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在政治上强于孙策之处 孙权比孙策更有掌权者资质

　　孙策孙权都是三国时的人杰，这是不会有太大疑问的。
　　《三国志》对于孙策的赞誉也相当不错：“策为人，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江东的基业，会稽、丹杨、豫章、庐陵、吴郡（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江西等地）又多是孙策打下来的，于是，有人就以为孙权比孙策差的很多。
　　需要说明的是，直到孙策去世时，对江东的占有还是不稳固的。按《资治通鉴·63》“时（孙）策虽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江、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也就是说孙策所打下的地方，多只是各郡首府或主要城镇，大量农村及山区都还没建立有效统治，且人心也未附。孙权从孙策处接受的遗产，还需要经大量工作才可能成为立国的基业。

　　孙策临死时对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於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知卿。”对于孙策当时的心理状态及讲此话的动机，没必要猜清楚。问题是，这一段话是真实情况的反映吗？孙策在政治方面，也就是在争人心、保江东方面确不如孙权吗？
　　也就是说，如果孙策未遭暗杀，他是不是能把江东治理的更好？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作某种假定进行推论是不合适的。若孙策不是死于二十五岁，而像孙权一样活了七十岁，后来他会怎样，谁也无法断言。何况在治国方面，孙权也有自己的弱点，特别是在晚年。
　　也许，能严肃的讨论此事的方法，就是把孙策的在治国方面的弱点及不足之处列出来，和孙权掌政最初几年比较，或可以有一客观的看法。

　　《三国志》对孙策的不足之处的评价是“轻佻果躁”，意即‘轻率，不稳重，武断急躁’。轻佻，古意为不稳重，遇事不能深思熟虑，和近代多指男女间相处不严肃偏重面不同。
　　由历史记载可知，在战场上，在“决机於两陈之间”时，孙策应没有轻率急躁，否则不会屡战屡胜，有‘小霸王’之称，应是指政治或其它方面有此不足。
　　《三国志》46卷及裴注中确有这样的例子。

　　196年孙策引兵占领会稽（绍兴），有“屠东冶”之记载。据裴注，是在乌程（今湖州）有邹他、钱铜及王晟等，各聚众万馀或数千。孙策皆攻破之。除孙策母吴氏为王晟讲情外，其余均全族屠戮。在古代屠全族甚至屠城并不是特殊事件，但是，如是要在此地建立自己的基业，这种屠杀还是少些好，容易和自己的子民间产生仇恨。

　　孙策杀道士于吉事，在《三国演义》中有描述。除去其中出之于《搜神记》的怪诞成分，按史籍记载，于吉在吴郡会稽一带信徒很多，在一次集会中，三分之二的宾客都因于吉到来而去迎拜，置孙策于不顾。孙策愤恨，把他抓了起来，下令处死刑。孙策母亲为之讲情及诸将联名求情，也没起作用。此事和孙策死亡无甚关系。孙策处死他的原因是因他的信众太多，还挑战了自己的权威，没给自己留面子。对于这种宗教（或邪教）事务，简单的杀几个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对于自己的臣民中有这么多人信仰其教，必须认真对待，不可轻率。

　　杀于吉还可以用邪教来解释，但杀学者高岱，就更显示其‘轻佻果躁’。高岱在余姚，孙策请他来，并准备和他论讲《左传》。但因别人挑拨离间，在交谈时孙策以为高岱瞧不起自己，就抓了起来。很多人为高岱在露天静坐求情，孙策登楼看见求情者充斥街巷，对高岱能有这么多拥护者很愤恨，就杀了他。一个隐居的学者，你尊敬他，请他来，只因他的威信很高就杀他，这就有些过分了。高岱是吴郡人，不论是吴郡还是隐居地会稽，都是江东最重要的地区，如此杀戮会伤人心的。

　　孙策得罪伤害吴郡人不止杀高岱一事。早些时候，年轻的孙策曾去拜访庐江太守陆康，陆康让自己的主簿接待，孙策认为陆康瞧不起自己，怀恨在心。这就被与陆康不和的袁术利用，以把庐江给他为诱饵，唆使他去打陆康，孙策轻松打下庐江。按记载，城破后一个月陆康去世，此战中陆康宗族百余人死近一半。不过，袁术还是任命自己的亲信任庐江太守，玩了孙策一把。但此事对孙家和吴郡士族间关系有影响。陆康是吴郡四大士族之一陆家的重要人物，是陆绩的父亲、陆逊的叔祖父，孙策攻打庐江时，十二岁的陆逊正在庐江陆康处读书，陆康将年龄更小的陆绩和陆逊送回老家吴郡避战。
　　因认为别人瞧不起自己就被人当枪使，实为不智。即使不论官职大小，陆康已经六十多岁，而孙策二十左右，从年龄上讲差了两代，陆康没有亲自接待，也并不奇怪，是不应记恨的。

　　既然要在东吴建立帝王霸主基业，则必须和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在那个时代，得到士族门阀的支持，并使之愿为已效力，是十分重要的。而孙策和江东士族门阀间的关系却似不正常。
　　197年孙策取吴郡，次年曹操封之为吴侯。直到他200年去世，他的主要下属中一个吴郡人都没有。他所最重用的张纮是广陵（今江苏淮阴）人、周瑜是六安人、张昭是徐州人，都属长江以北。其实吴郡四大姓：朱、张、顾、陆中，人才济济，他一个也不重用，实为不智。

　　但孙权与孙策在这方面有很大不同，他接管权力伊始即重用的吴郡人氏有：
　　顾雍，200年孙权领会稽太守（原是孙策领会稽太守），成为江东实际掌权人。但孙权自己并不到郡管事，而是由顾雍任郡丞，代理太守。顾雍后任丞相，为吴国重臣。
　　陆绩，是有名的神童，二十四孝中的‘怀橘遗亲’就是他的真实故事。200年孙权掌权后即任年轻的陆绩为奏曹掾。
　　此外，陆续重用的还有：
　　陆逊，202年陆逊年仅二十一岁，应召入孙权幕府。三十六岁时任右都督，代吕蒙为前方统帅，先败关羽，后败刘备，北拒曹魏，是关键时期支撑东吴的重要人物。还有其弟陆瑁其子陆抗等都得重用。
　　朱桓，官至前将军。
　　张温，也曾任高官。
　　从孙权能顺利征召顾雍、陆绩等为官，可见吴郡四大门阀的人并不是不愿为孙氏效力，由此只能推论说，不愿重用吴郡人的是孙策。

　　由后来的历史看，江东门阀人才的对东吴政权的稳固发展的作用不可低估。当然，作为合格的统治者，不会允许自己的政权下有尾大不掉的势力。孙权对于江东士族门阀即利用又压制的策略是成熟的表现。
　　从政治上讲，孙权比孙策高明。

　　综以上所讲，孙权较孙策强的有二：
　　一是孙权不像孙策那样，一旦有触动自己自尊心，或感到在自己的臣民中有比自己更高的威望的人时，就起杀心。其实任何统治者都不愿自己的治下有威望远超自己的，但是，动辄杀人应是“轻佻果躁”的表现，和高岱之类有威望且隐居的学者较劲，更是不够成熟。孙权为国家利益，必要时能忍辱含诟，是不容易的。
　　二是孙策在用人方面不如孙权。《三国志》中评他“性阔达听受，善於用人，”似有些过分，他在请张紘出山，用张昭、周瑜等还是不错的，但从不用吴郡人这点看，还远没有作到广纳人才及善于用人的地步。

　　孙策号为小霸王，他确有像项羽之处，与之相比，孙权在用人上也有像刘邦之处。当然，比起刘项来，孙氏兄弟虽是人杰，但还难望其项背。
　　孙策临终时对自己和孙权的评价，基本上符合实际。孙策孙权都是三国时的人杰，这是不会有太大疑问的。
　　《三国志》对于孙策的赞誉也相当不错：“策为人，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江东的基业，会稽、丹杨、豫章、庐陵、吴郡（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江西等地）又多是孙策打下来的，于是，有人就以为孙权比孙策差的很多。
　　需要说明的是，直到孙策去世时，对江东的占有还是不稳固的。按《资治通鉴·63》“时（孙）策虽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江、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也就是说孙策所打下的地方，多只是各郡首府或主要城镇，大量农村及山区都还没建立有效统治，且人心也未附。孙权从孙策处接受的遗产，还需要经大量工作才可能成为立国的基业。

　　孙策临死时对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於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知卿。”对于孙策当时的心理状态及讲此话的动机，没必要猜清楚。问题是，这一段话是真实情况的反映吗？孙策在政治方面，也就是在争人心、保江东方面确不如孙权吗？
　　也就是说，如果孙策未遭暗杀，他是不是能把江东治理的更好？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作某种假定进行推论是不合适的。若孙策不是死于二十五岁，而像孙权一样活了七十岁，后来他会怎样，谁也无法断言。何况在治国方面，孙权也有自己的弱点，特别是在晚年。
　　也许，能严肃的讨论此事的方法，就是把孙策的在治国方面的弱点及不足之处列出来，和孙权掌政最初几年比较，或可以有一客观的看法。

　　《三国志》对孙策的不足之处的评价是“轻佻果躁”，意即‘轻率，不稳重，武断急躁’。轻佻，古意为不稳重，遇事不能深思熟虑，和近代多指男女间相处不严肃偏重面不同。
　　由历史记载可知，在战场上，在“决机於两陈之间”时，孙策应没有轻率急躁，否则不会屡战屡胜，有‘小霸王’之称，应是指政治或其它方面有此不足。
　　《三国志》46卷及裴注中确有这样的例子。

　　196年孙策引兵占领会稽（绍兴），有“屠东冶”之记载。据裴注，是在乌程（今湖州）有邹他、钱铜及王晟等，各聚众万馀或数千。孙策皆攻破之。除孙策母吴氏为王晟讲情外，其余均全族屠戮。在古代屠全族甚至屠城并不是特殊事件，但是，如是要在此地建立自己的基业，这种屠杀还是少些好，容易和自己的子民间产生仇恨。

　　孙策杀道士于吉事，在《三国演义》中有描述。除去其中出之于《搜神记》的怪诞成分，按史籍记载，于吉在吴郡会稽一带信徒很多，在一次集会中，三分之二的宾客都因于吉到来而去迎拜，置孙策于不顾。孙策愤恨，把他抓了起来，下令处死刑。孙策母亲为之讲情及诸将联名求情，也没起作用。此事和孙策死亡无甚关系。孙策处死他的原因是因他的信众太多，还挑战了自己的权威，没给自己留面子。对于这种宗教（或邪教）事务，简单的杀几个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对于自己的臣民中有这么多人信仰其教，必须认真对待，不可轻率。

　　杀于吉还可以用邪教来解释，但杀学者高岱，就更显示其‘轻佻果躁’。高岱在余姚，孙策请他来，并准备和他论讲《左传》。但因别人挑拨离间，在交谈时孙策以为高岱瞧不起自己，就抓了起来。很多人为高岱在露天静坐求情，孙策登楼看见求情者充斥街巷，对高岱能有这么多拥护者很愤恨，就杀了他。一个隐居的学者，你尊敬他，请他来，只因他的威信很高就杀他，这就有些过分了。高岱是吴郡人，不论是吴郡还是隐居地会稽，都是江东最重要的地区，如此杀戮会伤人心的。

　　孙策得罪伤害吴郡人不止杀高岱一事。早些时候，年轻的孙策曾去拜访庐江太守陆康，陆康让自己的主簿接待，孙策认为陆康瞧不起自己，怀恨在心。这就被与陆康不和的袁术利用，以把庐江给他为诱饵，唆使他去打陆康，孙策轻松打下庐江。按记载，城破后一个月陆康去世，此战中陆康宗族百余人死近一半。不过，袁术还是任命自己的亲信任庐江太守，玩了孙策一把。但此事对孙家和吴郡士族间关系有影响。陆康是吴郡四大士族之一陆家的重要人物，是陆绩的父亲、陆逊的叔祖父，孙策攻打庐江时，十二岁的陆逊正在庐江陆康处读书，陆康将年龄更小的陆绩和陆逊送回老家吴郡避战。
　　因认为别人瞧不起自己就被人当枪使，实为不智。即使不论官职大小，陆康已经六十多岁，而孙策二十左右，从年龄上讲差了两代，陆康没有亲自接待，也并不奇怪，是不应记恨的。

　　既然要在东吴建立帝王霸主基业，则必须和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在那个时代，得到士族门阀的支持，并使之愿为已效力，是十分重要的。而孙策和江东士族门阀间的关系却似不正常。
　　197年孙策取吴郡，次年曹操封之为吴侯。直到他200年去世，他的主要下属中一个吴郡人都没有。他所最重用的张纮是广陵（今江苏淮阴）人、周瑜是六安人、张昭是徐州人，都属长江以北。其实吴郡四大姓：朱、张、顾、陆中，人才济济，他一个也不重用，实为不智。

　　但孙权与孙策在这方面有很大不同，他接管权力伊始即重用的吴郡人氏有：
　　顾雍，200年孙权领会稽太守（原是孙策领会稽太守），成为江东实际掌权人。但孙权自己并不到郡管事，而是由顾雍任郡丞，代理太守。顾雍后任丞相，为吴国重臣。
　　陆绩，是有名的神童，二十四孝中的‘怀橘遗亲’就是他的真实故事。200年孙权掌权后即任年轻的陆绩为奏曹掾。
　　此外，陆续重用的还有：
　　陆逊，202年陆逊年仅二十一岁，应召入孙权幕府。三十六岁时任右都督，代吕蒙为前方统帅，先败关羽，后败刘备，北拒曹魏，是关键时期支撑东吴的重要人物。还有其弟陆瑁其子陆抗等都得重用。
　　朱桓，官至前将军。
　　张温，也曾任高官。
　　从孙权能顺利征召顾雍、陆绩等为官，可见吴郡四大门阀的人并不是不愿为孙氏效力，由此只能推论说，不愿重用吴郡人的是孙策。

　　由后来的历史看，江东门阀人才的对东吴政权的稳固发展的作用不可低估。当然，作为合格的统治者，不会允许自己的政权下有尾大不掉的势力。孙权对于江东士族门阀即利用又压制的策略是成熟的表现。
　　从政治上讲，孙权比孙策高明。

　　综以上所讲，孙权较孙策强的有二：
　　一是孙权不像孙策那样，一旦有触动自己自尊心，或感到在自己的臣民中有比自己更高的威望的人时，就起杀心。其实任何统治者都不愿自己的治下有威望远超自己的，但是，动辄杀人应是“轻佻果躁”的表现，和高岱之类有威望且隐居的学者较劲，更是不够成熟。孙权为国家利益，必要时能忍辱含诟，是不容易的。
　　二是孙策在用人方面不如孙权。《三国志》中评他“性阔达听受，善於用人，”似有些过分，他在请张紘出山，用张昭、周瑜等还是不错的，但从不用吴郡人这点看，还远没有作到广纳人才及善于用人的地步。

　　孙策号为小霸王，他确有像项羽之处，与之相比，孙权在用人上也有像刘邦之处。当然，比起刘项来，孙氏兄弟虽是人杰，但还难望其项背。
　　孙策临终时对自己和孙权的评价，基本上符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