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论坛：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再认识

　　总之，对其盟友来讲，美国这个朋友要交，外交上不妨是曲与周旋、有所应承，在一些特定场合上对华放些狠话，但千万不能较真当真，在政策落地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心中有数、脚下有线的。之前美国也在一些场合敲打了澳大利亚，明确提出了警告。至于菲律宾、日本这些国家，虽然最为积极，但前者指不上，后者靠不住。近期美菲虽然签署了防务强化合作协议，决定扩大美国在菲的基地使用权，作为回报美国也有一些动作协助菲律宾。但从整体财政环境上看，美对菲援助相当有限，而且从国内政治考虑，由于菲民间的疑美情绪和主权意识比较强，所以在对美支持方面也必将设置很多限制。总的看来，双方的合作所能带来的回报未必能尽如美国所愿。

　　就日本来讲，成为政治大国是其多年的政治目标，冷战结束后它第一次“放飞”便被美国打压，现在有了第二次机遇。美国放虎出笼，它便借船出海，拿中国说事，其实是三心二意另有所图。看似挑衅中国，充当对华盾牌，其实对美也包藏祸心，有待机脱离和裹挟美国的趋势。一旦日本在政治、法律和军事上松绑解套的话，就会罔顾美国蓄意祸事，美国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的可能性较大，而它自己就可藉口脱美，占领主动点。美国对日政策的操作难度不亚于对华政策，对日本这个双刃剑要避其锋而用其利，对美国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所以如果拿捏失准的话，到头来美国很可能是做茧自缚。

　　在伙伴关系方面，美国重点撒网，广泛培养，发展广泛灵活的伙伴关系，和印度、印尼这两个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主导的桥梁国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是，从传统上来讲，这两个国家都是不结盟的，虽然说美国推出新政策后它们在对美政策上展现出了一些灵活的姿态，但在主要国家竞相借重的情况下，为了最大限度的趋利避害，它们的对外政策仍以加强战略自主为核心，主张以不同的亲近程度和所有的国家进行合作，试图通过选择的多样化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为确保这些国家可持续地追求自身利益，虽然乐于从美亚太战略中获取红利，但是无意扮演反华棋子的角色，仍然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另外，在美国的战略全域当中，它把传统的联盟关系和新兴的伙伴关系是作为一个整体在策划的。用意是使其盟友拥有不同的来源，具备不同的功能，回应不同的期待。在亚太，它主要通过适度制造地区紧张的方式严密编制对华网络，重点依托其双边体系的同盟既有架构，一方面着力强化美国和盟国的纵向关系，同时以日本为基石，推动建立盟国之间，像日韩、日澳之间的横向联系，另一方面，力推印太亚洲的概念，力促印度东进亚太，积极发展盟国和伙伴之间的侧向联系。在此基础上，以美日同盟为基础，以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三边对话合作机制为核心，构筑一种多边性质的、小型横向的侧面关系。同时，在推动亚太整体布局上，由重北轻南向南北并重，东西对接转化的同时，积极扩边扩邻，意在把其同盟体系变成多层网状结构，保持更大的适应性。

　　应该说，美国这套战略运作起来也是有得有失。相对明显深化的日菲、日澳关系，日韩关系非但没有取得进展，甚至有倒退之势，同时，印度去年也明确表态，拒绝加入美澳印三方安全协议之类的任何多边安全框架，除非这些框架是由联合国发起的或有更大的代表性。最近莫迪访日也明确拒绝了将“日印2+2”外长防长会由副部长级提升为部长级，这都凸显了美国经营同盟伙伴网络的限度。

　　在多边关系方面，提升东盟和东亚峰会多边地区机制的地位是美国的一个重点，包括在经济架构上推动TPP。应该说，奥巴马上台后的一个对外政策的特点是“讲原则、重接触的现实主义”，运用规范的引导力量，塑造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确保的稳赢不输的制度安排。从针对性威慑的战略应用角度来讲，它对多边机制的作为既有适急应变的考量，也有造势布局的打算，攻、守、诱三者并举。攻就是慑止对手，守就是拒止对手，诱就是劝止对手，用意就是告诉对手，其他的路都行不通，唯一出路就是接受美国主导，把对手赶进一个制度的笼子，驾驭其发展轨迹。

　　具体来说，在政治安全框架方面，东盟、东亚峰会和层次略低的东盟防长扩大会是其经营重点，用意主要是支持东盟一体化，阻止东亚一体化，推进美国主导的亚太一体化。在美国的积极参与下，其相关框架平台和规格、影响力应该说是有较大的提升，但是在凝聚具体共识，解决具体问题上并没有改善。究其原因，还是地区机制地位权能的提升还得靠地区国家自身，美国作为一个外来户，虽想扮演召集者的角色，但没有地区国家的充分配合，它也拍不了板、成不了事。在地区经济框架方面，美国希望通过TPP来扩大其经济存在，而且也已取得成果：把日本拉进了谈判队伍且导致商议中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也陷入了停滞状态。虽然说RCEP目前保持了和TPP平衡发展的趋势，但应该说美国在这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日本的参与给了TPP生机，但其中的利益计算也很复杂，谈判前景依旧不容乐观。此外，像印度、印尼这些最具潜力的新兴国家，对TPP也比较消极，中国更是被排除在外。如果绕开这些目前亚洲比较有代表性的经济体，TPP的效果很可能是不得要领的。

　　在对华关系方面，与中国军方建立稳定持续的交流合作关系，避免出现以往的时断时续、慢热快冷的局面是美国的重点，应该说它在这方面还是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目前，在中美两国、两军的共同努力下，两军关系还是排除了各种干扰，维系住了常态化交流的局面，而且广度深度也有了明显的拓展。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受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影响，地区安全形势变得更加紧张而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变得更加恶化。尽管它一再声称无意遏制中国，只是塑造环境，但谁知道它这一套动作有着明确的指向。仅此而言，美国自身的亚太战略设计和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建立中美建设性关系的可能。虽然美国的对华政策近年来有一些微调，但策略性的调整只解决战术问题，不可能掩盖它旨在平衡中国的战略本质，可以说，在其亚太整体布局当中，在最需要用心的地方留下了一个最大的败笔。

　　总的看来，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处于战略递进状态，但总体上已经基本建立，在短短几年之内，美国所有意为可为之事都做了，其后续战略效应将由目前的急剧凸显期过渡到起伏不大的平台期。受前期战略失误和对安全团队调整的影响，在其剩余任期内，它的亚太战略虽然带有深刻的军事烙印，但将具有更加明显的经济取向和价值观色彩，同时，受自身实力底线和地区国家态度的限制，它在资源投入力度和战略介入方式上也会有所变化。

　　第四是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及硬实力、软实力各方面全面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投入。明确提出了亚太“前沿部署”外交政策的六条“关键方针”：加强双边军事同盟关系；深入开展与新兴国家包括中国的工作联系；参与地区多边组织；扩张贸易投资；向多个基地进驻部队；促进民主、人权（见美前国务卿希拉里所写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从上述政策变化可以看出，美国的这次战略调整有两个特点，一是有进有退、有攻有守；二是全方位。战略“再平衡”则是美国的最新提法，反映了美自身认识的深化，是对这次战略调整更全面、准确的描述。采取这一最新提法也有避免过于刺激中国的考虑。其中，战略重心转向亚太是这次调整的重点，其他方面调整均与此有或多或少的关联；在亚太战略方面，加强双边同盟关系、参与多边组织与扩张贸易投资则是重点，几年来，美国在这几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果。

　　首先是美日同盟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对于防范与制衡中国，美日互有需求。面对中国的崛起和自身实力的相对下降，美国决心借力日本，推动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安倍也刚好利用了这一点。今年年底美日将出台新的安保防卫指针。美韩军事同盟也进一步加强，双方去年已达成新的协议，除了继续防范、威慑朝鲜外，美韩同盟还将在地区与全球安全上发挥作用。美菲军事同盟也大大加强，菲律宾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从美国人手中收回了军事基地，但现在又重新向美国开放。此外，美国在澳大利亚的驻军人数在逐步增加，美还开始在新加坡部署滨海战舰。总之，美国利用东亚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出现的紧张形势，加强了其双边军事同盟体系。

　　其次，美国在建立伙伴关系方面也有进展，跟东盟的两个重要国家越南、印尼都建立了新的伙伴关系。

　　郭震远：也加入了东盟的《友好互助条约》。

　　张沱生：对，它现在也加入进去了。当年小布什执政时注意力不在这边，但当时许多美国人已经感觉到，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增长迅速，而美国的影响力却在下降，其盟国的离心力在发展。这几年，通过战略调整，美确实捞回了不少失分。美国在亚太、东亚多边对话机制中的影响力重新上升，它不仅在APEC、东盟外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中十分活跃，还加入了东亚峰会（东盟+8），并且积极主导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力图获得制定地区新经济规则的主导权。

　　郭震远：就等于是它自己说的“重返”了。

　　张沱生：但是，值得指出的一点是，美国仍然重视对华关系，其发展伙伴关系的方针是把中国包括在内的。这正是其战略调整的“高明”之处。近两年来，中美关系在摩擦上升的情况下，仍有一些新的发展，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美国接受了中国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其实，早在2009年中方就提出了这一主张，但当时美方没作任何回应。到2012年时，美国开始给出了比较积极的回应。2013年6月习奥庄园会晤时，两国元首终于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了初步共识。去年底，中美两军对构建新型两军关系也达成了共识，虽然美军方对此一直有点勉强，但最后还是同意了。

到目前为止，对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美国真正愿意接受的是中方提出的“不冲突，不对抗”的原则，对于“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两条原则，它心里总是感到别扭，觉得中国是要和它平起平坐，心有不甘。所以，既要肯定这一进展的重要意义，也要充分认识到，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总之，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在过去几年里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在诸多方面都在推进。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问题，突出的一点就是加剧了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

　　当前，对于美国重返亚太，国内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美国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是企图建立新的对华军事包围圈，对中国进行遏制。由此带来了中国安全环境的严重恶化，中美对抗或摊牌的可能性上升。这种观点在媒体、特别是非主流报刊上十分流行，在普通民众的认识上较为普遍，也出现在某些专家学者及政府官员口中。

　　二是认为美战略再平衡、将战略关注点转向亚太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中国是重要因素之一但并非全部。美对华政策仍是两面下注：一方面要继续扩大与中国的接触与合作，这在上面已提到了；另一方面则要加强对中国的防范与制约。在近期，由于美对华防范的一面突显，导致双方摩擦明显上升；但从长远看，其对中国防范制衡的努力将受到多种因素制约。因此，两国不会轻易走向战略对抗，中美关系的未来前景将取决于两国政策的互动。我本人比较赞同第二种看法。

　　对于美亚太战略再平衡及中美关系的前景，当前与今后将有三个重要看点。首先是看中美构建新兴大国关系的努力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有人说，现在的奥巴马政府比较弱势，将来美其他领导人上台，还会认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吗？这里确实有变数。但我认为，即使将来对华态度强硬的希拉里上台，恐怕也不会轻易抛弃这一尝试，因为实现这一目标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关键在于，中美两国要通过努力，使这一探索不断取得进展，首先在亚太形成一种两国“既相互博弈又相互合作”的良性的竞合关系。

　　其次是看地区内存在的诸多争端与热点的走势。主要是中日、中菲、中越之间在东海、南海的争端，还有台湾问题、朝核问题等。这些争端并不直接发生在中美之间，是所谓的第三方因素，但如果处理不好，都有可能把中美卷入摩擦与冲突。因此，这些第三方因素怎么演变，怎么解决，将会影响到将来中美在该区域的互动，影响到美战略再平衡的前景。

　　第三是看乌克兰危机和中东乱局如何演变。至少从现在来看，这些事件与乱局不仅将会对美国“重返亚太”形成较大的牵制，而且会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我认为，面对这些重大挑战，美国恐怕更多地是要争取中国的支持，寻求与中国的合作，而不是加剧与中国的摩擦与冲突。

　最后，我还想谈一下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动因，我在去年写的文章中主要指出了四点：

　　一、分享亚太经济成果。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重心已由跨大西洋地区转向跨太平洋地区，世界主要力量都要分享这一经济成果，作为亚太大国的美国怎可能例外？加之当前世界经济衰退，欧洲经济发展面临严重困难，美自身经济复苏乏力，这更增加了美转向亚太的紧迫性。

　　二、应对亚太地区内的多重挑战。冷战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亚太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使美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这使美国的危机感不断上升。这些挑战包括：中印、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及影响力的迅速上升；美在地区内软、硬实力的相对下降；地区热点的增多与发展；美盟国政策的变化和对美离心力的加大；东亚经济一体化及各种多边对话机制的发展等。为维护在亚太的主导地位，美决心加大对亚太的投入。

　　三、在总体实力相对下降，特别是国防开支被迫削减的情况下（未来10年内第一轮将削减3500至5000亿美元，第二轮还可能削减6000亿美元），突出并力保对重点地区（亚太）与重点领域（减少约15%的地面部队，增加海空力量）的投入。

　　四、美国内政治的需求。应对国会要求削减预算压力，为国防部、国内军工集团保持国防开支找依据，为民主党政权保持和巩固权力增加发言权和影响力。

　　此外，结束反恐战争有助美实现战略重心转移。美在上世纪末即提出“战略关注点东移”，但因“911事件”的发生，被反恐战争所迟滞。随着美开始从伊、阿撤军，奥巴马政权得以重新将战略重心转移提上日程。

　　到目前为止，美进行亚太战略再平衡的这些动因大致都没有改变。其中的一个重点动因，即防范与制约新兴大国——中国，在今后若干年内都不会轻易改变。中国要始终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我们的政策应是两手对两手，既合作又斗争，尽力争取两国关系较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也要对未来中美关系可能面临的困难做好充分准备。

　　美国的再平衡政策加速进行的另一项冲击点是中越南海冲突。2013年底，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将给东南亚国家提供1500万左右美元的援助，支持海上防务建设。7月，美国太平洋陆军副司令加里.哈拉访问越南，再次重申将支持越南在南海问题平衡中国影响。8月14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登蒲赛访问越南，希望推进与越南在海上安全方面的合作。美国及其海上盟友判断，中越海上对抗的加剧表明中国外交将越来越具有进攻性，而美国也将利用海洋秩序调整，动员更多区域外势力的影响压制中国的合法利益。

美国认为必须积极表态支持盟友，重振其地区影响力，压制中国在地区的扩张态势。5月28日，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表示，美国的国力比以往更加强盛，必须一如既往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领导作用。奥巴马还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军力所及的范围引起了邻国的不安”，美国打算支持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就南海争端达成行为准则，并试图要求各方通过国际法努力解决这些争端。

　　7月中旬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后，美方认为中方推进力度不够大，在诸多领域仍不够满意，特别是在网络安全治理上，中国提出了网络主权概念，进一步引发美国的担忧。8月13日，国务卿克里在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发表关于亚太政策的讲话，认为美国欢迎和平、繁荣与稳定的中国的崛起。但是，克里又强调，通过言词或者喊口号是不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

　　在亚太地区的美国盟友中，澳大利亚因其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联系、优越的地缘战略位置，其地位显然特殊，澳大利亚对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应对，既反映出地区局势的新动态，也反映出美国同盟体系的牢固性。2011年11月，在澳美新联盟60周年之际，奥巴马选择访问澳大利亚，宣布在澳北部、靠近东南亚的达尔文港部署美国海军陆战队，并约定于2016年底前完成2500人的部署。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宣布将把美国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地区，这一演讲代表着美国政府正式开始强力推动再平衡战略。

　　2014年8月12日，美澳“2+2”会议签署为期25年的《军事态势倡议》（Force Posture Initiatives，美方用Agreement），将达尔文驻军协议法律化，目前该港驻军规模已经接近1200人。

　　在亚太再平衡的第二轮调整中，美国显然也注意到澳大利亚战略界对澳大利亚战略走向的辩论，再度强调澳大利亚至关重要的地位。以休.怀特为代表的一批澳大利亚战略派，倾向于建议澳大利亚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保持平衡，但这种意见在美国压力下，最终并没有成为澳大利亚的国策。阿博特政府上台后，急速转向加强澳美同盟关系，并不惜得罪中国。而美国也继续抬升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岛屿的影响力，抗衡中国近年来在该区域稳步上升的影响力，美国还支持澳大利亚在地区安全合作、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美国在亚太的另一个重要盟友是日本，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组成部分，其调整也在迅速推进。2014年4月下旬，奥巴马访问日本。这是自1996年克林顿政府时期以来美国总统第一次正式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奥巴马亚洲行的目的之一，减缓乌克兰事件引发的信用危机，美国不得不对盟友关系进行再保障。目的之二，回应美国内外对“再平衡政策”的质疑。奥巴马政府的一些卸任高官对重返亚洲政策的效果表示质疑。据《纽约时报》报道，原朝鲜事务专员斯蒂芬.博斯沃思认为，再平衡战略不仅考虑欠妥，而且实施效果不佳。而负责东亚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克里斯多夫.希尔认为，美国重返亚洲政策表现得不够明显。

　在奥巴马出访之前的4月21日，再平衡政策的设计者、原国务院官员多尼隆表示美国转向亚洲政策是正确的一项战略。领土争端、民族主义、权力格局的变化以及朝鲜的威胁使得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和战略调整十分迫切。多尼隆确信，奥巴马的亚洲之行将落实和强化再平衡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包括强化东北亚的同盟关系，振兴在东南亚的存在等。而且，多尼隆认为，奥巴马此行的重点远超过盘活军事资产，更多的是强调外交和贸易。实事求是地讲，美方认识到以目前的财政困局要完全兑现军事承诺并不现实，只能通过提升盟友关系，放权给盟友，提振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此次访问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表态钓鱼岛适用于美日防卫条约第五条，并支持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从表态层级来看，这是美国钓鱼岛政策的一次大调整，也是美国重返亚洲政策的深度调整。奥巴马在欧洲、中东两个区域实行了战略忍让，但在东亚却展现出积极的介入。

　　值得注意的是，4月25日发表的美日联合声明，其标题是“日美共筑亚太及超越亚太的未来”。美日双方表示，日本宣导的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政策与美国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都将为巩固和平繁荣的亚太，发挥同盟的主导作用做出贡献。众所周知，亚太地区不少国家对日本的战略走向深表疑虑，而美日联合声明显然并未将中国视作地区框架的主要行为体。从日美联合声明列举问题的排序来看，依次是乌克兰问题、中东问题、朝鲜半岛问题，在上述三类问题中美日承认中国及其重要的作用，认为需要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但在随后提到的海洋问题、美日防卫合作指标、TPP、能源安全合作（包括美国向日本出口液化天然气）、美日在非洲的开发合作、美日与东盟的合作上，美日与中国更多是防御和竞争关系，这是令人担忧的。此外，联合声明还表示，日美两国支持亚洲开发银行（ADB）为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及连线性需要而采取的举措。这一点其实是针对中国2013年底提出的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AIIB），美日并不欢迎中国的举动、担心中国主导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但美日又无力承担亚洲互联互通建设所需的成本。

　　按照霸权稳定论的理论推理，主导国的衰退会引发国际秩序的动荡。20世纪70年代美国相对衰落之时，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朗发生革命，而全球经济秩序则进入重组，欧美日经济进行再调整，而中国则实行改革开放。当前国际局势的混乱与美国权势的衰退密切相关，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动荡仍在持续，极端势力（包括极端民族主义）再度兴起，而海洋秩序的深度转型则前所未有。总体来看，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深度调整，依然取决于美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以及大国关系的重组。

　　客观地说，美国亚太再平衡此轮调整取得实质性推进，特别是与澳大利亚、日本的双边关系层次上，而在经济多边主义方向上也有不错的进展，至少从中国方面一部分人士认为应该考虑加入TPP的反应来看，不能不说美国的动员能力依然强大，其背后则是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市场的吸纳能力。其次，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调整的中心任务之一是拉拢印度，但依托日本、澳大利亚拉拢印度的战略并未奏效，美日澳鼓吹多时的印太战略缺少印度政府的有力支持，印度的战略有其自身的考虑，中国在影响印度战略动向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如果以上两点判断成立，那么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仍然来自西太平洋区域，特别是日本进攻性外交所引发的地区动荡。再次，海洋问题已经成为此轮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中之重，美国联合海洋国家的态势十分明显。

但我们也要冷静地看到，从再平衡调整的目标来看，美国的对华策略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其长远目标仍然是构建、塑造中国崛起的新环境，使得中国融入美国创造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因此，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与冷战时期的对苏政策具有根本差异，不是赤裸裸的全面对抗，美国对华战略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更加长远的目标。中国不能犯战略性错误，误判形势，陷入美国某些民族主义势力的挑衅中。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充分注意到，美国对中国提议的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缺乏应有的尊重，美方并不乐意接受中国提议的尊重彼此核心利益，还难以从心理上接受崛起的中国有利于地区秩序的稳定。但中国仍然在这一体系之内，宣布做一个建设者和支持者，但要在某些领域提出积极的改进方案，使得全球治理更加优化。

　　从美国的关切点看，如何理解海洋问题在国家利益、全球利益和地区利益中的配比也越来越重要，美国作为海洋国家的确具有很强的全球利益基础。但在实现海洋利益的手段上，中美两国的期待出现了偏差。中国民众认为，强大的中国应该在地区海洋外交事务中更为强硬。而美国，以及某些周边国家的决策者和政策建议者，基本认为强大的国家应更加注重通过软实力手段，在国际规则和法治环境下推进共同利益。如何修正这种偏差，让两国精英和民众认可一个日渐相互依赖的关系依然有助于实现双方的战略目标将越来越难，因此中美两国都有必要与周边国家一起探讨良好的媒体舆论环境，引导各国舆论客观、公正地看待彼此的行为和意图。

　　从中国方面来看，下一步也应该更深入地看待以下问题。第一，要全面深入考察美国同盟体系，特别是美日同盟体系的牢固性、紧密性，以及在军事之外这类同盟的溢出效应，美国同盟体系具有相当广泛的实用性，不仅具有防务训练、情报共享机制，对若干地区的经济发展、地区稳定也有积极作用。第二，不能盲目高估中国的经济影响力，特别是需要冷静看待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关系在转化为战略影响力中的限度。例如，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但澳大利亚仍然将美国视作最重要的经济伙伴。第三，要更深入认识到海洋国家的战略特性，包括海洋不同于陆地的战略属性，重新评估美国强盛的海洋基础，美国借助海洋秩序调整可能充分压制中国崛起，而前一次对苏联的战略准备则是通过调整陆地政治秩序实现的。海洋首要的战略效应是通道，中国提出要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维护从东北亚到西印度洋的战略通道，但是如果不能慎重处理南海问题，这个连接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节点，中国就难以获得周边国家的信任，从而在沿途部署力量，提供地区公共物品。美国显着提升澳大利亚的战略地位，其目标之一是妄图在连接点上卡住中国的发展机遇，如果未来中国在该地区遭遇严重冲突的话，美国显然会进一步加强在南海的战略存在。第四，中国有必要认识到美国权势的维持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势力紧密相关，美国不只是站在地区角度处理西太平洋问题，而总是将其与美国的全球战略联系在一起，从而赋予这一地区相当高的权重，因此所谓亚太再平衡其实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核心，中国有必要更为审慎地从全球视角看待亚太再平衡的深度调整。

　　其次，中方提出的相互尊重，美方就有所保留，并不认可中方所提出的诉求。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强烈、自诩为“上帝选民”的国度，美国不会停止对外宣扬和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念。面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反共色彩浓厚的美国更不会放弃其渗透的图谋和行动。不仅如此，美国不愿也不会放弃干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自然就不会认同中方提出的“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除了台湾问题之外，在钓鱼岛和南海等问题上，美国所理解的自身利益甚至和中方主张的“核心利益”相互冲突，由此自然不可能接受中方的这一提法。不仅如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既担心也反对美国接受这一提法。

　第三，对于“合作共赢”的提法，美国同样有所保留，主要是顾及盟友及其伙伴的反应。事实上，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担心美国会越过他们而在一些问题上和中国达成一致，而损害他们的利益。具体到东亚地区，日本、菲律宾等盟友就非常担心美国在关键时刻不能兑现其承诺的义务，甚至在特定条件下越过这些国家而和中国达成交易，再次出现20世纪70年代“尼克森冲击”的场景。

　　从习近平正式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到奥巴马赞同“新型合作关系”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几经犹豫之后，2013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公开表态，首次官方承认“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赖斯表示，美国将寻求实施运作新型大国关系，在两国利益存在交集的事务上展开更深度的合作，同时管控不可避免的竞争关系。美国官方虽然认可了这一概念，但只是部分认可了中方提出的内涵，而美国国内精英阶层对于这一概念都有所保留，甚至怀有排斥的态度。不过，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应当有高中低层次，最低的目标应当是“不冲突、不对抗”，防止出现直接发生军事对抗与冲突。在我看来，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关于美国再平衡战略，基本评估主要还是那几个层面：外交上，奥巴马政府投入了更多的资源，包括人力和财力。奥巴马政府重视同东亚地区的关系，加大了同相关国家和地区组织的往来于合作。经济层面，奥巴马政府大力推进TPP，提升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发言权。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了美国同这一地区的投资与贸易往来，美国同这一地区特别是同东亚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金融危机来袭、美国经济陷入低谷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更希望通过强化同亚太地区国家的经贸往来，为美国的经济复苏助力。2010年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出口倍增计划，即从2010年至2015年争取实现美国的对外出口将增加一倍以上。奥巴马政府大力推进TPP，已经取得一定进展。至今年6月，已有12个国家参与谈判。一方面是经济利益所驱动；另一方面，则是有意削弱或减少周边国家在经贸上对于中国越来越大的依赖。当然，杜哈回合之后，美国也有意另起炉灶，引领全球贸易规则的制订。军事安全方面，加大美国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西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强化同地区内盟友的同盟关系。预计到2020年，不低于60%的军事力量将部署在亚太地区。美国已着手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基地部署美军

　　总体来讲，美国重返亚太有意实现的目标主要是三个：一是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二是分享亚太地区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红利；三是应对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大国的崛起。

　　成功的方面，我认为主要是美国充分挖掘和利用了东亚地区历史遗留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成功地利用了中国和周边邻国的领土纠纷，并把握住周边国家对于中国日益崛起的心理上的恐惧和担忧，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为其再平衡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条件。自实施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加强了同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强化了地区同盟关系，稳固了地区影响力。至少在美国人看来，这是美国重返亚太中最成功的一面。此外，还成功地打开了缅甸的大门，在该国的影响力迅速提升。应当说，美国在西太地区的影响力在上升，初步达到了巩固其地区主导权的目的。

　当然，美国再平衡战略也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

　　一是中美之间的猜疑加重，双方在亚太地区的博弈在加强。两强之间的猜疑，无助于地区的稳定。美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一旦有事件双方不能很好的管控，就会出现麻烦。在大家提到的南海、东海的问题，我觉得目前双方不可能有什么共识，除非是避免大的冲突，这点双方是有共识的。在美方看来，中国的行为越来越带有攻击性，咄咄逼人。美国如果不做反应的话，美国在其盟友和伙伴中的声誉就会受到影响。在这些问题上，中美双方几乎没有合作的空间。至于未来的趋势，我认为双方在这一地区的竞争与博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很难得到解决。

　　冷战时期，美苏能够在某些问题上实现平衡，包括在海洋、天空乃至太空，能达成一定的共识，协商达成一些规则，双方力图避免误判和冲突。但是，现在美国人似乎还不屑一顾，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讲白了，就是没有把中国当做一个平等的对手来看待。

　　我们一直希望美国人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不要选边站，美国人也公开说不会选边。但前助理国务卿薛瑞福曾说过一句话：美国不选边，但也不是中立。这是说给台湾听的，希望台湾不要介入钓鱼岛争端，可见美国的立场是有偏向的。现在美国人在东海和南海上的表态和行动都是颇为积极的，最新又提出了所谓各方冻结行动的提议。当然，美国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也是相对谨慎的。一方面需要利用这些问题为其再平衡战略服务；另一方面也不希望真的出现局势高度紧张的局面。美国其实也很担心会被第三方拖入战事，造成中美之间的正面碰撞。

　　刚才张老师提的去年中美关系比较好，我只能说去年气氛相对比较好而已，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可能气氛差一点。换一个角度来讲，短期是这样的，似乎到了一个低谷。但长期来讲，中美关系就是这样上下颠簸的，可能有时候幅度大一点，有时候幅度小一点。双方其实对于对方的立场以及自己的利益都很清楚。只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在双边里面，特别是在冲突的问题上，是否能够找到管控或者合作的空间。合作的地方最麻烦的就是西太平洋地区，跳出这个地区在其他地区的全球治理问题上，其实双方有很多合作的地方。即使有矛盾，也没那么严重，双方能够发现更多合作的空间。

　　二是美国没能从根本上消除亚洲地区国家对于美国实力和承担义务保证的担忧。美国自身实力下降，导致国际影响力也有所下降。各国对美国能否担负起责任、兑现承诺表示担忧。在乌克兰问题上，奥巴马政府是自取其辱，丢了颜面。尤其是乌克兰问题之后，虽然周边国家对美国有很高的期待，但质疑在加重。

　　三是大多数的中国周边国家还是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只是希望中美相互制衡，并从两边获取好处，即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希望用美国来平衡中国。

　第四，TPP的推进将进入深水区，面临的困难不小。TPP成功的一面是拉了很多国家进来，包括日本和韩国。现在12个国家参与谈判，阵势看着不小，动静挺大。但是谈判进展不顺畅，整合的难度加大，将来的前景到底怎么样，目前我们并不十分清楚。有美国学者告诉我，奥巴马政府的最大错误就是让日本这么早就加入谈判。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美日之间要达成一致，实现突破性进展，难度是相当大的。美日不能达成一致，整个谈判就会停滞下来，其他国家都会等着看。这位学者甚至悲观地认为，在奥巴马执政期限内，各方谈判不可能实现重大突破。即便各方谈判能够达成协议，也会在国会讨论通过时面临重重阻力。

　　第五，在同盟关系方面，日韩的问题。日韩之间由于历史和领土争端的嫌隙，双方关系不佳，阻碍了美国整合同盟关系的进程。

　　最后，内外多种因素牵制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实施。这包括中东局势（如伊拉克动荡局势、伊朗核问题、巴以谈判、阿富汗撤军等）、乌克兰变局的影响。美国国内多种因素也牵制着奥巴马政府，奥巴马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外交方面主要是应对。另外，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较高，财政状况不佳，社会两极化，两党扯皮以及新孤立主义情绪等等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美国外交政策的推进。

　　未来发展的趋势可能会有一些调整，比如说重点区域的问题。就总体来讲，大家在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转向亚太这一点上基本上达成共识，是没有太多争议的。克里最近在东西方中心的讲话，也明确讲到了未来美国的外交重点是亚太，基本上可以确定美国还会在这个地区投入大量的财力和物力。不仅如此，尽管扯皮不断，但民主、共和两党在再平衡战略上存有较高的共识。即使中东和乌克兰局势可能会对美国再平衡战略构成牵制，但目前看来尚不足以让美国做出重大调整。未来美国在推进再平衡战略的手段上如军事、外交与经济之间、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在中美关系上及在亚太地区内的再平衡上都会做出适当调整，但这种调整也只是微调而已。由于东北亚格局很难改变，因此美国会将重点转向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而美国也会竭力将发展与印度的关系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组成部分，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密切关注的事态。

　　关于同盟关系，我觉得还是会继续加强。至于刚刚谈到的澳大利亚，刚才小锺也讲到了，我补充三点：其一是澳大利亚跟中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可是心里却很害怕，害怕中国经济渗透带来的安全各方面的影响。从价值观上看，澳大利亚对中国非常怀疑、不认同。其二，澳大利亚想在亚太地区提升自身的作用和影响力，力图发挥类似日本那样的作用。其三就是在南太地区中澳的竞争。随着我们的影响力的提升，包括对外援助力度的加大，我们在南太地区的影响力大幅上升。而南太地区过去都是澳大利亚和纽西兰所主导的，近些年来我们在这一地区影响力的增强既让澳大利亚人嫉妒，也很不舒服。

　　随着澳大利亚把我们视为一种威胁，它自然想抓住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机遇，加强同美国的关系，相互利用。这跟日本的心态一样，日本利用美国，美国也是利用日本。

　　从地缘上，美国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利用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也实现了对地区热点问题的介入，并通过地区热点问题对地区主要力量之间的关系实施引导和塑造。一个最主要的标志是中日的结构性矛盾，现在形成了一定的固化。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实际上也在形成。虽然不是中国同东盟整体的，但是我觉得也相当于给中国和东盟的关系打入了相当重要的楔子。

　另外一个标志，就是对转型国家的争取和塑造，美国在介入，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缅甸，一个次要的例证就是对柬埔寨、老挝、越南这些国家的经营和争取，以及暗中推进的政治引导和社会塑造。

　　张沱生：包括对蒙古的影响也挺大的。

　　王鸿刚：对，蒙古在美国那里被誉为是亚洲民主化的民主样本。所以，我觉得美国对亚洲转型国家的争取和塑造，应该说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也是有进展的。因为亚洲整体上处于一个社会的转型阶段，这个阶段美国还是看到了其中所孕育的“机遇”。

　　如果从安全、经济、地缘、社会、热点问题这几个角度来看，美国经过过去这五年的努力，应该说把亚太再平衡战略整个一个新的布局系统滤了一遍。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它的布局已经基本形成，未来不会有太大的结构性的变化。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中国的情绪管控，和中美关系的管理，这其实也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经过过去这几年，现在对重大行动的相互通报、海上行为规则的谈判、中美军事安全的加强，实际客观上也实现了对中美总体关系的掌控。

　　从美国这个角度说，美国基本上实现了目标，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克里一上台，中东还没有乱的时候，他就把重点转向了推动中东的巴以和平进程，不是因为中东乱了，才被迫去搞。未来会继续在这个大框架内继续推进。

　　另外一个问题，美国会不会在中东、亚太、欧亚这几个地缘的重点地区这么做。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解释，就是美国的战略东移进程实际上是从冷战结束之后就开始了。20世纪最后十年是在前苏联空间进行，21世纪前十年是在中东和南亚穆斯林聚居区进行经营。第二个十年顺理成章就推到了亚太地区。

　当然，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并不巩固，还没有达到掌控世界的程度。未来美国还会在全球重点地区加强经营，从这点上来讲，亚太地区不是美国的唯一关注点，美国会在几个重要的地缘板块同时加强经营。

　　关于美国的亚太战略与中美关系之间的关联，中美两个国家是不是对手？我觉得现在来讲，还不能说肯定就是。但是在亚太这个地区，诸多地缘矛盾的表现形式是中国与邻国之间的矛盾，但其本质均是中美矛盾。具体而言，第一个是中国的人民币同美元之间的矛盾，其实亚洲绝大部分国家已经成为中国的贸易伙伴，我觉得如果照这个逻辑推下去，其实人民币的使用，尤其是现在我们要推人民币国际化，在我们周边要广泛使用，这就涉及到到底是美元还是人民币的使用问题。二是美军和解放军之间的矛盾，这一点毋庸讳言。两大军事力量如何在这一地区共存，目前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三是中国理念与西方理念之间的矛盾，这个地区的规则制定到底按照什么样的理念来进行，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三点，可归结为一点，就是中国宣导的地区秩序和美国宣导的地区秩序之间的矛盾。虽然在全球范围内，中美还不能势均力敌，但是在亚太地区，中国拥有主场优势，中美两国还是有的一比的。纵然美国声称在亚太并非为了对付中国，但是从主要矛盾方面来看，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博弈就是一个主线。至于未来要怎么做，美国的布局已经形成，而中美之间博弈也将在经济、货币使用、安全、规则、理念等方面全面展开。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必有难以避免的战略对抗和冲突。从大历史方面来看，各国通常都是在冲突中融合。未来有两点值得关注：

　　一是中美能否建成“新型大国关系”。未来是否是中美之间能否良性互动，实现共同演进，还有待各方共同努力。

　　二是中国自己的亚太战略的走向。美国亚太战略推行的最大的影响就是激发了中国的潜力。在21世纪前一个十年里，中国对周边的经营有点随意、漫不经心，实际上美国的介入给中国造成了新的调整，也激发了中国对周边的更系统的塑造。中国与周边最终能否建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值得关注。在经济层面，如何通过互联互通进一步强化互利共赢；安全层面，能否有效管控领土领海争端；社会层面，如何通过利益相近、文化相通、经济融合比较深这样一些综合性的优势，来强化我们对这些国家政局走向的影响能力。这些不仅将影响中国与周边的长期关系，也将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

　　反过来，我们要汲取教训。2012年6月底我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讲中美构建新兴大国关系的历史逻辑时就提到了巧实力。我说，按东方人的语言来讲，巧实力就是软硬兼施并通过其获得最大收益，当时，约瑟夫·奈也对这点表示赞赏。我一直怀疑美国的亚太战略调整是重大的战略欺骗，就像当年里根政府的战略防御创新计划（SDI）似的。当然，战略欺骗也不全是玩假的，它必须是虚实结合，有真有假，有虚有实，有的时候实多虚少，有的时候假多真少，总而言之这是一种高度灵活的战略。

　譬如，就美国这几年的国防军费开支一路减少的情况下，能在亚太有这样或那样的部署吗？说把60%的海军力量放到亚太，但这是比例概念，它的绝对量到底是多少？所以我认为，它整个的亚太战略调整根本矛盾在于力不从心。这对于它是一个根本且难以消除的矛盾，也是我们判断其下一步前景时必须时刻把握的问题。当初奥巴马是有点理想主义的，希望能结束伊、阿战争就全心投入亚太，但这两年问题又起，还出了新的乌克兰问题。我认为，乌克兰问题有可能是有转折意义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改变了美俄、西方世界和俄罗斯以及中俄、中美之间的关系，还真有点回到当年美、中、苏战略三角关系的意味，但这不是简单的重复也远不到那个程度。不过，没有乌克兰事件，中俄的关系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走的那么顺畅。

　　张沱生：之前谈了十年都没谈妥。

　　袁征：其实双方都不满意，但都各让一步，是政治决定的。

　　郭震远：对，所以奥巴马所指望的天下无事，全力经营亚太的这种先决条件恐怕是不具备了。说到底，还是美国力量和目标的差距问题。我认为，美国不仅面临这个问题，而且还在加剧。

　　再说一点，中美关系以去年底中国设定东海防空识别区开始明显增多，中美已经进入到又一个摩擦多发阶段。但是我认为这个摩擦多发阶段和以前的不一样，以前基本上是由中美的双边问题所引起的，例如：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贸易不平衡问题等等。但这次是因为非双边的问题：中日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是美国插手而引发的。还有就是，以往的摩擦烈度很高，对中美关系影响非常严重，但这一次，烈度不是很高，中美之间合作照样推进，高层依旧互访，而且中美军事合作这个短板在一年中也有所推进。另外，以前摩擦时间持续较短，一般不超过半年，而这次已经快一年，可能还会常态化。也许，这种“竞争合作、交叉发展”的状态正是中美正在起步构建新兴大国关系的写照。

　　袁征：我补充一点，中美关系越来越成熟，心态越来越平和。中美关系，合作是主流，但摩擦不可避免。另外一个就是互联网的沟通机制的确立，双方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总体来讲是比较通畅的，双方在避免出现战略误判。这两个因素是造成目前虽然是出了很多事，但是大家比较平和。

　　郭震远：你刚才讲的那句，我非常赞成，成熟了。明白了怎么回事，不会像原来一样一弄就受不了。

评论员简介:

　　张沱生：现任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战略研究丛书编委会主任、研究员，同时兼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及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亚太安全、安全危机管理与中国对外政策。

　　俞晓鹏：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二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曾任《外国军事学术》杂志总编等职，主要从事美国战略、作战理论，以及国际安全、军事历史等研究。

　　袁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美国外交与中美关系。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和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访学。参与撰写和出版的学术著作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国际评论近400篇。

　　王鸿刚：博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军科院中美军事关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媒体的特约评论员。主要从事美国全球战略、中美关系、中国对外战略等方面研究。着有《中美亚太共处之道》等著作，以及“大变局下的中美关系与中美战略博弈”、“共同演进：对中美在亚太关系模式的思考”等论文。

　　锺飞腾：1979年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早稻田大学哲学博士（2009年）、北京大学法学博士（2009年）。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外直接投资、东亚与美国。主要著作有《管控投资自由化：美国应对日本直接投资的挑战（1985-1993）》（专着）、《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译着）等，并在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十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