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PK朱元璋——谁在海禁上罪责更大

　　先说明一点：把海禁主要看作是不允许或严格限制外国商人对华贸易，这是外国历史学家或深受其影响的国人的观点，实际上，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海禁的主要恶劣之处在于限制中国民间的海外贸易以及限制中国人对外交流，对近代中国的发展负面影响更大。谈海禁的罪责，也主要从这一方面出发。
　　                             
　　朱元璋和康熙都是在历史上有巨大影响的帝王，二人都做了一些被后人称颂的事，例如朱元璋驱逐元蒙统治者，康熙收复台湾等，但二人都做了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长远的坏事，这就是海禁。
　　朱元璋，还有他的儿子朱棣都禁止民间的海外贸易和中外民间的交流，这对于中国近六七百年来的发展有着极长远的负面影响。如果，要找寻影响中国发展的历史罪人，朱元璋必是其中一个。
　　康熙在海禁方面的罪责也是很大的，究竟他们二人谁的责任更大，则需要分析。
                           
　　一，朱元璋是长时间海禁始作俑者
                          
　　实际上海禁的始作俑者是蒙元统治者。元之海禁出现在元开国后四十馀年,三十年间四禁四开,海禁之期短者三年,长者六年,为时不长;三次海禁间隔,短者三年长者九年,为时也不长。不能把海禁看作是元朝的国策。
　　长时间海禁，把海禁当作国策的是朱元璋。所以，可以说他是是禁止民间海外贸易的始作俑者。
　　朱元璋曾多次下令不允许平民百姓和国外联系的命令。洪武二十三年诏令户部：私自和外国来往，私自进行贸易，应严厉禁止，不论是军是民，是官是私，和外国贸易者都应治罪。二十七年又下令不许民间买卖及使用外国货。永乐二年朱棣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这是一种釜底抽薪办法。可见这父子二人都是不遗余力地禁止民间贸易。
　　虽然在不少时间里，清政府并未绝对禁止任何外贸易，但是，在康熙二十二年的规定中，不许造大船，限制出海时间，也就是不许远航，对船上携带物品不合理限制，还在事实上限制了上层社会成员出海等。扼杀了外贸的活力，禁绝了人们对海外的了解，和完全海禁并无大差别。何况在康熙末年还莫名其妙的下令禁绝百姓到南洋进行贸易。在海禁方面也是有罪责的。（这在前几日发的拙文《康熙海禁——对近代中华民族的发展最恶劣的影响》已加以说明，不再赘述。）
　　从时间先后上看，朱元璋的罪责似大于康熙。
                                 
　　二，朱元璋和朱棣并没有闭关锁国
                                       
　　不过，明初虽然对一般百姓出海有严格限制，但却并不是闭关锁国，朱棣似乎还很有海洋意识，曾派郑和多次下西洋。他禁止的是民间出海贸易。他不但招引各国贡使前来，还可以带商人来，更重要的是他还派郑和等人出去，不但要了解国外的情况，还要维持秩序。所以，他封闭的只是民间活动，在他在位期间，官方的活动不但不禁，而且还相当活跃。
　　当时明皇朝的一些政策和措施还是有道理的。比如说，可以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间交通水道的满剌加，占有现在马来亚南部的马六甲和新加坡一带，是很关键的战略要地。明政府和该国的国王及其儿子、孙子关系搞的都很好，这三代国君都曾亲自到北京来过，被葡萄牙人侵占之前，满剌加一直是明朝在海外最忠实的朋友之一。朱棣（或是郑和）能有这样的战略眼光，真是很不容易的。
　　官方海外活动是非常耗费金钱的，没有能坚持很长时间，随着皇家船队停止出海，中国也就渐渐自我封闭起来。
　　相比之下，清朝政府，包括被有些人颂之为英明大帝的康熙，并没有进行什么值得一提的官方的海外活动。
　　海禁最大恶果之一是不允许中国人了解世界，自己落后尚不知。但是，明初官方尚是了解海外大势的。而清朝官民则对世界一概不知，即使是传教士对皇帝有选择的介绍，这种知识都被严密的封锁在极小的圈子内，主持国政的官员们也不得而知。
　　这官方的对外活动的比较中，康熙远落在朱棣后面。
                              
　　三，明初清初中国的国际环境很不相同
                           
　　明朝初年，欧洲人还不知道绕过非洲就可以航行到东方，所以，说欧洲人可能会祸害中国，还只能被看作天方夜谭，杞人忧天。
　　清朝初年的国际形势大不一样，清初欧洲人不但进入了太平洋，已经占领了中国周边的不少地区：葡萄牙占领马六甲（现属马来西亚），西班牙占领吕宋（菲律宾），荷兰占领爪哇（现属印度尼西亚）等地，葡萄牙占领了中国的澳门，西班牙和荷兰还曾占领过中国的台湾。这些事都发生在明朝中后期，康熙帝自己主持了《明史》的编写，他应当很清楚中国周边地区受欧洲国家侵略的事实。
　　清朝初年，在中国的周围已经出现欧洲的势力，虽然当时还不能形成对中国真正的致命威胁，但也不应视而不见。这是清初和明初的国际环境的第一个巨大不同。
　　而欧洲人舰队知道绕过非洲好望角能到达亚洲，第一次是1497年（明朝已建立129年）葡萄牙人达迦马的船队的航行，远在朱元璋朱棣之后，不应该要求明朝开国皇帝有预见未来的能力。
　　                                 
　　在明朝初年，欧洲还相当落后愚昧。仅举一例： 在欧洲基督教势力极强，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1517年明正德年间，明朝立国后约150年。），他主张信徒们直接从《圣经》中接受神的启示。为了反对宗教改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曾发布命令，如果未经允许，私自阅读《圣经》，或在公开或私人场合讲解《圣经》的一律处死，若表示忏悔，男子斩首，女子活埋，若不忏悔，则烧死。由此可想像其落后愚昧之程度。
　　而在康熙年间，欧洲的发展已经明显超过了中国，比如牛顿（1643~1727年）就是康熙（1654~1722年）的同时代人。这是清初和明初第二个不同。
　　                                   
　　可以举个比喻来说明两朝的君主们在处置对外关系上的差别。设想有一个村落中，住了不少人，其统治者对自己本人的安全极端重视；他发现村落之外的人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武器能威胁自己，但是他非常担心自己村落中有人出去建立自己不能控制的根据地，率领外面的人或帮助他们来侵犯自己；于是，他下令除了他自己以外，谁也不许和村外人接触，否则就要受到惩罚；同时在自己和村外人打交道时尽量搞好关系。
　　这可以用来作为明朱元璋和朱棣的对外政策的比喻吧。他们所搞的并非高明之策，不过对于一些除了自己之外，什么人都不信任，有些怀疑狂迹象的统治者来说，似也有理由制定这样的政策。
　　                                   
　　至于清朝的康熙帝及其后继者，要糟糕的多。设想他也统治一个类似的村落，对本村村民更不信任；他发现村外之人有些是很能干的，甚至比自己村民还能干，有些已经在侵占村外邻近的地方，甚至曾侵占本村的地方；于是，他下令谁也不许和村外人打交道，尽量把整个村落封闭起来，避免治下之民和外边的人纠合。自己也尽一切可能不去和村外人打交道。这种鸵鸟政策以及对治下村民更严重的不信任，显然更为低劣。
　　康熙对欧洲及世界形势多少有些了解，他曾说过：“海外西洋诸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见《清圣祖实录．２７０》）。既然知道西洋可能会成为中国的威胁，却为限制中国人出海设制这么多障碍，甚至下令闭关，自己也不设法直接了解其实情，称其为鸵鸟政策是合适的。和明朝的前几个君主相比较，他应负的罪责，要严重的多。
　　在这一方面，康熙的政策和朱氏父子相比，其恶劣程度要高的多。
                                 
　　四，明清的海禁政策的后果不同
                             
　　虽然朱元璋和朱棣曾下了很严的命令禁止民间出海，明朝前期和中期的皇帝也都继承了这一错误政策。但是，在执行这一政策的后果方面，明朝和清朝不同之处有二：一是明朝中后期大部分时间内，统治的力度远没有清朝那样强，虽然有海禁的政策，下面的执行者未必都能不走样的照办；其二是明朝后期开了海禁，也就是说，明朝的海禁政策并没有能坚持下去，康熙帝海禁是不能看作朱元璋政策的延续。
　　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正式废除海禁令，在名义上，海禁令在明朝执行了近二百年，但实际上有效的海禁并没有这样长的时间。对外贸易的巨大利益强烈地吸引着沿海的臣民，同时，在有限的耕地上人口的增加，也使得东南沿海居民在寻求一条新的生路，这就是出海，私下海外贸易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存在的。
　　在明朝中期，民间多私自出海贸易，尤其是在福建沿海更甚。据张燮《东西洋考》中记载，约在明朝建立一百年后，也就是成化、弘治年间，已有“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又过了五六十年，到了嘉靖朝，“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 （见《明经世文编．２４３》）。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臣民们好象把海禁令忘掉了。“虽重以充军处死之条，尚犹结党成风，造舡出海，私相贸易，恬无畏忌。”（见《明经世文编．２８０》）可见虽然有严厉的禁令，但人们仍结伙造船出海，私自进行贸易，并不惧怕。
　　当时，在外贸中，中国是出超国，大量的白银由国外流入。据统计，由隆庆五年至明朝灭亡七十四年中，从马尼拉流入中国的白银中，中国商人带入的接近六成，其余四成多是葡萄牙及西班牙商人带到中国来的。相比起来，中国从事外贸的商人的势力不算很小，并没有将大部分利益奉送给欧洲商人，大体上可以看作是跟上了当时东南亚及东亚国际间贸易的步伐。
　　如果从明朝后期，即十六世纪，当权者就对中国人参与外贸管理上放任，按外贸可能有极丰富利润，那么爱发财的中国人参与外贸的程度及规模，随着时间推移，不能排除继续增大的可能性；在以后的几百年中，跟上国际贸易步伐也不是绝对不可能。
　　等到康熙帝所开创的海禁被迫取消后，中国想在海外贸易上再想快速的跟上欧洲的步伐已经难比登天。
　　可见康熙海禁的对后世的恶劣影响远大于朱氏父子。
                              
　　虽说各有各的帐，但从全局看，从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影响看，对近代中国孱弱的因果关系看，清朝皇帝，主要是康熙帝的罪责是不能因为朱元璋和朱棣曾经禁止平民百姓出海而减轻，在海禁的恶劣的长远负作用方面，康熙帝所应负的罪责远高于朱元璋父子。　先说明一点：把海禁主要看作是不允许或严格限制外国商人对华贸易，这是外国历史学家或深受其影响的国人的观点，实际上，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海禁的主要恶劣之处在于限制中国民间的海外贸易以及限制中国人对外交流，对近代中国的发展负面影响更大。谈海禁的罪责，也主要从这一方面出发。
　　                             
　　朱元璋和康熙都是在历史上有巨大影响的帝王，二人都做了一些被后人称颂的事，例如朱元璋驱逐元蒙统治者，康熙收复台湾等，但二人都做了对中国历史发展影响长远的坏事，这就是海禁。
　　朱元璋，还有他的儿子朱棣都禁止民间的海外贸易和中外民间的交流，这对于中国近六七百年来的发展有着极长远的负面影响。如果，要找寻影响中国发展的历史罪人，朱元璋必是其中一个。
　　康熙在海禁方面的罪责也是很大的，究竟他们二人谁的责任更大，则需要分析。
                           
　　一，朱元璋是长时间海禁始作俑者
                          
　　实际上海禁的始作俑者是蒙元统治者。元之海禁出现在元开国后四十馀年,三十年间四禁四开,海禁之期短者三年,长者六年,为时不长;三次海禁间隔,短者三年长者九年,为时也不长。不能把海禁看作是元朝的国策。
　　长时间海禁，把海禁当作国策的是朱元璋。所以，可以说他是是禁止民间海外贸易的始作俑者。
　　朱元璋曾多次下令不允许平民百姓和国外联系的命令。洪武二十三年诏令户部：私自和外国来往，私自进行贸易，应严厉禁止，不论是军是民，是官是私，和外国贸易者都应治罪。二十七年又下令不许民间买卖及使用外国货。永乐二年朱棣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这是一种釜底抽薪办法。可见这父子二人都是不遗余力地禁止民间贸易。
　　虽然在不少时间里，清政府并未绝对禁止任何外贸易，但是，在康熙二十二年的规定中，不许造大船，限制出海时间，也就是不许远航，对船上携带物品不合理限制，还在事实上限制了上层社会成员出海等。扼杀了外贸的活力，禁绝了人们对海外的了解，和完全海禁并无大差别。何况在康熙末年还莫名其妙的下令禁绝百姓到南洋进行贸易。在海禁方面也是有罪责的。（这在前几日发的拙文《康熙海禁——对近代中华民族的发展最恶劣的影响》已加以说明，不再赘述。）
　　从时间先后上看，朱元璋的罪责似大于康熙。
                                 
　　二，朱元璋和朱棣并没有闭关锁国
                                       
　　不过，明初虽然对一般百姓出海有严格限制，但却并不是闭关锁国，朱棣似乎还很有海洋意识，曾派郑和多次下西洋。他禁止的是民间出海贸易。他不但招引各国贡使前来，还可以带商人来，更重要的是他还派郑和等人出去，不但要了解国外的情况，还要维持秩序。所以，他封闭的只是民间活动，在他在位期间，官方的活动不但不禁，而且还相当活跃。
　　当时明皇朝的一些政策和措施还是有道理的。比如说，可以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间交通水道的满剌加，占有现在马来亚南部的马六甲和新加坡一带，是很关键的战略要地。明政府和该国的国王及其儿子、孙子关系搞的都很好，这三代国君都曾亲自到北京来过，被葡萄牙人侵占之前，满剌加一直是明朝在海外最忠实的朋友之一。朱棣（或是郑和）能有这样的战略眼光，真是很不容易的。
　　官方海外活动是非常耗费金钱的，没有能坚持很长时间，随着皇家船队停止出海，中国也就渐渐自我封闭起来。
　　相比之下，清朝政府，包括被有些人颂之为英明大帝的康熙，并没有进行什么值得一提的官方的海外活动。
　　海禁最大恶果之一是不允许中国人了解世界，自己落后尚不知。但是，明初官方尚是了解海外大势的。而清朝官民则对世界一概不知，即使是传教士对皇帝有选择的介绍，这种知识都被严密的封锁在极小的圈子内，主持国政的官员们也不得而知。
　　这官方的对外活动的比较中，康熙远落在朱棣后面。
                              
　　三，明初清初中国的国际环境很不相同
                           
　　明朝初年，欧洲人还不知道绕过非洲就可以航行到东方，所以，说欧洲人可能会祸害中国，还只能被看作天方夜谭，杞人忧天。
　　清朝初年的国际形势大不一样，清初欧洲人不但进入了太平洋，已经占领了中国周边的不少地区：葡萄牙占领马六甲（现属马来西亚），西班牙占领吕宋（菲律宾），荷兰占领爪哇（现属印度尼西亚）等地，葡萄牙占领了中国的澳门，西班牙和荷兰还曾占领过中国的台湾。这些事都发生在明朝中后期，康熙帝自己主持了《明史》的编写，他应当很清楚中国周边地区受欧洲国家侵略的事实。
　　清朝初年，在中国的周围已经出现欧洲的势力，虽然当时还不能形成对中国真正的致命威胁，但也不应视而不见。这是清初和明初的国际环境的第一个巨大不同。
　　而欧洲人舰队知道绕过非洲好望角能到达亚洲，第一次是1497年（明朝已建立129年）葡萄牙人达迦马的船队的航行，远在朱元璋朱棣之后，不应该要求明朝开国皇帝有预见未来的能力。
　　                                 
　　在明朝初年，欧洲还相当落后愚昧。仅举一例： 在欧洲基督教势力极强，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1517年明正德年间，明朝立国后约150年。），他主张信徒们直接从《圣经》中接受神的启示。为了反对宗教改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曾发布命令，如果未经允许，私自阅读《圣经》，或在公开或私人场合讲解《圣经》的一律处死，若表示忏悔，男子斩首，女子活埋，若不忏悔，则烧死。由此可想像其落后愚昧之程度。
　　而在康熙年间，欧洲的发展已经明显超过了中国，比如牛顿（1643~1727年）就是康熙（1654~1722年）的同时代人。这是清初和明初第二个不同。
　　                                   
　　可以举个比喻来说明两朝的君主们在处置对外关系上的差别。设想有一个村落中，住了不少人，其统治者对自己本人的安全极端重视；他发现村落之外的人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武器能威胁自己，但是他非常担心自己村落中有人出去建立自己不能控制的根据地，率领外面的人或帮助他们来侵犯自己；于是，他下令除了他自己以外，谁也不许和村外人接触，否则就要受到惩罚；同时在自己和村外人打交道时尽量搞好关系。
　　这可以用来作为明朱元璋和朱棣的对外政策的比喻吧。他们所搞的并非高明之策，不过对于一些除了自己之外，什么人都不信任，有些怀疑狂迹象的统治者来说，似也有理由制定这样的政策。
　　                                   
　　至于清朝的康熙帝及其后继者，要糟糕的多。设想他也统治一个类似的村落，对本村村民更不信任；他发现村外之人有些是很能干的，甚至比自己村民还能干，有些已经在侵占村外邻近的地方，甚至曾侵占本村的地方；于是，他下令谁也不许和村外人打交道，尽量把整个村落封闭起来，避免治下之民和外边的人纠合。自己也尽一切可能不去和村外人打交道。这种鸵鸟政策以及对治下村民更严重的不信任，显然更为低劣。
　　康熙对欧洲及世界形势多少有些了解，他曾说过：“海外西洋诸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见《清圣祖实录．２７０》）。既然知道西洋可能会成为中国的威胁，却为限制中国人出海设制这么多障碍，甚至下令闭关，自己也不设法直接了解其实情，称其为鸵鸟政策是合适的。和明朝的前几个君主相比较，他应负的罪责，要严重的多。
　　在这一方面，康熙的政策和朱氏父子相比，其恶劣程度要高的多。
                                 
　　四，明清的海禁政策的后果不同
                             
　　虽然朱元璋和朱棣曾下了很严的命令禁止民间出海，明朝前期和中期的皇帝也都继承了这一错误政策。但是，在执行这一政策的后果方面，明朝和清朝不同之处有二：一是明朝中后期大部分时间内，统治的力度远没有清朝那样强，虽然有海禁的政策，下面的执行者未必都能不走样的照办；其二是明朝后期开了海禁，也就是说，明朝的海禁政策并没有能坚持下去，康熙帝海禁是不能看作朱元璋政策的延续。
　　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正式废除海禁令，在名义上，海禁令在明朝执行了近二百年，但实际上有效的海禁并没有这样长的时间。对外贸易的巨大利益强烈地吸引着沿海的臣民，同时，在有限的耕地上人口的增加，也使得东南沿海居民在寻求一条新的生路，这就是出海，私下海外贸易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存在的。
　　在明朝中期，民间多私自出海贸易，尤其是在福建沿海更甚。据张燮《东西洋考》中记载，约在明朝建立一百年后，也就是成化、弘治年间，已有“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又过了五六十年，到了嘉靖朝，“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 （见《明经世文编．２４３》）。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臣民们好象把海禁令忘掉了。“虽重以充军处死之条，尚犹结党成风，造舡出海，私相贸易，恬无畏忌。”（见《明经世文编．２８０》）可见虽然有严厉的禁令，但人们仍结伙造船出海，私自进行贸易，并不惧怕。
　　当时，在外贸中，中国是出超国，大量的白银由国外流入。据统计，由隆庆五年至明朝灭亡七十四年中，从马尼拉流入中国的白银中，中国商人带入的接近六成，其余四成多是葡萄牙及西班牙商人带到中国来的。相比起来，中国从事外贸的商人的势力不算很小，并没有将大部分利益奉送给欧洲商人，大体上可以看作是跟上了当时东南亚及东亚国际间贸易的步伐。
　　如果从明朝后期，即十六世纪，当权者就对中国人参与外贸管理上放任，按外贸可能有极丰富利润，那么爱发财的中国人参与外贸的程度及规模，随着时间推移，不能排除继续增大的可能性；在以后的几百年中，跟上国际贸易步伐也不是绝对不可能。
　　等到康熙帝所开创的海禁被迫取消后，中国想在海外贸易上再想快速的跟上欧洲的步伐已经难比登天。
　　可见康熙海禁的对后世的恶劣影响远大于朱氏父子。
                              
　　虽说各有各的帐，但从全局看，从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影响看，对近代中国孱弱的因果关系看，清朝皇帝，主要是康熙帝的罪责是不能因为朱元璋和朱棣曾经禁止平民百姓出海而减轻，在海禁的恶劣的长远负作用方面，康熙帝所应负的罪责远高于朱元璋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