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共革命走向胜利的最大贡献

本文摘自《百年潮》2012年第五期，作者：杨奎松  原题为：《我看毛泽东的成功之道》

我想毛泽东成功之道，简单地讲，还是那两个字：“务实”。过去为什么总是失败?其实也是同一个问题，就是许多时间缺乏这种务实的态度。因为有那么一个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在那里管着，有那么一个革命榜样在那里树着，结果只能一切从理论、从经验出发。如果说毛泽东对中共革命有什么重要的理论贡献，那就是由此而形成的他再三再四讲的那个“从实际出发”的观点，那个“实事求是”的观点。

所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从实际出发”的观点，都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他的这种务实的态度。什么叫务实?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要利字当头，一切从实际利益出发。当然，这里讲的利，不是个人之利，而是中共之利，或叫革命之利。换言之，就是不能从本本出发，不能从俄国人的经验或需要出发，甚至不能简单地从国家或民族的所谓原则或情感出发，一切都要从中共的实际利益，要从革命的根本利益来考量。有利则做，不利则不做。

对此，毛泽东称之为“革命的功利主义”。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得很清楚：共产党人“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可以说是毛泽东最不同于中共其他领导人，也是他所以能够把中共从弱到强引向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了。

从毛泽东的这一特性或认识问题的独特出发点来考察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后来中共所总结的所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经验创造，即“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就反映出早年毛泽东这方面的思想观念之灵活，显示出他不同于当时众多共产党人之处。很显然，其他许多按照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部署的暴动大都惨败，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盲目按照上级计划去攻打长沙，而是当机立断，把部队保存下来，拉上井冈山，创立根据地，正是他这种实事求是的功利主义思想使然。

同样的，在中共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极端危险的组织分裂。第一次发生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和反对六届四中全会的党的工会和群工负责干部之间矛盾全面爆发。但当时还是在有共产国际直接指导的时候，共产国际支持了中共中央，因此分裂者被开除出党。虽损失了大批地方工会和群众组织，因为整个的工作重心随后已转向了农村，对中共后来的发展并未产生特别重大的影响。

第二次分裂则不同，因为它是发生在1935年夏秋，即是发生在红军长征期间。当时中共中央率领的第一方面军和张国焘指挥的第四方面军会师不久，两方面在南下还是北上等方针问题上发生争执。中共中央不仅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得不到支持，而且自身刚刚遭受了惨重的失败，它所指挥的一方面军人枪还不及四方面军的三分之一，处于绝对劣势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委曲求全，放弃它所坚持的北上方针；要么与四方面军分道扬镳，各走各的。委曲求全，势必一步步受张挟持，失去其应有地位，且前途难测；分道扬镳，则必定要造成红军和党的分裂，甚至可能引发红军打红军的战争。

当时张闻天明显地不知如何是好，特别是两支红军还实行了混编，朱德作为总司令带一方面军军委纵队及第五、第三十二军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主力在左路军中，中共中央率一方面军一、三军团与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合编为右路军一同行动。如此要想各走各的，不仅要冒与右路军中四方面军冲突的危险，尤其是必须要舍弃朱德、刘伯承及其所率领的其他一方面军部队。从来受着要做“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教育的张闻天，显然下不了这种决心。在当时中共党内，唯一能作出这种决断的，也只有毛泽东。后来张闻天等人都承认，如果不是毛泽东详陈利害说服了大家，用“非布尔什维克”的辦法毅然决然乘夜秘密率部脱离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一气跑出100多里，最后单独北上，否则中共中央的命运将不堪设想。

再举一个例子，共产党真正发展成为足以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力量，是在八年抗战期间。毛泽东最终让全党信服并被推举成拥有最后决定权，也是因为他的策略方针被证实是最成功、最有效和最正确的。所以说是经过了实践的证明，是因为抗战之初毛泽东还不具有这样的威望和权威，党的领导人中多数人对毛的策略和主张还颇疑问。

我们过去经常听说的抗战初期毛泽东与王明的路线之争，也恰恰反映了这种情况。为什么会有一个“王明路线”?或者说为什么后来会把王明与毛泽东之间的意见分歧讲成是“路线斗争”，就是因为当年王明的一些主张曾经得到了党内相当多数领导人的赞同与支持。事实上，这个与毛泽东分歧的所谓“路线”，并不是王明发明创造的。王明回国是1937年11月底，早在3个月前，即8月下旬的时候，中共党内就已经围绕着抗日高于一切，还是党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从当时举行的洛川会议的讨论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及其支持者是少数，而大多数与会者并不赞同毛的意见。毛泽东虽然勉强说服与会者部分他关于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主张，3个月后，当王明回来，带回莫斯科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政策规定之后，党的绝大多数领导人自然又转回到他们原来的主张上去了。

但是仅仅两年之后，国共关系以及抗日战争的现实就让几乎所有党的领导人意识到了毛泽东高人一筹的预见力。当共产党按照毛泽东的主张，把主要力量放到开创敌后根据地和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方面来之后，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就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巨大效果，不仅成为敌后抗战主力，而且具备了战后与国民党一争高下的实力。

当然，毛泽东的主张和辦法也并不都是成功的，这种情况我在书里面也讲到了。很多时候他极具个性的判断，不仅会受到信息不灵、经验不足的局限，也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毛泽东到底还是共产党人，他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和斯大林等共产党人一样，用的还是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认识工具与方法，因而也就不免会有脱离实际和过于机械的地方。比如，毛用阶级斗争的方法看对手的时候，就往往会把很多人简单地看成是黑白两种颜色，而不会相信他们中其实色彩是非常复杂丰富的。

我讲过一段话，毛实际上是中共领导人里面唯一的一个能够穿着意识形态的“紧身衣”跳舞的人，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敢于“利”字当头，量力而行，灵活运用策略的领导人。他把利益看得比意识形态甚至还要重，但是，他的“紧身衣”其实是脱不掉的，他并不会用另一套方法来看世界，解决问题，他还是用共产党的那套意识形态来看所有的问题，判断事物。问题在于用这套工具和方法来看事物，是很容易发生机械和僵化的毛病的，因此有时候很容易判断失误，很容易发生错判。

毛的好处是利字当头，一切以中共和革命的利益为最大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当他一旦发现这个判断、这个决策有问题，可能导致自身的利益受损，他也马上就会出来纠正，马上就会改变。所以说他当年是一个政治灵活性极高的领导人。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08/27249450_0.shtml本文摘自《百年潮》2012年第五期，作者：杨奎松  原题为：《我看毛泽东的成功之道》

我想毛泽东成功之道，简单地讲，还是那两个字：“务实”。过去为什么总是失败?其实也是同一个问题，就是许多时间缺乏这种务实的态度。因为有那么一个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在那里管着，有那么一个革命榜样在那里树着，结果只能一切从理论、从经验出发。如果说毛泽东对中共革命有什么重要的理论贡献，那就是由此而形成的他再三再四讲的那个“从实际出发”的观点，那个“实事求是”的观点。

所谓“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从实际出发”的观点，都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他的这种务实的态度。什么叫务实?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要利字当头，一切从实际利益出发。当然，这里讲的利，不是个人之利，而是中共之利，或叫革命之利。换言之，就是不能从本本出发，不能从俄国人的经验或需要出发，甚至不能简单地从国家或民族的所谓原则或情感出发，一切都要从中共的实际利益，要从革命的根本利益来考量。有利则做，不利则不做。

对此，毛泽东称之为“革命的功利主义”。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得很清楚：共产党人“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我们(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可以说是毛泽东最不同于中共其他领导人，也是他所以能够把中共从弱到强引向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了。

从毛泽东的这一特性或认识问题的独特出发点来考察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后来中共所总结的所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经验创造，即“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就反映出早年毛泽东这方面的思想观念之灵活，显示出他不同于当时众多共产党人之处。很显然，其他许多按照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部署的暴动大都惨败，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盲目按照上级计划去攻打长沙，而是当机立断，把部队保存下来，拉上井冈山，创立根据地，正是他这种实事求是的功利主义思想使然。

同样的，在中共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极端危险的组织分裂。第一次发生在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和反对六届四中全会的党的工会和群工负责干部之间矛盾全面爆发。但当时还是在有共产国际直接指导的时候，共产国际支持了中共中央，因此分裂者被开除出党。虽损失了大批地方工会和群众组织，因为整个的工作重心随后已转向了农村，对中共后来的发展并未产生特别重大的影响。

第二次分裂则不同，因为它是发生在1935年夏秋，即是发生在红军长征期间。当时中共中央率领的第一方面军和张国焘指挥的第四方面军会师不久，两方面在南下还是北上等方针问题上发生争执。中共中央不仅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得不到支持，而且自身刚刚遭受了惨重的失败，它所指挥的一方面军人枪还不及四方面军的三分之一，处于绝对劣势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委曲求全，放弃它所坚持的北上方针；要么与四方面军分道扬镳，各走各的。委曲求全，势必一步步受张挟持，失去其应有地位，且前途难测；分道扬镳，则必定要造成红军和党的分裂，甚至可能引发红军打红军的战争。

当时张闻天明显地不知如何是好，特别是两支红军还实行了混编，朱德作为总司令带一方面军军委纵队及第五、第三十二军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主力在左路军中，中共中央率一方面军一、三军团与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合编为右路军一同行动。如此要想各走各的，不仅要冒与右路军中四方面军冲突的危险，尤其是必须要舍弃朱德、刘伯承及其所率领的其他一方面军部队。从来受着要做“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教育的张闻天，显然下不了这种决心。在当时中共党内，唯一能作出这种决断的，也只有毛泽东。后来张闻天等人都承认，如果不是毛泽东详陈利害说服了大家，用“非布尔什维克”的辦法毅然决然乘夜秘密率部脱离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一气跑出100多里，最后单独北上，否则中共中央的命运将不堪设想。

再举一个例子，共产党真正发展成为足以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力量，是在八年抗战期间。毛泽东最终让全党信服并被推举成拥有最后决定权，也是因为他的策略方针被证实是最成功、最有效和最正确的。所以说是经过了实践的证明，是因为抗战之初毛泽东还不具有这样的威望和权威，党的领导人中多数人对毛的策略和主张还颇疑问。

我们过去经常听说的抗战初期毛泽东与王明的路线之争，也恰恰反映了这种情况。为什么会有一个“王明路线”?或者说为什么后来会把王明与毛泽东之间的意见分歧讲成是“路线斗争”，就是因为当年王明的一些主张曾经得到了党内相当多数领导人的赞同与支持。事实上，这个与毛泽东分歧的所谓“路线”，并不是王明发明创造的。王明回国是1937年11月底，早在3个月前，即8月下旬的时候，中共党内就已经围绕着抗日高于一切，还是党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从当时举行的洛川会议的讨论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及其支持者是少数，而大多数与会者并不赞同毛的意见。毛泽东虽然勉强说服与会者部分他关于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主张，3个月后，当王明回来，带回莫斯科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政策规定之后，党的绝大多数领导人自然又转回到他们原来的主张上去了。

但是仅仅两年之后，国共关系以及抗日战争的现实就让几乎所有党的领导人意识到了毛泽东高人一筹的预见力。当共产党按照毛泽东的主张，把主要力量放到开创敌后根据地和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方面来之后，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就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巨大效果，不仅成为敌后抗战主力，而且具备了战后与国民党一争高下的实力。

当然，毛泽东的主张和辦法也并不都是成功的，这种情况我在书里面也讲到了。很多时候他极具个性的判断，不仅会受到信息不灵、经验不足的局限，也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毛泽东到底还是共产党人，他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和斯大林等共产党人一样，用的还是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认识工具与方法，因而也就不免会有脱离实际和过于机械的地方。比如，毛用阶级斗争的方法看对手的时候，就往往会把很多人简单地看成是黑白两种颜色，而不会相信他们中其实色彩是非常复杂丰富的。

我讲过一段话，毛实际上是中共领导人里面唯一的一个能够穿着意识形态的“紧身衣”跳舞的人，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敢于“利”字当头，量力而行，灵活运用策略的领导人。他把利益看得比意识形态甚至还要重，但是，他的“紧身衣”其实是脱不掉的，他并不会用另一套方法来看世界，解决问题，他还是用共产党的那套意识形态来看所有的问题，判断事物。问题在于用这套工具和方法来看事物，是很容易发生机械和僵化的毛病的，因此有时候很容易判断失误，很容易发生错判。

毛的好处是利字当头，一切以中共和革命的利益为最大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当他一旦发现这个判断、这个决策有问题，可能导致自身的利益受损，他也马上就会出来纠正，马上就会改变。所以说他当年是一个政治灵活性极高的领导人。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 ... 08/27249450_0.shtml