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遗址：考古学和历史学的交锋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地处黄土高原北部的黄河西岸，毛乌素沙漠东南缘。经过2011—2015五个年度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重点考古发掘，发现了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的石峁城址；揭露了外城东门址、韩家圪旦贵族墓葬区、樊庄子“祭坛”等重要遗迹。上述工作为探讨石峁城址的兴废年代、聚落结构与布局、文化性质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碳十四系列测年及大量器物标本显示，石峁城址兴盛时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大致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系国内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阶段城址。种种迹象表明，石峁城址的社会功能不同于一般原始聚落，已经跨入了早期城市滥觞阶段作为统治权力象征的邦国都邑的行列之中。
发掘过程略。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表明，石峁遗址所在的榆林地区共发现遗址13881处，其中仅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就达4446处，占已知古代遗址总数的32%左右。在这4446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下者2982处；1万～50万平方米之间者1452处；50万～100万平方米之间者11处；100万平方米以上者仅石峁遗址1处。虽然目前尚不能确认该区域仰韶和龙山时期遗址的各自数量，但仅从这一初步统计所反映的趋势来看，遗址分布高度密集，暗示着该区域新石器时代晚期人口的急剧膨胀。
--就是俺上次引述的，此时此地有发达的文明。乃至于此地此后几千年都没能再达到此时的繁华。

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的石峁遗址是公元前2300年该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北方唯一一处特大型中心聚落，与周围其他中小型聚落共同构成了四级聚落结构。从空间分布形态来看，处于第二等级的聚落（50万～100万平方米）多是次级中心，周边散布着数量不等的面积在1万～50万平方米之间的中小型遗址。正是这种多层级的聚落结构系统，“聚邑成都”，形成了以石峁为顶端的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奠定了王权国家——石峁的政治、经济及人力资源基础。

　　考古资料显示，仰韶文化晚期至夏阶段（约公元前2800至公元前1800年）的北方地区经历了财富高度集中、高等级聚落涌现、大型宫室、祭坛及公共设施形成的过程。该过程中，聚落规模差异逐步加大，聚落等级化趋势明显；防御需求越来越强烈，环壕、城垣等防御设施成为聚落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占卜等现象日益常态化，成为凝聚聚落人群的核心手段之一；大型宫室、祭坛、王陵等反映社会公共权力的设施形成；个人财富不均、城乡分化初现，开启了早期城市化道路，迈开了走向早期国家的步伐。进入公元前2300年后，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及晋西北地区中小型聚落数量暴增，中心聚落与小型聚落规模相差悬殊，每个（次）中心聚落的控制区域面积或在数百平方公里上下，使得区域内背景复杂的不同人群得以整合，最终形成了石峁遗址为代表的早期王权国家。
--这是个比史载的夏代更早的文明实体。

关于石峁遗址性质的认定从其横空出世之日起就引起了历史学界及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先秦史学者沈长云先生率先发声，从古代文献及历史地理角度纵横捭阖、旁征博引，提出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此说一出，学界瞩目。
--俺曾经几次引述过沈老的论文，并非肯定，而是明确有此学术意见。
作为主持石峁遗址考古发掘的考古工作者，面对史学界关于石峁遗址族属与性质的快速反应，促使笔者也不得不回过头来审视与之相关的问题。考古学注重实物资料的积累与分析，在没有获得充分内证性材料支持的情况下，一般不倾向于探讨考古学文化或某一遗址其背后的族群，或者与上古历史人物的对照匹配。这也是考古学本身为人诟病的“见物不见人”的短板，但未尝不失为一种审慎的态度。基于这种立场，我们觉得还是应当立足于对石峁遗址本身进行客观介绍，避免对之做出考古学之外的任何解释。
--考古学比历史学更加“科学”一点阿。
从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来说，以石峁、新华、大口二期为代表的龙山晚期文化遗存有着深厚的区域文化渊源和传统，其分布范围大致在今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北部及山西西北一带。这一区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自公元前2800年以来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有着类似的居住形态、生活用器及丧葬习俗，暗示着考古学文化背后人群的一致性。
从考古学文化面貌来说，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与陶寺遗址中晚期文化遗存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体现在直口肥足鬲、单把方格纹鬲、圈足瓮、粗柄豆、铜齿轮形器等器物上。除此之外，二者均见几何纹壁画、大型墓葬都有侧置壁龛盛放随葬品等现象。这些不见于其他同期遗址的典型器物或现象都暗示着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陶寺遗址早期与中晚期文化面貌迥异，以中晚期为代表的陶寺遗存的分布范围不出临汾盆地。陶寺都邑的兴衰是否和石峁人群的南下存在联系，值得我们深思。
--猜测，石峁遗址为鲧及大禹势力，南下灭舜，其后两都并存约200-300年，夏代中期后因为气候变化才舍弃？

石砌城垣长度达10千米左右、宽度不小于2.5米，若以残存最高处5米计算，总用石料量12.5万立方米，其动用的劳动力资源远非本聚落人群可以承担。石峁城址的石砌墙垣不仅是处于守卫上的需要而构筑的防御性设施，更具有神权或王权的象征意义，它的出现暗示着在公共权力督导下修建公共设施等活动已经成为石峁这一北方地区早期都邑性聚落的重要特征。如果说城墙体量反映的城址规模是推断资源集中、人力控制和行政组织的尺度，石峁遗址无疑已经具有了早期城市的必要因素及特征，与其周边数以千计的中小型聚落正是早期国家形态下所谓“国”和“野”的具象体现。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石峁遗址的统治者掌握了操控公共权力及控制祭祀权力的可能，具备了早期王国都邑的必要条件。有鉴于此，我们将石峁遗址的性质定义为“公元前2300年中国北方区域政体的中心”，它具备了集约人口、集约经济、聚敛高等级物质文化的空间地域系统，是4300年前大河套地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统治权力中心，也是不同于仰韶时代的维护社会新秩序的礼制与宗教中心。
--近几年还会有更多重大发现来自于以上两大遗址群。
(节选自石峁是座什么城？ 作者：孙周勇 邵晶　作者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原文：中国考古网，刊于《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2日第16版)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地处黄土高原北部的黄河西岸，毛乌素沙漠东南缘。经过2011—2015五个年度的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重点考古发掘，发现了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的石峁城址；揭露了外城东门址、韩家圪旦贵族墓葬区、樊庄子“祭坛”等重要遗迹。上述工作为探讨石峁城址的兴废年代、聚落结构与布局、文化性质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碳十四系列测年及大量器物标本显示，石峁城址兴盛时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大致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系国内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阶段城址。种种迹象表明，石峁城址的社会功能不同于一般原始聚落，已经跨入了早期城市滥觞阶段作为统治权力象征的邦国都邑的行列之中。
发掘过程略。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表明，石峁遗址所在的榆林地区共发现遗址13881处，其中仅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就达4446处，占已知古代遗址总数的32%左右。在这4446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下者2982处；1万～50万平方米之间者1452处；50万～100万平方米之间者11处；100万平方米以上者仅石峁遗址1处。虽然目前尚不能确认该区域仰韶和龙山时期遗址的各自数量，但仅从这一初步统计所反映的趋势来看，遗址分布高度密集，暗示着该区域新石器时代晚期人口的急剧膨胀。
--就是俺上次引述的，此时此地有发达的文明。乃至于此地此后几千年都没能再达到此时的繁华。

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的石峁遗址是公元前2300年该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北方唯一一处特大型中心聚落，与周围其他中小型聚落共同构成了四级聚落结构。从空间分布形态来看，处于第二等级的聚落（50万～100万平方米）多是次级中心，周边散布着数量不等的面积在1万～50万平方米之间的中小型遗址。正是这种多层级的聚落结构系统，“聚邑成都”，形成了以石峁为顶端的金字塔形社会结构，奠定了王权国家——石峁的政治、经济及人力资源基础。

　　考古资料显示，仰韶文化晚期至夏阶段（约公元前2800至公元前1800年）的北方地区经历了财富高度集中、高等级聚落涌现、大型宫室、祭坛及公共设施形成的过程。该过程中，聚落规模差异逐步加大，聚落等级化趋势明显；防御需求越来越强烈，环壕、城垣等防御设施成为聚落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占卜等现象日益常态化，成为凝聚聚落人群的核心手段之一；大型宫室、祭坛、王陵等反映社会公共权力的设施形成；个人财富不均、城乡分化初现，开启了早期城市化道路，迈开了走向早期国家的步伐。进入公元前2300年后，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及晋西北地区中小型聚落数量暴增，中心聚落与小型聚落规模相差悬殊，每个（次）中心聚落的控制区域面积或在数百平方公里上下，使得区域内背景复杂的不同人群得以整合，最终形成了石峁遗址为代表的早期王权国家。
--这是个比史载的夏代更早的文明实体。

关于石峁遗址性质的认定从其横空出世之日起就引起了历史学界及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先秦史学者沈长云先生率先发声，从古代文献及历史地理角度纵横捭阖、旁征博引，提出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此说一出，学界瞩目。
--俺曾经几次引述过沈老的论文，并非肯定，而是明确有此学术意见。
作为主持石峁遗址考古发掘的考古工作者，面对史学界关于石峁遗址族属与性质的快速反应，促使笔者也不得不回过头来审视与之相关的问题。考古学注重实物资料的积累与分析，在没有获得充分内证性材料支持的情况下，一般不倾向于探讨考古学文化或某一遗址其背后的族群，或者与上古历史人物的对照匹配。这也是考古学本身为人诟病的“见物不见人”的短板，但未尝不失为一种审慎的态度。基于这种立场，我们觉得还是应当立足于对石峁遗址本身进行客观介绍，避免对之做出考古学之外的任何解释。
--考古学比历史学更加“科学”一点阿。
从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来说，以石峁、新华、大口二期为代表的龙山晚期文化遗存有着深厚的区域文化渊源和传统，其分布范围大致在今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北部及山西西北一带。这一区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自公元前2800年以来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有着类似的居住形态、生活用器及丧葬习俗，暗示着考古学文化背后人群的一致性。
从考古学文化面貌来说，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与陶寺遗址中晚期文化遗存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体现在直口肥足鬲、单把方格纹鬲、圈足瓮、粗柄豆、铜齿轮形器等器物上。除此之外，二者均见几何纹壁画、大型墓葬都有侧置壁龛盛放随葬品等现象。这些不见于其他同期遗址的典型器物或现象都暗示着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陶寺遗址早期与中晚期文化面貌迥异，以中晚期为代表的陶寺遗存的分布范围不出临汾盆地。陶寺都邑的兴衰是否和石峁人群的南下存在联系，值得我们深思。
--猜测，石峁遗址为鲧及大禹势力，南下灭舜，其后两都并存约200-300年，夏代中期后因为气候变化才舍弃？

石砌城垣长度达10千米左右、宽度不小于2.5米，若以残存最高处5米计算，总用石料量12.5万立方米，其动用的劳动力资源远非本聚落人群可以承担。石峁城址的石砌墙垣不仅是处于守卫上的需要而构筑的防御性设施，更具有神权或王权的象征意义，它的出现暗示着在公共权力督导下修建公共设施等活动已经成为石峁这一北方地区早期都邑性聚落的重要特征。如果说城墙体量反映的城址规模是推断资源集中、人力控制和行政组织的尺度，石峁遗址无疑已经具有了早期城市的必要因素及特征，与其周边数以千计的中小型聚落正是早期国家形态下所谓“国”和“野”的具象体现。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石峁遗址的统治者掌握了操控公共权力及控制祭祀权力的可能，具备了早期王国都邑的必要条件。有鉴于此，我们将石峁遗址的性质定义为“公元前2300年中国北方区域政体的中心”，它具备了集约人口、集约经济、聚敛高等级物质文化的空间地域系统，是4300年前大河套地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统治权力中心，也是不同于仰韶时代的维护社会新秩序的礼制与宗教中心。
--近几年还会有更多重大发现来自于以上两大遗址群。
(节选自石峁是座什么城？ 作者：孙周勇 邵晶　作者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原文：中国考古网，刊于《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2日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