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海禁——对近代中华民族的发展最恶劣的影响

　　清朝政府闭关锁国，可以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外国人进入中国有极严格限制；另一方面，则是不允许中国人到外国去，不论是经商或是其它事务，不允许移居国外的中国人和国内建立正常的联系等。我所看到的讨论满清闭关自守的议论以第一方面为多，但从深层次上观察，中国人到海外去，尤其是有文化修养的、或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出海，在商业贸易或其它事务中取得一席之地，去直接了解世界大势，则更为重要。本文主要讨论第二方面。
　　　　　　　　　　　　　　　　　　　
　　康熙帝在对待海外贸易等的态度和政策大体可分三阶段：
　　　　　　　　　　　　　　　　　　　　　　　
一，收复台湾之前
　　在清朝初年，曾进行过极其严厉的海禁。当时，郑成功占有台湾和厦门等地，清政府为了断绝其军需物资、粮食等的供应，实行了严厉的海禁。从河北到广东这么长的海岸线上，沿海三十到五十里范围内的居民都强行迁往内地，海岛上的居民也被迫迁移。不但不许出海贸易，也不许下海捕鱼，甚至连在海边晒盐也不许可，在海边捡点海货，也格杀勿论。
　　以封锁自己来对付敌人是极为愚蠢的政策，这对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对沿海老百姓的生活，都有着极恶劣的影响，是清初对汉族老百姓的生存影响最大的恶政之一。但这只算是一种战时行为。
　　康熙帝在此前所行大体上可看作是顺治时的延续。
　　　　　　　　　　　　　　　　　　　　　　
　　二，收复台湾后到康熙五十六年
　　　　　　　　　　　　　　　　　　　　　　　　
　　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收复了，接着就开放海禁，也允许中国人出海贸易，但是有着极严格的限制。
　　首先是对海船的大小的限制。就在收复台湾，康熙帝允许老百姓进行对外贸易的第二年，清政府议准“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也就是说，出海的不论是渔船，还是商船，都不能用大船。远洋贸易会被这样的限制扼杀，这是不用多说的。对于较近的海外贸易，如去南洋，也只能“小打小闹”，不可能形成规模。反过来，对于外国商人来中国贸易的商船大小却是没有限制的。这种不公平的限制的结果就是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的权益双手奉送给外国商人。
　　另一个是对于出海时所带物资近于有意的刁难，比如，以限制粮食出口为名，每日每人只许带一升米；以限制铁器出口为名，一条船只许带一口铁锅，一人只许带一把斧子等。这样，远洋贸易是绝不可能进行的，就是在出海以后，想根据具体情况临时改变计划也都是很难的；在海上如果遇海匪或歹人，没有武器可以自卫；至于在海上遇到了暴风雨，延误了行程或被迫改变航行路线，都可能会出现断粮这类的严重问题。
　　此外，清政府还规定，出海的商船要预先规定往返的日期。如果到了海外，发现有生意可作，本来是应随机应变，好赚大钱，有了这样的规定，有好生意也不能作，只好按期打道回府。这样的规定对于新贸易航路的开通，更起着致命地扼杀作用。
　　还有对出国年限的规定，也有极恶劣的影响，“出洋贸易人民，三年之内准其回籍，……三年不归，不准再回原籍”。那时到东南亚这样近的地方，也只能一年一往返。如果到更远的地区去贸易，或遇到点天灾人祸之类的特殊情况，很易逾期，成为有家不能归之人。这对于有钱财或有地位的人进行外贸是个严重威胁，一旦因出外时间长了不能回籍，家中财产必然会受很大损失，所以进行外贸只能小本生意，赚了些钱后，或是移居他乡，否则就得歇手不干。
　　还有，中国外贸商人不能在外国设置常驻的贸易机构或人员。自从葡萄牙占据澳门以后，外国商人在中国一直是有常驻人员的。
　　很多规定都显现中外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是外国人强加的，而是英明的康熙大帝加在中国人头上的。在这样政策限制之下，即使是开海禁，允许老百姓出海，中国人所进行的对外贸易也只能处在半死不活地状态。
在国内和平的环境中，经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人口增长也很快，经济作物的生产也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但是，中国人所从事的对外贸易却不可能随着其它经济领域的繁荣而长足发展。外贸的主要利益都供手奉送给外国人了。
　　　　　　　　　　　　　　　　　　　
　　三，康熙帝的海禁令
　　　　　　　　　　　　　　
　　到了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这位被人们称誉不止的“英明大帝”，竟莫明其妙地禁止中国商人到南洋去进行贸易，只允许去日本（当时允许和日本贸易主要原因之一是要从日本买铜，这是铸钱所不可缺的。）虽然雍正及其它皇帝对于海外贸易禁令有所修改，但是，康熙这位圣祖所制定的限制和封禁中国人去海外贸易的原则，在鸦片战争之前，确在贯彻始终，康熙帝对外贸的种种限制依然如故，仍在束缚着对外贸易的发展，继续保持着闭关锁国的格局。
　　在《清圣祖实录．２７０》详细地记载了康熙帝禁止去南洋贸易的过程。康熙五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对大臣们作了与此相关的指示。
　　二十五日讲到吕宋（指菲律宾）、噶喇吧（指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藏匿的盗贼很多。内地老百姓希图获利，往往载米带去，并卖船而回，甚至有人就留在那里。二十六日康熙则对大臣们进行了长篇指示，和禁止去海外贸易有关的内容：海防是今日之要务；造船出洋贸易者有把船悉卖在海外，速宜禁绝；东洋（日本）可以贸易，商船不可去南洋等。并令广东、福建的将军、总督来京，和大臣们共同商议具体实施办法。
　　两月之后，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大臣们和地方大吏按康熙指示制定出了具体办法，得到康熙帝的批准。其主要内容有三：一是不准中国人去南洋，去东洋（主要指日本）照旧，依旧准许外国船来华贸易；二是如将船卖给外国，造船人及卖船人皆斩首；三是不准出海之人留在外国，否则，同去的知情人枷号三月，行文国外，将留下之人追回斩首。
　　有清一代，许多原则制度都是康熙定下来的，后来只是延续而已，虽然由于灾荒等原因，具体海禁措施有所变化，但海禁的总精神是没变的。康熙帝的责任远远超过了后来其他皇帝。
　　　　　　　　　　　　　　　　　　　　　　　　　　
　　闭关锁国的恶果极为严重，其严重后果至少有三：一是切断了中国人对世界了解的渠道，二是妨碍了中国的国力发展，三是妨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闭关锁国以及在康熙末年禁止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切断了中国人民对世界了解的渠道，其结果是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及乎就是零。后来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想了解世界都很困难。
　　据说，当时有位清朝官员认为西洋人的腿不会打弯，建议在和他们打仗时，在地上撒些豆子，他们摔倒就爬不起来了。如果能对外部世界有一点点皮毛的了解，也就不至于有这样愚昧的建议了。至于那些精明的官员，即使想了解外国，局限也极严重。林则徐是中国人中很有见识的人物，在清政府的官员中也是佼佼者。但是，他对欧洲国家及欧洲人的了解也是极差的。
　　他在接受禁烟的任务，担任钦差大臣时，他认为不必惧怕英国人，这在原则上当然没错，但在他所举出的理由上，却有可笑之处，他在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给皇帝的奏折中讲到，英国兵的腿脚缠裹紧密，屈伸都很不方便，到岸上以后，就干不成什么了，这种认识水平，和前面讲的那个官员撒豆子的昏话，也并无原则差别。
　　不能因此而过分责怪林则徐，他曾雇好几个翻译，大量地翻译和英国有关的书籍和英国报纸，可以说是拼命地想了解对手。但是，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几乎是零，林则徐临时抱佛脚是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他自己的无知，也不可能改变我们整个民族的自大愚昧状态。这种无知的根子可归之于康熙的闭关锁国。
　　　　　　　　　　　　　　　
　　严格限制中国人出海从事外贸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极大地妨碍了中国的国力发展，其中包括了经济实力的增长。
　　在明清之际，欧洲和中国的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顺差地位，大力广泛地开展对外贸易，对于中国是十分有利的。如果不把鸦片这种毒品算在内，一直到鸦片战争，在正常的贸易中，中国一直是出超。中国的茶、瓷器、丝织品等都曾是欧洲市场上的紧俏商品，而欧洲人却拿不出多少可以吸引中国人的价廉物美的货物。
　　在十八世纪时世界上最大的单项国际间的贸易是茶叶贸易。英国大量从中国低价收购茶叶，然后在欧洲高价售出，获利极大，几乎是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要占英国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
　　如果允许中国老百姓进行对外贸易，留给他们进行大规模远航贸易的条件，由中国输往欧洲的茶叶、丝绸、陶瓷等大宗出口商品中的高额利润，应该有一部分属于中国商人。这种利益又会反过来促进中国农民种植各种经济作物的积极性，激发手工业生产者去提高水平和扩大规模。这样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极大的好处。妨碍这种贸易就是妨碍中国国力的增强。
　　　　　　　　　　　　　　　　　　
　　限制国人出海贸易的极深远的坏影响是妨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有一些文化层次稍高一点的人士能出海贸易，或因另外的原因出国，对欧洲诸国或欧洲在亚洲的殖民地的了解增多，也可能会从那里吸收和学习其文化中的精华，也包括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尤其是有实用价值的科学技术知识，或至少可得到一些消息，使有心人产生兴趣。这样，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没有能自己独立地产生近代科学技术，但从别人那里学，即使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也可以算是有了点近代科学技术吧。何况，中国人是不笨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吸取了别人知识的基础上，山寨了别人的先进产品，自己再进行改进和创造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情况当然没有发生，重要原因之一应归因于清朝的闭关锁国的始作俑者康熙帝。
　　　　　　　　　　　　　　　　　　　
　　本文太长了。但这个话题还没说完。至少还有两个关键问题：
　　一个是较早还有明太祖和明成祖禁止老百姓出海，他们的罪责和康熙相比如何？
　　另一个是为什么康熙要实行海禁？实际上，其出发点就是对汉族人的防范。
　　这些话题以后再写吧。清朝政府闭关锁国，可以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外国人进入中国有极严格限制；另一方面，则是不允许中国人到外国去，不论是经商或是其它事务，不允许移居国外的中国人和国内建立正常的联系等。我所看到的讨论满清闭关自守的议论以第一方面为多，但从深层次上观察，中国人到海外去，尤其是有文化修养的、或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出海，在商业贸易或其它事务中取得一席之地，去直接了解世界大势，则更为重要。本文主要讨论第二方面。
　　　　　　　　　　　　　　　　　　　
　　康熙帝在对待海外贸易等的态度和政策大体可分三阶段：
　　　　　　　　　　　　　　　　　　　　　　　
一，收复台湾之前
　　在清朝初年，曾进行过极其严厉的海禁。当时，郑成功占有台湾和厦门等地，清政府为了断绝其军需物资、粮食等的供应，实行了严厉的海禁。从河北到广东这么长的海岸线上，沿海三十到五十里范围内的居民都强行迁往内地，海岛上的居民也被迫迁移。不但不许出海贸易，也不许下海捕鱼，甚至连在海边晒盐也不许可，在海边捡点海货，也格杀勿论。
　　以封锁自己来对付敌人是极为愚蠢的政策，这对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对沿海老百姓的生活，都有着极恶劣的影响，是清初对汉族老百姓的生存影响最大的恶政之一。但这只算是一种战时行为。
　　康熙帝在此前所行大体上可看作是顺治时的延续。
　　　　　　　　　　　　　　　　　　　　　　
　　二，收复台湾后到康熙五十六年
　　　　　　　　　　　　　　　　　　　　　　　　
　　到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收复了，接着就开放海禁，也允许中国人出海贸易，但是有着极严格的限制。
　　首先是对海船的大小的限制。就在收复台湾，康熙帝允许老百姓进行对外贸易的第二年，清政府议准“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也就是说，出海的不论是渔船，还是商船，都不能用大船。远洋贸易会被这样的限制扼杀，这是不用多说的。对于较近的海外贸易，如去南洋，也只能“小打小闹”，不可能形成规模。反过来，对于外国商人来中国贸易的商船大小却是没有限制的。这种不公平的限制的结果就是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的权益双手奉送给外国商人。
　　另一个是对于出海时所带物资近于有意的刁难，比如，以限制粮食出口为名，每日每人只许带一升米；以限制铁器出口为名，一条船只许带一口铁锅，一人只许带一把斧子等。这样，远洋贸易是绝不可能进行的，就是在出海以后，想根据具体情况临时改变计划也都是很难的；在海上如果遇海匪或歹人，没有武器可以自卫；至于在海上遇到了暴风雨，延误了行程或被迫改变航行路线，都可能会出现断粮这类的严重问题。
　　此外，清政府还规定，出海的商船要预先规定往返的日期。如果到了海外，发现有生意可作，本来是应随机应变，好赚大钱，有了这样的规定，有好生意也不能作，只好按期打道回府。这样的规定对于新贸易航路的开通，更起着致命地扼杀作用。
　　还有对出国年限的规定，也有极恶劣的影响，“出洋贸易人民，三年之内准其回籍，……三年不归，不准再回原籍”。那时到东南亚这样近的地方，也只能一年一往返。如果到更远的地区去贸易，或遇到点天灾人祸之类的特殊情况，很易逾期，成为有家不能归之人。这对于有钱财或有地位的人进行外贸是个严重威胁，一旦因出外时间长了不能回籍，家中财产必然会受很大损失，所以进行外贸只能小本生意，赚了些钱后，或是移居他乡，否则就得歇手不干。
　　还有，中国外贸商人不能在外国设置常驻的贸易机构或人员。自从葡萄牙占据澳门以后，外国商人在中国一直是有常驻人员的。
　　很多规定都显现中外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是外国人强加的，而是英明的康熙大帝加在中国人头上的。在这样政策限制之下，即使是开海禁，允许老百姓出海，中国人所进行的对外贸易也只能处在半死不活地状态。
在国内和平的环境中，经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人口增长也很快，经济作物的生产也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但是，中国人所从事的对外贸易却不可能随着其它经济领域的繁荣而长足发展。外贸的主要利益都供手奉送给外国人了。
　　　　　　　　　　　　　　　　　　　
　　三，康熙帝的海禁令
　　　　　　　　　　　　　　
　　到了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这位被人们称誉不止的“英明大帝”，竟莫明其妙地禁止中国商人到南洋去进行贸易，只允许去日本（当时允许和日本贸易主要原因之一是要从日本买铜，这是铸钱所不可缺的。）虽然雍正及其它皇帝对于海外贸易禁令有所修改，但是，康熙这位圣祖所制定的限制和封禁中国人去海外贸易的原则，在鸦片战争之前，确在贯彻始终，康熙帝对外贸的种种限制依然如故，仍在束缚着对外贸易的发展，继续保持着闭关锁国的格局。
　　在《清圣祖实录．２７０》详细地记载了康熙帝禁止去南洋贸易的过程。康熙五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对大臣们作了与此相关的指示。
　　二十五日讲到吕宋（指菲律宾）、噶喇吧（指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藏匿的盗贼很多。内地老百姓希图获利，往往载米带去，并卖船而回，甚至有人就留在那里。二十六日康熙则对大臣们进行了长篇指示，和禁止去海外贸易有关的内容：海防是今日之要务；造船出洋贸易者有把船悉卖在海外，速宜禁绝；东洋（日本）可以贸易，商船不可去南洋等。并令广东、福建的将军、总督来京，和大臣们共同商议具体实施办法。
　　两月之后，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大臣们和地方大吏按康熙指示制定出了具体办法，得到康熙帝的批准。其主要内容有三：一是不准中国人去南洋，去东洋（主要指日本）照旧，依旧准许外国船来华贸易；二是如将船卖给外国，造船人及卖船人皆斩首；三是不准出海之人留在外国，否则，同去的知情人枷号三月，行文国外，将留下之人追回斩首。
　　有清一代，许多原则制度都是康熙定下来的，后来只是延续而已，虽然由于灾荒等原因，具体海禁措施有所变化，但海禁的总精神是没变的。康熙帝的责任远远超过了后来其他皇帝。
　　　　　　　　　　　　　　　　　　　　　　　　　　
　　闭关锁国的恶果极为严重，其严重后果至少有三：一是切断了中国人对世界了解的渠道，二是妨碍了中国的国力发展，三是妨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闭关锁国以及在康熙末年禁止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切断了中国人民对世界了解的渠道，其结果是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及乎就是零。后来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想了解世界都很困难。
　　据说，当时有位清朝官员认为西洋人的腿不会打弯，建议在和他们打仗时，在地上撒些豆子，他们摔倒就爬不起来了。如果能对外部世界有一点点皮毛的了解，也就不至于有这样愚昧的建议了。至于那些精明的官员，即使想了解外国，局限也极严重。林则徐是中国人中很有见识的人物，在清政府的官员中也是佼佼者。但是，他对欧洲国家及欧洲人的了解也是极差的。
　　他在接受禁烟的任务，担任钦差大臣时，他认为不必惧怕英国人，这在原则上当然没错，但在他所举出的理由上，却有可笑之处，他在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给皇帝的奏折中讲到，英国兵的腿脚缠裹紧密，屈伸都很不方便，到岸上以后，就干不成什么了，这种认识水平，和前面讲的那个官员撒豆子的昏话，也并无原则差别。
　　不能因此而过分责怪林则徐，他曾雇好几个翻译，大量地翻译和英国有关的书籍和英国报纸，可以说是拼命地想了解对手。但是，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使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几乎是零，林则徐临时抱佛脚是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他自己的无知，也不可能改变我们整个民族的自大愚昧状态。这种无知的根子可归之于康熙的闭关锁国。
　　　　　　　　　　　　　　　
　　严格限制中国人出海从事外贸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极大地妨碍了中国的国力发展，其中包括了经济实力的增长。
　　在明清之际，欧洲和中国的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顺差地位，大力广泛地开展对外贸易，对于中国是十分有利的。如果不把鸦片这种毒品算在内，一直到鸦片战争，在正常的贸易中，中国一直是出超。中国的茶、瓷器、丝织品等都曾是欧洲市场上的紧俏商品，而欧洲人却拿不出多少可以吸引中国人的价廉物美的货物。
　　在十八世纪时世界上最大的单项国际间的贸易是茶叶贸易。英国大量从中国低价收购茶叶，然后在欧洲高价售出，获利极大，几乎是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要占英国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
　　如果允许中国老百姓进行对外贸易，留给他们进行大规模远航贸易的条件，由中国输往欧洲的茶叶、丝绸、陶瓷等大宗出口商品中的高额利润，应该有一部分属于中国商人。这种利益又会反过来促进中国农民种植各种经济作物的积极性，激发手工业生产者去提高水平和扩大规模。这样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有极大的好处。妨碍这种贸易就是妨碍中国国力的增强。
　　　　　　　　　　　　　　　　　　
　　限制国人出海贸易的极深远的坏影响是妨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有一些文化层次稍高一点的人士能出海贸易，或因另外的原因出国，对欧洲诸国或欧洲在亚洲的殖民地的了解增多，也可能会从那里吸收和学习其文化中的精华，也包括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尤其是有实用价值的科学技术知识，或至少可得到一些消息，使有心人产生兴趣。这样，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没有能自己独立地产生近代科学技术，但从别人那里学，即使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也可以算是有了点近代科学技术吧。何况，中国人是不笨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吸取了别人知识的基础上，山寨了别人的先进产品，自己再进行改进和创造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情况当然没有发生，重要原因之一应归因于清朝的闭关锁国的始作俑者康熙帝。
　　　　　　　　　　　　　　　　　　　
　　本文太长了。但这个话题还没说完。至少还有两个关键问题：
　　一个是较早还有明太祖和明成祖禁止老百姓出海，他们的罪责和康熙相比如何？
　　另一个是为什么康熙要实行海禁？实际上，其出发点就是对汉族人的防范。
　　这些话题以后再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