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创志：莫迪改革触动印度社会的神经（转）

据路透社9月8日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和他的经济团队8日向国际投资者表示，印度可以抵御全球经济风暴，经济表现好于中国。他因此呼吁亿万富翁们对印度“打开钱袋”。然而，印度9月2日却发生全国10个工会组织1.5亿工人展开大罢工，抗议莫迪扶持企业权利的经济改革方案。在印度最大的城市之一加尔各答，挥舞着共产主义旗帜的抗议者与警方发生了冲突。
这难免令人们对莫迪“钱袋”打上个问号。令人玩味的是，8月底，莫迪的老家、有“印度的广东”之称的西部古吉拉特邦，50万高种姓者却因为不满政府对穷人的优惠而走上街头，要求增加就业机会和大学升学率的抗议引发的骚乱，已造成九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死者大多是在与警方冲突时被打死。
莫迪计划复兴放缓的经济，但遭到了激烈抗议。9月2日的罢工发生之前几天，莫迪就放弃了支持工业的土地改革计划，因为反对派称这将给印度农民带来损害。报道称，由于担心会引起政治倒退，提议的劳动力改革计划在上个月结束的议会会议期间并未获得通过，除非工会退让，否则在冬季会议期间也不会通过。
这表明莫迪政府的改革处于左右遭夾攻的状态。8月中旬，美国赫德森研究所南亚及中亚项目主任胡赛因·哈卡尼（Husain Haqqani）、印度计划主任阿巴那·班德（Aparna Pande）曾联合撰文指出，2014年，印度新一届政府的成立令全世界都充满期待，以“改革者”形象示人的莫迪决心要在印度的经济、外交、军事、科研等领域进行变革。一年过去了，印度的各方面却并未发生太大变化，究其原因，或许在于改革的力度不够、胆量不足。
人们知道，莫迪上台后的宏伟目标是经济赶超中国，其途径除了引日联美外，还屡屡到中国取经。而莫迪主政古吉拉特邦就对中国广东的改革饶有兴趣。莫迪担任首席部长时，曾多次到访中国，他在古吉拉特邦当“一把手”的时候，干的事也是招商引资，发展经济。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在国大党执政期间，印度人口中有三分之二每天依靠1.50美元维持生活。每十个人当中，就有九个在从事“非正式”经济活动。印度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印度男性劳动参与率为56%，女性劳动参与率为23%。其中，印度就业人口中49%从事农业，24%从事第二产业，其余27%从事第三产业。
莫迪上台之后主打改革牌。要改什么？一是改变印度过分依赖服务业、工业不振的经济格局，为印度经济发展奠定基础。为此，莫迪抛出了“印度制造”战略，欲将印度打造成世界制造业中心；二是改变束缚发展的法律法规，核心是征地法改革。显而易见，没有地，修不了路，建不了厂，印度制造无从谈起，吸引外资也无从谈起。要修改征地法，是因为现存的征地法规定太严格，公私合作的项目需要70%的被征地方同意，私人项目则高达80%。所以，征地在印度是件耗神耗时的事。往往投资合同签了好几年，地一直征不下来，这也让外资望而生畏。所以要改。
莫迪还提出了要修高铁、建智能城市，为普通印度人描绘了一幅一脚踏入发达社会的美景。莫迪美好愿景当然获得了老百姓的衷心拥护，在印度各地刮起了一阵“莫迪旋风”。莫迪政府实质上试图减少繁文缛节的行动已经被政治化，变为农民和工业对抗的问题。宝洁印度公司原负责人达什甚至说，这是“好农民”和“坏工业”之间的对抗。那么莫迪改革为何引发了印度超级大罢工？
从体制而言，英国人留给印度的“民主”阻碍了莫迪的改革计划，在反对党的领导下，包括贱民在内，每个人都有否决莫迪任何改革方案的权利。在这种制度下，莫迪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印度的邓小平，因为当经济越烂反对党就越有机会上台，反对党能拖后腿就尽量拖后腿，而且改革会牵涉到很多人或团体宗教的利益，所以莫迪改革，比中国要困难得多。
莫迪想大刀阔斧改革，但印度的世族不会让他这么干的，现在连自己的根据地都起来反他，要知道现在根据地反他的那50万人，当年可都是他的铁粉。这隐喻着莫迪会因此失去执政基础。莫迪是政冶家，不可能不对政冶与改革进行平衡。
另外，印度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制，各个邦有很多的地方权力比中央政府大，除了国防外交这些联邦统一权以外，很多的时候联邦可以不听中央政府的。5月初，莫迪在印度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时，被问及就任总理一年的经验教训时，莫迪答道：“最大的困难是，我原来对联邦政府的架构不太熟悉。每个部门各自为政——好像一个部门就是一个政府似的。我的任务是打破藩篱，让大家以集体的思维办事。我把联邦政府看作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松散的集合体。”
若反对党趁机煽动起哄，莫迪政府就会处于四面夾击之中。如土地和税收问题，被亲印度人民党的商业领导人形容为前政府遗留给莫迪的“毒药丸”。
印度的《劳工法》也是这个情况。没有哪位政客敢碰《劳工法》，也没哪个政府敢于关闭效率低下的工厂，这是印度吸引外资大大少于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又使人联想到法治的问题，一般说来，法治一定是好事，但在印度的特定环境下，这又构成了印度的某种包袱。因为印度有许多几十年前制定的法律，早已不合时宜，但要改动则非常困难。
印度《劳工法》是一个体系，包括了40多项不同的法律，其中有1926年的工会法和1947年的劳动争议解决法，公司要解雇工人非常困难。这样的法律看似保护了工人的利益，但实际上阻碍了投资，减少了就业机会。而这样的法律要修改的话，程序非常复杂。
1947年确立的印度民主制度虽然从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在更深的层面，特别是人的意识层面、信仰层面和实际生活层面，这种制度及其影响仍根深蒂固，严重束缚了印度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种姓制度本身是印度教教义的一部分，而印度民主制度无力推动任何实质性的宗教改革或社会改良，也无力冲破高种姓人对这种改革的阻扰和抵制。
更有甚者，随着印度特色民主体制的演变，民粹政治与种姓制度结合的趋势愈演愈烈，使印度民主的品质进一步恶化，这也成了制约莫迪改革的社会因素。其实，不论印度还是中国，不论东方还是西方，触及公众利益的改革都是很困难的。因此常听到中国领导人说改革力度与社会稳定程度和公众接受程度的统一。改革急于求成往往会弄巧反拙。在这个问题上时下印度恐怕要接受检验。
作者是中国管理创新发展研究院客座教授
据路透社9月8日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和他的经济团队8日向国际投资者表示，印度可以抵御全球经济风暴，经济表现好于中国。他因此呼吁亿万富翁们对印度“打开钱袋”。然而，印度9月2日却发生全国10个工会组织1.5亿工人展开大罢工，抗议莫迪扶持企业权利的经济改革方案。在印度最大的城市之一加尔各答，挥舞着共产主义旗帜的抗议者与警方发生了冲突。
这难免令人们对莫迪“钱袋”打上个问号。令人玩味的是，8月底，莫迪的老家、有“印度的广东”之称的西部古吉拉特邦，50万高种姓者却因为不满政府对穷人的优惠而走上街头，要求增加就业机会和大学升学率的抗议引发的骚乱，已造成九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死者大多是在与警方冲突时被打死。
莫迪计划复兴放缓的经济，但遭到了激烈抗议。9月2日的罢工发生之前几天，莫迪就放弃了支持工业的土地改革计划，因为反对派称这将给印度农民带来损害。报道称，由于担心会引起政治倒退，提议的劳动力改革计划在上个月结束的议会会议期间并未获得通过，除非工会退让，否则在冬季会议期间也不会通过。
这表明莫迪政府的改革处于左右遭夾攻的状态。8月中旬，美国赫德森研究所南亚及中亚项目主任胡赛因·哈卡尼（Husain Haqqani）、印度计划主任阿巴那·班德（Aparna Pande）曾联合撰文指出，2014年，印度新一届政府的成立令全世界都充满期待，以“改革者”形象示人的莫迪决心要在印度的经济、外交、军事、科研等领域进行变革。一年过去了，印度的各方面却并未发生太大变化，究其原因，或许在于改革的力度不够、胆量不足。
人们知道，莫迪上台后的宏伟目标是经济赶超中国，其途径除了引日联美外，还屡屡到中国取经。而莫迪主政古吉拉特邦就对中国广东的改革饶有兴趣。莫迪担任首席部长时，曾多次到访中国，他在古吉拉特邦当“一把手”的时候，干的事也是招商引资，发展经济。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在国大党执政期间，印度人口中有三分之二每天依靠1.50美元维持生活。每十个人当中，就有九个在从事“非正式”经济活动。印度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印度男性劳动参与率为56%，女性劳动参与率为23%。其中，印度就业人口中49%从事农业，24%从事第二产业，其余27%从事第三产业。
莫迪上台之后主打改革牌。要改什么？一是改变印度过分依赖服务业、工业不振的经济格局，为印度经济发展奠定基础。为此，莫迪抛出了“印度制造”战略，欲将印度打造成世界制造业中心；二是改变束缚发展的法律法规，核心是征地法改革。显而易见，没有地，修不了路，建不了厂，印度制造无从谈起，吸引外资也无从谈起。要修改征地法，是因为现存的征地法规定太严格，公私合作的项目需要70%的被征地方同意，私人项目则高达80%。所以，征地在印度是件耗神耗时的事。往往投资合同签了好几年，地一直征不下来，这也让外资望而生畏。所以要改。
莫迪还提出了要修高铁、建智能城市，为普通印度人描绘了一幅一脚踏入发达社会的美景。莫迪美好愿景当然获得了老百姓的衷心拥护，在印度各地刮起了一阵“莫迪旋风”。莫迪政府实质上试图减少繁文缛节的行动已经被政治化，变为农民和工业对抗的问题。宝洁印度公司原负责人达什甚至说，这是“好农民”和“坏工业”之间的对抗。那么莫迪改革为何引发了印度超级大罢工？
从体制而言，英国人留给印度的“民主”阻碍了莫迪的改革计划，在反对党的领导下，包括贱民在内，每个人都有否决莫迪任何改革方案的权利。在这种制度下，莫迪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印度的邓小平，因为当经济越烂反对党就越有机会上台，反对党能拖后腿就尽量拖后腿，而且改革会牵涉到很多人或团体宗教的利益，所以莫迪改革，比中国要困难得多。
莫迪想大刀阔斧改革，但印度的世族不会让他这么干的，现在连自己的根据地都起来反他，要知道现在根据地反他的那50万人，当年可都是他的铁粉。这隐喻着莫迪会因此失去执政基础。莫迪是政冶家，不可能不对政冶与改革进行平衡。
另外，印度是一个松散的联邦制，各个邦有很多的地方权力比中央政府大，除了国防外交这些联邦统一权以外，很多的时候联邦可以不听中央政府的。5月初，莫迪在印度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专访时，被问及就任总理一年的经验教训时，莫迪答道：“最大的困难是，我原来对联邦政府的架构不太熟悉。每个部门各自为政——好像一个部门就是一个政府似的。我的任务是打破藩篱，让大家以集体的思维办事。我把联邦政府看作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松散的集合体。”
若反对党趁机煽动起哄，莫迪政府就会处于四面夾击之中。如土地和税收问题，被亲印度人民党的商业领导人形容为前政府遗留给莫迪的“毒药丸”。
印度的《劳工法》也是这个情况。没有哪位政客敢碰《劳工法》，也没哪个政府敢于关闭效率低下的工厂，这是印度吸引外资大大少于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又使人联想到法治的问题，一般说来，法治一定是好事，但在印度的特定环境下，这又构成了印度的某种包袱。因为印度有许多几十年前制定的法律，早已不合时宜，但要改动则非常困难。
印度《劳工法》是一个体系，包括了40多项不同的法律，其中有1926年的工会法和1947年的劳动争议解决法，公司要解雇工人非常困难。这样的法律看似保护了工人的利益，但实际上阻碍了投资，减少了就业机会。而这样的法律要修改的话，程序非常复杂。
1947年确立的印度民主制度虽然从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在更深的层面，特别是人的意识层面、信仰层面和实际生活层面，这种制度及其影响仍根深蒂固，严重束缚了印度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种姓制度本身是印度教教义的一部分，而印度民主制度无力推动任何实质性的宗教改革或社会改良，也无力冲破高种姓人对这种改革的阻扰和抵制。
更有甚者，随着印度特色民主体制的演变，民粹政治与种姓制度结合的趋势愈演愈烈，使印度民主的品质进一步恶化，这也成了制约莫迪改革的社会因素。其实，不论印度还是中国，不论东方还是西方，触及公众利益的改革都是很困难的。因此常听到中国领导人说改革力度与社会稳定程度和公众接受程度的统一。改革急于求成往往会弄巧反拙。在这个问题上时下印度恐怕要接受检验。
作者是中国管理创新发展研究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