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分析得比较客观：国际政治中的“乌克兰悲剧”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3/25/c_126312085.htm
新华网北京3月25日电 25日出版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撰写的题为《国际政治中的“乌克兰悲剧”》的文章。文章说，正在发生的乌克兰危机，可以从地缘政治或者大国政治，较小国家的国际生存空间和较小国家的内部民主化三个层面来观察思考。
     乌克兰正上演着当代国际政治的一幕悲剧。类似的悲剧并非第一次发生，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人们可以把此类悲剧称为“乌克兰悲剧”。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这个悲剧，即地缘政治或者大国政治，较小国家的国际生存空间，较小国家的内部民主化 从地缘政治看，乌克兰的局势首先说明了，到了21世纪的今天，国际政治的本质仍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仍然是大国政治。乌克兰处于西方和俄罗斯两大力量之间，本身没有足够的能力在大国政治中求得自主的生存空间，包围着乌克兰的这两大阵营，也从来没有真正考量过乌克兰的利益；相反，两个阵营随时都可以牺牲乌克兰，以获取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
    主权国家概念的产生已经数百年，人们对此也深信不疑，但对很多中小国家而言，主权仍然是纸面上的，而非实际上的。很少有大国尊重小国的主权，俄罗斯是这样，其他大国也是这样，只是在干预他国的时候，各大国的话语包装不同而已。例如，美国也同样没有主权概念，从来就没有尊重过其他国家的主权，随意制裁、出兵、占领他国领土等等。所有大国的国际行为原则是利益，而非他国主权。
    中小国家很容易成为大国政治的牺牲品。在这个层面，“乌克兰悲剧”给人们的教训是：主导国际政治的仍然是基于“大炮”原则之上的强权政治。人们可以谈论主权、民主、人权等原则，但这些原则在强权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和西方表面上都有漂亮的话语，双方都表现出“高尚的道德”；但实际上，俄罗斯的强硬和西方的软弱，其背后是赤裸裸的实际力量的对比。对中小国家，尤其是处于地缘政治夹缝中的国家，要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是要依靠自己，任何大国都难以依靠。只有自身具有了足够的“大炮”，才可享有主权、民主和人权。
    在第三个层面，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乌克兰悲剧”说明了民主仍然需要屈服于地缘政治。追求民主价值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但民主的发生、生存和发展，从来就离不开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一旦民主化背离了地缘政治原则，悲剧不可避免。乌克兰的民主运动就是一例证。民主化的需求来自内部，但外在的因素无疑促成了乌克兰民主的激进化。在反对党组织的反政府运动期间，欧盟一些政治人物大力推销西方民主，支持乌克兰的激进民主化运动，给反对派造成一种假象，相信欧盟会全力支持乌克兰的民主。但实际上，欧盟已经没有这个能力。被赶走的总统亚努科维奇也并非一定要亲俄，他在任期内也在积极寻求欧盟的帮助，只是因为没有得到欧盟的支持，才转向俄罗斯。民主运动一旦激进化，造成了内部的巨大纷争，就很容易招致外部的干预。中国人的老话“内忧外患”也可适用在这里，内部党争不休，外部势力就会乘虚而入。但一个严酷的事实是，如果一个国家，不论大小，内部出了大问题，要依赖外部力量求生存，就必然变得毫无希望。
    国际政治的悲剧
    在国际政治上，人们一直在讨论大国政治悲剧，说的是大国之间的关系。这个理论认为，国际政治的历史就是大国兴衰的历史，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要挑战现存的大国、现存大国必然恐惧于另一个大国的崛起、一个大国被另外一个大国所取代，战争因此不可避免。（这里所说的大国并非国土的大小，而是实际力量的大小。）不过，国际政治更是中小国家的悲剧历史。历史尽管充满了大国政治悲剧，但处于大国之间的中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更为艰难，大国政治悲剧必然延烧到中小国家，很少有国家能够逃避这种悲剧。乌克兰的处境可以说是较小国家的国际政治悲剧。它表明，如果今天国际秩序发生剧烈变动，很多较小国家就会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困境。
    世界已经经历了几个国际政治大格局，这些大格局由大国决定，较小国家所能做的，就只有向既定的格局调整，否则就会发生生存危机，更不用说是国家的发展了。
    帝国可以说是第一个国际秩序。在帝国产生之前，存在着很多非常地方化的地方共同体，包括部落、诸侯、宗教政权等等。帝国产生之后，这些地方组织纷纷被纳入帝国，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帝国往往是通过武力征服形成的，帝国的形成所带来的生命代价难以估计。当然，在帝国产生之前，地方化的组织之间也经常发生冲突和战争，它们很难独自存在下去。帝国的产生符合国际政治权力运作的一般规律。
    但帝国也带来了正面的因素。例如在帝国之内，往往能够形成较大的市场，促进经济交往；因为有帝国政权的协调，帝国之内各地方共同体尽管仍然处于分散状态，但它们之间的冲突大大减少。如果人们把帝国产生之前的各种地方共同体，看成近代国家之前的“前中小国家”，不难看出，在帝国产生之后，这些“前中小国家”就失去了自主的生存空间。当然，如果帝国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也会出现更大规模的杀戮和牺牲。
    帝国解体之后，人类进入了民族国家时代，在民族国家之上又建立了主权国家。这种现象首先在欧洲发生，欧洲也是近代主权国家的发源地。在主权国家的概念下，不仅每一个民族有权利建立自己的国家，各国都拥有自己的主权独立性，其他国家没有权利来干预内政。民族平等和主权平等成为后帝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原则。从实践层面看，这个原则也往往停留在字面上，很难成为现实。和帝国的形成一样，主权国家的形成也往往是暴力和战争的结果，而且主权国家形成之后也没有减少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在欧洲，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在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
    主权国家同帝国无本质不同
    实际上，建立在主权国家之上的国际秩序，同帝国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帝国把很多地方化的政治体纳入进来，而主权国家之间则盛行结盟政治。帝国和结盟只是量的不同，性质是一样的。结盟政治是导致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大国来说，为了对付另一个大国，需要和其他较小国家结盟；对小国来说，为了求得安全和生存，也必须选择和某一个大国结盟。一旦结盟，联盟本身就成为不安全的主要根源。一旦两个盟主之间发生冲突，其他所有国家都要卷入。
    在美苏冷战期间，国际秩序再次表现为新型的帝国关系。当时，世界一分为二，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以及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较小国家很难有自己的选择，要不加入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要不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这种“加入”往往是被动的。在两大集团内部，较小国家没有力量与集团的首领对抗。当时的苏联镇压了集团内部一些东欧国家的“反叛行为”。西方集团内部要好一些，主要强调国家之间的协调性。不过，“镇压”也好，“协调”也好，只是集团首领行使权力的方式不同罢了。冷战之所以成为冷战，是因为冷战在当时成为了保障世界和平的一种有效手段。苏联负责东方集团内部的稳定，美国负责西方集团内部的稳定，两个集团之间则是武力对峙。当两个集团之间都存在可以足以摧毁对方的能力的时候，谁也不敢发动战争。
    苏联和苏联集团的解体表明冷战的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尽管人们也把后冷战时代称为多极化时代，但不管有多少极，美国当时并没有面临任何挑战者。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美国占据着世界经济的顶端，俨然成为整个世界秩序的领导者。
    但是，今天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解体，而解体的主要原因正是美国本身，而非来自美国所认为的其他原因。冷战结束后，美国没有及时调整战略，尤其是联盟战略。冷战时代美苏关系实际上是两个战略联盟之间的关系。苏联联盟解体之后，西方之外就不再存在有能力挑战美国的战略同盟。这个时候，美国实际上可以调整同盟战略，或者改变冷战时代所形成的联盟性质，或者甚至解散联盟。不过，美国没有这样做。
    美国不仅没有改变和放弃联盟政策，反而强化联盟，使用联盟战略巩固其霸主地位。美国做了两件事：一是利用联盟到处扩张西方势力，尤其是收编苏联帝国解体后所出现的新兴国家。这种大规模的收编，必然对苏联的主体即俄罗斯构成地缘政治上的威胁。为了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俄罗斯一旦有了足够的实力，必然要重新夺回这种地缘政治利益。乌克兰就是明显的例子。二是美国开始寻找新的“敌人”。联盟必须面对“敌人”，没有“敌人”，联盟就很难生存和巩固。顺着这个逻辑，美国开始物色新的‘敌人”。以美国为主导的联盟的存在，也对其他没有联盟的国家构成了威胁。因此，那些受美国联盟影响的国家也会倾向于去组建新的联盟，以对抗美国为主导的联盟。一旦两个对立的联盟形成，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亚太地区现在就面临这种情况。在冷战期间，存在着美日联盟、美韩联盟、美国—澳大利亚联盟等等。美国把中国作为“假想敌”，努力强化这些冷战时代的联盟。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走上联盟的道路，主要是因为中国理性的选择。中国如果学习美国或者苏联，今天的局势会严峻得多。中国选择的是多边主义，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六方会谈等等，这些都是以议题和解决特定问题为主轴，并非针对任何第三国。现在，美国要“重返亚洲”，在强化原来同盟的同时结成新的同盟。一些小国家实际上已经开始选择站边。如果中国也实行结盟政策，就很容易形成对峙局面。一旦这种局势形成，对较小国家来说可能是个灾难，不仅它们的外交会变得非常困难，它们的国内政局也会变得动荡起来。
    德国先哲康德著《永久和平论》，成为经典，是现代“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的“民主和平论”的理论依据。在康德看来，在每一个国家都成为民主共和之后，世界就会变得和平。但现实并非这样。首先，要所有国家都成为民主共和，或许是一种不可能的使命。其次，走向民主共和的过程也是暴力和战争丛生的过程。其三，即使所有的国家都变成民主共和，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否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呢？人类的本性是否会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化而变化？这些问题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看来，人类追求国际和平的旅途仍然漫长。对较小国家来说，如何避免像乌克兰那样的国际政治悲剧，仍然是最严峻的挑战。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3/25/c_126312085.htm
新华网北京3月25日电 25日出版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撰写的题为《国际政治中的“乌克兰悲剧”》的文章。文章说，正在发生的乌克兰危机，可以从地缘政治或者大国政治，较小国家的国际生存空间和较小国家的内部民主化三个层面来观察思考。
     乌克兰正上演着当代国际政治的一幕悲剧。类似的悲剧并非第一次发生，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人们可以把此类悲剧称为“乌克兰悲剧”。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这个悲剧，即地缘政治或者大国政治，较小国家的国际生存空间，较小国家的内部民主化 从地缘政治看，乌克兰的局势首先说明了，到了21世纪的今天，国际政治的本质仍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仍然是大国政治。乌克兰处于西方和俄罗斯两大力量之间，本身没有足够的能力在大国政治中求得自主的生存空间，包围着乌克兰的这两大阵营，也从来没有真正考量过乌克兰的利益；相反，两个阵营随时都可以牺牲乌克兰，以获取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
    主权国家概念的产生已经数百年，人们对此也深信不疑，但对很多中小国家而言，主权仍然是纸面上的，而非实际上的。很少有大国尊重小国的主权，俄罗斯是这样，其他大国也是这样，只是在干预他国的时候，各大国的话语包装不同而已。例如，美国也同样没有主权概念，从来就没有尊重过其他国家的主权，随意制裁、出兵、占领他国领土等等。所有大国的国际行为原则是利益，而非他国主权。
    中小国家很容易成为大国政治的牺牲品。在这个层面，“乌克兰悲剧”给人们的教训是：主导国际政治的仍然是基于“大炮”原则之上的强权政治。人们可以谈论主权、民主、人权等原则，但这些原则在强权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在乌克兰问题上，俄罗斯和西方表面上都有漂亮的话语，双方都表现出“高尚的道德”；但实际上，俄罗斯的强硬和西方的软弱，其背后是赤裸裸的实际力量的对比。对中小国家，尤其是处于地缘政治夹缝中的国家，要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是要依靠自己，任何大国都难以依靠。只有自身具有了足够的“大炮”，才可享有主权、民主和人权。
    在第三个层面，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乌克兰悲剧”说明了民主仍然需要屈服于地缘政治。追求民主价值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但民主的发生、生存和发展，从来就离不开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一旦民主化背离了地缘政治原则，悲剧不可避免。乌克兰的民主运动就是一例证。民主化的需求来自内部，但外在的因素无疑促成了乌克兰民主的激进化。在反对党组织的反政府运动期间，欧盟一些政治人物大力推销西方民主，支持乌克兰的激进民主化运动，给反对派造成一种假象，相信欧盟会全力支持乌克兰的民主。但实际上，欧盟已经没有这个能力。被赶走的总统亚努科维奇也并非一定要亲俄，他在任期内也在积极寻求欧盟的帮助，只是因为没有得到欧盟的支持，才转向俄罗斯。民主运动一旦激进化，造成了内部的巨大纷争，就很容易招致外部的干预。中国人的老话“内忧外患”也可适用在这里，内部党争不休，外部势力就会乘虚而入。但一个严酷的事实是，如果一个国家，不论大小，内部出了大问题，要依赖外部力量求生存，就必然变得毫无希望。
    国际政治的悲剧
    在国际政治上，人们一直在讨论大国政治悲剧，说的是大国之间的关系。这个理论认为，国际政治的历史就是大国兴衰的历史，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要挑战现存的大国、现存大国必然恐惧于另一个大国的崛起、一个大国被另外一个大国所取代，战争因此不可避免。（这里所说的大国并非国土的大小，而是实际力量的大小。）不过，国际政治更是中小国家的悲剧历史。历史尽管充满了大国政治悲剧，但处于大国之间的中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更为艰难，大国政治悲剧必然延烧到中小国家，很少有国家能够逃避这种悲剧。乌克兰的处境可以说是较小国家的国际政治悲剧。它表明，如果今天国际秩序发生剧烈变动，很多较小国家就会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困境。
    世界已经经历了几个国际政治大格局，这些大格局由大国决定，较小国家所能做的，就只有向既定的格局调整，否则就会发生生存危机，更不用说是国家的发展了。
    帝国可以说是第一个国际秩序。在帝国产生之前，存在着很多非常地方化的地方共同体，包括部落、诸侯、宗教政权等等。帝国产生之后，这些地方组织纷纷被纳入帝国，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帝国往往是通过武力征服形成的，帝国的形成所带来的生命代价难以估计。当然，在帝国产生之前，地方化的组织之间也经常发生冲突和战争，它们很难独自存在下去。帝国的产生符合国际政治权力运作的一般规律。
    但帝国也带来了正面的因素。例如在帝国之内，往往能够形成较大的市场，促进经济交往；因为有帝国政权的协调，帝国之内各地方共同体尽管仍然处于分散状态，但它们之间的冲突大大减少。如果人们把帝国产生之前的各种地方共同体，看成近代国家之前的“前中小国家”，不难看出，在帝国产生之后，这些“前中小国家”就失去了自主的生存空间。当然，如果帝国之间发生冲突和战争，也会出现更大规模的杀戮和牺牲。
    帝国解体之后，人类进入了民族国家时代，在民族国家之上又建立了主权国家。这种现象首先在欧洲发生，欧洲也是近代主权国家的发源地。在主权国家的概念下，不仅每一个民族有权利建立自己的国家，各国都拥有自己的主权独立性，其他国家没有权利来干预内政。民族平等和主权平等成为后帝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原则。从实践层面看，这个原则也往往停留在字面上，很难成为现实。和帝国的形成一样，主权国家的形成也往往是暴力和战争的结果，而且主权国家形成之后也没有减少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在欧洲，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在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
    主权国家同帝国无本质不同
    实际上，建立在主权国家之上的国际秩序，同帝国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帝国把很多地方化的政治体纳入进来，而主权国家之间则盛行结盟政治。帝国和结盟只是量的不同，性质是一样的。结盟政治是导致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大国来说，为了对付另一个大国，需要和其他较小国家结盟；对小国来说，为了求得安全和生存，也必须选择和某一个大国结盟。一旦结盟，联盟本身就成为不安全的主要根源。一旦两个盟主之间发生冲突，其他所有国家都要卷入。
    在美苏冷战期间，国际秩序再次表现为新型的帝国关系。当时，世界一分为二，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以及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较小国家很难有自己的选择，要不加入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要不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这种“加入”往往是被动的。在两大集团内部，较小国家没有力量与集团的首领对抗。当时的苏联镇压了集团内部一些东欧国家的“反叛行为”。西方集团内部要好一些，主要强调国家之间的协调性。不过，“镇压”也好，“协调”也好，只是集团首领行使权力的方式不同罢了。冷战之所以成为冷战，是因为冷战在当时成为了保障世界和平的一种有效手段。苏联负责东方集团内部的稳定，美国负责西方集团内部的稳定，两个集团之间则是武力对峙。当两个集团之间都存在可以足以摧毁对方的能力的时候，谁也不敢发动战争。
    苏联和苏联集团的解体表明冷战的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尽管人们也把后冷战时代称为多极化时代，但不管有多少极，美国当时并没有面临任何挑战者。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美国占据着世界经济的顶端，俨然成为整个世界秩序的领导者。
    但是，今天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解体，而解体的主要原因正是美国本身，而非来自美国所认为的其他原因。冷战结束后，美国没有及时调整战略，尤其是联盟战略。冷战时代美苏关系实际上是两个战略联盟之间的关系。苏联联盟解体之后，西方之外就不再存在有能力挑战美国的战略同盟。这个时候，美国实际上可以调整同盟战略，或者改变冷战时代所形成的联盟性质，或者甚至解散联盟。不过，美国没有这样做。
    美国不仅没有改变和放弃联盟政策，反而强化联盟，使用联盟战略巩固其霸主地位。美国做了两件事：一是利用联盟到处扩张西方势力，尤其是收编苏联帝国解体后所出现的新兴国家。这种大规模的收编，必然对苏联的主体即俄罗斯构成地缘政治上的威胁。为了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俄罗斯一旦有了足够的实力，必然要重新夺回这种地缘政治利益。乌克兰就是明显的例子。二是美国开始寻找新的“敌人”。联盟必须面对“敌人”，没有“敌人”，联盟就很难生存和巩固。顺着这个逻辑，美国开始物色新的‘敌人”。以美国为主导的联盟的存在，也对其他没有联盟的国家构成了威胁。因此，那些受美国联盟影响的国家也会倾向于去组建新的联盟，以对抗美国为主导的联盟。一旦两个对立的联盟形成，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亚太地区现在就面临这种情况。在冷战期间，存在着美日联盟、美韩联盟、美国—澳大利亚联盟等等。美国把中国作为“假想敌”，努力强化这些冷战时代的联盟。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走上联盟的道路，主要是因为中国理性的选择。中国如果学习美国或者苏联，今天的局势会严峻得多。中国选择的是多边主义，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六方会谈等等，这些都是以议题和解决特定问题为主轴，并非针对任何第三国。现在，美国要“重返亚洲”，在强化原来同盟的同时结成新的同盟。一些小国家实际上已经开始选择站边。如果中国也实行结盟政策，就很容易形成对峙局面。一旦这种局势形成，对较小国家来说可能是个灾难，不仅它们的外交会变得非常困难，它们的国内政局也会变得动荡起来。
    德国先哲康德著《永久和平论》，成为经典，是现代“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的“民主和平论”的理论依据。在康德看来，在每一个国家都成为民主共和之后，世界就会变得和平。但现实并非这样。首先，要所有国家都成为民主共和，或许是一种不可能的使命。其次，走向民主共和的过程也是暴力和战争丛生的过程。其三，即使所有的国家都变成民主共和，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否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呢？人类的本性是否会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化而变化？这些问题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看来，人类追求国际和平的旅途仍然漫长。对较小国家来说，如何避免像乌克兰那样的国际政治悲剧，仍然是最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