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以往未能产生民主与科学?

牟宗三〈中国文化之未来及中西文化自然谐一之远景〉

　　由以上说明中国以往所以不出现民主政治之故，即因而亦可了解中国所以未出现近代化的国家政治法律之故。大家都知中国以往不是一国家单位，而是一个文化单位，只有天下观念，而无国家观念。此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以建国为重要的工作。然其故，大家未必能深知。然若明白以上所说，则这些可一起了解。盖社会底层，在五伦的维系下，以综和的尽气精神来鼓荡，而文化生命，理性世界，则以道德价值观念所领导的「综和的尽理之精神」为主脉，一是皆以个人姿态向上透而成为圣贤人格，艺术性的人格，为基本情调，则人民即不能在政治上自觉地站起来而成为个性的个体，即人民可以成一个伦常上的「道德的存」(Moral being)，而不能成一个「政治的存在」(Political being)。如是，不能起来对於皇帝有一政治法律上的限制。而只有打天下式的革命。因而政道亦不能出现。

政道之出现，惟在对於皇帝（元首）有一政治法律形态之回应上而转出。（不只是道德宗教形态的回应。）这一步回应是须要转一个湾，须要「顺着君相一条鞭地想」再转出来从人民方面再作对立地想。但是以往儒者的用心就是这一个湾转不过。只顺「自上而下」的治道方面想，是以论事每至此而穷。不能转出来建立政道，则治道终不能客观化，而民主政治亦不能出现。民主政治之出现惟在於从治道的一条鞭里转出来从政道方面想。在思想上是如此，在现实上则在使人民兴起而成为一个政治的存在。政道成立，民主政治出，则国家的政治意义才能出现。（中国以前只有吏治，而无政治。）人民能成为一个「政治的存在」而起来以政治法律的形态限制皇帝，则他即是一政治上觉醒的个体。因此，他对於国家的组成才尽了一分子的责任。国家必须通过各个体的自觉而重新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统一体，才可以说是近代化的国家。

中国以前的统一只是打天下打来的，个体并未起作用。所以不成一国家单位。而那统一亦是虚浮不实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上的观念，是由各个体通过自觉而成的一理性上的产物。不是一个自然物，更不是武力所能硬打得来的。人民在国家政治上有了作用，他对于国家内的法律的订定也必有责任，有作用，而不只是以往纯出于圣君贤相之一心而自上而下偏面地定出来。中国以往的法律只是君相自上而下偏面定出来，并没有通过人民回应。又，其内容亦只是维持五伦教化的工具，赏罚的媒介。又，对德治言，只是偶然的寄存物，其自身并无客观独立的价值。这，一方面是不够的，一方面也表示不是近代化的法律。维持伦常的法律当然永远须要有。偏面的规定是可以的。因为虽未通过人民的回应，而人民亦无不许可之理由。但除此以外，一定还有些类乎权利义务的法律，社会事业方面的各种客观法律，则必须通过人民的回应而定，不是君相一心所能尽的。这种意义的法律中国以往是不存在的。所以无人民的回应，即不能有近代化的法律。因此，黑格尔才说，中国以往的法律是在主观状态中，没有客观化。依此我们可以说近代化的国家政治法律之出现统系于政道之转出，民主政治之出现。而此又必系于人民之自觉而成为一「政治的存在」，即，不只是被动的潜伏体，不只是羲皇上人，也不只是道德的存在，艺术性的存在(Artistic being) 。



　　由以上三、四两节，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生命的特质及其发展的限度。它实在是缺少了一环。在全幅人性的表现上，从知识方面，说它缺少了「知性」这一环，因而也不出逻辑数学与科学。从客观实践方面，说它缺少「政道」之建立这一环，因而也不出现民主政治，不出现近代化国家政治与法律。它的基本精神是以个人姿态而向上透，无论是理性一面的圣贤人格或是才气一面的英雄人格（艺术性的天才人格）。兹且就理性一面，说它之向上透是真能彻悟真实而通透天人之源的。从「心觉」方面，说它之向上透而彻悟本源是点出「仁」字，因而将心觉之「智」亦全提上去而摄之于仁，而成为「神智」。神智之了解万物是不经过逻辑数学的，因而逻辑数学出不来；神智之了解万物是不与外物为对为二的，而是摄物归心，因而科学知识出不来。这如西方哲学所说，神心之了解万物是不经过逻辑数学的，因而上帝亦无所谓科学。从实践方面，说它之向上透而彻悟本源完全表示一个成就圣贤人格的道德实践，用到政治方面，也只成了一个圣君贤相的神治形态。只有治道而无政道的圣贤一心之治是不会出现近代化的国家政治法律的。这亦好像西方所说，上帝之治理世界是不通过国家政治法律之形态的。上帝的法就是从心流出的自然法。这不须要万物起而与上帝作对，与之订定制度，再立法律的。中国以往二千年的君主制，再益之以道家法家儒家所讲之治道，是完全向这个神治境界而趋的。落到现实上，就只是一个五伦。五伦完全出於人性，而有类乎自然法。皇帝治天下所用之法（这点与上帝不同，上帝根本不用法，）完全为保护五伦，以防悖伦。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生命之向上透，其境界虽高，而自人间之实现「道德理性」上说，却是不足的。向上所呈露之最高道德理性，即圣贤人格中之道德理性，若心觉方面之「知性」转不出，则道德理性亦封闭于个人之道德实践中而通不出来，亦有窒息之虞，即无通气处。若客观实践方面「政道」转不出，近代化的国家政治法律转不出，则道德理性亦不能广被地积极地实现出来，人间有睡眠停滞之虞，即不能繁兴大用而实现多方的价值。这就表示中国以前儒者所讲的「外王」是不够的。以前儒者所讲的外王由内圣直接推出来：以为正心诚意即可直接函外王，以为尽心尽性尽伦尽制即可直接推出外王，以为圣君贤相一心妙用之神治即可函外王之极致：此为外王之「直接形态」。这个直接形态的外王是不够的。现在我们知道，积极的外王，外王之充分地实现，客观地实现，必须经过一曲折，即前文所说的转一个湾，而建立一个政道，一个制度，而为间接的实现：此为外王之间接形态。亦如向上透所呈露之仁智合一之心需要再向下曲折一下而转出「知性」来，以备道德理性（即仁智合一的心性）之更进一步的实现。经过这一曲折，亦是间接实现。圣贤人格则是直接实现。所以道德理性之积极的实现，在知识与实践两方面，都需要一层曲折。而中国文化生命在以往的发展却未曾开出这层曲折。我在上文三节末曾说，它只在向上透一面大开大合。而未在向下方面撑开再转出一大开大合。「知性」与「政道」这两面的曲折即是向下方的大开合。我们须知：知性面的逻辑数学科学与客观实践方面的国家政治法律（近代化的）虽不是最高境界中的事，它是中间架构性东西，然而在人间实践过程中实现价值上，实现道德理性上，这中间架构性的东西却是不可少的。而中国文化生命在以往的发展却正少了这中间一层。（最高一层为神智与神治，最低一层为感觉，为动物的无治。）

　　我们如果明白这一点，则文化的未来发展，亦即儒家学术第三期发扬的内容与形态，（第一期为由孔孟荀至董仲舒，第二期为宋明理学，现在正需第三期之时，）即可得而明。而中西文化自然谐一之远景亦可得其途径矣。这两方面当然需要进一步详细论列，在此暂以疏导以往为主，故不再追论。



牟宗三〈中国文化之未来及中西文化自然谐一之远景〉

　　由以上说明中国以往所以不出现民主政治之故，即因而亦可了解中国所以未出现近代化的国家政治法律之故。大家都知中国以往不是一国家单位，而是一个文化单位，只有天下观念，而无国家观念。此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以建国为重要的工作。然其故，大家未必能深知。然若明白以上所说，则这些可一起了解。盖社会底层，在五伦的维系下，以综和的尽气精神来鼓荡，而文化生命，理性世界，则以道德价值观念所领导的「综和的尽理之精神」为主脉，一是皆以个人姿态向上透而成为圣贤人格，艺术性的人格，为基本情调，则人民即不能在政治上自觉地站起来而成为个性的个体，即人民可以成一个伦常上的「道德的存」(Moral being)，而不能成一个「政治的存在」(Political being)。如是，不能起来对於皇帝有一政治法律上的限制。而只有打天下式的革命。因而政道亦不能出现。

政道之出现，惟在对於皇帝（元首）有一政治法律形态之回应上而转出。（不只是道德宗教形态的回应。）这一步回应是须要转一个湾，须要「顺着君相一条鞭地想」再转出来从人民方面再作对立地想。但是以往儒者的用心就是这一个湾转不过。只顺「自上而下」的治道方面想，是以论事每至此而穷。不能转出来建立政道，则治道终不能客观化，而民主政治亦不能出现。民主政治之出现惟在於从治道的一条鞭里转出来从政道方面想。在思想上是如此，在现实上则在使人民兴起而成为一个政治的存在。政道成立，民主政治出，则国家的政治意义才能出现。（中国以前只有吏治，而无政治。）人民能成为一个「政治的存在」而起来以政治法律的形态限制皇帝，则他即是一政治上觉醒的个体。因此，他对於国家的组成才尽了一分子的责任。国家必须通过各个体的自觉而重新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统一体，才可以说是近代化的国家。

中国以前的统一只是打天下打来的，个体并未起作用。所以不成一国家单位。而那统一亦是虚浮不实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上的观念，是由各个体通过自觉而成的一理性上的产物。不是一个自然物，更不是武力所能硬打得来的。人民在国家政治上有了作用，他对于国家内的法律的订定也必有责任，有作用，而不只是以往纯出于圣君贤相之一心而自上而下偏面地定出来。中国以往的法律只是君相自上而下偏面定出来，并没有通过人民回应。又，其内容亦只是维持五伦教化的工具，赏罚的媒介。又，对德治言，只是偶然的寄存物，其自身并无客观独立的价值。这，一方面是不够的，一方面也表示不是近代化的法律。维持伦常的法律当然永远须要有。偏面的规定是可以的。因为虽未通过人民的回应，而人民亦无不许可之理由。但除此以外，一定还有些类乎权利义务的法律，社会事业方面的各种客观法律，则必须通过人民的回应而定，不是君相一心所能尽的。这种意义的法律中国以往是不存在的。所以无人民的回应，即不能有近代化的法律。因此，黑格尔才说，中国以往的法律是在主观状态中，没有客观化。依此我们可以说近代化的国家政治法律之出现统系于政道之转出，民主政治之出现。而此又必系于人民之自觉而成为一「政治的存在」，即，不只是被动的潜伏体，不只是羲皇上人，也不只是道德的存在，艺术性的存在(Artistic being) 。



　　由以上三、四两节，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生命的特质及其发展的限度。它实在是缺少了一环。在全幅人性的表现上，从知识方面，说它缺少了「知性」这一环，因而也不出逻辑数学与科学。从客观实践方面，说它缺少「政道」之建立这一环，因而也不出现民主政治，不出现近代化国家政治与法律。它的基本精神是以个人姿态而向上透，无论是理性一面的圣贤人格或是才气一面的英雄人格（艺术性的天才人格）。兹且就理性一面，说它之向上透是真能彻悟真实而通透天人之源的。从「心觉」方面，说它之向上透而彻悟本源是点出「仁」字，因而将心觉之「智」亦全提上去而摄之于仁，而成为「神智」。神智之了解万物是不经过逻辑数学的，因而逻辑数学出不来；神智之了解万物是不与外物为对为二的，而是摄物归心，因而科学知识出不来。这如西方哲学所说，神心之了解万物是不经过逻辑数学的，因而上帝亦无所谓科学。从实践方面，说它之向上透而彻悟本源完全表示一个成就圣贤人格的道德实践，用到政治方面，也只成了一个圣君贤相的神治形态。只有治道而无政道的圣贤一心之治是不会出现近代化的国家政治法律的。这亦好像西方所说，上帝之治理世界是不通过国家政治法律之形态的。上帝的法就是从心流出的自然法。这不须要万物起而与上帝作对，与之订定制度，再立法律的。中国以往二千年的君主制，再益之以道家法家儒家所讲之治道，是完全向这个神治境界而趋的。落到现实上，就只是一个五伦。五伦完全出於人性，而有类乎自然法。皇帝治天下所用之法（这点与上帝不同，上帝根本不用法，）完全为保护五伦，以防悖伦。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生命之向上透，其境界虽高，而自人间之实现「道德理性」上说，却是不足的。向上所呈露之最高道德理性，即圣贤人格中之道德理性，若心觉方面之「知性」转不出，则道德理性亦封闭于个人之道德实践中而通不出来，亦有窒息之虞，即无通气处。若客观实践方面「政道」转不出，近代化的国家政治法律转不出，则道德理性亦不能广被地积极地实现出来，人间有睡眠停滞之虞，即不能繁兴大用而实现多方的价值。这就表示中国以前儒者所讲的「外王」是不够的。以前儒者所讲的外王由内圣直接推出来：以为正心诚意即可直接函外王，以为尽心尽性尽伦尽制即可直接推出外王，以为圣君贤相一心妙用之神治即可函外王之极致：此为外王之「直接形态」。这个直接形态的外王是不够的。现在我们知道，积极的外王，外王之充分地实现，客观地实现，必须经过一曲折，即前文所说的转一个湾，而建立一个政道，一个制度，而为间接的实现：此为外王之间接形态。亦如向上透所呈露之仁智合一之心需要再向下曲折一下而转出「知性」来，以备道德理性（即仁智合一的心性）之更进一步的实现。经过这一曲折，亦是间接实现。圣贤人格则是直接实现。所以道德理性之积极的实现，在知识与实践两方面，都需要一层曲折。而中国文化生命在以往的发展却未曾开出这层曲折。我在上文三节末曾说，它只在向上透一面大开大合。而未在向下方面撑开再转出一大开大合。「知性」与「政道」这两面的曲折即是向下方的大开合。我们须知：知性面的逻辑数学科学与客观实践方面的国家政治法律（近代化的）虽不是最高境界中的事，它是中间架构性东西，然而在人间实践过程中实现价值上，实现道德理性上，这中间架构性的东西却是不可少的。而中国文化生命在以往的发展却正少了这中间一层。（最高一层为神智与神治，最低一层为感觉，为动物的无治。）

　　我们如果明白这一点，则文化的未来发展，亦即儒家学术第三期发扬的内容与形态，（第一期为由孔孟荀至董仲舒，第二期为宋明理学，现在正需第三期之时，）即可得而明。而中西文化自然谐一之远景亦可得其途径矣。这两方面当然需要进一步详细论列，在此暂以疏导以往为主，故不再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