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军网他适应了读者的需要——浅议汪国真与诗歌阅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超级军网 时间：2024/05/02 19:39:12
从微信上突然得知汪国真因病去世的消息，我还在意外和惊愕之中时，就接到一位报社记者的采访电话，问我的看法与感想。我连说了“可惜！可惜”，之后又说“这应是当代诗坛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记者又追问道：“汪国真一直存有争议，而且也不为诗歌界所承认，能说是‘诗坛’损失吗？”我只好回应道，“那就算是当下文坛的一个损失吧！”
之后又看微信，又看纸媒报道，发现事情真的并不那么简单。有关汪国真诗歌的争议，并未因他本人的逝世而有所冲淡和减敛，反而不同的看法与意见更为彰显。简括起来说，一般的文学读者与诗歌读者，对汪国真诗歌表达了自己的肯定与喜欢，有的还特别谈到汪国真诗歌对于自己青春成长的某些滋养，怀恋与感念之心情溢于言表。而诗歌界、学术界的一些专业人士们，对汪国真诗歌基本不予认可，有些人认为那是“顺口溜”，说不能称之为“诗人”，只能叫“顺口溜人”，还有人认为那是“玩青春自恋”，“分行的豪言壮语”，“软性的心灵鸡汤”。因而有人认为，他的诗歌，本身就是一个“尴尬”的存在。这些分歧与对立的看法，虽由汪国真引起，但反应的却是诗坛的观念分化与文坛的共识破裂等诸多问题。
我无意去辨析和讨论这些不同看法所蕴含的是非曲直，只想从我接触到的汪国真和对汪国真诗歌的一些理解，就诗歌创作与诗歌阅读的相关问题，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和观感，以与同好交流。
从汪国真诗歌的流传过程来看，那并非是作者或谁人的有意而为，那委实是经由青年读者的普遍选择而逐步趋热的。我认识汪国真，大约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个时候他还在位于什刹海南岸的文化艺术出版社编辑《中国文艺年鉴》，偶尔会到什刹海北岸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来找我，就“年鉴”的编法征询意见。一次，我偶尔从一份杂志的扉页上看到他的一首诗，感到短而有味，便询问了他，他只说是偶尔为之，我也未特别在意。大约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先是一些“文摘”类杂志总要转发他的诗作，后又是首部诗集《汪国真抒情诗集》出版后不胫而走，成为当时最为畅销的文学作品。尔后，《文学报》、《新闻出版报》和《北京青年报》、《大学生》杂志等报刊连续报道了“汪国真热”，及其相关的争议。伴随着这种争议，“汪国真热”持续延宕，他的诗集已足以与三毛、席慕蓉的作品分庭抗礼，从而在九十年代构成文坛一道特别的风景。
汪国真的诗作广受青年读者的欢迎，确有其一定的缘由。首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诗作，确有其自身的一定内力与魅力。从自身特点来说，汪国真的诗作，一是真切地入世，真率地抒情，真诚地对话，以真情真性构成了自己的基本内核；二是把自己的深邃思索化为绵绵情愫，把深切的感触融为悠悠情思，径情直遂抒发情感构成诗作的内在魅力。他在作品里大量使用“你”、“我”、“我们”这些凸显主体又隐含群体的抒情人称，使得人们无法无动于衷地与作品保持距离，而是与作者一起进入思索与感叹的同一历程。他的诗作，在艺术形式上既不曲里拐弯，也不花里花哨，而是凭靠平易的形式负载着的情理的深邃而精巧、情趣的清雅而隽永来引人和感人。因此，他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朴中见色的语言特点与平中求奇的诗歌风格。
其次，汪国真诗作所以走俏于青年读者，也是他的诗作适应了当时青年读者的阅读需求。
九十年代时期，虽然当时的诗坛热热闹闹，但更多的情形是，不少有才华的诗坛新秀在“朦胧诗”和“新生代诗”的影响之下，纷纷探求新异的表现方式，竞相显现个人的审美历险，其中不乏成功的诗人与诗作，但许多人在这种追新求异的潮动之中，远离了现实的生活和普通的人民，作品很难走出旨趣同一的小小圈子；而一些年富力强的中年诗人，又因观念上少有革新和手法上鲜有创意，费劲巴拉写出的作品又缺乏时代的气息和引人的魅力。这两种不尽相同的倾向在疏离生活与人民上的殊途同归，共同造成了诗神的地位在诗歌读者中的失落。流行于诗坛的诗作，并不符合读者的口味，符合读者口味的诗作，在诗坛上又很难寻觅。这种诗歌供求上的错位，使得当时的读者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清丽而纯情的席慕容作品，甚至投向富有哲理而缺少诗意的罗兰妙语。正是在青年读者对情真意切的人生抒情诗和哲理诗的渴求之中，汪国真带着他那轻巧引人又隽永启人的诗作向他们走来。
在谈到一些作家作品广为流传的原因时，法国文学史家朗松曾说道：“也许更多的是表达了人人共有的情感，而不是艺术形式的别出心裁”。对于汪国真的诗作在青年读者中的广为流传，也可作如是观。我以为，这种不约而同的文学认同，也是读者用无声的群体行为向诗坛显示着他们的审美取向，那就是：诗人要把握时代的脉搏，诗作要表达人们的心声，读者对诗并不缺乏热情，而是诗坛缺乏动人的力作。
汪国真走了，汪国真又以另外的方式活着。他以自己的小感觉感应着时代大感觉，从而赢得众多读者喜欢的事实，确实是值得诗坛内外的人们认真思索的。应该从“汪国真热”中看到诗歌创作发展的不够平衡和尚待弥补的缺欠，也应当从“汪国真热”看到广大文学爱好者对于文学佳作是多么的需要与渴盼。汪国真没有使他的读者失望，而且还给他们带来希望，这便是他的价值所在，这样的诗人理应在“百花齐放”的诗坛占据一席之地，因为诗歌受众通过他们的阅读品评已经给了他这样的定位。
http://book.sina.com.cn/zl/mingjia/2015-05-12/16461017.shtml从微信上突然得知汪国真因病去世的消息，我还在意外和惊愕之中时，就接到一位报社记者的采访电话，问我的看法与感想。我连说了“可惜！可惜”，之后又说“这应是当代诗坛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记者又追问道：“汪国真一直存有争议，而且也不为诗歌界所承认，能说是‘诗坛’损失吗？”我只好回应道，“那就算是当下文坛的一个损失吧！”
之后又看微信，又看纸媒报道，发现事情真的并不那么简单。有关汪国真诗歌的争议，并未因他本人的逝世而有所冲淡和减敛，反而不同的看法与意见更为彰显。简括起来说，一般的文学读者与诗歌读者，对汪国真诗歌表达了自己的肯定与喜欢，有的还特别谈到汪国真诗歌对于自己青春成长的某些滋养，怀恋与感念之心情溢于言表。而诗歌界、学术界的一些专业人士们，对汪国真诗歌基本不予认可，有些人认为那是“顺口溜”，说不能称之为“诗人”，只能叫“顺口溜人”，还有人认为那是“玩青春自恋”，“分行的豪言壮语”，“软性的心灵鸡汤”。因而有人认为，他的诗歌，本身就是一个“尴尬”的存在。这些分歧与对立的看法，虽由汪国真引起，但反应的却是诗坛的观念分化与文坛的共识破裂等诸多问题。
我无意去辨析和讨论这些不同看法所蕴含的是非曲直，只想从我接触到的汪国真和对汪国真诗歌的一些理解，就诗歌创作与诗歌阅读的相关问题，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和观感，以与同好交流。
从汪国真诗歌的流传过程来看，那并非是作者或谁人的有意而为，那委实是经由青年读者的普遍选择而逐步趋热的。我认识汪国真，大约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个时候他还在位于什刹海南岸的文化艺术出版社编辑《中国文艺年鉴》，偶尔会到什刹海北岸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来找我，就“年鉴”的编法征询意见。一次，我偶尔从一份杂志的扉页上看到他的一首诗，感到短而有味，便询问了他，他只说是偶尔为之，我也未特别在意。大约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先是一些“文摘”类杂志总要转发他的诗作，后又是首部诗集《汪国真抒情诗集》出版后不胫而走，成为当时最为畅销的文学作品。尔后，《文学报》、《新闻出版报》和《北京青年报》、《大学生》杂志等报刊连续报道了“汪国真热”，及其相关的争议。伴随着这种争议，“汪国真热”持续延宕，他的诗集已足以与三毛、席慕蓉的作品分庭抗礼，从而在九十年代构成文坛一道特别的风景。
汪国真的诗作广受青年读者的欢迎，确有其一定的缘由。首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诗作，确有其自身的一定内力与魅力。从自身特点来说，汪国真的诗作，一是真切地入世，真率地抒情，真诚地对话，以真情真性构成了自己的基本内核；二是把自己的深邃思索化为绵绵情愫，把深切的感触融为悠悠情思，径情直遂抒发情感构成诗作的内在魅力。他在作品里大量使用“你”、“我”、“我们”这些凸显主体又隐含群体的抒情人称，使得人们无法无动于衷地与作品保持距离，而是与作者一起进入思索与感叹的同一历程。他的诗作，在艺术形式上既不曲里拐弯，也不花里花哨，而是凭靠平易的形式负载着的情理的深邃而精巧、情趣的清雅而隽永来引人和感人。因此，他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朴中见色的语言特点与平中求奇的诗歌风格。
其次，汪国真诗作所以走俏于青年读者，也是他的诗作适应了当时青年读者的阅读需求。
九十年代时期，虽然当时的诗坛热热闹闹，但更多的情形是，不少有才华的诗坛新秀在“朦胧诗”和“新生代诗”的影响之下，纷纷探求新异的表现方式，竞相显现个人的审美历险，其中不乏成功的诗人与诗作，但许多人在这种追新求异的潮动之中，远离了现实的生活和普通的人民，作品很难走出旨趣同一的小小圈子；而一些年富力强的中年诗人，又因观念上少有革新和手法上鲜有创意，费劲巴拉写出的作品又缺乏时代的气息和引人的魅力。这两种不尽相同的倾向在疏离生活与人民上的殊途同归，共同造成了诗神的地位在诗歌读者中的失落。流行于诗坛的诗作，并不符合读者的口味，符合读者口味的诗作，在诗坛上又很难寻觅。这种诗歌供求上的错位，使得当时的读者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清丽而纯情的席慕容作品，甚至投向富有哲理而缺少诗意的罗兰妙语。正是在青年读者对情真意切的人生抒情诗和哲理诗的渴求之中，汪国真带着他那轻巧引人又隽永启人的诗作向他们走来。
在谈到一些作家作品广为流传的原因时，法国文学史家朗松曾说道：“也许更多的是表达了人人共有的情感，而不是艺术形式的别出心裁”。对于汪国真的诗作在青年读者中的广为流传，也可作如是观。我以为，这种不约而同的文学认同，也是读者用无声的群体行为向诗坛显示着他们的审美取向，那就是：诗人要把握时代的脉搏，诗作要表达人们的心声，读者对诗并不缺乏热情，而是诗坛缺乏动人的力作。
汪国真走了，汪国真又以另外的方式活着。他以自己的小感觉感应着时代大感觉，从而赢得众多读者喜欢的事实，确实是值得诗坛内外的人们认真思索的。应该从“汪国真热”中看到诗歌创作发展的不够平衡和尚待弥补的缺欠，也应当从“汪国真热”看到广大文学爱好者对于文学佳作是多么的需要与渴盼。汪国真没有使他的读者失望，而且还给他们带来希望，这便是他的价值所在，这样的诗人理应在“百花齐放”的诗坛占据一席之地，因为诗歌受众通过他们的阅读品评已经给了他这样的定位。
http://book.sina.com.cn/zl/mingjia/2015-05-12/16461017.shtml
之后又看微信，又看纸媒报道，发现事情真的并不那么简单。有关汪国真诗歌的争议，并未因他本人的逝世而有所冲淡和减敛，反而不同的看法与意见更为彰显。简括起来说，一般的文学读者与诗歌读者，对汪国真诗歌表达了自己的肯定与喜欢，有的还特别谈到汪国真诗歌对于自己青春成长的某些滋养，怀恋与感念之心情溢于言表。而诗歌界、学术界的一些专业人士们，对汪国真诗歌基本不予认可，有些人认为那是“顺口溜”，说不能称之为“诗人”，只能叫“顺口溜人”，还有人认为那是“玩青春自恋”，“分行的豪言壮语”，“软性的心灵鸡汤”。因而有人认为，他的诗歌，本身就是一个“尴尬”的存在。这些分歧与对立的看法，虽由汪国真引起，但反应的却是诗坛的观念分化与文坛的共识破裂等诸多问题。
我无意去辨析和讨论这些不同看法所蕴含的是非曲直，只想从我接触到的汪国真和对汪国真诗歌的一些理解，就诗歌创作与诗歌阅读的相关问题，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和观感，以与同好交流。
从汪国真诗歌的流传过程来看，那并非是作者或谁人的有意而为，那委实是经由青年读者的普遍选择而逐步趋热的。我认识汪国真，大约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个时候他还在位于什刹海南岸的文化艺术出版社编辑《中国文艺年鉴》，偶尔会到什刹海北岸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来找我，就“年鉴”的编法征询意见。一次，我偶尔从一份杂志的扉页上看到他的一首诗，感到短而有味，便询问了他，他只说是偶尔为之，我也未特别在意。大约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先是一些“文摘”类杂志总要转发他的诗作，后又是首部诗集《汪国真抒情诗集》出版后不胫而走，成为当时最为畅销的文学作品。尔后，《文学报》、《新闻出版报》和《北京青年报》、《大学生》杂志等报刊连续报道了“汪国真热”，及其相关的争议。伴随着这种争议，“汪国真热”持续延宕，他的诗集已足以与三毛、席慕蓉的作品分庭抗礼，从而在九十年代构成文坛一道特别的风景。
汪国真的诗作广受青年读者的欢迎，确有其一定的缘由。首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诗作，确有其自身的一定内力与魅力。从自身特点来说，汪国真的诗作，一是真切地入世，真率地抒情，真诚地对话，以真情真性构成了自己的基本内核；二是把自己的深邃思索化为绵绵情愫，把深切的感触融为悠悠情思，径情直遂抒发情感构成诗作的内在魅力。他在作品里大量使用“你”、“我”、“我们”这些凸显主体又隐含群体的抒情人称，使得人们无法无动于衷地与作品保持距离，而是与作者一起进入思索与感叹的同一历程。他的诗作，在艺术形式上既不曲里拐弯，也不花里花哨，而是凭靠平易的形式负载着的情理的深邃而精巧、情趣的清雅而隽永来引人和感人。因此，他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朴中见色的语言特点与平中求奇的诗歌风格。
其次，汪国真诗作所以走俏于青年读者，也是他的诗作适应了当时青年读者的阅读需求。
九十年代时期，虽然当时的诗坛热热闹闹，但更多的情形是，不少有才华的诗坛新秀在“朦胧诗”和“新生代诗”的影响之下，纷纷探求新异的表现方式，竞相显现个人的审美历险，其中不乏成功的诗人与诗作，但许多人在这种追新求异的潮动之中，远离了现实的生活和普通的人民，作品很难走出旨趣同一的小小圈子；而一些年富力强的中年诗人，又因观念上少有革新和手法上鲜有创意，费劲巴拉写出的作品又缺乏时代的气息和引人的魅力。这两种不尽相同的倾向在疏离生活与人民上的殊途同归，共同造成了诗神的地位在诗歌读者中的失落。流行于诗坛的诗作，并不符合读者的口味，符合读者口味的诗作，在诗坛上又很难寻觅。这种诗歌供求上的错位，使得当时的读者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清丽而纯情的席慕容作品，甚至投向富有哲理而缺少诗意的罗兰妙语。正是在青年读者对情真意切的人生抒情诗和哲理诗的渴求之中，汪国真带着他那轻巧引人又隽永启人的诗作向他们走来。
在谈到一些作家作品广为流传的原因时，法国文学史家朗松曾说道：“也许更多的是表达了人人共有的情感，而不是艺术形式的别出心裁”。对于汪国真的诗作在青年读者中的广为流传，也可作如是观。我以为，这种不约而同的文学认同，也是读者用无声的群体行为向诗坛显示着他们的审美取向，那就是：诗人要把握时代的脉搏，诗作要表达人们的心声，读者对诗并不缺乏热情，而是诗坛缺乏动人的力作。
汪国真走了，汪国真又以另外的方式活着。他以自己的小感觉感应着时代大感觉，从而赢得众多读者喜欢的事实，确实是值得诗坛内外的人们认真思索的。应该从“汪国真热”中看到诗歌创作发展的不够平衡和尚待弥补的缺欠，也应当从“汪国真热”看到广大文学爱好者对于文学佳作是多么的需要与渴盼。汪国真没有使他的读者失望，而且还给他们带来希望，这便是他的价值所在，这样的诗人理应在“百花齐放”的诗坛占据一席之地，因为诗歌受众通过他们的阅读品评已经给了他这样的定位。
http://book.sina.com.cn/zl/mingjia/2015-05-12/16461017.shtml从微信上突然得知汪国真因病去世的消息，我还在意外和惊愕之中时，就接到一位报社记者的采访电话，问我的看法与感想。我连说了“可惜！可惜”，之后又说“这应是当代诗坛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记者又追问道：“汪国真一直存有争议，而且也不为诗歌界所承认，能说是‘诗坛’损失吗？”我只好回应道，“那就算是当下文坛的一个损失吧！”
之后又看微信，又看纸媒报道，发现事情真的并不那么简单。有关汪国真诗歌的争议，并未因他本人的逝世而有所冲淡和减敛，反而不同的看法与意见更为彰显。简括起来说，一般的文学读者与诗歌读者，对汪国真诗歌表达了自己的肯定与喜欢，有的还特别谈到汪国真诗歌对于自己青春成长的某些滋养，怀恋与感念之心情溢于言表。而诗歌界、学术界的一些专业人士们，对汪国真诗歌基本不予认可，有些人认为那是“顺口溜”，说不能称之为“诗人”，只能叫“顺口溜人”，还有人认为那是“玩青春自恋”，“分行的豪言壮语”，“软性的心灵鸡汤”。因而有人认为，他的诗歌，本身就是一个“尴尬”的存在。这些分歧与对立的看法，虽由汪国真引起，但反应的却是诗坛的观念分化与文坛的共识破裂等诸多问题。
我无意去辨析和讨论这些不同看法所蕴含的是非曲直，只想从我接触到的汪国真和对汪国真诗歌的一些理解，就诗歌创作与诗歌阅读的相关问题，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和观感，以与同好交流。
从汪国真诗歌的流传过程来看，那并非是作者或谁人的有意而为，那委实是经由青年读者的普遍选择而逐步趋热的。我认识汪国真，大约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个时候他还在位于什刹海南岸的文化艺术出版社编辑《中国文艺年鉴》，偶尔会到什刹海北岸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来找我，就“年鉴”的编法征询意见。一次，我偶尔从一份杂志的扉页上看到他的一首诗，感到短而有味，便询问了他，他只说是偶尔为之，我也未特别在意。大约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先是一些“文摘”类杂志总要转发他的诗作，后又是首部诗集《汪国真抒情诗集》出版后不胫而走，成为当时最为畅销的文学作品。尔后，《文学报》、《新闻出版报》和《北京青年报》、《大学生》杂志等报刊连续报道了“汪国真热”，及其相关的争议。伴随着这种争议，“汪国真热”持续延宕，他的诗集已足以与三毛、席慕蓉的作品分庭抗礼，从而在九十年代构成文坛一道特别的风景。
汪国真的诗作广受青年读者的欢迎，确有其一定的缘由。首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诗作，确有其自身的一定内力与魅力。从自身特点来说，汪国真的诗作，一是真切地入世，真率地抒情，真诚地对话，以真情真性构成了自己的基本内核；二是把自己的深邃思索化为绵绵情愫，把深切的感触融为悠悠情思，径情直遂抒发情感构成诗作的内在魅力。他在作品里大量使用“你”、“我”、“我们”这些凸显主体又隐含群体的抒情人称，使得人们无法无动于衷地与作品保持距离，而是与作者一起进入思索与感叹的同一历程。他的诗作，在艺术形式上既不曲里拐弯，也不花里花哨，而是凭靠平易的形式负载着的情理的深邃而精巧、情趣的清雅而隽永来引人和感人。因此，他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朴中见色的语言特点与平中求奇的诗歌风格。
其次，汪国真诗作所以走俏于青年读者，也是他的诗作适应了当时青年读者的阅读需求。
九十年代时期，虽然当时的诗坛热热闹闹，但更多的情形是，不少有才华的诗坛新秀在“朦胧诗”和“新生代诗”的影响之下，纷纷探求新异的表现方式，竞相显现个人的审美历险，其中不乏成功的诗人与诗作，但许多人在这种追新求异的潮动之中，远离了现实的生活和普通的人民，作品很难走出旨趣同一的小小圈子；而一些年富力强的中年诗人，又因观念上少有革新和手法上鲜有创意，费劲巴拉写出的作品又缺乏时代的气息和引人的魅力。这两种不尽相同的倾向在疏离生活与人民上的殊途同归，共同造成了诗神的地位在诗歌读者中的失落。流行于诗坛的诗作，并不符合读者的口味，符合读者口味的诗作，在诗坛上又很难寻觅。这种诗歌供求上的错位，使得当时的读者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清丽而纯情的席慕容作品，甚至投向富有哲理而缺少诗意的罗兰妙语。正是在青年读者对情真意切的人生抒情诗和哲理诗的渴求之中，汪国真带着他那轻巧引人又隽永启人的诗作向他们走来。
在谈到一些作家作品广为流传的原因时，法国文学史家朗松曾说道：“也许更多的是表达了人人共有的情感，而不是艺术形式的别出心裁”。对于汪国真的诗作在青年读者中的广为流传，也可作如是观。我以为，这种不约而同的文学认同，也是读者用无声的群体行为向诗坛显示着他们的审美取向，那就是：诗人要把握时代的脉搏，诗作要表达人们的心声，读者对诗并不缺乏热情，而是诗坛缺乏动人的力作。
汪国真走了，汪国真又以另外的方式活着。他以自己的小感觉感应着时代大感觉，从而赢得众多读者喜欢的事实，确实是值得诗坛内外的人们认真思索的。应该从“汪国真热”中看到诗歌创作发展的不够平衡和尚待弥补的缺欠，也应当从“汪国真热”看到广大文学爱好者对于文学佳作是多么的需要与渴盼。汪国真没有使他的读者失望，而且还给他们带来希望，这便是他的价值所在，这样的诗人理应在“百花齐放”的诗坛占据一席之地，因为诗歌受众通过他们的阅读品评已经给了他这样的定位。
http://book.sina.com.cn/zl/mingjia/2015-05-12/1646101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