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历史以真相：从反右到大饥荒

一、反右派运动

    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腐败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就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建国后，中国共产党表示，新中国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的联盟。并走向社会主义。

    在这个过程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是软弱的，但绝不意味着他们的阶级本质的任何改变。这个阶级仍然是剥削阶级。作为剥削阶级，他们一面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存在尖锐的矛盾，因此他们具备一定程度的革命性：当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夺和压迫时，他们自然要倾向于革命。但另一面他们与工人阶级存在根本性矛盾。这个矛盾是无法化解的。当共同的敌人被打倒后，他们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就显现出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和一系列民主改革的任务。1953年起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经济建设的许多指标已超过或接近完成“一五”计划的规定指标，原定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三大改造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这些胜利标志着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上建立了起来。这一历史性变化对于作为剥削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来说，是痛苦的，是无法忍受的。
1956年9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大及其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正确地提出：要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技术革命上来；在我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阶级矛盾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以及社会中的各种关系，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1956年，苏共20大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苏共通过了一系列新决议，其中包括帝国主义战争的可避免性，主张在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论，以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论。特别重要的是，在这次会议中，赫鲁晓夫做了著名的秘密报告 ，全盘否定斯大林，并将国外资产阶级疯狂攻击共产党人和斯大林的种种反动言论加进报告中，从而引发了国内外的震惊。由此导致波匈事件的发生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震动。党中央、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国内形势，认为总体是好的，是稳定的，中国不会出现大乱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应该认真把中国自己的工作做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看到，在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党内还存在着一些与新的形势和任务不相适应的不良思想作风，社会上还存在着不安定因素。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的党，已经在国家全部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执政党的地位，使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党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思想作风及骄傲自满的情绪有所滋长。新形势下日益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常常表现在领导者和人民群众之间，而党内许多人对此不能正确认识，往往采用单纯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用错误的态度对待群众。加上苏共二十大后世界性反共潮流的影响，1956年下半年起，一些城市和农村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只意识到人民内部矛盾，却没有意识到作为人民中一部分的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会爆发。由于对这一点丧失了警惕，结果造成了日后的巨大灾难。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全党整风的部署，希望通过党的整风，克服党内存在的不良思想作风，正确解决党内矛盾，带动党和国家制度上作风上的改革，推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中心的社会政治建设，进一步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环境。
整风运动的开展，是经过了一个酝酿和准备过程的。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上说：八大要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作风切实反一下。9月15日，在八大开幕词中他又指出：这三风是违反马列主义的观点和作风，不利于党内外的团结，阻碍我们事业的进步，必须通过思想教育来大力克服。11月15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要在明年开展一次新的全党整风运动，并且说：“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1957年3月8日，在同文艺界人士谈话时，毛泽东又提到党要整顿三风，并说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今年准备，明年开始。3月12日，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央决定今年开始党内整风，方法是学习和研究一些文件的基础上，每个人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既要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缺点和错误，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会后，毛泽东南下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视察，又多次谈到了整风的必要性、目的和方法等。 3月20日他在上海党的干部会议上还乐观地说：这次整风的结果，估计会使我们党得到相当大的进步。4月初，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4月9日，毛泽东作了修改，同时起草了中央关于发出这一决定草案的通知。这个草案和通知因故未发出。
以后中央又重新起草了《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初稿)》。4月27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一文件。同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即将发出整风、党政主要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和请各地分析研究党与人民群众各项具体矛盾的通知》，指出，整风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4月28日，毛泽东又对整风指示作了修改，并指示：“准备五月上旬或中旬公开发表。”4月29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同志专门讨论了有关开展整风运动的问题。4月30日，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就开展整风运动征询意见。参加谈话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和各方面党外人士共44人。毛泽东在会上说：“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揭露出来的矛盾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他指出整风总的题目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他强调整风的办法就是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毛泽东的谈话以真诚的态度向党外人士讲明了党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和意义，并热诚欢迎他们向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1957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指示》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为了克服几年来党内新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必须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便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新社会的建设，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指示》重申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指示》提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个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应该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指示》还指出，为了加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指示》的公开发表，标志着全党整风运动拉开了序幕。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决定开展全党整风，完全是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适应党所面临的新形势和肩负的新任务所采取的措施，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其目的及所规定的方法都是毋庸置疑的。
毛泽东认为，党外人士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批评，对整顿三风、改进工作极为有益，而能否正确对待这些批评，是关系到整风成败的关键问题。因此，在整风初期，他大力倡导公开批评，并再三告诫全党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批评。5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谈到整风运动时说：对党的缺点和错误，要公开在报纸上批评。要党内党外一块来，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是和党一道的。共产党的缺点可以公开批评，人民政府的缺点也可以公开批评，要使公开批评成为习惯，言者无罪。5月4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中说：最近两个月以来，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在适当的时机，采取分析的态度给予回答，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中肯的。即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目，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5月16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里又一次说：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90％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
根据中央整风运动指示的精神，为切实改进干部作风，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中央于5月10日发出了《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认为“领导者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有利于及时地、具体的发现和处理问题”，“比较容易地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许多错误。”要求“包括中央委员会在内的各级党委、政府和人民团体中的党的主要干部，除年老体弱者外，每年都应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并指出，干部参加劳动也是当前整风运动要求达到的一个目的。这个指示对干部参加劳动的方式和办法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是整风运动初期中央为改进工作所采取的一个具体措施。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中央统战部于5月8日至6月3日，召开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共开会13次，有70余人次作了发言。在座谈会上，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的建议。例如，张奚若在发言中批评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好大喜功。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二、急功近利。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用速成的办法去做。三、鄙视既往。忽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四、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陈叔通在发言中提出，希望检查一下八年以来的工作中，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和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究竟哪一方面大。刘斐在发言中说，现在党政关系中，有些上分下不分，早分晚不分，此分彼不分，特别是县以下，就只看见党，看不见政的现象。下面的人民代表大会也开得不正常。黄鼎臣的发言中说：过去党组常常直接代替行政部署工作，今后行政方面的工作，还是由行政上下达命令较好，而不要由党组出面。还有一些党外人士在发言中提出了应加强法制建设，改进统战工作，重视发挥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作用等方面的意见。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共开会25次，有108人次发言。《光明日报》编辑部分别在上海等九大城市邀集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开座谈会向党提意见。国务院各部门的党委、各省市委和一些高等院校的党委，也相继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党整风。
在这一时期的各种座谈会上，党外人士畅所欲言，他们提出的批评或建设，其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和中肯的，是以切实帮助党整顿作风，改进工作为出发点的。各级党组织和党政领导也能以欢迎的态度，认真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建议。应该肯定，整风运动初期总的发展形势是比较好的。
    然而，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出于对他们本阶级地位的剧烈变化的不适应，不可避免地开始向社会主义制度发起了疯狂的进攻。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散布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放肆地向党发动进攻。他们说“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诬蔑国内形势是“一团糟”，“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他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各项建设成就，说“历次运动失败的居多”。他们甚至公开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叫嚣“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右派分子别有用心的煽动和阴谋活动，加上当时采取大鸣大放的形式，一些地方举行群众性集会，贴大字报，某些报刊也传播一些错误言论，一时间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紧张的气氛。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这时的形势发展，已使毛泽东的注意力不可能再专注于领导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而渐渐转向对右派势力的分析和考虑及如何反击右派的进攻；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毛泽东的主要思路在于，先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充分暴露，让他们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政治要求，以便以后再充分地反击。当听到李维汉向他汇报说，有人散布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搞“海德公园”等谬论时，毛泽东说，他这样搞，将来会整到自己头上。并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当李维汉汇报到有人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显然，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右派已经跳了出来，向共产党发出了挑战，他们挑畔在先。毛泽东只是在右派的政治挑战面前作出了有利于自己的战术。然而今天有一些人故意将其指责为“引蛇出洞”；这是很不公正的。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挑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才终于认识到阶级矛盾的激化这一现实，于是开始作出战略调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文中写道：“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右派在和我们“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毛泽东还写道：“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毛泽东还把与极少数右派之间的斗争，说成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写成后，没有立即下发，而是到反击右派开始后的6月12日才印发给党内干部阅读)。
5月中旬至6月初，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出了反右斗争的策略。5月20日，中央在《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中说：“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但是各省市党委必须指导宣传部门和党报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论点，准备在适当时机(中央届时另作通知)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驳。”6月6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说：“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6月8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更加明确地提出：“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起，即陆续发表。”到适当时机，对破坏性的批评予以反驳，逐渐“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
《人民日报》6月8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始。随后《人民日报》又陆续发表《工人说话了》、《不平常的春天》等社论。这些社论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右派分子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象：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这些社论，有的是毛泽东亲自起草或修改过的。6月10日毛泽东向党内通报反右斗争的情况：“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6月8日开始反击反动派。”“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并指出：“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一场反右派斗争随即按照这样的部署，在全国范围开展起来。
应当看到，当时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右派分子虽然是极少数，但能量却不小。他们的言行在一部分人中间具有较大的煽动作用和欺骗作用，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形成了一股反动的思潮。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和毛泽东为避免全国性的思想混乱和政治动荡，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根本的大是大非，维护党的领导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血醒屠杀事件在中国的上演，当时对右派的进攻给予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说实话，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教训，就是阶级阵线的漠糊不清这个老毛病：忽视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中共早期，在北伐战争时期就犯过这个错误，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丧失了警惕，结果导致第一次国内革命的惨败。而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革命后，在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后，这对他们本来已经不是问题，但是他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过于乐观了，忽略了还有另外的一面，那就是同世界上所有的资产阶级一样对涉及他们阶级生死存亡的根本利益问题上是疯狂的。结果遭到民族资产阶级的迎头一击。 而当终于开始反击时，中共犯了一个错误，仍然是阶级阵线的漠糊不清：突然意识到他们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时，不可避免地被这个错误所震惊，从而造成了反应过度：看谁都是资产阶级。这无疑铸成了后来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认识上的错误。
在反右派斗争的开始阶段，斗争在规模上和形式上已呈现扩大化的趋势，但党中央和毛泽东在主观上还是想把这场斗争限制在一个相当的范围内。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发动时曾提出：“反右派的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认识上的偏差使反右派斗争步步升级，采用了大规模群众阶级斗争的方法，扩大化的错误逐渐严重。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毛泽东违背了自己刚刚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大规模开展起来的反右派斗争中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把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把一些在涉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重大问题上发表了意见，虽然有过激言词，但不是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视为资产阶级右派；还把许多出于善意向党和政府提出正确批评意见的人也视为资产阶级右派。
6月26日，中央在《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中虽然指出了对于右派的数量不要估计不足，划得太少，也决不要扩大化。但着重点在强调右派划得太少是右的，也是危险的。6 月29日，经毛泽东批改发出的《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说：对极右分子必须打得准，打得狠，来不得温情主义。“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在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7月1日，毛泽东公开点名批判了章伯钧、罗隆基和民主同盟、农工民主党，并肯定地认为，资产阶级右派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派。7月9日毛泽东向党内通报说：右派骨干人数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有8000人。从估计全国极右分子约4000人，到估计约有8000人，其间相隔仅短短10天。
7月17日至21日中央在青岛召开了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文章一开始就强调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性：“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命题，指出：“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毛泽东还提出要分期分批在全国城乡普遍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篇文章于8月2日印发给党内，使已经日趋严重的反右扩大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5月份以来主要是在省市以上党政机关、大专院校、民主党派、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中进行。青岛会议以后，反右派斗争一方面在上述单位继续深入展开，一方面推向地、县两级，并逐步推向全国各地区、各界和各部门。随着这场以反右派斗争和批判错误思想言论为主要内容的“全民整风”的开展，反右扩大化的错误更迅速地蔓延开来。
8月1日，毛泽东估计：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开展，右派人数将逐步增多。9月2日，中央在《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中说：“已经发现出来的党内右派分子已有3000余人”，并批评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右派的问题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错误。
9月20日至10月9日，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会议的主要议题。毛泽东在《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正确分析，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毛泽东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10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和《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标准》规定了划为右派分子的6条标准，其中主要的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应划为极右分子的主要是右派活动中的主谋和骨干分子。《标准》还指出了“其错误应予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的6种情况。应当肯定，这样的标准，政策界线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也存在空泛和不易掌握的缺陷。再加上当时反右扩大化和“宁左勿右”已成气候，这样的标准很难真正贯彻执行。
到1957年底，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大体都已进入扫尾阶段。12月8日，毛泽东又邀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他说：第一，对右派分子要有所处分，不处分不足以平民愤；第二，还要留点情，不可太严。并说这样做目的一为争取中间分子，二为分化右派。
12月12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提出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办法。从《原则》附录的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统战部处理右派的典型材料看，当时被划为右派的人受到较重处分的占大多数。《原则》中规定的处分办法，即便对于真正的右派分子，打击也是过重的。
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终于没有得以遏止，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深远的不良影响。首先，一大批知识分子、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和不应有的打击，因而长期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和不幸，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损失和不幸。其次，使全党整风背离了原来的意义，党中央、毛泽东预期的整顿三风的目的未能达到。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虽然也指出要继续整风，并把反右派只作为整风四个阶段中的一个，但在实际过程中，反右的声势越来越浩大，整风运动已不可能收到实效、落到实处。相反，党内的主观主义作风却在反右斗争中及以后大大发展了。而这一点在大跃进时期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二、从冒进到大跃进

随着反右派运动的全面结束。开始了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经济建设的“大跃进”；毛泽东是这样认为的：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毛泽东认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才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大跃进”运动在推进过程中势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事关全局的，需要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时召开会议解决。“大跃进”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但怀有迅速发展中国经济的良好动机，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确保经济建设的顺利推进。这体现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勤于政务，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只争朝夕”精神。

    大跃进运动前期，即从1957年9-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至1958年11月上旬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前这一时期，会议所制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大都脱离了我国的财力、科技力、广大劳动者的智力，带有明显超前于现实的“左”的倾向；而大跃进运动中期，即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的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前这一时期，会议确定的经济建设目标大都体现了纠“左”的特点；而大跃进运动后期，即从1959年7、8月间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至1961年1月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的期，会议涉及的经济建设目标则经历了一个“左”的倾向抬头，又慢慢被克服的过程。
    1957年9-10月党的八届三中会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就严重脱离了实际。“《纲要》要求在从1956年的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棉花每亩平均产量(皮棉)按照各地情况，由1955年的35斤(全国平均数)，分别增加到60斤、80斤和100斤。要求我国农村面貌在12年内要焕然一新。”[5]《纲要》确定的粮食增产幅度过大，最小增幅为100%，最大增幅为167%。由于脱离实际，又没有采取具体的措施予以保障，《纲要》规定的粮食增产目标远远没有实现，而12年内让我国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的设想更成了天方夜谭。

    1958年8月17日—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做出了两个对当代中国发展影响极大的决议，一是确定1958年我国炼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二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政社合一，亦工亦农的人民公社。1957年，我国的钢产量为535万吨。为实现快速赶上英国的目的，毛泽东提议1958年我国生产钢1070万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下来。1070万吨钢是多次加码的结果：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钢产量定为620万吨；5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钢产量增加到800万吨至850万吨；北戴河会议又把钢产量提高到1070万吨。钢产量的提高，不是建立在严格的可行性分析之上，而是出于赶超英国的动机。北戴河会议结束时，已是8月底，但1070万吨的钢产量还只完成400多万吨。时间过去了2/3，钢产量只完成40%左右，还差700多万吨没有完成。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中共中央提出了其他部门“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帐”的口号；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全党动员，大抓钢铁生产。通过自上而下的动员，一个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070万吨钢倒是生产出来了，但是由于技术条件不具备，结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是生产出来的钢有400多万吨是废品或次品；二是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打乱了整个国民经济有序、平衡的发展。为了应付这巨大的财力、物力开支，国家不得不提高积累率、削减消费比。1958年的积累从1957年的24.9%猛增到33.9%。三是大量的农民群众上山大炼钢铁，影响了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收割工作，致使1958年农业丰产不丰收，影响了粮食增产计划。北戴河会议对粮食生产做出了比八届三中全会更为乐观的估计。

    1957年那些右派，那些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们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大众进行抨击的主要理由就是，他们不掌握专业知识，因此他们是外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所以他们疯狂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甚至主张要请蒋介石回来。他们当然是疯狂的。但不幸的是，他们的理由确实是成立的。说实话，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共产党人，以及拥护他们支持他们的工农大众，确实不懂得专业知识。何止如此，他们平均科学知识文化水平相当低。许多人一直是文盲。连最基本的科学知识都不掌握。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能深入实际，就不能了解实际。毛泽东说过；决定要在调查研究之后。这就是实事求是。在战争年代，共产党人一直是农村包围城市，而农村的实际是容易了解的。只要种过地就能懂得农村的事情。但进入城市就不一样了，你如果不懂得专业知识就很难真正了解实际是什么情况。所以，尽管毛泽东领导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对57年右派进行了正确的打击。但是右派所提出的难题并没有消失。它仍然向人们提出挑战。所以，毛泽东是怀着建设新中国的热情提出较高的经济指标的。他认为，凭借群众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就能实现人间奇迹。当时，不光他是这么想，几乎所有共产党人，几乎所有中国的工人农民，他们都这样想。于是，在同样的思维的指导下，人们开始在毛泽东提出的高指标上更上一层楼。但是，问题是事实上这样高的指标根本无法实现。这样，就会有一些人搞欺上瞒下那一套，用虚假的政绩欺骗上司，同时把困难转稼到百姓头上。几千年来官僚制社会的旧的传统是根深蒂固的。而在经济建设中，由于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相当低下，结果在经济建设中，不遵守科学规律，不遵守经济规律，甚至完全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什么意思。于是，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搞按需分配的公共食堂。还有，大炼钢铁、合理密植等等全都出现了。
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经历了反右运动之后，由于反右扩大化的影响，在社会上造成了宁左勿右的思潮。使得这些过高的指标尽管不符合实际，但没有人敢于向上级反映。即便是有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被打成右派。于是必然造成恶性浮夸的漫延。的为了实现这些脱离实际的粮食增产指标，基层采取“并田”即将若干亩农作物的果实并作一亩农作物果实，以抬高粮食亩产量的弄虚作假行为，最后是高产“卫星”满天飞。而在另一方面，几千年来传统文化中根本没有科学的地位。造成中国人科学文化素质低下，理性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习惯不具备。全民大炼钢铁这样的谎唐行为从根本上讲就是这种现象的集中反映。任何一个稍微知道一点科学知识特别是化学知识的人，都会清楚全民大炼钢铁是违反一切科学常识的行为。注定是要失败的。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广大农村地区也迅速铺开。中国人缺乏逻辑能力和理性思维的缺陷再次暴露无疑：人们不能从理论上搞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出现了“穷过渡”、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瞎指挥、强迫命令、干部特殊化等不正之风蔓延。种种瞎指挥比比皆是。典型的如基于苏联生物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的伪科学理论的农业革新。这些措施包括合理密植，指把种子远密于常规来播种并且假设这些种子间不会相互竞争。实际上，它们会因此相互竞争而相互妨碍生长，结果是产量降低。另一个瞎指挥是基于李森科的同事特文提·马尔特瑟夫（Teventy  Maltsev），他鼓励中国的农民实行深耕（深达一两米）。他们相信最肥沃的泥土在深处，而这些泥土有助于让植物长出超大根系。但是，无用的石块、沙子被翻出，而肥沃的表层熟土却被埋到了下面。

    从1958年10月起，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浮夸风”、“共产风”这些倾向。为了纠正这些错误，毛泽东提议于1958年11月初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为了有效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精神，进一步解决国民经济中的高指标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倾向，毛泽东又提议于1958年11月下旬在武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毛泽东要求党员干部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主张“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1958年11月底至12月上旬，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会议的主题还是纠正“左”倾错误，强调当时的人民公社实行集体所有制，反对刮“共产风”。八届六中全会对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中工业生产的安排注意到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尽量使各项指标保持适当的比例，并降低了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1959年工业生产的高指标。1958年12月18日至1959年1月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主题是贯彻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纠正统战工作中“左”的倾向。1959年2月底至3月初，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仍然是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问题，继续压低1959年经济建设指标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就这两个方面都作了讲话，显示了纠“左”的决心。1959年3月底至4月初，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题一是讨论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二是继续纠正“共产风”，三是进行了降低某些工业生产的指标。1959年4月初，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八届七中全会，会议进一步了整顿、理顺了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继续调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高指标，纠“左”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通过上述6次会议的持续纠“左”，国家总的形势在逐渐好转，党内外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
三、庐山会议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人称的庐山会议。七月十四日；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就是人们熟知的《万言书》；在这封信中，彭德怀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历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饭，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我们仔细分析彭德怀在这里所表达的主要观点，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这些观点；除过“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评价之外，其他的所有具体观点都在毛泽东武昌会议、郑州会议等会议期间已经清楚地表达过了。彭德怀只是简单重复而已。比如，毛泽东说：“我们也有缺点。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五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三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这不是说我们要慢腾腾的，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能速则速，不能勉强。图104飞机高到一万多公尺，我们飞机只几千公尺，柯老〔2〕坐火车更慢，走路更慢。速度是客观规律，今年粮食九千亿，我不信，七千四百亿翻了翻，是可能的，我就很满意了，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武昌会议讲话）关于钢铁，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七十四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农民是年薪。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穷得要命。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苏联四十一年，我们只有九年。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我看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我们后过，这是不是机会主义，他是十二年只有一亿吨钢，我们也不能先过，也有理由，我们十年四亿吨钢，一百六十万台机器，二十五亿吨煤，三亿吨石油，我国有天下第一田〔1〕，到那个时候，地球上有天下第一国。搞不搞得到是另一个问题。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十一月十七日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十万人，搞了四百万吨。让苏联先过，比较好，免得个人突出。我担心，我们的建没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郑州会议讲话）这里就十分清楚地说到综合平衡问题。
而对于彭德怀所说的“左的错误”；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公社所有。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换以外的办法拿走公社的产品，他们都不接受。我们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特别进步。修武县县委书记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建国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是不现实的。只有当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成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我们看到，同样的问题，毛泽东看到的要比彭要深刻得多。彭虽然指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但是他完全没有看到“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因此，有人说彭在庐山真正在纠正左的错误，而毛泽东不是真正纠左。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是不符合历史的。显然，彭与毛真正的分歧点，就在于对这种左的错误的评价：毛泽东认为这是由于“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而彭德怀认为这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由此可以看出，彭德怀只是简单地指责并上纲上线，而毛泽东才是认真地分析原因。这里就显示出俩 人的水平差别来。彭比毛要差一个档次！
有人说，毛泽东纠左是有反复的。证据就是庐山会议把彭打为右倾机会主义，结果等于是毛泽东放弃了纠左而重新搞浮夸。这样的看法是牛头对不上马嘴。其实，就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批评彭德怀的那段著名讲话中，就已经十分清楚地指出：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一○七○万吨，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一点，但是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那大炮也相当多，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的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不谨慎，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戚戚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要慎重，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炼钢，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人民公社我说集体所有制。我说集体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一些，也许要二十个五年计划。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呵！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十分之一，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豪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力、多付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
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按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这段话十分清楚明白地承认了他自己在这些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一条叫一○七○万吨，大炼钢铁，；并且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这样清楚明白的说法，我想任何人都应当能理解吧。“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那大炮也相当多，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的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不谨慎，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戚戚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要慎重，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炼钢，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人民公社我说集体所有制。我说集体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一些，也许要二十个五年计划。”这是在鼓励浮夸吗？“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力、多付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是在鼓励共产风吗？
我们从彭德怀那封信中，从彭的原话中，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彭德怀实际上是把他自己，还有其他党内同地指责为“小资产阶级狂热病”；用彭的原话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历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这话才是导致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真正的原因。在当时那个环境下，这话等于是骂人。对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来说，不管他们地位有多高能力有多强威望有多高，他们作为人，具有普通人所具有的喜怒哀乐，当有人得罪他们时他们照样会报复：你骂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我回敬你“右倾机会主义者”；显然，彭实际上是把一大堆人得罪了，包括毛泽东在内。因为他们都与“左”的错误有关系。彭的悲剧中，双方都有责任，都说了过头话。但是起因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病”！这一点值得我们去反思：共产党内同志之间毫不妥协无高低贵践之分的思想斗争和争论，尽管起初是平等的，但是当它走向零和时，就会演变成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路线斗争。中国是这样，苏共何偿不是如此？今天国内那些搞颜色革命的也利用了这种误会，想把彭继续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充当他们的领袖，去领导他们搞资产阶级宪政，去搞私有化。但这实际上是对九泉之下的彭老总的极大的侮辱！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误认为庐山会议彭德怀是被整倒的。但事实上根本不是如此。正如上说，彭在庐山会议后仍然保留政治局委员职务。黄张周保留中央委员职务。李锐等人免受任何处分。彭德怀真正的个人悲剧发生于文革时期，受四人帮支持的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使用非法手段抓捕了彭德怀。1966年12月25日，中央文革小组授意(12月18日张春桥单独接见蒯大富)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为主的5000多师生进城开展“反刘少奇、邓小平”游行，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1967年3月至9月，井冈山兵团(包括后来分裂出的414派)共向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30多个城市派出了80多个联络站、记者站，人数上千(一说六百)。7月后派出众多军事动态小组，前往军事要地收集机密情报，试图扰乱军队。充当北京各校红卫兵造反派的领头者。组织或参加了4月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夺军权斗争)、7月下旬中南海西门的“揪刘火线”、7月29日对徐向前的抄家、8月1日批斗彭德怀和罗瑞卿、8月22日冲击英国代办处等等运动。因此，迫害彭德怀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四人帮特别是张春桥。一、反右派运动

    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腐败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就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建国后，中国共产党表示，新中国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的联盟。并走向社会主义。

    在这个过程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是软弱的，但绝不意味着他们的阶级本质的任何改变。这个阶级仍然是剥削阶级。作为剥削阶级，他们一面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存在尖锐的矛盾，因此他们具备一定程度的革命性：当以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夺和压迫时，他们自然要倾向于革命。但另一面他们与工人阶级存在根本性矛盾。这个矛盾是无法化解的。当共同的敌人被打倒后，他们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就显现出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和一系列民主改革的任务。1953年起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经济建设的许多指标已超过或接近完成“一五”计划的规定指标，原定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三大改造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这些胜利标志着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上建立了起来。这一历史性变化对于作为剥削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来说，是痛苦的，是无法忍受的。
1956年9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大及其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正确地提出：要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技术革命上来；在我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阶级矛盾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以及社会中的各种关系，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1956年，苏共20大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苏共通过了一系列新决议，其中包括帝国主义战争的可避免性，主张在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论，以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论。特别重要的是，在这次会议中，赫鲁晓夫做了著名的秘密报告 ，全盘否定斯大林，并将国外资产阶级疯狂攻击共产党人和斯大林的种种反动言论加进报告中，从而引发了国内外的震惊。由此导致波匈事件的发生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震动。党中央、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国内形势，认为总体是好的，是稳定的，中国不会出现大乱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应该认真把中国自己的工作做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看到，在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党内还存在着一些与新的形势和任务不相适应的不良思想作风，社会上还存在着不安定因素。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的党，已经在国家全部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执政党的地位，使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党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思想作风及骄傲自满的情绪有所滋长。新形势下日益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常常表现在领导者和人民群众之间，而党内许多人对此不能正确认识，往往采用单纯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用错误的态度对待群众。加上苏共二十大后世界性反共潮流的影响，1956年下半年起，一些城市和农村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只意识到人民内部矛盾，却没有意识到作为人民中一部分的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会爆发。由于对这一点丧失了警惕，结果造成了日后的巨大灾难。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全党整风的部署，希望通过党的整风，克服党内存在的不良思想作风，正确解决党内矛盾，带动党和国家制度上作风上的改革，推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中心的社会政治建设，进一步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环境。
整风运动的开展，是经过了一个酝酿和准备过程的。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上说：八大要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作风切实反一下。9月15日，在八大开幕词中他又指出：这三风是违反马列主义的观点和作风，不利于党内外的团结，阻碍我们事业的进步，必须通过思想教育来大力克服。11月15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要在明年开展一次新的全党整风运动，并且说：“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1957年3月8日，在同文艺界人士谈话时，毛泽东又提到党要整顿三风，并说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今年准备，明年开始。3月12日，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央决定今年开始党内整风，方法是学习和研究一些文件的基础上，每个人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既要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缺点和错误，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会后，毛泽东南下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视察，又多次谈到了整风的必要性、目的和方法等。 3月20日他在上海党的干部会议上还乐观地说：这次整风的结果，估计会使我们党得到相当大的进步。4月初，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4月9日，毛泽东作了修改，同时起草了中央关于发出这一决定草案的通知。这个草案和通知因故未发出。
以后中央又重新起草了《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初稿)》。4月27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一文件。同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即将发出整风、党政主要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和请各地分析研究党与人民群众各项具体矛盾的通知》，指出，整风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4月28日，毛泽东又对整风指示作了修改，并指示：“准备五月上旬或中旬公开发表。”4月29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同志专门讨论了有关开展整风运动的问题。4月30日，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就开展整风运动征询意见。参加谈话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和各方面党外人士共44人。毛泽东在会上说：“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揭露出来的矛盾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他指出整风总的题目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他强调整风的办法就是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毛泽东的谈话以真诚的态度向党外人士讲明了党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和意义，并热诚欢迎他们向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1957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指示》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为了克服几年来党内新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必须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便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新社会的建设，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指示》重申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指示》提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个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应该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指示》还指出，为了加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指示》的公开发表，标志着全党整风运动拉开了序幕。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决定开展全党整风，完全是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适应党所面临的新形势和肩负的新任务所采取的措施，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其目的及所规定的方法都是毋庸置疑的。
毛泽东认为，党外人士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批评，对整顿三风、改进工作极为有益，而能否正确对待这些批评，是关系到整风成败的关键问题。因此，在整风初期，他大力倡导公开批评，并再三告诫全党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批评。5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谈到整风运动时说：对党的缺点和错误，要公开在报纸上批评。要党内党外一块来，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是和党一道的。共产党的缺点可以公开批评，人民政府的缺点也可以公开批评，要使公开批评成为习惯，言者无罪。5月4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中说：最近两个月以来，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在适当的时机，采取分析的态度给予回答，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中肯的。即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目，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5月16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里又一次说：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90％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
根据中央整风运动指示的精神，为切实改进干部作风，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中央于5月10日发出了《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认为“领导者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有利于及时地、具体的发现和处理问题”，“比较容易地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许多错误。”要求“包括中央委员会在内的各级党委、政府和人民团体中的党的主要干部，除年老体弱者外，每年都应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并指出，干部参加劳动也是当前整风运动要求达到的一个目的。这个指示对干部参加劳动的方式和办法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是整风运动初期中央为改进工作所采取的一个具体措施。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中央统战部于5月8日至6月3日，召开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共开会13次，有70余人次作了发言。在座谈会上，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的建议。例如，张奚若在发言中批评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好大喜功。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二、急功近利。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用速成的办法去做。三、鄙视既往。忽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四、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陈叔通在发言中提出，希望检查一下八年以来的工作中，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和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究竟哪一方面大。刘斐在发言中说，现在党政关系中，有些上分下不分，早分晚不分，此分彼不分，特别是县以下，就只看见党，看不见政的现象。下面的人民代表大会也开得不正常。黄鼎臣的发言中说：过去党组常常直接代替行政部署工作，今后行政方面的工作，还是由行政上下达命令较好，而不要由党组出面。还有一些党外人士在发言中提出了应加强法制建设，改进统战工作，重视发挥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作用等方面的意见。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共开会25次，有108人次发言。《光明日报》编辑部分别在上海等九大城市邀集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开座谈会向党提意见。国务院各部门的党委、各省市委和一些高等院校的党委，也相继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党整风。
在这一时期的各种座谈会上，党外人士畅所欲言，他们提出的批评或建设，其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和中肯的，是以切实帮助党整顿作风，改进工作为出发点的。各级党组织和党政领导也能以欢迎的态度，认真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建议。应该肯定，整风运动初期总的发展形势是比较好的。
    然而，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出于对他们本阶级地位的剧烈变化的不适应，不可避免地开始向社会主义制度发起了疯狂的进攻。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散布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放肆地向党发动进攻。他们说“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诬蔑国内形势是“一团糟”，“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他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各项建设成就，说“历次运动失败的居多”。他们甚至公开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叫嚣“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右派分子别有用心的煽动和阴谋活动，加上当时采取大鸣大放的形式，一些地方举行群众性集会，贴大字报，某些报刊也传播一些错误言论，一时间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紧张的气氛。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这时的形势发展，已使毛泽东的注意力不可能再专注于领导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而渐渐转向对右派势力的分析和考虑及如何反击右派的进攻；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毛泽东的主要思路在于，先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充分暴露，让他们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政治要求，以便以后再充分地反击。当听到李维汉向他汇报说，有人散布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搞“海德公园”等谬论时，毛泽东说，他这样搞，将来会整到自己头上。并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当李维汉汇报到有人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显然，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右派已经跳了出来，向共产党发出了挑战，他们挑畔在先。毛泽东只是在右派的政治挑战面前作出了有利于自己的战术。然而今天有一些人故意将其指责为“引蛇出洞”；这是很不公正的。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挑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才终于认识到阶级矛盾的激化这一现实，于是开始作出战略调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文中写道：“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右派在和我们“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毛泽东还写道：“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毛泽东还把与极少数右派之间的斗争，说成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写成后，没有立即下发，而是到反击右派开始后的6月12日才印发给党内干部阅读)。
5月中旬至6月初，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出了反右斗争的策略。5月20日，中央在《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中说：“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但是各省市党委必须指导宣传部门和党报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论点，准备在适当时机(中央届时另作通知)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驳。”6月6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说：“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6月8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更加明确地提出：“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起，即陆续发表。”到适当时机，对破坏性的批评予以反驳，逐渐“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
《人民日报》6月8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始。随后《人民日报》又陆续发表《工人说话了》、《不平常的春天》等社论。这些社论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右派分子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象：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这些社论，有的是毛泽东亲自起草或修改过的。6月10日毛泽东向党内通报反右斗争的情况：“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6月8日开始反击反动派。”“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并指出：“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一场反右派斗争随即按照这样的部署，在全国范围开展起来。
应当看到，当时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右派分子虽然是极少数，但能量却不小。他们的言行在一部分人中间具有较大的煽动作用和欺骗作用，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形成了一股反动的思潮。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和毛泽东为避免全国性的思想混乱和政治动荡，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根本的大是大非，维护党的领导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血醒屠杀事件在中国的上演，当时对右派的进攻给予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说实话，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教训，就是阶级阵线的漠糊不清这个老毛病：忽视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中共早期，在北伐战争时期就犯过这个错误，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丧失了警惕，结果导致第一次国内革命的惨败。而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革命后，在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后，这对他们本来已经不是问题，但是他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过于乐观了，忽略了还有另外的一面，那就是同世界上所有的资产阶级一样对涉及他们阶级生死存亡的根本利益问题上是疯狂的。结果遭到民族资产阶级的迎头一击。 而当终于开始反击时，中共犯了一个错误，仍然是阶级阵线的漠糊不清：突然意识到他们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时，不可避免地被这个错误所震惊，从而造成了反应过度：看谁都是资产阶级。这无疑铸成了后来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认识上的错误。
在反右派斗争的开始阶段，斗争在规模上和形式上已呈现扩大化的趋势，但党中央和毛泽东在主观上还是想把这场斗争限制在一个相当的范围内。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发动时曾提出：“反右派的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认识上的偏差使反右派斗争步步升级，采用了大规模群众阶级斗争的方法，扩大化的错误逐渐严重。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毛泽东违背了自己刚刚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大规模开展起来的反右派斗争中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把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把一些在涉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重大问题上发表了意见，虽然有过激言词，但不是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视为资产阶级右派；还把许多出于善意向党和政府提出正确批评意见的人也视为资产阶级右派。
6月26日，中央在《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中虽然指出了对于右派的数量不要估计不足，划得太少，也决不要扩大化。但着重点在强调右派划得太少是右的，也是危险的。6 月29日，经毛泽东批改发出的《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说：对极右分子必须打得准，打得狠，来不得温情主义。“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在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7月1日，毛泽东公开点名批判了章伯钧、罗隆基和民主同盟、农工民主党，并肯定地认为，资产阶级右派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派。7月9日毛泽东向党内通报说：右派骨干人数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有8000人。从估计全国极右分子约4000人，到估计约有8000人，其间相隔仅短短10天。
7月17日至21日中央在青岛召开了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文章一开始就强调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性：“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命题，指出：“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毛泽东还提出要分期分批在全国城乡普遍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篇文章于8月2日印发给党内，使已经日趋严重的反右扩大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5月份以来主要是在省市以上党政机关、大专院校、民主党派、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中进行。青岛会议以后，反右派斗争一方面在上述单位继续深入展开，一方面推向地、县两级，并逐步推向全国各地区、各界和各部门。随着这场以反右派斗争和批判错误思想言论为主要内容的“全民整风”的开展，反右扩大化的错误更迅速地蔓延开来。
8月1日，毛泽东估计：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开展，右派人数将逐步增多。9月2日，中央在《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中说：“已经发现出来的党内右派分子已有3000余人”，并批评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右派的问题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错误。
9月20日至10月9日，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会议的主要议题。毛泽东在《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正确分析，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毛泽东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10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和《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标准》规定了划为右派分子的6条标准，其中主要的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应划为极右分子的主要是右派活动中的主谋和骨干分子。《标准》还指出了“其错误应予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的6种情况。应当肯定，这样的标准，政策界线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也存在空泛和不易掌握的缺陷。再加上当时反右扩大化和“宁左勿右”已成气候，这样的标准很难真正贯彻执行。
到1957年底，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大体都已进入扫尾阶段。12月8日，毛泽东又邀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他说：第一，对右派分子要有所处分，不处分不足以平民愤；第二，还要留点情，不可太严。并说这样做目的一为争取中间分子，二为分化右派。
12月12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提出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办法。从《原则》附录的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统战部处理右派的典型材料看，当时被划为右派的人受到较重处分的占大多数。《原则》中规定的处分办法，即便对于真正的右派分子，打击也是过重的。
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终于没有得以遏止，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深远的不良影响。首先，一大批知识分子、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和不应有的打击，因而长期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和不幸，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损失和不幸。其次，使全党整风背离了原来的意义，党中央、毛泽东预期的整顿三风的目的未能达到。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虽然也指出要继续整风，并把反右派只作为整风四个阶段中的一个，但在实际过程中，反右的声势越来越浩大，整风运动已不可能收到实效、落到实处。相反，党内的主观主义作风却在反右斗争中及以后大大发展了。而这一点在大跃进时期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二、从冒进到大跃进

随着反右派运动的全面结束。开始了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那就是经济建设的“大跃进”；毛泽东是这样认为的：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毛泽东认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才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大跃进”运动在推进过程中势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事关全局的，需要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时召开会议解决。“大跃进”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但怀有迅速发展中国经济的良好动机，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确保经济建设的顺利推进。这体现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勤于政务，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只争朝夕”精神。

    大跃进运动前期，即从1957年9-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至1958年11月上旬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前这一时期，会议所制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大都脱离了我国的财力、科技力、广大劳动者的智力，带有明显超前于现实的“左”的倾向；而大跃进运动中期，即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的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前这一时期，会议确定的经济建设目标大都体现了纠“左”的特点；而大跃进运动后期，即从1959年7、8月间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至1961年1月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的期，会议涉及的经济建设目标则经历了一个“左”的倾向抬头，又慢慢被克服的过程。
    1957年9-10月党的八届三中会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就严重脱离了实际。“《纲要》要求在从1956年的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棉花每亩平均产量(皮棉)按照各地情况，由1955年的35斤(全国平均数)，分别增加到60斤、80斤和100斤。要求我国农村面貌在12年内要焕然一新。”[5]《纲要》确定的粮食增产幅度过大，最小增幅为100%，最大增幅为167%。由于脱离实际，又没有采取具体的措施予以保障，《纲要》规定的粮食增产目标远远没有实现，而12年内让我国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的设想更成了天方夜谭。

    1958年8月17日—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做出了两个对当代中国发展影响极大的决议，一是确定1958年我国炼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二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建立政社合一，亦工亦农的人民公社。1957年，我国的钢产量为535万吨。为实现快速赶上英国的目的，毛泽东提议1958年我国生产钢1070万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下来。1070万吨钢是多次加码的结果：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钢产量定为620万吨；5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钢产量增加到800万吨至850万吨；北戴河会议又把钢产量提高到1070万吨。钢产量的提高，不是建立在严格的可行性分析之上，而是出于赶超英国的动机。北戴河会议结束时，已是8月底，但1070万吨的钢产量还只完成400多万吨。时间过去了2/3，钢产量只完成40%左右，还差700多万吨没有完成。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中共中央提出了其他部门“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帐”的口号；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全党动员，大抓钢铁生产。通过自上而下的动员，一个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1070万吨钢倒是生产出来了，但是由于技术条件不具备，结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是生产出来的钢有400多万吨是废品或次品；二是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打乱了整个国民经济有序、平衡的发展。为了应付这巨大的财力、物力开支，国家不得不提高积累率、削减消费比。1958年的积累从1957年的24.9%猛增到33.9%。三是大量的农民群众上山大炼钢铁，影响了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收割工作，致使1958年农业丰产不丰收，影响了粮食增产计划。北戴河会议对粮食生产做出了比八届三中全会更为乐观的估计。

    1957年那些右派，那些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们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大众进行抨击的主要理由就是，他们不掌握专业知识，因此他们是外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所以他们疯狂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甚至主张要请蒋介石回来。他们当然是疯狂的。但不幸的是，他们的理由确实是成立的。说实话，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共产党人，以及拥护他们支持他们的工农大众，确实不懂得专业知识。何止如此，他们平均科学知识文化水平相当低。许多人一直是文盲。连最基本的科学知识都不掌握。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能深入实际，就不能了解实际。毛泽东说过；决定要在调查研究之后。这就是实事求是。在战争年代，共产党人一直是农村包围城市，而农村的实际是容易了解的。只要种过地就能懂得农村的事情。但进入城市就不一样了，你如果不懂得专业知识就很难真正了解实际是什么情况。所以，尽管毛泽东领导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对57年右派进行了正确的打击。但是右派所提出的难题并没有消失。它仍然向人们提出挑战。所以，毛泽东是怀着建设新中国的热情提出较高的经济指标的。他认为，凭借群众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就能实现人间奇迹。当时，不光他是这么想，几乎所有共产党人，几乎所有中国的工人农民，他们都这样想。于是，在同样的思维的指导下，人们开始在毛泽东提出的高指标上更上一层楼。但是，问题是事实上这样高的指标根本无法实现。这样，就会有一些人搞欺上瞒下那一套，用虚假的政绩欺骗上司，同时把困难转稼到百姓头上。几千年来官僚制社会的旧的传统是根深蒂固的。而在经济建设中，由于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相当低下，结果在经济建设中，不遵守科学规律，不遵守经济规律，甚至完全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什么意思。于是，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搞按需分配的公共食堂。还有，大炼钢铁、合理密植等等全都出现了。
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经历了反右运动之后，由于反右扩大化的影响，在社会上造成了宁左勿右的思潮。使得这些过高的指标尽管不符合实际，但没有人敢于向上级反映。即便是有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被打成右派。于是必然造成恶性浮夸的漫延。的为了实现这些脱离实际的粮食增产指标，基层采取“并田”即将若干亩农作物的果实并作一亩农作物果实，以抬高粮食亩产量的弄虚作假行为，最后是高产“卫星”满天飞。而在另一方面，几千年来传统文化中根本没有科学的地位。造成中国人科学文化素质低下，理性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习惯不具备。全民大炼钢铁这样的谎唐行为从根本上讲就是这种现象的集中反映。任何一个稍微知道一点科学知识特别是化学知识的人，都会清楚全民大炼钢铁是违反一切科学常识的行为。注定是要失败的。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广大农村地区也迅速铺开。中国人缺乏逻辑能力和理性思维的缺陷再次暴露无疑：人们不能从理论上搞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出现了“穷过渡”、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瞎指挥、强迫命令、干部特殊化等不正之风蔓延。种种瞎指挥比比皆是。典型的如基于苏联生物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的伪科学理论的农业革新。这些措施包括合理密植，指把种子远密于常规来播种并且假设这些种子间不会相互竞争。实际上，它们会因此相互竞争而相互妨碍生长，结果是产量降低。另一个瞎指挥是基于李森科的同事特文提·马尔特瑟夫（Teventy  Maltsev），他鼓励中国的农民实行深耕（深达一两米）。他们相信最肥沃的泥土在深处，而这些泥土有助于让植物长出超大根系。但是，无用的石块、沙子被翻出，而肥沃的表层熟土却被埋到了下面。

    从1958年10月起，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浮夸风”、“共产风”这些倾向。为了纠正这些错误，毛泽东提议于1958年11月初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为了有效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精神，进一步解决国民经济中的高指标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倾向，毛泽东又提议于1958年11月下旬在武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毛泽东要求党员干部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主张“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1958年11月底至12月上旬，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会议的主题还是纠正“左”倾错误，强调当时的人民公社实行集体所有制，反对刮“共产风”。八届六中全会对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中工业生产的安排注意到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尽量使各项指标保持适当的比例，并降低了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1959年工业生产的高指标。1958年12月18日至1959年1月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议主题是贯彻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纠正统战工作中“左”的倾向。1959年2月底至3月初，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仍然是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问题，继续压低1959年经济建设指标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就这两个方面都作了讲话，显示了纠“左”的决心。1959年3月底至4月初，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题一是讨论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二是继续纠正“共产风”，三是进行了降低某些工业生产的指标。1959年4月初，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八届七中全会，会议进一步了整顿、理顺了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继续调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高指标，纠“左”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通过上述6次会议的持续纠“左”，国家总的形势在逐渐好转，党内外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
三、庐山会议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人称的庐山会议。七月十四日；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就是人们熟知的《万言书》；在这封信中，彭德怀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历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饭，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我们仔细分析彭德怀在这里所表达的主要观点，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这些观点；除过“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评价之外，其他的所有具体观点都在毛泽东武昌会议、郑州会议等会议期间已经清楚地表达过了。彭德怀只是简单重复而已。比如，毛泽东说：“我们也有缺点。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五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三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这不是说我们要慢腾腾的，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能速则速，不能勉强。图104飞机高到一万多公尺，我们飞机只几千公尺，柯老〔2〕坐火车更慢，走路更慢。速度是客观规律，今年粮食九千亿，我不信，七千四百亿翻了翻，是可能的，我就很满意了，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武昌会议讲话）关于钢铁，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七十四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农民是年薪。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穷得要命。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苏联四十一年，我们只有九年。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我看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我们后过，这是不是机会主义，他是十二年只有一亿吨钢，我们也不能先过，也有理由，我们十年四亿吨钢，一百六十万台机器，二十五亿吨煤，三亿吨石油，我国有天下第一田〔1〕，到那个时候，地球上有天下第一国。搞不搞得到是另一个问题。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十一月十七日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十万人，搞了四百万吨。让苏联先过，比较好，免得个人突出。我担心，我们的建没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郑州会议讲话）这里就十分清楚地说到综合平衡问题。
而对于彭德怀所说的“左的错误”；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公社所有。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换以外的办法拿走公社的产品，他们都不接受。我们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特别进步。修武县县委书记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建国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是不现实的。只有当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成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我们看到，同样的问题，毛泽东看到的要比彭要深刻得多。彭虽然指责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但是他完全没有看到“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因此，有人说彭在庐山真正在纠正左的错误，而毛泽东不是真正纠左。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是不符合历史的。显然，彭与毛真正的分歧点，就在于对这种左的错误的评价：毛泽东认为这是由于“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而彭德怀认为这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由此可以看出，彭德怀只是简单地指责并上纲上线，而毛泽东才是认真地分析原因。这里就显示出俩 人的水平差别来。彭比毛要差一个档次！
有人说，毛泽东纠左是有反复的。证据就是庐山会议把彭打为右倾机会主义，结果等于是毛泽东放弃了纠左而重新搞浮夸。这样的看法是牛头对不上马嘴。其实，就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批评彭德怀的那段著名讲话中，就已经十分清楚地指出：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一○七○万吨，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一点，但是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那大炮也相当多，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的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不谨慎，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戚戚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要慎重，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炼钢，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人民公社我说集体所有制。我说集体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一些，也许要二十个五年计划。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呵！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十分之一，或者还不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豪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力、多付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
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按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这段话十分清楚明白地承认了他自己在这些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一条叫一○七○万吨，大炼钢铁，；并且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这样清楚明白的说法，我想任何人都应当能理解吧。“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那大炮也相当多，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的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不谨慎，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戚戚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要慎重，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炼钢，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人民公社我说集体所有制。我说集体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一些，也许要二十个五年计划。”这是在鼓励浮夸吗？“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力、多付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是在鼓励共产风吗？
我们从彭德怀那封信中，从彭的原话中，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彭德怀实际上是把他自己，还有其他党内同地指责为“小资产阶级狂热病”；用彭的原话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历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这话才是导致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真正的原因。在当时那个环境下，这话等于是骂人。对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来说，不管他们地位有多高能力有多强威望有多高，他们作为人，具有普通人所具有的喜怒哀乐，当有人得罪他们时他们照样会报复：你骂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我回敬你“右倾机会主义者”；显然，彭实际上是把一大堆人得罪了，包括毛泽东在内。因为他们都与“左”的错误有关系。彭的悲剧中，双方都有责任，都说了过头话。但是起因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病”！这一点值得我们去反思：共产党内同志之间毫不妥协无高低贵践之分的思想斗争和争论，尽管起初是平等的，但是当它走向零和时，就会演变成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路线斗争。中国是这样，苏共何偿不是如此？今天国内那些搞颜色革命的也利用了这种误会，想把彭继续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充当他们的领袖，去领导他们搞资产阶级宪政，去搞私有化。但这实际上是对九泉之下的彭老总的极大的侮辱！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误认为庐山会议彭德怀是被整倒的。但事实上根本不是如此。正如上说，彭在庐山会议后仍然保留政治局委员职务。黄张周保留中央委员职务。李锐等人免受任何处分。彭德怀真正的个人悲剧发生于文革时期，受四人帮支持的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使用非法手段抓捕了彭德怀。1966年12月25日，中央文革小组授意(12月18日张春桥单独接见蒯大富)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为主的5000多师生进城开展“反刘少奇、邓小平”游行，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1967年3月至9月，井冈山兵团(包括后来分裂出的414派)共向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30多个城市派出了80多个联络站、记者站，人数上千(一说六百)。7月后派出众多军事动态小组，前往军事要地收集机密情报，试图扰乱军队。充当北京各校红卫兵造反派的领头者。组织或参加了4月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夺军权斗争)、7月下旬中南海西门的“揪刘火线”、7月29日对徐向前的抄家、8月1日批斗彭德怀和罗瑞卿、8月22日冲击英国代办处等等运动。因此，迫害彭德怀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四人帮特别是张春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