通過對話和平解決台灣海峽問題”。
這種說法在美國人聽來是正常的，但在北京看聽來卻是華盛頓和東京干預中國內部事務。官方的新華社稱此聲明是“史無前例”的，並引用一位高級外交官員的話說中國“堅決反對美國和日本簽定涉及中國台灣的雙邊文件，這是對中國內部事務的干預和主權的侵犯”。
第二個重大事件是拉姆斯菲爾德6月4日在新加坡一次戰略會議上的講話。在評述當今亞洲安全問題特別是北朝鮮核問題之後，拉姆斯菲爾德將話題轉向中國。
他說，中國人在這些問題上能起建設性作用，"坦率地討論中國就不能不提到這個地區所關注的問題"，他指出，中國“顯然在擴充其導彈力量，其打擊目標達到世界的很多地區。”接著,他十足裝模作樣地說：“既然沒有哪個國家威脅中國，人們自然會奇怪：為什麼要投入這些軍事預算？為什麼要作這樣不斷增長和擴大的軍備採購？為什麼作這些強力的軍事部署？”
對北京而言，這些言詞令人吃驚。沒有誰威脅中國？美國飛機和軍艦在中國近海巡弋是什麼？美國將帶核彈頭的導彈瞄准中國是什麼？過去十年來美國將更多的威力強大的武器賣給台灣是干什麼？拉姆斯菲爾德的言論除了言不由衷，更被認為是對中國的無理尋舋。
第三個事件是7月份五角大樓發布的《中國軍力報告》。據報道，這份公開文件推遲了幾個星期發表，以刪去或軟化其中刻意反華的言詞以免在布什11月訪華前過分激怒中國。
公開發表的版本在語氣上是明智的，在說明中國軍事裝備的力量的同時也強調了其弱處。但是，報告的矛頭卻是直指中國將軍事力量擴展到自己領土以外，對世界秩序構成危險的挑戰。“中國軍力發展的步伐和范圍已經對地區的軍事平衡構成危險，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現行趨勢將使中國的軍事行動能力擴大到整個亞洲──而不限於台灣──從而潛在地對（美國）在該地區的軍隊的行動造成威脅。”
國會2000年授權的這種年度報告不是個政策文件。但是，2005年版的這個報告的政策含義卻不言自明：如果中國將要獲得更大的能力威脅“該地區的軍隊的行動”──可理解為包括美國和日本的軍事行動──就應採取緊迫的行動來抑制中國的軍事意圖。基於這個原因，這份報告在中國引起強烈的批評。
“報告不顧事實，為了散布中國威脅論而不擇手段，”在緊急召見美國大使會面時中國一位高級外交軍事官員說，“它粗暴干涉中國內政，挑撥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
在這一切尚在進行的時候，美國公眾和媒體的注意力被中美之間的另一場緊張事件所吸引：中國海洋石油公司(CNOOC)試圖購買加州的優尼科（Unocal）公司。這個事件比上述所有事件吸引了更多媒體的關注，但實際上對中美關系的影響遠不及五角大樓的更挑舋更反華的戰略轉移──這種戰略轉移勢必大大加劇危險的中美軍事競賽。
根源：保守戰略思維
這種轉移背後的根源是什麼？根源就是美國長期以來所尋求的永久保持美國軍事超強地位的保守戰略思維。這種思維1992年首次出現在1994-1999財政年度《國防規劃導引》(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DPG)中，這是後冷戰時期美國保持絕對優勢地位的一份宏大藍圖，由當時的國防部長Paul Wolfowitz負責擬訂，1992年初向媒體透露。
DPG呼吁聯合各種力量防止未來軍事競爭者的崛起。“我們的首要目標是防止像前蘇聯那樣的對世界秩序構成威脅的新競爭者出現，”文件說。所以，“我們（必須）全力防止任何敵對國家支配一個牢固控制其資源後就足以成為全球強國的地區的企圖”。此後這就成為美國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指導原則。
本世紀要防止的能“像前蘇聯那樣的對世界秩序構成威脅”的新競爭者出現的禁令祇適用於中國，因為沒有其他潛在的敵對國家有能力“成為全球強國”，所以，維持美國的軍事超強地位“直至遙遠的將來”，如當時的布什州長1999年競選時說的，就需要永久地遏制中國──這正是賴斯、拉姆斯菲爾德及其同僚們2001年初上任以來所要做的。
這個目標正在進行時，9/11事件發生。如同許多左翼分析家所指出的，9/11給新保守主義者實施他們在全世界擴大軍事力量的野心勃勃的計劃開了綠燈。
雖然重點從阻遏未來的競爭者轉向打擊恐怖主義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更緊要，卻使那些執迷於“永久超強”的人們感到他們遏制中國的大業失去了勢頭。而且，打擊恐怖主義需要的主要是特種部隊和低技術的步兵而不是對抗軍事強國所用的昂貴復雜的戰機和軍艦。不說那些巨大的軍火合同商，就是一些美國戰略家，也將“反恐戰爭”視為不得不忍受的分心，直到時機成熟，再恢復遏制中國。這個時機看來已經到來。
現在為什麼是時機？有幾個因素。第一，毫無疑問，是公眾對“反恐戰爭”的厭倦，軍隊內部越來越感到伊拉克戰爭陷入僵局。祇要公眾注意力集中在伊拉克的失利和人員傷亡，以及，8月下旬的卡特林娜颶風的毀滅性災害，對總統的軍事政策的支持就會下降。這一切都可能轉變成一場類似1970和1980年代的可怕的“越南綜合征”那樣的對代價昂貴的軍事行動的過敏反應。所以，無怪乎美國高級官員也開始談論未來一年減少在伊拉克的美軍力量，盡管布什總統明確否決了這種可能。
與此同時，中國巨大的經濟擴展開始了軍事力量的改進。雖然中國的絕大多數武器無可救藥地落伍──很多是進口的1950和1960年代的蘇聯型號，但北京利用其新積攢的財富從俄羅斯購買了比較現代的武器，包括戰斗機，柴油-電力潛艇和驅逐艦。
中國也擴充了自己的短程彈道導彈，許多導彈能打擊台灣和日本。所有這些都無法與美國最先進的武器相比擬。但他們毫不隱晦的軍事採購卻為華盛頓那些主張加強遏制中國軍事力量的人們提供了新的借口。
石油供應的豪賭式競爭
在這種情況下，一場如箭在弦的與中國的軍力競賽對軍隊的某些人來說就順理成章了。祇是在這樣的競賽中沒有美國人要付出生命的危險──即使要流血，也是在未來。
另一些新近導致美國反華情緒高漲的因素還包括高油價（許多美國人將油價上升歸咎於中國新的汽車消費族）、美國人的工作機會不斷流向低工資的中國工業區以及中國石油公司對優尼科的公然求購。後者暴露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美國和中國已經開始進行一場爭奪世界石油供應方面的豪賭式競爭。
十年前，中國石油消耗量還祇佔世界總消耗量的5%，完全可以自給自足。當時，中國是世界第四大石油消費國，位列美國、日本、俄羅斯之後，它每天消費的300萬桶，不過是美國每日消費量的1/5。但數年之內，中國躍居第二位（2003年超過日本），它現在每天600萬桶的消費量相當於美國的1/3。
然而，中國自己的石油產量這些年卻沒有增長，一半要靠進口。按其經濟增長勢頭，它未來進口的石油將進一步增加，據美國能源部(DOE)估計，到2020年中國石油消費每天將達1200萬桶，其中900萬桶靠國外進口。美國也需要進口，預計到2020年美國每天消費1600萬桶──事態再明顯不過，對世界石油供應的激烈爭奪勢所難免。
如果現在至2020年世界的石油產量足以滿足中國和美國的增長需要，就沒有什麼可憂慮的──事實上DOE預測直到2020年石油供應不會有問題。但許多能源專家相信，世界石油現在每天產量高達8400萬桶，已經接近極限或可持續的“峰值”，決不可能增加到DOE所預測的每日1.11億桶。
如果這種觀點是正確的，或者即使產量可持續增加，但離DOE所預測的仍相距甚遠，則美中之間對國外石油儲備的爭奪必然日趨激烈和緊張。
美中之間的石油競爭的緊張從中國咄咄逼人地從安哥拉、加拿大、印度尼西亞、伊朗、哈薩克斯坦、尼日利亞、沙特阿拉伯、蘇丹及委內瑞拉等國的尋求石油供應可見一斑。迄今為止，中國從這些國家所得很少，現在它正盯著這些國家要求新的石油供應。中國與美國激烈地爭奪外國石油對美國企業領袖和政府官員來說都是憂心之事，將增加能源成本和減慢經濟。
中國試圖從加拿大、尼日利亞、沙特阿拉伯和委內瑞拉汲取石油會引起美國更大的憂慮，因為這些國家長期以來與美國分享他們的石油供應，如果中國得以永久改變全球的石油流向，問題就更會成為美國的心頭之患。而且，從戰略觀點看，美國官員擔心中國從伊朗和蘇丹得到更多石油的同時還會向他們出售武器和提供軍事援助，從而改變這個地區與華盛頓安全利益攸關的軍事平衡。
最初，對中國加劇尋求外國石油的討論大多限於商業層面，但現在，第一次被提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成為影響美國軍事政策的關鍵因素。這種觀點首次以官方觀點載入五角大樓2005年版的中國軍力報告。
“中國2003年起成為第二大石油消費國和第三大石油進口國”，報告寫道，“隨著中國能源和資源需求的增長，北京認為獲取這些資源，在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需要實施特殊的經濟和外交政策，使中國與伊朗、蘇丹、委內瑞拉等問題國家進一步靠近。”言外之意很明顯：中國與“問題國家”密切關系對美國安全構成威脅，所以必須採取各種反制措施。
就這樣兩種因素結合起來推動鐘擺向一個方向擺動：中國長遠的挑戰和中國在全球戰略區域對石油供應的追求。祇要這兩種因素存在──以及不再發生9/11──加強美國的軍事准備以最終與中國一戰的呼聲就會越來越高。
布什在卡特林娜颶風災後看到自己的民意支持率的下降這一事實也會迫使政府有意夸大中國的威脅以轉移目標。雖然所有這些尚未造成美中關系的真正破裂──贊成經濟合作的力量太強烈，使政府走不到那一步──但可以預料，採取野心勃勃的行動以遏制中國新近的軍事進展的意見將日趨強烈。10月24日，美國國家雜志（The Nation）防務記者克雷爾（Michael T. Klare）發表文章分析美國對中國戰略政策的出發點和根源。
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20日結束訪問中國之行。這是他上任以來首次踏上中國土地，輿論普遍預測，這次訪問可能有助於消除美中戰略關系越來越大的分歧，但是否起到裡程碑式的作用仍需時間去証明。
中美之間的戰略分歧並非完全止於拉氏本人對中國軍備建設上的一些偏見，而有著更深層次上的原因。
從上任開始，布什政府就面臨一個重要的長期戰略選擇：將中國視為未來的軍事敵手並依此規劃相應對策，還是將它視作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一個競爭伙伴？兩種觀點的代表都在政府高層中佔有席位。於是，政策如鐘擺左右擺動。但經過四年的平分秋色，鐘擺終於擺向反中國和准備一戰的位置。三個事件表露了這一定位的變化。
第一個事件，是今年2月19日，美國和日本包括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和國務卿賴斯這樣級別的高層官員會談後發表“美日安全協商委員會聯合聲明”。
聲明所強調的美日兩國的進一步安全合作令中國義憤填膺，因為日本在二戰時的軍國主義給中國留下巨痛，美國卻意圖與日本聯手在亞洲建立反華聯盟。更使中國怒火中燒的是，美日兩國呼吁採取聯合行動“鼓勵通過對話和平解決台灣海峽問題”。
這種說法在美國人聽來是正常的，但在北京看聽來卻是華盛頓和東京干預中國內部事務。官方的新華社稱此聲明是“史無前例”的，並引用一位高級外交官員的話說中國“堅決反對美國和日本簽定涉及中國台灣的雙邊文件，這是對中國內部事務的干預和主權的侵犯”。
第二個重大事件是拉姆斯菲爾德6月4日在新加坡一次戰略會議上的講話。在評述當今亞洲安全問題特別是北朝鮮核問題之後，拉姆斯菲爾德將話題轉向中國。
他說，中國人在這些問題上能起建設性作用，"坦率地討論中國就不能不提到這個地區所關注的問題"，他指出，中國“顯然在擴充其導彈力量，其打擊目標達到世界的很多地區。”接著,他十足裝模作樣地說：“既然沒有哪個國家威脅中國，人們自然會奇怪：為什麼要投入這些軍事預算？為什麼要作這樣不斷增長和擴大的軍備採購？為什麼作這些強力的軍事部署？”
對北京而言，這些言詞令人吃驚。沒有誰威脅中國？美國飛機和軍艦在中國近海巡弋是什麼？美國將帶核彈頭的導彈瞄准中國是什麼？過去十年來美國將更多的威力強大的武器賣給台灣是干什麼？拉姆斯菲爾德的言論除了言不由衷，更被認為是對中國的無理尋舋。
第三個事件是7月份五角大樓發布的《中國軍力報告》。據報道，這份公開文件推遲了幾個星期發表，以刪去或軟化其中刻意反華的言詞以免在布什11月訪華前過分激怒中國。
公開發表的版本在語氣上是明智的，在說明中國軍事裝備的力量的同時也強調了其弱處。但是，報告的矛頭卻是直指中國將軍事力量擴展到自己領土以外，對世界秩序構成危險的挑戰。“中國軍力發展的步伐和范圍已經對地區的軍事平衡構成危險，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現行趨勢將使中國的軍事行動能力擴大到整個亞洲──而不限於台灣──從而潛在地對（美國）在該地區的軍隊的行動造成威脅。”
國會2000年授權的這種年度報告不是個政策文件。但是，2005年版的這個報告的政策含義卻不言自明：如果中國將要獲得更大的能力威脅“該地區的軍隊的行動”──可理解為包括美國和日本的軍事行動──就應採取緊迫的行動來抑制中國的軍事意圖。基於這個原因，這份報告在中國引起強烈的批評。
“報告不顧事實，為了散布中國威脅論而不擇手段，”在緊急召見美國大使會面時中國一位高級外交軍事官員說，“它粗暴干涉中國內政，挑撥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
在這一切尚在進行的時候，美國公眾和媒體的注意力被中美之間的另一場緊張事件所吸引：中國海洋石油公司(CNOOC)試圖購買加州的優尼科（Unocal）公司。這個事件比上述所有事件吸引了更多媒體的關注，但實際上對中美關系的影響遠不及五角大樓的更挑舋更反華的戰略轉移──這種戰略轉移勢必大大加劇危險的中美軍事競賽。
根源：保守戰略思維
這種轉移背後的根源是什麼？根源就是美國長期以來所尋求的永久保持美國軍事超強地位的保守戰略思維。這種思維1992年首次出現在1994-1999財政年度《國防規劃導引》(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DPG)中，這是後冷戰時期美國保持絕對優勢地位的一份宏大藍圖，由當時的國防部長Paul Wolfowitz負責擬訂，1992年初向媒體透露。
DPG呼吁聯合各種力量防止未來軍事競爭者的崛起。“我們的首要目標是防止像前蘇聯那樣的對世界秩序構成威脅的新競爭者出現，”文件說。所以，“我們（必須）全力防止任何敵對國家支配一個牢固控制其資源後就足以成為全球強國的地區的企圖”。此後這就成為美國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指導原則。
本世紀要防止的能“像前蘇聯那樣的對世界秩序構成威脅”的新競爭者出現的禁令祇適用於中國，因為沒有其他潛在的敵對國家有能力“成為全球強國”，所以，維持美國的軍事超強地位“直至遙遠的將來”，如當時的布什州長1999年競選時說的，就需要永久地遏制中國──這正是賴斯、拉姆斯菲爾德及其同僚們2001年初上任以來所要做的。
這個目標正在進行時，9/11事件發生。如同許多左翼分析家所指出的，9/11給新保守主義者實施他們在全世界擴大軍事力量的野心勃勃的計劃開了綠燈。
雖然重點從阻遏未來的競爭者轉向打擊恐怖主義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更緊要，卻使那些執迷於“永久超強”的人們感到他們遏制中國的大業失去了勢頭。而且，打擊恐怖主義需要的主要是特種部隊和低技術的步兵而不是對抗軍事強國所用的昂貴復雜的戰機和軍艦。不說那些巨大的軍火合同商，就是一些美國戰略家，也將“反恐戰爭”視為不得不忍受的分心，直到時機成熟，再恢復遏制中國。這個時機看來已經到來。
現在為什麼是時機？有幾個因素。第一，毫無疑問，是公眾對“反恐戰爭”的厭倦，軍隊內部越來越感到伊拉克戰爭陷入僵局。祇要公眾注意力集中在伊拉克的失利和人員傷亡，以及，8月下旬的卡特林娜颶風的毀滅性災害，對總統的軍事政策的支持就會下降。這一切都可能轉變成一場類似1970和1980年代的可怕的“越南綜合征”那樣的對代價昂貴的軍事行動的過敏反應。所以，無怪乎美國高級官員也開始談論未來一年減少在伊拉克的美軍力量，盡管布什總統明確否決了這種可能。
與此同時，中國巨大的經濟擴展開始了軍事力量的改進。雖然中國的絕大多數武器無可救藥地落伍──很多是進口的1950和1960年代的蘇聯型號，但北京利用其新積攢的財富從俄羅斯購買了比較現代的武器，包括戰斗機，柴油-電力潛艇和驅逐艦。
中國也擴充了自己的短程彈道導彈，許多導彈能打擊台灣和日本。所有這些都無法與美國最先進的武器相比擬。但他們毫不隱晦的軍事採購卻為華盛頓那些主張加強遏制中國軍事力量的人們提供了新的借口。
石油供應的豪賭式競爭
在這種情況下，一場如箭在弦的與中國的軍力競賽對軍隊的某些人來說就順理成章了。祇是在這樣的競賽中沒有美國人要付出生命的危險──即使要流血，也是在未來。
另一些新近導致美國反華情緒高漲的因素還包括高油價（許多美國人將油價上升歸咎於中國新的汽車消費族）、美國人的工作機會不斷流向低工資的中國工業區以及中國石油公司對優尼科的公然求購。後者暴露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美國和中國已經開始進行一場爭奪世界石油供應方面的豪賭式競爭。
十年前，中國石油消耗量還祇佔世界總消耗量的5%，完全可以自給自足。當時，中國是世界第四大石油消費國，位列美國、日本、俄羅斯之後，它每天消費的300萬桶，不過是美國每日消費量的1/5。但數年之內，中國躍居第二位（2003年超過日本），它現在每天600萬桶的消費量相當於美國的1/3。
然而，中國自己的石油產量這些年卻沒有增長，一半要靠進口。按其經濟增長勢頭，它未來進口的石油將進一步增加，據美國能源部(DOE)估計，到2020年中國石油消費每天將達1200萬桶，其中900萬桶靠國外進口。美國也需要進口，預計到2020年美國每天消費1600萬桶──事態再明顯不過，對世界石油供應的激烈爭奪勢所難免。
如果現在至2020年世界的石油產量足以滿足中國和美國的增長需要，就沒有什麼可憂慮的──事實上DOE預測直到2020年石油供應不會有問題。但許多能源專家相信，世界石油現在每天產量高達8400萬桶，已經接近極限或可持續的“峰值”，決不可能增加到DOE所預測的每日1.11億桶。
如果這種觀點是正確的，或者即使產量可持續增加，但離DOE所預測的仍相距甚遠，則美中之間對國外石油儲備的爭奪必然日趨激烈和緊張。
美中之間的石油競爭的緊張從中國咄咄逼人地從安哥拉、加拿大、印度尼西亞、伊朗、哈薩克斯坦、尼日利亞、沙特阿拉伯、蘇丹及委內瑞拉等國的尋求石油供應可見一斑。迄今為止，中國從這些國家所得很少，現在它正盯著這些國家要求新的石油供應。中國與美國激烈地爭奪外國石油對美國企業領袖和政府官員來說都是憂心之事，將增加能源成本和減慢經濟。
中國試圖從加拿大、尼日利亞、沙特阿拉伯和委內瑞拉汲取石油會引起美國更大的憂慮，因為這些國家長期以來與美國分享他們的石油供應，如果中國得以永久改變全球的石油流向，問題就更會成為美國的心頭之患。而且，從戰略觀點看，美國官員擔心中國從伊朗和蘇丹得到更多石油的同時還會向他們出售武器和提供軍事援助，從而改變這個地區與華盛頓安全利益攸關的軍事平衡。
最初，對中國加劇尋求外國石油的討論大多限於商業層面，但現在，第一次被提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成為影響美國軍事政策的關鍵因素。這種觀點首次以官方觀點載入五角大樓2005年版的中國軍力報告。
“中國2003年起成為第二大石油消費國和第三大石油進口國”，報告寫道，“隨著中國能源和資源需求的增長，北京認為獲取這些資源，在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需要實施特殊的經濟和外交政策，使中國與伊朗、蘇丹、委內瑞拉等問題國家進一步靠近。”言外之意很明顯：中國與“問題國家”密切關系對美國安全構成威脅，所以必須採取各種反制措施。
就這樣兩種因素結合起來推動鐘擺向一個方向擺動：中國長遠的挑戰和中國在全球戰略區域對石油供應的追求。祇要這兩種因素存在──以及不再發生9/11──加強美國的軍事准備以最終與中國一戰的呼聲就會越來越高。
布什在卡特林娜颶風災後看到自己的民意支持率的下降這一事實也會迫使政府有意夸大中國的威脅以轉移目標。雖然所有這些尚未造成美中關系的真正破裂──贊成經濟合作的力量太強烈，使政府走不到那一步──但可以預料，採取野心勃勃的行動以遏制中國新近的軍事進展的意見將日趨強烈。
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20日結束訪問中國之行。這是他上任以來首次踏上中國土地，輿論普遍預測，這次訪問可能有助於消除美中戰略關系越來越大的分歧，但是否起到裡程碑式的作用仍需時間去証明。
中美之間的戰略分歧並非完全止於拉氏本人對中國軍備建設上的一些偏見，而有著更深層次上的原因。
從上任開始，布什政府就面臨一個重要的長期戰略選擇：將中國視為未來的軍事敵手並依此規劃相應對策，還是將它視作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一個競爭伙伴？兩種觀點的代表都在政府高層中佔有席位。於是，政策如鐘擺左右擺動。但經過四年的平分秋色，鐘擺終於擺向反中國和准備一戰的位置。三個事件表露了這一定位的變化。
第一個事件，是今年2月19日，美國和日本包括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和國務卿賴斯這樣級別的高層官員會談後發表“美日安全協商委員會聯合聲明”。
聲明所強調的美日兩國的進一步安全合作令中國義憤填膺，因為日本在二戰時的軍國主義給中國留下巨痛，美國卻意圖與日本聯手在亞洲建立反華聯盟。更使中國怒火中燒的是，美日兩國呼吁採取聯合行動“鼓勵通過對話和平解決台灣海峽問題”。
這種說法在美國人聽來是正常的，但在北京看聽來卻是華盛頓和東京干預中國內部事務。官方的新華社稱此聲明是“史無前例”的，並引用一位高級外交官員的話說中國“堅決反對美國和日本簽定涉及中國台灣的雙邊文件，這是對中國內部事務的干預和主權的侵犯”。
第二個重大事件是拉姆斯菲爾德6月4日在新加坡一次戰略會議上的講話。在評述當今亞洲安全問題特別是北朝鮮核問題之後，拉姆斯菲爾德將話題轉向中國。
他說，中國人在這些問題上能起建設性作用，"坦率地討論中國就不能不提到這個地區所關注的問題"，他指出，中國“顯然在擴充其導彈力量，其打擊目標達到世界的很多地區。”接著,他十足裝模作樣地說：“既然沒有哪個國家威脅中國，人們自然會奇怪：為什麼要投入這些軍事預算？為什麼要作這樣不斷增長和擴大的軍備採購？為什麼作這些強力的軍事部署？”
對北京而言，這些言詞令人吃驚。沒有誰威脅中國？美國飛機和軍艦在中國近海巡弋是什麼？美國將帶核彈頭的導彈瞄准中國是什麼？過去十年來美國將更多的威力強大的武器賣給台灣是干什麼？拉姆斯菲爾德的言論除了言不由衷，更被認為是對中國的無理尋舋。
第三個事件是7月份五角大樓發布的《中國軍力報告》。據報道，這份公開文件推遲了幾個星期發表，以刪去或軟化其中刻意反華的言詞以免在布什11月訪華前過分激怒中國。
公開發表的版本在語氣上是明智的，在說明中國軍事裝備的力量的同時也強調了其弱處。但是，報告的矛頭卻是直指中國將軍事力量擴展到自己領土以外，對世界秩序構成危險的挑戰。“中國軍力發展的步伐和范圍已經對地區的軍事平衡構成危險，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現行趨勢將使中國的軍事行動能力擴大到整個亞洲──而不限於台灣──從而潛在地對（美國）在該地區的軍隊的行動造成威脅。”
國會2000年授權的這種年度報告不是個政策文件。但是，2005年版的這個報告的政策含義卻不言自明：如果中國將要獲得更大的能力威脅“該地區的軍隊的行動”──可理解為包括美國和日本的軍事行動──就應採取緊迫的行動來抑制中國的軍事意圖。基於這個原因，這份報告在中國引起強烈的批評。
“報告不顧事實，為了散布中國威脅論而不擇手段，”在緊急召見美國大使會面時中國一位高級外交軍事官員說，“它粗暴干涉中國內政，挑撥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
在這一切尚在進行的時候，美國公眾和媒體的注意力被中美之間的另一場緊張事件所吸引：中國海洋石油公司(CNOOC)試圖購買加州的優尼科（Unocal）公司。這個事件比上述所有事件吸引了更多媒體的關注，但實際上對中美關系的影響遠不及五角大樓的更挑舋更反華的戰略轉移──這種戰略轉移勢必大大加劇危險的中美軍事競賽。
根源：保守戰略思維
這種轉移背後的根源是什麼？根源就是美國長期以來所尋求的永久保持美國軍事超強地位的保守戰略思維。這種思維1992年首次出現在1994-1999財政年度《國防規劃導引》(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DPG)中，這是後冷戰時期美國保持絕對優勢地位的一份宏大藍圖，由當時的國防部長Paul Wolfowitz負責擬訂，1992年初向媒體透露。
DPG呼吁聯合各種力量防止未來軍事競爭者的崛起。“我們的首要目標是防止像前蘇聯那樣的對世界秩序構成威脅的新競爭者出現，”文件說。所以，“我們（必須）全力防止任何敵對國家支配一個牢固控制其資源後就足以成為全球強國的地區的企圖”。此後這就成為美國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指導原則。
本世紀要防止的能“像前蘇聯那樣的對世界秩序構成威脅”的新競爭者出現的禁令祇適用於中國，因為沒有其他潛在的敵對國家有能力“成為全球強國”，所以，維持美國的軍事超強地位“直至遙遠的將來”，如當時的布什州長1999年競選時說的，就需要永久地遏制中國──這正是賴斯、拉姆斯菲爾德及其同僚們2001年初上任以來所要做的。
這個目標正在進行時，9/11事件發生。如同許多左翼分析家所指出的，9/11給新保守主義者實施他們在全世界擴大軍事力量的野心勃勃的計劃開了綠燈。
雖然重點從阻遏未來的競爭者轉向打擊恐怖主義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更緊要，卻使那些執迷於“永久超強”的人們感到他們遏制中國的大業失去了勢頭。而且，打擊恐怖主義需要的主要是特種部隊和低技術的步兵而不是對抗軍事強國所用的昂貴復雜的戰機和軍艦。不說那些巨大的軍火合同商，就是一些美國戰略家，也將“反恐戰爭”視為不得不忍受的分心，直到時機成熟，再恢復遏制中國。這個時機看來已經到來。
現在為什麼是時機？有幾個因素。第一，毫無疑問，是公眾對“反恐戰爭”的厭倦，軍隊內部越來越感到伊拉克戰爭陷入僵局。祇要公眾注意力集中在伊拉克的失利和人員傷亡，以及，8月下旬的卡特林娜颶風的毀滅性災害，對總統的軍事政策的支持就會下降。這一切都可能轉變成一場類似1970和1980年代的可怕的“越南綜合征”那樣的對代價昂貴的軍事行動的過敏反應。所以，無怪乎美國高級官員也開始談論未來一年減少在伊拉克的美軍力量，盡管布什總統明確否決了這種可能。
與此同時，中國巨大的經濟擴展開始了軍事力量的改進。雖然中國的絕大多數武器無可救藥地落伍──很多是進口的1950和1960年代的蘇聯型號，但北京利用其新積攢的財富從俄羅斯購買了比較現代的武器，包括戰斗機，柴油-電力潛艇和驅逐艦。
中國也擴充了自己的短程彈道導彈，許多導彈能打擊台灣和日本。所有這些都無法與美國最先進的武器相比擬。但他們毫不隱晦的軍事採購卻為華盛頓那些主張加強遏制中國軍事力量的人們提供了新的借口。
石油供應的豪賭式競爭
在這種情況下，一場如箭在弦的與中國的軍力競賽對軍隊的某些人來說就順理成章了。祇是在這樣的競賽中沒有美國人要付出生命的危險──即使要流血，也是在未來。
另一些新近導致美國反華情緒高漲的因素還包括高油價（許多美國人將油價上升歸咎於中國新的汽車消費族）、美國人的工作機會不斷流向低工資的中國工業區以及中國石油公司對優尼科的公然求購。後者暴露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美國和中國已經開始進行一場爭奪世界石油供應方面的豪賭式競爭。
十年前，中國石油消耗量還祇佔世界總消耗量的5%，完全可以自給自足。當時，中國是世界第四大石油消費國，位列美國、日本、俄羅斯之後，它每天消費的300萬桶，不過是美國每日消費量的1/5。但數年之內，中國躍居第二位（2003年超過日本），它現在每天600萬桶的消費量相當於美國的1/3。
然而，中國自己的石油產量這些年卻沒有增長，一半要靠進口。按其經濟增長勢頭，它未來進口的石油將進一步增加，據美國能源部(DOE)估計，到2020年中國石油消費每天將達1200萬桶，其中900萬桶靠國外進口。美國也需要進口，預計到2020年美國每天消費1600萬桶──事態再明顯不過，對世界石油供應的激烈爭奪勢所難免。
如果現在至2020年世界的石油產量足以滿足中國和美國的增長需要，就沒有什麼可憂慮的──事實上DOE預測直到2020年石油供應不會有問題。但許多能源專家相信，世界石油現在每天產量高達8400萬桶，已經接近極限或可持續的“峰值”，決不可能增加到DOE所預測的每日1.11億桶。
如果這種觀點是正確的，或者即使產量可持續增加，但離DOE所預測的仍相距甚遠，則美中之間對國外石油儲備的爭奪必然日趨激烈和緊張。
美中之間的石油競爭的緊張從中國咄咄逼人地從安哥拉、加拿大、印度尼西亞、伊朗、哈薩克斯坦、尼日利亞、沙特阿拉伯、蘇丹及委內瑞拉等國的尋求石油供應可見一斑。迄今為止，中國從這些國家所得很少，現在它正盯著這些國家要求新的石油供應。中國與美國激烈地爭奪外國石油對美國企業領袖和政府官員來說都是憂心之事，將增加能源成本和減慢經濟。
中國試圖從加拿大、尼日利亞、沙特阿拉伯和委內瑞拉汲取石油會引起美國更大的憂慮，因為這些國家長期以來與美國分享他們的石油供應，如果中國得以永久改變全球的石油流向，問題就更會成為美國的心頭之患。而且，從戰略觀點看，美國官員擔心中國從伊朗和蘇丹得到更多石油的同時還會向他們出售武器和提供軍事援助，從而改變這個地區與華盛頓安全利益攸關的軍事平衡。
最初，對中國加劇尋求外國石油的討論大多限於商業層面，但現在，第一次被提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成為影響美國軍事政策的關鍵因素。這種觀點首次以官方觀點載入五角大樓2005年版的中國軍力報告。
“中國2003年起成為第二大石油消費國和第三大石油進口國”，報告寫道，“隨著中國能源和資源需求的增長，北京認為獲取這些資源，在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需要實施特殊的經濟和外交政策，使中國與伊朗、蘇丹、委內瑞拉等問題國家進一步靠近。”言外之意很明顯：中國與“問題國家”密切關系對美國安全構成威脅，所以必須採取各種反制措施。
就這樣兩種因素結合起來推動鐘擺向一個方向擺動：中國長遠的挑戰和中國在全球戰略區域對石油供應的追求。祇要這兩種因素存在──以及不再發生9/11──加強美國的軍事准備以最終與中國一戰的呼聲就會越來越高。
布什在卡特林娜颶風災後看到自己的民意支持率的下降這一事實也會迫使政府有意夸大中國的威脅以轉移目標。雖然所有這些尚未造成美中關系的真正破裂──贊成經濟合作的力量太強烈，使政府走不到那一步──但可以預料，採取野心勃勃的行動以遏制中國新近的軍事進展的意見將日趨強烈。10月24日，美國國家雜志（The Nation）防務記者克雷爾（Michael T. Klare）發表文章分析美國對中國戰略政策的出發點和根源。
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20日結束訪問中國之行。這是他上任以來首次踏上中國土地，輿論普遍預測，這次訪問可能有助於消除美中戰略關系越來越大的分歧，但是否起到裡程碑式的作用仍需時間去証明。
中美之間的戰略分歧並非完全止於拉氏本人對中國軍備建設上的一些偏見，而有著更深層次上的原因。
從上任開始，布什政府就面臨一個重要的長期戰略選擇：將中國視為未來的軍事敵手並依此規劃相應對策，還是將它視作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一個競爭伙伴？兩種觀點的代表都在政府高層中佔有席位。於是，政策如鐘擺左右擺動。但經過四年的平分秋色，鐘擺終於擺向反中國和准備一戰的位置。三個事件表露了這一定位的變化。
第一個事件，是今年2月19日，美國和日本包括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和國務卿賴斯這樣級別的高層官員會談後發表“美日安全協商委員會聯合聲明”。
聲明所強調的美日兩國的進一步安全合作令中國義憤填膺，因為日本在二戰時的軍國主義給中國留下巨痛，美國卻意圖與日本聯手在亞洲建立反華聯盟。更使中國怒火中燒的是，美日兩國呼吁採取聯合行動“鼓勵通過對話和平解決台灣海峽問題”。
這種說法在美國人聽來是正常的，但在北京看聽來卻是華盛頓和東京干預中國內部事務。官方的新華社稱此聲明是“史無前例”的，並引用一位高級外交官員的話說中國“堅決反對美國和日本簽定涉及中國台灣的雙邊文件，這是對中國內部事務的干預和主權的侵犯”。
第二個重大事件是拉姆斯菲爾德6月4日在新加坡一次戰略會議上的講話。在評述當今亞洲安全問題特別是北朝鮮核問題之後，拉姆斯菲爾德將話題轉向中國。
他說，中國人在這些問題上能起建設性作用，"坦率地討論中國就不能不提到這個地區所關注的問題"，他指出，中國“顯然在擴充其導彈力量，其打擊目標達到世界的很多地區。”接著,他十足裝模作樣地說：“既然沒有哪個國家威脅中國，人們自然會奇怪：為什麼要投入這些軍事預算？為什麼要作這樣不斷增長和擴大的軍備採購？為什麼作這些強力的軍事部署？”
對北京而言，這些言詞令人吃驚。沒有誰威脅中國？美國飛機和軍艦在中國近海巡弋是什麼？美國將帶核彈頭的導彈瞄准中國是什麼？過去十年來美國將更多的威力強大的武器賣給台灣是干什麼？拉姆斯菲爾德的言論除了言不由衷，更被認為是對中國的無理尋舋。
第三個事件是7月份五角大樓發布的《中國軍力報告》。據報道，這份公開文件推遲了幾個星期發表，以刪去或軟化其中刻意反華的言詞以免在布什11月訪華前過分激怒中國。
公開發表的版本在語氣上是明智的，在說明中國軍事裝備的力量的同時也強調了其弱處。但是，報告的矛頭卻是直指中國將軍事力量擴展到自己領土以外，對世界秩序構成危險的挑戰。“中國軍力發展的步伐和范圍已經對地區的軍事平衡構成危險，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現行趨勢將使中國的軍事行動能力擴大到整個亞洲──而不限於台灣──從而潛在地對（美國）在該地區的軍隊的行動造成威脅。”
國會2000年授權的這種年度報告不是個政策文件。但是，2005年版的這個報告的政策含義卻不言自明：如果中國將要獲得更大的能力威脅“該地區的軍隊的行動”──可理解為包括美國和日本的軍事行動──就應採取緊迫的行動來抑制中國的軍事意圖。基於這個原因，這份報告在中國引起強烈的批評。
“報告不顧事實，為了散布中國威脅論而不擇手段，”在緊急召見美國大使會面時中國一位高級外交軍事官員說，“它粗暴干涉中國內政，挑撥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
在這一切尚在進行的時候，美國公眾和媒體的注意力被中美之間的另一場緊張事件所吸引：中國海洋石油公司(CNOOC)試圖購買加州的優尼科（Unocal）公司。這個事件比上述所有事件吸引了更多媒體的關注，但實際上對中美關系的影響遠不及五角大樓的更挑舋更反華的戰略轉移──這種戰略轉移勢必大大加劇危險的中美軍事競賽。
根源：保守戰略思維
這種轉移背後的根源是什麼？根源就是美國長期以來所尋求的永久保持美國軍事超強地位的保守戰略思維。這種思維1992年首次出現在1994-1999財政年度《國防規劃導引》(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DPG)中，這是後冷戰時期美國保持絕對優勢地位的一份宏大藍圖，由當時的國防部長Paul Wolfowitz負責擬訂，1992年初向媒體透露。
DPG呼吁聯合各種力量防止未來軍事競爭者的崛起。“我們的首要目標是防止像前蘇聯那樣的對世界秩序構成威脅的新競爭者出現，”文件說。所以，“我們（必須）全力防止任何敵對國家支配一個牢固控制其資源後就足以成為全球強國的地區的企圖”。此後這就成為美國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指導原則。
本世紀要防止的能“像前蘇聯那樣的對世界秩序構成威脅”的新競爭者出現的禁令祇適用於中國，因為沒有其他潛在的敵對國家有能力“成為全球強國”，所以，維持美國的軍事超強地位“直至遙遠的將來”，如當時的布什州長1999年競選時說的，就需要永久地遏制中國──這正是賴斯、拉姆斯菲爾德及其同僚們2001年初上任以來所要做的。
這個目標正在進行時，9/11事件發生。如同許多左翼分析家所指出的，9/11給新保守主義者實施他們在全世界擴大軍事力量的野心勃勃的計劃開了綠燈。
雖然重點從阻遏未來的競爭者轉向打擊恐怖主義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更緊要，卻使那些執迷於“永久超強”的人們感到他們遏制中國的大業失去了勢頭。而且，打擊恐怖主義需要的主要是特種部隊和低技術的步兵而不是對抗軍事強國所用的昂貴復雜的戰機和軍艦。不說那些巨大的軍火合同商，就是一些美國戰略家，也將“反恐戰爭”視為不得不忍受的分心，直到時機成熟，再恢復遏制中國。這個時機看來已經到來。
現在為什麼是時機？有幾個因素。第一，毫無疑問，是公眾對“反恐戰爭”的厭倦，軍隊內部越來越感到伊拉克戰爭陷入僵局。祇要公眾注意力集中在伊拉克的失利和人員傷亡，以及，8月下旬的卡特林娜颶風的毀滅性災害，對總統的軍事政策的支持就會下降。這一切都可能轉變成一場類似1970和1980年代的可怕的“越南綜合征”那樣的對代價昂貴的軍事行動的過敏反應。所以，無怪乎美國高級官員也開始談論未來一年減少在伊拉克的美軍力量，盡管布什總統明確否決了這種可能。
與此同時，中國巨大的經濟擴展開始了軍事力量的改進。雖然中國的絕大多數武器無可救藥地落伍──很多是進口的1950和1960年代的蘇聯型號，但北京利用其新積攢的財富從俄羅斯購買了比較現代的武器，包括戰斗機，柴油-電力潛艇和驅逐艦。
中國也擴充了自己的短程彈道導彈，許多導彈能打擊台灣和日本。所有這些都無法與美國最先進的武器相比擬。但他們毫不隱晦的軍事採購卻為華盛頓那些主張加強遏制中國軍事力量的人們提供了新的借口。
石油供應的豪賭式競爭
在這種情況下，一場如箭在弦的與中國的軍力競賽對軍隊的某些人來說就順理成章了。祇是在這樣的競賽中沒有美國人要付出生命的危險──即使要流血，也是在未來。
另一些新近導致美國反華情緒高漲的因素還包括高油價（許多美國人將油價上升歸咎於中國新的汽車消費族）、美國人的工作機會不斷流向低工資的中國工業區以及中國石油公司對優尼科的公然求購。後者暴露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美國和中國已經開始進行一場爭奪世界石油供應方面的豪賭式競爭。
十年前，中國石油消耗量還祇佔世界總消耗量的5%，完全可以自給自足。當時，中國是世界第四大石油消費國，位列美國、日本、俄羅斯之後，它每天消費的300萬桶，不過是美國每日消費量的1/5。但數年之內，中國躍居第二位（2003年超過日本），它現在每天600萬桶的消費量相當於美國的1/3。
然而，中國自己的石油產量這些年卻沒有增長，一半要靠進口。按其經濟增長勢頭，它未來進口的石油將進一步增加，據美國能源部(DOE)估計，到2020年中國石油消費每天將達1200萬桶，其中900萬桶靠國外進口。美國也需要進口，預計到2020年美國每天消費1600萬桶──事態再明顯不過，對世界石油供應的激烈爭奪勢所難免。
如果現在至2020年世界的石油產量足以滿足中國和美國的增長需要，就沒有什麼可憂慮的──事實上DOE預測直到2020年石油供應不會有問題。但許多能源專家相信，世界石油現在每天產量高達8400萬桶，已經接近極限或可持續的“峰值”，決不可能增加到DOE所預測的每日1.11億桶。
如果這種觀點是正確的，或者即使產量可持續增加，但離DOE所預測的仍相距甚遠，則美中之間對國外石油儲備的爭奪必然日趨激烈和緊張。
美中之間的石油競爭的緊張從中國咄咄逼人地從安哥拉、加拿大、印度尼西亞、伊朗、哈薩克斯坦、尼日利亞、沙特阿拉伯、蘇丹及委內瑞拉等國的尋求石油供應可見一斑。迄今為止，中國從這些國家所得很少，現在它正盯著這些國家要求新的石油供應。中國與美國激烈地爭奪外國石油對美國企業領袖和政府官員來說都是憂心之事，將增加能源成本和減慢經濟。
中國試圖從加拿大、尼日利亞、沙特阿拉伯和委內瑞拉汲取石油會引起美國更大的憂慮，因為這些國家長期以來與美國分享他們的石油供應，如果中國得以永久改變全球的石油流向，問題就更會成為美國的心頭之患。而且，從戰略觀點看，美國官員擔心中國從伊朗和蘇丹得到更多石油的同時還會向他們出售武器和提供軍事援助，從而改變這個地區與華盛頓安全利益攸關的軍事平衡。
最初，對中國加劇尋求外國石油的討論大多限於商業層面，但現在，第一次被提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成為影響美國軍事政策的關鍵因素。這種觀點首次以官方觀點載入五角大樓2005年版的中國軍力報告。
“中國2003年起成為第二大石油消費國和第三大石油進口國”，報告寫道，“隨著中國能源和資源需求的增長，北京認為獲取這些資源，在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需要實施特殊的經濟和外交政策，使中國與伊朗、蘇丹、委內瑞拉等問題國家進一步靠近。”言外之意很明顯：中國與“問題國家”密切關系對美國安全構成威脅，所以必須採取各種反制措施。
就這樣兩種因素結合起來推動鐘擺向一個方向擺動：中國長遠的挑戰和中國在全球戰略區域對石油供應的追求。祇要這兩種因素存在──以及不再發生9/11──加強美國的軍事准備以最終與中國一戰的呼聲就會越來越高。
布什在卡特林娜颶風災後看到自己的民意支持率的下降這一事實也會迫使政府有意夸大中國的威脅以轉移目標。雖然所有這些尚未造成美中關系的真正破裂──贊成經濟合作的力量太強烈，使政府走不到那一步──但可以預料，採取野心勃勃的行動以遏制中國新近的軍事進展的意見將日趨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